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县张庄天主堂建堂150周年
从根本上来说，宗教问题关键是个群众问题。这是因为，宗教源远流长，传播广泛，信仰者人数众多。因此，只有深入把握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才能正确对待信教群众，才能科学认识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 ——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
河北省献县张庄天主教教堂是我国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今年是张庄教堂建堂150周年的纪念日。笔者是献县人，对宗教又感兴趣，因此想把自己知道的张庄教堂有关情况作为一点常识，讲给大家听。
一、中国天主教和献县教区的演变
中、西文化的最早接触大概可以追溯到汉、晋之际。但标志西方文化实质进入中华，当从元末明初开始。其主要就是表现在天主教在中国已形成规模的传教运动，及中国文化对它的接受过程。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文化，如哲学、天文学、航海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仪器制造、先进的印刷技术、绘画艺术等等带给了中国。虽然，由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极端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对西方神学文化和科学技术进行了顽固地抵制，使这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都十分有限。但这种文化冲突、交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趋向。中西文化势必是要交流、互融、共存的。因此，西方传教士的这种努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决非是一句“宗教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精神鸦片” 的简单论断所能解释清楚的。
以时间先后为序，记下一些重要史实：
1313年（元仁宗二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味诺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并在北京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教区。此即为中国天主教创始。至今，已近700年了。（北京门头沟区后桑峪天主教教堂，或许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1987，笔者随门头沟文物局的同事曾在后桑峪教堂原址搜集回一尊残破石狮，门头沟文物局的专家称是元代物品。）
1651年（清顺治8年），献县首次建起了教堂。此时的献县教民团体，还属于北京教区。
1852年（清咸丰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马窦（Ricci) 神父再次来华。
1856年（咸丰六年）5月30日，“直隶东南棕座代牧区”（Vicariat Apostolique du Tcheli-Sud Est)宣告成立，并正式从北京教区分化出来。即为献县教区前身。因此，1856这一年，就成为，后来献县教区创立的日子，当然也成为献县张庄教堂的开堂纪念日。“直隶东南棕座代牧区”由罗马教廷直接派耶稣会管理。法国耶稣会士郎怀仁（Languillat) 被罗马教廷委派为代牧区首任主教，传教士也主要来自法国。这个教区所属范围非常广大。据有关资料显示，其总面积达47万平方公里，几乎包容了北京以南的河北全境及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
“直隶东南棕座代牧区”主教府址，起初选在威县赵家庄。但因当时匪盗猖獗，社会混乱。主教府屡遭兵匪洗劫，传教士多被杀害。因此，教会于1861年10月将总堂北迁至古代两京（北京、南京）要道上的献县张庄。张庄优越的地理位置非常利于南北文化、经济交流，也适于传教。外国传教士由我国南方来内地，到北京，必经此地。1598年9月、1600年7月，利玛窦两次由南京经大运河到天津的途中，就是在献县、河间等地建立起了教友团体的。
1924年，“直隶东南棕座代牧区”更名“献县代牧区”；1948年，正式升格为“献县教区”。
二、献县张庄教堂简介
出献县县城东门，往东二华里许，即为直隶东南代牧区主教府张庄大教堂。教堂掩映在华北平原的一片绿树之中，它高耸入云的教堂尖顶，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教堂院内，藤萝攀绕，奇花绽放，松柏葱郁，环境十分幽雅。其错落有序的幢幢欧式建筑，与周围农村低矮、简陋的农舍相比，很让人有种进入了童话世界的感觉。
