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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1271)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6-07 07:50:30 最后更新时间:2017-06-07 07: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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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金融去杠杆 抑制脱实向虚之趋势
导读:之所以市场上出现了质疑金融去杠杆的声音,主要是部分金融从业者利益受损。他们的不满恰恰说明——去杠杆的工作已经开始起作用。

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金融“去杠杆”开始全面推进。今年以来,“一行三会”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这也引来一些争议,有人担心伤害到实体经济。

近日就有专家质疑,金融行业很难“去”杠杆,只能“降”杠杆或“优化”杠杆。金融本质上就是杠杆,金融风险是消除不了的,更不可能消除在萌芽状态。因为风险与金融与生俱来,金融的背后就是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因此,这位专家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是底线和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控制住。他认为,过度理解风险控制才会得出金融“去”杠杆的荒谬建议。

显然,这种理解是狭义的,因为“去杠杆”不是不要杠杆,而是将过高的杠杆率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就像“去产能”不等于不要产能,只是清理部分过剩产能一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近日表示,“去杠杆”是一个动词,不是完全去掉杠杆,去杠杆不是去到零。

金融去杠杆的一个背景是,2016年年末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8.4%,比重超过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2016年全年金融业的利润与全国国企的利润相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资金聚集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而不愿投向实体经济,出现了“钱炒钱”的投机现象。

金融去杠杆就是要抑制这种脱实向虚的趋势,尤其是金融业自身不断膨胀的风险。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通过增加杠杆进入一个不太透明的结构化的市场,这会积累风险。历史上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从流动性过剩开始,接着出现投机热,最终形成泡沫,尔后发生崩溃。从中国金融市场看,已经存在这样的苗头。

就整体杠杆率而言,中国的水平并不算高,而且是可控的。但又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全球最高,政府部门杠杆率较低。由于存在大量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这些低效和无效的企业仍然能够获得融资支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企的融资成本比较低。金融去杠杆必然会抬升市场利率上行,对市场中低效的部门带来很大压力,有助于企业去杠杆。目前看,金融去杠杆还没有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之所以市场上出现了质疑金融去杠杆的声音,主要是部分金融从业者利益受损。金融市场的膨胀,不是因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带动的,而是金融本身体系内加杠杆套利投机的结果。不管是在债市还是股市,因为过剩流动性的存在(所谓资产荒),一些投机者(包含各种金融机构)不断增加杠杆。一旦政策发生逆转,债市、股市就会发生波动,这些加足杠杆的投机者首当其冲遭受冲击。比如那些长期以来投资中小盘概念股的机构,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将自己的痛苦通过舆论发泄出来,而从不反思并为自己的投机承担责任。

这也是改革不易推进的原因,一些既得利益者总是在意自己的利益,并且通过毫无逻辑的言论抹黑改革,制造各种危言耸听的传闻和观点。改革绝不能向既得利益者的杂音低头,金融去杠杆的工作必须继续推进。他们的不满恰恰说明——去杠杆的工作已经开始起作用。

当为了发展经济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时,大量流动性聚集在金融体系内部,就会鼓励更多的杠杆与套利。这是因为实体经济存在产能过剩与转型升级的压力,无法吸收这些流动性。因此,避免金融杠杆不断增加的方法,一是控制好货币供给,数量与价格工具都要重视,防止过多的廉价流动性制造泡沫;二是尽快推动结构性改革,从存量和增量领域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

因此,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健康的、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并且遵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


财政部再堵地方融资“后门” 规范政府购买服务
周潇枭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6月2日晚间,财政部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为建设工程变相举债;对于政府购买服务使用范围列出一个负面清单,严禁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财政部表示,坚持问题导向,依法依规对政府购买服务行为做出规范,加上此前对PPP、政府投资基金等规范,初步实现了对当前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主要违法违规融资方式的政策全覆盖。

《通知》要求,各省财政厅报经省级政府批准后,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全面摸底排查本地区政府购买服务情况,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的,督促相关地区和单位限期依法依规整改到位,并将排查和整改结果于2017年10月底前报送财政部。

禁止为工程建设项目变相融资

2013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印发,本意是与事业单位改革相结合,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公众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

财政部表示,各地稳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一些地区存在违法违规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超越管理权限延长购买服务期限等问题,加剧了财政金融风险。

2016年6月底披露的《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曾指出有的地区仍违规或变相举债,其中就包括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名义——“有4省在委托代建项目中,约定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支付建设资金,涉及融资175.65亿元”。

根据上述审计线索,披露部分案例。今年年初,财政部向某省级政府发函,指出该地区交通运输厅与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代建购买服务协议”,约定于建设期及建设期后第1至第17年或第18年,通过购买服务资金支付项目建设资金,支持该公司作为承贷主体,向某银行贷款105.5亿元,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主体均为各盟市旗县交通局。

类似上述拉长期限、为工程建设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融资,是违规的。锦天城律所合伙人刘飞表示,之前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和文件中,都明确提到了政府购买服务原则上是不得超过三年的。因为我国有中期财政规划,中期财政规划的期限就是三年,要坚持先预算后采购的原则,那么政府购买服务只能是三年之内。

《通知》明确指出,“政府购买服务要坚持先有预算、后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应当在既有年度预算中统筹考虑,不得把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增加预算单位财政支出的依据。”

此外,《通知》列举政府购买服务的负面清单,也明确禁止了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确定的服务范围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不得将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货物,以及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铁路、公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以及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建设工程与服务打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行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通知》还指出,“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涉及的政府购买服务事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如何整改?

