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沉
——阅读阎新法《红流》之后感
2002年4月我到郑州，以个人身份，做些了解河南摄影生态历史现象的踏查工作。
策划创办视觉人文杂志《东方艺术》的摄影人姜健，告诉我这一期杂志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生活在河南新县的一批流散红军幸存者的图文纪实报道。我一听到这个信息，不禁心头一震，立即要求看到这份杂志。姜健说，这期杂志在印刷厂刚打样。
而我当天就要起程，对此图文纪实报道的深感兴趣，使我迫不及待地拉上姜健就奔去了印刷厂。为此，《东方艺术》的发行人乐祥海，特地给我用样张临时装订出一册2002年5-6月号的样本，于是我获得了最早的本期杂志。
在以套色木刻画《红军飞夺泸定桥》做跨页的《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大标题下，是这么一段激扬的文字：
“他们是幸存者，刀枪在身上留下伤痕却没有夺去生命，枪声沉落后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孤身上路，万里还家，出自田亩还于田亩，离别故乡回归故乡。数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是茫然无绪走投无路时最自然的选择和归宿，即使一路乞讨也还是回来了；在那狂飙突进的时代，在求生存和追逐新的美好生活的搏战中，在转战大半个中国的征程里，‘红流’（红军流散人员）连接着两端，一端是开国大典时那些戎装整肃的将帅，一端是那些血溅沙场葬身荒原的将士。”
一
从《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这个专题报道中获知：
“新县，一块红色的土地，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洗礼，这里的许多乡镇几乎‘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而红军流散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近20 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红军流散人员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或因病因伤掉队，或因战斗的惨烈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躲过了反动派的搜索屠杀，顽强地活了下来，流散在民间，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河南摄影人阎新法，用了十年时间进行采访拍摄，在1999年出版了摄影集《红流100》。我不清楚这本图书为什么不是在大陆，而是由香港大地出版社印刷发行。
无论如何，摄影作者阎新法在该书“后记”里谈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新县，是大革命时期红色风暴的策源地，闻名遐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这1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烧焦的土地、血染的土地、英雄的土地，为了共和国大厦，新县儿女付出了重大代价。20余年里，牺牲5万人”。“从1989年到1998年，每年都有一二次来到这里，这里不是我的故乡，也没有多少亲朋好友，但这里却象一块巨大的磁场，这磁场对我就是一种召唤。”
于是，阎新法拍摄出版了《红流100》。不足的是，这只是一本通常形式的人像摄影图书，每个人物照片的下方，只有非常简略的出生记年和加入红军的记年及所属部队番号而已。作为社会纪实摄影意义的作品，《红流100》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好在之后有《东方艺术》的《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专题产生，补充了《红流100》中十分之一人物的重要访谈文字纪录，遂使一件杰出的社会纪实摄影作品得以进一步的重要完善。
关于阎新法的《红流》，该期杂志中载有评论文章三篇：李志军的《拍摄“红流”》、刘书志的《荒芜英雄路》和李江树的《流散的红星》（《红流100》摄影集的序文）。以上著文都对红军流散人员这个特殊的群体现象，皆作出了情怀激荡的英雄追认式的赞扬。
我认为，阎新法的《红流》在“新时期纪实摄影”潮流中，是一部具有特别性质的重要作品。这不仅是由于《红流》的题材选择具有特殊的历史意涵，它不同于同期的那些以名流和成功人士为对象的主流社会人物光荣榜，而是一份沉重的社会纪实摄影发掘纪录。《红流》从一个独到的视角为中共党史，提供了一册由特殊群体经历与“红流”民众形象构成的非常画卷。无论从题材的选择，对特定现象的深入调查和摄取，以及专题纪实的传播，《红流》都堪称是中国社会纪实摄影的一个具有独创意义的经典作品。
此外，《红流》是对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的正史文案的形象映衬，它的史料意义，具有实地调查的可信度。因而，《红流》还是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的珍贵图献，拍摄者是以抢救的方式留下了这批行将流逝掉的存在迹象。
我相信，《红流》所纪录的这种有血有肉的生动史迹的资料，有朝一日，定会成为中国20世纪革命史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记忆之一。
二
《红流》真正触动我的，是它从一个主流历史观衍生的视角入眼，掘开了一个潜在意味带有模糊性的历史矿脉。
20世纪中国动荡战乱年代的社会舞台上，在奋勇冲锋陷阵式的、英勇豪迈就义式的、英雄胜利凯旋式的标准亮相的“正面形象”之余，那些被战争机器碾压、摧残、损害了的个人际遇和个人命运，往往遭到了无情的泯灭、忽略、掩饰。战争时代的真实历史，往往被猖獗地任意遵照意识形态的即时需要，而恣意进行篡改、虚拟、甚至伪造。
