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那些荒唐事1

批判贝多芬

1975年夏，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艺术专业，10月30日到北京上学。翻看当年日记，其中不乏“带着贫下中农的嘱托，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之类的豪言状语，自己也笑出声来。

不过，说真的，从北京火车站乘10路汽车第一次路过天安门时，我眼睛里确实含着泪花。想想，昨天还在地里刨食吃，今天就成了北京的大学生了，一步登天啊（真实情况是，比登天还难），能不激动吗？！

踏进校园，满目疮痍。主教学楼灯火阑珊，几乎看不到一块完整的玻璃，一些散了架的桌椅还堆在楼梯口，想来是当年红卫兵运动的遗迹。我穿了一身工作服来到艺术系教室，竟被一位男高音认为是来修暖气的水暖工。

开学了，先是思想教育，然后就在学校操场挖防空洞。到75年底，又天天乘学校的大轿车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那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如火如荼，小道消息满天飞，小平同志就是在这场“反击”运动中再次遭殃，76年四五事件导致他第三次下台。

不过，我们的专业课倒是没有停止，老师都是文革“过来”的人，而且，大多数老师出身都不好，四五十年代能学得起西洋音乐的家庭一定不是贫下中农，所以他（她）们都很热情、也很谨慎地对待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是带着“斗批改”的神圣使命上学的。

艺术专业有四个专业三个班，声乐班、表演班和器乐班（分小提琴和二胡两个专业）。我们声乐班共有14名学生，有4位男中音，6位男高音，2位女中音和2位女高音。教师的数量也不少，差不多2-3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专业课老师有声乐老师、钢琴老师、乐理老师、视唱练耳老师和形体老师，当然，还有政治、文化、体育、欣赏等辅课。用的是“五七”艺大的教材，开的专业课有声乐、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和形体课。因为是全国招生考试而来，所以声乐水准还可以，但乐理和视唱差距较大，钢琴更是从头学起。

拿惯了锄头、镰刀的手指，硬如柴火棍，我坐在钢琴前还真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掰，到毕业时，我竟然能弹莫扎特和贝多芬了（当然是小奏鸣曲之类）。

1976年初，可能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关，报纸上开始批判“无标题音乐”。大意是说无标题音乐是宣扬阶级调和云云。学校政治课也要跟着批判，于是政治老师找到我（大概看我写的接受再教育体会之类还可以吧），让我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发言。哎呀？！我根本没有听过一部交响音乐，更不知道什么是无标题音乐？怎么办？

晚上，系总支书记给我找来一堆报纸，让我学习。我只好东抄西凑，凑了一篇“论音乐的阶级性”，我在1976年3月2日的日记上找到以下文字“......写到12点。1974年，几支外国乐团访问中国，演奏了部分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人的第五、第九、田园等。引起文艺界那些没有改造好的人大发议论，说什么：‘无标题音乐只是表现情绪的变换、对比，并无一定深刻的政治内容，西方古典音乐还是明朗健康的’。事实并非如此，音乐作品是音乐家的阶级本质、政治倾向、世界观、艺术观的具体表现，我们一定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音乐作品”。

我大概就是拿着写有上述文字的稿子上台发言的。我结结巴巴念着那些完全陌生的专业词汇，不慷慨也不激昂地批判了音乐的阶级性。会场很安静，同学们一头雾水，老师们见怪不怪。发言结束，没有掌声，没有鼓励，我漠然回到座位上。李毅之老师（我的恩师，在辽宁农村救我于无边苦海之中，教我声乐）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周勤龄老师（我的钢琴老师，端庄漂亮，洋味十足）则愤怒地看着我，我自知没趣，眼神躲躲闪闪。别人上台发言，讲什么我完全没有听到。

终于散会了。周勤龄老师快人快语，大概实在忍不住了，快步走到我身边，瞪着她美丽的大眼睛小声问我：你听过贝多芬吗？我摇了摇头，你听过莫扎特吗？我还是摇头。她压制着怒火，一字一句地说：你不了解的东西，你就不能下判断！然后，挺胸昂头而去。

李毅之老师则温和的多，他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天，他悄悄叫我到他的琴房，将门关好，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一台盒式录音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盒式录音机，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只有几年后在中国流行的“砖头”录音机那么大，但比砖头高级的多。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是在日本学的音乐，师母有日本亲戚，大概是从日本带来的。

