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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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15417)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11-01 08:15:10 最后更新时间:2017-11-01 08: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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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家的“网红”时代

本报记者 周慧 实习生 王俊豪 北京报道

导读

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企业动辄成立研究院、实验室,科学家受资本热捧,企业高调引进的首席科学家在公司扮演什么角色?首席科学家备受媒体关注而成为“网红”,既可以使公司更具品牌价值更受资本市场认可,也可以帮助企业确立正确的技术研究方向,实现技术与产业的最佳融合。

首席科学家成为网红的时代已经来了。

一位从硅谷回京两年的企业首席科学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某大互联网公司在制造网红科学家方面,讲故事的水平高,让科学家和企业达到了双赢。

2016年以来,技术大咖加盟中国公司任首席科学家的公告越来越多。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企业动辄成立研究院、实验室,科学家受资本热捧,企业高调引进的首席科学家在公司扮演什么角色?

除了大公司高调宣传其首席科学家简历,各类初创公司也动作频频,对首席科学家不惜重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招聘信息发现,首席科学家的年薪多在百万元以上,不仅招聘不同科技行业的首席科学家,高校的专家学者也成为猎头追逐的对象。

上述互联网公司首席科学家透露,首席科学家不仅要在技术上把关,还发挥着重要的门面功能,在科技公司的宣传、融资和“讲故事”方面发挥作用。在人才稀缺的市场,首席科学家也是流动性较大的群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这位首席科学家时,他正好接到大互联网公司猎头的电话。

为什么引进首席科学家

10月中旬,京东金融发布消息,前亚马逊首席科学家薄列峰加入京东金融,领导 AI 实验室。同期,在阿里的云栖大会上,参加演讲的阿里巴巴iDST首席科学家任小枫、阿里云量子技术首席科学家施尧耘博士等,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首席科学家职位起源于国外公司,一般是在行业内有着辉煌成就的人物,对于行业的高端人才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百度金融首席数据科学家丁磊博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对企业首席科学家的理解是,必须为所服务企业和所在行业树立标杆,通过技术的创新产生商业价值。

丁磊以其从事的大数据和AI领域为例,在具体工作中,首席科学家的工作范围涉及企业的方方面面。他们既需要影响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增进其对数据和算法价值的认知,得到高层的认可和支持,也需要和产品、技术、运营等团队产生交集,鼎力合作,推动数据和算法价值的落地以及持续生产。

Talking data公司的首席金融学家鲍忠铁教授认为,国内技术创新公司会选择找一个国内外有名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公司确定正确的技术研究方向,把握团队的前进思路,对于一个技术型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岗位。

在9月的AICC人工智能峰会上,中国移动首席科学家冯俊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于首席科学家的定位每个公司可能都不一样,首席科学家其实是一个技术岗位,而CTO应该是个管理岗位,两者有很多不同。CTO也会负责技术的方向和很多研发项目,但也涉及运营当中公司面临的诸多问题。

首席科学家有何性价比

首席科学家对公司会产生哪些作用,性价比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家科技公司,结果反馈不一。

目前,中国最知名的首席科学家应该是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在他离职半年后,关于他的新闻还经常见诸各大科技自媒体头条。

从舆论来看,首席科学家的水平和知名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而对企业来说,高薪聘请“高大上”的首席科学家,未必不是一件“有性价比”的事情。

鲍忠铁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般首席科学家的直接汇报对象是CEO。对于大公司而言,更偏向于有工作经验的首席科学家,能够立刻进入工作状态,在业界也有着足够重的话语权。

另一家数据公司首席科学家透露,因工作经验的差别,一般来说相对于高校的学者,从其他企业跳槽的首席科学家薪酬要求更高。

2015年底,丁磊从硅谷的PayPal回国,到一家金融大数据公司做CTO,现在就职于百度。在他看来,大数据、AI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最佳的背景是既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又能深刻理解企业业务,并将数据和算法用于实践的复合型人才。

首席科学家需要具有很强的项目和人员管理能力,必须要协调好各方面的诉求。另外,既要能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快速的实现价值,又能够为企业数据战略的发展指引方向,通过数据的积累和算法的迭代占据行业的制高点。

对于首席科学家的流动性较强的特点,有企业人士分析,公司每个阶段技术研发的方向不同,都可能导致首席科学家的离职。比如数据公司需要首席数据科学家,但当公司不再开拓数据方面业务的时候,可能就会聘请其他业务人士,从而造成离职现象,这也是个很正常的现象。

科学家的黄金时代来临

不少受访的科学家提到,目前对一些企业来说,首席科学家都使得公司更具品牌价值而颇受资本市场认可,一位首席科学家甚至笑称自己是公司的“吉祥物”。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数据公司首席科学家称,对于刚刚起步的微小型科技公司,高薪聘请知名首席科学家有利于融资,让小微公司短时间在行业内提高知名度。

但相较于创业公司,互联网巨头有更好的条件和耐心,让这些首席科学家可以用更长的探索周期来实现技术与产业的结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招聘网站信息发现,关于首席科学家的招聘,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互联网行业需求最大,特别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研究方向的科技公司。

在招聘要求方面,首先注重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能敏捷的发现产品问题,透彻的分析问题,并对解决方案可行性有初步判断的能力。其次,要求资源协调能力突出,善于跨团队协作。当然,也要求毕业于名校,在相关领域国际会议或者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国际比赛获过奖,而且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一般来说,首席科学家的薪酬都在100万元以上。

不管是高校背景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大科技公司的技术负责人,都在中国市场受到追捧。尽管有炒作追捧“网红科学家”的现象存在,但更多人认为这是资本重视科学家和重视科技创新的黄金时代。

对于企业来说,研发工作越来越受重视。10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成立达摩院,未来3年内将投入超1000亿元人民币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去企业不仅能拿到远高于高校机构的薪酬,还有一线的产业数据可以支持其研究工作。

从国家层面看,2016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57万亿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近两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发文,允许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适度兼职兼薪,更推动了科研人员到企业中去的积极性。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 “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本报记者 杜弘禹 海口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些重大论断,以及蕴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诸多新思路、新战略应该如何准确理解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的背后,为经济转型升级指引了什么方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又将牵动哪些方面的改革?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迟福林。迟福林认为,新时代的经济转型,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不仅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选择。这需要多方面改革突破,首要任务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新时代需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什么新指引?


迟福林:这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论断。当前,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进而走上可持续的新路子。


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当前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转型与增长高度融合,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这意味着,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由此来看,未来5-10年,我国经济转型决定增长的特点将十分突出,转型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将决定经济增长的前景与发展质量。


《21世纪》: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转型思路和方向?


迟福林:我理解,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是创新变革,目标应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核心是发展实体经济,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把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加速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进一步来看,我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和新结构下形成新动能和新增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目标。


例如,产业结构升级将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规模可能增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经济结构将显著优化,新增长空间不断拓宽;消费结构升级将不断创造增长新动能,预计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可能扩大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产业变革、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城乡结构变革将释放农村大市场的潜能。未来5-10年,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将形成近百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成为中长期发展的“最大红利”。


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21世纪》:为什么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发展实体经济?


