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开开荒的日子里，她曾爱上了一位连长。在拖拉机的训练队里，苏联来的教官也曾上过她的当。后来，没有留神，“组织”上把她介绍给了一位叫李建修的“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半个世纪中，又经历了多少次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开荒时的老连长为什一次又一次次的救过她和李建修的“命”，帮过她和“国民党”的忙。呵，叶尔羌河畔，那株美丽的胡杨……
连自己都想不起自己是谁的人
在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浅腹上，在一个叫羊塔克地方，我在寻找一位老兵……
我是在新疆军区兵团军事部一位战友那里，听说这位1952年进疆女兵故事的。据战友说，这位女兵在“文革”中，只因说了一句“下一辈子还要嫁给国民党”，被关进了牛棚，被迫在羊塔克放了整整十几年的驴。
羊塔克，胡杨的故乡。胡杨，是沙漠的旗帜和图腾。
行走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周边，遥想当年那一片片孕育过西域36国的绿洲，而今早已随着那曾经狂嘶的烈马，升腾的狼烟，飞旋的胡舞，激越的羯鼓，穿梭的驮队……还有那绵延万里直达中原腹地的烽燧、丝路，都已被大漠的沙雨洗礼成了斑驳的碎片。
千年之后，当我们再踏上这条曾径昌盛一时的丝绸之路时，除了几个残破的驿站，几处坍塌的烽台和几座叫做遗址的古城外，你能看到的就是沙漠的旗帜胡杨了。
关于羊塔克，在新疆有多种解释。古老的突厥语说羊塔克，是八千里胡杨林，当代的维吾尔语又将羊塔克，译成了八千棵胡杨树或是胡杨的故乡。而今天生活在这里的刀郎人却说：“羊塔克嘛，就是有好多好多胡杨的地方。”
看来，不管怎么说，羊塔克的意思里都包含着胡杨，只不过是胡杨的多少不同罢了。这种不同的说法，是附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从早期突厥人，到当代的维吾尔人，再到今天的刀朗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早年间的八千里胡杨林，能留下现在这么一片也就不错了。据新疆环保局的同志讲，在塔克拉玛干大漠的四周，没有哪里的胡杨能比羊塔克的胡杨更老、更多。
深秋的羊塔克，最美的景色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胡杨林了。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春天的花草，秋后的树”。秋后是赏树的季节，胡杨，就是这样一种耐得住人们欣赏的树。她从一亿三千万年前就长在这里了。一亿三千万个深秋，她年年都在这个季节迸发出的最丰满的生命之美。那火红、刚烈，那凄婉、金黄，在漫漫黄沙之上，裹着苍云顶着青天的孤傲，如歌如诗如画如梦的华冠，会让人产生月光下，去触摸朦胧隐约的感觉，会让人踏着晨曦，去拾起每一片落叶……
我要找的老兵叫胡子秧，是1952年进疆的山东女兵。
我在兵团农三师45团机关大楼里转了几个圈，也没打听到她的下落，几乎所有的人都肯定地告诉我“我们45团，没有这么一个人。”
就在热心的人们建议我，去40、43、44团找找时，一位维吾尔老人却对我说： “我跟前嘛，有一个战友，她跟前是1952年来的山东女兵。你嘛，她的跟前好好的问一下。”
路上，老人告诉我，他叫玉来提，是新疆“三区”革命的老兵，解放后他们的部队改成民族军（即五军）骑兵三团。1951年从伊犁移防南疆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他是1962年到麦盖提的。
他要带我去找的这位山东女兵，是他的战友。
老人将我带到了离团部不远的一户人家门前，说：“她们家的房子到了。你跟前等一下，我门叫一下。”
这是新疆南部地区常见的那种院落，既有当地的维吾尔风格，又有汉族特色。庭院很大，一架葡萄从院子的大门一直延伸到主房的廊前，两侧则是花园和菜地，整个院子显得勃勃生机。
玉来提的战友正在院子里修剪她的花木。
当我说明来意后，她想了半天才说：“你找的不会就是我吧？我原来的名字是叫胡子秧，可自从1958年到了这儿就没人叫了。这里的大人小孩都管我叫我胡杨，我自己也就认了。几十年没人叫了，猛一说胡子秧，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胡子秧是谁了。”
我又问：“您是1952年，从山东蒙阴入伍的吗？”
她说：“是呀。俺是蒙阴县长路镇的。”
“那，和你一起来的女兵中，还有没有姓胡的，叫胡子秧的？”我又问。
“没有。俺跟你说，那茬女兵中就俺一个姓胡，你找的就是俺。”胡阿姨认真地说。
谢天谢地，在羊塔克，我终于找到了山东女兵胡子秧。
不过，她现在的名字叫胡杨。
叫胡杨，不是因为胡子秧想“下辈子还嫁国民党”那件事，而是和共产党的一位将军有关。
