科学随想·传红专栏（84）

 

    在基因组这部伟大的“人之书”里，有一部分是最灰暗的关于我们自身命运的描述——

 

纯粹的宿命论？

 

    发端于遥远的过去，并无情地向未来延续，受害者的家庭被笼罩在一张似乎无法攻破的网里，过着一种七上八下的连载小说式的生活——这说的是一种目前尚无有效疗法的“最邪恶的疾病”，然而，它却有着一个不失“文雅”、不免令人浮想的名字：亨廷顿舞蹈病（Huntington's chorea）。这种古老的遗传性脑病的发病机理，近日才被初步揭开。

   

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美国和挪威科学家合作研究发现，细胞在进行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修复过程中出错，可能是触发亨廷顿舞蹈病的主要原因，即ＤＮＡ及其正常的修复功能受到破坏实际上触发了该病。研究人员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帮助找到亨廷顿舞蹈病的疗法。

   

这种由于单个基因突变所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在英国和美国的发病率约为新生儿的1/5000。当下仅美国就有约３万人饱受亨廷顿舞蹈病困扰，其症状表现为舞蹈性运动以及认知和行为障碍，患者最终变得不能说话、走路、吞咽，直至死亡。

   

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完全显性的人类遗传病，其化学本质和基因改变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它可能早已有之，但直到1872年才被一个名叫乔治·亨廷顿的美国医生首次在报纸上描述。亨廷顿注意到，这种病似乎是在家族里传播的。他称其为舞蹈病，是因为患者的行为动作像是在跳舞，舞蹈病（chorea）即来自舞蹈表演（choreography）的词根。

   

亨廷顿之后的研究发现，他在纽约长岛观察到的那几个病例，是发源自新英格兰的一个大家族的一部分。在这个家族12代的历史里，可以找到1000多个病人。所有这些病人都是两个兄弟的后代，而这两个人是1630年从英国东部的萨福克郡移民来的。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的后代中，有好几个妇女曾在1692年因被指控为巫婆而烧死在萨勒姆的火刑柱上。这或许是因为她们得病的症状——狂暴的情绪和舞动的肢体——被看成是魔鬼附身的缘故。现代的悲剧则是，许多亨廷顿舞蹈病患者在病症呈现时，往往被误认为醉酒或发疯而丢掉了工作。

 

更为可悲也更令人同情的是，作为遗传的一个极端，亨廷顿舞蹈病体现了一种纯粹的宿命论。它的发生、发展走的是既定“程序”，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患者的命运早已在他们自己的基因里铸就，任凭你怎么讲究饮食、注重锻炼、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拥有乐观向上的心态，都无济于事无可奈何——病魔缠身的那一天或迟或早总会降临。

 

于是，你难免就会落入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地：一会儿确信自己有50%的可能性携带亨廷顿舞蹈病基因，早晚会发病，呜呼哀哉；一会儿又想望自己可能分属不携带亨廷顿舞蹈病基因的那50%，无须为小命忧心……由此就永远摇摆在这种不确定的状况下煎熬，经历着揪心的慢性死亡。

 

    这情形，不禁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里盲人预言家特瑞西阿斯的困境。这位老兄在眼睛贼亮时无意中瞧见雅典娜洗澡，羞愧的女神一怒之下弄瞎了他的双眼。事后知道真相雅典娜不免后悔惩罚过狠，但由于其法力有限无以使特瑞西阿斯复明，便赋予了他预言未来的能力。然而，这对特瑞西阿斯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因为他纵然可以看到未来，却无法改变未来，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命运。由是他对俄狄浦斯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具有智慧，却不能从这智慧获益，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悲哀了。”

 

还有一个关于美国一名职业网球选手的故事。时年37岁的他因父亲死于亨廷顿舞蹈病，心里便惶恐不安。尽管他本人从未做过检测，但却像自己有亨廷顿舞蹈病基因一样生活着。他称自己的生活座右铭是“吃、喝、寻欢作乐，因为我明天就会死去。”在及时行乐的思想主导下，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并且经常负债累累。在21岁那年，他结扎了输精管，由此放肆地结交了许多女朋友，可跟谁也不来真的。