财政部表示,《通知》依据预算法、政府采购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方向、实施范围、预算管理、信息公开等事项,严禁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举债。

刘飞表示,《通知》里面所有的规定都是重复旧有文件,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是以明确相关部委的管理态度以及将来的管理思路。与刘飞持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财政部此文还是引起业内很大关注。

近年,政府购买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用得较多。今年1月份,某国有大行某省分行披露数据显示,2016年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100多个,金额超300亿元,已投放超70亿元,其中县域项目投放金额超50亿元。

有银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5年新预算法正式生效后,融资平台公司替政府举债融资功能基本停摆了。但到2015年下半年,经济承压,为了拉动经济,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又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借用政府购买服务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到2016年,有更多金融机构介入政府购买服务领域,金融机构投入资金恐怕比PPP项目要多得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重点是有预算安排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比如购买清洁卫生服务等。政府购买服务比PPP模式要简单,被用得较多,大致从2016年开始,违法违规使用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样单个项目涉及投资金额较大,但数量上可能并不多。

有地方财政系统人士此前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政府购买服务边界不够清晰,地方政府需要上马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依靠PPP会超出10%财政红线,希望能借用政府购买服务为工程项目融资。不过,也有财政人士直言,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文件有规定,借此为基础设施工程融资有打“擦边球”的嫌弃,是不合规的。

已经签订了的政府购买协议,如何整改呢?赵全厚表示,签订政府购买协议的,不合规的可能要取消合同,适合的项目可以改成PPP项目。

有金融机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已经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没法违约。要整改也面临困难,若将这类违规的工程项目按政府采购工程来走,原定政府购买服务期限可能在10年以上,若压缩到三年左右,政府还款压力骤增;而若改成PPP模式,原来承接主体是地方政府控股的融资平台公司,未必符合PPP项目承接主体身份,而且政府投入规模很可能超过10%的红线。

制造业是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闫德利;张健
闫德利 张健

在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期间,“中国制造”获得了很多助力。在中德总理年度会晤中,李克强总理指出,中方愿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等发展战略更好对接。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共同参观吉利沃尔沃汽车创新成果展时,李克强总理鼓励中国企业在开放与合作中提高技术水平,锤炼工匠精神,升级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实施“互联网+”行动、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制造业成为主战场,是由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是由新一轮制造业制高点竞争所决定的,是由“互联网+”融合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决定着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制造业是物质财富的主要源泉,是最主要的就业途径。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16年制造业增加值达24.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3.3%。工信部部长苗圩撰文指出,我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超过20%,连续7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按照国际标准分类,在制造业的全部22个大类中,我国有七大类行业规模名列全球第一。在500多种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约占全球的1/7,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最主要产业。2015年末,我国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数达5068.7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总数的28%,位居各行业第一位。制造业就业带动效应明显,其发展可大大带动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各行业的就业。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制造业处在重塑发展理念、调整失衡结构、重构竞争优势的关键节点。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加速融合,对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新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兴起,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发达国家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推行“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英国发布“工业2050战略”,法国颁布“新工业法国”计划,日本启动“再兴战略”,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抢占制造业高端领域,拉大与我国的距离。

发达国家积极抢占新一轮制造业竞争制高点的同时,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他们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不断抢占加工制造业的份额,对我国造成挤压效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成为我国制造业应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双重竞争压力的必由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造业成为 “互联网+”的主攻方向。互联网是数字经济的灵魂,是最具活力的领域,具有“融合赋能”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在三大产业中呈现由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一产业逆向渗透融合的基本路径。自我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20多年来,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零售、物流、交通、金融、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业,正在加速向制造业渗透。从“互联网+”的发展路径来看,制造业成为当前的主攻方向。

从国际上看,工业互联网是我国亟需补足的短板。我国是互联网大国,消费互联网领先全球,而以工业互联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产业互联网与欧美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充分发挥制造业大国和互联网大国的双重优势,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是进一步增强我国互联网优势的迫切需求。

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也是国家战略要求。在2016年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出台了《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部委层面,工信部印发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并联合其他部委印发《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重要文件。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将成为实施“互联网+”行动、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制造业成为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是数字经济演进逻辑的客观体现,是发展新经济、释放新动能的必然选择,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编辑 欧阳觅剑)


“飞地经济”2.0时代:通过PPP寻求新动力
王海平

导读:鼓励合作方共同设立投融资公司,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和运营管理。

本报记者 王海平 南京报道

“飞地经济”首次正式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并向更大范围推广。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近日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意见》)中,提出鼓励合作方按市场方式,共同设立投融资公司,采取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和运营管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国内对“飞地经济”的最早实践诞生在江苏苏州——作为中国政府与新加坡合作共建的成功经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也因此成为了新加坡的“飞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和成效。

2006年,江苏借鉴苏州工业园区经验,在总结“江阴-靖江合作园区”(3年试验)的基础上,考虑到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于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南北挂钩共建园区;2008年,共建开发区进入到跨省区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江苏启东-上海外高桥、湖南衡阳-广东深圳、广东-香港、皖江城市带-沪苏州浙、山东德州-天津红桥、江苏-新疆等共建开发园区,成为了开发区建设和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和新潮流,这种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极大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

从江苏的实践看,“飞地经济”的效果非常显著,大幅度缩小了区域之间的差距,形成了“飞地经济”的“江苏模式”。

“飞地经济”内生动力如何激发?

“飞地经济”的表现形式即是共建开发区(园区),牵涉到迁出和迁入地政府、企业等多方利益主体,形成的动力在于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共赢。

对于企业而言,“飞地经济”为规模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大企业的参与还能从厂房出租、物流等方面获取利润。以大企业为源点,甚至催生出管理更加精细的园中园。

从江苏的推动看,“飞地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省域范围内、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对于共建园区给予了省级层面的高度支持,特别是在财政上的“以奖代补”政策,从2010年起,对符合规定和达到标准的园区,前3年给予1500万元/年的以奖代补资金,同时给予土地、电、水等优惠,并鼓励和支持共建园区拓宽共建范围。

但现在,这一方式开始转变。

即将于2017年7月1日实施的新一轮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就要取消对合作共建园区等事项的税收增量返还政策,同时,省政府不再出台区域性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全返政策,有关支持经济薄弱地区发展的资金全部纳入均衡性转移支付范畴,由各地政府统筹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和保民生等方面。

改变的一个原因在于,迁出地政府首先要保持产业中的“长”大于“消”。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调研看,迁出地政府首先考虑的一般只是将产业中的制造等环节转移,让迁入地政府获取部分生产环节的增值税,且从政策上促进产业在本区域内的转移,防止转移到其他地区。

“一方面是营改增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央对财政预算收支的规范,在两方面的共同用力下,省级的支持方式更多纳入预算管理,符合国家要求,”江苏省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骆祖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其他地区而言,并非所有的经济薄弱县的共建园区都发展得很好。”

同时,纳入均衡性转移支付范围,有利于全省县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体现出财政的公平性。

某共建园区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保持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迁入地政府在招商引资、园区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越发成熟;同时,对于共建园区而言,也要寻求更加规范和符合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有利于形成内源型的经济增长机制。

