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长沙“摩的司机”陈洪，因为其博客上的一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来了同龄人“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指责。郭锋认为：“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而陈洪则回应说：“一个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9月25日《新快报》）
“摩的司机”和“精英学者”各自都说了很多话，我之所以特别摘出这两句，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句代表了论辩双方各自的核心观点：在“摩的司机”看来，他们的不幸主要是社会造成的；而在“精英学者”看来，陈洪们只能怪自己。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呢？
质之历史和现实，我觉得陈洪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全国有数千万“4050”下岗工人，他们“落伍”的原因，小而言之，应该由“国企改制”这样的政策负责；中而言之，应该由这些年来的市场化进程负责；大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私有化的浪潮也脱不了干系。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陈洪们的命运是被动的，他们是被决定者而不是决定者。
虽然我们不排除，有个别的“4050”下岗人员，可能会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比如买彩票中了大奖，或者恰好当地领导要抓一个“下岗再就业”的典型而“发达了”，但作为一个群体，这数千万人的命运却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要他们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实际上是等于社会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坦率地说，这些道理并无深奥之处，但为什么能够考取“人民大学研究生”的“精英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呢？我不愿意怀疑郭锋的智力，但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从两个不同的判断出发，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认定陈洪们的不幸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那么从逻辑上说，就要寻找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之处加以改革；而如果我们认定陈洪们的不幸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那么对社会进行改革就是不必要的，唯一必要的是想办法来适应它。郭锋正是这么主张的，他说：“既然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您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
无疑，只有能够从现行社会结构中获得好处的，才会反对对之进行变革。而精英之所以是精英，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的社会大众更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推理至此，我们也就明白“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的观点何以会如此针锋相对了——这与理论无关，仅与利益有关。利益决定了立场，而立场决定了观点。
把底层民众的不幸，归咎于他们自身，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精英们的一种本能和下意识：下岗怪你没学历，被人欺负怪你没有维权意识，死于矿难则干脆怪“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总而言之都是你的错，精英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现存社会结构是天然合理的。
然而在我看来，精英们这种看似绝顶聪明的做法，其实却潜伏着某种巨大的风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如果不能随时加以改革，则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有一个总爆发：届时，覆巢之下宁有完卵，精英们的命运又能好的哪里去呢？伟人之所以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正是看破了精英们只看到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的通病。
问题在于，精英们的短视，导致他们自己的厄运固不足惜，但却往往会带累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摩的司机”陈洪对“精英学者”郭锋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诚哉斯言！痛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