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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家李建森
王朝阳
如果陕西只有一个出版家，我想，应该是李建森。
听了这样的断语，肯定有自诩为出版家的人鼻子要喷冷气，反复记住我的名字在心里慢慢厌恶我。不过，我的封号不带津贴，不是职称，我也不是专家鉴定委员会的，犯不着真正的出版家动三昧真火。
但是，这样的封号也不是轻易许人的。我的职称评定是有规则的。我以为，一个出版家要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
首先，要是自由身，是一个不在单位、独立于体制的自由人。只有自由身，才能有所为，也才敢有所不为。
大概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山西青年李建森，仅仅是怀抱着对西安这座城市的仰慕，仅仅是抱着对文化的一腔热情，抛妻别字，抛掉房子和车子，抛掉自己的领导和同事，抛掉自己不远的前程，飘然西下，来到西安。他来的潇洒，过得却并不如意。预定的文学工作落空，理想的翅膀变成鸡毛，怎么飞也飞不高。彷徨中栖身于一家报社，作记者，搞设计，事业小成，家当全无。当他最后一次诀别报社的时候，家有大病老人每日在西安等钱养病，报社的工资一直是丰硕圆满的画饼，妻子 “千万里，我在呼唤、埋怨着你”。我恰逢他从报社办手续出来，心中一样凄然，觉得天地虽大，活一个人却不容易。没有钱叫做男人的人恨不得眼前的熟人全部消失，太阳永远属于西方，自己这边全黑了。就这样他走了，离开了自己最后一个单位，赁屋北郊，专事出版设计。我短视，看不见他的前程在哪里，想不来一个山西青年在一个不熟悉的城市中如何谋生。但是我在心里悄悄的敬佩他，痛贬自己，我离开单位、离开组织便是个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试问今天自视为出版家的那些人，他们是自主的吗？他们是自由的吗？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是一样的，我们不会自己生活，我们缺乏自主生活的能力，更缺乏自主生活的勇气，我们更愿意依附在某种东西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踏实。尽管我们不满意，总是抱怨，但是我们离不开，离开了我们就活不了。仅仅这一点，建森就是值得许多出版者尊敬的。
第二，一个人要成为出版家，不但要有自由之身，还必须有自觉的文化承担和精神追求。许多印刷教辅、搞畅销读物的也是自由之身，但他们顶多只是“书商”，不是出版家（当然，他们也未必想做出版家）。建森不是书商，建森是一个严重的被趣味左右的人，他热爱文学，喜欢书法，捎带收藏，痴迷装帧设计。他有许多老文人的嗜好，但思想前卫，也许因为装帧设计本身便是一项前卫的工作。他长期随侍卫俊秀先生，卫老去世后依然为出版卫老书籍奔忙。他把陕西好多不为人知、不为人熟知的作家、书画家挖掘出来，他总是在策划着、策动着和文化有关的事情。作为一个出版者，他与人为善，出书颇杂，难拘一格，但实际上他目高于顶，真正入他法眼的人并不多。西安这地方，写几句漂亮文章的人并不少，能抄毛笔写字卖钱的人也不少，稍有不慎便会陷进去，成为一个酸臭文人。但建森不是，建森是一个深具现代眼光、现代精神的作者、出版者，他语多幽默，但行文严峻，他的文章甚少吟风弄月，总是试图理性的把握现代生活、了解现代人，他评论是非也总是历史的、理性的评价，这一份自觉的理性追求是我最看重的，也是我认为他区别于旧西安的。所以，建森的旧是旧在骨子里的，新也是新在骨子里的。
第三，一个出版家必须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作家可以足不出户，它可以是卡夫卡，可以是普鲁斯特，可以是史铁生，关起门来打造一个世界。但是出版家不行。出版家必须是行动的人。每次我想到建森，就想到张元济、邹韬奋，想到张元济邹韬奋，又不由要想到建森。我想，建森要是生活在二三十年代，说不定就是张元济邹韬奋，他们不光是思想者，他们还是行动者。建森在西安生活的不长，但是文化圈的朋友似乎没有不知道李建森的。他乐观豁达，有情有义，更重要的是他谈吐有趣，又极具煽动力，朋友们在一块总是乐以忘忧。他让你感到他是一个极适宜做邻居的人。我有时候想，建森身上为什么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他能在复杂的文化圈里不枝不蔓？是不是也和所谓的“晋商”因素有关。我没有搞清，但他身上确实有许多陕西人不具备的东西。
建森的事业刚刚开始，他的事业远不能和张元济、邹韬奋比。我见过商务印书馆的一份广告单，愿意提供给建森：
我们的作者：严复、林纾、鲁迅、老舍、巴金、胡适、冰心、竺可桢、赵元任、钱穆、钱钟书、贺麟、朱光潜、王力、吕叔湘、丁声树。每人一幅黑白的照片，排成两排。
我们的员工：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胡愈之、茅盾、郑振铎。后边还有，也是两排，黑白的照片。
我们的图书。也是两排，书的封面。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都在里边。
内敛沉静，不动声色，但不动声色中有一种自豪，有一种张扬。商务印书馆是有这样的资格的。高山仰止，那是不止一代人建立起来的事业。建森远没有这样的资格，建森也许还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建森总是让我能充满各种想象，我总觉得建森“可以”。我的这种想象也许显得有些蛮不讲理，不过，毛泽东当年坐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谁能想到他以后就是“毛主席”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