 

后来，他迷恋一个姑娘，坠入了爱河，并在经过两年的内心斗争后，去做了亨廷顿舞蹈病的DNA检测。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根本没有从父亲那儿遗传那个想像中的“突变”！在感叹自己的生活被毁了之后，他决定重新开始：“我必须结婚，必须修复输精管，要停止玩空中滑翔，要礼貌地对待自己的老板。”

 

事实上，第一项针对亨廷顿舞蹈病的DNA检测技术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由于发现了该病的遗传标记物（位于4号染色体的短臂端部），某些家族的连锁检测便走进了现实。1993年，该病的基因被确定，又使直接检测成为可能。

 

不过，对于这种目前尚不可治愈的疾病，大多数潜在的患者着实不敢去设想或面对他们未来的命运。他们的念头很简单，多少也有点儿悲情：与其为了预见并“规划”自己的生活而去了解真相，还不如保持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性，这样实际上也就保持了希望，还可以避免在就业、婚恋以及健康保险等许多方面可能会遭受的“遗传歧视”；再说，如果得不到有意义的治疗或治愈，做这样的基因检测和筛查试验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其他疾病，如遗传性乳腺癌，由于已具备降低危险性的有效策略，患者对于遗传检测的积极性也就比较高。）

 

在我考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关基因研究的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一种可以修复广泛的致残基因缺陷的药片可能在3年内问世，有望使数千种疾病的治疗发生变化；一种已在动物实验中获得成功的新基因疗法，有可能让盲人重见光明……我们有理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寄予厚望：总有一天能够做到根据基因异常的性质预测每个潜在患者的发病年龄，甚至找到治愈亨廷顿舞蹈病的办法，从而改写亨廷顿舞蹈病的宿命论，让健康真正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载2007-5-13《科技日报》，此为未删节稿）

 

 

题外话

 

因报纸对专栏文章篇幅有限制，且在下笔头功夫尚不到家，故诌成的文字总有词不达意、言犹未尽之憾。由是，于见报之余再唠叨些许成文背景，或延伸扯几句，曰“题外话”。

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正或提供专栏文章题材线索，我的联系方式是：asimov19790319@yahoo.com.cn。

此文在我的博客中配有相关图片，请见大旗网（感谢马晓霖前总裁的关照和支持）：http://blog.daqi.com/yinchuanhong。

另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网站（感谢江晓原先生与吴慧女士的关照和支持）： shc2000.sjtu.edu.cn/index.html

 

大约4年前的一天，在街上碰到一位老朋友，简直不敢相认。她原本美丽的脸庞略显浮肿，长出些许小豆，眼圈也发黑，像是刚刚哭过，头发也乱糟糟的。一问，果然遇到了不幸：父亲刚从美国的工作岗位退休回国，便被诊断出了肺癌，而且是晚期！

 

“我爸爸才刚过60岁呀！”朋友说着说着就要哭了，“他生活很有规律的，不吸烟不喝酒，每天都去散步，还说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了，退休回来后要好好游一游祖国的大好河山，谁想到会是这样呢？”

 

记得当时我安慰她说：人生有些事情，在大的方向上恐怕注定是要发生的。生老病死之类，往往有多种因素牵扯其中，且包裹着许多我们看不清楚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去顺应，以平常心处置才好。

 

我还提到，2000年春我同样也是在这条路上，碰到她和她丈夫（也是我熟悉的朋友）。因他们问起，我只好据实相告：我刚办了离婚手续。他俩起先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待我再次回答才真正地大吃一惊：“真的？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我们就这么聊了下去，感觉她好受了一点才离去。此后几个月，他父亲很快就进入昏迷状态，没能躲过死神的纠缠。这位职业女性（她在一家非常著名的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担任要职）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消沉时期后又恢复了美丽和活力。去年一期《周末画报》，曾登出一整版她的靓丽彩照，标题叫“白领”啥的，豪华而又精美，我太太先看到了，直呼“哇噻”。