迟福林:关键还是回归到提高质量上。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突出矛盾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但主要产品供给体系仍处于中低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出现资本“脱实向虚”现象,资本过剩与实体经济“缺血”现象并存;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价过快上涨,导致过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房地产领域,同时也推高实体经济发展成本。


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解决其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这将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任务。实体经济是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根基所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终的成果需要体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


基于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不断增强适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水平,释放巨大内需增长潜力。


《21世纪》:那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牵动哪些改革?


迟福林: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体制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制度变革尚未跟上经济转型升级步伐,现有供给体系难以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改革在多方面有所突破,经济转型升级是一场深刻变革。


具体的改革上,要以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为重点加快企业制度变革,包括加快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尽快形成保护企业家创新创业受益的制度安排等,最终推动形成既有利于扩大民间投资,又有利于激励创新型企业的体制安排。


其次,要以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包括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取得创新市场准入制度方面的新突破;要破除服务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释放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要完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形成维护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实质性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


此外,还要以监管变革为重点推进简政放权,包括要尽快实现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过渡,建立综合性金融监管体制;要尽快形成统一的国家反垄断体制,建立既适用于内资又适用于外资的法治化、规范化的反垄断体制;要尽快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等。


建立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


《21世纪》: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又应该如何理解?


迟福林:这仍是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矛盾出发。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时也还存在着农村发展不充分、落后地区发展不充分、社会事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可以预见,通过这两大战略的实施,未来5-10年,我国有望在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也将为我国释放发展潜力、创造发展新空间奠定坚实基础。


例如,如果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实现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估计每户农民每年可新增收入1.5万元左右,这将为一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条件;未来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方面实现突破,进一步打破区域对市场的分割,也将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前提下,使资源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形成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新局面。


《21世纪》: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应如何推进?


迟福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特别是需要在建立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实现突破。我理解,首先是需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形成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例如以“一带一路”建设来推动国际贸易发展。


同时,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包括推进服务项下自由贸易进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职业教育等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推进服务贸易双向开放进程,这有助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的大市场与国际先进技术的有效对接。


此外,还要以务实推进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为重点,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努力实现自由贸易的新突破,不断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




新的历史征程呼唤新的经济理论创新

赵燕菁

赵燕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


改革开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一个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未来国际的大势将会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随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可以说,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所有政策,都是基于这一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战略的成功必基于形势的正确判断。下一个三十年,我们将要面对的大势是什么?


对此,十九大报告给出了新的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实际上是从经济的角度注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重点。如果宏观经济理论不能从更深的底层理解和阐释中国经济这一方向性转变,就无法跟上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规划。


上一个四十年,中国的伟大成功从经济方略上来自于我们及时抓住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上经济大分工带来的机会,通过制度创新,成功破解了制约所有发展中经济资本不足约束,一举跨越“低收入陷阱”,基本上完成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发展阶段。在发展中阶段,中国已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生成大国。但是对四十年中国奇迹般的增长,宏观经济理论并还没有充分总结,归纳理论范式。


下一个三十年,我们面对的将会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如何将巨大的资本转变为真实的现金流(或者说,有巨大的资本找到可以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如果我们对这一转变的剧烈程度依然缺少足够的认识,认为未来的改革就是对原来增长模式的完善,就必定难以摆脱过去曾经成功的道路的惯性,不能有效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提出的是全新的问题。但目前的学术争论很大程度上还是围绕着“过去”的问题。举例而言,土地财政乃是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对于农地入市、同地同权、垄断一级市场、土地招拍挂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制度的选择,决定中国城市化是否能够完成。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城市化的实践已经对这一争论做出了判决,在土地财政下,中国城市化积累阶段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即使今天立刻停止土地财政,现在完成的城市建成区已经足以容纳87%的中国城市人口。这就意味着,尽管这一路径的对错还可以继续争论,但其历史意义已经减弱。这就像高考一样,今天的考试已经结束,无论答卷正确与否,都只能留给后人评判。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准备明天的考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宏观经济理论面对的挑战是,我们现有的工具,无法阐释(更不要说具体化)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目标。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宏观经济理论工具也必须随之转变。比如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是经济从资本型增长转入现金流型增长,但我们用来衡量经济绩效的工具却还只有GDP一个指标。究其原因,就在于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宏观经济模型,无法区分资本和现金流(劳动力)。作为“量”的资本和作为“流”的劳动力属于不同的维度(dimension)——两者既不能对冲,也不能加总。GDP指标的缺陷,只是理论困境露出来的冰山。


在正确的宏观模型里,GDP不应是一个简单的“量”,而必须是有“结构”和“分阶段”的——在资本积累阶段,固定资产投资高是“好的”GDP;在现金流阶段,利润高是“好的”GDP。换句话说,不同的增长阶段,那一部分GDP带动的增长,比GDP本身的增长更重要(至少同等重要)。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表达了“从固投拉动增长转向现金流拉动的增长”这一经济学内涵。“新常态”描述了GDP所能刻画的经济表面现象,我们需要从理论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战略找到新的刻度,有效地观察到转型经济的增长。


宏观经济理论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增长”,需要重新建构已经越来越没有现实解释力的旧宏观经济模型。正确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能区分“量”和“流”以替代传统的GDP作为新的经济刻度,并根据不同的增长阶段选择对应的刻度。这样,转型后的政府、企业乃至家庭,就可能从单纯的资本型指标(比如固定投资、GDP),转向更加精准的现金流指标(利润、税收、工资等)。比如,在资本型增长阶段,厦门的GDP(2015年3565亿元)排名在所有副省级垫底,甚至不如福建的福州(5618.10亿元)和泉州(6150亿元)。但在现金流型增长阶段,比较地方税收,厦门在副省级城市排名就会大大提前,不仅超过所有东北城市与沈阳相当(2015年606亿元),也高于福建省内的福州(560.46亿元)和泉州(388.3亿元)。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比的是短跑,今后三十年,中国经济比的就是跳高。相应的,原来衡量经济的“秒表”(GDP)也要相应转换为“尺子”(利润、税收、租金、工资……)。一旦经济规则改变,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行为都会随之改变。比如,政府就不会将卖地获得资本性收益全部拿来增加固投,而是通过基金在投资已获得现金流(或者干脆直接拍卖地租)。降低劳动力成本(比如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就会取代降低土地成本,成为城市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工具。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全新发展战略,全新的经济思路,以及不同发展路径。因应过去发展路径形成的发展,必须随之改变。这就意味着要创造性重新时代的主旋律,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局面,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再次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营造容忍失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氛围。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有好的宏观经济学工具,将会极大地减少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


放眼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并不是中国孤独的比赛。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开始了从资本型增长(虚拟经济)转向现金流(实体经济)。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同发达国家站在增长转型的同一条起跑线上。十九大敏锐地抓住了世界大势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判断,如同当年提出 “和平与发展”的著名判断一样,都抓住了时代主题,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理论转型就是支持这一判断的重要一环。(编辑 李靖云)




如何理解“8·11”汇率改革之后的汇率变化

管涛


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及学术委员)


我试图立足相对公平、客观的角度,通过理论结合实际,政策结合市场,具体认识2015年“8·11”汇改以来2年多时间,外汇市场经历了什么?遇到了哪些挑战?今年人民币汇率政策为什么取得了超预期的成功?之后该怎么办?


