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日夜晚，我独自站在武汉天河机场大厅，等着人来接我，去见他。
以往，都是他来接我，每次早早地等在出口，看见我就喜悦地呼唤，然后，就可以握到他温暖的大手。
汽车飞快地将我载向他，不断地冲过刺目的路灯，又不断地迅即陷入黑暗。
病房里，灯火通明，满屋子都是人，可是，怎么不见他？
记得他抱我上街玩耍，走至热闹处，会将我放下，悄悄躲藏，看我傻乐多久才会想起要找寻他。
一幅雪白的布单缓缓揭开，他躺在那里，仿佛睡去。
我找到他了，可是，他怎么不辞而别了呢？
即使我搭乘了最快速的交通工具，也追不上他离去的脚步。
春天的田野里他带我野蛮体魄，迎风奔跑，他远远地在前面，他不等我，他说：“有一天，你会超过我的。”
风把他的声音吹得很遥远，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生命的河岸，点染一川脉脉，接天流。
而这天上的银河终于在这一刻，一下子全部流进了我的心里。
“爸爸，我回来晚了！”
“不晚不晚，我一边看书，一边等你，书还没看完呢，你就回来了。”他在深圳小住的日子，无论我是多晚回家，他都等。在门外就听得到他急促的脚步，开门，身后是一片金黄的灯光，“今天高兴吗？”他总是这样问。
我心疼，不要他等。他居然有些顽皮地说：“可是，这样你回来，多有家的感觉啊。”
家，我从来不曾在家里看到过他有如下表情：抱怨、愤懑、伤感、以对妻儿的唠叨和发脾气来消解一个男人的压力。虽然他的工作，要面对各种各样重要而复杂的情形。
我说：“爸爸，现在流行‘男人哭吧哭吧不怕流泪’呢！”他嗤之以鼻：“那不是男人！”
2004年10月19日，他以68岁的高龄接受开颅手术切除肿瘤。我们送他到手术室门口，不能再往里走了。
那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战场，而他，唯有孤独地前往。
和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离别。我说不出话来。
我俯身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那一瞬间，他的眼睛湿润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接下来的放疗、化疗，因为看他太难受，我们想停止。他却坚持，坚决地坚持。
持续的输液损坏了他的血管，每一项治疗总是伴随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的面色始终平静如常。
他说：“我永不言败。”
病魔最终还是带走了他的生命，却始终未能剥夺他的意志。直到最后一息，他都拥有着完整的自我。
相交三十年的老朋友来看望他，和母亲谈论了一些人到老年的烦难。老友临走时，躺在病床上的他突然叫朋友的名字。老朋友走到床边，虚弱的他拼着全身力气一字一顿地说：“你对生活，要有信心啊！”
五天之后，他离去了。
他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日子里，燃烧自己纯粹的赤诚，向着这个世界，直至灰烬。
这世界上有玩世不恭者，有见利忘义者，有卖友求荣者，有卑鄙无耻者，有怯懦无知者，有冷酷无情者，有落井下石者，有狭隘自私者……而这一切黑暗，就像夜空，只是为了衬托星星的明亮存在。
他的一个同事曾问他：“进你办公室的人，有垂头丧气的、有怒气冲天的，有茫然无措的，可他们出来的时候，都笑容满面。这是为什么？”
他笑而不答。
病中的他曾接受了山东电视台的一次采访。因为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第三国际特工的唯一见证人。面对电视镜头，他强忍着刚刚化疗的痛苦，说：“这是一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做出了自己贡献的无名英雄，他的事迹应该让所有的人知晓。”只字不提自己当年如何历尽艰辛，查明真相，仅仅是觉得要对一个素不相识者的历史清白负责。而在他之前，三批调查者皆因线索渺茫、年岁深久无功而返。
他以他的智慧与胸襟演绎的颇具传奇的故事，我常常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
他走了之后，我去他的单位办理一些手续。只要说出他的名字，所有的人都主动地提供最热情的帮助。他们说：“你爸爸是一个好人啊。从来不摆架子。很多事情他肯定已经忘记了，可是，我们记得。”
是的，记得。从今往后，我只是记得他，而再不能遇得他。
这世界上，有谁记得你自己都已忘了的事情，有谁将你对他的需要当作使命，有谁爱你胜过爱他自己？
那就是给予你生命的那个人。
我常常真切地觉得他并未离去。近一个月不上网不看报不接受任何资讯重新开始读书时，看到有所得处，还是情不自禁想给他打个电话。他会问：“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从我识字始，他就这么与我开始讨论。
我的想法，那是我一直埋在心底而从未对他说过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