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山才叫男人，过了界山才是真正的军人。
忘记阿里是一种背叛，遗忘阿里是一种犯罪。
——题记
5月25日 阴转晴 去阿里，我们从西安出发……（海拔1600米—420米—900米）：桔黄的夕阳映照着高耸的铁色山巅，没有云朵遮挡，耀眼的红光映照在缺乏植被的褐黄色的岩石上，给人以沉重和神秘，但同时又充满了诱惑力。
日程排得非常满，订好了的西行计划容不得再有变动，到了星期五才被告知，这一天没有兰州到新疆的直航。天气预报也说好了今天不下雨，可一到早上它就不守信用似的下起了毛毛细雨，待我们出发时，已是中雨哗哗。不得已，我们不得不早早出发，奔赴机场，从兰州绕道西安，尔后再搭乘新疆航空公司的班机西行新疆赴阿里。
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在那块神秘缄默的高地上，产生过令人惊讶的灿烂文明，而其奇绝的山川风貌更使人难以忘怀，吸引着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前往。但我们的西行，从一开始就显得曲折，阿里之行注定是一个艰难之旅。
从西安到新疆，飞机需要飞行3小时20分钟。飞机穿过云雾直冲蓝天，白云不时从舱外擦肩而过；而脚下，棉花似的云儿翻腾变化着，给人一种十分圣洁的感觉，似乎我要去的阿里边防是一块比圣地还圣地的地方；机舱内，除了均匀不变的马达声之外，能分辨出的就是寂静。坐着无事，我便拿出书来，再一次阅读和回忆有关阿里的文字……
阿里是一座兵城，那里有祖国最最可爱的官兵……
阿里是一种宗教，那里吸引了全世界的信徒……
阿里是一种境界，那里有全人类的英雄好汉……
阿里是一段传奇，那里浓缩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阿里是一块禁区，那里不是所有生命者的家园……
阿里是一座古城，那里有着太多的神秘和文化……
阿里是一所学校，那里能净化所有人的灵魂……
阿里是一个地狱，那里埋藏了许多忠诚的卫士……
阿里是一座圣塔，那里的目光沐浴了民族的平安……
阿里是一座丰碑，那里写满了牺牲奉献者的足迹……
…………
阿里、阿里、阿里，没有什么文字能够完整表述出你的定义。
阿里地区位居西藏西南边陲。越过南方喜马拉雅山，是印度，是尼泊尔；越过北方昆仑山，是新疆。西方紧邻为克什米尔，东方连接西藏本土的后藏谷地和羌塘草原。
西藏近年间兴起了“阿里热”。学者，作家，美术家，摄影家，乃至干部们、百姓们，皆以走阿里为最大的心愿。古格时代的历史文化之谜已足够诱人，前古格时代的古老象雄乃至旧石器时代的无解之谜、阿里大山大水的神奇神秘更加令人迷醉。
界山达坂象雄夫一般立在西藏与新疆的中间，并成为两地不可超越的分界线。一座山，连着中国两个民族；一座山，也成为两种不同的宗教和民族文化。唯一不同的是，保卫这座山和这座山远处座座哨卡的是同一支部队——中国军人……
飞机开始下降，待沉出厚厚的浓烟似的云雾后，飞机在飞过一片硕大的浑然漠色的戈壁滩之后进入了绿州似的上空。有人开始喊，喀什到了！飞机开始盘旋。我有幸在飞机上目睹喀什的风采：铁色之巅，冰山之畔，荒漠中间，一派绿色的喀什。因喀什河水的滋润，这座祖国最西端的城市显得十分翠绿。白云闪显和漂浮之后，飞机再次腾空，服务员在广播里说，又有气流干扰，飞机还得盘旋一阵。这时，我才发现，喀什其实也是一个峡谷中的绿洲。桔黄的夕阳映照着高耸的铁色山巅，没有云朵遮挡，耀眼的红光映照在缺乏植被的褐黄色的岩石上，给人以沉重和神秘，但同时又充满了诱惑力。很显然，绿洲除了让我兴奋之外，也给喀什河谷平淡似的景色增姿不少。气流的影响消失了，飞机继续下降，着陆的前两分钟，我透过机舱的窗户，看到了机场旁的沟沟壑壑，很明显，这些有规则和无规则的沟壑是喀什驻军演兵的训练场，它的旁边，堆满了杂乱的砾土与片石。事实上，喀什机场的周围，准确地说，喀什，是一个绿洲与荒漠并存，冰山与铁血并存的地方。出机场，新建的马路可以使6辆汽车并排行驶，但无论怎样的现代，也不能包藏曾经落后的痕迹。因为，低矮的居民土房和简易的土路也坦荡的告诉了我们这里的一切。只有胡杨高傲的矗立在路旁，一付清高的样子……
经过近50个小时的折腾，我终于从兰州来到了祖国最西边的美丽之都，并领略了关中小麦金黄大地翠绿以及盛夏西域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风姿。南疆，这座祖国最西部的兵城，给我的感觉是既大器又神秘，既现代又原始。神秘中还多了几分神圣。这，就是我初到喀什噶尔的印象和感受。
5月26日 晴朗 喀什 我们再次寻找雷永年……；上阿里有了一线希望：我准备了红箱子、各类药品、瑞士军刀以及《生存手册》
马铃潇潇，旌旗飘飘。带着一路的风尘，我们到了喀什。在这里，我们继续寻找雷永年。
其实，半年多之前，我就说好了5月要去阿里看望雷永年。君子协议出口不改。在一周前，我就四处寻找雷永年，这个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老领导，目前在阿里军分区任政委。但电话打了无数遍，就是追不上，也找不见他。末了，我只好将电话再次要到西藏阿里军分区在新疆叶城留守处，那里的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雷永年政委已于昨天出发上山去阿里了。
又上山了，雷永年总是跑个不停。他在阿里当政委，在山上，不是去边防就是钻基层，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在山下，他休假也是找空儿，不是开会办公，就是是四处去找人汇报，请求机关为山上的部队解决困难，象是猴子似的。家里人说，他来去无踪；留守处的同志说，看到雷政委的影子很难。
为什么老是要找雷永年呢？
因为他是两年多以前才从陕西关中一支部队到阿里任职，他的阿里感受和认识可能让更多的象我这样的人，或是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接受，或是得到认同。同时雷永年也是我在阿里唯一认识的老朋友。
去阿里的心情是急迫的。住在南疆军区的的招待所里，我才知道了上阿里是不能仓促的。此时刻的心情，促使我更想早一点找到雷永年，或是说想早一点儿出发。
南疆军区司令员朱锦林将军到招待所来看我，我表达了想早一点上山的愿望。朱锦林告诉我，雷永年已于三天前上山了，我如何去阿里，他得想一个办法。也就是说，他绝对不能同意我不作体检就冒然行动，或是一台车就上山，出了问题，他是负不起责任的。他要我等待，等待他作出安全和绝对合理的决策来。朱锦林建议我待他安排好之后，先到阿里分区的叶城留守处看一看，尔后再上山。知道我到了军区，正在国防大学读书的王振西政委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一定要慎重上山。
有关资料说，西藏阿里地区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平常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56%，空气稀薄，大气压低，寒冷，风速高，干燥，紫外线极强，冬天尤盛，正常人在那里根本无法生存。阿里的环境，能改变人的正常生理和肌能。高原心脏病、红细胞增多、神经衰弱、高原脱发等疾病普发；头痛、头昏、恶心、呕吐、健忘、失眠、气促、乏力、易感冒是一上山就能体味出的“感觉”。
去阿里，一时搞得我神情紧张。
关于阿里和高原，诗人周涛曾这样给我说：海拔高度原来就是一种境界，进入卓越宏大的山系，就是在接受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摹拟演习和暗示。以前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产生“登山家”这样可笑的职业，理解不了走路这样平常的活动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登山家所攀登的山峰，往往并不见其险陡，仅仅是海拔高度罢了。这和我对天下许多事物的浮浅认识是一样的。我不理解伟大的山，正如我们不易理解伟大的人和事物。它们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往往惊喜近处的一座突兀而起的山丘的险峻奇峭，欣赏它，赞叹它，辟为一座公园，闲暇时借以使自己站高些，不甚费力地使自己也稍微变得高尚起来一刻钟。这很容易，这仅仅是玩一下，所谓“游山玩水”，只是出于另一种需要，把山和水当作精神意义上的妓女罢了。
喀喇昆仑也有山有水，但不好玩，更不能戏狎。有个年轻的架线兵从电线杆下来，看看只剩一米多高，就势跳下来省事，不料这一跳落地，竟再没能起来。在昆仑山，不可猛跑狂跳，不然，十步之内，轻可以使人头晕恶心，重可以使人丧命。“莽昆仑，横空出世”，来到这个躯体庞大的巨物身上，小情趣和小欢乐或许会少些，但有可能得到把生命置于大境界的考验之后的坚实认识。
我感到一阵颤栗，一阵满足。无论如何，我总是听到了比命令伟大得多的声音，而且我正受到这声音的关注。虽然我暂时尚不能领悟这句话中所蕴含的全部意义，但我决心去做。因为我多少还记得诗人歌德这样一句名言：“真理和神性一样，是永不肯让我们直接知的。我们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观照它。”
等待是痛苦的。一是时间太紧；二是保障的车辆必须是两台车以上的车队；三是头一次到阿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精神准备、医疗自救准备、体力准备、挨饿挨冻准备、野外生存准备以及车辆维修准备和作最坏打算的准备。尽管我已经准备了红箱子、各类药品、瑞士军刀以及《生存手册》，但还远远不够。准备工作还得继续完善，而我等待的痛苦却在一分一秒地增加。心急如焚是我此时的心情。
等待中，南疆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告诉我，30号才能调集两台车和一台牵引车上山。这就意味着我还要等待3天！
3天太长，不行！搭便车我也要上去，对我的执意，机关的同志显得无奈。答应帮我再联系和协调一下。
再次，我又拿起话筒，寻找雷永年。这次还不错，我终于要通了刚刚上山的雷永年政委，问他能否设法帮我到阿里。雷政委马上说，听说你要来，我等了一下没有等着就先上来了。后天，我们山下的王百顺副司令和新任的政治部侯立贤主任陪你一块上山！
上阿里有了一线希望，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尽管这只比南疆军区的计划只提前一天，但我仍是十分高兴。我马上让南疆军区宣传处的同志调来车，立即赶赴叶城，在那里采访和等待上山那一天的到来。
5 月27日 阴 叶城 “寡妇”村 “寡妇”们突然将我团团围住，非让我留下不可……（海拔1410米）：只要是有生命的地方，我就要上去，我要找到男人
从喀什出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晚上八点钟，我们终于来到了阿里军分区的叶城留守处——一个随军但不能随队的由家属组成的“寡妇村”。
人们之所以要将这里称之为“寡妇村”，是因为这些军嫂们尽管从家乡随军来了叶城，可她们距丈夫工作的部队还有上千公里。也就是说，她们虽然随了军，但还得活守寡。依旧是妻子见不到丈夫，孩子见不到爸爸，夫妻间团聚也只能是靠一年一度的换防或是休假。
虽已是晚上的时间了，但由于时差的关系，这个时候，叶城西下的太阳还是很高。见是新华社记者来了，这些“寡妇”们将我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讲述她们各自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说记者两天后就要离开，她们非要我留下来不可，说是有许多故事要讲给我听……
乔兰梅是第一个给我们讲故事的军嫂。她说，她和马寿常（阿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85年结婚后，在他家呆了12年，吃了12年的苦。
乔兰梅的家庭条件好，一直居住在城市，没受过一天苦。马寿常家在牧区，别提有多贫穷、落后。为了照顾他的家庭，她没结婚就把工作调到他们家所在地，一边上班一边担负起照顾公公、婆婆和弟弟妹妹的衣食住行。
那时乔兰梅工资才拿74元，每月拿出20元给大小叔叔，家里缺什么她就买什么，就这样乔兰梅便成了他们家名副其实的“总管”，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就连他弟弟妹妹上学的学费，都得她筹措，白天劳作，晚上就想在阿里高原守边的丈夫。
1995年春天，乔兰梅决定去马寿常生活战斗的地方看他。马寿常经常给她写信说这么好那么好，到底怎么样啊？乔兰梅怕他不让她来，就没给他讲，把孩子交给邻居，一下子坐火车到了新疆。在乌鲁木齐等了10天，才搭上一辆去叶城的军车。坐着卡车走了6天，到了阿里军分区留守处，从叶城到山上仍然有千难万险。部队一位领导对乔兰梅说：“你敢上山？你要能上去就是军嫂第一人。”
乔兰梅的倔脾气上来了，“只要是有生命的地方，我就能上去！”