《红流》的作者也许最初只是出于一种同情心，或者想要完成一个摄影计划，所以才着手《红流》题材的摄取制作。然而，由此作为所产生与衍生出来的社会传播效果，可能对还原历史真实，对揭示战争中的人的命运，对深刻认识民族文化心理等等始料不及的事物，竟然会发生出意想不到的震撼。
例如，在余维仁的照片上，是一位精干的老人，坐在光线暗淡的泥舍屋子里闲思。在过去的激烈年代，敌我的意识，果真会象他身穿的白色衣衫和黑色裤子那么黑白分明吗？纪实文字写到：“说起往事，余维仁老人闭目仰天，豆大的汗珠顺脸而下。那痛苦的日子，到现在依然刺激着他。1931年在反‘围剿’战斗中，他负伤回家，便把这不堪回首的经历深埋心中，不肯再聊。”
使得余维仁老人“深埋心中，不肯再聊”的“往事”是什么呢？且看在这令人震惊的标题“杀红军的红军”下面承载的故事：
“余维仁1908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红四军，任班长、连长。1931年2月，正在作战的他接到命令，命他速到红四军保卫局报到。红四军保卫局在新集，他的上级领导是张国焘、周纯全等。由于张国焘推行反动的路线，在红四军内部大搞白色恐怖，所谓的‘肃清反革命’，使大批的红军骨干分子、优秀的指挥员惨遭杀害，红军的战斗力严重受损。有一天，他们根据指示，从金寨战役的战场上把一位团长押回保卫局，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团长浑身血迹斑斑，灰头污面，要求：‘仗打完了再审问。’他们不同意，把他关押在一间小屋里。团长破口大骂，一夜不停：‘为什么不让老子在前线杀敌？’ ‘为什么不让老子死在战场？’‘想不到革命多年，现在竟被关在自己人的牢狱里。’第二天，这位团长就被拉到河谷中枪毙了。”
仅此一节，《红流》的历史意味，就把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联结在一起了。如此影像与文字纪录的力度，也把社会纪实摄影的性质和功能，沉重且沉痛地披露展现了出来。
三
翻阅《红流100》，大部分的老人都是在1910年代早期前后出生，在1920年代晚期参加红军的。在《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专题所后续披露的文字里，查出他们大约又在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中期，由于各种原因脱离革命队伍，返回家乡，重归农民身份，过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类似的出生年代，类似的参加革命的年代。他们的资历，使我想到我的社会关系中的岳父张观，一个在1912年出生的火车司机， 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因为他参加的不是革命根据地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红军，而是参加了当时直接接受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的“第三国际”领导的中共东北地下党，他的命运便呈现了与这批“红流”，走向颇为相似而又不同的人生情境。
中共东北地下党，当时是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在被日本占领下的“东三省”开展抗日活动。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后，作为日本侵华基地东北的所有国共党派组织，都遭到日本宪兵机构的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的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主要人物遭到拘捕，其中包括“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康生。东北抗日联军最著名的领导人杨靖宇将军，就曾经5次被捕，他如果不是壮烈献身战场，解放后还不知道要如何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
以火车司机身份为掩护，在伪满铁路系统担任中共东北地下党干部的岳父，在被捕前安排他的下属党员立即逃往关内。他被捕后，经历严刑拷打，拒不招供。直到日本宪兵把“中共满洲省委”领导被捕招供的组织人员全部名目摊在岳父面前，他才知道自己早就被高层叛徒出卖了。岳父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也说出他的已经逃走的下属名字。岳父以政治犯罪名，被日本宪兵判刑入狱八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出狱，重归党的组织。
解放战争期间，岳父在哈尔滨代表中共政权主持许多重要的工作。由于在日本宪兵的监狱里，和来中国工作而被捕的苏联共产党人难友学会了俄语，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岳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任政务参赞。然而，在新中国外交官员缺少而急需通外语人才的情况下，正在莫斯科投入紧张外交工作的岳父，却遭停职审查，进而被押送回国，交代“历史问题”。中央立案调查东北地下党组织被日本宪兵破获的事件，虽然没人因为岳父的招认而被捕，但是就因为他承认了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受到了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12级的严重处分。并从外交部调去长春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历史问题”成为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大罪之一。现在已经由中共中央决议披露，为了打倒在党内分工负责“白区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著名的“揪出61个叛徒集团”的政治事件，因而牵连出国务院副总理和省部级高干几十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终于达成在1968年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中共中央决议，他的头一个罪名就是“叛徒”。