将军叫王季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那是1952秋天，胡子秧所在部队正在塔里木河中游的沙雅垦区开荒，王季龙来这里视察。休息的时候，指导员通知胡子秧参加座谈会。会上王季龙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从那里入伍的？
胡子秧说：“俺叫胡子秧，是从山东蒙阴入伍的。”
王季龙又问她是那几个字。
胡子秧就说：“是胡子的胡，胡子的子，地瓜秧子的秧。”
没想到胡子秧的解释，顿时引来了一片笑声。胡子秧急了。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俺本来就是胡子的胡，胡子的子，地瓜秧子的秧嘛。”
指导员听到这里怕王季龙不明白，马上说：“她姓胡，就是胡宗南的。名字叫子秧，就是儿子孙子的子，秧就是秧苗的秧。”
没想到指导员解释，让胡子秧更急了。她说：“俺才不是胡宗南的胡来，谁跟他一个姓。俺就是胡子的胡。”
王季龙就笑着说：“对。胡子秧同志的胡，不是胡宗南的胡，这是革命立场问题。不过胡子的胡也不好，一个女同志那来的胡子呀，我看胡子秧同志的胡，是胡杨的胡，胡杨树的胡。我说的对吗，胡子秧同志？”
胡子秧这才连连点头说：“俺听首长的，俺听首长的。”
会后，王季龙要走的时候，又叫住了胡子秧，说：“我有一个建议，你的名字，不大好记也不好听，我建议你不如改成胡杨。我们革命战士就应该象胡杨树一样，扎根新疆，扎根大沙漠。”
指导员当好即表态：“是。坚决执行首长命令。”
王季龙却说：“这和命令无关。我只不过是个建议，改不改还要听胡杨，不是胡子秧同志的。”
胡子秧就说：“俺听首长的。”
从此，胡子秧就成了胡杨。
女兵胡杨和一位连长的初恋故事
送走了王季龙，指导员就在地头上向大家宣布了王季龙的“命令”：“根据首长指示，我连女兵胡子秧同志，从现在起正式改名叫胡杨，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光荣的名字，也希望胡杨同志不辜负首长的希望，把改名当作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改名要从改思想、改作风改起，告别旧的胡子秧，做一棵扎根边疆、扎根大漠的胡杨树。”
起初，胡子秧对战友们称她胡杨还不习惯。有几次连里点名时，她都忘了胡杨是自己的新名字，愣了半天都不知道回答。每当这时边上的战友就会小声地告诉她，“胡子秧，叫你呢。”这时，她才羞答答的应个：“到！”
慢慢地，她习惯了胡杨这个名字，当有人再叫她胡子秧时，她会很认真地告诉人家：“俺现在不叫胡子秧了，请你叫俺胡杨。”
说来也巧，胡子秧改名胡杨之后，好事就接二连三地向她走来。
当年，她在山东入伍的女兵中，第一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出席了南疆军区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受到王震将军的亲切接见。加到连队不久，新疆军区南疆生产管理处，在各生产部队选拔女拖拉机手，胡杨没争没抢又被选中了。临走的那天晚上，连里专门给她开了个欢送会，连长说：“胡杨同志，这次去学开拖拉机是百里选一，她能成为新疆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我们全连的光荣。听说这次开的拖拉机和老师都是王震司令员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请来的。要不了几个月，胡杨就能给咱们开一台苏联的拖拉机回来。到那时候，咱们再开荒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她一个人就能顶咱们一个连。”
会后，连长还给她送了一支钢笔，让她好好学习。其实，胡杨心里很明白，连长对她“是有想法的。”几天之前，团组织科的朱副科长还专门找她谈过一次话，向她介绍了连长的履历，让她在工作中和连长多接触接触，如果感觉还可以，就写个申请，国庆节的时候参加集体婚礼。随后，连长就找过她几次，她才知道连长是山西人，1947年参的军，是位战斗英雄。几次下来，胡杨也没给连长一个准确的答复，从来没说过行，也没说过不行，但是，周围的姐妹们都知道连长看上胡杨了，甚至有人私下里跟她开玩笑，叫她“二连长”。
胡杨从连长手里接过钢笔时，认认真真地看了连长一眼，说：“俺记住了，你放心吧。”
50年后，胡杨阿姨说：“那天，我是头一回那么看他，也头一回没叫他连长，只说了句‘俺记住了，你放心吧’就走了。出门的时候，他又把我叫住了，给我送了一条浅黄色的苏联毛巾。他去拿毛巾时我又偷着看了看他，觉着这人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也没什么怪毛病，比指导员还有文化，就是年龄大了点。
心想，实在不行，等学习回来就答应他吧。第二天走的时候，他又替我背着背包送到团部，一路上也没说什么，几次看他想说什么又没说，我就跟在他后头，也不说话。快到团部时，他停下来不走了，好像费了好大劲才说了句‘到哪里好好学习，要注意身体，别挂着我们的事，等你学好了再说。’他说完就看了着我。我也不知怎么的，当时就觉得自己心里挺热的。使劲点了点头，说了句你回去吧，眼泪就出来了……”