走半天住一晚，走了六七天，终于到达阿里分区所在地——狮泉河。到那以后，马寿常还不在，他去哨卡执行任务了。
这里海拔4300米，乔兰梅刚到这里时，高山反应挺厉害，不得不用吸取氧气来维持生命。后来，慢慢适应了，她就跟着官兵们一起出操跑步。
乔兰梅说，“当边防军人的妻子就要像边防军人一样吃苦，像温室里的花朵怎么能行呢？”
那时，乔兰梅就想随军，虽然随军只能随到叶城，可离丈夫近一点，心里总是踏实一点。
乔兰梅为了这个家作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到的付出。那是1991年的夏天，乔兰梅怀孕期间，公公不幸摔伤，血淋淋的人，神智不清，面部严重损伤。为了送公公上医院，她挺着大肚子跑来跑去，才凑足了3000元钱。晚上12点半从天祝县向兰州走，凌晨4点钟才到。乔兰梅到了医院更是忙前忙后，到第二天下午5点钟，乔兰梅没有喝一口水吃一点东西，做手术的9个小时她一直在外面等候。在医院病床紧张的情况下，房子小，没地方睡，乔兰梅便找来了报纸，睡到了公公的病床下。那一年天气特热，钢丝床一动就吱吱响，这样一直持续了15天。后来，乔兰梅公公双目失明，又得了癌症，她便放弃了随军这一打算。乔兰梅把生病的公公从牧区接到天祝县城，负债3万元为老人治病。打针吃药，端屎倒尿，服侍了老人家两年。公公终因医治无效去世。乔兰梅就赶紧给大叔子和马寿常发电报让他们回来，结果都没回来，老人的后事就落在了她这个儿媳的身上。老人下葬后，她已靠在自家门框旁睡着了。
料理完公公的后事，乔兰梅才带着孩子、婆婆来到了离丈夫近了许多被称为“寡妇村”的阿里军分区家属院。
听了乔兰梅的叙述，我情不自禁地对这位军嫂肃然起敬，高原上来了多少像她这样的好女人啊！
苏希花，西藏扎达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杨明春的爱人，原籍甘肃省庆阳县，1982年与杨政委结为妇夫，1984年随军到留守处。
苏希花说，她在随军后的这些年里，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加之腰疼的折磨，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命运之神并没有因为她是边防军人的妻子而放慢摧残的脚步，反而好像故意与她这位担起家庭重担的军嫂作难。1990年6月，小儿子得了重病，高烧一直不退，经三次检查才得知是肺结核。她托着病体将病重的儿子送住医院，待儿子稍稍有些好转，将儿子托负给病房的护士离开医院赶回家时已经10点钟了，她那上小学的女儿早已在家门口，躺在地上睡着了，当抱起女儿时，女儿微微睁开眼说：“妈妈，我饿，我要吃饭。”平时苏希花这位坚强的母亲，此时此刻伤心的泪水就像天雨一样。她看着女儿已冻得发紫的脸，一边安慰着女儿，“都是妈妈的不好，没有及时回家，没有照顾好女儿”。懂事的女儿知道弟弟得了病更需要照顾，但她还是有些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不叫爸爸回来，我为什么老是见不到爸爸呢？”
2001年3月15日，苏希花又住进了解放军第十八医院。经多次检查未能得出结果，最后只能做CT检查，但必须有亲属签字，可丈夫还在山上，多次打电话由于工作忙，一拖再拖还是下不来，最后只好由留守处侯政委签了字。经检查，两处尾椎增长，腰上还有一个肿瘤，连翻身都困难。在住院的第一个月里，她每天连水都不敢喝，嘴唇干得裂口，只能用手拈着水润湿一下，因为喝了水，上厕所很困难，有时没有办法只好双手靠在墙上，忍着疼痛慢慢的移进去。苏希花又不放心家里，又怕影响孩子学习。两个月后，苏希花病情有些好转，勉强可以走动，她强烈要求出院在家里休养。病情如此严重她也想告诉丈夫，但是苏希花知道，军人和军人的妻子就是牺牲与奉献的代名词，还是不打扰丈夫工作为好。
刘志萍（过世），某汽车连排长崔天明的妻子。此刻，灰蒙蒙的天空不时飘着小雨，寒风中，崔天明牵着女儿超超，带着鲜花，来到昆仑山下的烈士公墓。面前是一座新的坟茔，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又按下女儿超超磕了三个响头……
这里埋着崔天明的妻子刘志萍。那年她怀上超超不久，丈夫就到昆仑山上执行施工任务去了。想到丈夫和战友们在山上施工体能消耗大，缺少新鲜蔬菜，她便买了一麻袋的蔬菜和水果捎上山。由于孕期她一直省吃俭用，产后身体极度虚弱，抵抗力明显下降。
那天崔天明从山上下来，拉肚子已好几天的她，见丈夫被紫外线照得又黑又瘦，浑身上下脏得像泥人一般，十分心疼。她先是妙菜做饭，又洗了满满两大盆衣服。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她终于没有挺住……
临终前，她紧紧抓住崔天明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有来世，我还做你的老婆……”
陈翠琼（阿里军分区副参谋长黄绍忠妻子），1987年底为了她深深挚爱的丈夫，毅然放弃在广东一家研究所的工作来到了叶城留守处。
1987年陈翠琼生下女儿后，赶快托人给丈夫发了加急电报报喜，不料孩子满月后丈夫才来电问，生了没有？陈翠琼好生伤心。她便到邮局查问，原来发报人发报时只写了“阿里”没有写“西藏”，邮局把电报发到台湾的阿里去了，又被退了回来，显然，那封加急电报丈夫没有收到。黄绍忠所在的“雪海孤岛”同外界联系相当困难，尤其遇到大雪山封山，即使十万火急的电报，也要等到来年开山通车后才能收到。陈翠琼左思右想，决定到丈夫的部队去看一看，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颠覆，她总算来到昆仑山下的家属基地。陈翠琼心想这下可以和丈夫天天厮守在一起了，不料等了半天，连丈夫的人影都不见，一问才知道，这里所谓的“大本营”距丈夫守卫的哨卡还有1600公里的路程……
黄绍忠因执行任务，一时下不了山，陈翠琼决定上山去看他。大家听说后赶忙跑来七嘴八舌地劝阻，说山上是“生命禁区”，千万不能去。陈翠琼偏不信这上邪，非要领教一下“生命禁区”的厉害不可。没有公共汽车，她便坐上了一辆送菜的老“东风”。汽车翻越海拔3920多米的麻扎达坂时，强烈的高山反应使她头痛欲裂，胸闷气短，一个劲地呕吐，连胆汁都吐尽了。那滋味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驾驶员不忍心，几次劝她调头下山，陈翠琼却坚持：“即使死了也要上去！”经过整整3天的颠簸，等赶到丈夫的哨卡时，她感到自己好像已死了好几回。
这个号称“一线天”的要地，四周全是陡峭的大山和无休止的狂风大雪。陈翠琼的丈夫和其他官兵，不仅个个被强烈的紫外线灼得脸上一块块脱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10岁，而且还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高原心脏病、肺水肿、关节炎等多种高山病。她搂住丈夫脖子，心疼得眼泪汪汪，发誓再也不离开他。陈翠琼的执著和无限温情，使黄绍忠感慨万端，他恳求妻子不要留在氧气吃不饱的雪山上，如果执意要随军的话，就到“寡妇村”定居。陈翠琼想，这样也好，尽管还是要过分居生活，但毕竟与丈夫的实际距离比在广东近多了。就这样，她在“寡妇村”落了户。陈翠琼用无限的柔情抚平了丈夫常年在高原工作的孤独和寂寞，给他增添了戌边的动力。
写下这些文字时候，已是凌晨两点四十分了。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妻子在电话中告诉我，女儿病了，正在发着高烧，血项一万七，她正背着女儿去急诊科……
女儿病了的消息使我在疲惫中更加不安，已经爬上眼睛的瞌睡顿时消失。等待中，我的手机在凌晨四时和五时再次响起，妻子在电话中说，女儿可能患的是阑尾炎，医院正在给女儿输青霉素。妻子陪着女儿在病房守夜，而我，此时此刻却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叶城，为另一群母亲和妻子写着颂扬的文字。
5月28日 晴 叶城 9名“寡妇”给我继续讲述阿里山上男人们的事。阿里计划差一点被“枪毙”……（海拔1410米）：女人的泪比金子贵，因为它是浓缩的感情；女人的泪不值钱，是因为它没有唤回男人到身边
今天上午，我又把几名军嫂约到一起，继续作集体采访，让她们再给我讲述山上的男人和她们心中的丈夫。谁知，我的采访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异常的气氛。面对采访，军嫂们长时间的沉默和不语，继尔便是泪水和思念。在一阵哭声中，我慢慢地记录着……
他早上刚去……，刚说一句话，她就泪人似的。似乎有什么委屈使她更加伤心，她一下红了的眼和那种表达事情的方式，使我立刻意识到他们是属于那种新婚似的，或是蜜月式的夫妻，且感情非常好。旁边的军嫂们介绍说，她叫张晓莉，是今天来的几个军嫂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今年24岁，河南信阳人，1996年结婚，与丈夫王建是同乡，有一3岁女儿。张晓莉说，他的腰被车颠断了，直不起来，他是扶着腰上山的啊……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上校的我，不敢面对她深情伤心的目光。
第二个发言的是付锦仙，山西人，丈夫李保忠（阿里军分区装备科正营职参谋）。结婚16年来，她为了丈夫能安心戌边，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有人问付锦仙：“嫁给军人，后悔吗？”她毫不犹豫的回答：“嫁与军人，我终身无悔”。作为一名戌边人的妻子，她感受到了苦，但更多的是乐。
“自从我们相识相爱，我就欠了你、欠你花前月下、欠你新婚……”。这是李保忠新婚后第一次给付锦仙写的信。1985年付锦仙和李保忠结婚后两人还没度蜜月，一封“速归队”的加急电报将丈夫从她身边夺走。当时，丈夫还是阿里某部的一名驾驶员，她知道，丈夫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她的身边，丈夫走了，看着空洞的新房，付锦仙哭了。为了不让李保忠操心家里，她白天忙地里农活，晚上照看两位老人，两位老人休息后，她躺在床上，身子像散了架一样，一动也不想动。在付锦仙的支持下，李保忠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红旗车驾驶员”。看着丈夫胸前银晃晃的奖章，付锦仙开心的笑了。
1992年10月，李保忠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南疆军区直接提干。付锦仙想“自己可以随军了，可以同她日夜思念的丈夫相聚了”。付锦仙经过半个月的长途颠簸，总算来到昆仑山脚下的留守处，不料等了半天，李保忠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一打听才知道，留守处距丈夫工作所在的单位还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付锦仙惊呆了，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
1996年，付锦仙怀孕了，这对于一个即将做母亲的人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事啊。可对付锦仙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她每天打扫卫生、做饭、买菜下来，腿都肿了。一次，付锦仙妊娠反应的厉害，脸上的汗珠不断往下掉，她想打电话给丈夫说一声，哪怕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也行，但此时付锦仙伸向电话的手却停住了，电话最终还是没有打，付锦仙不想让丈夫为自己而分心，不想让丈夫为她担心受怕。
对丈夫付锦仙她是个好妻子，对孩子她是位好母亲，对父母她是个好女儿，对公婆她是位好儿媳。儿子李明满2岁那年，夜里突然发高烧，付锦仙吓坏了，怎么办？摸摸额头滚烫的儿子，她毅然决定去解放军第十八医院。三天三夜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孩子的高烧终于退了，可付锦仙却病倒了，这些李保忠一点也不知道。她把一个女人最珍贵的青春献给了边防，献给了她深深挚爱的戌边人。
胡亚红，江苏省盐城人，什布奇边防连甘肃籍副连长王琨的妻子。他们的结合曾经有一段传奇的佳话，大家都称他们的婚姻为“一棵草”婚姻。这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女子，用她那似水柔情般的关爱，为阿里高原的边防军人撑起了一片明朗的天空。
1994年，花季年华的胡亚红，无意中从一本杂志上知道了阿里军人。后来，几经周折，她和一个叫王琨的战士成了笔友，小胡给王琨讲述她“鱼米之乡”丰富多彩的趣事，王琨给小胡说着他们军营中的生活。你来我往信件勾通，使俩人间彼此更加加深了了解。有一次，小胡过生日，王琨给小胡寄来了一棵小草，并解释说，这是他们在高原上好不容易种活的。小胡被深深的打动了，决定要去了解这群热爱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下什么也不怕的人，发誓要成为阿里高原的一棵草。