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与政策涵义


理解跨境资本流动的涵义,必须要从国际收支数据入手,这是与国民收入账户、财政账户、金融账户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四大账户之一,是国际可比的数据。其他外汇收支数据大都是借用了国际收支的概念,不一定完全准确。比如,企业完成出口后,马上把出口收入结汇了,在结售汇里统计为贸易结汇。但是很多企业出口后,没有马上将出口收入结汇,而是把收入放在外汇账户,过一段时间再结汇。虽然结售汇统计里仍统计为经常项目下的贸易结汇,但在国际收支统计里已经变成资本项目了。此时,国际收支口径反映的经济活动,和结售汇反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售汇统计里全是反映在经常项目里,但是国际收支里已经变成资本项下的进出。如果出口收入结汇以后,银行再卖给央行,这笔交易就从民间部门的资本输出变成了官方的资本输出,呈现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维持双顺差,经常项目大量顺差,资本项目大量流入,所谓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但是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项目变成逆差。2015年三季度以前,我们资本项目净流出和经常项目的顺差是大体相当的,外汇储备没有大的波动,汇率也没有大的波动。那个时期境内外汇差比较小,意味着在2015年二季度以前,人民币既没有很强的升值预期,也没有很强的贬值预期。2015年三季度之后情况发生变化,首先6、7月份股市异动,8月份汇改以后外汇市场动荡,对市场信心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就造成了境内外有很强的贬值预期,当然也要考虑2014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调整,但是基本面的变化已不能解释资本为什么会那么短时间集中的大规模的流出。很大程度上,短期资本流出跟市场信心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采取一些对资本流动的干预手段。


2015年和2016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资本项目净流出(含净误差与遗漏)已经远超过了经常项目顺差,成为外汇储备下降、汇率贬值的主要原因。这表明当前人民币汇率不是一个商品价格,而是一个资产价格。相对于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容易偏离经济基本面,出现过度调整,也就是所谓超调。进一步分析,从2016年二季度开始资本项目的负债项下(即利用外资)又恢复了净流入,而资产项下(即对外投资)依然呈现净流出。这显示藏汇于民是导致前期我国资本净流出的主要渠道。因此,要稳定外汇市场,关键在于稳定在岸市场境内机构和家庭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虽然境外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在岸市场有影子价格,有预期方面的影响,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在岸市场。因为这个时期,市场主要关心的不再是贸易竞争力的问题,而是风险调整以后的境内外资产收益差异。


进一步从跨境资本流动的期限结构看,其实在2014年以前短期资本流入和流出影响都不大,但是2014年以后,影响持续加大。2015年短期资本的净流出(即国际收支口径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合计)相当于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顺差之和的近2倍,2016年变成将近4倍。本来在短期资本流动和外汇储备之间有基础国际收支顺差的防火墙,这些年防火墙已经变薄了。短期资本净流出直接影响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外汇储备的大幅度消耗。2016年,剔除估值影响的外汇储备资产降幅较上年还增加了31%。短期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市场预期驱使,和基本面是一种弱相关。市场看多的时候,会选择性地相信好的消息;市场看空的时候,会选择性地相信坏的消息。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理论在主导市场情绪,大家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市场就出现一种多重均衡。即给定中国贸易顺差较大、外汇储备充裕、人民币利率较高的基本面状况,人民币汇率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


应对资本流出的政策选择


应对资本流出的冲击,一般有三个工具:要么用价格杠杆出清市场,即让汇率贬值;要么直接外汇市场干预,抛售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要么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鼓励资本流入或者限制资本流出。不可能既要稳汇率、又要保储备,还要资本自由流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不但稳住汇率,外汇储备还略有增加,主要的工具就是加强外汇管制,打击出口逃汇,用技术手段堵住了进口骗购外汇的漏洞。


1998年的时候,我们只有1400亿的外汇储备,政府判断这些外汇储备既要保内地金融安全,又要支持香港金融稳定,外汇储备并不充裕,所以没有用消耗外汇储备的方式稳定汇率。到2006年外汇储备余额1.07万亿美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做出了不追求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决策。2014年6月底外汇储备达到3.99万亿,为历史最高数字,相当于额外多增持了近3万亿美元。所以,这次我们改变了策略,消耗了一部分外汇储备来支持汇率稳定。


即便“8·11”汇改以来,一度外汇储备的降幅达到近万亿美元。但无论用传统的警戒标准,还是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外汇储备都是比较充裕的。但是储备够不够用,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而是一个市场主观感受。外汇储备下降持续时间越长、降幅越大,对市场信心冲击越大,有可能形成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贬值的恶性循环。外汇供不应求,储备进一步下降,贬值预期就自我强化。所以,保汇率和保储备实际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到了去年年底,保汇率和保储备阶段性地变得同等重要了,保外汇储备就是保汇率,那么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也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当前我国采取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既有鼓励资本流入,包括加快境内债券市场的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加强资本流动管理并非是人民币国际化停滞。不论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是人民币国际化都没有停下来,只不过方向变了,过去是流出流入双向均衡,现在流入方向继续鼓励,流出方向有所规范。


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外直接投资规范。去年年底开始,对一些海外投资领域和异常投资行为进行了调控。2016年我国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减少,除了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收支口径的跨境直接投资从顺差变成了逆差。实际上,2016年短期资本净流出比2015年减少17%,但是因为基础国际收入顺差减少60%,导致短期资本流出冲击加大。2017年这个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企业海外竞购加强规范以后,国际收支口径的境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上半年同比减少67%,在FDI净流入同比减少26%的情况下,跨境直接投资依然从上年同期近500亿美元逆差变成了139亿美元顺差。由于直接投资由逆差直接转为顺差,今年上半年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增加了37%。虽然短期资本仍然是净流出,但是已被基础国际顺差覆盖了,这直接加强和巩固了国家金融安全。


除了加强国家金融安全之外,从市场的角度看,过去连着两年时间,对外投资大幅增长也是存在隐患的。根据麦肯锡今年4月份发布的市场调研报告,2005年以来很多中资企业跨境并购项目,60%没有为企业创造实际价值,特别是2000年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收益极差,84%的交易损失了期初投资的10%。新兴市场国家大都经历着金融开放伴随着金融危机,通常是可获资源突然大幅度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投资和借贷的冲动随之膨胀,继而造成金融的脆弱。基本面尚好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下来,基本面一坏这些问题就开始暴露,酿成危机。从金融体系的健康角度考虑,规范跨境直接投资行为也是必要的。


汇率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公信力


汇率机制一般有固定汇率、浮动汇率、有管理浮动几种选择。国际上的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所有时期。现实世界中没有非黑即白,各种汇率选择都有其客观合理性。同一个经济体,汇率机制也是不断的变化的,一段时间可能固定,一段时间浮动,过一段时间又有管理浮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法律上看,目前基金组织成员中,完全固定和完全浮动的汇率“角点解”或“两极解”与各种形式的有管理浮动“中间解”各半壁江山。而货币攻击的情况下,有管理浮动的“中间解”通常因为缺乏市场透明度和政策公信力,多重均衡往往出现坏的结果,最终难以有效阻止货币危机的发生。


1994年中国汇率并轨改革以后,我们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汇率制度上选择了中间解或第三条道路。但在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的汇率政策不尽相同,我们的汇率政策操作也是符合国际基本共识的。