期间还有借追查化名“伍豪”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被捕纪录，而企图以“叛徒” 罪名打倒总理周恩来的未遂“阳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下大举“抓叛徒”的政治投机热潮中，所有在建国初期便遭整肃的中共东北地下党的干部，再次纷纷以“历史问题”落难。他们都清楚，代表“第三国际”领导中共东北地下党的康生，也有跟他们同样的被捕经历。但是对于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高位的这个党内铁血杀手，已经被他整肃过一次的所有知情人，谁若是敢提内情，肯定会遭到比“绝无好下场”更加可怕的结果。为此，曾经蹲过日本鬼子八年监狱的岳父，顶着“叛徒”的罪名，又被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的牢房。
四
我在河南省博物馆初次见到阎新法的时候，我问他《红流》里的那些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阎新法说他们脱离革命队伍返家以后，生活都很贫困，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因为有过那段历史受到什么触动。
查阅《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披露的文字，发现那十一个接受访谈的红军流散人员，虽然历尽艰难，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只有一人（女红军王玉阶）提到有过被捕的经历，（估计还有人故意隐瞒了实际情况），也是他们不幸中的幸运吧。“红流”人员能够得以安静度过晚年，也是因为他们自愿回归了底层百姓的生活地位。即使脱离革命队伍的经历，也能被吹毛求疵地当作“历史问题”加以处分，但是这些人已经身在底层，还能把一无所有的他们再怎么样呢。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61个叛徒集团”的政治事件被平反，被打倒的“党内头号走资派” 刘少奇的“叛徒”罪名被宣布是“冤案”。这之后，在1980年代中期，《西路军女战士》和《志愿军战俘记事》这样的长篇报告文学书籍得以面世，社会上才开始公开地关注和思考相关的问题。
《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中的“徐云清”一节，记下了这样的文字：“对母亲以前的事情，尉开发并不清楚：‘我是1947年，也就是刘邓大军来大别山那一年出生的，当时村里习惯‘跑反’（躲避国民党追杀），听到枪声就往山上跑，也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分不清啊。后来听到我一哭，我妈就捂住我的嘴不让哭。’他说，徐云清1931年参加红四军宣传队，在部队搞宣传、做鞋子。两年后，在一次战斗中，她与部队失散，一个人回了家。她不爱说那时的事情，更多的就不知道了。以前她能说话时，常对家人说：‘在的人，公家还望望（指发放补贴）；死的那些人，望也望不了啊。’”
可以看出红四军宣传队的女战士徐云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动放弃的。革命其实就是这么复杂，也可以是因为个人感受承担不了，而自行脱离。这就可能引出“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政治问题”。也是农民战士的徐云清，她对自己的生和所经历过的别人的死，发出强烈感叹。她当年可能就是因为承受不了死亡的残酷而放弃的，但是她或许并不了解，比之死，可能还有更加难耐的某种生的状态存在。
“对敌斗争”的残酷与无情，不仅因为生命随时可能牺牲，更因为当事人可能面临被捕被俘的遭遇。牺牲是一死百了，而被捕被俘后的生还，则会面对更其痛苦和屈辱的人生处境。
五
《红流》披露出的现象，只是社会海面下鲜为人知的冰山一角。这些农民战士出于种种还算“正当的原因”，“体面”地或者“不很光彩”地脱离了革命行列。《红流》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披露了战乱年代里人的遭遇所导致的具体人性反映，也因而足以引起关于“历史问题”的深层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等范畴的严肃思考。
从已经浮出水面的历史案例来看：
1930年代，红军长征时期为从新疆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而发动的西征失利，西路军部分被俘人员逃回陕北根据地，遭遇不为接受的下场。（《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中的“吴华根，西路军的幸存者”一节，涉及有关事物：“马家军的装备好，被称为‘一马三件’。他们都骑马，远处用长枪打，近处用盒子枪打，身边用马刀砍。马步芳把他的儿子封为‘剿共司令’。他们先出骑兵，后出步兵。打了6天7夜。徐向前、李先念都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把他们送往青海。路上，马家军的一个排长是汉人，问徐向前：‘你们队伍有个徐向前？’ 徐向前说：‘有，长得五大三粗的。’后来，徐向前说服那个排长把他们放跑了。青海那里人烟少。天气冷，穿得厚，我们又整天行军打仗，男女分不清。敌人抓住了俘虏，用刺刀把人的衣服挑开，男的作女婿，女的当老婆。反抗的就被杀了。我们打散的退到甘州一带。没粮食没弹药，只好把枪埋起来，或扔到河里，部队就地解散，各尽所能，想办法自己回内地。于是，大家有的学剃头，有的当裁缝，有的打长工，想办法往回走。我在甘肃岷县打了10年的长工，后来又被招当了上门女婿。中间想回来，有人说：‘你走后，国民党实行三光政策，人都被杀光了。’一直到1970年，我才回到老家，老婆不愿回来。在甘肃，我有4个孩子，带回来一儿一女。”）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重创，包括军长叶挺在内的被俘将士，一律失去了中共党籍。
