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森
结缘
这个题目是旁人的,之所以借来一用,是因为它正好贴合我对“三秦”的感觉。
一个人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心身需要一种栖居,我从临汾到西安,是“三秦”给了我这样的栖居。
来“三秦”,首先得说说方英文。我在临汾市委办公厅工作的时候,所订的《重庆晚报》有一个《名家》版,上面老有方英文的文章,因此,到西安因别事出差,就想认识一下方英文。很巧,在1999年陕西作协的“炎黄编辑奖”颁奖会上,我认识了方英文。中午吃饭时,杨小兵又来了。这是我与“三秦”的首次结缘。
不久,蔡百鸣、杨小兵、木萱子到山西临汾采访朱朝辉飞黄,我尽地主之谊,接待了他们。这是与“三秦”的第二次结缘。
此后,方英文等几位西安的文人曾到临汾一游,我也因为在西安有一些出版上的事情,因此,逐渐就生发了一个朋友的圈子。这个时候,就有了来西安发展的想法。因此,就给方英文说:“我来‘三秦’当记者吧。”
方英文说:“你想好!你那单位有‘官’途啊。”我当时已经决意要来,就给他说:“想好啦。”
我没有通过招聘考试,但我给方英文说不要走后门,除了财经及体育以外,其他部门的记者我都可以当,我写东西还真的可以,骨子里有这一种自信。于是,我把自己发表过的许多文章用电脑打印,并进行了全新的图文设计后交给报社,没几天,我在临汾接到了万波的电话:“可来上班。”
2000年9月,我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到《三秦都市报》文艺部工作。其时,方英文是主编助理,万波是文艺部主任。
文艺部
我在西安市的南廓门里租了一处房子,是马河声、宋宏伟帮忙操办的。我第一次远客他乡,享受了异地朋友的力助。我的妻子来过那条乱而脏的街,她不但无法接受我对工作的选择,更难接受我对生活的选择。她对西安印象不是多好,和那条布满了小饭铺的小街有关。
但我还是来了,顶着许多不解和非议,我以“三秦”为家了。
从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我做了个多月的文化记者,期间还客串过两三次的副刊编辑。因为先前对于文学、音乐以及书画的兴致所至,虽然是第一次以专业的角度操练文化新闻,但很快就胜任了这一份工作。其间,我参与主持了“博士直谏”、“马河声质疑《中国书法》”、“世纪征联”等有影响的报道。使我在西安略享小名,虚荣心得到最先的满足。虽然离乡别亲,但我还是想借此把事干大。
记者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职业。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概括如下:它有足够的空间能使报纸的公信力得到无形的延伸,能够以更直接的理由接近一些人事的内里,窥知真相和背景。一个记者必须有良知和道义,站在相对前沿的地带,为读者提供最新的东西。作为文化记者,一定要以建设的角度去切入文化事件,客观、多元地反映文化事件的本质。我庆幸着“三秦”给了我一种机缘能够接触不同领域的文化精英,因采访需要与他们对谈、对晤,一次成功的采访结束后,我就发现能从他们身上汲取自己所稀有和缺失的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一些采访需要自己面对相当的压力,有时候还会招至迫害,同时它也是一种苦差,以新闻生发的时间为工作起始,日常作息会没有规律性,但一篇篇报道见报了,一个个读者电话打来了,想到这些,心里仍然全是成就感。
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方英文的长篇小说《落红》手稿、胡武功的《四方城》、赵良的《帝王的隐秘》以及王朝阳的一些散文,我觉得“三秦”真是一个文化很“厚”的地方。
想到这些,内心是无怨无悔的!
