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智力的类型差异问题
作者：于大海
（一）
认识和解答智力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必须首先就人类智力差异的种种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以便使人们能够站在一个统一的基点上来看待问题，并能够站在一个统一的尺度上来把握智力差异的衡量标准。
人类在智力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差异现象，早已引起世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多有心的智者们和学人们还据此对智力差异的性质和等级进行了归类和评定。比如，我国春秋时代的孔夫子就曾根据在人群中所反映出来的智力差异情况分类出了上智、中智、下智三个智力层级；近代西方的高尔顿爵士也对人类智力差异进行了总结并确定了三种智力特征（他由此还奠定了差异心理学的学术基础）；现代的美国特曼教授等人则又根据智商的不同而分别以中常、低常与超常来区分智力差异并以曲线来进行标示。由此可见，智力差异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现实社会中已具有让人们据以进行分析和把握的基础和规律了。
智力差异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而对其所进行的考察也就会有着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比如它可以表现为群体上的差异，也可以表现为个体上的差异；它可以表现为类型方面的差异，也可以表现为特征方面的差异；它可以从纵向的角度去进行划分（比如古代希腊的居民和现代希腊居民的智力差异表现），也可以从横向的角度去进行分辨（比如美国的布什和日本的福田康夫）；它可以在年龄上进行分析，也可以在性别上进行比较；它可以在普遍性上进行概括，也可以在特殊性上进行区别。由于大家对智力差异的种种现象并不陌生，为了能够减少篇幅，我在这里将按照智力的类型差异，以及智力的性别差异这样两个方面（当然这都是指在横向的这个意义上而言说的）来进行重点的归纳和描述。
（二）
人类的智力类型，如同智力的结构一样仍然可以从特异性和非特异性这样两个大的特征方面进行分解，因为它们都是大脑两大半球组织体系在形态学上的分割和生物学上的分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不仅从科学实验上得到了必要的验证（四十年前由斯佩里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对裂脑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测试中就获得了大脑左右两半球所存在着的两种不同功能特征的大量记录:人的左脑具有语言、概念、数学、逻辑推理、分析等特异性功能，右脑具有图形、空间结构、色彩、情绪控制、形象思维和综合等非特异性功能；近十年来科学家通过生物生化方面的实验也得到了人脑左半球主管计算、阅读、逻辑、分析、书写等类的智力活动形式，右半球主管想象、色觉、音乐、绘画等类的智力活动形式的大量数据。如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情报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教授所运用的脑电波检测技术、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玛佐塔教授所运用的PET分析技术都印证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具体的检验。具体说，上述这样两种差异在个系方面的表现为：有的人在言语表达上有着上乘的品质，有的人在图象表达上有着极佳的悟性；（比如像在莎士比亚身上所凸显的语言天赋，在莫扎特身上所凸显的音乐才能，在毕加索身上所凸显的美术造诣，在爱因斯坦身上所凸显的空间想象等都是典型的例证。）有的人在视觉记忆方面有所优长，而有的人则在听觉信息方面有所超常等就是突出的标志。
上述这样两种差异在人类群体方面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在生物学体质上比较接近的族群间所反映出来的差异。比如像人们通常所形容的德意志民族的哲理性、法兰西民族的想象力（在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这一点真可谓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或比如像东汉时期的班固对中原人所形容的“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或比如像大家所称道的上海人的经济头脑，广东人的经商意识等。这可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不同、人性迥异。应该说一种现象如果一旦能够形成某种在总体上可以把握的特征，那么它就必然会有其或远或近的深刻背景和渊由，而这种背景和渊由的很切近的基础就是他们体态的趋同性和形貌的相近性，亦即遗传特质的体系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由于在同一个地域内生活的人群，祖祖辈辈往往是在同一个圈子内攀亲繁衍；或者说，由于同一个族类，祖祖辈辈往往是在同一个地域内传宗接代，所以就容易导致该地域内的基因流动性极小，基因库的变异性亦会极小）——它绝不会因地域的扩展或风俗的移易就能够轻易地得到改变，比如即使上海人自小就生长在北方，但他们善于算计的体性却不见有大的改变；山东大汉讲究豪爽的脾性也不会由于他身居江南水乡而敦显偎琐（而且这样的体性在几千年前就已形成—战国时代的学者子思在《中庸》一书中就记述过“北方的果敢之强，南方的柔弱之强”这样的问题）。同样，美国民族的多元性也并不会因为生活方式相近，或因为使用同一种语言而削磨掉它多样的民族风情和多元的文化特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因为历史变迁和改革开放而影响到它的稳定态的形变。
二是，在生物学体质上比较疏远的族群间所反映出来的差异。比如像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黑色人种的机敏性、黄色人种的质朴性。显然，在人类智力的类型差异方面的确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外在特点的。