1949年打金门古宁头的战役，解放军被俘官兵返回大陆者，皆遭到批斗和处分。
19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克服重重阻力坚决要求返国的志愿军战俘，此后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受到了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处分。
而对中国革命起过重要作用的那些长期在“白区”坚持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有多少人因为被捕而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尚且无从得知。仅从“白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少奇的遭遇，便可见一斑。
长篇小说和电影《红岩》，是新中国文艺宣传的经典作品。《红岩》取材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特务机关和白公馆、渣滓洞两个政治犯监狱的真实故事，在表现国民党特务的极端残酷，和以江姐与许云峰等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的鲜明对照的同时，尤其谴责了甫志高的被捕叛变对革命的危害。由《红岩》所造成的观念，无非是国民党特务对被捕的共产党员是极其残暴的，只要进了敌人的监狱，如果不叛变，就不可能活着出来。所以，在这样“立场鲜明”的判断方式影响下，当文化大革命一来，所有曾经被捕而活下来的共产党员，自然都因而成为具有叛变嫌疑的罪人。结果，连从渣滓洞监狱越狱出来的《红岩》小说的原作者罗广斌本人，也成为被革命小将红卫兵追捕捉拿的叛徒，再度惨遭迫害。
我移居美国后，在华文媒体上，也了解到被共产党打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待“国军”的被俘人员，也有同样“立场鲜明”的坚决表现。
例如：
在国共内战中被解放军活捉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1970年代在战犯所服刑期满后，要求去台湾与家人团聚，却不予批准，以至发生有人滞留香港而绝望自杀的事例。
为反攻大陆而以特种部队和驾驶侦察飞机，进入大陆被俘的台湾国民党军队官兵，获释后回到台湾，纷纷成为“叛变”嫌疑人，军旅前程终成泡影。不但其中许多战死者和伤残者无法获得应有的抚恤待遇，甚至发生在1962年以上校司令官衔率部突袭大陆被俘的朱文杰，于囚禁9年后获释回到台湾，以“叛国罪”被其所属的国防部情报局判处死刑，于1972年在台北被枪决的极端案例。
朱文杰遗孀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判决，但是在台湾投诉无门。当朱文杰家人移居美国后，只有向华文媒体倾诉真相：“朱文杰在抗日战争期间，以17岁的年纪加入国防部情报局的前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他在津浦铁路沿线、江浙一带从事地下活动，曾先后遭日寇与中共的新四军拘捕，受过拷问刑求，全凭一己机智，得以逃脱。”“1962-1963年间，台湾频频派遣小股武装突袭队，到大陆沿海从事袭扰破坏、搜集情报的活动。其中人数最多的‘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七纵队’，就由上校司令朱文杰率领，于1962年11月下旬从高雄乘船出发，直取广东省台山县的赤溪。11月28日深夜，在台山县荷包岛附近，运送第七纵队的武装机帆船与解放军炮艇遭遇，当即被炮艇击沉。纵队司令朱文杰等35人未及登陆，就悉数落海被俘，并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九年的囚徒生活。”“从1962年到1971年，全家人根本不知道朱文杰是死是活。但在茫然等待九个春秋之后，他们突然被告知，朱文杰被中共放回来了，现在正接受侦察。朱文杰出了共产党监狱，又进国民党牢笼。国防部情报局经过为时数月的侦办，正式指控他在大陆关押期间‘接受思想改造’ 、‘泄露军事机密’ 、‘迫害忠贞同志’ 、‘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遂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求处死刑。1972年5月，朱文杰案经国防部批准，并于6月22日清晨执行枪决。”“回忆这段痛史时，朱文杰遗孀心情沉痛地表示，朱文杰执行情报局赋予的危险任务，冒死突袭大陆，在战斗中落水被俘，遭中共关押多年。获释后本可留在大陆就业，但他坚决要求返台，回归自由祖国，没想到反而被‘自己人’以夸大、不实的罪名处以极刑。这是台湾戒严时期滥施刑罚、草菅人命的许多冤案中，相当典型的一例。她希望海内外有良知的人关心此案，争取早日平反，还朱文杰一个清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2003年1月13日）
六
作为一部严肃的社会纪实摄影作品的《红流》，其非凡价值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深入地发掘和探索了位于社会边缘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进而自然会令人联系想到，在战争和对敌斗争中被俘被捕者（ “红流”中就包括这类人），其实是远比“红流” 群体更为庞大的另“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且其社会成分更庞杂，上达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其本人及牵扯的家属，更是波及整个社会的截面层次。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人，散落并隐忍于社会，个人难于启齿、无从申辩、委曲求全，人身受到歧视，社会道德予以排斥，主流观念予以蔑视，实在是属于发生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难以披露和正视的不公平的特殊社会现象。
