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失误
──关于文化传承中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已被我们丢失了。
不久前，笔者见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现寓居美国的原我国中央美术学院退休教授（系主任）、徐悲鸿先生的学生杨先让第一次听郑锦先生的外孙汪伦先生谈到郑锦先生时，杨教授的反应是一片茫然，答曰：“不知道”。及至杨教授看过汪伦先生寄给他的郑锦先生的资料、剪报、画册后，立刻从德克萨斯州回电话给汪伦，表示不知郑锦先生“是他重大失误的事情之一”，并且立即在《美南周报》撰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中国画坛闯荡了半个世纪，自以为知道得很多.其实，连我所念书，直到毕业的母校创办人，就是郑老前辈都一无所知，我实在知道得太少了……”
其实，杨教授完全不必这样自责。象郑锦这样被湮没的中华优秀文化代表人物还有很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曾向原××部某主要负责人和美院的一些“著名”教授，请教郑锦、郭风惠及郑诵先等先生的艺术成就，但他们竟连这些应该在文化史、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先生的名字听都没听说过。
造成我们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尴尬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是任何个人所无力回天的。有道是“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徐悲鸿先生也是笔者私淑的先生之一，但也不得不说说自己的认识。对于郑锦先生，徐悲鸿先生应该是最清楚的，因为徐先生不仅曾受过郑先生提携，而且，作为主持中央美院长达8年（1946.1.14—1953.9.26）的院长，应该最熟悉中央美院的发展史。因此，不会不知道郑锦先生。当郑锦先生当北京艺专校长时，徐悲鸿还是一个年轻学生，还在四处托人弄戗，想办法拜见傅增湘，请求允准自己赴德国学画。徐悲鸿没有将郑锦这样重要的先辈讲给杨教授和中央美院的其他学生听，首先应该是悲鸿先生的“重大失误”。
郑锦（1883—1959），又名瑞锦，字褧裳，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村人，自幼随父学画。1896年，东渡日本专攻人物画，1912年毕业于日本西京美术学校。此间，多与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鲍少游等人切磋学问，较量技艺。是著名“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914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等校教席。后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所长。郑锦参与创立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北京艺专或北京美专，即现中央美术学院前身）1918年艺专成立，郑锦出任该校首任校长。1940年后，郑锦移居澳门。从此，这位卓越美术大师便从中国美术圣坛上消失了，很少再被人记起。
郑锦是是中国近现代国画艺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物画，继承工笔、写意等传统国画技艺，讲究神似的中国美学精神，更借鉴了解剖、透视、比例、用光等西画原理，以及日本“浮世绘”鲜丽、明洁的长处，使其人物画独具艺术特点，达到了国画人物画艺术的一个新高峰。其画，在当时就有一定国际影响，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藏。应该说，郑锦才是我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他不仅开创、建设了有“大师摇篮”之誉的“北京艺专”。作为杰出美术教育家，更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郭风惠、徐燕荪、徐悲鸿等许多名家均得其提携。
郭风惠也是一位被浮躁文化烟尘湮没了的文化大师。
郭风惠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西语系。1916 或1917年就有“北方健者”（北学青年领袖之意）之誉。其学被吴北江先生认为是“前后五百年，亦恐无敢与之争席者。”其成名早于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人。1919年，由傅增湘先生主动举荐，受郑锦先生邀请，郭风惠任国立北京艺专（及其他数校）教席，教过李苦禅、王雪涛等。郭风老应该是中央美院最早的教师之一。后，郭风惠任绥远、察哈尔两省教育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郭风惠与张伯驹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并成为我国电视书法教学的开先河者。其画，被认为是“继吴昌硕、陈师曾之后，以书法入画最为成功者。”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文人、艺人，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步伐的铁蹄声中，仍埋头于闲情逸致的个人“情感抒发”或“艺术探索”，搞所谓的“曲线救国”。