过去20年,汇率政策操作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种情形是形势较好,资本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时候。这个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渐进升值,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另一种情形是形势不好,资本流出,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的时候,我们在汇率政策上采取了近似的“角点解”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新盯住或者主动收窄浮动区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控制在6.80-6.84之间,直到10年10月人民银行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之所以形势好的时候,可以采取渐进升值和储备增加的政策组合,主要是因为理论上央行收购外汇储备的本币可以无限供给,同时采取对冲操作来冲销流动性增加对国内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而之所以这么做,又主要是因为,如果不增加外汇储备,就需要容忍人民币汇率更快的升值,而这被认为会影响出口和就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是一个大国,所有大国经济政策都是国内优先,国内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优先。因此,尽管2006年底我国就确定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但外部均衡需要服从内部均衡,导致了前些年外汇储备的超预期积累。虽然汇率稳定、储备增加并非最优的政策组合,但却是服务国内经济均衡的次优组合。


“8·11”汇改后应对资本流出冲击,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即继续坚持“中间解”,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继续实行有管理浮动。为了解决有管理浮动透明度问题,去年初创造性的推出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由上日收盘价和篮子货币汇率走势共同决定中间价。今年5月底,为了对冲外汇市场顺周期,增加了逆周期因子。这些都是我们汇率政策的应对。但是,这个报价机制只是解决了“中间解”市场透明度问题,却未解决政策公信力的问题。去年底,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定程度刺激了市场看空、做空人民币的情绪。


今年汇率政策超预期成功的原因及展望


今年人民币汇率维稳取得超预期成功。前九个月美元走弱,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升值,最高升值7%,现在升值近5%。升值主要发生在5月底引入逆周期因子以后。虽然升值原因不一定是逆周期因子,但是市场普遍归因为逆周期因子。只要市场确认了这个逻辑,就会推着价格走。可以说,目前的定价公式透明度和汇率政策的公信力都产生了效果。


但从长远来看,定价公式不是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而是一个过渡阶段,主要作用是帮助提高汇率政策的透明度,帮助解决市场培育和教育的问题。我们需要推动市场逐渐的从过去关注双边汇率,转而关注多边汇率的变化,从过去只关注美元,转而更多关注国内基本面的变化,这是一个市场培育和教育的过程。解决汇率中间价形成市场化的关键在于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包括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参与者参与汇率形成;放宽外汇交易限制,要允许适度投资,增加市场流动性;丰富外汇交易产品,增加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今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本身就起到了增强汇率政策公信力的效果。目前购汇和跨境资本流出的减少固然有管制原因,但是资本流入和结汇增加则说明市场主体对价格信号作出了反映。个人交易者对价格信号是最敏感的。今年升值压力情况下,个人外币储蓄存款减少,前9个月累计减少52亿,去年同期增加了166亿。这就是价格的力量,价格杠杆发挥作用。没有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甚至升值,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加强跨境资本管理只是为调整争取了时间。


当人民币汇率打破了单边下跌走势转为双向波动以后,人民币贬值就变得并不可怕。人民币汇率从9月初6.44一路贬到将近6.7,但是并没有引起市场恐慌。9月份,外汇储备仍然增加了170亿美元,央行外汇占款增加8.5亿元;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55亿美元,其中即期结售汇顺差3亿美元;。


以前我预测人民币汇率走势会是三种情景。一种是基准情景,即市场相信政府有意愿和能力维持汇率稳定。鉴于中国有大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充裕、人民币利率又比较高,一般市场不会主动攻击这个货币。


另一种是好的情景,即国内经济企稳、外部美元走弱。这时,人民币汇率稳定就有基本面的支持。


再一种是坏的情景,即国内经济下行、外部美元走强。这个对人民币就是很大的挑战。


今年一季度明显是情景一和情景二的叠加,未来可能仍然不外乎前面三种情景。但基准情景要做调整,之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情况下,市场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挑战人民币汇率。现在我们站到目前新的起点上,基准汇率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这种情况下监管政策不会进一步收紧,甚至一些政策会略微放松。


十九大报告专门强调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且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理解人民币汇改不能仅仅局限于改进汇率调控,还包括了外汇市场建设,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上讲,形势好的时候改革风险较小,形势不好的时候改革风险较大。但对于政府来讲,改革意味着改变,就会有不确定性,需要做好预案,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至于市场应该不断提高是适应和管理汇率双向波动的能力,专注主业,控制好货币敞口风险,不要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作。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讲过,预测汇率半个世纪以后,终于明白对汇率要有强烈的谦卑心态。我想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根据管涛博士在北大汇丰商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举办的宏观经济沙龙第四期演讲实录整理)(编辑 李靖云)





10月制造业PMI“四降一平” 高耗能行业PMI降至荣枯线以下

夏旭田;钟华


本报记者 夏旭田 实习生 钟华 北京报道


PMI小幅回落


在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的基础上,10月份第一个宏观经济数据于10月31日发布。PMI是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广为市场关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6%,相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分项看,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在连续三个月上升后有所回落,生产和市场需求增速有所放慢。另外,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回落逼近50%的临界线,进出口增长有所承压。在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影响下,10月生产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环比回落。但是,生活型服务业快速发展。那么,为什么会呈现以上变化?这些变化背后预示着宏观经济怎样的走向?本专题将展开讨论。(杨志锦)


导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此前几月PMI增速持续提升,10月这一数据尽管有所下滑,但仍处景气区间,而且已经连续多月保持扩张态势。这表明,中国经济已初步形成并将持续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中国官方制造业PMI在上月创下近五年高点之后开始回调。国家统计局10月31日公布数据显示,10月份制造业PMI报收51.6%,比上月回落了0.8个百分点。


五大分项指数中“四降一平”。其中生产、新订单、原材料库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分别为53.4%、52.9%、48.6%和48.7%,分别比上月下降了1.3、1.9、0.3、0.5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


受9月PMI基数较高、“十一”长假季节因素等影响,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出现了双双回落:9月制造业PMI的超预期上升提前预支了产能,十一黄金周生产型企业普遍放假,生产指数走弱;三大订单指数全线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也反映出市场需求的增速出现了放缓。


随着供需缺口的收窄,10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指数也比上个月分别大幅下降了5、4.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价格高涨的势头有望得到缓解。


生产和需求增速双双放缓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10月制造业PMI为51.6%,比上个月下降0.8个百分点,但高于去年同期0.4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PMI指数是通过对企业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结果统计汇总而来,涵盖开工量、订单等,容易出现季节性波动。


“今年10月份,十一长假加上中秋,连续多天放假,9、10月两个月的工作日不一样,10月的生产天数、投资活动、项目建设天数会有所减少,带来相关指标的波动,PMI指数会受到一定影响。”张立群表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指出,受9月PMI基数较高、“十一”长假季节因素等影响,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在连续三个月上升后双双回落。生产和市场需求增速有所放慢。


实际上,9月制造业PMI的超预期上升已经提前预支了产能,而十一黄金周生产型企业普遍放假,为制造业生产淡季,生产指数走弱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示,10月订单和原材料库存指标也都出现了下降,需求可能也在减弱。


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和在手订单指数分别为52.9%、50.1%、45.6%,分别比上个月下降了1.9、1.2、1.8个百分点。三大订单指数全部下降,且降幅都超过了1个百分点。其中,在手订单指数持续低于荣枯线,并创下五个月低点。


“虽然订单指数明显下降,但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都高于荣枯线,表明需求转弱幅度缓和,近期不会出现需求不足。”刘学智说。