葡萄架下，胡杨阿姨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她继续说：“我们俩都低着头，在原地站了半天，谁也没走。最后还是他说，去吧，好好学习，我等你回来。说完他就走了，我在他身后又使劲点了点头，一直看着他走的我看不见了，我才转过身来……”
半天，胡杨叹了口气，说：“用今天的话说，哪可能就是我的初恋了。”
“后来，你们为什么没走到一起呢？”我问道。
“后来，他到喀什来看过我一次，我也回去过一回。再后来，就阴差阳错，他调到了帕米尔的边防部队，我分到了英吉莎的生产部队，慢慢地就没了联系。”
胡杨的初恋，是我掌握的背景材料中，所没有的细节。于是我又问：“那你们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吗？”
胡阿姨笑笑说：“见过。196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当副县长，带着老婆孩子专门来看过我。那时候，我结婚都好几年多了，大女儿李瑛都会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分手后，他从边防部队又被派到苏联去学习。他回来后，去军区去打听过我的下落，知道我结婚了，就在当地找了一个中学教师。夫妻俩很般配，都有文化，日子过的也很好。现在他爱人还在和田，我们经常走动，去年她还到我这里住了好些日子。1997年连长去世的时候，我和我老头子都去和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个好人，在5个县当过副县长、副书记，一辈子没离开过南疆，直到退休才给了个副地级……”
胡杨讲得很缓慢，也很深情。从中不难看出，她和连长的初恋是她一生中最美、最深的记忆：“1960年他刚到麦盖提，他就和爱人骑着马，抱着孩子，还带了一只羊，到羊大漫来看我们。当时我们都在羊大漫开荒，他们路上走了一整天，孩子都成了小土人了。那天晚上，他们就住在我家里了。我和她妻子就像姐妹一样说了大半夜的话。原来他爱人也是一位老兵，是1949年从甘肃临洮入伍的知识分子，进疆后在二军教导团当文化教员，后来支援地方时，调到了阿图什中学当老师。他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分到军区联络部工作，听说我结了婚，心情不太好。有一次赛福鼎（时任新疆分局常委书、新疆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政委，陪同苏联专家到阿图什参观，阿图什是赛福鼎的老家。苏联专家提出要到那里听民间艺人弹唱《玛纳斯》，他就来给赛福鼎和苏联专家当翻译，她爱人当时也被抽来搞接待。在一次舞会上，赛福鼎问他结没结婚，他说还没有。赛福鼎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就这样他们认识了，一个月后就结婚了。我们俩个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俩个男人就喝酒，一直到了后半夜都醉了才睡。”
“第二天早上，他们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老头子说，胡杨本来应该是我的媳妇，可惜我们俩个没缘份，你小子有福，一个国民党娶了这么好个老婆，你可要好好待她一辈子，否则我会找你算帐的。后来，他们俩个也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文革中我们挨整，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给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这就是女兵胡杨的初恋。一个自自然然的爱情故事，一个合乎那个时代道德水准，还有中国传统美德。
在我采访的上百位，当年进疆女兵的婚姻故事中，女兵胡杨的爱情算得上是一个经典，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
女拖拉机手胡杨和她崇拜的偶像
胡杨告别了初恋的情人和她心爱的连队，一路歌声到了拖拉机手集训队。
集训队设在二军教导团驻地，也就是今天疏勒县郊的荒地。这里是王震部队进疆后，自己动手开垦的第一片土地，也是当时进疆部队的生产示范基地。
胡杨报到时，从苏联购买的拖拉机还没运到。三十多个学员就边参加教导团的生产，边学习文化。那段日子，胡杨天天都在背诵连长的那句话“胡杨同志，这次去学开拖拉机是百里选一，她能成为新疆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我们全连的光荣。”
每当想起这句话，胡杨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自豪感。她暗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当好这个女拖拉机手。
