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后的苦恼与欢乐
使人成熟的启示是微妙的，有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故，有时仅仅是一个微笑、一首诗……对我来说，却是在一次火灾中所看到的。79年秋，我凭一时兴起搞到一架海鸥四型相机，胆子贼大地摆弄起来。那年，社会上对青年人的看法正是偏激一些的时候，总觉得青年人追求美过盛了一些，头发长了一些，裤腿变化多了一些，舞蹈摇摆度大了一些。不是有人曾说：现在的年青人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而在灭火中我亲眼看到第一批冲进火海的，爬上熊烟弥漫厂房顶棚的，抱着灭火器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正是这些青年表。当然，烧焦了的是美丽的长头发，烧破了的是“牛仔裤”与“喇叭裤”。而大火扑灭后，他们却悄然无声地消失在人群中。我颤抖着拍下一些镜头，我对着这些大多数模糊不清的相片，从心底发出疾呼：我们年青一代依然是拼搏的一代，同样地在流汗，甚至流血。我似乎一瞬间成熟了，后悔自己没真本领记录这真实，立志要用相机为我们的时代呕歌。
从此后，我把业余时间几乎都交付给了相机和暗房，苦练着基本功，寻找着生活中人们的内心世界，追逐着人们在生活中的形象。确切地讲，命运之神给我特别的机遇与恩赐，创作的第一幅作品《我的手最干净》竞在展览中获得一等奖，82年又获粉碎四人帮后的77-80年全国优秀摄影作品金牌奖。这无疑地坚定了我那已成熟的意念，立志在业余创作道路上奔下去，作为终生的追求。
说实在的，从此，我也深深地陷入到苦恼之中，我总觉得自己开始失去了“自由”，迈进了人生的沼泽地。在业余创作道路上我走的很苦很累。获奖是件喜事，也同样是个包袱，毕竟我在摄影道路上才刚刚迈步，下一步怎么走，我苦苦地思索着；经济上的压力，不用讲购买器材，就是购一卷120黑白胶卷的费用就是相当我爱人的一双尼龙袜子价，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消耗着一双双的“尼龙袜子”，对一个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这需要多么巨大的理解来平衡；时间的匮乏，犹如饥饿，往往把我搞得精疲力竭。对于这一切，我能自思而解，但对于人为的“苦恼”，我难以再分出力量去抗衡。搞创作的同时，在单位中却要化费更大的气力弥补创作后得来成绩而被歪曲的损失，很难挣脱部门本位主义的束缚。市俗的“墙内开花墙外红”、“捞外快”、“出风头”等观念，给我套上无形的枷锁。讲不清的“八小时外”差别，道不明一个单位与整个国家的关系，我从北京领奖回来，心情一直是压抑的，自以为起码地为单位争了光，能得到一点道义上的平衡与支持。谁知我捧回的似乎不是奖怀，而是一枚炸弹，议论上的喋喋不休，把业余创作的界线无形地扩大到“不务正业”之范畴。工作除凭良心干多干好外，还得“经常亮相”，否则就会被认为又去拍照了。
八年后，我曾在各级影展（赛）中54次获奖，发表作品300余幅，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国家天天在喊人才之最，而我们要对付多少“好龙”的“叶公”。“靠本领吃饭”实为一句相当刺耳，颇含有点离经叛道味道的话。奋斗不如平庸，拼搏不如钻营，冒尖不如关系联络，偏见、嫉妒、狭隘的种种，好好端地将业余创作陷入名不正言不顺的困境。人怎能将剩余的力量做一些有益国家的事呢？这实为可悲，同时，我也见到无数业余摄影者的遭遇与我完全相同。我在沉思中渐渐醒来，我毕竟是成熟了。我是人，我只能从生活的本身去理解生活，而不是凭人们的议论去生活，任何人也不能代替别人的生活。我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只要对得起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就应咬牙坚持与奋斗下去。摄影艺术的强大魅力与吸引力，使我在峭壁面前想到的不是绝望，而是梯子。
一个人的力量是极其微薄的，有多少善良的人们给我鼓舞和力量。我在大学中任团委书记，我把摄影艺术与团的工作结合起来，加深师生之情，同时也得到学生们的信任和支持；无数摄影界老前辈和同行给我写信，洋溢着无限的期望和坦率的鞭策；《大众摄影》给我送来多少良师益友般的温暖，为我的创作和发表创造着条件……在生活中所得到的这一切，使我更趋向成熟。
诚然，业余摄影的追求带来的并非仅有苦恼，更多的是欢乐。我透过相机的镜头观察着这个世界，我所看到的生活，看到的人们，是这样地有肉有灵。人们会笑，会哭，有悲哀喜怒，当然也会骂人，会对那些违背客观而自己又无力解决的事与人发发牢骚，但他们更懂得生活，更懂得如何追求幸福，如何工作。与其说我在搞摄影创作，还不如说我是以镜头这诚实的眼睛，观察与记录着这诚实的时代。
相机带着我到生活的洪流之中，我溶化在生活之中。一次我去拍退休后甘为市府机关烧开水的张大爷，每天三次他要管冲管送数百瓶的开水，三百六十天日日如此。透过取景屏望着他。这哪是张大爷？明明是吃草而挤奶的孺子牛啊！张大爷说：“别人都说我傻，连老伴都这样讲，临老还不享些清福。也绝，我总觉得少了我，那些办公事的干部们就会渴着似的，就我行！”至今，这些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我自惭不如张大爷，计较着个人得失，惦量着别人的理解，这怎不是自缚手脚的绳索？