“我们的理解是,这促使飞地经济要更好发挥内生动力,也促使所在地政府为共建园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保障,”苏北某县县长说,“从目前的了解看,省级的支持是一以贯之,支持的力度在加大,支持的方式有所创新。”

引入PPP模式

迁出、嵌入地和企业是飞地经济的利益共同体。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年的调研看,“飞地经济”主要有援建、托管、股份合作、产业招商以及综合运用等诸多模式。

不过,从上述《意见》可以看出,有诸多方面给予了明确:如,合作共建园区的经济社会指标按现行统计制度进行,但在政府内部考核时,允许合作方进行协商划分,但仅作专门用途供内部使用。

有苏南地方政府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迁入地的经营成本优势在弱化,最为典型的是,“要素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超过了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交通运输、产业配套和生态治理的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了“飞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同时,土地制约也越发明显,迁入地规划区内的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冗长、涉及利益方复杂,以及整理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难以置换开发区建设用地等。

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来源于共建方政府的协调。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看,因受行政体制影响和政府横向联系的制约,主要集中在税收分成、管理机构设立、土地审批和征地拆迁以及污染物排放等方面。

因此,《意见》提出鼓励按照市场化原则和方式开展“飞地经济”合作,特别是鼓励合作方共同设立投融资公司,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和运营管理。

南京大学教授吴福象认为,这意味着飞地经济下一步的运作将更加市场化,既可有合资公司,又可有产业招商模式。

吴福象认为,“飞地经济”从全球范围看已相当普遍,在当下的中国,是开发区功能的升级和提升,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经济发展、风险共担、产业转移、区域共赢等具备重要意义。

也为此,国家层面鼓励多方通过PPP等模式嵌入“飞地经济”,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合作开发中,合作共赢,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上述《意见》提出,支持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园区部分或全部事务委托给第三方运营管理,条件成熟地区可探索园区管理与日常运营相分离。


透视通道业务:银行扩表和“脱实向虚”之问
杨晓宴

导读:若监管禁止银行投向某类“非标”,信托和资管计划的“通道”无疑就成为了银行规避监管的工具,而非有存在之必要的以完善法律构架的SPV。实际上,绝大部分非标资产就是类信贷资产,可以理解为不直接接受贷款管理办法监管的“贷款”。

本报记者 杨晓宴 上海报道

当谈论通道业务时,我们在谈些什么?今天笔者选择的是一个以银行为核心的视角:所谓通道业务,回溯至最上游,无外乎银行资金要投出去,抑或资产要出表,而绝非流于资产管理表面。一言以蔽之,通道业务最根本的驱动力,来自银行试图突破现有约束,大至资本充足率、贷款管理办法,小至具体的投资开户要求等。

在这其中,需要厘清两个问题。

其一,透视“通道”盛行的表象,背后的真正风险是什么?

通道业务伴随的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使监管掌握的宏观数据一定程度“失真”,失去对真实状况的反映和解释力,更重要的是,最终实体经济的风险可能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交叉感染。

其二,“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两个词是如此令人熟悉,以至于我们可能忘了再追问,监管规定本身是不是也有改进空间,监管壁垒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善。

通道是什么?

所谓“通道”,意指不承担主动管理责任。通道业务不可能全面禁止,是因为有的通道有存在必要,需要分而论之。

梳理通道的种类,可以用一个思路框架来解释。首先,对于某类主体,是否有投资某类资产的资格。如果本身有,为什么要通过通道,其中有没有风险?如果没有,无疑嵌套是为了规避监管。规避监管后的风险是什么?同时,监管本身有没有完善空间?

具体来看,如果投资主体本身有投资资质,通道的作用有两种,分别是投资套利和法律关系的需要。

投资套利在债券投资领域最为明显。银行通过券商资管计划或者私募证券基金,可以放更高杠杆,对信用债做信用下沉,以高风险博取高收益。

另外,公募基金有免税优势,这就是“营改增”以来银行投资定制公募基金激增的原因所在。

上述两种情况,监管已有了明确的“打补丁”思路。

针对通过通道加杠杆、信用下沉的做法,监管一方面试图明确公募和私募两种产品的杠杆率上限,而不再是按照银证保三个体系的分立规则(包括结构化比例),以消灭套利动力;另一方面要求资产穿透管理,对于银行理财而言,委外、资管产品和私募基金都要穿透到底层资产。针对定制公募基金,监管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通过单一认购者比例上限,来规避“定制”出现。

而说到法律关系,这在“非标”投资中尤为明显。以信托贷款为例,资管产品一般实际投资的是一笔债权的收益权,而不是要变成债权人,这里从法律关系上就必须要有一个SPV(特殊目的载体)来把收益权隔离出来。这个SPV,最严格意义是信托计划,其次还有券商资管计划和保险资管计划等。作为SPV的投资计划,仅仅是一个法律结构安排,而不是一个主动投资管理人。若把SPV作为通道的一种,无疑这类通道无法去除。

提及“非标”,就不得不进入能投和不能投的灰色地带。

若监管禁止银行投向某类“非标”,信托和资管计划的“通道”无疑就成为了银行规避监管的工具,而非有存在之必要的以完善法律构架为目的的SPV。实际上,绝大部分非标资产就是类信贷资产,可以理解为不直接接受贷款管理办法监管的“贷款”。

以房地产投向为例,银监会对银行资金投向房地产有严格监管,银行绕道信托,特别是证监会辖下各类资管计划投资,可谓此消彼长。这类通道存在,使得宏观调控效果不及预期。

股权投资亦在这类能投、不能投的灰色地带中,也正是市场不同声音所在。

就股权而言,根据《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不能投资工商企业股权,银行理财只有销售给高净值和机构客户的产品,才可以投资股市。

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有对应的通道市场。商业银行表内资金投资股权,一般都会通过基金公司或证券、资管公司的通道,本质上多为名股实债。可见的是,银监会在推进投贷联动试点。对于商业银行究竟能否进行股权投资,尚存不同声音。

对于直投股市,根据中证登的开户要求,银行理财产品开户只能在交易所投资标准化债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优先股等固收投资。这也就意味着,银行理财产品虽然可以投股票,但实际操作中必须找通道开设账户。这样的通道,存废任需要制度明确。

通道背后的银行扩表

要求资管机构回归本源,承担主动管理职能,是谓“引导”,但要想落地,还需要“疏通”顽疾根本。从通道业务资金来源来看,银行是毫无疑问的“最大金主”。

截至2016年末,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来源中,来自银行的占比为61.52%。基金公司为何如此依赖银行资金?抑或,换一个角度,银行为何会有那么多资金委托给基金?