拖拉机和苏联教官终于来了。20台崭新的斯大林100号停了一大排，胡杨高兴地像个将军，来来回回检阅了几十次。理论学习开始后，胡杨难住了。她只有小学文化，特别是在10个女学员中，她的文化最低的一个，笔记都记不下来。再加上教官用俄语讲课，教师讲一句翻译翻一句，翻译又不正规，他自己也不懂机械，好多技术术语翻不过来，经常气的教官用汉语骂他笨蛋。“我要是和那翻译比就更是笨蛋了。”胡杨想起当年的学习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日子：“听不懂也得学，记不下来也不行。那个老毛子教官安德列也夫特别凶，每隔一俩天就检查一次笔记。他要是看着谁的不对劲，当场就给你撕了，让你再补上。开始我记不下来，好多字都不会写，我就发明了一种只有我自己认识的记法，会写的就写，不会写的就画。画的还是符号、小人、小动物，别人看不懂，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可那个安德列也夫偏偏就盯上我了。有一天，他在教室里边讲边走，我只顾记笔记了，没看到他走到我跟前。记着记着怎么就没声了，我抬起头来一看，坏了，他就站在我边上，我赶紧用手去捂本子，可已经来不及了。他一把夺过我的笔记，同时大声用俄语喊了一句‘浑蛋，滚出去’。”
“俄语？哪你能听的懂吗？”我笑问。
“听的懂。当时新疆到处都在学俄语。再说平时经常听他拿这句话骂人，开始我们也不懂，还是翻译偷着告诉我们的，时间长了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当时也来劲了，心想你凭什么骂我？我哪些错了？不就是我文化低，记不下来，才让你逼成这样的吗。我就用汉语还了他一句你才是浑蛋呢，没想到他也听懂了。安德列夫当时就急了，一点教官的风度也没了，直接就抓着我的胳臂往外拉。这时我反到平静了，冲他笑笑说，对不起，安德列也夫同志，请你尊重中国妇女的人格。这次他听不懂了，就问翻译我说的是什么？可王翻译死活不敢翻译给他听，多亏我们班上有个民族军来的学员，好像是叫吉米提·哈斯木吧，他主动站起来，给我当起了翻译。安德列这才老实了，十分绅士地对我说了句对不起。然后，他就拿着我的笔记本发挥开了，说我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记笔记，在课堂上画画，还说我是没有任何艺术天赋的画家，画的全是丑陋的艺术。最后，还说他将建议开除我。听到这里我真的急了，就和他争了起来。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没那么大的胆，怕大家笑话我没文化，用画记笔记，又怕让领导知道了不好。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惹不起，动不动就拿影响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军关系来批你。可一听要开除我，我急地哭着告诉他，我不是画画，我是在认真地记笔记。我说，由于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好多字不会写，又怕跟不上课，就想尽一切办法来记。笔记本上的各种小动物、小人和符号都是我的听课记录。起初他还不信，把我的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后，又让我讲了许多符号、小动物是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一个地给他回答。谁知道他听着听着就一把拉过我来，在我的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顿时教室里就开始鼓掌了。”
“看来安德列也夫是让你的精神给感动了。”我也笑着说。
“可能是吧。那天下课后，他就带着翻译去找教导团的领导，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学员，让团里表扬我。反正从那以后，他对我特别好，每次上完课，都要问问我听懂了没有，还专门让一个文化高的湖南女兵帮助我，把我白天记得只有自己能看懂的天书，再整理成正规的笔记。这样又学了技术又学了文化，到理论课结业的时候，我还考了个第七名，被教导团评为学习模范。”
胡杨接着说：“到上机时，安德列要回国了，又来了一个苏军的中尉教官接他的班，安德列还专门把我向那个叫吉洪诺夫的中尉作了介绍，让他好好关照我的学习，一定要把我培养成最优秀的拖拉机手。”
胡杨没有辜负安德列也夫的希望。
1953年3月21日，她驾驶着新疆军区刚刚从苏联购进的新式阿斯特拖拉机，在疏附县东南草湖的千里漠野上开出了第一犁。
从此，她和她所在的机耕队沿着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的疏勒、疏附、阿克陶、英吉莎、莎车、泽普、叶城，一路向前开垦而去，直到1961年开进了沙漠腹地的麦盖提，她在南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连续在十个县的荒原上，开垦了几十万亩的荒地，最后，她落户在了远离麦盖提县城60多公里的一个农场，成了一株名副其实的大漠胡杨。
胡杨阿姨是位情格十分开朗，也十分健谈的老人。说到兴奋处，她的笑声能感染周围所有的人，自然动情处也能让人随她动容叹息，随她而泣泪咽喉。
我们还在葡萄架下谈话的时候，她用熟练的维吾尔语和玉来提老人说了些什么，老人就笑着告辞了。
