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塘”是少年时期我的乐园，我此生的“第一钓”就在这里，有关钓鱼最多的记忆也在这里，它承载过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们太多的欢乐。时光荏苒，岁月变迁，这里已不再是乐土，没有了生机，鱼儿没有踪影，甚至连水也逐渐干涸。这个场景，留给我的现在只有——痛！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大队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农民们称之为“下放学生”，分到我们自然村也是生产队的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姓吴，一个姓陶，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姓吴的喜欢钓鱼，不出工的日子他就用从城里带来的竹质接插竿（那时是最先进的“武器”了），在门口的小水塘里抛钩钓鱼。半天下来怎么也得钓上个十来条胖嘟嘟的鲫鱼,看得我们心里直痒痒。那时，生活条件很差，农民家庭即使经济条件较好的也难得吃上肉，河湖渠塘里的鱼是最容易得到的美食，怎不叫人眼馋！

我们放学后就守在旁边看，后来自己忍不住也想动手，但家里连交学费都没钱，哪来闲钱给我们买钓具呢，村里有人家在宅基地上栽的竹子，我们揣上家里的切菜刀钻进竹园，看好没人发现就动手，也就三米左右的竹子，砍下来后拖着就跑。其实这样做容易被发现，顺着拖痕人家就找上门来了，家长给人家陪了不是，自己就得挨一顿揍。后来学乖了，在竹园里直接把技丫砍下来，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竹子到手后，还得整理一下，不然竹梢是弯曲的，我们找来稻草点上火，把竹梢放在火上烤，再用力将竹梢掰直，用石头压一两天，这样才能拿出去钓鱼。

接下来的问题是钓线，集镇上有卖的，几分钱一尺，但我们买个作业本都得拿鸡蛋去换钱，哪有闲钱去买胶线呢。那时村里有几个长辈打鱼，用枣核形的木盆，细丝网粘鱼，有时遇到鱼大点，渔网会被撞破，他们都备有补网的尼龙线，我们遇到大人们补网的时候，就凑到跟前看，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就能讨来两三米，做一副鱼线也勉强可以了。

至于浮子，我们一般跑到鸡喜欢去的野地里去找，实在找不到就乘傍晚鸡归窝的时候抓只鸡，从鸡身上活生生地扯下两三个粗毛，剪成小段，串到尼龙线上，这样就有了七星漂。

有条件的朋友钓鱼时可以买带铅坠的钩，钩把的顶端固定有“锡陀”，我们叫做“锡陀钩”，后来才知道它是朝天钩。也有不带坠的，我们喜欢的是那种钩把顶部带环的，好系线，根本不知道鱼钩还分尺码大小。我钓鱼都是偷老娘缝衣针放煤油灯上烧一下直接弯成钩形，再弄点牙膏皮缠在线上当坠子。这样，一副钓具就DIY出来了。

我们村子门口有一个小水塘，估计也就三四分地的面积吧，我们自然村的人称之为“门口塘”。那时的自然村是祖上传下来的，若干户共用一个大门，我们那个村子规模不大，只有十来户人家，过了大门门厅是前天井，前后天井之间是大厅，最后面是带门的大房子，这是我小的时候生产队的议事处，叫做“队屋”，前后天井的两侧各有一个巷子，村民家就分布在这两个巷子里，全村人下雨天串门不会淋雨。门前这个水塘是村里人平时洗衣服、淘米的地方，生产队里养了一些经济鱼类，主要是鲢鳙鱼和草鱼。鲫鱼不少，偶尔也有鲤鱼，都是野生的。

在门口塘钓鱼，一般没人管，只有队长看见了会吼两嗓子，我们见队长骂人了，赶快拎着竿子回家，也就没事。没人吼的时候，从米缸里抓一把米，再从天井下水道边上的泥里掏几条蚯蚓就行了，也不管红蚯蚓还是黑蚯蚓，到塘边随手扔一把米，就算做了窝子——其实，开始时我们都不知道还要打窝子，直接把钩扔到水里就等鱼上钩了，收获也是常有的。

最初钓鱼虽然幼稚，但的确过瘾，有鱼咬钩时，看到浮子有力地顿两下，接着慢慢升上来，这时提竿十拿九稳。动作几乎是固定的。钓上鱼以后有时送回家放水缸里养着，有时是找个水桶在身边，就地舀点水养着，非常新鲜。

就这样，我大约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到初中二年级上完，爽了个三四年。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吃完午饭后，我等邻村的同学一起上学，拿了钓具在一棵大树下过把瘾，结果下钩就黑漂，拎上鱼来就转身从自家的窗户里直接塞进厨房了，等到同学来时，我连钓了三条三四百克的草鱼。不过到上到初三时，恢复了高考制度，开始有高考中考了，忙于上学，钓鱼瘾也就慢慢“戒”掉了。大约十七八年后，单位驻地涨大水，同事们钓得欢，这才重操旧业。

“门口塘”以前也有过污染。到农历中秋以后，农民的自留地里和生产队里都在收红薯。在食物匮乏的七十年代，红薯是我们渡饥荒的主要依靠，制作的红薯淀粉，是粉条的材料，过年时烧肉加上红薯淀粉圆子，是乡村难得的佳肴。

红薯淀粉的制作过程，是先将红薯切小块，再用粗磨磨细，或者将碾米机的刀片换成特制的刀头磨成粗红薯面，加水稀释，用粗布过滤，滤出的水澄清以后，舀出上面的水，下面沉淀的就是淀粉，晒干保存。这一过程在我们老家叫“洗红芋粉”。

门口塘的污染由此而来，用于沉淀的水颜色发暗，就象稀释的酱油汤，被排放到水塘里，造成鱼儿缺氧，那些比较娇贵的鲢子鱼、胖头鱼（鳙鱼），一呛就翻。

我们家窗外就是“门口塘”，父亲在外地工作，负担重，对家里照顾不上，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和外婆在农村，生活相当艰苦，因而我母亲也特别勤劳，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了，挑水做早饭，开工前到自留地里种会儿菜。所以她发现了被呛翻的鱼，大小不一，一次能捞起几十斤。但毕竟是生产队里的鱼，也不便拿出去晒干，更不能拿出去出售，因此找个大缸洒上粗盐，储藏起来。家里经常有鱼吃，鱼吃完了，腌鱼的水还可以在烧菜的时候当盐用，充分地发挥了它的作用。

现在想来，虽然生产队里的鱼死了，那个污染不是化学污染，如果分到村民手上，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我们家检来的鱼有“独吞”的嫌疑，但面对正在长身体和子女和缺乏营养的耄耋老人，我母亲只能这样选择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忆中，也就多了这么一个多味的成份。

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凤阳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悄悄地搞了起来，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包干”就在农村像熊熊大火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当时我们生产队大伙都不信邪，在全大队都分田以后，还坚持集体制度搞了一年，后来还是不得已，分田到户了。

制度的改变对农村的管理起着决定性影响。先是部分劳动力充足的家庭拆除老屋盖上了新房，旁边其他人家跟着效仿，于是一体化的村落解体了，大门外的那口小水塘也成了无主的水域。

有限的宅基地与村民扩充住宅的愿望成了矛盾，于是有人打起了水塘的主意，伐完水塘边的“自留树”，顺势蚕食了一部分水面，接着步步为营，在水塘边筑起石头围堰。长期没有人管理维护，塘边的树逐渐向水中倾斜，淤泥也逐渐升高，水深从一米多变成了几厘米，鱼儿没法生存了，在这里钓鱼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