从金融市场部(表内)和资管部(表外)两路资金分别来看,清晰可见银行通过同业业务扩表,以及通过理财业务扩张表外业务(影子银行)的路径。

从金融市场部角度,2015年始,通过公开数据可观察到银行的投资类资产比重越来越高,且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投资类资产占比超过信贷资产,占比超过50%。银行放贷少,资金主要是投向了债券(包括ABS)和非标资产。

这其中的非标资产,存在部分银行间资产的相互买卖和代持。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完全脱实向虚,资金最终仍流入了实体经济。

举个例子,A银行向B银行拆借资金(包括发行同业存单),来买B银行的资产。对于A银行而言,通过资产出表释放了资本,还可以再发放新的贷款。整个过程中,A和B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能的风险在于,同业业务的过度发展会使银行间资金面更容易趋于紧张,而银行短期同业负债和长期资产之间错配对银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挑战。由于银行个体的风险失控,可能因为同业链条引发连锁反应。

从银行理财角度,同样可以看到明显的规模增长。

先来看一组数据:2012年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约为130万亿元,银行理财规模不到8万亿元,理财规模占总资产比重约为6%;截至2016年末,银行总资产规模约230万亿元,理财规模接近30万亿元,五年间,占比几乎翻番,达13%。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钱军和纽约大学教授Viral Acharya以及清华大学教授杨之曙的一篇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观察: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从2011年开始剧增,其发生的因果逻辑为:2009年四万亿经济刺激(银行体系外部因素)促使银行加大放贷力度,而受制于存贷比,贷款增加了,必须增加相应负债(存款),而又由于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约束,银行间吸存的竞争,引发了银行通过发行表外理财(更贴近市场化利率)变相吸储。

尽管目前监管对银行的存贷比考核已经取消,代之以MPA考核和LCR流动性覆盖率指标考核,但资本充足率仍然是银行的核心监管指标,加之存款利率上限管制,银行通过表外理财做大规模和利润的动力仍在。


透视通道业务:“通道”及背后风险如何清本溯源
杨晓宴
本报记者 杨晓宴 上海报道

通道业务背后,宏观来看,是银行能不能投、能不能做的问题,分析归纳来看,主要是三个问题,其中也包含了非银金融机构间相互嵌套的动因。微观来看,通道业务模式背后的收益分配和报酬模式也推动了通道业务的蓬勃,值得全行业的反思。

规范“通道”业务,要解决的三个“根本”问题,其一,就标准化资产,主要是债券,存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的不同准入和交易标准。

其二,关于银行投资非标。

目前可观察到的监管共识,是控制乃至缩小非标市场规模,一部分回归至银行信贷,接受贷款的监管;一部分非标转标,主要依托证券化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银行理财业务管理办法修订草稿版中要求理财投资非标只能找信托做SPV,以及银登中心相关信贷资产流转转让业务也只能走信托的SPV,和上述第一条问题的实质相同。

其三,是银行投资股权的纠结。

即使在美国,商业银行能够投资企业股权也存在反反复复的政策调整过程。从宏观角度,我们的社会融资结构,的确可以加大股权直接融资占比,但问题在于,让银行直接参与其间的利弊如何。

从银行个体经营的角度,股权投资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债权投资的风险补足;但从宏观审慎角度,商业银行若向全能型金融机构转型,既有创造信用货币功能,又能成为企业的股东,难免破坏商业银行的审慎和中立,加大实体经济和金融交叉风险。

但若我们把目光瞄准“名股实债”(这类业务至少需要两层通道),其实也很有意思。假如现在放开商业银行不得投资股权的禁令,商业银行的业务逻辑可能发生转变。

“名股实债”的惯常杠杆路径:项目公司30%的自有资金,撬动70%的外部股本金(实际债性,或固收+超额收益分成),然后以100%的股本金撬动4-5倍银行信贷。整体来看,是撬动了10-20倍杠杆。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选择保底地入股项目公司,实际看重的是后端信贷。倒过来再顺一遍逻辑:因为商业银行只能做债权,所以其考虑是如何做大债权资产,如何放贷。根据现在的放贷标准,一家多少资本金规模的企业对应多大贷款上限。如果项目资本金因为任何因素不到位,而商业银行判断项目仍然可行,就可能选择先通过“名股”为后端贷款铺路。

而如果商业银行可以直投股权,则只盯住贷款的思路就将被打破,但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也大大提高。

综上,只要上述三个问题停滞不前,通道就会如影相随,“根治”就无从谈起。

通道业务滚雪球过程中,微观层面,收费模式和从业人员激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截至2016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券商资管通道类、基金子公司资管通道类规模分别为10.06万亿元、12.38万亿元、7.37万亿元,分别占相应资管总规模的49%、71.51%和71.1%。

假设按照平均万分之五的通道费来计算,上述总计近30万亿元通道业务的通道费就近150亿元。不难想象,10亿元的通道业务,对比10亿元的主动管理的性价比颇高,恐怕也是导致从业人员对通道业务趋之若鹜的动力所在。


65万辆共享单车,注册用户过千万,成都倾力——
共享便利,更要共享文明(走转改·一线调查)
本报记者 王明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6日   06 版)
  核心阅读

  交通运输部近期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在此之前,全国多个城市曾出台监管意见,将城市共享单车纳入规范化管理。成都出台《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试行意见》逾三个月,乱停乱放、违规骑行、肆意破坏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无得到改善?“共享、共管、共赢”的局面如何形成?请看记者调查。

  

  单车用户——

  日均骑行量逾350万人次;一些违规行为造成安全隐患,使共享单车健康发展遭受考验

  早上8点半,成都孵化园地铁站出口,企业职员李斯彬走到单车停放区域,找到一辆摩拜单车,边扫二维码边看手表:“时间还很充裕。”“从家到火车北站地铁站约1公里,从孵化园地铁站出来到公司也有1公里。”李斯彬上班要坐地铁1号线纵穿几乎整个成都城区,“出地铁坐公交经常要等很长时间,走路也耗时,老是迟到。现在两头都骑共享单车,半年来再没迟到过……”

  共享单车于2016年11月进入成都后,橙、黄等各色单车渐渐遍布街头巷尾,解决了市民“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也让成都人重新爱上这种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