在讨论智力类型差异时，一个很典型和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有关人种方面的差异表现了。我们知道，黑、白、黄、红四色人种的智力特征和东西方文化及思维方式（应该说这里所讲的东西方概念并不是以地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含义进行划界的，而是以种群作为划分标准的。因为同居于美国的其他有色族裔并非能融含在西方人种的概念之中，而同倨于西方八国集团地位的日本在人种方面和智力资本方面却仍属于地地道道的东方人和东方类型。有一位叫做邵新明的外籍华人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表面看来，日本是一个把东西方精华融为一体的理想的亚洲社会。它是一个技术先进的富国。但这些东西和现代化大体上仍然是西方智力的产物和对西方产品的模仿——或可称为西方智力的‘殖民地’”。一般地讲，所谓东方文化是指整个亚洲和非洲北部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它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甚至也包括印第安文化、爱斯基摩文化等几个大的文化体系。它的特点可具体归纳为：怀旧情感浓厚；注重神人合一、物我相混；神秘主义色彩浓厚；重感悟而轻理性等几个方面）的明显差异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认同的事实。兹纳尼斯基就认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是那样的明显，这是任何一种文化理论所无法回避的”；美国著名学者埃德蒙.利奇（E.Leach）也曾说过:“当人类学家着手把澳洲的土著居民与爱斯基摩人或英国人的文化加以比较时，他们得到的第一印象，会是相互之间的差异”。的确，当我们试图把各族类所形成的文化成果摆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不带有种族偏见和感情色彩的人都应该能够判定出在这几种文化之间所透视出来的层次分明的差异性的。比如，在哲学思辩方面，东方哲学着重于直观的思维和凝炼的概括，把个人、自然和社会作为一种统一体来考察，因而注重整体的、内向的、直觉的、意象的、无我的、亲和的、精神的、协调的和情绪的层面等；而西方哲学则注意逻辑分析的思考和举一反三的推理，因而着重于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对立的和理性的层面等。比如在理性思考方面，“东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问题，他们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地借助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西方人在思考问题上更具‘分析性’，他们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并更多地依赖正常的逻辑”[埃丽卡.古德语]。比如在思维方式方面，“中国文化倚重于一两个字提炼出精神内核的思维方式”（如喜欢用寥寥几个字的楹联和绝句来概括人生或抒发情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为理。这个传统里头，缺少了推演、缺少了实验，缺少了自然哲学”[杨振宁语]；而西方文化则注重探求“自然规律”，这在客观上就使推演的方法得到了运用。比如，在科学技术方面，“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爱因斯坦语]；而东方科学的发展，是以实用理性的意象思维为基础的。因此就导致了东方人的技术发明只停留在初始的表象阶段，而理论升华和产品升档却往往由西方人完成的倒置现象（火药由中国人发明，而火箭却在西方率先发射；活字印刷先在中国出现，而印刷机却由德国人发明出来。阿西莫夫就曾指出过：“中国人从未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发明，但欧洲人却迅速利用指南针在海上航行，并且制造出借火药推动力发射炮弹的大炮，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在建筑格调方面，中国人讲究的是四合与方正，而西方人追求的却是个性与奇特。比如，在音乐形式方面，西方乐曲的旋律和曲调与东方乐曲的风格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它使你闭着眼睛都能听出这是由西方人谱写的，还是东方人（即使这是个在西方生活的东方人）写就的。甚至连人类对同一种文化体育工具的运用方法也反映出了民族的不同特性。比如同是踢足球，不同的民族却在观念和技战术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特点——1998年在法国举办的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上欧亚两大洲球队的不同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无怪乎基辛格博士能够用这样高度凝炼的语句概括说:“足球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特性”。
这里我并没有义务（也不打算去触碰这个敏感的问题）去评论什么人种优，或谁的思维方式好（况且种系智力的差异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它的特征也很难去简单地进行归类。因为这两种特征在实际上体现的是互相交织的关系——只不过是在类型上有所偏重而已）。而只是想从类型差异这一个特定角度去提供一些事例和事实让大家自己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但这里有一点却需要提醒大家，即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之点则在于，这种差异并不是产生在近现代的文明积淀和文化传播的影响之上的，亦即这种差异与外在因素的干预无关（不知为何，我们有些人总好用诸如“我们原来是如何如何的……”，“要不是后来怎样怎样的……”等这样的一些理由来进行自我解嘲，真是让人感到没有意思），而是自远古时代就已分出了经纬。比如几乎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世界级文化巨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在思维类型方面就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一个极尽其概括归纳之能事，一个极尽其推理演绎之本领；比如几乎还是处于同一时期的建筑，欧洲的穹窿顶式教堂和亚洲的大屋顶式寺庙就反映了不同的文化格调；比如几乎又是同处一个历史时期的美术，欧洲图画中以人为中心的构图形式和中国图画中突出山水而把人置摆在一个不经意地方的构图形式也反映了不同的哲学背景；再比如几乎是在同时期产生的文字，中国就与欧洲走上了相反的路径，即词符-音节文字符号系统（单音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符号系统（拼音文字），即所谓的表音性和表意性。