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来安哥拉前，八十五岁的老父亲再三嘱咐我在国外要注意身体和安全，并将一个他使用了大半辈子的刮胡子刀架送给了我。刀架是塑料的，非常精制。望着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将要远出的我真的想哭。

    父亲是个独生子，小时候私塾读到初中的程度，并写了一手的好毛笔字，在当地成为了有名的秀才。也就是这一手的好字，使父亲蒙受了一生的痛苦和不幸。我的老家往远了说，是出“响马”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梁山，宋朝时就属这个府管；往近了讲，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一个被称为“拉锯”的地方，即今天是解放区，明天是国统区，后天又是解放区。但无论是谁占领，都需要一个写告示的人。又要有文化、又要字写得好，无论是共产党的区政府，还是国民党的伪乡政府都在寻找着这样一个人。而父亲此时刚回来，这件事情自然落到父亲这个秀才身上，每写一次的报酬是给半斗高粮米。而在此之前，父亲考入日本侵华时的机务段当火车司机，但父亲不是汉奸，利用便利，他和同一个火车上的中国人多次为铁道游击队送情报、偷运武器和粮食。日本投降后，他们将火车开到了解放区，正当父亲准备参加解放军时，爷爷听到了消息，跑了几天几夜，找到了父亲，将何家的这个唯一的独生子硬拉回了家，这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而和父亲一起的同事参加了解放军，后来成为铁路局的局长。

    问题也就出在了这。文革时，父亲给共产党写告示的事放到了一边，单讲给国民党伪政府写告示的事，因而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了“历史不清、给伪政府做过事情”的结论。后来越演越烈，讲到了父亲有海外关系，有特务之嫌。一块铁板做的牌子也就挂在了父亲的脖子上。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父亲是“树叶子落下怕砸到头”，一生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父亲的这些“历史问题”当然也影响到了我们，二哥的入党、三哥的当兵都受到了牵连。

    文革结束后，父亲得到了平反，我曾经看到过那张平反的通知文件。但深感人生有几个十年。平反后的父亲将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中，连连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值得可笑的是父亲在不该有海外关系的时候有了海外关系；在该有海外关系的时候却没有了。而当时整父亲的人，在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却有了海外关系，这件事让我的大哥恨得咬牙切齿。几次要去找他们，都被父亲拦下了，父亲告诉大哥，这不是哪个人的过错，这是历史的过错。一个人要有容百川之心。

    我常常跟父亲开玩笑：父亲一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名字没起好，父亲名泉龙，泉水里的龙怎样能施展开呢？困在里面了。父亲听了直笑，父亲说：能有现在，已经非常满足了，尤其是看到子女们都好，有吃有喝还有退休金，真的要感谢共产党。记得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从没见过流泪的父亲老泪纵横，给我留下深沉的印象。

    在家里我是老小，真正熟悉父亲是在父亲退休之后，因为在此之前，是难得和父亲在一起的。父亲东奔西跑的生活陪伴了他大半辈子，而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们却生活在后方的基地上，即使父亲一年有一次探亲假，但在家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二十天，因此父亲在我印象中非常淡薄。

    父亲退休后没有几年，母亲便患脑血栓造成偏瘫，望着年迈的父亲和在床的母亲，我和妻子便将他们接到了我们的身旁。但父亲总觉得给子女添了很多麻烦，为了让我们把精力用于工作上，他承担了照顾母亲的职责，他怕母亲的腿部肌肉萎缩，每天都坚持为她按摩。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半年后母亲竟能在搀扶下慢慢行走。而从这时，父亲便日复一日地搀着母亲不停地走，俩人搀扶着一走就是十多年，他们的恩爱引起了周围很多人的羡慕并立他们为榜样。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尽管他一年才回家一次，过问我们学习等情况却非常仔细，当我们打架或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时，免不了受他给的皮肉之苦，在惧怕他的同时，也盼望他早点离开家，那样我们便 “解放”了。直到后来我也成为一个父亲时，才理解了父亲当时的用心良苦。年长我很多的二哥告诉我父亲的一件事，使我更加认定父亲是一个对生活和家庭极其负责的人：由于母亲没有工作，家中生活一直很困难。在父亲他们所修建的陇海复线通车后，父亲所在单位到秦岭山脉去临时修筑公路。那时还没有后方基地，我们是随着父亲修陇海复线时住在农村的老乡家。父亲去了秦岭山脉后，就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一天，母亲匆忙回到家抱上幼小的我、叫上哥哥就往不远的铁路小车站上跑，说是父亲他们要到东部修铁路,乘坐的列车要经过小站。待我们赶到小站时，已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在站台上，他们都是得到消息后想和久别的丈夫或父亲见一面的。列车来了，是一列称为“闷罐子”车厢的列车，车停稳后，站台上便是喊声一片，有丈夫叫妻子名的、有妻子叫丈夫名的、还有孩子叫父亲的。当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父亲时，列车起动的汽笛声已响起，父亲匆匆地将一包东西塞到哥哥的怀里就上了列车。站台上的人目送着列车奔向远方，直到列车看不见时才从站台上慢慢散去。回到家，母亲把父亲塞给哥哥的纸包左三层右三层地打开，原来里面是一包饼干。过后母亲和哥哥知道两件事：一件事是这趟列车原本在小站上不停的，是车站上好心的值班员看到这种情形马上向上级报告，经上面批准，给了列车三分钟的点；二是父亲留给我们的这包饼干是父亲三天路程的干粮。至到今天，我们还问起父亲那三天是怎么过来的，但他始终没有告诉过我们。

    有段时间，我下班一进家门，父亲便重复的给我们讲他这一辈子修建铁路的故事，这使我感觉到父亲的唠叨，甚至觉得无法忍受。直到有一天，一位好友给我讲述一篇他看到的文章，才使我羞愧难当，那也是有关一个儿子和父亲的故事：“年迈的父亲看到一幅画上的乌鸦便问儿子那是什么？过了一会，父亲又问儿子那是什么？儿子再次告诉父亲那是乌鸦。当父亲第三次问到儿子那是什么时，儿子终于不耐烦了……。后来儿子母亲告诉他，在他幼小时，为让他认得1、2、3、4、5几位数字，父亲不厌其烦地整整告诉了他上百遍，最后他才记住了这组数字。”我自感如同这个儿子。从此，便能很耐心地听父亲一遍遍讲他修建宝成线、京广复线、焦枝线、皖赣线铁路的故事。父亲年纪大了，没有体力出大院，更不知社会上的一些变化，但他不停地给我们讲着他的老故事，细想起来，现在的父亲只能用不停的回忆来增加他修建铁路一生的自豪感。

    这次出国，每当想起父亲，心中都非常难受。我们出国前都写了承诺书，由于海外工程远离祖国，一期工程施工期间，原则上是不能回去的。这也就意味着一年多时间我不但不能照顾到八十多岁的父母，也不能看到八十多岁的父母，这一年多时间，他们会发生什么，我不愿想，更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