  据成都交通运输委员会统计,截至4月底,成都市共享单车投放总量达65万辆,注册用户超过1000万,日均骑行量逾350万人次,已超过地铁日均客流,接近常规公交水平。

  然而,有个别使用者乱停乱放、违规骑行、肆意破坏,甚至将“共享单车”变为“私有专车”。“在不文明用车问题中,涂改二维码、破坏车锁等行为频率较高。”ofo小黄车成都公司经理周伟国透露。

  此外,其他一些违规使用行为也造成安全隐患,使共享单车健康发展遭受考验。例如,未满12岁的青少年擅自使用单车出行、使用者随意闯红灯、逆行、骑行快车道等道路违章行为,不一而足。

  “作为一名共享单车的使用者,我十分乐意看到自行车这个环保型交通工具再次受青睐。”从小在成都长大的小张认为,共享单车应得到悉心关爱:“我们要共享单车,更要共享文明,展示成都市民的良好素质。”

  3月3日,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试行意见》正式发布;4月17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共享单车管理的工作方案》(简称《工作方案》)出台,让使用、管理共享单车变得有章可循。

  运营企业——

  提高车辆质量和技术支撑,加强用户管理机制建设,发挥市场主体责任

  “在运营工作中,我们会通过后台对坏车进行精准定位,然后派人员回收、维修。”摩拜单车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问题单车修好后,运营人员会根据后台的大数据分析,找出对单车需求量大的区域,进行再投放。

  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君胜律师事务所杨志男认为,共享单车是市场行为,在规范停放秩序上,运营公司要积极发挥主体责任:一方面提高车辆本身的质量和技术支撑,特别要注重线下维护团队力量,根据投放总量配备相应运维人员;另一方面,要建立针对使用者的诚信制度和相应激励机制。

  在地铁1号线金融城站,记者看到ofo工作人员正在投放、回收车辆。周伟国介绍说,“小黄车将成都主城区划分为近200个网格,每3个网格配备一辆调度货车,覆盖成都的大街小巷。小黄车有超过600人的运维团队、60多辆货车进行不间断调度。”据了解,小黄车一辆坏车从被报修到处理平均时长不到30分钟。

  “摩拜单车配有集成GPS、通讯模块和新一代物联网技术自主研发的智能锁,并且可以依托后台大数据分析精准投放。”摩拜单车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摩拜单车推出了一项“夺宝骑兵”活动,通过“红包车”吸引民众参与。“红包车”大都分布在偏僻角落,用户将这些车骑到热门区域,就可以获得现金红包。这样,“潮汐车”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摩拜单车还建立了信用分制度,用户违停将会被扣分;而当信用分较低时,使用价格会变贵。

  政府部门——

  建立协商平台,促进规范管理,部门企业市民齐抓共管

  《工作方案》提出建立“3+7+N协商平台”,3个部门、7个城区,以及关系共享单车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过去各部门‘单打独斗’,只能针对单个问题的解决,一些需要协同解决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成都市交委运输处副处长李乔说,现阶段的协商平台组成人员广泛,定期召开协商会,讨论解决各级部门、企业和市民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为鼓励共享单车发展,打造慢行交通系统,交管局统一规划市中心城区非机动车区位规划设置,遵循‘集中停放、分类停放、方便群众、保障畅通’原则,使中心城区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处干警陈红嘉介绍说。

  5月27日,成都龙泉驿区发生一起共享单车被烧毁案件,纵火人汪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公安治安部门建立了治安防控体系,对故意损坏、偷盗、烧毁或利用共享单车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有效打击。”陈红嘉说。

  5月22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成都对此有何反应?

  “《指导意见》的主要内容,在我市的《试行意见》中已大部分包含或涉及。”成都市交委运输处处长李昊说,“《试行意见》一年试行期满后,我们将根据交通运输部正式出台的《指导意见》和我市《试行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修订和完善。”



共建一带一路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论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钟 山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6日   07 版)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高峰论坛)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回顾了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提出了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美好愿景,指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和路径,创新了开放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应有贡献。

  彰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视野和博大胸怀,展示了中国对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态度,彰显了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凝聚了广泛共识,激发了各国的参与热情。

  诠释丝路精神的深刻内涵,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主席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丝路精神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结晶,是当代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东方智慧。和平合作需要加强对话沟通、平等交流,开放包容需要在开放中发展、在融合中共存,互学互鉴需要博采众长、共同提高,互利共赢需要互惠互利、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面向全球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也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有关决议。

  总结4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4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各国合作意愿日益增强,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拉动各国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合作和技术传播,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14—2016年,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沿线国家的产品、技术、服务、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受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深入人心,朋友圈越来越大。

  描绘“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愿景,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和平之路着力推动合作共赢,建立彼此尊重的伙伴关系;繁荣之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加强产业和金融合作,推动设施联通;开放之路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创新之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文明之路着力深化多层次人文交流,开辟更多合作渠道。“五个之路”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为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擘画美好蓝图、指明前进方向。

  宣示合作共赢的重大举措,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中国担当。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在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推动互联互通、加强创新合作、加大建设资金支持、援助民生项目等方面宣布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这释放出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积极信号,表达了中国愿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展示了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决心。这些举措的逐步落实,必将帮助参与国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目前,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经济治理滞后三大矛盾远没有得到解决。“一带一路”倡议契合各国发展需要,为促进各国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了新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仍未形成。在这种形势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扩大利益汇合点,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各国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增强全球经济增长活力。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8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7500亿美元。其中,将从沿线国家进口2万亿美元的商品,对沿线国家投资1500亿美元。这将为各国发展带来巨大商机。

  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共赢共享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问题依然严重,贫困及其衍生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承诺未来3年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未来5年将为参与国提供1万个来华研修和培训名额,帮助参与国加强能力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问题突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习近平主席指出,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由大家共同商量,成果由大家共同分享,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了新模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构成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高峰论坛期间,我们发起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中国立场、中国主张成为广泛共识。

  扎实推进经贸领域务实合作

  习近平主席指出,新的起点上,我们要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扎实推进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把广泛共识转化为共同行动,把系列举措转化为实际成果,让高峰论坛各项成果落地生根、早见成效。

  落实《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合作倡议是高峰论坛的重要成果,对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增长、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沟通,全面做好合作倡议后续落实工作。利用经贸联委会、混委会等合作机制,推进经济全球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抓好促进贸易增长、振兴相互投资和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系列举措落实。