策划部
2001年4月,报社部门调整,我就到了新成立的策划部担纲文案策划,这个部门当时还有江波、陈烨和随后调至的张井。杨小兵作为我的老朋友,担任策划部主任,我们成为桌对桌的同事,在当初接待他们到山西采访时,我是万没想到有这一天的。
策划部是一个新的部门,职能定位大意有两大块:一块是负责策划重大公益、商业活动和重大新闻报道的整体方案和实施细则。另一块是负责策划报纸的品牌营销、主题性广告。公益活动的立足点首先是提升报纸的公信力,而商业活动主要为商家和报纸寻找经济收益的契合点。品牌营销以及主题性广告是报纸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这期间,我们几个人分工明确,相继策划并与其它部门执行了许多活动。如申奥成功的主题活动,由杨小兵出面,请贾平凹先生为本报题写了“我们在等待”的主题语,借用头版整版推出,反响相当好。又比如,当时报社要招聘贤才。我们策划了一组以“招聘”为主题推介的广告,但这一主题的切入不是单纯的就招聘论招聘,而是把“三秦”的品牌建设这个大主题也融入其中。如“长道纵马需要上好的驾驭”、“礼遇目光才能助长彼此的发现”等主题的拓宽,是很有深意和远境的。期间,我们还搞了两届读者节,读者节系列活动包括购物、游园、演艺、订报等多形式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有效实施,为“三秦”深得民心和彰显民意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从而扩大了报纸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此前,杨小兵是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摄影家进入我的视野的,而作为同事之后,我觉得他不但有着摄影家的洞见和敏思,而且是一位有着全局意识的社会活动家。因为一个策划方案的付诸实施,需要各种资源的整合和各种人力的配合。策划部在杨小兵的主持下,各项工作是极为出色的。
策划部的各种工作实战使我对西安这个城市和“三秦”这张新闻纸有了相对全面的知解,他培植了我的协作精神和全局意识。
美术组
2002年6月,杨小兵调至西部影像工作室任主任,我被调至总编室任美术组组长,我们这个组共三人,其他两位是张蓉、方琦。这个岗位我是非常有兴致的,且怀有前所未有的热力。但因为各种因由,在这个部门我们只参与了几期报社发行广告案的策划和设计,对于报纸的版式方面的建设性工作没有实质的介入。这一期间,张蓉主要是为报纸配漫画,方琦主要负责一些广告案的设计,我主要对全国一些都市类报纸的版式风格进行了一些广泛的收集和深入的研究。也出台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既有宏观的建议,也有两三套细化的版样可供领导参选。那时方案中的引言是这样写的:
报纸的竞争除了文本和图本的竞争以外,最关键的还有图文拼组。相同的元素,不同的组阁,其传播的质感和力感是千差万别的。当下,报业竞争正飞速将版式革新抛到了前台,长期以来形成的“版式设计只是对文本和图本进行美饰”的观点已成过时之论。版式设计在当下的意义应是对文图进行信息再取和内涵再掘的二度创作,同时,报纸的版式设计构成的视觉识别系统,是报纸在报业市场中的特定地位和个性特征的视觉表叙,也是报纸走向市场让读者对其产生认同并形成共同审美观的必要途径。一张成熟的报纸,不但应当具备自身的视觉识别系统,而且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报纸版式设计的动因越来越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能否以形式感召市场和读者。
后来这些方案虽然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但这些基础性工作使我对报纸的版式语言以及后来自己所从事的设计工作有很好的助益。2002年9月,我进入西安另外一家媒体担任美术总监,不久,随着我的工作室业务的不断拓展,我便离开这家报社,开始专一从事自己的装帧事务。
栖居
如今,我大部时间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我常常怀念在“三秦”栖居的日子,他使我感到有家的温暖。“三秦”作为家,他接纳了一个在异地漂泊的人,使这个人以此为托举,结识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和城市里与他有关联的人事。我曾经在“三秦”的三个办公室里呆过,我曾经在梦里回到那三间屋子里静静地坐思。那三个风格不一的桌面还有我默写的字迹:“给我力量”。那三个大小不等的窗户以外,是城市的声响和颜色各异的树冠。这就是生活和人生啊,是这些细节常常组成了我对“三秦”的回忆和归依。
我常常会在街上买一张“三秦”报,那报头是我熟悉的,那一张新闻纸上有我熟悉的许多名字,他们曾经是我的老师、同事或朋友,我们一起在“三秦”,以青春、创造和责任做为栖居的理由。这些是无法改变的。
因了“三秦”,我认识了一些曾经或现在依旧在“三秦”的师友,这些师友对我的人生在不同方面有着推动,他们是方英文、胡武功、赵良、杨小兵、王朝阳、万波等。他们是我在“三秦”认识的文人,我喜欢“文人”这两个字,它充满着智性的学识以及对幼者的关爱。
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三秦”的孩子,一个孩子永远会记着那些曾经所有的关于栖居的事情。是“三秦”让我有了这样的栖居:由一种诗意到另一种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