 

3年前，在她刚怀上孩子的时候，我去她绿波漫板的新居参观；2年前，我又在“大宅门”饭庄参加了她女儿的“百天”盛典；不到1年前，我给她去电话，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了：她竟然也离婚了！我们一伙人——10年前跟着她一块出去周游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团员”（她是团长）都大跌眼镜：好一对“金童玉女”呀！

 

刚才我又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写下的上面这些东西，引发了她的一些感慨。她说，多经历一些事情，多一些感受和思考，挺好的。知道她现在过得不错，也很为她高兴。

 

这篇题外话扯得太远了。其实我想表达的，简单说就是：接受“宿命”、直面“变化”，方有坦然生活、坦荡人生。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大约两年前我母亲在电话里跟我说的一句话，前因后果不清楚了，只记得她大概说的是：“我们做父母的，幸而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不好的基因。”

 

我想，这是做儿女的福分。现在父母亲都年过六旬了，身体也都挺好，做儿女的更又添了一层福分，值得庆幸，更当珍视！后天就是母亲节了，这里谨向自己的母亲，向所有朋友们的母亲道个好！

 

（附件是我上个月应《北京晚报》之约写的一篇有关基因的文章，可以作为本篇专栏文章的比照，供大家参考。顺告有些朋友：最近内内外外忙坏了，好些该办的事情都没办，请原谅，我知罪了，抓紧办）。

 

                             （2007-5-11）

 

 

附件：都由基因来做主？

尹传红

 

（提要）历史表明，虽然我们过去的成就光辉灿烂，但是同时我们也几乎不能避免做我们所能做的傻事。今天，拥有“基因技术”的我们能够自由地做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牺牲者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个科学词汇——基因，由科学共同体走进公众视野，越发变得热门起来了。基因离老百姓已不再遥远，我国目前已经设立了“基因门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一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科。专家们通过基因诊断技术，确定疾病“内因”，直接为普通患者提供服务。

而跟基因有关的各种新发现不时地也见诸报端电视，挑最近的说吧：法新社4月12日发出的一则电讯说，研究人员为肥胖找到了迄今为止最强的基因标志，并且大多数欧洲人体内存在这种基因。

更早些时候还有：科学家发现“冒险”基因和“亲吻”基因，基因决定睡眠质量，基因决定记忆力水平，基因决定你是否腼腆，基因决定你的幸福感，基因决定你是否适合当运动员，基因决定交友和择偶的标准，基因决定性取向和性能力……老天，干脆说基因决定一切得了！

 

基因天赐 传承有异

 

跟“基因决定……”有关、最令人感到震撼的一条消息或许是：基因决定42%善恶。据知，这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拉斯顿利用同卵双生儿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

有意思！长期以来，对善良（社会责任感）根源的认识，人们一直徘徊于两种极端之间：一边是“基因决定论”，一边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论”。拉斯顿基于对其项目几十年来收集的分析数据所作的研究认定：善举的背后存在着基因的成分，只不过这种基因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明显不同的表达方式。换言之，有一种“善良基因”促使我们去做一些“对”的事情。

当然，这个结论是有争议的。“环境决定一切”思想流派的主要倡导者、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尔·埃利希就说：“基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事先编定的‘人类本性’程序，没有理由能证实人到底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

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所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曾作过这方面研究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指出：人类的本性是“一种能被社会影响塑造成许多表现形式的潜在能力……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和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个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则这样总结人类本性的要旨：“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要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即取决于学习。”

尽管被看做是超级天才，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大师还是坚决反对通过基因预设决定人类命运的建议。他说：“在残酷的相互消灭或自我毁灭的命运下，人类不应因其生理构成而被谴责。”