  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有助于中国扩大开放,也有助于各国贸易发展、全球贸易增长,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积极响应。要抓紧筹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做好规划设计,创新办展方式和合作模式,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进来,打造高水平、影响力大的开放型国际合作平台。

  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推动铁路、公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落地,加强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合作,打通国际大通道。加快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加快通关一体化。推进中欧班列健康有序发展,畅通亚欧贸易走廊。积极与更多参与国商签投资协定。

  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统筹推进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其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推动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转型。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打造一批规模效益好、辐射作用大、就业带动力强的合作区。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推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落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经贸成果,建设和发展好贸易投资机制。落实亚太经合组织北京路线图各项措施,推动未来议程。推进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机制化、具体化。

  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与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商讨自贸区建设,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早日全面生效实施,与相关国家开展自贸区升级谈判,增加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等新议题,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

  落实好对外援助举措。扎实推进高峰论坛重大援助举措落实,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3个100”民生援助项目建设,加大文化、体育、卫生等合作领域援助力度,夯实共建“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加强人才培训援助,支持沿线国家能力建设。共同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作者为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大家手笔)
陈宝森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6日   07 版)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辩证演进过程,即从主要有利于资本和单方面受惠向既有利于资本又惠及东道国演进,从跨国公司主导全球资源配置向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演进。经济全球化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日益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挥市场潜力,有利于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实现多方受惠。各国经济虽有竞争,但归根结底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日益显现的今天,应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

  二战后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初是由美国推动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急先锋。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二战后改变其“帝国主义走卒”形象而受到东道国欢迎,是因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建立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经济迅速发展,从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进一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布局产业链、建立生产企业,获得了丰厚利润。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增长,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而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则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巨额财富,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再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应对失当,没能处理好国内的收入分配和就业问题,引发公众强烈不满。这暴露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存在严重不足。然而,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非但没有深刻反思、着力解决深层次发展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反而将祸水引到经济全球化上,想通过否定经济全球化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把国内问题统统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否定经济全球化,无益于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当前,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地区和全球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多。如果各国走上保护主义、封闭主义、孤立主义的道路,不仅会阻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且会侵蚀已经取得的经济全球化成果,严重损害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和市场繁荣。这无益于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提高,无益于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各国经济遇到的深层次问题,意味着“双输”或“多输”。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又是贡献者。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经验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主张和做法为经济全球化增添了新内涵,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应超越以往跨国公司主导资源配置的狭隘路径,更多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国家之间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携手并进。这种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已经初现端倪。只要各国在政治上增强互信、在经济上真诚相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推进务实合作、共赢发展,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互利共赢的新阶段,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用市场化手段为企业出清重组扫清债务障碍
债务处置难 广东这样办(探路供给侧·聚焦僵尸企业处置⑤)
本报记者 贺林平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6日   10 版)

  郭祥绘
  僵尸企业的退出,债务处置无疑是最大的难点之一。广东首创多项举措,特别是善用产权交易、资本运营等各种市场化手段,为出清重组扫清债务障碍:打造全国首个僵尸企业出清重组专业服务平台,将关停企业纳入集中托管;利用上市公司、产权股权交易等平台,推动特困企业存量资产变现,激活企业内生动力。

  截至2016年底,广东共淘汰出清僵尸企业2385户。根据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及去产能行动计划,到2018年底将基本实现3385户僵尸企业市场出清。

  运用市场化原则,自愿协商清理债务

  广业集团是广东省政府2000年成立的三家“广字头”资产经营公司之一,来源于原17个厅局办企业剥离出来的资产,决定了它有沉重复杂的历史债务。从2001年开始,债务重组就被作为公司重要的工作来抓。到2016年,广业集团用3.76亿元的成本,处理历史遗留债务21.45亿元,减债额度达到17.69亿元。

  2016年初广东提出清退僵尸企业任务以来,广业集团再度轻车熟路地用债务重组工具,成功解决了下属煤炭总公司、南服总公司两家二级企业的债务问题。

  这两家二级企业在当年经营状况还可以的时候出面给8家下属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不幸的是,这8家企业全部成了无力偿债的僵尸企业,14笔、合计2.5亿元的债务压在两家二级公司头上。

  特别是煤炭总公司,在广东省2006年政策性关闭煤矿,全面退出产煤行业后,勉强维系着4万名煤炭工人的生计。因为欠债,公司银行户头被封,使得它难以为继,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

  几年来,这笔债权从原银行合并到国有股份制银行广州银行,又被转让给广州市国资委监管的广州金控。虽经两家公司多次协商,但始终谈不下来,不仅给公司的日常经营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而且严重阻碍8家僵尸企业的顺利出清。

  “广业集团总部出面后,以市场化原则,自愿协商谈判解决,半年时间就谈妥了。”广业集团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潘源舟告诉记者,原本2.5亿元的债务,广州金控给予“本金打折、利息全免”,仅仅花费1650万元就解决了。这1650万元由广业集团代偿,再和两家二级公司结算。“这样8家僵尸企业可以顺利出清,两家公司债务负担也大大减轻。拿煤炭总公司来说,现在分在它头上的只有600万元,账户也解封了。”

  市场化是广东出清僵尸企业,特别是解决债务问题的重要特征。2016年4月广东全省国资系统去产能工作动员会就提出,“总体上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即支持企业采取债务重组、业务重组、产权重组等方式,将僵尸企业的无效供给转为有效供给。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向晓梅表示,根据以往广州等城市推行“退二进三”的经验,僵尸企业市场出清需要灵活运用行政、市场、司法等多方力量,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太过刚性,不仅企业债务清理、人员安置等问题的成本太高,也容易反弹,形成新的矛盾。

  关停企业集中托管,统一研究解决方案

  2016年9月26日,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与16家省属企业及中山等市国资委签订托管协议,将首批省、市属国有关停企业,委托前者属下的广东省股权托管中心集中处置。

  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关停企业,以及扭亏无望的企业,广东的态度也很坚决,就是“拔管子”,坚决停止各种财政补贴和不同形式的保护。据广东省国资委统计,此轮16家省属企业下属关停企业共计383户,其中进入托管中心整体托管的260户,自行出清123户,托管涉及资产80.33亿元,涉及人员3849人。