值得注意的是,与外贸相关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比上月回落1.2和0.8个百分点,这两个指标已经连续12个月位于扩张区间,10月份则回落至荣枯线附近。


张立群表示,这一方面与外贸企业在十月停产歇业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贸出口的增长是一个恢复性的增长,缺乏持续大幅反弹的基础。“相较上半年,下半年外贸增速已经有所回落,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难言强劲,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


在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看来,10月新出口订单出现大幅回落,并直接导致了新订单的走低,验证了出口动能高位回落带动经济高点出现的判断。


“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平台”


赵庆河解读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生产经营活动趋缓。10月部分地区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相关企业调整生产进度,减产或错峰生产。高耗能行业PMI为49.2%,比上月下降2.1个百分点,落至临界点以下。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PMI降幅明显。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端制造业、消费品相关制造业增长动能持续释放,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器材、医药、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等行业PMI均位于53.0%以上的景气区间,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


在张立群看来,如今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正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中国既要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又要实施更高要求的环保排放标准,这必然会经历一个“阵痛期”。


“不少企业正在努力实现绿色发展,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一下子适应的,这表现为部分企业开工水平有所下降,企业真正实现绿色清洁生产仍然任重道远而且面临很多挑战。” 张立群说。


张立群表示,此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的推进,大宗商品供求缺口一度是拉大的,这导致价格涨幅的扩大,9月份的PPI涨幅高达6.9%;价格上涨形成生产的刺激信号,并带动PMI指数的持续提高。


在过去数月间,工业产品价格持续高涨,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部分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从5月的49.5%上升至9月的68.4%;出厂价格指数也随之上涨,从5月的47.6%上升至9月的59.4%。


而10月的数据显示,价格上涨的压力正在缓解。当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3.4%、55.2%,虽然处于高位,但比上个月分别大幅下降了5、4.2个百分点。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这意味着近期高企的价格有望出现回落。


张立群表示,10月份PMI的回落反映出市场的供求缺口正在减小。“中国生产能力比较强,企业一旦恢复生产,供给能够迅速增加上来,此时供求缺口就会减小,价格的涨幅就会下降。这在10月的PMI指数中已有所反映。”


从PMI来观察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张立群认为,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和过去高增长时期不同,在新的平台上,经济增速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特点将日益明显。


“此前几月PMI增速持续提升,10月这一数据尽管有所下滑,但仍处景气区间,而且已经连续多月保持扩张态势。这表明,中国经济已初步形成并将持续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张立群说。






10月生活消费型服务业 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向消费驱动转型

定军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中国服务业仍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10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比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但高于去年同期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可以视为服务业的“晴雨表”。其指数高达54.3%表明该行业继续扩张,服务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数据还显示,10月生产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降至52.3%,仍处于扩张状态,但是相比上月环比回落7.4个百分点。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现代服务业研究院副院长祁明指出,目前居民生活型服务业发展快,生产型服务业整体良好但是仍可通过改革释放动力。


祁明称,这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像金融业,一般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融资的良好服务;一些国有银行的管理和运营相对滞后。“下一步仍需要加快改革,核心是要实施创新。”他说。


10月服务业发展整体稳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10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比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但是仍处于50%以上的扩张区间。


具体情况是,10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5%,虽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服务业仍保持稳定增长。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9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增速与上半年持平,较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较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比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高出0.9和1.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称,从行业情况看,10月在“十一黄金周”的带动下,与大众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实现较快增长。其中住宿、零售、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旅游、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业务总量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经营活动活跃,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服务业总体水平。


分细项看,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51.1%,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非制造业市场需求增速放缓。服务业新订单指数则为50.5%,比上月回落1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为,10月受建筑业淡季回调的影响,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54%以上,增长平稳适度。


他认为,10月非制造业市场增长仍保持较好的质量。新订单指数保持在51%以上,市场增长仍具有较好的需求基础;销售价格指数波动幅度较小,市场运行较为平稳。“国庆、中秋节推动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零售、餐饮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行业指数有明显上升。”他分析说。


商务部监测,10月1日至8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5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周增长10.3%。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0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按可比口径前7天与2016年同比计算,分别增长11.9%和13.9%。


今年10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整体良好,特别是生活消费型服务业快速增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平指出,中国养老、旅游、健康消费等生活消费型服务业,统计中都算到“其他服务业”了,这部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其他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1.8%,仅仅低于工业的2.1%,超过了金融、房地产等行业。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刘学智认为,中国居民生活型服务业发展快,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增长结构向消费驱动转型。生产型服务业短期稍微放慢一点,可能与短期工业增速放慢有关,但是生产型服务业整体仍保持了快速增长,走弱并不明显。


生产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影响下,10月生产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环比回落7.4个百分点,降至52.3%。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生产型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服务外包、售后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与生活型服务业不一样,生活型服务业包括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等。


“消费型服务业比如旅游、餐饮等,很容易通过需求推动。而生产型服务业就完全不同了。” 祁明说。


祁明认为,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相对慢的原因复杂。从生产型服务业的金融服务、外贸服务、会展服务、科技服务等逐个分析发现,这些行业发展较为缓慢、创新不足等。


祁明以金融贷款服务举例称,中国金融企业以国企为主,国企主要服务于大型国企。对于中小企业,各大银行给予贷款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原因是对小企业小额贷款的风险相对较高。这就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但是民企贷款年基准平均利息为16.7%,远远高于国家基准利率。原因是金融机构给民营企业提供的贷款期限太短,一般来讲不超过一年,且不肯续借。另外银行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往往是基准利率上浮20%-40%,还有保费和抵押评估费等。


他10月29日在人民政协报的财经智库沙龙上建议,银行的组织形式需要改变,要求大银行去服务小微企业确实有困难,应注意发展一些新兴的金融机构,特别是社区金融机构,以服务中小民营企业。(编辑:杨志锦,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yangzj@21jingji.com)





中国社科院: 研发支出有望助推 全年GDP增速达6.8%

定军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2017年的经济增速会如何?经济学家们近期纷纷给出了乐观的判断。


“考虑到经济核算的改革,今年经济增速达到6.8%没问题。”10月3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平,在发布今年《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6~2017)》(以下简称蓝皮书)时说。


根据当日发布的报告,2017年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平稳增长。加上研发支出的贡献,全年增长速度有望达到6.8%(如果不考虑研发支出的贡献,预测全年经济增速为6.6%)。


蓝皮书认为,保持中高速与迈向中高端是经济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从根本上来说,迈向中高端路径的达成,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


未来,蓝皮书认为要实现经济中长期发展,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保持潜在增长率的可持续性。目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提升较慢,与第二产业建筑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金融业比重较大有关。未来,要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需要降低建筑和金融业的比例。


预计今年GDP增6.8%


10月10日,IMF发布消息称,上调中国2017年GDP增速预期至6.8%,此前预期为6.7%。而社科院的判断与此不谋而合。


张平认为,今年一季度和上半年经济增速为6.9%,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为6.8%,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6.9%。假如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略微放慢,则全年增速为6.8%。


蓝皮书指出,2017年中国经济总体表现出增速平稳、宏观环境回暖、结构优化成效初显、外部冲击应对从容等向好的态势。2017年中国经济将平稳较快增长,服务业将是经济的主要动力。


而今年经济增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加大,比如“环保督查”表明中国要追求的是更有质量的增长。


“这是中国进行转型升级的表现,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张平说。


根据蓝皮书,2017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1.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为4.6%。


