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围绕《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执行而产生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从劳动经济学传统来看。关于要不要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如何规范劳动力市场，从来就是劳动经济学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的焦点。甚至对于一些各国普遍采用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规制，学术界的观点也远远没有取得共识。例如，最低工资制度、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强制休假制度，究竟是保护了劳动者的收入，还是伤害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迄今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作为一部具有明显的保护劳动者权益偏向的新法，具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表达自己对于过度保护劳动者可能产生养懒汉的现象，以及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可能伤害雇主的雇佣意愿，结果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的担忧，也属正常，未必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意见。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中的利益纷争来看。劳动雇佣关系从来就有明显的利益纷争，因而各国在处理此类关系时形成了三方协商机制，即劳动者及其代表即工会组织、雇主及其代表如同业公会、政府三方。前两方在雇佣关系上常常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工资高了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利润降低。因此，雇主几乎永远是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规制，以及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潜在可能性做出抱怨。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协调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保护不足，目前随着城乡就业的扩大，我们已经到达一个政策调整的转折点，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而《劳动合同法》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宣示，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最后，从各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改革方向来看。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security）和灵活性（flexibility）的两个要求，导致现实劳动力市场政策中存在难以把握的平衡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两难的政策选择。不同的国家在这两个要求之间，总是有一定偏倚的。例如，以往人们形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就业机会多但不稳定，收入相对低”（penny less）的特点，而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则具有“就业稳定但机会少，收入相对高”（job less）的特点。但是，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不断调整的，灵活性强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向提高稳定性的方向调整，稳定性强的劳动力市场则逐渐提高其灵活性，以致在欧盟，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flexisecurity，把灵活性与稳定性结合起来，试图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就是鼓励一种就业的灵活形式，同时又与对他们的社会保护相容。围绕《劳动合同法》的不同意见，归根结底也反映了针对稳定性和灵活性的不同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