其中，我还听懂了几个诸如‘塔玛克’、‘萨木萨克’、‘来西普鲁’、‘热合买提’等烟、大蒜、多少钱、谢谢之类的单词。开始，我还认为胡阿姨，向托玉来提打听大蒜之类的价格呢，没想到她是让玉来提给我们准备晚餐去了。本来我是要赶到20公里外，南疆军区的一个生产基地去食宿的。因为从莎车出发前我们通知了基地，可胡阿姨说什么也不让走。
不一会儿，玉来提就和妻子端来了清炖羊肉、烤包子和麦盖提特有的大盘叶河鲤渔，还有一大堆的民族小吃。胡杨阿姨又从菜地里拔了些大葱、黄瓜之类的生吃菜。好一顿南疆风味加山东风味的招待之后，还是那个葡萄架下，我们又继续了先前的话题。
“吃西瓜吧。沙漠里的西瓜可比咱们老家的强多了，又大又甜，还没有污染。我能在麦盖提留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喜欢这里的瓜果，那一年也得吃个两三吨吧。一个 人一年吃的瓜果，比在山东老家吃一辈子都多。”
饭后，胡阿姨说：“人这一辈子，只要心里认准了，没有什么苦不能吃的，也没有什么福不能享的。就说学拖拉机的事，我要不是认准了当个新疆的梁军，怎么也坚持不到后来。”
“梁军？是不是一元面额的人民币上，那个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我忙问道。
“可不是怎么着的。用你们年青人现在的话说，梁军是心目中的偶像，我是她的崇拜者，我可是给她当了一辈子的追星族。刚到集训队，第一次见拖拉机，我就想起了梁军。因为刚到新疆的时候，部队经常放电影，有一个纪录片上就有梁军，她穿一身列宁装，从斯大林50号拖拉机上走下来，站在踏板上，风吹着头发，脸上充满了自豪，再加上那个镜头还是仰拍的，就更美，更神气了。”胡阿姨说：“我第一次上车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专门挑了套新军装穿上，又扎了一条宽武装带，偷偷练了好长时间梁军上下车的动作。中午下车的时候，我还专门在踏板上站了一会，好好过了一把当梁军的瘾。从那以后，我开了25年拖拉机，不管是苏联的斯大林、阿斯特，还是国产的东方红、红旗，管它是轮式的还是履带的，反正我都是这个动作上下车。后来的拖拉机大多车上没有脚踏板，我就从报废的车上卸一个来焊上，因为我必须像梁军那么上下车才舒服。说来也怪，不论是心情不好，还是工作太累，只要下车的时候，往脚踏板上一站，头一抬，向远处一看，什么烦心的事都没了，心情舒畅地只想干活……”
女兵胡杨，自从1961年将她的拖拉机开进这片沙漠之后，她在这这片死亡之海的边缘上，战斗生活了40多个春秋，也将自己长成了一株坚韧无比的大树，一株真正意义上的胡杨。当我走近她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株，虽断臂折腰，依然死挺一副铁铮铮的风骨，虽伤痕累累，却立一树硬朗朗的本色胡杨。
啊，胡杨，三千岁的树，你无私地挡在沙漠的前沿，成为身后田园村庄、青山绿水和红尘世界的屏障，这是你生存下去的惟一目的和理由。你不期望人们知道，是你把将一切浮华虚幻让给牡丹，让给了茉莉，让给了桃花，让给了稍纵即逝的花花草草，而将披肝沥胆的风沙留给了自己。
稀里糊涂嫁了个“国民党”
初春的南疆，季节和北方平原相差无几，桃红柳绿的日子又光临了这片出产歌舞和瓜果的土地。从集训队结业后，胡杨渐渐失去了“连长”消息，初恋的记忆也随着垦荒的犁铧，被她深深地埋进了泥土。当爱情再次光顾她的时候，已是1955年的春天了。
当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立，虽然部队分成了生产部队和国防部队两个体系，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分离开来，就象胡杨所在的机耕队就还没有脱离军队的建制，他们仍旧是现役军人，属于军队的建制，拿的是军饷、穿的是军衣、授的是军衔，干的却是生产部队的活，开垦的依然是一片片的处女地。
机耕队进入黑孜戈壁东北的苇子滩，已径两个多月了。当人们在胡杨他们新开垦出的几万亩土地上播种的时候，23岁的女兵胡杨也开始了她的恋爱季节。那是一天下午，胡杨正在复耕一片条田，指导员黄满春叫她马上到农场筹建功立业处去一趟，说军区生产管理处来了位领导找她谈话（当时机耕队建制上归南疆生产管理处，但开荒开到哪里就归哪里管）。她把车子没熄灭火就交给了老黄，下车的时候还来了个标准的梁军式动作。等到了筹建处也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生产管理处来的高副处长就拉着她去一起吃饭，饭桌上她才发现有两个不认识的人。高副处长就指着一个大高个儿给她介绍说，这是刚从22兵团调来的李建修副参谋长，希望你们今后加强了解，相互支持。
胡杨就说了一句首长好。
随后，就问找她有什么事？
高副处长就说：“喜事，等会你就知道了。”
晚饭后，高副处长召集机耕队开会，宣布胡杨任机耕队副队长的命令，并特意强调是破格从班长提升为副连级干部的。胡杨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会就结束了，紧接着高副处长就在队部和她谈起了她的个人问题:“胡杨同志，你最近个人问题有什么想法？”
“还没有？”胡杨说。
