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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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头看着头顶的蓝天和飘浮的白云，久久伤神……
一个没有文明和法制的社会，将是一个愚昧和残暴的社会。在一个没有反诬陷、反诽谤机制的环境里，即就是有一个人探头探脑的胡言乱语，也会很容易的招来一堆凑热闹的围观者，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所谓舆论，足以使黑白颠倒，事非混淆。也会你一拳我一脚的致一个人于死地而轻而易举，易如反掌。
古人云，三岁的话儿记到老。1958年，那年我三岁。就在那年的前季，榆林子成立了人民公社，村子里也由农业社变成了生产队。五月的一天，公社有人叫父亲去公社的机关灶上做炊事员，父亲离开了村里去到公社机关上班。
五十年代末期的榆林子，是一个刚建立起公社的小集镇，实际上是一个大些的村子，没有什么建筑。因为在公社成立以前，相当于公社一级的地方政府称区，当时的区机关设在永正，榆林子村属于永正区管辖。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才在榆林子成立了公社。我印象，榆林子公社机关就设在榆林子村的沟圈子畔上一个张姓人家的院子里，一共有四个窑洞，坐北面南，下一个坡就到了大门口。这里距离我家约有五里地远。我跟着父亲在公社的院子里玩，因叫了公社机关里一个干部的名子，父亲很生气，狠狠地打了我。打完后又抱着我淌眼泪。我后来问父亲：“我记得那次在公社里你打了我之后又抱着我哭，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我不听话，很淘气，他很生气，结果他打了之后，又觉得打得重了，所以他流泪。他说：他三十多岁了得了个孩子，他就是为了他的孩子才活着，他却把孩子打了，他心里很难过……
父亲去了公社机关，有人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就到公社里反复告状。说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全是父亲从公社里偷来的云云。如此以来，就使得父亲无法在公社机关里继续待下去，他觉得他必须离开这里。他想，他原本在罗川中学工作过，还是到罗川去的好。他这次从村里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于是就去找罗川中学的高奠巍校长，高校长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1959年三月，父亲离开了榆林子公社，去了罗川中学。到中学工作还不到半年时间，这年的十月份，全国开展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运动，榆林子公社里也出了反党集团。公社机关的“革命群众”，在批判榆林子公社反党集团的同时，没有忘了半年以前就离开了这里的父亲。以“回公社参加反右倾运动”为名，把父亲从罗川中学抓回榆林子公社，交给公社机关的“革命群众”开展批判和斗争。实质上是交给公社机关里那些没有在父亲灶上占到便宜的一些政治流氓进行围攻起轰和恶毒殴打。罪名是父亲“参加榆林子公社反党集团组织。生活上多吃多占，工作态度不端正，有偷出贩入的毛病和现象，克扣广大职工生活。五三年招赘乐子队地主家的儿媳为妻，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据说，父亲几次昏迷过去，又用冷水激活过来，要他交待偷了公社的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公社党委宣布了对父亲“开除工职，停发工资，交生产队监督劳动”的决定。……这就是父亲参加的所谓榆林子公社反右倾运动，时间仅是一天一夜。很清楚，榆林子公社机关的“革命群众”，他们的目的不是“反右倾”，而是借“反右倾”之机，把父亲从罗川弄回来毒打一顿，再交给生产队监督劳动，不让他活着离开村里，这就是他们的用心所在。
上一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运动最多、最频繁的年代。什么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社教运动、直到无产阶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上面得病，下面吃药，老百姓跟着遭殃。什么叫政治运动，说穿了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公报私仇和借机整人的可乘之机。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有无可胜数的无辜百姓和平民，作了各种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和殉葬品，受尽了残忍的折磨和迫害。
榆林子公社的“革命群众”，对父亲行施的野蛮暴行，父亲至死也没有对我说过，他至死都没有对我说这件事的原因，我一直都在想，一、也许是考虑到这是他一生中所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人格污辱和最惨重的人身伤害，他不愿把这件事当着儿女们的面讲出来。二、也许是考虑到我们还小，他不愿意在孩子们的心灵上造成不应有的和不必要的阴影，从而影响孩子们的健康心灵。三、也许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些野兽们的非人暴行，不愿意揭开埋在心底深处的这块伤疤。四、也许是……总之，他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不过，他却给我说过当时公社机关里的有关人物。从言谈和表情中，我看得出，父亲对他们是非常反感和十分厌恶的。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一天午后时侯，太阳光的阴影都走到了面向东的院子的大门外边，母亲抱着弟弟领着我，到门前的山坡上去挖洋竽。我隔着沟，忽然看见父亲从庄低下的小路上走了过来，就叫着从坡里往上爬，母亲抱着弟弟跟着回到了院子里。我和母亲进了大门，看见父亲蹲在屋门口那块供我爬在上面玩的柱顶石上，用手摸着他的胳膊。母亲走到跟前，背靠着屋门问父亲，父亲没有说什么，顺手把我抱起来放到了他的腿上。
从此，他开始在生产队接受监督劳动，时间长达五个月之久。村子里的“革命群众”在得到榆林子公社党委极左势力的支持下，处心积虑，极尽一切卑鄙残忍之能事，对父亲实行了残酷的折磨和迫害。
1959年后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960年三月到六月之间为干旱少雨季节。庆阳县有人提出：“要把干旱推迟到60年六月以后，”“要把干旱消灭在董子塬上”等等，开始打井抗旱。就在庆阳县推行打井运动的同时，正宁、宁县、合水三县合一的宁县，不甘落后，当时有口号云“远学庆阳，近比宁县”。村里的打进运动红红烈烈，热火朝天。受公社党委指示，父亲每天由民兵监督劳动，主要任务是打井。为了防止他跑掉什么的，每天都把他安排在井下，不得在地面活动。这是其一。其二，不给吃饭。父亲从1958年前季到公社以后，队里就停止了口粮。1959年后季到到1960年三月份，队里的大灶上也不给他应有的食物供给，受到了人间无与伦比的非人待遇和精神折磨。
父亲对我说，有好几次半夜里他从井下上来参加完批斗会回到家里，在后院子的窑洞里转过好多次，他想上掉（土话，自杀）。可他就是放不下我们兄弟二人。他说，一旦他今天晚上在这里上掉死了，明天早上两个孩子醒来看见他们没有了大（爸爸），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是一个黑暗的岁月，政治和愚昧搅和在一起，足以是一个人易死难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这些有关父亲的记忆却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中，难以挥之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