应该说像这样的一种不带文化背景约束和外来因素影响的原始特征，以及不受感情色彩和人为因素刻意进行渲染的基本现象是最能够说明东西方差异的自然本性的。一般地说，这种差异本身并非是不包含等级的和性质的区别的，也不是不能够进行等级和程度的区分的。只不过这要看我们到底想怎样对待和利用这样一种结果，以及这种结果是在哪一个时期体现出来的而已。但是由于各个人类种族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其不同的智力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阶段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和优越性，因此这种结果的性质是很难进行分辩的（但有一点却可以坚信：上帝不会总是过分地偏袒和偏爱某一个族类的。况且在实际上“我们还将看到，世界某一地区在创造新文明方面的领导作用数千年来不停转变，没有哪个地区长时间处于领导地位”[阿西莫夫语]）。比如，在小农耕时期，东方人的智力类型就显得得心应手（中东、埃及、印度、中国因而都无可争辩地成为了世界最早的文明发祥地）；在旧经济时期，西方人的智力类型就显得轻松自如（近代以后几乎所有重大的文明成果和发明创造都出自他们之手）；而在新经济时期，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智力类型又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数字革命和信息技术是东方人最容易与西方人相互接近和靠拢的一个领域。比如，印度的软件业就十分发达，它的软件人才现在就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30%，而且每年还都要涌现出约10万名信息技术人员。在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认证的高技术企业国际技术标准最高等级的59家企业中，印度就占了29家。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03家在请印度的公司为其开发软件。电子邮件E-mail的发明人也是印度的萨布尔.巴蒂亚。依靠和仰仗信息技术的优势，印度在经济、社会和国力方面都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比如，日本软件银行社长孙正义的威势就已直逼比尔.盖茨；比如一些臭名昭著的黑客也有不少黄皮肤的人——制造“CIH”病毒并造成6000万台电脑瘫痪的陈盈豪就是台湾人，制造“I Layou”病毒并造成200万美元损失的迈克尔.布恩和厄内尔.德古斯曼就是菲律宾人等）。
（三）
这里我想对中国文化特别地说几句话。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是东方（包括黄种人和西亚及中近东地区的白人）文化和文明的典型代表，是东方民族智慧的突出体现，也是在这个类型的种族身上所能产生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可以说是美妙绝伦和博大精深的——无论是汉语的复杂性，汉字的丰富性（它可以解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它可以诠释宇宙中所有的意义），信息的简约性（它在相同信息意义之下的空间占有率最低。比如用联合国的五种文字分别印刷的同一种文献，则汉书为最薄。此外，汉字造新词的容纳量也最高。比如用汉字造两字词组的能力就比拼音文字大一万倍——因为拼音文字造新词主要就是通过增加音节和字母的数量实现的），还是文化的吸纳性[不知大家是否留意过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原大地上，不管是曾经经历过哪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或比如是蒙古族、或比如是女真族、或比如是满族等，但是这些族类从来都没有能够同化过它的文化和文字，而最终的结果却还是反倒被汉民族文化给同化了。一个更为典型的例证是，被葡萄牙人统治了近500年的澳门，中国母体文化的根基从来都没有被动摇过；同样是在独立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大和文化、高丽文化一旦与中国文化发生遭遇和碰撞，便也就立即会被中华文化所吸引、影响和改造。反过来说，尽管英语文化是世界上通用的和涵盖地域最广的文化，但是它除了在书写和在电脑操作应用上的便当（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它在表音上的科学性）之外，还没有看出来使用汉语有什么大的不方便（近年来，由于采用了王永民“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使得中文文本的打字速度已超过了英文文本的输入时间）。因此它也是永远不会取代（没有必要取代，也无法取代）中国文化的。相反，现在倒是有不少中国学者（如黎鸣等）就呼吁要用汉字来统一全人类的语文，要用汉语来作为全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不少外国学者也开始认识到中文的重要性。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内格罗蓬特就认为：“即使从将来因特网的网民数量上讲，中文也会成为最主要的语言”，比如美国芝加哥市长戴利就预测：“未来世界将有两大语言，即中文和英文”，汉语将是未来的世界语。比如埃达.杨还预言，在新的千年全球会出现中文热。为了迎合这样的发展趋势，英国政府已批准在今后五年内每年拨款100万英镑用于促进学习中文，并还在2000年另外又拨款5万英镑在高等教育领域聘用一批中文课专家。美国国会还有议员建议在未来的5年内拨款13亿美元，用来加强学校教授汉语课程和中美文化交流。目前，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汉语教材已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中小学课堂，而在美国中小学就有5万人在学习汉语，在新加坡汉语也已成为学生一个重要的学习科目。]等都是无与伦比、独树一帜的。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无疑应该受到赞美，无疑应该为此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