“这可不行。你们机耕队十几位女同志，现在除了你，人家都结婚了。前几年，听说你找了个连长，后来又不行了。个人问题还是要听组织安排，我这次就给你介绍一个。”副处长说。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现在工作这么忙，我又刚提干，应该好好工作，想过几年再说。”胡杨说。
“那可不行呀,你现在是党员干部, 在个人问题上不能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样吧，你今后多和李建修同志接通角触一下，那是位不错的同志，也是我们的团结的对象，争取周末把婚结了。”高副处长说完就让胡杨表态：“你要是同意，就尽快写个申请。”
胡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就说：“我又不认识他，能不能先了解了解再说。”
“你不了解他，难道组织上还不了解他吗。胡杨同志，你可以谁都不信，难道你还不相信党组织吗。组织上会把一个不好人介绍给我们自己的同志吗？”高副处长说的很坚定，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胡杨明白，她不能对抗组织。再说几年来，她看到身边的姐妹们一个一个的先后在“组织”的介绍下都嫁了人，如果不是过去她和连长的事人人知道，恐怕她早就为人妻母了。有时她也想自己的幸运的，当兵五年了，还没有谁硬性给她介绍过对象。
看来今天，高副处长是要动真格的了。他见胡杨不说话，就说：“李建修同志，是从22兵团调来的干部，他自身的条件是很高的，组织上也十创始器重他。他个人和组织上都希望能找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女干部，所以我才找你。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对你的印象很好，夸你很不错。再说了……”
胡杨没听清高副处长又“再说了”些什么，她只是感到“组织上”没有考虑她的个人情感。她还不想嫁人，她心里还有“连长”的影子，她还想当好新疆的梁军。
总之，谈话的后期，就成了高副处长想高副处长“组织”的事，胡杨想胡杨自己的事。
最后，高副处长问她“听明白了没有”时，她只是茫然地点了点头。
高副处长就说，“这就对了，这说明你没有辜负组织上的希望，是位好同志。”
之后，胡杨和李建修见过两次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胡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李建修是个比较斯文的人，第一次见面就问了问我的履历。他自己的事却只字没提。不过从口音中，我能听出来他是南方人，是哪个省的没闹清。”
胡杨又说：“第二次见面更简单，是在我的机车跟前，他来规划水渠时遇上的。这次他只是问了问我的工作情况，关于婚姻的事还是只字没提。他走了之后，我还想可能我们的事就算完了，因为他从来就没说要我嫁给他，或者是他喜欢我之类的话。那几年，这种事我见的太多了，每一个姐妹让人看上了，只要组织上一出面，男的就来找了。一见面就是先介绍自己的履历，再让女方给他提意见，只要是女方没给他提出大的意见来，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他就回去写结婚申请了，等组织上一批，要不了两三天，把两个人的行礼往一起一搬，就算结婚了。可李建修两次都没对我说什么，甚至连我多大了都没问，所以我就想我们的事可能完了。”
然而，就在胡杨准备忘了这件事，高副处长从和田检查完工作又来了。他又找胡杨和李建修共同谈了一次话，说：“你和李建修同导的结婚申请，经组织上已径批准了，今天你们就结婚吧。”
李建修很腼腆地看看胡杨后，对高副处长说：“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会努力工作报答党组织的关怀。”
胡杨却说：“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想想。”
高副处长见胡杨还没完全想通。就对李建修说：“那就让李建修先回去准备、准备，我们俩个再谈谈。”
李建修走后，高副处长就问在胡杨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胡杨就哭。开始高副处长还劝，可越劝她哭的越伤心，越有劲了。最后，高副处长也不劝了，反而鼓励她哭：“哭吧。哭吧。哭够了好出嫁。如果姑娘出嫁都不哭，那就是嫌忍娘家不好、不亲。”
说完，高副处长一甩门走了。
胡杨在门响的一瞬间，竟然也停止了哭声。等她擦干了眼泪走出来的时候，她看见高副处长就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俩人对视了许久，谁也没说话。等高副处长走过来时，胡杨看见他的眼睛里也含着泪花，胡杨的泪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高副处长背过身去，擦了一把眼泪，才慢慢地走近胡杨，在她的肩上轻轻拍了拍说：“你是一位好姑娘，我和组织上向你表示感谢和敬意，请相信我，你们会幸福的。”
当天，在高副处长的主持下，胡杨和李建修走到了一起。
