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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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坟头的芊芊小草随风摇曳，父亲墓前的松柏高纵云天，我望着原野上一高一低的地平线，想着父亲那熟悉的音容和笑貌，多少往昔的记忆涌上了心头，不禁怆然……
父亲，正宁县罗川西街人，私熟文化，小业主、小职员出身。
据母亲说，我祖父抽大烟，没有什么家业和财产。因于此，祖母在三十多岁上就离家出走了，可以说，父亲从小就是个孤儿了。然而，父亲善结交，有正气，心怀坦荡，性情耿介，很有事业心。他曾经经营过小买卖，开过杂货铺。据正宁县《文史资料》记载，他还在戏班里做过司鼓，特长炊事。可父亲却是个不幸的人。十多岁上遇上了祖母出走，祖父又抽大烟。二十岁上结婚，结果生孩子时母子双亡。后来在一些街坊和朋友的资助下，又找了爱人，据说此女温柔和善，贤淑勤谨。结果生孩子时，又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未满月的小姑娘，无可奈何，父亲将其抱养给了正宁永和唐兴的一个李姓人家，从此过起了独居生活。1950年正宁解放后，政府于1951年在罗川成立了中学，时年三十二岁的父亲应时任中学校长的高奠巍的邀请，于1952年去了罗川中学，干起了做饭的行当。
一天晚上，罗川东门外春场里的张俊治到父亲那里来，说他姑姑要给媳妇招个人，今天下午，他姑姑又把媳妇她父亲（就是我的外爷）领来了，说要见见父亲。父亲说他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再结个啥婚。还说他这个人看来命里是个克妻的主。俊治叔给父亲做了好多工作，让他不要悔心丧气。
张俊治，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正宁县湫头镇公所的所长，很有一副绅士风度和学者气派。他和父亲是干亲，父亲给他的大孩子铁成哥戴锁，铁成哥将父亲称干大（即干爹）。他又是我母亲婆婆的娘家侄子，可以说和母亲又是表姊妹，因为母亲是他表弟的媳妇。所以，俊治叔很热心，两边里没有少说好话。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曾多次到他家中去看望过。他是九十年代末期去世的，享年九十多岁。
第二天，父亲去了俊治叔家，见到了我外公，正宁人称外爷，老人家对父亲的印象还算满意。据母亲说，我外爷回来后说，人（指父亲）还不错。就是看起来没有做过话，种庄稼可能不太在行。
我母亲，农村妇女，不识字，尤长刺绣。生于1925年古历正月19日，宁县平子镇惠堡王家村人。原本是乐子先子杰家的儿媳妇。先子杰，据说，在三十多岁上就去世了，算起来可能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什么时侯。他的妇人，就是我后来称为奶奶的老太太，也就在三十多岁上开始守寡，养有一儿一女。男孩叫兆熊，女孩曰玉珍。十五岁那年，母亲出嫁给了兆熊。可结婚后不长时间兆熊就外出当兵去了。从此，一直也没有再回来。据村上的长老说，可能是在什么时侯的一次红白交火中阵亡了。也有的说，可能是跑到台湾去了。可改革开放以后，正宁也有几个跑到台湾去的人士都有了音讯，唯独兆熊依然没有。就连兆熊的妹妹玉珍的丈夫，1949年在杭州上学时因杭州解放而到了台湾，改革开放以后也回来过好几次了。所以，可以肯定兆熊是死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即就是不回来看望他的妻子，也该回来看看他那年迈古稀的老母和已经去世五十多年的妹妹玉珍。他的老母也就是我的奶奶1982年才谢世的，时年八十六岁。
兆熊走了之后，老太太一直与两个孩子一起生活，一个是我母亲，一个就是她的女儿玉珍。玉珍十三岁，比我母亲小两岁。到十五岁上，出了嫁。从此，这个家里就剩下老太太和我母亲一老一少两个寡妇，他们靠着自力更生和一些小土地出租过活，可算得是自食其力。可以想见，母亲是个很不幸的人，也是一个命苦的人。
