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正在和一个陕北朋友吃饭，你突然说起一个人。陕北朋友马上放下筷子说：哎，知道知道，定边的，我老乡么。和你吃饭的这位朋友是陕北府谷人。府谷和定边距离何止200公里，但是在这位陕北朋友心中，只要出了陕北，所有的陕北人都是老乡。在陕西，关中人按照县来区别老乡，陕南人按照地区区别老乡，陕北人则把整个陕西北部视作自己的家乡。
你又说起一个领导，陕北朋友大叫一声，说：知道知道，熟得很么。原来在清涧，后来到榆林，从延安到的中央。这位陕北朋友几乎知道所有陕北领导的履历，而陕北又总是出好多领导。陕北人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领导，他们热爱自己的领导。陕北人经常在一块喝酒，怀念领导。陕北人总是佩服自己的领导。一个地方，领导要高升了，大家就集体庆贺。这地方如果是在关中，副领导白天向正领导祝贺，高兴得都喝醉了。晚上却偷偷向纪委写信，告正领导的黑状，又是说领导贪污腐化，又是说领导有情人搞男女关系。但是在陕北就不一样了，大家是真心庆贺领导高升。领导高升了才有空位子腾出来给我们坐，领导上去了才好继续提拔我们进步。就有西安人见了陕北人紧张，说陕北人太团结，给陕北人找毛病。
在一个西安人的看来，陕北人至少有以下缺点：
一、说话不好听。鼻音太重，似乎一直伤风感冒。
二、亲戚朋友太多。一个西安女子嫁给陕北汉，就意味着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她必须时刻准备接待丈夫那些从北方呼啸而来的亲戚。他们常常拖儿带女，蛇皮袋子里背着各色土特产品，前来西安省亲观光看病找工作考证古籍。并且，他们在上车的那一刻已经作好了在您客厅下榻的思想准备。
三、送礼送羊。每逢春节，必有陕北朋友挑选陕北羊中的优秀分子，杀好，押送下山礼赠领导朋友。他当然要称赞这羊好吃，没有膻味。但是这羊终年在陕北养闲，身上自有一种耿介放达的山林气息，散发和城市不协调的味道，为城市不喜。
四、喝酒成捆。陕北人如果请客，喝酒时必然对小姐说：先拿一捆。如果喝一瓶，那是看不起你。
五、至今仍然热爱文学。
陕北朋友听了这些看法后当然有意见，往地上吐痰，还用脚蹭，仿佛脚下踩着的是西安人。还骂：西安人有啥资格评价陕北？陕北在省上中央当大官的人多了，西安有几个？
西安可能并没有几个人在中央做大官，但这并不意味西安人没有资格评价陕北。我们谁都无法忽视来自中心的声音，并且，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被中心左右。一个陕北人，他把自己人生的成功或者失败，也许就定位在能否靠近自己南部这个庞大、丰富、具有无限可能的城市上。他怎么可能漠视来自西安的评价呢？对于陕北来说，在生活上模仿西安，在气质上接近西安，是自己追随现代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他不能不在乎这个城市的看法，他无法不按照这个城市的看法修改自己的人生。
这个城市的人们说普通话或者关中话。实际上关中话有许多种，但是在陕北人听来，这些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代表着中心或者权威。这是由语言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就像18世纪的俄罗斯宫廷妇女热爱法语那样，就像我们曾经热衷唱粤语歌曲一样，我们认定了一些语言是优雅的、文明的、先进的、权威的，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方言产生自卑的、丑陋的、原始的、可笑的感觉。难道我们的鼻音如此浓重不是一种让人讨厌的缺点吗？不承认我们的方言有缺点不就是承认伤风感冒是令人愉快的吗？
再说我们那些亲戚，他们凭什么认定，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可以容忍一个家族的存在？城市不就是简化的、经济的、流动的、不以生殖为中心的所在吗？城市是不承认那种由植物以及静止生活培养起来的道德感的。城市的女孩子是没有我们那么多亲戚的。现在，我们来自陕北的亲戚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觉得沙发也不错。他看着头顶的天花板，他比较西安的装修和陕北的装修。他睡不着，不断的起来上厕所，他计划着明天要拜访钟楼，吃羊肉泡。他不知道他给男主人公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他无法理解这种痛苦，那种由生活习惯差异带来的，无法沟通无法诉说的痛苦。
还有，为什么送礼要送羊呢？为什么一次最少要喝一捆啤酒才罢休？是的，这曾经是美德，是豪爽，是热情。但是文明的生活是有节制的，豪爽和热情都不是城市所认可的美德。城市不靠美德生活。它放纵，但更是抑制。它有豪情万丈，却必然有所计算。
那么文学呢？难道文学也错了？不，文学当然并没有错，文学只是不再时髦。对于城市生活来说，不时髦就是一种死刑。热爱文学或者是一种罪过，或者是丧失理智。文学需要幻想，但城市不依靠幻想生活，除非这种幻想能带来实际的功用，让你出名，给你带来金钱。你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你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吗？不能你写那干什么！这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啊，这是多么危险的投资。太危险了，以你封闭的思想和平常的才华，劝你还是放弃吧。没有人会支持你的，你会成为家庭的罪人、拖累。毕竟，这不是种田。如果我们在文字上一无所获，别人就认定我们虚度一生。
啊，说的有点严重了，我们陕北主人公的生活处境没有这么艰难。事实上，他在西安活得还挺不错，收入不少，朋友挺多，领导家里长去拜访，和他们的孩子家人也挺热和。偶然回家，还有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