我在摄影创作中认识着人生，生活为我提供着无尽的创作素材。我爱看那清晨川流不息接踵而来的上班人流，总觉得我是在拍摄祖国的动脉。多少人默默地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多少母亲怀抱着婴儿挤上那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多少人一面走一面啃着油条烧饼，一面看着书，珍惜着足下第一步的时间……镜头前面的人群中，此时没有过激的口号声，看不到挥舞振奋的手臂，听不到“奋斗啊”、“万岁呀”的呼喊声，但这都是由无数忠诚汇聚起来的洪流呀，这里蕴藏着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人民对这块土地无私的爱。会让人从心眼里赞美；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是那样平凡、普通，却又孕含着多么伟大的精灵！于是，我激动，我跳跃，我想说，我想拍照……我慢慢地平静下来时，思想里升起一个信念：做一个诚实的业余摄影工作者是值得的骄傲的。同时也深深地体验到，这一切都是摄影艺术给我还来的欢乐。然而，我又将为摄影艺术奉献什么呢？成熟了的我会更认真地思索与拼搏的！
就在今天，我退休了。
工作上划了个句号，人生的一个顿号。
归纳总结自己在摄影道路上走过的弯路，连自己都觉得幼稚可笑。现在我觉得在早期十几年的创作活动是黄金时期，那时紧紧抓住社会生活为主题来进行创作活动，在作品的深度与力度上下了不少工夫。创作了一批自己觉得对得起观众的作品，由于工作关系不允许外出搞摄影活动，平时都是认认真真进行构思，记在本子里，节假日和寒暑假再去寻找和组织拍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自己到较远的地方去采风，一般的创作都是身边熟悉的人与事。85年左右参加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摄影创作会议，摄影界展开“抓拍”与“摆拍”的大讨论。有个误区，认为摄影就是纪实，惟有“抓拍”为尊，“摆拍”就是“弄虚作假”。当时我的观点比较明确，既然摄影是一门艺术，创作的手段就应多样化，在严格遵守生活规律的基础上应该允许构思和再创作，采取“抓抓摆摆，摆摆抓抓，抓中有摆，摆中有抓”的方法（摄影人如果能实话实说，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少人动摇了，明明是构思后摆拍的作品，非说是我是如何如何遇到，按下快门抓住这个瞬间。
有人问我，你的作品是先有内容还是先有形式，我告诉他们，一个婴儿在母体中是先长皮肤还是先长血肉？谁也回答不了，因为胚胎的发育就是在血肉和皮肤的交替地生长中日趋完臻，在渐变中完成人的进化，我们的艺术创作不正是如此，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不也是这样。
当新闻媒体人员成为摄影界的主体，纪实摄影便成为摄影的主流，我在这种摄影的怪圈中，渐渐地迷糊，甚至，为了拍摄新闻类的纪实照片而常常晃悠在街头巷尾，这是我走的第一个弯路。
接着，唯美的风光所以摄影又逐渐地占了上风，开始时我认为这是摄影人为了逃避人物摄影和风情摄影那种“摆拍”的嫌疑，渐渐地自觉与不自觉地加入到行列之中，起早贪黑地拍风光。脱离生活，脱离自己所熟悉的创作基地，盲目地东奔西跑，丢掉自己的强项，而去食人牙哕，这是走的又一个弯路。
很痛心。
摄影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专心搞好拍好自己有特长的题材，而且要咬牙坚持到底，不受东西南北风的影响而动摇。
我将一些早期创作的作品分批地贴在博客上，诚心诚意地想与影友和有识之士，探讨摄影创作之路和汲取营养，以利再战。
2006年9月1日夜
我 的 手 最 干 净
“我的手最干净”拍摄的故事
1979年我刚刚拿起相机不久，便加入温州市文化宫里的一个摄影小组，接到一个任务，说是为了参加南方八省（自治区）卫生摄影展览，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些有关卫生题材的摄影作品。我不敢怠慢，动了不少脑筋，先后拍摄了“爸爸，不要抽烟好吗？”“祖孙卫生监督员”等作品，总感到说教和标语口号的味太浓，自己不满意。一次在送儿子去幼儿园时，发现小值日生在园门口认真地检查小朋友的卫生状况，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我在得到幼儿园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选择了时间和被拍摄对象，根据自己的构思，组织拍摄了这幅作品。
当时，只是将放大的作品赠送给幼儿园和画面中的小值日生。
十几年过后，我突然萌发用去寻找这位小主人翁，可是，由于她家已多次搬迁，一直无法如愿。去年，电视台得知这个故事后，便让我和他们一起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找到当年的小姑娘汪艳曼，她已经三十出头，在一家银行工作。大家见面真是说不出地高兴，她依然珍藏着当年我送给她的那幅作品，笑得和26年前一样美丽。
电视台还做了一个专题节目播放。
和当年的小姑娘汪艳曼在一起
26年后的"小值日生"
电视台为寻找汪艳曼,花费了不少精力.
早年创作的作品(一)
病 人 得 救 了 (1980年创作)
春妮和她的雏鸡 (1981年创作)
海 的 故 事 (1982年创作)
女 婿 上 门 (1984年创作)
余 热 (1983年创作)
你、我、她 (1982年创作)
谁家乳燕啄春泥 (1983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