从以上发生在中国当代历史里、互为两极的国共两党两个政权，在同类事物上所表现出的几无二致、如出一辙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令人向中国文化伦理的深处，去探索问题的由来。在以“忠”、“孝” 哲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的统治下，个人利益无条件地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对“忠”“贞”的严格苛求，导致在战争和对敌斗争中，个人只能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唯一正确选择。这就直接造成被俘被捕者而能够活下来，自然会被社会正统观念视为“不该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在战争和对敌斗争中被俘被捕，本就属于难以避免的事情。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只能以“你死我活”的“不成功便成仁”的绝对道德（政治立场）来衡量，难怪被俘被捕者的生还，会流于当事人有口难辩的“大节问题”和“历史问题”之类的“背一辈子”的个人政治问题。
小说和电影《红岩》宣传的经典主调是《革命烈士诗抄》中的一首名篇：“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爬出来啊，给尔自由。我，不需要什么自由，哪怕面对带血的刺刀，人的躯体怎么能够从狗的洞子里爬出？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高唱葬歌埋葬蒋家王朝。”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就是于蒋家王朝在大陆彻底倒台的最后时刻，逃过了国民党特务对政治犯的集体大屠杀，而侥幸得以生还的幸存者之一。这个情节和事实，已经被历史和小说交代得很清楚了。但是在“抓叛徒”风行一时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岩》所树立的革命烈士标准，终于也成为足以置从魔窟中活着逃出来的罗广斌于死地的逻辑凭据。
其实，除了“为人进出的门”和“为狗爬出的洞”之外，即使从严格的道德而言，还有不出卖也不叛变的其它出路存在。所谓“61个叛徒集团”的“自首”真相就是明证。以至于“蒙受不白之冤”和不公平对待，也成为 “具有国情特色”的社会现象。试想，如果“红流”人士不是重归草民阶层和寄身穷乡僻壤，他们的人生际遇能够逃得过文化大革命的夺命一劫吗？
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贼喊捉贼”的康生和江青之流例外，几乎所有曾经有过被捕经历的中共干部，都遭遇了因“历史问题”而被关进不同形式的文革监牢的命运。这还不包括在此之前已经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和“历史反革命”而被判刑入狱的，例如潘汉年那样在极端复杂危险的处境中，打入国民党心脏机构从事特种工作的卓越共产党人。
其实，象所谓“61个叛徒集团”那样虽然被捕，虽然“自首”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是绝无叛变和出卖同志的人，绝非少数。而且情节之差异，如果不是当事人，就很难想像得出来。例如，我岳父的一个老友董仙桥，曾经以中学教员为掩护，担任中共东北地下党的佳木斯支部领导。被上级出卖后被捕，在日本宪兵审问时，他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却把包括伪教育局长等汉奸分子冠以中共组织头衔交代出去。日本宪兵按他的自编口供抓了一大批“共党分子”，日本宪兵部为此庆功“破获满洲重大抗日组织系统”。董仙桥在文革武斗激烈时期，与我父亲一并被关押在革命造反组织“长春公社”总部地质宫大楼的顶层，不时就有从对面伪满洲国国务院大楼的对立革命造反组织“红二”发射过来的炮弹，在这边的琉璃瓦楼顶爆炸。被关押在顶层大房间里的那些“黑帮分子”，其中如我父亲那样经过枪林弹雨的，判断出轻型迫击炮弹打不透钢骨水泥的坚固建筑，所以根本不当回事。蹲过日本宪兵监狱的董仙桥，更是老神在在地在炮火声中，埋头阅读不知从那里弄来的一部《三国演义》。只有那类没有经历过实战的“大后方”出身的延安干部，听到炮弹在楼顶爆炸就一阵惊惶。还有我岳父的另一个东北地下党老友赫徇，入狱期间以革命道理把狱医策反，两人一起奔赴了延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重温文革期间“抓叛徒”大字报上屡见不鲜的各种纷纭情节，就会明白其内在的错综复杂性。
《红流》较为客观地纪录了红军流散人员脱离革命队伍的实际情况，这些出于某些偶然而与革命事物发生牵连的农民战士，在遭遇了严峻而残酷的战争恐怖经历以后，即使是出于个人原因无以承担而“掉队”，也本属极为正常的事情。《红流》里纪录的一些朴实农民战士的自述，没有多少常见的拔高腔调，所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例如余维仁）。何况，即使是怀抱革命理想而投身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老资格共产党员，也有因为经历了严酷的延安整风运动，而自行告别革命队伍，遁身局外的实例。
七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战乱国难此起彼伏动荡不安的社会，也是政治暴力肆无忌惮泛滥成灾的社会。在数不清的 “不共戴天”的“生死存亡”斗争中，以“忠”、“孝”的传统观念为原则，对敌方的斗争是“你死我活”“格杀勿论”，对己方的要求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政治暴力的残酷无情，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是无可质疑的残酷，还表现在对己批判是不讲道理的无情。相形之下，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仁” 、“义”，却难得发扬。即使是对自己人的被俘被捕，只要是活了回来，不问青红皂白，皆按“变节”论处。
