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弦歌 - 唐正鹏的博客

“唯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幅悬于岳麓书院的对联，不仅令湖南人引以为豪，也时常让我忆起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学府。因此，去长沙出差办事，总要抽空去一趟河西岳麓书院，每每立于书院门前，仰观宋真宗赵恒手书的“岳麓书院”匾额，总会想起元代理学家吴澄的那句话：“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为重也。”在这座古意森森、历尽沧桑的千年书院里行走，感慨之余，那早已被世人遗忘的朱熹与张栻之间的“朱张嘉会”、“榴下论道”的故事，似乎历历在目，那已然远去的阵阵弦歌、朗朗书声，似乎还在耳畔萦绕，袅袅余音有如百泉轩旁那口千年古井里汩汩而出的清泉，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一路平平仄仄却又悄然无声地流到了今天。

公元一千一百六十七年仲秋的一天，松篁交翠的岳麓山上，虽说鹈鴂早鸣，百卉摧剥，然而远山枫林蓊郁，红叶点点，篱边秋菊怒放，清香习习，为依山而建的岳麓书院平添了几分澄明和宁静。真个是篁枝作笔夏成章，枫叶入诗秋研墨。这一天，对于南宋的岳麓书院山长张栻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他怦然心动的日子。清晨，张栻梳洗完毕，弹冠整衣而出，与弟子们一道翘首盼迎思慕已久的老友——名冠南宋的大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到来。

朱熹生于内外交困、多灾多难的南宋，深得北宋程颢、程颐理学之真传。尽管程氏理学盛于宋代，却因吏治腐败等种种原因，这种学说“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这就注定朱熹及其几百位弟子官场命运多乖，有如尼父孔子一般，一生有德而无位，难展“报国兴邦”之高志。于是乎，他一生抱定“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的学术要旨，四处讲学，为诸生“授业解惑”，以期“明理养志”、“兴国安邦”。朱熹之所以不畏路途艰险、不顾舟车劳顿，从福建风尘仆仆地来到长沙岳麓书院，会晤老友张栻，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宏愿吧！更期望着后世帝王“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这一天，清风拂拂，连高照的秋阳也收敛了连日来的炙热，多了几分柔恬和光亮。当秋阳透过紫藤绿树，将细碎的光点柔柔地洒满去往岳麓书院的林荫小道时，朱熹早已地驻足在岳麓山东麓清风峡口了。他不急于见老友张栻，在这座古拙幽静的书院前，凝神远眺被枫叶染红的岳麓山，耳聆蝉韵，身沐秋风，思绪万千，感慨系之……“朱子来也！朱子来也！”在岳麓书院学子们的欢呼声中，两位宋代最有学识的学者牵手步入书院百泉轩，于是，便有了闻名中国文坛且对湖湘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朱张嘉会”，岳麓书院也因为朱熹的到来而名声大振，名扬四海。

入夜，一轮新月高悬天穹，原本就十分幽静的岳麓书院，在娟娟清辉下愈显安详静谧。但见百泉轩窗外竹影横斜，室内烛光通明，朱熹、张栻这两位学识渊源上师承一脉的至交故友，汲泉烹茗，品茶论道，全然没了睡意。朱熹说：“《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幸得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夫子潜心研学，表章《大学》、《中庸》、《语》、《孟》，与“格物致知”、“明善诚身”之论并行，上自帝王下至初学之人，融会贯通，无复余蕴也。”张栻相视恭听，频频点头。之后张栻曰：“子之论正合吾意，书院地居古荆楚之地，当诵昔日屈子之文，弘当今理学之道，余欲撰一精赅之‘院训’以励学子，还望兄台不吝赐教。”朱熹起身度于室内，捋须思忖，然后对张栻说道：“夫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学问之道也。故师者必笃于务实，志于成人，学达性天；弟子必恪守忠孝节廉，博于问学，明于睿思。”山长张栻对此番言论大加赞赏，深为朱熹渊博的学识所折服。

翌日，朱熹被张栻延至书院讲堂，研墨挥毫在讲堂两侧之壁写下了四个雄浑遒劲的大字：忠、孝、节、廉。自此，朱张二人白天给学子们开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以及程朱理学，并经常与弟子们研讨治国兴邦之道，晚间常常秉烛达旦研讨学问。随着朱熹的到来，岳麓书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和育人理念，于是乎，群贤毕至，学者云集，出现了“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空前盛况。这一盛况的出现，使得岳麓书院被称为“潇湘洙泗”、“荆湖邹鲁”、“道南正脉”的美誉纷至沓来。这一切不仅促成了“湖湘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更为八百多年来荆楚大地英才辈出开辟了文化沃土，夯实了文化根基。

转眼朱熹来书院两月有余，已到了凉风起莲陂、菡萏消馨香的季节，朔风卷走了世间的芬芳，把一座郁郁葱葱的岳麓山摧剥得肃肃杀杀、冷冷清清了。一天傍晚，朱张二人相约去书院石榴林中散步，朱熹顾盼着眼前一株株早已空枝的石榴树，轻轻地对张栻说：“老弟呀，可曾记得老丞相王安石先生《咏石榴花》和《画菊》诗中的句子么？”“一为‘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二为‘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张栻脱口而出。朱熹道：“吾平生所学，惟“正心诚意”四字，志在明教化而报家国，如若不然，能为前辈笔下之‘石榴花’、‘菊花’，愿足矣！” 第二天清晨，要去远行的朱熹打点行囊，挥泪告别挚友张栻，离开了岳麓书院……

“石榴花”也许是映证朱熹晚年生活的谶语，朱熹与张栻别后，出仕为官坎坎坷坷，知行说教对对错错。据《宋史》记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所谏之言时用时禁，为官时拜时黜，更因力主其理学，险遭诛杀，可谓命运多乖。然而他一生著书百卷，内容涉及《易》、《礼》、《诗》、《书》乃至荆楚文化，涵盖极广，多流行于世，尤其是南宋后期以来，其理学观念深为后世封建帝王推崇，并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于今而言，朱熹理学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严重桎梏过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但它毕竟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有人说南宋岳麓书院山长张栻是湖湘文化的宗师，我认为朱熹的贡献不可或缺，不能抹杀，这是因为“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的这一湖湘文化的传统精神，与程朱理学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尤其是朱熹“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治学作风，自“朱张嘉会”以后，深深地影响着岳麓书院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同时也是促成湖湘文化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