  僵尸企业出清重组工作政策性强,历史遗留问题多、情况复杂,出清任务重、时间紧。集中托管后,广东省股权托管中心成为省属企业开展僵尸企业出清重组的统一对接窗口和专业处置平台,是有效防范风险、提升出清效率的重要实施平台。

  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董事长刘闻表示,僵尸企业通过省股权托管中心专业的服务平台进行集中处置,将为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出清重组工作,规范企业处置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顺利完成出清重组任务,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按照方案,统一到托管中心后,省属关停企业根据中心要求递交托管资料。中心将对托管企业逐户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类和汇总,同时借助专业顾问团队的协助,共同为省属关停企业提供出清建议和意见,制定一企一策方案。

  按照潘源舟的理解,很多僵尸企业是无资产、无人员、无经营场地,甚至无资料,只有一个名字的“四无”企业,让它们自行注销可能连清算都进行不下去。“集中到托管中心后,可以由它去统一研究解决办法,还能把这些企业各自无法盘活、无法利用的细碎资源整合在一起,起到资源整合的效果。”

  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企业内生动力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中华)曾一度辉煌,后因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几乎年年亏损。其原有的厂区经过多轮查封、冻结,无法变现和更改用途,且被出租给多个小企业用于生产,厂区存在严重的环保、安全、交通和监管隐患。因长期亏损,企业更面临退市风险。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动企业启动重整计划,并通过反复沟通和协调,取得债权人的支持,盘活了企业存量资产,激活其用地重新上市交易,获得了巨大的变现价值。

  目前,企业在职职工187人获得安置,400余人积欠社保问题得以解决,债权人获得了70%的清偿,为深圳的城市发展释放土地资源12.73万平方米。通过重整,深中华卸下了历史包袱,保留了上市公司地位和股权价值,一个僵死多年的企业重新盘活。

  广东提出,通过资本运营、创新发展做实和提升一批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上市公司、产权股权交易等平台,推动特困企业存量资产变现;支持具有一定规模、品牌和市场的特困企业深化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员工持股,激活企业内生动力。

  对遗留问题少、负担小、重组盘活相对容易的省属特困企业,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社会资源整合力度,给予适当扶持,提高管理水平,争取迅速扭亏为盈。在其当前处置的162户僵尸企业中,除了自主出清和整体移交省股权托管中心集中处置的关停企业外,中金高能电池公司、韶关天晟公司等4户特困企业已成功实现脱困。



银行要做实体经济的忠实服务者
王洪章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6日   10 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贯彻中央战略部署,回归支持实体经济这一本源,做实体经济的忠实服务者。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天然职责和使命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根本,无论是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还是保持社会稳定、提升国际竞争力等,都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规模巨大的消费和生活需求,更需要保持完备、健康发展的实业体系。

  毋庸置疑,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但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技术升级、产能过剩、盈利下降等诸多困难。与此同时,金融“脱实向虚”、房地产市场过热、虚拟经济非理性发展、国际“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等,进一步给实体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银行业是我党执政兴国的金融重器,肩负着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光荣责任和历史使命,面对我国实体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只有深入学习中央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政治上保持清醒、行动上保持定力,确保银行业改革发展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正确方向。

  实业兴则金融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生存的根本。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既是中国金融业的基本职责和天然使命,也是实现自身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金融主力军的中国银行业,必须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着力提升服务国家建设能力、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确保中央战略部署得以贯彻实施。

  银行业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少不了金融业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

  2015年和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年度GDP的比重连续两年达到8.3%,超越了美国这个世界头号金融强国的7%。2016年,中国银行业实现净利润1.6万亿元,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万亿元,银行业利润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1/4。

  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无疑为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力支撑。但金融业的过快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是社会资产的金融化,助长了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比工薪收入、资产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拉大更为迅猛,对社会道德、公平正义的侵蚀会更严重;二是金融资产的急剧扩张,跨机构、跨市场的嵌套投资,放大了杠杆倍数,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导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三是过度金融化带来的短期投资收益率上升,使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率相形见绌,吸引社会资金“脱实向虚”,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初始功能退化。

  美国金融业是世界金融的重要样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已对过度金融化进行反思。《时代》周刊撰文认为:“美国目前只有15%的金融机构资产流入实体经济,其余的都处在封闭的交易投机循环当中,亚当·斯密所构想的自由市场制度已经崩溃。”抑制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识,比如,美欧均提出“再工业化”。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不忘初心,就是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源,突出主业,心无旁骛,下沉经营重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着力解决宏观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真抓实干

  银行业要将自身发展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和谋划,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具体工作措施。

  一是坚定服务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中国银行业要以“十三五”规划纲要、“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自贸区建设等为指引,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主力军作用。近期尤其要做好雄安新区建设的金融支持工作。

  二是加大对国家重大项目的资金支持。将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水利、能源基础设施等作为信贷投放重点,加大银团贷款、PPP贷款等产品供给,并做好综合化、多功能金融服务。以央企海外投资、并购重组为切入点,加大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是积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顺应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导向,积极跟进“中国制造2025”,促进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新能源、高端装备创新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四是助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从严控制去产能相关行业信贷投放,稳步压缩退出“僵尸企业”。精简服务收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投贷联动,帮助企业改善融资结构,降低负债率。

  五是持续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积极探索普惠金融事业部等组织模式,强化专属服务能力,提高社会融资的可获得性。坚持以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为创新驱动引擎,丰富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积极探索移动化的电子渠道、电子商务等服务“三农”的新产品、新模式。

  六是切实发挥好金融风险稳定器的作用。银行业首先要把自身的风险控制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止形成新的不良资产。重点排查委外、同业、资管、债券等业务中存在的风险隐患,防止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区域、跨市场传导,发挥好大银行的金融风险“稳定器”和“隔离器”作用。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监管迈向“升级版”(“放管服”改革回头看·督查进行时)
——国办开展“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综述之四
本报记者 王 弢 乔 栋 李家鼎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6日   09 版)
  简政不减责,放权不放任。随着“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政府管理正在进入放得更开、减得更多、管得更好的良性循环。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2016年全面推开,今年将实现全覆盖,既让企业心存敬畏,又约束执法者监管行为;全国13个以上副省级城市、14个地级市、23个以上县,实行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破解了多头执法问题,减轻了企业负担;已有515.07万户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336.41万名“老赖”登上了“黑名单”,其中被依法限制任职7.11万人次……