这天是公元1956年4月26日。
婚后第三天，胡杨才知道李建修是新疆“9·25起义”军官，湖南郴州人，比自己大11岁，起义前曾在陶峙岳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任少校工兵参谋，而且还是一位有着18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
新疆和平解放后，他曾和一百多名起义的国民党校级军官一起登报声明彻底退出国民党。
“你说傻不傻，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嫁了个国民党。”
胡杨阿姨自嘲地说：“婚后，我才知道他是暨南大学水利系毕业的学生，1943年应征到南京国防部当了工兵参谋，后随屈武将军进疆，参加国民政府和新疆‘三区民族军’和谈，被留在了陶峙岳的司令部，当了工兵参谋，主要负责北疆伊犁地区的水利工程。1952年，南疆部队进入大规模的开荒生产，急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他就从22兵团调到了南疆军区，从阿克苏地区的塔里木河畔，开始了南疆地区一个又一个农场的设计勘察，等他和胡杨结婚时，已完成了30多个农场的设计。
后来这些农场就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农三师和今天南疆军区所属部队的农场。”
半个多世纪的“国共合作”
“我带你去看看胡杨林子吧，那片林子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我看你也挺喜欢胡杨林子的。”第二天傍晚时分，胡杨阿姨突然对我说。
“好。”我说：“林子里的老树还多吗？”我问。
“这片林子保护的还比较好，基本上还是原始生态。当年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连我家方都在林子的深处，几代人开荒种地，烧火取暖都靠这片林子哟。”胡杨阿姨深情地说：“如果不是保护的早，恐怕早就没了。”
在金色的夕阳中，我和胡杨阿姨沿着叶尔羌河最后的那缕河水，向林子的深处走去……
沙漠里的黄昏和夜晚几乎是同时降临的。当晚霞抖落了一身华彩，夕阳的余辉投还停留远处的沙丘和近处的田野上时，月亮就迫不及待地跳到了天上来了。原本洁白的脸儿让落日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焉脂，透亮娇艳。日月同辉，原来就是这样的美丽。秋风中，日和月的光芒下，林子里的每一片胡杨叶子，都染着日月的光芒，灿烂无比。
“太美了。”我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美的时光，最美的树。”
“我也很喜欢这片林子。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人学习的榜样，它能包容所有的东西，我家的老头子在世的时候常说，胡杨是能包容一切的精灵树。”胡阿姨说得很动情：“这种树很通人性，春天沙漠里的人还没感觉到春风的时候，一片片的小叶子就从苍老的枝条上长出来了。入夏的时候，其他的都绿了，也都开花了，它显得十分平谈，可能到秋后，其它的树木都没叶了，它的叶子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风霜，从绿变金黄，再从金黄变得火红起来，就是到了严冬那时子也落不光，越冷，越红，越好看。”
也是那年8月1日，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李建修和胡杨分别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校和中尉军衔。 不久，李建修就奉命沿着叶尔羌河，一路向下游走去。他们要在叶河中下游的两岸，尽可能多的规划出一个又一个的农场来。
胡杨是踩着李建修的脚印，走进这片林子的。
李建修和他的规划队，规划出一个农场，胡杨和她的机耕队就跟着过来开荒，地开出来了，部队和兵团就跟着组建一个新的农场。
到1960年6月，李建修和他的战友们在叶尔羌下游规划出最后一个农场后，南疆军区农场规划队（当时已改称测绘队）和机耕队就奉命全部留在了这里，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胡杨和她的机耕队，是1960年冬天才来到这里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有军籍的现役军人。本来1957年12月，军委根据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部队民族干部问题的报告》，向新疆军区下达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现有军籍人员转业复员的命令》，但是由于兵团和南疆军区都需要这两支特殊的队伍，就一直保留了他们的军籍，直到1960年12月，他俩才正式办理了转业手续，从而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上，最后一批脱离军队建制的特殊军人。