社会许多有识之士对文化界、艺术界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33年，一个名气不大，却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画家徐则骧发表言论：“当前的中国遭受着天灾人祸，以及列强的侵吞。人民陷于苦难的漩涡中，国家到了危机存亡的关头。”他“希望中国艺术界能负起应负的历史责任”。然而事实却令他很失望，他说：“各省的水灾、民生的疾苦、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及东北义勇军的苦战┅┅这些也都本是极伟大的画材，然而，我们却没看到一张这样的画！”（《中国艺术之前路》）通过翻阅这段历史和有关重要艺术家的年谱，发现徐则骧先生所说不虚。在这期间，除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齐白石老先生拒不为日本人作画是表现了艺术家的风骨之外，张大千怡然自得的“游南岳衡山”；徐悲鸿忙于在德国、比利时搞“个人画展”便均有徐则骧先生所批评的现象之嫌了。
此时，在一流学者、艺术家中唯郭风惠选择了直接战斗的道路。1935年，郭风惠毅然牺牲了他的学术研究和深爱的教育事业，加入了抗日洪流。1937年，他与他的老友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在卢沟桥并肩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第一枪。郭风惠是我国第一位在卢沟桥前线直接参战的大师级的学者、艺术家和最早以卢沟桥战场为题材，教育后人、讴歌抗日的爱国传统诗人。因此郭风惠遭到日寇的严厉通缉。当时郭风惠全家改姓为“石”（郭风惠夫人姓），逃进辅仁学校。数年前，郭风惠的女儿，郭允芳老人还曾对笔者说：“那时，只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是郭风惠的家属，是会立刻被杀死的。”郭风惠的这一表现，足令徐悲鸿及许多当年的文艺界“爱国名人”相形见绌。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文人、学子都要像郭风惠一样去直接和日寇战斗（事实上，一般人也不具备郭风惠这样的高文化修养和民族气节）。问题是，作为“国人之为文艺者，必当随与俱进”（郭风惠语），至少也得有个对得起国人的起码姿态才行。
“文革”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备受摧残。例如，徐世昌所题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大匾被红卫兵做了后厨切菜砧板。1971年，由于外交形势需要，周恩来委托郭风惠，继徐世昌之后，题下了来今雨轩的第二块大匾。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突出个人”，老人家的落款没有被制作到匾上去。1972年大师陨殁后，许多人以为郭风惠的这块匾，就是徐世昌的那块匾。1984年，郭风惠的匾被赵朴初的新匾替下。对此，党史资料在遗址·遗迹·纪念碑亭（七画）中这样介绍：“来今雨轩的旧匾系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所书，现仍悬挂在店堂的二门上，大门上高悬的新匾为赵朴初所题。”（笔者注：⒈ 徐世昌题匾时，还不是总统；⒉ 赵朴初的匾，从未与他的这两位文化前辈，徐世昌或郭风惠的匾同时悬挂过！）
近来又有人在南京日报上作文，假人不实之口，把郭风惠先生题匾的时间又推前到了“文革”前。这简直是无知到家了。那时，徐世昌的老匾尚存，何以会有郭风惠先生的匾？来今雨轩又何时同时悬挂过徐世昌、郭风惠这两位名人的匾？这一违背历史真实的乱说，很有损郭风惠先生一贯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至于在京某大媒体和某拍卖公司的“专家”，把郭风惠先生名字中的“风”看成是“凤”，便望文生义地认定先生是“民国时期的女性画家”，就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
郑锦、郭风惠是我国近现代不多的几位真正能称得上学者型艺术家中杰出的两位。杨教授不知郑锦，党史资料作者和一些业内人士不知郭风惠，不是他们个人的作学“失误”，而反映了长期以来，我们文化传承中的某些严重缺陷。学术垄断、学术趋利化，是学术腐败的土壤。传者无知（或故意不传），承者何以所向？优秀不扬，后学才会数典忘祖！劣质的传承（或宣传），只会造就素质日渐低下的一代，最终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走了样。正是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尊重，才会有当今“知名学者”不懂七月流火这种常见典故的“低级失误”，才会有新一代不知屈原是干什么的尴尬。由于只提倡“时尚”，而轻视传统，只看重“市场经济”，而忽略了德操教育，才会发生参加全国歌手大奖赛的后生竟不识国旗和“知名学者”掂量不出孔子和章子怡的文化分量的大笑话。
上述文化传承中种种劣迹形成的惯性是很可怕的。民族的文化素质取决于传承质量，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文化和教育。我们对文化历史的尊重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和粗线条上，更不能建立在人云亦云上，而要在传承和研究的细节上下些实在功夫。唯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俱往矣。千秋功罪，关乎后世、后人。作为承上启下的今人，对这些问题不能等闲视之。虽然，作为人微言轻的草芥之辈，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却不可以不去关注、不去思考、不去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