1997年年夏天，他们第一次见面了。然后，胡亚红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嫁给了这个当兵的王琨，这年冬天，她不惜从江苏辞去了优厚的工作和待遇来到了丈夫王琨身边。刚来的时候生活条件十分差，胡亚红因妊娠反应，加之气候不适应，身体很虚弱，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缺水、少电、连吃饭都困难的招待所，在这时她才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名阿里边防军人妻子生活的艰辛。胡亚红曾经也产生过想回去的念头，但当她想到当初走出的情形时，这个念头就很快被打消了，她不断问自己，“别人能留下，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到了这西部边陲，胡亚红更多的则是对家乡的眷念，家乡一年四季雨水不断，而在叶城下一场雨都很稀奇。作为“鱼米之乡”的她有更多的是对水的感情，她很想听家乡的雨点声，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胡亚红想了一个办法：洗完后的衣服不拧干就晾在绳子上，在下面放一个大塑料盆，这样就可以听到雨点声了。闭上眼睛听着雨滴声，胡亚红说她仿佛就回到了家乡……
1998年，胡亚红要生孩子，家里人就要求她回去生。回去条件好，又能坐好“月子”，而且王琨马上就要上山了，但她执意没有回去。胡亚红说：“我走了他一心挂两面，能干好工作吗？”为了这个家，更为了远在什布奇的丈夫，她留下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就是另外一回事。孩子刚满月，王琨就要上山回连队，那里一封山音讯全无，即就是偶尔能打个电话，但也十分有限。当时家中还没有装军线电话，王琨每次打电话到别人家，然后别人再来叫她，每次只能说上那短短的几分钟。胡亚红深知丈夫在山上的条件艰苦，所以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心中的苦与累只有埋在心里一个人默默的承受。
这几年来，胡亚红家乡江苏的变化很快，家人都让她回去住一住，王琨也是几经劝说，但已经对这“寡妇村”产生了深深感情的她又怎会离开她的丈夫，回到老家呢？胡亚红说：“我们在这里守盼着这个家，他们辛苦了一年，回到家里，便会感到家的温暖，再说多多少少也能帮助他们做点什么嘛。”去年王琨到西安陆军学校学习了一年，学院规定，今年要交六篇论文。然而，什布奇早就封山了，车进不去，论文也捎不出来，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胡亚红就让王琨在电话里念，自己在山下记，然后再寄出去。到现在论文已全部寄出了。过后，她整理草稿就整了两大捆。
什布奇是最远的边防连，封山期很长，许多战士一年、二年都在那里度过，几乎与家中断了联系。胡亚红深知他们思乡、思亲之苦，也就像自己思念丈夫、亲人一样，主动担当起了“总机”的“话务员”。战士们从山上打军线到她家，然后，她再拨通战士家的地方线，两个电话扣上，战士就能和家人通话了。每当这个时候胡亚红都很高兴，毕竟自己也能为部队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嘛！有人劝说她，每个月白掏那么多钱，划得来吗？但她说“怎么划不来，我安定了战士们的心，他们能很安心的工作，干劲也就上去啦。王琨的工作不也就好干了吗？其实我还挣了！”她非常自豪地说，“这就算我小小价值的体现吧！”
前面的路很长，人说：“烈风吹劲草”，胡亚红就是守望在昆仑山脚下的一棵小草，她虽有千古柔情，但她更会坚强的面对昆仑的雪风，勇敢地傲立。
陈翠琼、苏希花、刘志萍、乔兰梅、付锦仙、胡亚红等跟许许多多的军嫂一样，默默支持着丈夫的工作，她们为官兵驱走了冰峰的寂寞，点燃了心头的希望之火，也许人们并不了解共和国边疆的军嫂，也许她们在地方可能是百万商海的“弄潮儿”，也许是某大城市机关的女干部，可是为了边防的稳定，为了真挚的爱情，在众多诱惑面前，她们义无反顾的选择了高原边防，在共和国的这片热土上，撑起一片属于她们自己的天空。
今天下午，我到驻叶城的解放军第18医院，作了一次上山前几项必不可少的体检：血压：正常；脑电图：大脑中动脉异常，血流过缓；心电图：心室异常，心室缺血；螺旋式CT：严重的脂肪肝。医生告诉我：“你的身体从目前来看，上山有一定的危险性，最好先在山下治疗和适应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我感谢了医生们的劳动和他们对我的关心，但我还是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上山，年轻士兵能上得去，我也就能！”阿里计划，差一点被“枪毙”……
下午六时，妻子从兰州又打来电话，说是女儿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血项为两万一。孩子已送进了手术室。
5 月29日 晴 三十里营房 不足半里的营地，一群女军官坐在我身边给我讲故事……（海拔3638米）：18岁少女千里从军……、17岁少女只身出征……、维吾尔姑娘手拿药箱冻死哨卡，女兵们用生命和身躯温暖着祖国
从叶城到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是360公里。一大早，我与阿里军分区王百顺副司令员和刚刚被任命为阿里军分区政治部的主任侯立贤，乘坐两台三菱车便从分区叶城留守处，沿219国道零公里处，一路南下向阿里进发。出行不久，我们便进入山谷地带。与其说我们所走的还叫路的话，那只能用山区再也不能简易的路来形容了。弯弯曲曲不说，且弯度很小，只是一个沿山底坡开凿出的小路，也许最原始的路也就这样了。侯主任对我说，就是这样的路，我们的汽车兵每天都要来回跑，山上部队的给养，全靠这条路了。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资料说，为了阿里，先后有500多名官兵牺牲在这条路上了。
路况是极差的，但司机的驾驶技术堪称一流。在摇摇晃晃之中，我不免睡起了觉来……
一阵强烈的颠簸，我被摇醒了。我知道，汽车遇上搓板路了。此时，汽车已爬到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盘山路了。山还是那清一色的铁赤色，所不同的是，远处的山巅上，发出阵阵雪的寒光。山路一会儿在山谷底部，一会儿又在山巅上。除了汽车的马达声之外，车内死一般寂静。没有绿色，没有小草，没有一丝可以安慰人的东西，我只能是死死的盯住车窗外清一色的风景，以求得偶尔的发现和希望。但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强烈的高山反应和反应中的头痛。
车行190公里时，我们赶上了昨天从叶城出发的留守处汽车分队。他们有一台车坏了，故障的具体原因正在排查。带队的是连队指导员王健，我一见面，就问他腰怎样了？好一些没有？对我的问话，他感到十分奇怪。就问，上校同志，您头一次与我见面，是怎么知道我的腰有毛病呢？我嘿嘿一笑说，那是秘密。同时我说，在留守处，我见到了你漂亮的妻子，他一提到你就流泪，让我见到你，一定要注意腰，不行就爬在汽车的后座里带队。听了我的话，王健明显的是眼睛红了。眼圈里顿时多了一种泪似的光亮……
麻扎达坂海拔3920米，还没到它跟前时，剌眼的银白色积雪使我不得不挂上了墨镜。侯主任说，你加件衣服，吃口黄瓜，达坂顶上氧气稀薄，反应强烈。同时，他嘱咐轮休的司机小杨把氧气准备好，不行就让我吸两口。
汽车吃力地沿着山坡缓缓向上爬行，路旁的雪与山顶上的积雪连成一片，升腾的雾弥漫在了我们车子的前后，天空中白花花的云彩死一般的悬在头顶，与山体上、公路上的雪和雾组成一道白色的天地。升腾的雾在我们车子面前，似乎一直在向后游着。坐在车内，观望着这一切，我们似乎是在蠕动，又似乎是在漂游，如无方向的漂浮板一样。但有时，盘山路上的沙石的裸显，又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在雪山或是盐城里爬行。这种感觉，在新鲜之后不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一种上山的惧怕。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在一阵长久的沉寂之后，侯主任说，达坂山顶到了，再向前一点，是下山的头一道湾。说着，他喊司机小彭，停车！小彭似乎知道老侯要干什么，他把车从右边特意停在左边。侯主任掏出准备好的烟和酒，放在一颗大石头上，点着烟，心情沉重地说，“赵华太，我看你来了。”说着就将点着的烟和没点的那盒烟一起抛向山沟。尔后，又将那瓶新疆特有的伊犁特曲酒撒向同一个方向。做完这一切，侯主任半天不说话，只是呆呆地站着。这时，天空突然漂起了雪花，开始时小珍子似的向下砸，后来就变成了大片大片的、带着锯剌的、薄薄的、透亮的雪花了。司机小杨悄悄对我说，1997年3月23日，刚刚被任命为阿里泽普县人武部副部长的赵华太，在去上任的路上，因车祸牺牲在这里了。从那一天开始，凡是知情者路过此处，都要停下车来，向赵华太敬烟敬酒，以表示对这位优秀的中国边防军人和战友的怀念。
汽车开始下山了，下山的路极其艰险。和我坐在一起的小杨介绍说，麻扎达坂21道湾，弯弯是险关，弄不好就会人亡车毁，成为烈士。他还告诉我，他从1993年开始跑阿里，已经在这条路上跑了六七十趟了。小杨讲得轻松，而我抓着车上的扶手的手却越来越紧了。
下了山，不在有山顶上的感觉，但铁色的大山如墙，死死的封锁着我们向两旁远望的视线。我只能和司机一样，眼睛一个劲的盯着前方。这种情况，至少让我保持了近两个小时，依稀中，我又在不停的摇晃中呼呼睡去。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是枕在小杨肩头上的。
渐渐地，我们前方变得宽了起来，我们视线一下子也开阔了，发涨的大脑瞬间也似乎变得小了许多。路，不再难走，车子，也不再那么强烈的颠了。侯主任喊道，三十里到了。
经过此番经历，我的眼前发亮，我们终于看到人家了。我急忙打开车窗，路旁用木板或是其他什么材料制的板子搭起来的小饭馆一个接着一个，很有秩序地排列着，饭馆门口，总能看到一个或几个姑娘或媳妇的人。尽管这种风景持续不到两分钟，但我似乎是到了什么大都市，贫脊的景色和旅途的单调，使我的烦躁情绪一下子减轻了许多。望着这一切，我似乎满足了。
下午七点钟，我们经过纷飞大雪、滚滚车尘和高山反应后，终于来到了海拔3700米的三十里营房兵站。我们先吃饭，两碗面片子下肚，我急不可待地来到解放军第十八医院三十里营房医疗站——这座我军海拔最高的医疗站，进行我计划中的采访。
昆仑山上好荒凉，三十里营房好地方，好就好在有姑娘……
1962年8月，伴随着保卫边疆战斗的硝烟，新疆军区某野战医院的一批医护人员，开赴海拔3638米的喀喇昆仑山冰山腹地一个叫三十里营房的地方，建起我军海拔最高的风雪高原医疗站。30多年来，她们先后在高原哨卡巡诊治疗39万人次，救治患者2.1万人次，治愈高原脑水肿、肺水肿患者731人，挽救了望2562名危重病人的生命，其中收治抢救地方群众5000人次，抢救国际友人42人次。他们首次发现的高原蛋白尿，比美国人的同一发现早6年；在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成功地进行了腹腔手术、开胸和开颅手术，填补了我国高原地区施行类手术的空白，被誉为“生命禁区的生命保护神”。
听说记者来了，饭都没吃完的医生、护士，确切地说，是一群女兵，挤满了我落座的那间屋子，她们围在我的身旁，向我讲述医疗站里发生的各种故事……
此时“全国三八红旗手”姜云燕急不可待地给我讲起了她的昆仑女兵梦的故事：
1993年6月30日中午，河北定兴县李郁庄乡杨各庄村，农家少女姜云燕正吃午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昆仑山上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一群白衣女战士献身风雪高原的事迹，她听着听着就愣了，那些女军医、女护士多勇敢啊！收音机电池不足，她只记住了一个地名和一个人名：“昆仑山”、“吴凡英”。从此，她幼小的心中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去昆仑山当兵。”
1993年8月18日清晨，姜云燕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女，揣着给别人做被子挣的几百元钱出门了。因为只知道昆仑山在祖国的西部，她便乘火车从北京抵达西宁。在西宁街头，她逢人便问，昆仑山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她到青海格尔木可以上昆仑山。到了昆仑山东麓的格尔木，买了青藏公路的汽车票，上车一看周围全是藏胞，语言不通，赶快下来了。