直隶东南棕座代牧区主教府——献县张庄总堂始建于1863年（同治二年），1866年初具规模，1937年“七七事变”前发展到鼎盛时期。总堂东西长约2华里，南北宽约1华里半，占地共七百余亩。总堂被一条可行车、过轿的宽阔大路划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这两座院落均有高约4米、厚约80多公分的坚固青砖围墙环围。总堂共建有六座圣堂，一十四座楼房，数百间平房，总计房舍有1300间。其中，于同治二年（1863）建成，坐落在东院的总堂耶稣圣心主教座堂是六座教堂中最大的一座。这座教堂是全国首座主教座堂。也是闻名世界的大教堂。
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为哥特式建筑，长50米，宽21.33米，高33米，可容纳2000余人。宏伟壮观，号称“华北第一堂”。教堂钟楼之上，悬有三口法国铸造的巨大铜钟，每逢大瞻礼，三钟齐鸣，声播数里，甚为壮观。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这座教堂被作为召开会议、演出文艺节目的礼堂使用。1951年至1954年间，正在上初小的笔者，曾多次与同学在这里欢送光荣应征入伍的志愿军新战士。
张庄总堂东大院有主教府、大修院、耶稣会院、初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小修院及教会办的中小学校。西大院则有外籍宝血会、拯亡会、国籍炼灵主母会、献堂会及附属修会的女校、医院和育婴堂。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教堂里还是以法国、意大利神父、修女为主。其中“慕华中学”和“若瑟医院”远近闻名。总堂鼎盛时，驻堂人员达1200人(不算学生)。总堂内还建有自己的护堂武装（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只是配有自卫武器），一些制造厂和作坊。如：印书馆、发电房、制药厂、木器厂、白铁厂、酿酒厂、绣花房、洗衣房等等。两院内还分别建有花园、鱼池、运动场，乳牛饲养场等。张庄教堂俨然是法国的一块飞地，或一个“五脏齐全”的微缩独立王国。
教堂内的印书馆、“若瑟医院”是最值得单独介绍的。
印书馆
张庄总堂印书馆，后来也被称作献县印书房，成立于1874年（同治13年）。l944年4月l5日停业。
印书馆原称胜世堂印书房。印书房对外通常称为献县天主堂印书馆。印书馆起初是教堂为了满足教徒、教会学生和传教人员的诵经、学习，以及研究教理、教义和教会历史的需要而建的。
开始，印书房由法国溥若思修土具体负责。溥若思精通汉语、汉文字。他用了20年的时间．研制汉字字模。先采取木版刻汉字，再用木字制作字模，然后浇铸铅字的办法，先后制版汉文铅字4万个，成功地克服了汉字字形复杂，外国人不便制造铅字的困难。溥若思对中文印刷的这一重要贡献人们不应忘记。
当时的印刷十分笨拙和艰苦，是以人力做为印刷机的动力的。只是在总堂建立发电房之后，才开始用电力印刷。电力印刷提高了印刷的速度和印刷质量。由于献县印书馆出版的神学和其他著作读本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献县印书馆在中外宗教界、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被认为是与香港纳肋静院活版，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和北京遣使会印字馆具有同一水准的天主教在华的主要出版印刷机构。
改革开放后，天主教爱国会北京教区恢复宗教活动后使用的《经本》，就是由傅铁山主教（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批准，由献县教区的经本翻印的。
印书馆印刷出版的读物十分丰富庞杂，包括经文、教义、教史、语文、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著作或译著。由于这些印刷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在中外宗教界、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据1951年统计，印书馆存有1941年前出版的各种图书共211223册。其中德日进、桑志华两神父的著作学术价值极高。肖若瑟神父所著译《崇修引》、《新经全集》、《圣教史略》，刘斌神父所著《默想全书》、《退思录》，李西满神父所译《师主篇》、《退省神工》等广为流传，影响也很大。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印书馆还印刷发行过钱票。
1938年，因日军侵华战争造成献县与天津交通断绝。致使张庄教堂无法向天津帐房领取经费。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印书馆便使用自备的石印机，印制了“献县天主堂印书馆壹圆钱票”，以维持日用经费。为了证明该印刷的合法性，还在该钱票上印了“县政府备案、祥钰银号代兑”、“维持工薪，临时兑换券”等字样，并盖有“胜世堂”、“印书馆”的印章。这次印刷的钱票，印了A、B字轨两个版本，A字轨版式右下为红色外文签名，B字轨为蓝色签名。背面均为张庄教堂全景。由于献县教堂拥有大量房地产，有较好的信誉，故该票流通较畅，在天津、北京都能花得出去。1939年10月19日政府财政部公布《取缔私票流通办法》后，将这种钱票回收。由于回收较为彻底，在人们手上留下来的极为稀少。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同时也是发行钱、票品种最庞杂、数量最多的国家。清代、民国年间各地区的钱庄、银号、票号、当铺、商号、商会、工厂竟相发行钱票。甚至有的寺院、教堂也私自发行钱票。“献县天主堂印书馆”壹元券钱票，就是目前仅见的教堂所印钱票，具有重大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印书馆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