他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我，小声说，你不是要批判无标题音乐吗？今天让你听听无标题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那天，李老师放的什么乐曲，我记不得了，现在想来，大概是弦乐重奏（室内乐）一类。他按下按键，一股轻柔的、和谐的乐声飘然而出。我呆在那儿，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美妙和悦耳的声音，生产队大喇叭里的激昂的战斗歌声，到北京后才看到的电视里传出的刺耳的尖叫声，与之相比，那是另一个世界。

李老师用低沉的男低音，向我解释，这是主部主题，这是副部主题，这是展开部......，我肯定听不懂这些专业词汇，我还是在1976年10月以后才开始正经学习西方音乐体裁，学到了奏鸣曲式的。但，我听懂了音乐。

那天好像还放了一段歌剧咏叹调，记得好像是吉利或者卡鲁索（都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李老师没有任何指责，我只是感到他很无奈，是对这个世道的无奈，还是对这个无知的学生的无奈？

平时最喜欢上周勤龄老师的钢琴课，一是我很用功，学的快，别的同学还在弹拜耳练习曲，她已经给我小品了（第一个小品是聂耳的《卖报歌》），另一个是她的漂亮和优雅风度。我面朝黄土背朝天五载有余，从没有见过真正的“资产阶级大小姐”。我们许多同学（包括女生在内）都迷恋她，崇拜她。（他的姐姐周勤丽就是法国著名电影《花轿泪》的女主人。李老师后来去了日本，周老师去了法国。关于李老师、周老师的故事容后再叙）

自从批判无标题音乐之后，我有些怕见到她。

那天，进了她的琴房。琴房极干净，挂着柔和的窗帘，桌子上有一尊人体雕像，一架黑色的德国钢琴上面有一副小型油画（风景画）。

她什么也没说，我先回课，然后她给我布置新的曲子。她先示范，白皙的双手在黑白键盘上轻轻舞动，我有时很着迷她的手指，那么轻易地弹出力度很大的声音。

下课了。她笑眯眯地说，有机会还是要听听贝多芬和肖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肖邦这个名字。接着，她弹了一段肖邦的圆舞曲。我又一次呆在那里，我只能说，优美！优美的乐曲，优美的手指，优美的老师，优美的境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批判过无标题音乐，反之，我对无标题音乐冲满憧憬、好奇和兴趣。

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合唱团，我的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在弹琴，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

1979年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真正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古典音乐，听录音和看音乐会，八十年代所有来北京访问的外国交响乐团和歌唱家、独奏家的音乐会和芭蕾舞剧，我几乎一场不拉（因为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到音乐会上录实况）。柏林、维也纳、BBC、法、美、日等世界最顶级的乐团几乎都在八十年代来华访问过，卡拉扬、奥曼迪、海菲兹、梅纽因、小泽征尔、萨瑟兰、卡拉斯......

更多的时间用来听音乐，我用一个小本子，一一记下我听过的古典乐曲。外国音乐组的老前辈指导我的“欣赏课”，分门别类地开出曲目单，我则到胶带库（中国当时最大最全的音乐音响资料库）寻找胶带，有些已经尘封多年，还是我掸去灰尘、揭开封条（这是中央电台的传统，每个听完胶带的人一定贴上签了自己名的封条，以示负责）。十大钢琴协奏曲、十大小提琴协奏曲、德奥古典、早期浪漫派......

我曾发誓，要听过我能找到的所有古典乐曲。每天晚饭后，我先练琴两个小时，然后在审听机房，听从资料库里借出来的开盘录音带。那时，你随便放一段音乐，我都可以告诉你这是谁的作品，什么名，第几乐章，甚至是哪个主题。即使不经常听到的作品，也可以知道大致的年代和风格（乐派）。如果有条件，也看总谱，熟悉乐曲的结构。

我有一种赎罪感，我要熟悉那个被我无端批判的无标题音乐，并尽可能宣扬她。她在中国被指责，被玷污，要还她一个清白。因为，那才是人类精神世界真正的精华，是永恒的财富。

1975年冬，在学校门口

1976年，在艺术专业练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