一个人离开家乡河北定兴已经十几天了，吃了不少苦头，可还没有找以心目中那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
姜云燕非常失望，正要无可奈何地踏上回程。当她把包袱提在手中，觉得自己都要哭了。走了这么远的路，却连那个“昆仑山”在哪儿都不知道。姜云燕有些不死心。刚好有个志愿兵路过此，她就去问他：“大哥，你知道昆仑山在哪里吗？”
“哪个昆仑山？”志愿兵很热心。
“就一个昆仑山吧。”
“不是，有昆仑山，还有个喀喇昆仑山。你说说看，你一个小女孩子找昆仑山干吗呢？”
姜云燕把自己的打算讲了出来。
志愿兵看着这个勇敢的女孩子，很激动地说：“你算问对人了，我在广播里也听过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事迹，在喀喇昆仑山上。你要往新疆走。”
此时，身上的钱已剩下不多，她坚定了一个信念，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爬也要爬到喀喇昆仑山。
18岁的姜云燕顾不上长途跋涉的疲惫和困顿，登上了西去乌鲁木齐的火车。她一到新疆就买了张地图，果然在上面发现了喀喇昆仑山方位，乌鲁木齐与目的地相距2000多公里。她一站站搭车，9月6日深夜，颠簸了6天6夜的姜云燕终于来到了西昆仑山脚下的叶城县。
在解放军第十八医院，她见到了心中无比崇敬的“吴凡英阿姨”。吴凡英听了姜云燕的讲述，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抱着姜云燕哭了。姜云燕也哭了。她觉得自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吴凡英给她做了饭，让她洗了澡，就把她带到了机关，把她安排到了女兵排。
一路奔波劳累，姜云燕病倒了。医院领导给她做工作，让她先把病养好，然后院里负责送她回家，并说，“哪有像你这样当兵的呢。”
姜云燕说：“当不成兵也没啥，我病好了，给你们做点事，哪怕是做做饭，扫扫地，满足了我的一份心愿，我自己就回去。”
从那天起，十八医院就有了一名“编外女兵”。她帮着医院打扫卫生，到炊事班帮厨，帮着医院种菜。一听人家讲三十里营房医院站的事迹，她就入迷。“要是能到那里看看，我就心满意足了。”
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执著追求昆仑女兵理想的女孩子，医院领导犯难了。招收这样自动到部队的农村姑娘入伍，这在部队尚无先例。于是院领导一遍又一遍地劝她回老家。可任凭怎么劝说，姜云燕都是一个劲摇头，就是不回家。
转眼到了11月份。有一天，政治处李主任把姜云燕叫到办公室，和蔼地问她：“如果让你上山，天天做饭、喂猪，你干不干？”
姜云燕说：“只要能让我上山，不管干啥都行。”
主任笑了，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疆军区已特批你入伍了。”
“真的？”
“真的。你很幸运，这种情况在部队极少，你的勇气和诚心感动了我们。”
“谢谢主任，谢谢！”姜云燕的泪再也止不住了，高兴得在李主任面前哭出了声。
1993年12月1日，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那天，姜云燕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
故事讲完了，她说，她现在不管走到哪里，只要静下心来，就能听到昆仑山的声音。那是由风雪之声、河流之声、雄鹰展翅时的声音以及冰雪融化后溶入土地的声音组成的天籁般的混响。
张春香原是医疗站卫生员，尽管现在已经退伍了，但守卡官兵讲起她的故事，仍称赞不已。那是1990年，不满17岁的张春香自告奋勇要求上医疗站工作。初上高山，她被高山反应折折磨得死去活来，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她凭着坚强的毅力，还是挺住了。
就在这一年，她七上全军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卡，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次任务。一天，神仙湾哨卡发来一封急电：一名战士患肺水肿，急需派人接送医疗站治疗。当时，站上几位医生都去巡诊了，张春香主动请战：“高山肺水肿的治疗常识我都懂，让我去吧。”300多公里的雪山险道，折腾得她翻肠倒肚，脸被憋得铁青，呕吐了好几次。她几次把随身携带的氧气管拿到鼻子跟前，却又拿开了。那是救治病号用的呀！她舍不得吸。到第三个晚上，她带着病号顺利回来了。
一个才当兵一年的女卫生员独闯一线哨卡，成功地抢救回重危病号，医疗站还没有先例。尽管张春香入党时还不满18岁，却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经过生死风险考验过的女兵是合格的。
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历任站长中，刘梅芳是惟一的女性。有人说，高寒缺氧的喀喇昆仑山应是男性的世界，可她不信这个邪。一年农历正月初四，阿里高原一个战士突然发生脑出血，生命垂危。接到告急电话后，刘梅芳决定亲自带队前往救治。
从医疗站到阿里高原，其间要翻越8座海拔5000—6000米的冰峰达坂，越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人沟”。救护车行至界山达板时，车一下熄了火。为了及时抢救战士，刘梅芳不顾剧烈的高山反应和连日劳累，领着大家不停地推车，终于将车给推“活”了。
就在这次上山期间，刘梅芳还遇到了至今还令她极度悲伤的憾事：那一年，父母因病双双去世。病危时，家里连发几封特急电报。可因山上风雪阻隔，邮路不通，电报送不上去。待半年后下山时，她才获悉噩耗……
1997年春节，护士杜艳、刘力、慕方一经过艰难跋跋涉，终于来到了离三十里营房160公里的喀喇昆仑山口附近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连，她们给战士们送去了一大筐桔子，与战士们一道唱歌、跳舞、聊天、包饺子欢度除夕。战士们站岗巡逻，戴着部队发的棉手套握枪活动不太方便，她们就自发织手套送给战士。去年一年，刘艳玲、梁顼、郭秀琴、姜云燕等女兵共凑钱买了12公斤毛钱，织了250多双手套。
医疗站副主任技师吴凡英说，在她家中的箱柜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块银元和一副手镯。这两样小物品，常令吴凡英想起那难忘的一幕。
那一天，吴凡英在山上巡诊，3封电报先后递到了她手中。内容都是一个：“母病危，速归。”然而，第一封电报发出时间却在一个月前！
老母病危，她作为医生和女儿，真恨不能即刻飞临妈妈的床头，但山上患疾病的士兵也正需要她。吴凡英默默收起了电报。半个月后，吴凡英护送病员下山，才得知母亲一个月前已带着永久的遗憾离开人世。
后来，父亲寄来一个小包，信上说：“你妈病后，天天念叨着你，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两件东西。”小包打开了，一块银元，一副手镯，都是吴凡英儿时喜欢的玩物。
喀喇昆仑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暴风雪、泥石流、高原特发病、冻伤、冻残……每到哨卡巡诊一次，他们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经受生死的考验。
一个风雪弥漫的冬日，几名骑着马的医护人员前往哨卡巡诊，在风雪中行进。峡谷中一阵猛烈的狂风卷来，维吾尔族女护士吾尔哈提失踪了。黑雾沉沉，风雪肆虐了一夜，当她们找吾尔提时，她再也不能睁开眼睛。早已冻僵的手还紧紧攥着出诊的药箱。那年她才24岁。
那年10月，李勤、李桂芝等3名女护士在军医陈占诗带领下，前往空喀哨卡抢救一位高山昏迷的战士。行到海拔5200米的舒木野营地时，救护车抛锚了，几个人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被困了三天三夜。强烈的高山反应，加上饥寒交迫，3个女护士个个浑身浮肿，大小便失禁；毛皮鞋冻在脚上，脱不下来。为了抗御严寒，陈占诗用手术刀把3位姑娘的毛皮鞋割开，将她们的脚用皮大衣裹住。接着，他把个人的挎包蘸上汽油点燃取暖……
护士张丽梅结婚已经3年，一直盼望着能有一个孩子。这个机会与上山执行任务一起来了，她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一支施工部队上山筑路，张丽梅随队保障。数百名官兵在她的精心照料下，顺利度过了高原反应期，可她自己却劳累躺倒了。回到医疗站一检查，怀孕两个多月的胎儿，由于严重缺氧和过度劳累已死在腹中。
严酷的环境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高原白衣战士失去了很多。然而，他们矢志不移，无怨无悔。她们说，“比比牺牲了的战友，比比常年守卡的官兵，我们是幸运者。国家需要‘下海’的，也需要‘上山’的。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稳，为了守防官兵的身体健康，我们心甘情愿一辈子扎根雪山，献身高原。”
…… ……
天已黑得难见五指，从山上下来检查工作的18医院院长王引虎告诉我，晚上医院的演出队要给路过此地的官兵慰问演出，请我一同观看。演出是在晚上11点开演的，地点在兵站招待所一楼大厅，演出的节目全是歌颂边防官兵和医疗站为官兵服务的事儿。节目都不长，但个个精彩，艺术性不高但催人泪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掌声。一楼大厅和走廊上，挤满了前来观看节目的官兵，或许他们的衣帽不整，或许他们身上还发着汗味，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士兵，他们看得都很认真。节目演完了，那些穿着皮大衣的士兵仍不肯离去，他们，要目送那些既象花儿一般，又象小伙子似的女兵们，返回马路对面的医疗站。怎么也让人想不到，这些官兵们非常欢迎的文艺演出队，是由三个女兵和一个男兵组成的。一台吉普车，可以使这支演出队既可以为兵送去欢乐和笑声，同时也可以治病救人。
打开电脑，想记下今天的这一切，但兵站发电机也到了必须停机的当头。无法，我只好要来腊烛，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吸氧一边记下今天的活动。
5 月30日 天阴后转晴 多玛 一次跋涉，两次险情，我差一点“牺牲”……（海拔4436米）：仅仅是为了上厕所
昨夜采访后，又碰上医疗站的4人演出队慰问汽车兵，节目让人流泪。待回到兵站的宿舍，已是夜里11点40分了。本想喘口气再去上厕所，结果停电了。兵站的同志说，每晚12点必须停电，这样才能确保发电机明天正常工作。
无奈，只好擦着火柴去找厕所。回来趟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是刚才的节目兵写兵、兵演兵、兵为兵的情景让人落泪；二是演出队只有4个人，是我见到最小的一个演出队。4人中年龄大的22岁，小的只有17岁，且都是内地来的孩子，令人佩服；三是头已经开始疼了，一种闷重的撞击后的疼，如不小心翻下身就有破裂的感觉，加上气温极低，睡觉前我不得不加上了一件毛衣。
约定早上7点出发，可将行李提出来后，却不见了司机彭亮，另一司机杨新强说，小彭昨晚3点多钟突然病了，正在医疗站住院。于是我和侯主任赶急跑到卫生所，见到了小彭。很明显，他的脸色不好看，有些紫。护理员说，小彭患的是肺水肿，晚一些就麻烦大了。我们只好要求小彭留下来治病，等好了再搭个便车下山去。侯立贤主任告诉我，彭亮前年就得过这种病，也是抢救及时才脱的险，这次上山原本不打算让他上，可他非要坚持，说是他路熟、车熟，可还是没挺过来。
小彭留下来，小杨成为一号司机，我晋升为副驾驶。车出叶城三十里，先向西再向南，眼前全是瓦砾似的铁性碎石，象是铁道路基上的石块，不同的是它的颜色全为褚黑色，犹似馋岩之石用血洗过一般。汽车狂飞，我们似乎完全进入了一种雄性的世界。任何的娇艳和虚伪都将会归回到其真实和自然的境地，一切的自私在这里将变得公允和无私。望着茫茫石海和远处升腾的霭雾，我似乎又对博大、宏伟和宇宙有了一种人生新的认识。汽车继续向西行进，侯主任喊我朝前看，顺他手指方向看去，模糊处有一雪山映衬出的高矗碑峰。侯主任说，那是康西瓦烈士陵园，那里有保卫边疆反击战中的英雄和近些年牺牲的汽车兵。我们去看看他们吧！
车到路口处，司机小杨按响了喇叭。他说，这是我们每次到这里时都要做一个习惯动作，嗽叭声告诉烈士们，我们看他们来了！