蓝皮书也指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情况将发生变化,比如货币和财政政策逐步收紧。


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全国金融监管升级,市场资金趋紧,M2增速减缓。


此外,2017年5月以来,财政部先后发布了50号文和87号文,要求在7月31日前将地方政府“不规范的融资担保行为”清理整顿到位,并严令禁止 “铁公机”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进行融资。


需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


上述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潜力仍巨大,要确保实现未来的中长期发展,需要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


蓝皮书认为,目前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


2016年第二、第三产业名义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3.29万元/人、11.2万元/人。第三产业成为中国劳动力的新蓄水池,2016年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是第二产业的1.3倍。


但是,张平认为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为全球最高,这影响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影响了第二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金融业占经济的比重需要降低,而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要守住30%的底线,进而确保产业有竞争力。”张平说。


他认为,在不出意外的前提下,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左右,到2035年人均GDP将达到2万多美元,也就是目前韩国的水平。但是距离最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比如美国目前人均GDP在5万美元以上。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自然指出,未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财政支持的科学事业支出方面的需求更为迫切。


香港大学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认为,中国未来确保经济平稳增长,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有质量,这包括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所以,要加快创新的步伐,全方位解放生产力,全方位谋求幸福生活,实现全方位国家和民族复兴。


蓝皮书指出,目前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问题仍突出。比如民营企业面临的劳动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负高,以及市场需求低的“三高一低”困境。


另外,甘肃省政府参事、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举科指出,最近几年城镇化的建设速度在加快,但是配套设施、美化环境的工作还跟不上,空气质量改善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下一步,促进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需要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依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牢固树立生态红线意识,处理好开发与保护、发展与建设的关系。



昆山转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周年考

王海平


本报记者 王海平 昆山报道


导读


改革使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得以顺利推动,昆山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得以释放到国内市场。特别是,区内企业可通过扩展经营业态、开辟国内市场、利用剩余产能承接国内企业委托加工等途径增加营业收入,有效解决了两个市场的隔离。


2016年11月1日,由海关总署主导的首批海关特殊监管区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率先在江苏启动,第一单落户昆山综合保税区。


简言之,赋予区内企业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就是将企业纳入到国内增值税环节,与国内企业和消费者进行交易,在扩大产品销售的同时,利用增值税的特点,将原本列入企业无法抵扣但必须列入成本的物流、劳务、金融等项目下的进项税进行抵扣等,以降低企业成本和税负成本。


试点改革已满一周年。有参加试点的企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总体上带来了较大幅度的盈利空间,“试点后,总体增加了约500万元/年的利润,扣除约200万左右的地方税费,仍有300万元左右的利润。”


而对于企业而言,一旦可做国内贸易,纳入增值税环节,根据当前税制,则对应也产生了属于地方财政的地方税种——城建税、教育费、地方教育附加等。这为地方财政带来利好。昆山市财政局副局长王剑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年来相应增加地方财力约6796万元。


同时,这是一项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高度契合的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调研中获悉,改革1年以来,一共有12家企业参与了试点。


推动企业向内外销并举转变


长期以来,昆山产业以“外资”和“加工”为主,2008年鼎盛期,全世界每2台电脑中就有1台在昆山生产。这些特点决定了昆山产业在总体上带有局限,位于产业链高端的企业不占优。


近几年来,在国外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如何保住和继续发挥外向型经济的优势、促进加工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是昆山抓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


昆山市发改委(金融办)副主任洪椿裕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说国外市场下行,但国内市场需求却在不断升温,因此,要发挥好改革多年来积累的存量优势,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资源,推动企业从出口外销向内外销并举转变,实现内外贸的一体化发展。


根据国家政策,位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企业,因不进入国内市场,因此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并且受到增值税不能抵扣、内销产品按制成品征税成本高、区外企业难以开展委内加工业务等因素制约,对企业更好发挥产能和生产经营带来困扰。


在昆山市的努力下,2016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发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改革获批,位于昆山综保区(原出口加工区)的台资企业扬皓光电开出第一单。


改革前,区内企业不能直接开展国内贸易,而如果要与区外企业合作,则必须在区外另外设立贸易公司与之交易,企业为此需要另设一套“人马”,增加了成本。不能直接交易的原因,在于政策限制,即没有一般纳税人资格、不能开增值税发票,也就无法享受到增值税抵扣,成本徒增。


而改革后,上述问题则迎刃而解。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内销的占比已从原来的10%扩展到50%左右,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成长,这一比例还会继续上升。


2017年前三季度,昆山共实现进出口总值4019.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1%,继续领跑江苏,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13.7%。1-9月,昆山综保区实现进出口总值336.17亿美元,同比增加14.8%。


改革使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得以顺利推动,昆山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得以释放到国内市场。特别是,区内企业可通过扩展经营业态、开辟国内市场、利用剩余产能承接国内企业委托加工等途径增加营业收入,有效解决了两个市场的隔离。


市场与政府双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这项改革对于政府和企业深度参与和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了极为明显的作用,昆山产业得以深度调整。


调研中,一家从事投影仪生产的企业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产品在国外市场持续低迷,但国内市场则在上扬,试点一年中国内销售增长70%,并且降低了价格。”在企业的规划中,到2017年底,原本区外的一条准备搬迁到国外的生产线将合并到区内,释放了高效产能。不仅如此,企业在内销市场的开展中,有了自己的商品品牌,且与华为、中兴、小米等厂商进行了深度合作。


昆山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局长张晓冬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某著名世界500强笔记本企业在昆山设立贸易公司开展内外销业务的工作已在筹备中,这将为争取苹果电脑等其他品牌落户昆山探索路径、作出示范。


另一方面,改革试点后,区内企业由原来的“免税模式”转变为“免抵退”模式,申请退税范围得到扩大。通过进项税抵扣,解决了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平衡问题,降低了成本支出。


“海关也进行了改革,企业通关时间降低了1/3以上,提高了效率”,参与调研的南京海关人士表示,单票货物平均时效较此前最快捷的“分送集报”模式再缩短6小时。


企业的积极变化与地方政府的期盼达成一致,尤其是参与试点的企业都在积极扩大投资。如,纬创科技2017年新增巨额投资5亿美元,亦有昆达电脑响应总部经济,正将原来分布在全球的关联公司整合到昆山总部来运营。


对地方政府来说,改革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王剑明表示,到2017年10月15日,试点企业入库国内增值税3268万元,入库城建税、教育费和地方教育附加1079万元,以目前财政体制核算,增加了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713万元。同时,根据税管办法,会产生免抵税额,同样增加了地方免抵调库源11025万元,相当于增加了地方财力4410万元。


张晓冬表示,试点改革的示范作用为新一轮招商引资带来动力,这集中体现在利用外资上。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某全球知名咖啡品牌的原料配套供应商已与综保区签订了意向用地50.1亩的协议,建成可贡献年产值70亿人民币、年税收2.5亿人民币、年进出口额2亿美元。


改革再深入


从制度设计本身出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改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尽管到目前只有14家,但已占到昆山综保区制造业企业的30%左右。


