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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是在今天，整理记忆的时候，才发现那一段时期，基本没有哥哥的影像，父亲的影像也极少。不久，我们家也被“遣送”到了一个穷乡僻壤——嘎利。到了嘎利，父亲和哥哥的影像逐渐多了起来。有必要补充的一点是，父亲到嘎利的处理意见是：开除留用，发给生活费30元。到了嘎利，我们才知道，爷爷也被扣上了“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帽子，同样挨了批斗，并且要经常上公社去，跟其他“四类分子”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内容一般是给公社砍柴、挑水、打扫卫生。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则要站成一排，接受批斗。
从地理位置上看，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所谓“黔西北”就指生养我的那一片土地。威宁与云南、四川相邻，是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而黑石头则靠近云南。当时黑石头是区所在地，哲觉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只是一个公社，但因其地处黑石头、威宁与云南宣威县的交通干线上而比较繁华。嘎利就不一样了。尽管它与黑石头的直线距离跟哲觉差不多，但因其不在交通要道上而成为边远山区中的边远山区。事实上，嘎利地处乌蒙山主峰马摆大山山麓，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是地道的高寒山区和回族、彝族聚居地，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嘎利是我老家所在地。从黑石头到嘎利有20里相对平坦的山路；从嘎利往更边远处走相对平坦的15 里，是我爷爷和两个叔叔居住的陆家沟；从陆家沟往更边远处下一个大坡，经红罗冲子，再上一个大坡，这一段相当不平坦，甚至堪称陡峭的山路约有20里，路的尽头叫松毛梁子，我后奶奶和其他叔叔、姑姑住在那里，我亲奶奶的坟就在老屋后面的山梁上，那是我真正的老家。松毛梁子往下走，就是云贵两省的界河——马摆河，河水不深，但两岸尽是崇山峻岭，气势十分磅礴。地势和省界没有隔断人的往来，两岸人家互有姻亲，我奶奶就是从云南嫁过来的。
群山环绕的嘎利地势相对平坦，所以被称为“嘎利坪子”。但嘎利小学不在坪子的中心，而是在边缘，在村落之外，一个小山包上的礼拜寺里，周围全是树林，山脚有三户人家。房子是三进二层木结构，坐西面东，为了挡风，一层三面舂了土墙，形成合围之势；正面仍然是板壁，两扇大门进入正房，即堂屋。当时嘎利小学有教师三个，我们家占了2/3。毕竟人多势众，堂屋前左的大火塘就归我们家了，而地处后右就着后墙用石头砌的一个小火灶就属于另一个老师的地界。每到做饭时刻，满屋青烟袅绕，倒也壮观。
堂屋左右各有一道单扇门通向两边耳房，那是两间教室，父母上课，以及我们日后成了学生，都是一步从家迈进了教室。右侧耳房门前有楼梯一架通往楼上——楼梯是宽木板制作的，安全，体面，显示了学校的尊严，因为周围农家的楼梯全是原木钉制的，有的干脆用一整段树干，每隔尺许砍出一个缺口聊作脚蹬。上那样的楼梯，在我记忆里是严峻的考验。
堂屋楼上是用来堆放杂物的——也因为楼下生火，烟直熏上来，无法住人——属“公共地界”，两间耳房，也就是两间教室的楼上，是教师的卧室。右边归另一个老师。我们家在嘎利呆了3年，“另一个老师”换了3任：第一个老师姓杜，年纪比较大，是我的启蒙老师，曾在讲课的时候用树枝做的教鞭将我蹬在教室后墙壁上的双腿轻轻敲下来。他家在威宁县城，不久就调回城里去了。第二个老师是单身汉，很活泼，姓刘且是回族，辈份也相合，所以我们叫他“叔叔”而不是“老师”。接替“叔叔”的老师姓邓，他和我们家相处的时间最长，人十分厚道。三个人中他们家离学校最近，约10里左右，不单假期，周末也可以回去。大概就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家调走以后，他还一直在嘎利，有可能就在那里退休。这“另一个老师”的共同特点就是家在别处，一个人在这里工作，所谓卧室，不过一房、一床、一桌而已。
我们家在左边，朝北的山墙上开有两扇窗户，两窗中间用板壁隔成东西两间，两个房间各享一个窗户；东边一间又被一分为二，父母、弟弟的卧室与我和哥哥的卧室有一板之隔。我和哥哥的卧室也有一扇小窗，不过是在朝东的墙上了。
跟哥哥睡一张床的日子并不长久，后来由于总在被子里你踢我、我踢你而“分家”。母亲用两条长凳和几块木板搭了一张床，并用一口小木箱做隔断，在西边房间靠南的角落里给我收拾出一处空间，成为我最早的“闺房”。
有一句歇后语是“贵州人，开门见山。”颇能穷神尽相。学校对面，是乌蒙山主峰马摆大山，中间隔着嘎利坪子。当地人亲切地管马摆大山叫“大山”。大山绵延数公里，山势不算陡峭，山顶也不险峻，整座山由北向南呈平缓的起与伏，优美，绵长，从学校看过去，就像横卧在天边的一头牛，静静地反刍着莽莽高原上的秋来与春往。
学校后面依山。山不高，坡势和缓，树林与苞谷（玉米）、荞麦地相间。学校与坡地之间辟出一块地作为操场。学校两侧都是山涧冲出的深沟，夏季有水，冬季常常干涸。篮球是唯一的体育器材，在操场上打球动作不可以过大，否则球滚到沟里去，待捡上来时小半节课已经过去了。
我们家到嘎利的时候，那里只有一年级和三年级两个班，由于 缺乏生源，学校隔年才招收一级、一班学生。哥哥在黑石头的时候已到上学年龄，但因他是“走资派”的儿子，怕在班上被同学欺负而作罢，因此到嘎利后直接上了三年级。我还不到上学年龄，弟弟正值学步的时候，母亲在教室外面依墙用树枝编了一排篱笆，垫上厚厚的松针，让弟弟在篱笆“走廊”里学走路，我则“看护”着他。但我时常跑到母亲的班级里听课，而学生们问我为什么不读书时，我就煞有介事地回答：“我妈妈要我看着我家三毛！”于是母亲给我缝了书包，我就欢天喜地地提前上学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