康西瓦烈士陵园长眠着100多名我的战友，他们保卫边疆，被埋藏在边疆。边疆处处埋忠骨，但选择在此地，着实让烈士们寂寞了一些。但在铁血之地，昆仑山上，祖国边关，让他们和我们的官兵仍在一起，也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安慰，要紧的是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碑前默哀，碑后一遍又一遍地吟颂他们的英名和事迹。尔后又一根一根点燃香烟，双手拱放在每个烈士的墓前，将带来的一箱酒洒在他们的坟头，行注目礼给所有的烈士们。登车而去，好远了我还回头去看那座高处的陵园。天空里，几朵白云状作一个椭圆形的花圈，在蓝天上缓缓向东游去，几只雄鹰，由低而高的向天边飞去。莫名处，我为自己是一名军事记者而自豪，同时也感到肩上沉沉的，心里一阵酸楚……
红柳滩餐桌上的蒜薹，是我全天见到的唯一的绿色。（海拔4310米）
上午11时许，我们来到了红柳滩兵站，在那里吃早餐。红柳滩其实无红柳，之所以这么叫可能是当时公路从这里穿过时，或是勘测时还有几棵红柳吧！红柳滩有两个部队单位，7家餐馆。两个部队单位一个是兵站，另一个是通信机务站。7家餐馆都是小餐馆，为地方过往的车辆及行人服务。
4个小时的跋涉虽不长，但清一色的世界让你无法不烦躁。而红柳滩，则使我紧张的神情得到了缓解。在红柳滩兵站最让我心动的是餐桌上的那盘蒜薹，它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唯一的绿色；最让我难忘的是兵站的13名官兵在门口迎送我们的目光——那是一种乞求我们平安的目光。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副石子嵌上的对联：清夜喜迎官兵，早晨泪送战友。多好的战友啊！
一路西上，高山反应已使我头疼难忍，剧烈地颠簸已使我无法背靠后座，手象抓小鸡似的紧握着车门上的扶手。路还要走多远，这种折磨人的颠簸和已经使耳膜发麻的振荡和夸夸声还要持续多久，我额头上的汗水象雨水一样，淋湿了我的衣领。为了不使我们寂寞，司机小杨打开了录音机，喇叭又给车内增添了一种噪声，我求小杨关掉它。望着我，小杨说，阿里汽车兵有句话，叫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红柳滩到多玛”，难走的路才刚开始！说话间，车子就老牛似扬首倔屁摇开我们了。稍不注意，头碰在车顶上撕裂的痛，忍不住的就掉泪。望一下前面，这那叫路？便道都不如。就是这样的路，我身旁的小杨，对了他叫杨永强（陕西洋县人，1991年12月入伍，共产党员，士官，红旗车驾驶员），8年来跑过60多个来回120多遍阿里高原。看看他，再不时的望望被我们超越的汽车连的官兵，我这些又算些什么呢！不就是难受吗？不就是心气短、头痛腰软吗？我要求自己坚强些。
上厕所，差点让我丢了命，是一袋氧气和一瓶丹参滴丸救了我的命……
下午4时许，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泉水沟，这里海拔5200米，是红柳滩到达多玛的中间点，也就是说，泉水沟是我们西行阿里在新疆的最后一站。如果说我们按原计划的话，晚上是准备赶到进入西藏的另一个点——日土县城。泉水沟虽说不大，但有几座简易木棚和帐篷，加上小溪潺潺，可以说是戈壁和群山中的“都市”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做一番翻越海拔5280米界山达坂的物质和精神准备。也就是说，人要吃饭，车要加油。
停车后，我一落座就问餐馆的甘肃老板，厕所在什么地方，他说房后便是。我转了几圈也没发现厕所，观察了一下地上，才完全明白了房后“厕所”的含义。无奈我只好走向远处的高坡上，利用一块大石头作掩体上自己的“厕所”。谁知短短几步上坡，竟使我气喘得不行，为解大便，我急忙蹲下，但就是怎么也拉不下来，尽管已经憋了好久。又显无奈，我鼓足劲一拉，眼前突然一片漆黑，身子向前一扑，爬在了那颗石头上。在那里爬了多久，我不知道，是侯主任他们把我扶到餐馆老板的床上，并用一袋氧气和一瓶复方丹滴丸救下了我的命。侯主任后来在路上对我说，“你上厕所好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坏事了，当找见你时，你脸色铁青难看，呼吸困难。当时就把我吓坏了，我陪着你，再出了事，我是交待不起的呀！”我十分感谢侯主任和那些战友们，没有他们，也许我真的已经光荣在去阿里的的路上了。后来侯主任还告诉我，我遇险的那个地方叫死人沟，为了对外好听，近几年才改叫泉水沟的。死人沟，一个听起来就让人害怕的地方。
被困在海拔5280米高处，缺氧，使我一下地就瘫在地上……
一个生命的危难刚刚过去，另一个危机又出现了。离开泉水沟约50公里，我们的车突然被一辆地方蓝色的巡洋舰拦下，车上下来一位少尉军官，他好心地告诉我们：界山达坂上的雪太厚，有几十辆车被困在哪儿，前不能进，后不能退，许多车已掉头返回了，你们最好别上去了。我问他叫什么，是哪个单位的。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回答道：“报告上校，我叫祁俊岳，祁连山祁，英俊的俊，岳飞的岳，是阿里军分区波林边防连的排长！”谢谢祁排长！我急忙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已经紧张的我们只好商量对策。返回去，50多公里的路再走两个小时不怕，如果车被陷进泥坑怎么办？回去遇上汽车大部队住兵站，我们又怎么办？不退向前，界山达坂有没有空车道？如果被困在达坂上又怎么办？死人沟就是因界山达坂而得名，任何时候在山顶逗留，都可能出现丢命的危险，怎么办？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车先向达坂跟前开。我们于是超越了一辆辆大部队的运输车辆，终于走到了达坂半山腰一辆被陷车辆的跟前。原来，这位开尼桑越野车的青年汉子，原本只能拉5、6个人的车子，一下拉了10个人，加上车顶的货物行李，严重的违章超载，陷进了已开始化雪松软的泥土中，挡住了要上山的所有车辆。为了尽快找到解决通行的办法，我们商量决定：让马青山同志上山去了解情况；我下车协调跟前车解困。我一步一喘地来到被困车的面前，让心里有怨气的其他车司机下车帮他一把，也是帮自己一把，当然也包括帮我们一把，共同把这台车给推出来。也许我是穿了军装的缘故吧！车上的人很听话，都下了车。但一部分人不愿推车，骂这司机是个坏了良心的东西。细一打听才知道，他向每位乘客收取了500元叶城到阿里的车费，且不开票。价高人多，又没有什么服务，乘客自然不满意，要骂娘。我在指挥这台车后退的同时，也指挥我们的车冲上了被困两边车辆在中间的空地。也就是说，我们的车冲上了海拔5280米的界山达坂的最高处。
很快，对面的情况也搞清楚了，一辆满载10吨货物的平头货车陷进了泥坑中，而且越陷越深，开车的司机急，后面的更急，忙是的帮越帮越忙。汽车屁股不停的冒黑烟，车子只向下不向前。一个小时过去了，那车仍没有走出泥潭。我急了，要下去帮一把。侯主任一把抓住我，说不得乱动，你别忘了，你刚才险些丢命，如再下去，只有死没有生，要记住，这里是5280米海拔，不是平地！侯主任一片好心，我只有服从。不一会，这台车在后退之后，终于改侧道下山了。但好景不长，三台车过后，第四台车的司机明显是个经验不足的新手，在车向左滑的同时，使劲向右打方向，结果方向越打越死，油门越踩越大，车就死死地陷进了深坑。这台车动不了，我们的车也当然动不了。看到此景，略有些驾驶经验的我，实在是急了。这下，我顾不了那么多，拉开车门就往下走。刚迈出三步，也就是说只在没有行痕的雪地上留下四个脚印，我的眼前又一黑，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司机小杨急忙跑来扶我到路旁的土坎上。
我让小马过去再堵前面的车，同时让小杨代话给那位陷车司机，教他如何走出泥潭。两招果然见效，下山的路终于通了。此刻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钟正好指在了晚上9点36分。雪域的太阳也正好落下，在夕阳的余晖中，我们在被堵了3小时10分钟之后终于闯过难关了。而身后，早于我们先一天出发的分区汽车营的17台车辆全部被堵在山下了。看样子，他们今天是翻不过这座世界上最高的达坂了。
夜色中，我们两台车赛跑似的下山，可好景不长，前面的那台三菱车被冰桥给架住了，四个轮不着地，动力用不上。前不能行进后不能退出，我们下来推也没用。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铲掉冰，刮掉水，填上沙土。于是，我们全体出动，帮着一块铲冰挖土。幔雾似的夜暮下，我们几个人挖的挖、刮的刮，打灯的打灯。但每当稍有了劳动成果时，就有人喊，试一试。司机也急于求成，一声马达，两脚油门，结果往往是前功尽弃，又得重来。加上我们并没有走出高海拔，极度缺氧，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我们本身就没有多少氧气可用。这样，放在内地半个小时可以排除的险情，我们在世界屋脊上整整干了三个小时，带着一路的灰尘和满深身的汗水，我们又重新出发了。
界山达坂一前一后搞掉我们6个多小时，使我们原本奔日土的计划一下子破灭，下站只能落脚多玛了。
走下达坂，便是茫茫黑夜和无际的深棕色大滩。大山已完全躲进夜色不和我们交谈。没有一点提示和可作暗示的东西。车灯前不毛之地上，到处都是车痕和新旧难辨的印迹。朝什么方向走，去哪里、朝哪个车痕去才是多玛。我一概不知，我问小杨对此有无把握。小杨也不肯定地说，“凭感觉和运气吧！”小杨越是这样，我和侯主任心里越发毛。今天的两次险情已使我心律率减，不敢有什么侥幸心理。我对小杨说，“你超过前面那台车吧，我非常相信你的感觉！”也许人到一定时候需要鼓励，特别是男人，男人中又特别是军人。小杨的勇气使前面的那台车远远地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路依然不平，颠簸仍在强烈的继续。若大的戈壁滩静如洞窑。寒风呼啸，起伏的山坡上，不时有磷光飘来，汽车的夸夸声持续不断，成为今夜昆仑山上不息的呐喊和叫声。车内疲惫不勘的我，这时才意识到，几次下车的恶果已经产生，那就是关节受寒之后的风湿发作了。我急忙脱掉鞋和袜子，在用一只脚砸另一只脚的同时，用手敲打着膝盖。
煎熬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不仅仅是来自风湿痛，而是无望的路和无际的奔跑。究竟哪里是目标？我们今夜会不会迷失？或是误入深渊？驶入魔洞？或是被困后冻死？或是被猛兽吃掉？对于这些，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心里老是琢磨，庆幸自己带的是红色的箱子，如出事，它会指示战友来救我们的。
西进！西进！！西进！！！车子不停的奔跑着。
身子好象散了架，到处都在作痛，疲劳和烦躁再次袭扰着我，头痛得只想哭。迷糊之中，我神游似的做着乱七八糟的梦，嘴里也胡言乱语，叫着一些连自己也想不起的人名。惊醒处，恨自己不是一只小鸟，从车窗飞出，飞向阿里。再也不坐这车，再也不听这声音，再也不走这条路。但忽然间，又觉自己太可笑和自私，去阿里，不就是为了了解阿里的军人吗？他们不正在和我坐在一起吗？对比之下，自己难道不惭愧吗！也许这种想法他们也有，可是他们没有说出来，而自己，却想出来了。伟大与不伟大，境界与非境界，它们的标准不一定都在行为上，许多时候，它的灵魂在于思想。而我，面对如此英雄般的司机和阿里汽车兵，竟不知英雄的伟大所在。困乏和自责中，我又迷糊着打起盹来。
5月31日凌晨3点多，我们终于到达了多玛兵站。从早上7点起床到现在，我们整整奔波了20个小时啊！20个小时惊险如梦。到兵站，我拒绝洗漱，也拒绝吃饭，脱掉满是泥巴的皮鞋和已结冰的裤子，我倒满一杯水，拿出手机准备打个电话给家里，不知小女病情如何，妻子是否可好？可手机连一点信号都没有。这已是我和家里，特别是孩子手术后，三天没有家里的消息了。
人困马乏，头痛如裂。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兵站的房间依旧没电。点起腊烛，取来氧气管，在脖子上一绕，往鼻孔里一插。今夜我计划无眠，一定要写下这些文字。因为两死一生，20个小时的奔程，加上全天吃一顿饭，到兵站后又拉肚子，这种有生以来的头一次生死之真实体验，必须让我有这种精神来面对自己和那些让人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汽车兵。
5月31日 晴 狮泉河 关于一个湖和一位病危士兵的故事。（海拔4300米）：谁能说清楚士兵是山祖国是湖？还是祖国是山士兵是湖呢？没有水，山则失去灵性；而没有山，水则失去风骨和脊梁
阿里是一片最辽阔和最空旷的地区。这种深沉的寂静有流沙的那种低低的叹息声，丝绸地悉悉声，轻微而又是永不止境的嘈杂声组成，现在又突然被一阵轻微脚步声所触动。我们来了，我们来到了阿里。此刻，2001年5月31日晚上11时56分。我就住在阿里军分区一栋有着全军最大的军旗墙的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一边吸氧一边用我手中的笔，记录着我西行阿里的感受和对生命的真实体验。
早上10点10分，我们从西藏的多玛兵站出来，继续西进南下，朝日土方向进发。今天的路相比前两天的路略好一些，还可以叫做路吧。
要到日土，必经一个大的湖泊，而且是要从她的东南角绕行到西北角方才可到达。