土改以后，实行耕者有其田，我母亲和老太太分到二十多亩土地。可要经营这二十多亩地，既不能雇工，也不允许土地出租，对他们一老一少两个小脚寡妇来说，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加之已经解放了，兆熊也还没个音讯。所以，老太太便考虑给媳妇招人，就是找一个到女家落户的上门女婿，以寄托她的晚年。就这样，1953年，父亲从罗川来到了乐子。
母亲对我说，她当时心里很悲凉。她十五岁上出嫁，守了十五年寡，今天走到这一步，觉得很难过。我能体谅和理解母亲当时的心境……
我始终认为，逝去的时光，无论是有关美好或是关乎忧伤，都会因为对于它的只言片语而刻进内心的那些记忆，甚至会比亲历更具有非凡的张力。它的每一个细节或是喜悦、或是悲伤，都会始终缠绕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永远难以忘却。
父亲从一个小商人、小职员开始务农，起初，他想着从此做个整儿巴经的农民，本本分分种庄稼，踏踏实实过日子。可要耕种老太太和我母亲所分得的二十多亩土地，没有牲畜，缺少农具，这都是他始料不及的。无奈，向往年的朋友借钱买了一头牲畜，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农具，才勉强和其他人“互助合作”。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互助合作的活路安排，常常是白天给别人家干，到了晚上才轮到给自已干。晚上干活黑天摸地，草草了事，很不彻底。而且，也有人经常因各种借口晚上不来出工，这就使得一次的活路总是一次不能干完。白天里，父亲又忙着给别人家去“互助”，自已地里的活路没有时间去做。长此以往，他就有些不高兴了。一天，又遇到类似情况，就发了火。说：“你们也不能这样把人不当人，你们这样欺人也有些太劲大了（土话，太严重了）。每天晚上就轮到给我干，白天都给你们干，还愿来的来，不愿来的不来。如果弄不成就算了。”这下可好，把互助组里的合作者得罪了个没深浅。平心而论，一个三十三四岁的中年人，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会发火的。不生气，不发火，一点血性都没有，那才是怪事。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农村人把晚上吃饭叫喝汤）后，塬畔上有人叫着父亲的名字，说“你上来”。父亲意为组里干活的人来了，就从坡里走了上去。结果不见人，就喊“你们在哪儿？”塬上场院里麦草垛后面出来一伙人，手执木棍、铁叉和长矛，向他围拢了过来。嘴里喊着“你这龟儿子，那里来的滚到那里去”，云云。就在这时，场院不远处的一个刘姓的中年人，喝完汤在大门外边小便，听见有人说话，言头不对，就哒了腔（土话，应了声），并急步走到场院里，一看阵势，顺手拉了父亲的胳膊到了他的家里，这才使父亲避免了一场生死之难和血光之灾。
1955年，互助组变成了农业社。一个村一个农业社。土地、牲畜、农具全部入了社。
一开春，社里在我家庄子低下的大院里办了砖瓦厂，请来了两个师傅。社里的头儿对父亲说：“瓦厂里请了两个瓦匠，离你近，就叫到你家里吃饭吧。”父亲说：“我现在吃的很紧张，去年下来，打的还不够给区上交的，一家子人也没啥吃。特别是婆娘（土话，媳妇）还挺着个大肚子，没人做。” 社里的头儿说：“你先给弄的吃着，完了以后，社里按天数把粮给你补上，就这样定了。”母亲信不过这话，几次摧父亲到社里去要些粮回来。父亲为了不打扰社里的头儿们，以免引起人家讨厌。就说：“先借些钱籴的吃着，人家一个社的头儿，还能哄咱们？。”整个一个前季下来，也就是半年。社里分粮，父亲拿着口袋去打粮，结果，社里说：“你家管瓦匠，看来还是有余粮的嘛。就不用打了，作为余粮捐献给社里算了。”父亲后来多次对我说，他当时很生气。可想到我还小，刚生下来还不到两三个月。于是就在仓库门口蹲了一会儿，走了……
可以想见，父亲离开罗川来到乐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乐子，是一个赋有诗意和欢快的名字。我对她怀有无限的娟恋和真诚的情感，就连常常做梦都是回到她的怀抱。那弯弯的坡路，清清的泉水，那浓浓的庄情，绵绵的灶烟，我一刻都没有忘记。可父亲初到这里，却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和不便。因为，他是一个新来的外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