1945年6月28日，八路军派人到张庄总堂洽购铅印机，教会耶稣会长尚建勋（Rene Charvet S.J.法）代表张庄总堂，不取分文，无偿捐助八路军两架大的，一架小的，共三架铅印机，及铸字铲一架，铅字一套。1945年8月20日，由八路军领导的冀中行暑裕民工厂向张庄总堂借用公学院内平房一排、东大院楼房一座和发动机一架，裁纸刀一架，用自备小型印刷机印制边区纸币和粮票。张庄总堂均大力赞助，慨然应许。
若瑟医院
张庄教堂的“若瑟医院”在当时中国农村医疗状况极端恶劣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救死扶伤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救治了许多抗日将士和普通百姓，挽救了许多宝贵生命。
1902年，河间流行霍乱。有的村子，每天都要抬出几个死人，一些村子，人几乎死光了。在这紧要关头，张庄教堂的神父和若瑟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是法国或意大利人）不顾个人被传染的危险，对疫区进行了积极的防治和救助。他们无私、爱人的精神至今还流传在这方土地的百姓心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若瑟医院对国、共双方的抗日将士也进行了积极的、高度人道主义的救护。因此。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报复。
日寇占领献县前，是先派飞机轰炸的。笔者母亲生前多次讲述她亲眼看到的当时情景。1937年秋（9月23日），是献县城里传统的大集，当时正在赶集的群众，遭到几架日军飞机猛烈轰炸。
那时，农村人从未见过飞机。当时，只见几个大“铁蜻蜓”由北向南飞来，在空中饶了几个圈儿，就开始在人们头顶上下起“蛋”来。那“蛋”落在地下，比炸雷在地上开花要可怕的多。人一死就是一片。当场就炸死十几人。当时，刚下过阵雨，火红的弹片落在水坑里，发出吱吱的声响。有读书人认得飞机翅膀上太阳旗标志的，就说，东洋鬼子打到咱中国来了，是日本人炸的咱中国人！
母亲旁边一个城外尹甸的中年妇女不幸被弹片削掉了一条胳膊，鲜血直往外涌.那女人忍着巨大疼痛，还用另一只手，指着天上的“蜻蜓”大骂丧尽天良的狗日本。后来，这名妇女被大家抬到张庄教堂若瑟医院做了截肢术。母亲说，她的命是被保住了，可却只剩了独臂。在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农村，这跟要了她的命也差不了太多。母亲讲的这位被日寇炸弹残害的妇女，典型显示了中国人温顺、善良，却并不乏坚强、勇敢的性格。这个细节，深深地烙在了笔者的记忆里。
也因此，后来河北农村的老百姓就流传着一句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巴巴”。当时，日寇扫荡，许多难民也都拥到教堂避难。
日寇飞机轰炸完县城里的集市，一歪翅膀，捎带向张庄天主堂投下了几枚炸弹，当时炸毁了教堂内数间房屋（有无人员伤亡，已不详）。这是日寇对张庄教堂庇护抗日将士和老百姓的义举所作的公然报复。
在后来的日寇对教堂的轰炸中，还出过这样一件事儿。一次，日寇飞机扔出的一颗巨大炸弹，穿过两层楼高的教堂，正落在一层的祭台中间,把祭台砸出一个两米来的大深坑。万幸的是，这颗炸弹竟没有响。当时人们正在做弥撒，如果炸弹爆炸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后来，有教友说是圣母显圣迹，保护了在场的教友。可也有明白人说，这炸弹没爆炸，是因为造出来的时间太久，时效期已过。由此可见，日寇蓄谋侵略中国，是由来已久。只可惜，我们中国普通民众对此是一无所知罢了。
新中国建立后，在抗美援朝期间，张庄教堂若瑟医院，作为后方医院，也收治了不少志愿军负伤战士。笔者小时，见过不少架着双拐在教堂里养伤的“残废军人”和“荣誉军人”。
若瑟医院救治的老百姓更多。重要的是，这里看病不分教友还是外教人，都一视同仁。而且基本上都不用花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救助。笔者家是外教人，1951年，笔者父亲，染上肺病，吐血不止，当时，这是一种不治之疾。我记得父亲被乡邻用门板抬到若瑟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是若瑟医院的法籍医生，用当时最贵重的药盘尼西林、青霉素、链霉素，硬是把父亲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三、张庄教堂所受劫难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都要遭受艰难曲折，宗教也是一样。张庄教堂在其150年的发展过程中，更经历了许多天灾、人祸、瘟疫、战争的洗礼与苦难。其中尤以庚子之变、日寇侵略中国、解放后实行的极左路线给教会带来的损失最为惨重。在这一次次沉重打击、摧残下，中国宗教及张庄教堂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还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例举几个史实：