对此,洪椿裕解释,从实践看,对有内销需求且税赋成本明显降低的企业来说,参加改革试点的积极性很高,可以降低税负、整合机构、快捷通关。


但是,对于内销需求不明显、税负成本没有得到有效降低的企业来说,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是因为,改革中税负减少的部分和增加的部分没有得到明显下降,即通过内销抵扣和其他方式降低的税负,与“免抵退”产生的“城建税、教育附加”等相比,实际税负减少不明显。其次,作为试点企业,需要对原有的结算方式、交货方式等进行调整,部分企业感觉动力不足。


“主要是因为退出机制目前没有明确说法,以外销为主的企业有后顾之忧,担心政策和形势变化”,张晓冬表示,有企业担心退出机制不顺利。


某知名台资企业内销部门占比极少,在测算后得出了“税负增加超过3000万元”,而处于“观望状态”。另有原因在于受到品牌管理方式的影响——交货方式由国际著名电脑、手机品牌商决定,主要通过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交货。


“即使我们能够解决税负问题,但是,内销仍需要得到国际品牌厂商的同意”,张晓冬表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即将召开的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将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目前,国家发改委已就协商解决事项向其他相关部委征求意见。




前三季度东北经济回暖 黑龙江增速创近年最高

定军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辽宁统计局10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辽宁经济增速为2.5%,比上半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


黑龙江数据还没公布,但在10月30日,黑龙江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分析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时指出,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符合预期,保持平稳向好趋势,增速为近年最高。按此看,前三季度该省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的6.3%增速。


吉林方面,据10月30日《长春日报》报道,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长春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262.9亿元,同比增长8%,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1个和2.3个百分点。以此推算,吉林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在5.7%左右,虽比上半年的6.5%略有放慢,但仍整体稳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东北三省经济回升,主要原因是服务业趋好,工业整体提速。


工业整体提速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10月30日分析该省经济时指出,黑龙江省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符合预期,保持平稳向好趋势,增速为近年最高,主要经济指标为四年来最好,经济增长潜力、发展活力不断激发。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黑龙江一产、三产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5%,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4%,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21.7%,网络零售额增长53.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3.3%,三次产业税收分别增长52%、14.3%、14.8%。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东北三省整体经济数据的确在好转。


今年前三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8%、5.4%、2.3%,相比一季度的-6.2%、4.9%、2.1%,整体转好。


其中辽宁8月、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9%、4%,为2014年9月以来的首次转正。


单看9月,辽宁、吉林、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4%、7.2%、3.6%,也大幅高于8月1.9%、2.8%、1.5%的增速。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向涛认为,东三省工业明显好转,与今年原材料价格上升,带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有关,进而带动了经济回暖。


投资方面,今年前三季度黑龙江和辽宁的投资增速分别为-15.4%、7.5%,高于上半年的-31.4%、6.6%的增速。前三季度,辽宁省引进国内资金项目1582个,实际到位资金2692.8亿元,同比增长20.8%,完成全年任务的62.6%。


数据显示,外贸形势好转,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东北经济回暖。比如前三季度,辽宁全省进出口总额5025.5亿元,同比增长20.6%,全省实际利用外资36.9亿美元,同比增长63.6%。黑龙江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则增长了18%。


仍需继续增强发展活力


尽管东北经济有所回升,但整体投资增速仍不高,同时整体工业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数据。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上述会议上表示 ,尽管经济结构调整、新动能和新增长领域培育见到成效,但要清醒看到石油减产还将持续,全省经济仍处于传统产业集中负向拉动与培育新动能、新增长领域相互交织、相互赛跑关键时期,更要看到制约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发展环境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要下大气力破解,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发展活力等还要大力推动,决不可有丝毫的自我满足和精神懈怠。


陆昊要求, 继续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产要抓好“五头五尾”、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以及石墨、汽车等新增长点、引入俄罗斯等资源发展精深加工等重点工作。三产要持续推动旅游养老健康文化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及早谋划今年冰雪季各项工作。大力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持续推动四支队伍创新创业。


黑龙江社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曲伟认为,东北需要加快创新。“目前黑龙江科技研发占经济的比重仍低于全国,下一步这方面要加快改善,实现经济新旧动能快速转换。”


据了解,东北三省创业在加快。比如黑龙江前三季度新登记企业增长17.9%,新注册成立科技型企业增长55.7%,其中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增长104.6%;大专以上毕业生留省就业率达55.8%,比2015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农民创业人数增长47.2%,创业收入增长39.8%。


中国社科院工业所产业布局室副主任叶振宇认为,东北目前经济有所好转,可以说稳增长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东北仍需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市场化程度。“东北很多产业需要形成全产业链的集群发展,目前有些产业只是单个领域发展不错,这影响了其市场的拓展。”




收入负增长利润逆势上升 详解银行三季运行秘诀

辛继召

本报记者 辛继召 深圳报道


导读


与营业收入普降甚至负增长鲜明对比,多家银行利润增长明显。除华夏银行外的26家上市银行全部实现正增长。


仅仅六年的时光,银行业从“利润高到不好意思说”,到努力出效益。


从陆续公布的银行年报发现,银行业绩出现的新情况是,营业收入普遍大幅萎缩,增速微增或负增长,但净利润逆势上升,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超过了2016年全年。


随着不良资产压力缓解,银行计提拨备减少,贷款损失减少直接拉升了业绩。此外,部分银行也通过释放投资收益的方式对冲利润下滑。


这一新情况,恰与2015年相反。


业界普遍认为,这取决于未来不良资产趋势的好转,虽然自2016年三季度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连续四个季度稳定在1.74%,但业内仍对不良变化趋势有所争议。


目前来看,虽继续面临息差不断收窄、金融脱媒的巨大压力,但中国近来宏观经济企稳,给银行业转型留出了时间。


四大行重拾增长


自银行IPO以来,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银行极少出现收入负增长的情况。这一情况在2016年发生变化,五大行中的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营业收入出现负增长,营业收入分别下降5.62%、3.12%、0.36%、0.02%。


此前数年,银行业已经保持较高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以去年银行IPO开闸前的“老16家上市银行”而言,2010年至2014年营业收入总和增速在两位数以上,2010年、2011年两年营收增速更是高达26%以上。到2015年,营业收入增速首次跌破10%,降至9.32%;2016年则猛烈下降至0.53%,并出现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年度营收负增长。


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在2017年继续加重。至2017年三季度末,在A股、H股上市的27家公布三季度财报的银行中,有11家营业收入负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营业收入增速下降最快的是兴业银行、南京银行,两家银行营业收入分别为1030.40亿元、185.67亿元,增速分别下降13.16%、11.84%。民生银行、上海银行营业收入1059.41亿元、244.27亿元,增速分别下降8.97%、7.54%。杭州银行、江阴农商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分别同比下降4.78%、3.89%、2.77%、2.60%、1.35%、0.12%、0.03%。


上市银行营业收入下降是普遍现象。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重庆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营业收入均在4%以下。招商银行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高达12.78%,但营业收入增速也仅有3.43%。


营业收入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负债端成本上升、息差收窄使得利息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中间业务收入下降。


“(部分银行)储蓄增长放缓,同业(含CD)负债成本快速上行,造成了资产增速放缓与息差收窄,最典型的是上海银行,你可以看看。金融监管对理财、投行等手续费业务产生负面影响,手续费收入下降。”华创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张明称。