从地图上看，没有比这个湖更为狭长的湖泊了。那一线蓝自日土延伸到（印占）克什米尔境内。它全长150多平方公里，面积却不过346平方公里。平均宽度2至5公里，最宽处8公里，窄处呢，50米；最窄口，5米。该湖东段和西段的一部分在中国境内长约百余公里。从卫星照片上观察，该湖深嵌在高山之间的槽谷内，湖体狭长平直，槽谷往东延伸直达色林措湖盆——这一槽谷湖盆带东西长达千余公里，差不多横贯了藏北高原。
对于这个湖泊，外界人一般都将其叫“班公湖”，可对于我们的阿里军人和日土的藏胞来讲，他们是不乐意，或是根本不这么称呼。尽管“班公湖”已是很亮的名子了，但我们的士兵还是叫她“鸭岛湖”。阿里军人给我介绍说，“班公湖”是印度人的叫法，是印度语（大约是一方小草甸的意思），藏语称她为“措木昂拉仁波湖”，意思是“长的仙鸭湖”。这大概是由于湖中鸟岛多有斑头雁居住，而当地人称斑头雁为“灰鸭”。于是便有了“鸭岛湖”的叫法。官兵们说，一些地图上、资料和书刊上一直错用此名，是很不负责的。中国只有“鸭岛湖”，并没有“班公湖”。
官兵们说，对于“鸭岛湖”来说，不是简单称谓，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印度一向声称对于该湖拥有领土主权，中国人沿用印度湖名，岂非一种默认？现如今虽是和平时期，但六十年代初中印战争期间，日土也是一个战场，在日土县西侧就有双方的布雷区；眼下，中印双方沿班公湖都没有对峙的哨卡，因值非战时，都还友好罢了。有一年，我方的船翻了，有两个人漂到印占区的湖水中，被对方边民发现，进行抢救，治好了又送了回来。1962年中印开战时，印军就曾趁着夜色，深入我方防线内偷水——班公湖一个特别蹊跷处，就是同属一湖，水质不同。中国境内的湖水是淡水，到克什米尔境内不仅变咸，而且发臭；不仅人畜不能饮用，连鱼也不见生长。
在颠簸行进中，我一边看着左边的铁血雄山，一边神不由已的眺望右边的鸭岛湖。铁血给人以刚强和无私，而蔚蓝的湖泊给人以深遂和柔情。没有水，山则失去灵性；而没有山，水则失去风骨和脊梁。山和水在西藏高原的阿里这么巧妙的结合，是世界屋脊上一道最为完美的风景。在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阿里高原这么宽广的胸怀，这么清纯的境界，这么纯净的感染力。而我们从这其中走过，你能说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能说清楚士兵是山祖国是湖呢，还是祖国是山士兵是湖呢。奔波在这美丽的鸭岛湖畔，远望湖上巡逻中队的船只和官兵，作为西行的新华社军事记者，我自豪是因为我也是一名中国的士兵。
日土，我见到了两个藏族小男孩和一个在电话里跳舞的小女孩的父亲……（海拔4252米）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来到日土县城。并首先采访了武警日土县中队中队，中队副指导员王宇向我们介绍了中队的基本情况。中队共有23人，其中干部4人。主要看押和处理突发事件和协助公安机关维护本地社会治安。全县7247人，共关押人犯8人（其中3人是昨晚因打架被关进来的），4月至9月是关押人犯的高峰，最多时是5人，今年被关8人是最多的一次。其余时间没有一个人犯。说话间，中队长边巴次仁、指导员邓明会也回来了。他们给记者领来了两个穿着新衣的藏族小男孩，一个叫格索朗，10岁；一个叫朗加多杰，12岁，都在日土县完小上小学4年级。这两位藏族小男孩是中队四年前从一个遥远的牧区接过来的。中队的官兵用捐款供他俩上学。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两位小男孩回“家”了，中队为他俩准备了崭新的运动衣。
如果说武警官兵与两位藏族小男孩的事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的话，那么我在日土县人武部听到的故事更加感人。分区军务科长王建兵的女儿今年9岁了，她多么想在每年“六一”这一天为阿里山上的爸爸唱一首歌，跳一曲舞啊！因为她一直是幼儿园和学校的小歌手、小舞蹈家。盼了多年，她都不能在这一天见到自己的父亲。去年底，爸爸下山时，她又向爸爸提出了这一要求，爸爸以军人特有的方式立下“军令状”，保证这一天一定下山，到学校看女儿的演出。谁知日子就要到了，爸爸又有了新的任务，爸爸不能下山，女儿就在电话里给爸爸唱歌。一头是女儿银玲般的歌声，一头是正在下部队工作的父亲兴奋的泪水，电话使父女俩千里之间的距离因歌声而拉近。歌声渐渐消失了，电话两头好一阵沉寞。女儿问爸爸，听到了没有，爸爸说，听到了，好女儿，爸爸听到了，孩子你唱得很好。女儿说，爸爸，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你看不到我跳舞，我就在电话里给你跳一个舞吧，这个舞蹈名叫《山上的爸爸》。爸爸没有听完舞蹈，就忍不住放声痛哭……
故事是日土县人武部刘政委讲给我的。坐在刘政委身旁的就是15个月没有回过家，没有见过妻女一面的王建兵——一个在电话里跳舞的女孩的父亲。王建兵红着眼说，“我在孩子面前又一次食言了，所以晚上一夜没睡好觉。”我拉着王建兵，这位28岁就因长期缺氧而脱成稀发的科长的手说，“你在孩子面前食言了，但你却没有在祖国母亲面前食言呀！建兵，你是一位优秀的阿里军人，一位祖国的英雄啊！”
离日土，我们直奔狮泉河。半道上，我们又碰上了一辆急速的军车，示意停车一问，才知道昨晚被困在红柳滩的一台运输车坏到现在还没有修好。他们是在一连排长宋学文的带领下奉命救援的。从分区到红柳滩580多公里，中途要翻越5座达坂，大卡车要连续行驶36个小时。多么不易啊！580多公里，去解救另一台被困的车辆，在内地，是多么的不可想象啊！可在奔赴阿里的路上，这些都是常事。
还有19公里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汽车仍在颠簸着，但不管这种颠簸有多么的强烈，我们毕竟有了盼头。就在这当儿，一辆救护车又与我们相遇，带车的分区卫生所于端仁副所长告诉我们，他们刚刚接到电报，汽车营三连士官驾驶员王李军在执行上山运输任务，翻越界山达坂时突患肺水肿生命垂危，现在多玛兵站实施医疗救治。分区首长指示，立即派出最好的医护人员，驱车前往多玛接救王李军，同时请多玛方向也派车将病员前送。我请求于瑞仁副所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王李军。就在我吸着氧气准备睡觉的时分，于端仁打来电话，说王李军已经抢救成功，暂时脱离生命危险，病情初步诊断为高原昏迷、肺水肿、低氧血症、呼吸感染。他们已将王李军接回到分区卫生所了。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谢谢他们救了一位战友！我记了这一刻：2001年6月1日凌晨3时25分。
后来我才知道往返240多公里的路，于端仁他们行走了整整10个小时。
到了阿里，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是个累。那种原本到达后的冲动和兴奋都没有了。吃过饭，我只想睡觉，但地委书记和专员他们来了，分区领导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问候，一遍又一遍的看望，竟使我想睡的念头慢慢地少了许多。带着强烈地高原反应，我一边吸氧，一边写着这些日记。
和妻子失去联系38个小时后，电话终于打通了。女儿阳阳手术基本成功，现在能吃一些流食了。知道我西行阿里，弟弟建发也专门从宝鸡赶往兰州，帮妻子护理阳阳。家中的老人、亲戚和单位的同事们也帮着妻子看护孩子。我一时感动，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在电话中请妻子转告我对他（她）们的谢意。放下电话，我想哭，真的。
6月1日 狮泉河 浑身散架，一夜的头痛失眠，今天我只想睡觉……，结果一支消失了的部队走进我的记忆
昨夜写完东西躺下，关节炎又发作了，加上头痛，浑身象散了架子似的，疼痛使我难眠。一夜起来了7次，每次躺下都是靠氧气来促眠，但还是不行。天空露白时，已是7时，准备再吸口氧气躺一会，赶9点半起床吃早点。但疼痛还是让我无法如愿。于是就坐在床上边吸氧边翻阅有关资料。
我去看望那支曾经消失过的部队……
早饭过后，我告诉分区的侯主任，今天我只想睡觉，但得打针止痛的药才行。侯主任请来医生打完针，我便借机睡去，谁知刚刚入眠，便有人敲门，问我愿不愿去看望一支曾经消失过的部队，并且那里还有孔繁森老书记。望着来人，我能说什么呢？下床穿衣，匆匆成行，明天的计划，因敬慕而提前。
我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是尽埋忠臣的地方。我也知道，所谓曾经消失过的部队讲的就是当年进藏的先遣连。
在狮泉河另一个山凹里，在有一座剧齿形的雄性山脉下，红柳掩匿处，有一口四季常清的甜水井，它的四周，整齐的排列着那支曾经消失过的部队的部分优秀战士，他们在总指挥李狄三的带领下，用一种永恒的声音，给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
1950年初，中央确定了由川、滇、青、新多路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队派出一支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为此，组建了进藏独立骑兵师。同年7月，李狄三同志接到命令：率领由汉、藏、蒙、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七个民族137人组成的先遣连先行进入，其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8月1日，先遣连从昆仑山脚下的新疆于田普鲁村誓师出发。
阿里历史就此掀开新的一页。与这一时刻同时注入史册的是李狄三同志，他是革命英雄，也是传奇人物。
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城道村一个贫寒人家的李狄三，1938年入党，次年参加八路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解放战争中随大军西进，直打到于田。再率先遣连南下阿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苦、最辉煌的最后一段经历。
翻越冰峰雪岭、荒滩戈壁，克服了高山反应、雪盲、各种疾病的因扰，先遣连到达了今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地区。此地海拔高达5000米，荒寒野地里瘦草疏落，只见剌柴蓬生——扎麻芒保，就是“毛剌很多”的意思。此时，阿里噶尔本派员前来谈判。一个叫才旦彭加的秘书挑衅地要同解放军比试枪法。
来者不拒，李狄三欣然同意。比赛这天，远远近近的藏族牧民前来观战。大片开阔地作了靶场，牛羊骨作靶。藏兵们射击时子弹去向不明，引得哄堂大笑；而先遣连战士举手之间，百发百中，围观者喝彩不绝。才旦彭加想挽回面子，要求与李狄三较量一番。好吧！李狄三从容地掏出驳壳枪速射三发，弹弹命中；才旦彭加连射五发，竟无一命中。此后，解放军格萨尔王般的神勇传说与秋毫无犯的好名声一道飞遍了草原。直到今天，阿里人还乐此不疲地谈说四十年前的这场富有戏剧性的比武。
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许多官兵是患上了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这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一直坚持到1951年5月28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营救他们时，他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55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烈士陵园，孔繁森墓旁，我听到另一个故事……
狮泉河烈士陵园。我默默地站在紧靠李狄三烈士墓前边的孔繁森墓旁，一边吟颂着孔繁森旁“一尘不染，两神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的挽联，缅怀这位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党员和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人民的好公仆。一边对李狄三和孔繁森这种一前一后防梯式的墓式感到好奇。随行的同志随即给我讲道：
1994年底，当阿里地委以十分悲痛和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狮泉河烈士陵园为他们的好书记孔繁森修建陵墓时，阿里人民得到了极大地安慰。每逢节日，各族群众都要到这里来看望和祭奠他们的好书记。但渐渐的人们也发现，他们五十多年来一进烈士陵园就能看到的李狄三烈士的墓被堵在了孔书记的墓后。