因此，我视《红流》为一部严肃揭示社会“历史问题”的重要文献，它用以往罕见的摄影和文字纪录手法，力图还原历史真相。在“新时期纪实摄影”成果中，《红流》是不容忽视的一部独特而重要的典范，它真实地揭示出以往出于正统的意识形态考量，而难以被直面正视的沉重命题。仅就社会纪实摄影题材的难度而论，《红流》所做到的成绩，摄影者和采访者坚持10多年的努力，非同寻常，难能可贵。
遗憾的是，摄影评论对《红流》的诠释，与《红流》所达成的实际社会历史深度和广度，非常不合比例。而且仅有的几篇评论文章，大多没能超越“正面宣传”的话语老套。因此，我认为《红流》真正的纪实摄影价值，并没有被中国摄影界领会和重视，而《红流》恰恰就是“新时期纪实摄影”不可多得的一件格外具有题材难度和纪实力度的不同凡响的优异成果。
把亲身经历的战争作为书写重心的作家王鼎钧，在谈及历史命题时写道：
“历史不是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抬起头来就看得见，历史往往隐藏在现实后面，要有人不断的发掘，不停的说明。”
“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它的‘格’，有它的标准，失格或是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历史家发掘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摘自王鼎钧2005年文章《从八年抗战念黄埔先进》）
社会纪实摄影的真正历史价值，是中国摄影理论讨论的一个盲点。惯于纸上谈兵的中国摄影理论，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把纪实摄影本质性的发掘历史真相一点给忽略了。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或宣传摄影的明显不同处，即如王鼎钧所言之“历史往往隐藏在现实后面”，做社会纪实摄影，就是需要透过现象探讨历史真相。
《红流》是地道体现“新时期纪实摄影”里程碑《艰巨历程》影展的观念，力图以摄影真实，严肃对待历史事物的成功实例。尤其是在用纪实摄影来发掘历史真相方面，《红流》的作者以稳重求实的良知态度，向历史事物的隐蔽深处探察挺进，终于实现了中国社会纪实摄影前所未及的题材突破。
非常可惜的是，作为发掘历史真相的一举重要实践，阎新法已经发现了与“红流”对应的“白流”历史事实存在。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阎新法没能大胆地把镜头伸入这个题材领域。致使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永远地流失而去。
“红流”所在地的河南新县，有的地区一山之隔就有“白流”的存在。国共两党斗争和战争之所以激烈，当然是因为双方的实力相仿。尽管照共产党方面的意识形态而言，国民党军队是“代表地主老财和资本家利益的武装”，但是所有军队的基本士兵可都是“来自老百姓”。可以想见，象“红流”参加红军那样：“加入红军，理由很简单，可能简单到没有理由。就是，这是穷人的队伍，那里可以吃干饭。”（李志军《拍摄“红流”》开篇段）而当时为国家正规军的“白军”（“国军”）的“干饭”，显然比红军的质量更高。穷苦农民为了“那里可以吃干饭”而去加入“国军”，理由似乎更充分。而“国民党逃兵”之普遍，是所有中共历史书籍中都提到的。所以，新县“白流”的存在人数，应该至少与“红流”相仿。
可以想见，如果阎新法在拍摄新县“红流”的同时，顺带把新县的“白流”也光顾到了。那么，由这两个对应的“特殊群体”的实地调查所形成的参照系，对于深入揭示中国现代历史和新县地方历史，将会具有何等重要的史料价值。那些有过“白流”经历的穷苦农民，他们在当年跟和自己同样出身于草民的红军战士作战时，发生过怎样的情况？他们在何时何地为何脱离“白军”返家务农？他们因为“站错队”的“历史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过怎样的遭遇？这些与“红流”显然形成具体对照的实际情况，已经是社会学的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何况如果有“红流”和“白流”的参照资料，则对“发掘历史真相”，将具远比只有“红流”一方信息更有丰厚价值的历史学意义。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制约，阎新法流失了一个无以复得的珍贵机会。而且我认为，如果有“红流”和“白流”的参照资料产生，对于这个题材全面性的把握，以及在对照中更为深入的可能性，在中国社会纪实摄影方面将会具有特别的成就意义。例如，一贯单薄的摄影评论，面对如此罕见的复杂诠释对象，就不得不进入人性的深度进行思考，从而可以迫使中国的摄影批评走向深化。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只有当深刻的摄影作品出现，才会有深化的摄影批评产生，这就是一个标志摄影思想程度的实际指标。
阎新法眼睁睁地流失了已经想到了的另一半“白流”摄影资源，他没有能够做到“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西路军女战士》和《志愿军战俘记事》报告文学之所以难能可贵之处。只要翻过一个山头，阎新法就会有更大的突破与收获。然而，这个距离，就是中国摄影思想和中国文学思想之间存在的明显观念落差。
八
“从红军到新四军，方忠勇度过了10年的军旅生涯。记者问他：后悔吗？方忠勇淡然一笑：要说后悔也后悔，邻村一个和我一同参加革命的战友，解放后成了中将呢。如果不是那次掉队，我也会住在城里了。要说不后悔也不后悔，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伙伴们，牺牲了多少，我也说不清。和他们相比，我算幸福的，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过上了新社会的好日子。” （《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方忠勇）
