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说一句“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就走了
作者：田兴隆
这几天，心情一直非常压抑，为一个不曾相识而又曾听说过的名字的不幸感到忧伤。我反复读他的博客，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持不同政见者或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谁来关怀，谁来爱？
媒体报道，“2007年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经现场勘察，排除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 “从一些迹象看，余虹自杀并不是一时冲动，可能是婚变、工作压力等长期积累的抑郁所致。这些情况说明，余虹是因患严重胃病和抑郁症而自杀。不是有人猜测的遭遇了外界的不公，或是政治原因。”
从外界了解的信息看，余虹之死至少有“婚变说”“压力说”“抑郁说”“重病说”“不公说”“政治说”等死因。斯人已去，盖棺论定。出于对死者的追思，我们不必说死者怎么样，可是活者需要深刻的反思。据说，思想理论界不大提倡“反思”二字。可是，对余虹之死的追思，应该是可以的吧。
余虹教授死了，永久的死了，他的死让许多人悼念或批评。我看更多的是批评，批评他自私，因为他的死给所有爱他的人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对于一个非得要死的人来说，其实正是周围的所有因素对他内心的冲击才导致了他去跳楼，当然也包括自己身体状况，如患严重胃病。
作为一个师长，学者，教书育人，专心学问，为什么会选择自决这条绝路呢？这是我忧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心理活动。人都有爱恨、情愁、悲伤、忧郁，遇到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精神就垮了，粗略的想，就会得出这样的简单的结论。这就是“婚变说”“压力说”“抑郁说”“重病说”等死因的“合理”解释。
此外，“不公说”“政治说”等死因，说来有点悬。我开篇中说，曾听说过他的名字，确有其事。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某大学的一名教授在讲思想理论界的状况时，提到了人民大学的余虹教授。当时没有在意余虹对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因此对报告的内容一晃而过，没有记清讲的具体事件。可是，报告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说，在思想学术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大有人在。现在重读余虹所有博文，还没有看出他有直接主张什么主义的言论，因此，“不公说”“政治说”也似乎在捕风捉影。但可以肯定地说，余虹是很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对余虹之死，人民大学低调处理，开了追思会。对坠楼身亡的死者，不足张扬，这是对的，无论从政治影响与个人名誉上讲，不必大炒。无论是什么死因，我们对他的选择只能尊重。只是，多给我们一份思考问题的凝重，其实我们还很不懂余虹内心的需要，否则，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学者来说怎么会选择自决之路呢？
余虹之死，让我想到社会与组织对个人的关怀问题。
为什么人民大学接二连三出现坠楼事件呢？余虹在《一个人的百年》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段话：“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 《一个人的百年》表现的种种迹象说明余虹对自杀是有心理准备的。人民大学是不是应该对跳楼自杀事件作一个反思呢？也许有的人不以为然，这么多教授与学生，几个人跳楼自杀有什么稀奇？
珍惜生命，是每一个人个体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也是这个社会每一个团体或组织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曾经体验过丧失生命的感觉吧？也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让你感到震惊，感到悲痛，感到无法相信那是一个事实，甚至曾经沉浸在自责与伤感中无法释怀，有些恍惚有些无奈……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危机，这种危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人就会做出自绝的不幸事来。因此，当一个人遇上心理危机时，他所在的组织或团体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大碰撞，特别是工作和生活节凑加快，竞争加剧，人们的精神压力加大，人有心理矛盾也是无法避免的。可是，人真正要选择放弃生命，这种心理积淀是长期的，不是偶发的。我从《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中了解到，他对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的思考，就对生命意义提出了疑问。当读到里尔克诗人的诗句“既不了知痛苦／亦不懂得爱／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还深深地藏匿／”时，我也被震撼了。我想，余虹内心受到的振荡岂止是对死者爱恨的问题，他对生命的思考，爱与恨交织，就已经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如果是一个心理学家读余虹《和与欢乐》、《“身体”的大写，什么东西正在到来？》、《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我与中国》、《人生天地间》、《有限德行与无限德行》、《一个人的百年》七篇文章，就可以大致断判出他选择死的决心。说真的，我自己没有这种判断能力，也就难做到这样的判断，这里所说的只是过后方知，幡然醒悟而已。可是，作为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一个团队，了解自己身边的学者的心理动态和心理矛盾，是可以做到了的。及时给予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完全是可能制止悲剧的发生，即便是没有达到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现在说到另一个问题，怎么对待死亡与命运。
对死亡与命运，余虹生前就有论述：“当人们被迫与死结伴而行的时候，却慢慢发现死亡并不就是人类天然的敌人，死亡的意义愈来愈从消极变为积极了。不错，你是要死的，你的死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死亡启示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应该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死亡就这样一次次将昏睡于人群中的人唤醒，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 余虹他对死亡启示是“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这样的一种观念，比“好死不如赖活着”更有意思，这是他的结论，好像比俗人要高尚多了。
可是，从文化角度看，用人文关怀的方法是完全可以避免扭转这样的想法的。因为组织不仅有关怀的功能，还有对学者命运做出安排的实际效果。不是吗？我们的命运大多是掌控在组织与团体的决策层手中。在当今时代，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只有一条捷径——死亡。如果组织与团队对生命负责，哪怕是对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多给些宽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论述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时提出的重要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了这一精神。遗憾的是，余虹还没有等到他的组织和团队来落实“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时就走了。
一个网友在余虹博客下留下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点上一支烟，让我的心离开，去买上一束鲜花，带上一叠纸和一颗诚心祭奠那些离开的人：虽然离开了，你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思考，可以在自己幸福的思想中存活，所以你们还是很幸福的。可是我们这些人却再也不能从你们那里得到向引，我们还要自己走剩下来的路。”是呀，我们还得走剩下的路。
人生一世，吃穿二字。普通人讲为“吃穿”二字，非普通人讲为“奋斗”二字。死是谁也避免不了，可是选择“独立自决”，还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这是一种普通与非普通人矛盾的生命价值观的作用的结果。
前一段时间，萨达姆之死让许多人思考同一个问题。应该是在美国抓到他之前自决有意义，还是落入美国之手被处死好呢？这话好像超出所讲的话题，但是，核心的意思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生命。死亡与命运，不是自己可以完全主宰。自己结束生命，是生命结束的最具悲情的形式。“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说过，毛泽东也说过，难道余虹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古人常说“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这个“天”与“命”我的理解实际是大自然的规律，是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没有批评余虹的意思，而我们活着的人，接受点批评是应该的。关怀不到，疏导不好，尊重不够，问题出了就是问题。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无论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我们还是多做一些实际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