“李狄三烈士和孔书记是我们阿里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位杰出代表，我们要一进门都看到他们！”群众代表找到了地委领导同志，强烈地要求着。于是，4200多名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和58个机关、部队、企业及单位纷纷捐款，把堵在孔繁森书记墓后的李狄三烈士墓加高加大，让人们一进入烈士陵园的大门，就能同时看到两座陵墓。阿里的群众说，“解放阿里不能忘了李狄三，建设阿里不能忘了孔书记，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不能忘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啊！”
听着这些，我眼睛湿湿地。
黄国柱社长上午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阿里采访情况，嘱咐我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北京，惦记着我们。
晚上，分区在镇上请《西藏日报》李而亮总编辑一行吃饭，邀我前去。我早就耳闻李而亮的大名，一经接触果然很“亮”。人亮，才亮，歌声亮。他的歌声，除《康巴汉子》之外，全是军歌。在阿里听兵歌，说军人，个个豪气，人人男子，阳盛阴衰。吃饭的整个过程虽说没喝酒，但以歌代酒，快活！痛快！
晚上9点至12点10分，医生到房间来查体，说是我已在高原患感冒，需输液方能好，否则危险，故同意输液4天。
6月2日 天晴 狮泉河 一位光头兵和有一首被改编的歌：枕着袓国的名子入眠
吃过早饭，到汽车营去采访，在路上听到了一首被改编的歌。唱歌的后来据说是一位曾百次上阿里的老兵，但我没有细问，只记下了他是一个被缺氧蚀去头发的光头汉子和那几句歌词：
我把我的心交给了你
你就是我最重的行囊
从此无论多少的风风雨雨
我都要把你好好珍藏
我把我的梦交给了我
你就是我牵挂的地方
从此无论日落还是晨起
你日夜盼我归航
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把最亮的星星写在天边
不管迷茫的远方有多么迷茫
你都会照亮我前进的方向
让我枕着你的名子入眠
把最亮的你写在心间
不管寂寞的远方有多么凄凉
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 ……
晚上又有人来给我输液。
6月3日 晴 狮泉河 躺在病床上，我听阿里军人的故事：雪海中，二保用手救出26条性命…… ；而离婚后的边防连长却对妻子说：“分手那天，我真想给你唱首歌，但是没有唱出来。回到高原，我心里天天都在为你唱这首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连日的奔波，加上高寒缺氧的强烈反应，一冷一热和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的气候变换，我彻底病倒了。发烧，流鼻涕，浑身疼。实属无奈，只好静静地躺在床上，约人来讲阿里军人的故事。
神车手——李二保
在阿里军分区，最苦的是汽车兵。阿里的好多公路不是修出来的，而是汽车兵跑出来的，这里的路一年中，半年是风雪，半年是洪水。要能跑个顺畅车，肯定是奇迹。
汽车兵是阿里分区所需物资的保障者，也是维系整个阿里边防的绿色血液。这里的官兵都说，如果你不是一条汉子，就莫要进当汽车兵。
那年，再有七天就过春节了。分区领导打电话叫“二保”到他的办公室去。
“二保”姓李，名保忠，山西寿阳人。但他的大号没人叫了，谁见了都只叫“二保”。他因多次在冬天独闯昆仑而闻名。
分区领导说：“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必须你来完成。”
“有什么任务首长尽管吩咐，我保证完成！”
“飞行保障点26名战士要送到口内去学导航，你在大年初二前必须把这车人送到叶城。”
“什么时候出发？”
“如果你的车辆没什么问题，时间紧张，你什么时候出发都行，反正别的车不下山，就你一台车。”
“得给我多加点油，准备三四十把铁锹，我今天下午8点就可以出发。”
分区领导跟他握了握手，说：“我会守在电话机旁，等你平安到达叶城的消息。”
他“啪”地敬了个军礼，说：“请首长放心！”转身出去了。
那年，纷飞的大雪使阿里成了真正的风雪高原。它无边无际，如同白色的大海，所有的冰山雪峰全成了大海中的惊涛骇浪。“二保”的车一扎进风雪之中，就成了大海中的一片落叶，在雪海里颠沛着，被风浪蹂躏着。原来的好多路段现已成了漩涡的陷阱，除了实在无路可走，是不能轻易去闯的。所以，他尽量选择积雪较少的山坡走。
“二保”长年奔波于阿里和叶城之间。他对这条路的熟悉犹如对自己脸上伤痕的熟悉。何处有沟，何处是坎，哪里弯急，哪里翻浆，他都一清二楚。
第二天半夜，他们连滚带爬地走到了多玛兵站。兵站已经四个多月没看见其他的人和车了。几个留守在此的官兵半夜听到车响，以为是梦，待两道疲惫的车灯光射到院子里，他们才相信是真的，几个人都翻身起床，裹着大衣，跑出来迎接。
冬天一开始，就没有车辆往来，除了几个人留守外，兵站其他的人都撤到了叶城。一见到他们，兵站的官兵像遇到外星人一样兴奋，招待得分外热情。
听说他们要下叶城去，兵站的人说：“你这单车，玄。我们已好久没见过过往的车了。那多玛沟，那界山，那死人沟，要闯过去，恐怕得给你这车安上副翅膀。不过，如果让‘二保’去闯闯，可能会闯过去，其他人，还是早早回狮泉河去吧。”
“二保”又“呵呵呵”地笑了。加了油，吃了碗“揪片子”就离开多玛，一头扎进了多玛沟。
出多玛沟，也就进入了喀喇昆仑山脉。这条巨大的山脉起于帕米尔高原，一直向南逶迤而来，在遇到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它像是要故意避开，在空喀山口附近，折身直向东南，从新藏交界处蜿蜒奔向羌塘高原。所以，要进出阿里，就必须翻越喀喇昆仑。
多玛，则如北上喀喇昆仑的门户。
多玛沟两边是崇山峻岭，沟谷狭窄，山岭上的积雪被风扯到这里，堆积成雪谷，雪一般厚达一米左右，最厚处达三四米。
“二保”知道，从多玛到红柳滩，冬天无疑是一条死亡之路。所以，他把车开得异常小心。好多地方，车一头扎进去，雪就涌上了驾驶室前面的玻璃窗。这种时候，得赶快把车倒回去，下车挖雪。
在多玛沟里，大家走一截，挖一截；挖一截，又走一趟。没有牛粪，烧不成水，做不了饭，大家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吞点冰雪。挖路挖晕过去了，就扶到车上先休息休息，醒来后，又继续挖。由于吞到肚子里的东西都是冰凉的，再加上高山反应，好多人吐得一塌糊涂，吃什么，吐什么，吐得浑身发软，没一点力气，但还得下车挖雪。
“二保”原计划用两天一夜的时间闯到红山河，现在已经两天一夜了，还没有闯出多玛沟。
“二保”一出车，不管路有多远，车没有到达目的地前，他是不会睡觉的。这些天他没有一点睡意，一旦到了，他可以连续睡上三天三夜不醒。官兵们将这称为特异的“二保功能”。其实，跑昆仑的好多老汽车兵车一跑起来，睡觉都是很少的。
走到第三天，看见了前面有台车，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前面有车来，路肯定会好走些。只有“二保”知道，那车可能在这里困了很久了，因为车上已积了雪。
到了那辆“东风”车跟前，“二保”看见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以为他睡着了，一推，那人倒在了座位上，早已冻死了。
好多战士是第一年入伍的新兵，第一次见到被冻死的人，知道了寒冷的厉害，就对“二保”说：“班长，前面走不了，就不要往前走了。”
“二保”说，“只能前行。我从来没有开车返回过，你们要相信我老班长的技术。况且，军区给阿里这么多学习的名额，不容易。你们去学了保障飞机的技术回来，以后战士们有个急病，直升机就可以来了。”
“二保”心里很着急，想尽快到红山河去把情况报告给分区，以免分区担心，毕竟20多条命呀。
但这路快不起来，仅界山达坂就用了他们一天一夜的时间。
压缩干粮吃完了，只有冻得像冰碗一样的午餐肉。它们硬得跟石块一样，要用锤子才能砸开。
界山达坂的雪厚，海拔又高，这时，往前走，艰险重重，往后退，油又不够。好多新战士已躺倒了，起不来了，只有“二保”带着几个老兵挖雪。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闯到红山河机务站。可是，最后那几个老兵因为饥饿和缺氧，也趴下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挖雪。他的脚被冻坏了。但他还是冲过了界山，到达了红山河。这段平时只需四五个小时就可跑完了路，这次整整用了48个小时。
一到红山河，“二保”就给分区领导打电话。分区领导一听见是他的声音，竟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许久才激动地说：“我们都以为你们出事了，不知这26个人跑哪里去了。新疆军区已动用直升机来寻找你们，飞机都已到喀什机场了。”
“二保”说：“不用了，最艰险的路已闯过来了，我保证不误时间，将他们安全送到叶城。”
“前面还有死人沟，你有把握闯过去？”分区领导认真地问他。
“没问题。”
两天后，“二保”按时赶到了叶城。
“二保”把人交给留守处，就到卫生队去看冻伤。他一坐到卫生队的椅子上，就呼呼大睡起来。他已有七天七夜没有休息，没有睡觉了。军医给他治了冻伤后，不忍心把他弄醒，就把他背到了自己家中。
那是1990年的大年初二。这个春节，是他一生睡得最香的一个春节，他直到初四的上午才醒过来。
铁连长 —— 许军
1993年3月，许军与妻子结婚的第10天，正当他们准备回内地度蜜月时，突然接到分区让他上山的电报。当时，他心里十分矛盾，觉得对不住新婚的妻子，但又不知怎么开口。晚饭时，他给妻子斟满了一杯酒，可颤抖的手怎么也拿不稳酒杯，妻子从他心神不定的神情中早已明白了一切。第二天一早，他就搭乘分区上山的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的妻子。
1995年3月，他有了心爱的儿子。得到消息时，他乐得整天合不拢嘴，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可是，孩子刚满月不久，一麻袋迟到的家书裹着两份电报，送到海拔4000多米的斯潘古尔边防连。一份是许军“儿患脑瘫”的消息，另一份是战士王哲的军校录取通知。
许军一眼扫过电报上“病情危急速归”的几个字，双手顿时抖个不停，眼泪正要涌出眼眶，又压了下去：今天是连队的大喜日子，可不能对着全连流泪！他转身带着笑容对干部战士讲：“今晚欢送王哲，加4个菜，热闹热闹！”
当时正值盛夏，阿里高原当晚却下了一场30厘米厚的大雪，即将上军校的王哲焦急难眠：道路封死了，咋下山去报到？这时，许军来到王哲的床前轻声道：“睡吧，我明天送你。”
第二天一早，许军牵着马，驮着王哲的背包，一脚一个深深的雪窝带着王哲去闯雪山。许军来不及考虑遇到雪崩怎么办？遇到暴风雪怎么办？他想的是不能耽误战士上军校，不能误了战士的一生。俩人一直走到满天星斗，才翻过海拔5000米的雪山，赶上接战士上军校的卡车。
望着战士王哲下山远去的背影，满身冰雪的许军只在心中默默地为万里之遥的儿子担忧。随后，阿里高原一场接一场的大雪把道路彻底封死了。
一直盼到第二年的6月，许军才披着一身霜雪回家。那天，他一下飞机就赶到病房，眼前的一切令他惊呆了：孩子神情呆痴，瘫在床上已不成样子；妻子脸色蜡黄地守在一旁。他抱起啼哭的病儿，惭愧地说：“爸爸来晚了，爸爸对不起你，爸爸砸锅卖铁也要给你看好病！”
夫妻俩抱着病儿踏上了漫漫的求医之路。他们一连跑了十几家医院。最后，夫妻俩口袋里的钱花光了，妻子从手上摘下心爱的订婚戒指，变卖了几百元钱，也给儿子买了药。然而，一切的努力还是没能挽救儿子的生命。
儿子夭折了，许军受到巨大打击。这时妻子和亲友劝他，如果你要求调回内地，也许领导会同意。许军的回答是：谁不知道边关苦，可是我不能向组织开这个口。我们连队的官兵都发过誓：只要祖国需要，愿与雪山共百年。
擦去眼泪，安顿好妻子，他又回到阿里高原。
1999年10月，就在上级下令让他到第二个后进连队——海拔4310米的斯潘古尔边防连任连长时，他收到了妻子提出离婚的来信。妻子在近乎哀求的信中写道：
“许军，我不是绝情的人，但我实在受不了了。婚后没几天，你上了山，一走就是一年半。为给儿子看病，我一个人风里雨里，工作丢了，身体也拖垮了。现在每想起你上边防一线执行任务，我是夜夜失眠，生怕你再出意外。这样下去，我的身体和感情都熬不住了……”