方忠勇这个名字，便很有战士意味。他对自己命运的感想，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每个人都会想到的事情。那些思想相对淳朴简单的“红流”农民，似乎只看到和想像了“住在城里”的“幸福”，却对“住在城里”（多重含义），仍然会遭遇的那些“没有炮火硝烟的战斗”无从体会。他们仅知道“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却不知道，还有许多的革命志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为在革命生涯中不幸遭遇被捕被俘而活了下来，所以就要忍辱负重地牺牲了他们的个人尊严和人生幸福。
河南新县的“红流”们当然更不知道，使已经被遗忘了的他们，由于“1979年，时任民政部长的程子华将军回新县老家，”后打报告给邓小平，才获得“每人每月6块钱的补贴”的高官老乡程子华，为什么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元老习仲勋为其战友刘志丹讨还历史真相而推委。比起刘志丹那样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有过救命之恩的红军将领之命运，平凡的“红流”幸存者们就都够得上是幸运者。
《幸存者——凝视流散红军》的访谈文字，没有涉及“红流”们在“掉队”以后，是否保有中共党籍？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1983年我岳父在病危时节陷入昏迷的弥留之际，还有两个政工干部在他的耳边大声吼叫：“你同意组织把你的入党时间定在1945年吗？”
对于一个在1929年加入中共东北地下党，在日本鬼子的监狱里因酷刑和监禁而损害了身体，在73岁走到人生尽头的老共产党员。大半辈子被他所投身的政党死揪住“历史问题”不放，濒临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被政工干部追讨“落实党籍问题”。在场的医生看不过去，对穷追不舍的政工干部说：“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你们就让他安静地走吧。”
河南新县的“红流”们在离开人间的时候，一定会是那么自生自灭地悄然而逝。他们不必象我的岳父那样，在政工干部的搅扰声中停止呼吸。他们也不必象我的父亲那样，在环绕鲜花身盖党旗的死后特别待遇中，承受由生前下绊子的同志的“隆重悼念”。
真正是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红流”们，如同平民百姓的逝世那般，默默地回归其生长的故乡土地。如果没有阎新法的《红流》留影，他们的形象肯定不会出现在众多不相识人们的关注视野里。
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中共中央特制了一批纪念金币，赠予尚健在的于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入党者，我的父亲曾获赠此金币一枚。我不知道，当年尚健在的那些比我父亲更早参军入党的“红流”们，是否获得了这种纪念金币？即使他们中途“掉队”，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不就是由这些血肉之躯的基层农民战士结成的吗？
通过《红流》这部社会纪实摄影作品，令我深刻感触到了那份生命之轻的平常人生况味。在世俗荣辱的举足轻重之间，在社会观念的尊贵卑微之间，隐藏着多少错综复杂的人间琐事，其中又蕴载着多少回肠荡气的历史曲折与死不瞑目的恩怨情结？
2002年札记初稿，2005年8月中旬完成于洛杉矶
荐者按：
偶遇某轶名台湾作者的此文，感触良深。特附之以为对国共内战年代普通士兵遭遇的体贴。战争虽然可以流为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士兵的命运和血肉之躯，不应沦为概念的抽象符号。
—— 王 瑞
棉 袄
我们学校里有一位老工友，退伍军人，我们称他为张伯伯。春节以前，我要到大陆的杭州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张伯伯听说以后，来找我，说有事要请我帮忙。
张伯伯给我看一件好旧好旧的棉袄，他虽然早已不穿这件旧衣服了，但是看起来这件棉袄却十分有特别的意义。
原来张伯伯曾经参与过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当时战况非常惨烈，张伯伯的部队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共军团团围住，虽然我们的空军也试图空投粮食和弹药，但是常常空投到了敌人的阵地，所以张伯伯经常活在饥寒交迫，既无粮草，又缺弹药的情况之中。
有一天，一批共军对他们突击，张伯伯他们将对方击退了。虽然暂时可以喘口气，但是张伯伯不仅感到又冷又饿，最重要的是他感到非常的口渴，而他仅存的一些饮水也快喝到最后一滴了。
张伯伯看到一位刚才被他打死的一位共军士兵，他腰上有一个水壶，张伯伯就跑去拿这一个水壶。在张伯伯设法解下水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小兵还带了不少的干粮。
当时天气越来越冷 ，而小兵穿了一件很好的棉袄。张伯伯认为小兵已经死了。他就剥下这件棉袄，穿在军服里面，他甚至还将这位小兵的鞋子也据为己有了。
张伯伯说，如果不是这件棉袄以及那个小兵的水壶和干粮，张伯伯可能会冻死，也可能因为缺水缺粮而死在战场上。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件棉袄，因为他一直对棉袄的主人心存感激。
张伯伯突围以后，在棉袄里发现了棉袄主人的名字和家乡，这位小兵的家人将他的名字和住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而这张小纸片就塞在棉袄内部的一个口袋里，小兵的名字叫做李少白，他的家乡是浙江省白际山里的一个小村落。
虽然张伯伯对李少白心存感激，却不敢和他的家人联络，因为是他开枪将李少白打死的，当时他自己只有十九岁，他的感觉是李少白死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张伯伯来台湾虽然一开始也很苦，可是现在孙子已经在念清华的电机系，他虽然过得很好，却一直记挂着李少白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他给了我一笔钱，叫我带到大陆去交给李少白的家人，他说大陆乡下人多半住在老地方，我应该找得到这个地方的。