 英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斯蒂芬·R.L.克拉克认为，“基因决定论”的某些形式包含了我们对“遗传失败”无能为力的声称：低能儿和犯罪的精神病患者同样都是“注定”要成为傻子和无赖的。因此，寻求对这种人进行治疗和教育都是浪费时间。他们应该至少被强行结育。如果他们对国家造成了任何实际性的损失，就应该被镇压（当然，是“人道地”被镇压）。纳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现代社会智慧的领导者怂恿他们去做的。那个经历足以给这种“基因决定论”一个坏名声。

 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基因天赐，传承有异。阴情圆缺，事在人为。

 

“中间道路”

 

其实，在基因领域，有关后天与先天的争论近年来已发生过多起。有人甚至在人类基因组一诞生即声称：这是后天与先天的抗衡。也有人认为，这一争论就跟先有鸡后有蛋的争论一样，没有结局。

自然，我们很方便地就可以给争论双方各戴一顶帽子：一方是“天生论者”，或者说遗传学者、遗传论者、自然论者；另一方是“经验论者”，或者说环境论者、培育论者。发现基因实际上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发现人类行为又如何影响基因，这也许会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场争论。用马特·里德利的话来说，不再是先天对立于后天，而是先天经由后天。他的意思是，基因被设计来从后天取得其线索。

自推出科学畅销书《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后不久，里德利又捧出了最新力作《Nature Via Nurture》（《先天经由后天》，中译本名为《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在书中，里德利也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由对双胞胎所作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给在“天生论者”与“经验论者”之间进行的“古老”的争论注入了现代的最新的灵魂。

里德利主张：后天培育依赖于基因，而基因也要求后天培育。基因不仅预先规定大脑的广义结构，而且它们还吸收塑形的经验、因应社会的线索，甚至运转记忆。它们是意志的原因，也是意志的结果。后天的培育是强化自然的天性，而不是与它对立。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里德利相信，人类行为必须既要通过先天，也要通过后天来加以解释。他不是支持某一方而看轻另一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采取一种“中间道路”的妥协方案。他说他之所以要提出这种论点，是由于“人类基因组的确改变了一切，但却不是因为终结这场争论，或是让某一方赢得战斗，而是因为它从两端充实了这场争论，直到这两者在中间相会。”

里德利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基因是经验的机制，而不是木偶主人。它们在生命过程中是主动的。它们彼此打开和关闭，既通过外部事件，也通过内部事件；它们也对环境做出反应或从环境中吸收信息，这至少跟它们传递信息一样频繁。所以，“基因做的不仅仅是携带信息。它们对经验做出反应。现在是该重新估计‘基因’一词真正意思的时候了。”

 

激活“良好基因”

 

虽然里德利不是专事基因研究的一线科学家，但他以记者的敏感、专栏作家的慎思，以及自身良好的科学素养，在这部新作中提出了不少极有见地的观点，同时也对相关研究作了十分精彩、到位的概括。如基因既是先天的根基也是后天的根基，它是通过对经验做出的反应而运作的。

在书中，里德利还多次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基因的“启动子”以一定的方式因应对外部指令打开和关闭，所以基因绝没有在行为中被固定下来。相反，它们是用来从环境中提取信息的设备。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你大脑所表达的基因模式都会改变，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因应身体之外的事件。

里德利的上述见解，可以在日本遗传学家村上和雄早几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译本名为《人生的暗号——改变人生的信号译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村上和雄认为，人和人之间在基因上的差异是不太大的；一个积极成功的人生与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生，其差别在于“好的基因”的开启和“坏的基因”的关闭。在某种程度上，人是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状态的，以下六种因素可以激活“良好基因”的作用：果断地改变当前的环境；重视人与人的接触，抓住出现的机遇；不论何时都要考虑下一步；学会激动；学会感谢；为社会而生活，为他人而生活。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事基因研究取得成功的科学家的人生观，虽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上述观点尚还处在假说阶段，也很难设计出实验予以证明。

不过，结合里德利的“先天后天”论来看，我们似乎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自己的未来，或者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无可奈何地纯粹要由基因来做主或决定。人生，依然可以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因为，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许多人的经历和成功已然昭示：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塑造，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2007年4月19日发表于《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