1868年，张庄教堂刚建成2年，就赶上西捻军为患。这支破坏力极大的落后农民武装在献县、河间、交河一带疯狂烧杀抢掠。张庄周围二百多村庄被焚。教堂内，包括修院院长神父在内的多位修士、教师被掳走，下落不明；多位神父受了重伤。堂内人员只得四下逃亡，数以千计的教民无家可归。
1876年，天逢大旱，连续三年，饥荒、瘟疫交加，六位神父染病而亡，主教也染上瘟疫，病逝吴桥。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教区遭遇了最大劫难――庚子之变。这年，仅献县教区就有六百余座教堂被焚毁，五千余教友遭义和团屠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总堂医院因救护抗日将士和逃难百姓，屡遭日军飞机猛烈轰炸，数间房屋和设施被毁。
1939年7月至9月间，日寇为围困冀中平原的国、共抗日队伍，悍然掘开子牙河河堤，放水淹没60余县，灾民达500万。张庄教堂受损极为严重。
1941年9月8日，3个汉奸在云台山附近被抗日小分队铲除，日寇怀疑教堂隐藏八路，便将山上神职人员逮捕。后又将张庄总堂所有中国神职人员拘押十八天。最后，将何松月神父、封金铎修士，韦、周二贞女，及工友何松池、作家韩天民、教员葛守礼、李万仓先生等共19人被日寇枪挑、活埋。
1942年8月，日寇公然强行占领总堂西大院。
1943年，因在西大院鱼池中发现了日本兵尸体，廖迓迩（Henri Real S.J.法）院长及肖占明修士被日军拘捕。12月3日午夜，日军又闯入总堂强行搜查。
1948年7月15日，尚建勋（Rene Charvet S.J.法）神父（笔者注：赠送印刷机给八路军的这位神父）等被驱逐出境。
1949年，献县政府医院、中学、粮库相继占用总堂228亩土地，1115间房屋（占房屋总数的五分之四）。
1954年，献县教区设在北京的修院解散，院长刘乃义以及刘景福、赵元俊等神父被捕，其他人遣回总堂。
1956年，子牙河决口，洪水毁坏总堂房屋400余间。东大院为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学相继占用。同年，县卫生院改名“献县人民医院”，占用了整个西大院。
1956年年底“反右”运动开始，大批神父被莫名其妙地投入监狱。
1959年，献县境内仅保留张庄一处教堂。其余，一小部分被占用，大部被拆毁。
1964年，“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神父被勒令禁止外出传教。
1965年，修女会被宣布解散。
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天主教遭到了空前的毁灭性破坏。在江青、康生的亲自授意下，张庄教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据非常保守的统计，张庄教堂被毁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书籍有45000余册、祭衣4000余件、圣牌1万余枚，其它物品不计其数。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建于1866年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虽经历百年，也难免厄运，被彻底拆毁了！其一米见方的罕见大柁，竟被劈碎，与无数宗教典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一齐烧了三天三夜！在这灾难的十年中，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受尽了凌辱、监禁和苦刑。仅死于狱中的神父就有十几位，其他人则全部被批斗、凌辱、判刑、劳改，无一幸免。
结束语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终于结束。张庄教堂迎来了新生。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拨乱反正，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党落实了宗教政策。献县教区的主教、神父、修女陆续得到平反昭雪，教会财产也开始逐步发还。教民又重新获得了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
2003年10月，在被拆毁的原耶稣圣心主教座堂旧址上，又重新修建起了一座新的大教堂。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教堂。
主要参考资料：
《献县党史资料》
《献县教区简史》佚名
《中华印刷通史》
《天主教堂发行的钱票》张小杰（《深圳金融》—深圳钱币2005增刊）
《河间天主堂摭识》李泗
笔者注：
笔者在引用上述文献时，对与笔者掌握的情况明显不符的地方，笔者依自己所识，作了适当订正。在此，谨对上述作者表示崇高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