  2016年我国营商环境在189个国家和经济体中排名第七十八位,较3年前提高了18位。成绩背后,是政府监管大步迈向“升级版”:体制改革加速、模式不断创新、手段持续强化,确保市场活而不乱。5月上旬,本报记者跟随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组,奔赴全国多个省份,查找问题,发现经验,见证了监管体制改革释放的巨大红利。

  提速公正监管

  挡住寻租黑手

  “请工作人员启动随机摇号。”随着北京市东城区国税局局长尚旭一声令下,屏幕上的名单开始滚动。几秒钟后,屏幕上依次显示随机抽取的市场主体和相关执法人员名单。“‘谁查’和‘查谁’随机抽取,杜绝了选择执法、人情稽查”,尚旭说道,“过程和结果公开透明,让执法权力寻租无门。”

  “‘双随机’监管的关键是‘随机’,检查人员是随机的,被检查对象也是随机的,通过计算机系统排列组合,形成无法人为干预的‘黑盒子’,能很好地打破原来监管模式下可能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是‘双随机’透明化的重要保证。”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陈永局长介绍道。

  “‘一单、两库、一细则’是‘双随机、一公开’的基础,指的是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随机抽查工作细则。这一做法让‘双随机’执行起来更规范。”陈永说,“在实践中我们还将‘信用监管’‘风险监管’引入了‘双随机’,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分类,从而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同时也运用大数据,将市场主体的投诉记录、违法记录、负面舆情等进行风险分析,及时启动针对特定行业、区域和主体的‘双随机’抽查。”

  将“人情执法”拒之门外,让“熟人圈子”不再管用。作为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双随机、一公开”充分体现了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简约性,大大促进了依法行政、执法公正。目前,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均已按要求拿出“一单、两库、一细则”,全部执法部门有望在2017年底实现随机抽查事项“全覆盖”。

  创新综合监管

  祛除执法痼疾

  “以前是什么情况?常常是这个检查部门前脚刚走,后脚那个部门又来了,真是疲于应对。”在督查时,湖北襄阳高新区一位企业负责人这样比较,“现在检查部门‘组团’来检查,各个检查事项尽量一次性检查完,对我们来说,打搅少了,企业能更加集中精力,专心谋发展。”

  “13个部门管不好一张小广告”“渣土车有11个部门在管”“城市垃圾七八个部门在管”……前几年,市场监管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饱受各方诟病。

  破解“鱼龙混杂”“九龙治水”难题,关键在一个“合”字。推进市场监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合响应和协调机制,让几个“大盖帽”形成一个“大盖帽”,消除重复执法,堵住监管“缝隙”。

  “过去不少人在卫阻河饮用水源上游大肆挖塘养鱼,污染饮用水源。环保、农林水务、城管等部门来过多次、都想解决,但各说各的、各干各的,就是管不好。”在贵州福泉金山街道办事处,居民金德芳说起以前的情况很无奈。

  “官多不管事,人多饭不熟”。福泉将原交通运输等4个部门的11个执法机构整合成4支行业性综合执法队伍;执法机构由33个减至19个,机构精简42%。按照“编随人走,人随事走”的原则,将部门执法人员编制全部或部分划转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现在可省事了!不用打完这个部门电话再打那个部门的,一个电话就能把问题说清楚。执法过程也比以前更规范,工作人员统一制服、统一流程、限时办理,办事效率更高了。”金德芳对变化很是满意。

  从“几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大草帽”的昨日,到综合监管全面推行的今天,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涉及各部门“权力再分配”,“舍得下”才能在群众有需求的时候“扛起来”。舍得之间,彰显大智慧。记者在督查中发现,从各管一摊的“九龙治水”到综合监管的“无缝衔接”,综合监管创新机制,做到合而有治、合而有序、合而有果。

  在河北,全省100个县(市、区)工商、质检、食药监部门“三合一”整合组建了市场监督管理局,169个县(市、区)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等部门合并成立了文广新局,构建了一体化、广覆盖、专业化、高效率的监管服务体系。

  安徽芜湖建立集信息归集、事件调度、执法管理、监督考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监管信息网络,并建立“一户一档”电子档案,目前已建立市场主体“一户一档”电子档案64091户。

  探路审慎监管

  助力去芜存菁

  对于网约车,上海车主赵岳峰有很多话想说。

  “开始我试着跑了跑网约车,收入挺好。后来就辞职出来,想全职做网约车司机”。赵岳峰当时信心挺足,但和家人商量时,却遭到了意料外的强烈反对:“你这是‘黑车’,政府肯定要关停的,快别干了!”

  不顾亲朋的“警告”,赵岳峰选择了坚持,还买了辆新轿车。“你看看,现在网购的规模有多大!如果一开始就直接关了,还能有今天的发展吗?网约车是有点野蛮生长,也出现不少问题,但它有社会需求、有市场前景,我相信政府不会这么简单地关停。”

  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其监管是“一上来就把它管死”;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推动新兴行业去芜存菁、健康发展?

  这道现实中的难题,考验着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从实际出发,本着鼓励创新原则,探索适合其特点的审慎监管方式。不搞“削足适履”,不用监管的“老皇历”应付初生的新经济模式。对于看得准的新生事物,“量体裁衣”创新监管模式;对于一时看不准的,边观察边研究,既呵护又管理。

  遵循审慎监管的要求,去年7月,交通运输部出台网约车政策,目前已有北京、上海、重庆等73个城市出台细化措施。对网约车的准入、退出等各地有不同规定,有的较为严格,如上海“沪人沪牌”的准入条件,有的相对宽松,但都是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而制定。

  赵岳峰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他收入稳定,工作时间也相对自由,“越干越有信心了。”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在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已无太多西方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政府应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市场这艘大船才能行稳致远。在中国道路运输协会高级工程师张一兵看来:“对网约车政府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办法,更好地促进了这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审慎监管,让很多有希望的新兴产业得到了成长所需的养分。但审慎监管不是放任自流,该管的事政府不能缺位。同时传统行业也有创新发展的需求,理应在监管上更新观念、审慎对待。

  “大道至简,暖政仁心”。督查发现,在“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审慎监管”等监管理念指引下,各地各部门创新监管体制、模式、手段,取得新进展、赢得新成效。但是对一些放而不管、一放就乱的情况,仍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切实做到放管结合、并重,不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让市场真正实现活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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