张伯伯请我务必告诉李少白的家人，他虽然打死了李少白，他却绝对和李少白无冤无仇，他家很穷，当兵是迫不得已的事，当时他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打共产党，他也相信李少白和他一样，一心一意只想早日打完仗，好回去耕田。他说“我们都是小老百姓，我们小老百姓之间是没有仇恨的，是大人物叫我们打仗的，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在杭州开完会以后，就去白际山了。我们开会的时候，我逢人就问白际山怎么去，没有一位知道。我只有自己想办法，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最后包了一部汽车往白际山上的那个小村落驶去。
李少白的老家在山上，说实话，这里不仅落后，而且也相当地荒凉，上山的公路巅得厉害，一路上看不到几户人家，汽车更是几乎完全看不到，偶然可以看到公共汽车带人上下山。因为是冬天，所有的树木都没有叶子，这部汽车几乎没有什么暖气，亏得我穿了一件羽毛衣，再加上当天有太阳，我还不觉得太冷。村庄到了，我们东问西问，居然找到了李少白的家。乡下人很少看到汽车来访，纷纷出来看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何许人也。
这个家似乎人很多，其中有一位长者，他行动不便，必须靠拐杖才能走路，他招呼我坐下。我忽然紧张了起来，不知该如何啟口。
我结结巴巴地将张伯伯的故事讲完，也完整地转述了张伯伯那段“小老百姓彼此无冤无仇”的谈话，最后我拿出了那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面有李少白三个字。
老先生将那张纸片拿去看，整个屋子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等他说话。老先生的手有一点抖，他看了这张纸片以后，终于说话了，他说：“我就是李少白，我没有死。”
故事是这样的，李少白在前一天的战斗中被一枪打中了大腿，当场就完全不能动了，一步也不能走，连爬都不能。他的连长找了两个其他的小兵，将他放上了一个担架，盖上一床棉被，叫这两个小兵将他送到后方的一个医护站去。
李少白有一个伙伴，在李少白快离开的时候，这个军中伙伴请他给他水壶和干粮，因为后方不会缺水缺粮的，李少白不仅给了他水和干粮，也给了他棉袄和鞋子，他反正短时间已经不可能走路，而且棉被也够暖。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伙伴第二天就阵亡了。他虽然到了医护站，却成了残障者，走路要靠拐杖。解放军给了他一笔钱，叫他回家。他有时也会想到他的那位伙伴，但不知如何和他联络，今天才知道伙伴早已离开了人世。
老人的一番话，使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决定不提张伯伯托我带钱来的事，因为我担心老人家会怕触霉头，还好李老先生打破了僵硬的气氛，叫人弄来一大碗热腾腾的粥，也弄来了一些小菜，招呼我们吃。我吃得津津有味，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用粥来招待访客。
李老先生问我张伯伯在台湾生活的情形，我告诉他张伯伯在军中时当然很苦，退伍以后，生活稍为改善了一些，最近是很舒服的了，不愁吃，不愁穿。
李老先生说他苦了一辈子，因为他是个农人，却不能种田，亏得他太太始终对他非常好，他的家人也一直没有嫌弃他。
我告诉李老先生张伯伯的两个儿子都是工人，但孙子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其中有一位还是新竹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
李老先生一听到这些，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他的儿子们都是农人，但有一个孙子也快上大学了。这个孙子极为聪明，靠政府给他的奖学金，使他能到城里的高中去念书，他今年高三，模拟考的分数非常高，一定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现在是寒假期间，孙子放假，现在虽然不在家，但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总算看到了这个聪明的小子，他说他的分数应该可以进北京清华大学的电机系，我劝他万一进不到清华，进入交大也相当好了。这位年轻人对我这位来自台湾的访客极有兴趣，他说他一辈子就只有一个愿望，进入台积电里面去参观一下。他又透露了他的另一个愿望：听张惠妹的歌。他告诉我他的宿舍里有张惠妹的海报。
我灵机一动，将我的羽绒服脱下来，送给了这位年青人，我这件羽绒服极为漂亮，是我太太买给我的，我太太很怕我有糟老头子的模样，所以经常替我买一些穿起来很帅的衣服，可惜我已白发苍苍，再帅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就不帅了。年青人立刻穿上了这件羽绒服，果真奇帅无比，他说将来一定要在清华园里穿这件衣服照一张像。而我呢！脱下了羽绒服，我忽然感到了一阵寒意。李老先生看出了这点，他去屋里找了一件棉袄送给了我。
李老先生和我殷殷道别，他叫我转告张伯伯多多保重，也叫我问候张伯伯的家人，希望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这件棉袄又跟着我飘洋过海，在飞机上，我却获得了空中小姐的赞美，她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帅的衣服，还问我哪里买的。
我见到了张伯伯，他很高兴李少白现在生活得很好，但是一他对于那位地下不知名的恩人心里有无限的亏欠之情。我无法劝他看开一点，我没有经历过那一场可怕的战争，也许无法了解老兵的想法。
张伯伯在新竹清华大学念书的孙子正好来看爷爷，他一眼就看上了那件大陆乡下人穿的棉袄，苦苦求我送他，我发现他穿了那件棉袄，的确很酷。看了这位台湾年青人的样子，我立刻想起了那位即将在大陆上大学的年青人。
我真羡慕张伯伯和李老先生的两个孙子，他们都有好的前程，他们如果相遇，一定是在非常愉快的场合，也许会在张惠妹的演唱会，也可能是在一个半导体的会议中，他们绝不会像他们爷爷们那样，在寒冷的战场上见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