“我们结婚后，我开我的车，他量他的地，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不过他对我特别好。说实话，结婚不久，我就越来越喜欢他了。高副处长说的没错，组织上是不会把坏人介绍给我的。他一辈子为人脾气好，说话从来都不会大声粗气，就是我和他吵架，他也不生气。有时我就故意气他，说他是国民党。再后来，我就不叫他的名字了，干脆就叫他国民党。有人在场的时候，偶尔你叫他个老李或是李建修，他就笑着说你怎么不叫国民党了。我就说给你点面子你还不要呀，臭国民党。就这样，我们在家里进行了几十年的国共合作。有时候老姐妹聚到一起，说起自己的男人，就都夸我们家的那个‘国民党’好，我就说那是让我这个共产党改造的。”
“人难能可贵的是对自己、对他人一辈子都表里如一。”胡杨又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俩虽说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却相敬如宾了一辈子，就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关起来了。红卫兵说他对国民党，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就说他原来是国民党这不假，但他不是反动派，他是好人。他们就打我，让我在离婚书上鉴字，我一气就写了个‘下辈子我还嫁给李建这个国民党’，结果我成了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连党籍都给开除了……”
北京时间二十二时，太阳和月亮都还挂在沙漠的上空。
林子里的气温却明显的降了下来。这时才感觉到沙漠里的秋天真的来了。
胡阿姨沉默了许久才说：“人这一辈子就得过的平静一些，心劲不能太高了。想想现在不是什么都过去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被开除党籍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和他一起关进了牌楼劳改农场。刚一见面他就说你也来了，这下咱们可臭味相投了罢。我就说你是国民党我可不是，不过我还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国民党。就是打死我还是这句话，如果真有下辈子，我胡子秧（当时造反派已勒令她不许再叫胡杨，说反革命投机分子胡子秧不配有这样的名字）还是要嫁给你这个国民党。他就说，人活着就要象胡杨才行，不管沙漠怎么干，怎么苦，风沙怎么大，它都照样长，照样活，照样年年发芽。”
1968年，胡杨因“下辈子还要嫁给李建修这个国民党”，而被关进了南疆地区最大的监狱——牌楼农场。
不过她和李建修都不是劳改犯，而是设在监狱里的一个牛棚式的“五七干校”里的学员。期间，不断有专案组来调查他们的案子，每当这时都会有人代表组织，让胡杨揭发国民党李建修的罪行，都会有人劝她和国民党划清界限。她就据理力争。她说：“李建修起义前是国民党，可起义后是解放军的干部，如果说他是国民党，但他不是反动派。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南疆的那个农场不是他设计规划的，就算他是国民党，那他也是好国民党，是帮助共产党的好国民党。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是她老婆怎么划？划清了那我就是罪人，就是不听党的话，是党让我嫁给他，我死也要听党的话，如果我和他离了婚那就是对党的背叛。我胡子秧绝对不会干出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来。”
后来，他们先后离开了牌楼农场的“五七干校”，回到了沙漠中的农场。从那时起，他们夫妇俩就天天结伴来看胡杨。文革结束后，给他们冤案才得以平反，落实政策时，组织上问她还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有。第一，我还要叫胡杨，不能再叫胡子秧；第二，得让整我的人给我说个清楚。”
走出那片林子时，胡阿姨说：“他也没劝我，就拉着我去看胡杨。好好学学胡杨树，用平常心态做人，用胡杨的品德包容一切。慢慢地我就真的成了胡杨树了。”
告别胡杨阿姨的那天，我又去了一趟那片林子，认认真真地读着那一株株不言不语的胡杨，悟着胡阿姨引用的李建修语录含义。
“胡杨，是能包容一切的精灵树。”
是呵，在这片林子中，有梭梭、红柳，有芦苇、甘草，也有野草、荆棘和一簇簇，一丛丛叫不上名字，分不清属科的花草，他们为什么能够呛和谐的生活在这片沙地里？
容与和，原本就是儒学的精髓。
胡杨只所以能从1.3亿万年前延续到今天，靠的是一大巨大群体的力量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团队精神。这是典型的东方群体文明构架，是一种同种、同族、同根、同脉、同命运的东方文明。
呵，胡杨可以包容天与地，可以包容人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