许军读完妻子的信，心里一阵酸楚。妻子讲的字字是实、句句在理，还要她付出吗？他一遍遍问自己。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他眷恋着温馨的家庭，可他又无力使家人幸福。况且妻子已经为他付出了很多，他不能再拖累她了。于是，他请假回家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分手那天，他在乌鲁木齐最好的一家饭店摆了一桌酒席，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归队后，许军就把积存的1.2万元工资和借来的3000元钱，一并寄给刚刚分了手的妻子。他在汇款附言中写道：“分手那天，我真想给你唱首歌，但是没有唱出来。回到高原，我心里天天都在为你唱这首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在阿里守防的这些年，他先后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妻子，原先温暖的小家已不再存在。但是他没有后悔，是阿里高原这片热土使他真正懂得了边防军人的特定含义，是莽莽昆仑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是涛涛狮泉河水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是阿里千里边防给予了他搏击人生的勇气。每当巡逻在国境线上的时候，每当凝视着界碑的时候，每当想到因为军人的存在而使祖国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他深深地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国军人而倍感光荣，更为自己有机会守卫阿里千里边防线而倍感自豪。
妻子又打来电话说，女儿已出院，让我不要太操心。
晚上输液，卫生所光头小梁（梁树宾）领来了他们的一名藏族女军医，名叫益西群宗。小梁介绍说，群宗军医是目前我们阿里山上唯一的一名女兵，也是我们卫生所的骨干。她有许多非常感人的故事。为了山上的官兵，她到现在也没有成亲。今天她休息，听我说要来出诊，就一块来看你了。我注意到，清秀俊美的藏族姑娘群宗原来也是一位见生人就害羞的兵妹子。
小梁介绍说，群宗已是近30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卫生所就是她的家，官兵们都是她的好兄弟。小梁的话，使群宗的脸更红。群宗瞪一眼小梁说：大伙都是这个样子的嘛，为啥单说我。
小梁和群宗走了，我翻开分区干部花名册，找到卫生所一栏，上面写着：益西群宗，女，藏族，中尉，1973年10月生，共产党员，西藏措美县人，西藏大学医疗系毕业。
6月4日 晴 狮泉河 雷永年找我增加采访计划；一组数字使我心伤泪酸……：官兵各种疾病发病率：高原脱发：95%；神经衰弱：43%；高原红细胞增多症：21%；高原心脏病：25%；消化道疾病：35%；高原血压异常症：16%；性功能障碍：10%；高原肺水肿：0.8%；…… ……；先后有110多名干部因心脏等病症被迫下山
身体刚刚恢复，我准备到几个连队去采访，雷永年政委再次把我堵住，非要我去采访采访几个同志，或是和他们座座，说他们是阿里官兵的代表：
许孔明，分区司令员，上任时间不长，但是一条铁汉子和阿里通，干工作不要命，去边防几次昏倒，爬起来就走，跟他下去的同志对他不要命的做法很有意见；班觉，分区的藏族副司令，入伍30年，从未离开过阿里，把半生交给了祖国的边防事业，一年有多半时间是蹲在边防，任现职8年，从未为自己的事找过一个人，妻子、孩子和他快成陌生人了；副司令员连江宁，是个干部子弟，工作泼辣，点子多，干劲大，工作不计名利；副司令王百顺，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总是想着点子干工作；侯立贤，政治部主任，山上熟山下熟，政治工作点子多、路子熟，常常是插着氧气干工作；廉恒久，后勤部长，雪域高原的实干家，官兵后勤保障的贴心人；郭安英、张胜辉、侯德山、杨建中、黄昭忠、江久、王炳刚，宋培隆、冬木旦、马寿常……，每一个人，都有一串感人的事迹和故事。
一口气，雷永年给我讲了一大堆，非要我采访，无奈，我只好先记下他们的名字，权作我的采访线索。
这是一组我最不愿听的数字和统计，但同时又是我不能不写在笔记本上的数字和要点。写下它，我的手在颤，我的心伤泪酸。
官兵各种疾病发病率：
高原脱发：95%；
神经衰弱：43%；
高原红细胞增多症：21%；
高原心脏病：25%；
消化道疾病：35%；
高原血压异常症：16%；
性功能障碍：10%；
高原肺水肿：0.8%；
…… ……
先后110多名干部因心脏等病症下山；
标兵连长许军等14名干部的小孩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生理缺陷，其中3人出生不久夭折。
为了阿里的解放和和平安宁，先后有286名官兵牺牲长眠在阿里高原。
关于患病和有病在身仍坚守国门和官兵，我不愿算出他们的比例，也不愿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
6月5日 病，感冒 我想起了那条路……：一步三洼，两步三潭”。汽车走在这个叫国道的公路上，我是找不到它那一点象个公路，或是象个国道。除了红色标记的公路里程碑这可以让人确信，这就是地图上的国道外。从叶城到库地，从三十里营房到红柳滩，到界山，到多玛，到日土，哪一段路不让人颠簸再三，哪个段路不坑坑洼洼，哪一段路不扭七歪八？没有路基，只有翻浆；没有平坦，只有凸凹；没有顺畅，只有崎岖。
经过几天的采访和劳累，我又病了。对这第二次的感冒，我不免有点儿警惕。躺在床上输液，想着返回的计划，我想起了那条路，那条叶城到阿里的219国道。
不客气地说，新疆叶城至西藏狮泉河1070公里的路（严格地讲是到普兰的路），是中国目前最差的道路，也是共和国目前唯一把便道叫国道的公路。
“一步三洼，两步三潭”。汽车走在这个叫国道的公路上，我是找不到它那一点象个公路，或是象个国道。除了红色标记的公路里程碑这可以让人确信，这就是地图上的国道外。从叶城到库地，从三十里营房到红柳滩，到界山，到多玛，到日土，哪一段路不让人颠簸再三，哪个段路不坑坑洼洼，哪一段路不扭七歪八？没有路基，只有翻浆；没有平坦，只有凸凹；没有顺畅，只有崎岖。
路远不怕，但得有个路。从叶城到阿里的路，100公里就能让你疯了，200公里就能把你颠爬下，道路对人的折磨不仅仅是高寒和缺氧。比高寒缺氧更让人可怕的是对这条国道管理的失控！我还能沿这条路返回吗？
谁？为我们的汽车兵和阿里军人着想？
6月6日 阿里是什么？兵说，阿里是胎记，有了就不会消失
阿里是什么？
（一）
兵说，阿里是胎记，有了就不会消失；
我说，阿里是故乡，有了就不会忘记；
兵说，阿里是一种奖赏，呆过就很光荣；
我说，阿里是一种荣誉，呆过就很自豪；
兵说，阿里是一种友谊，有了就让人幸福；
我说，阿里是一种境界，有了一辈子也不会却退；
兵说，忘记阿里是种背叛；
我说，遗忘阿里是一种犯罪
…… ……
（二）
生命能在阿里燃烧，而香烟不能：吸一根烟，得点三四次火；
小草能在烈士的坟头长出，而官兵的头发不能：我见到过的官兵，没有一人不是正在变成光头……
（三）
脸黑心不黑；缺氧不缺情。
阿里，是一个情种。
（四）
守边关，掉皮掉肉——流汗；
长相思，阴晴圆缺——流泪；
高缺氧，头秃身残——流血！
（五）
阿里军分区有一面由286块红砖建成的全军最大的“八一”军旗墙。
先后有286名官兵为着阿里的解放和繁荣而牺牲。
两者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没有人对我说。
6月7日 且坎边防连 我突遇李乾元中将，他握着我的手说，写写边防军人吧，他们是共和国最最伟大的士兵……。他任西北军事长官，跑遍了西北所有的边防哨卡和西北最高、最远、最苦、最差的要地。使我惊奇的是，在阿里，我又碰上了他。去年在青海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等地，我曾抱着氧气袋见到过李司令员。今天，在海拔4450米的高处，我又见到了他，一位见到士兵就高兴的将军
上午在且坎边防连采访，突然遇到了前来边防现场办公，看望守边卫士和巡察防务的兰州军区李乾元中将。一身风寒，有着明显高山反应的李乾元将军，一见我的面就说，边防苦，但士兵伟大，你要多写写他们，他们是共和国最最伟大的士兵！
有着儒将巨星之称的李乾元，是兰州军区唯一的一名入伍前就上大学的将军。就是在全军，他也是为数极少的几个大学生中将之一。一生戍马，一生爱兵；一生从军，一生保国。他任西北军事长官，跑遍了西北所有的边防哨卡和西北最高、最远、最苦、最差的要地。使我惊奇的是，在阿里，我又碰上了他。去年在青海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等地，我曾抱着氧气袋见到过李司令员。今天，在海拔4450米的高处，我又见到了他，一位见到士兵就高兴的将军。
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李司令员已是奔波疲劳多日，到阿里地区后，又有强烈的高山反应，但这些没有阻止他的工作。他每天几乎只休息很少时间，工作、座谈、现场办公、为兵服务，成为他全部的生活。
李乾元司令员说，在三十里营房，许多人劝他不要上阿里，说上去的路很差，许多地方都陷车，没有可以上去的现成路。但他坚信，士兵能去的地方，他也能上去，没有路，走也要走上去。去阿里，不是有没有路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去的问题，因为在阿里，有一个牺牲奉献的群体。
听了李将军的一番话，我，作为随军的新华社记者，似乎更加明白了共和国为什么会如此强盛，祖国的边防为什么会如此稳固，边防的将士为什么会以生命作代价来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真正内涵和内在动力所在。
6月8日 阿里军分区 重感冒使我再次卧床……：流涕、浑身酸困的疼，所有关节处似有火烧，全身虚汗，体温34.5℃。卫生员 命令我必须躺下
气候的反复无常，使我又患了感冒。
流涕、浑身酸困的疼，所有关节处似有火烧，全身虚汗，体温34.5℃。军医的诊断证明了我的判断是确实的，而且被告之我患的是重感冒。
氧气，输液，打针。没有丝毫减轻我的痛苦，我请求医生给我每一个关节处和脊背上，都贴上虎骨膏药。卫生员梁树宾把22块膏药全贴在了我的身上。
上山已整整11天了。11天中，只有四天我没打针、输液，但每天都得吃药。可以说，这11天，我是全凭药物来坚持采访的。我感到了山上的苦，是有限的苦，分区的官兵呢？他们不苦吗？他们有足够的氧气？药品？和医生的关怀吗？我心里酸酸的。
我要写下我的感受。我让卫生员将我扶起，我要回到办公桌前，但没写多少文字，扎针的血管就鼓起起来了，淤血的手背一片紫红。小梁命令我必须回到床上躺下，无奈我只有服从。
下午陪李司令员到烈士陵园，尔后一同下山，晚上夜宿日土兵站。
6月9日 日土到三十里营房，界山达坂拖住500人的后腿……：李乾元同志不顾高寒缺氧，忍着强烈的高山反应，一身风寒两腿泥，详细了解过往群众被困和受灾的情况。李乾元司令员还带头将自己车上带的所有干粮和水送给被困的各族群众，并告诉他们，“我们一定尽快想办法解救你们！”
关于这一段记录，我后来的消息替代了原来的一部分日记：
军民联手共战 界山达坂被困群众全部获救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2日电（记者蔡晖）经过当地军民3天的紧张抢险和营救，被困在界山达坂的130多台车辆和500余名群众今天全部脱险。
5月下旬以来，地处新藏交界、海拔5280多米的界山达坂一带连降暴风雪，积雪厚度达50公分左右，国道219（新藏线）线界山达坂至红土达坂，红土达坂至多玛沟之间60余公里路段积雪溶化，路面严重翻浆，道路稀松泥泞，过往此地的130多辆汽车和500多名群众被困，大批生猪、活鸡被活活冻死，部分群众被冻伤致病，被困车辆和群众最多的长达10天时间。由于高寒缺氧，被困群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6月9日，到阿里边防检查工作的兰州军区司令员李乾元、新疆军区司令员邱衍汉途经此地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过往的部队官兵和附近光缆施工的部队紧急投入抢险和营救。同时，请山下的南疆军区和联勤某分部准备和筹措食品、药品及棉衣、大衣。在界山达坂上，李乾元同志不顾高寒缺氧，忍着强烈的高山反应，一身风寒两腿泥，详细了解过往群众被困和受灾的情况。李乾元司令员还带头将自己车上带的所有干粮和水送给被困的各族群众，并告诉他们，“我们一定尽快想办法解救你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组织力量解救被困的司乘人员。王乐泉同志还指示自治区交通厅、喀什地区等部门，紧急运送物资、机械到事发现场，全力抢救被困人员，恢复被阻交通。
兰州、新疆两级军区交通战备部门也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抢险营救。南疆军区联勤某分部和某师光缆施工部队的领导，及时成立了救援指挥组。甜水海、多玛兵站、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某通信总站100多名官兵，10余台牵引车、运输车、推土机立即赶赴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