如,兴业银行营收下降主要是受利息净收入下降20%影响;上海银行利息净收入下降30%;民生银行、南京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利息净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1.17%、9.31%、7.64%、6.60%。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行工建农中的利息净收入分别为9.33%、5.55%、8.77%、9.69%,大幅超过股份行。究其原因,存款成本优势、资产端定价稳步提高使得净息差稳定下来,超越中小银行。如工行三季度负债成本环比区别于同业不升反降,建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提升。


不过,农行前三季度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581.37亿元,同比降低20.51%,主要是由于代理财政部委托资产处置业务于2016年底到期。手续费及佣金等中间业务收入也是拉低部分银行营收的重要因素,南京银行、杭州银行中收降低25%、26%、民生银行中收降低9.43%。


净利润溯源


与营业收入普降甚至负增长鲜明对比,多家银行利润增长明显。除华夏银行外的26家上市银行全部实现正增长。


这一情况与2015年完全相反,上市银行2015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原16家上市银行营收总额增加9.32%,但净利润仅增长1.91%,这是由于彼时商业银行在不良资产压力下,计提大量拨备所致。


一般来说,收入与利润成正比,很少出现脱节现象。营收下降但利润反弹,原因在于银行的信用风险释放,以及部分银行释放投资收益,对冲利息和中间收入下滑。


前三季度,原16家上市银行营业收入综合同比增长0.69%,但净利润总和增速达4.46%,远超2015年、2016年的利润增速。


一方面,随着宏观经济企稳,银行不良资产压力减轻,信用风险得以释放,计提贷款减值损失同比减少、资产减值损失大幅降低,营业支出大幅下降,净利润由此提升。营业支出大幅减少的,主要为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


前三季度,南京银行、兴业银行营业支出分别大幅度减少26.25%、25.60%,对应资产减值损失分别大幅减少44.28%、40.82%;民生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分别大幅减少14.12%、10.82%、10.70%,对应资产减值损失分别大幅减少19.63%、16.39%、18.37%;光大银行、中国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宁波银行营业支出也大幅降低。


四大行中,中国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分别大幅减少22.15%,在营收稳定的情况下,工行、建行、农行资产减值损失分别增加40.23%、36.51%、18.32%。


从银行财报看,今年三季度资产质量持续向好,多数上市银行呈现了不良贷款余额上升、不良率下降的情况。


有银行高管还认为,随着宏观经济企稳,今明两年是银行转型的好时机。


另一方面,若利息净收入或中间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则通过释放投资收益获取利润,部分银行投资收益甚至超过中间业务收入。


如上海银行,截至三季度末营业收入增加下降7.54%,净利润同比增加6.84%。其中,前三个季度利息净收入140.33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00%;非息收入同比增加63.13%,主要来自投资收益和汇兑收益,其中投资收益规模和增速大幅超过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具体为: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6.17亿元,同比增长2.44%;投资净收益70.65亿元,同比增加57.24亿,增幅426.90%,主要来自基金投资分红收益增加;汇兑净收益22.55亿元,同比增加25.79亿元,主要是外币货币型项目汇兑差额增加;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36.17亿元,同比减少43.92亿元,主要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估值损失增加。


从投资收益释放看,宁波银行前三季度投资净收益达42亿元,增加288.40%,主要是由于货币基金投资收益增加,汇兑收益由负转正,达33亿元。江苏银行投资收益1.89亿元,同比增长279.36%。





以趣店为例透视现金贷资金链条: 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P2P共同分羹

王俊丹


本报记者 王俊丹 上海报道


现金贷江湖(上)


以往只顾埋头赚钱的隐秘的现金贷江湖,随着趣店在美国纽交所的高调上市,正一步步暴露在阳光之下。


在现金贷的融资链条上,银行、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网贷平台都在其中分一杯羹。这几条资金来源路径从趣店身上可见一斑,它旗下的两家小贷公司放款仅占两成,并不断拓展银行、信托等渠道进行助贷。


而现金贷平台的争议焦点在于,以高利率覆盖高风险,众多平台为了迅猛发展,不得不选择这一模式,其风控亦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马春园)


导读


截至2017年6月末,趣店资金来源中的自有资金占比降至44.5%,为170.25亿元;来自信托的资金55.57亿元,占比14.6%;表外交易28.15亿元,占比7.4%;与P2P平台合作资金127.92亿元,占比33.5%。


极高的利润,是目前现金贷业务最受关注的焦点。


以趣店为案例,其利润离不开自2014年以来业务量每年高速增长,而快速增长背后资金来源究竟是什么?作为一家本身并无发放贷款资质的公司,又是通过什么模式实现高额贷款交易量的?


拨开利润丰厚的迷雾与坏账高企的争议,趣店也是行业的一个缩影,基本涵盖了现金贷及消费贷领域的主要模式。从本质上看这类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四类,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公司、P2P、小额贷款公司。


透视四类资金来源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趣店的信贷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是由合作机构供资,其二是自有资本,其三是表外交易。


其中,来自合作机构的资金又分为两类,分别是转移给机构融资伙伴的信贷额度(通过P2P平台)和通过信托资助的信贷额度(通过信托贷款)。


而表外交易主要是由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直接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向这些机构偿还本金和利息。


趣店的招股书显示,其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信贷交易总额分别为5.78亿元、42.54亿元、322.31亿元、382.06亿元。


其业务从2014年起步,最初资金主要来自于与P2P平台的合作,当时这部分资金占比达88.6%,自有资金仅占11.4%;2015年沿用这一模式,但自有资金比例提升至25.7%。


2016年趣店开始拓宽资金获取渠道,引入信托和表外交易资金,扩大自有资金比例,同时缩减与P2P平台合作资金的比例。


2015年是其自有资金占比的高峰,达60.6%,总额195.23亿元;2017年6月末自有资金占比降至44.5%,为170.25亿元。其余资金渠道的情况为,截至2017年6月末,来自信托的资金55.57亿元,占比14.6%;表外交易28.15亿元,占比7.4%;与P2P平台合作资金127.92亿元,占比33.5%。


表外交易资金成本约10%


具体看趣店这四类资金方:第一类是机构直接提供融资资金,这类机构为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对应为上述表外交易模式。


招股书显示,2017年4月,趣店与某家银行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最高20亿元资金。借款模式为,由大数据模型进行评估,银行筛选潜在的银行覆盖不到的借款人,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并批准信贷额度。由银行直接向借款人提供贷款,借款人在支付宝账户中收到资金,后续直接向银行还款付息,银行扣除其本金和费用后,其余部分返还趣店。如果借款人出现违约,由趣店向银行偿还全部损失。


与消费金融公司的合作与之类似。2016年9月趣店与消费金融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消费金融公司直接向借款人贷款。目前,与趣店合作的消费金融公司包括苏宁消费金融。如果从支付宝入口进入趣店的“来分期”现金贷业务并借款,所显示协议的出借方即为苏宁消费金融。


一位接近苏宁消费金融的人士表示,苏宁消金在其中的角色是资金放款方,趣店的角色是导流方,借款由趣店承担担保责任并全额兜底,苏宁只收取利息,价格一般在9%-13%不等,趣店收取服务费,在3%-10%不等。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趣店通过银行及消费金融公司融资28.15亿元,趣店承担的融资担保责任为960万元。截至该时点,趣店共承担表外的违约金额1140万元。


第二类是通过信托融资,资金有两类来源,一类是包括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在内的资金提供方通过趣店与信托公司合作,设立信托间接向借款人提供信贷。由信托作为贷款主体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借款人直接向信托偿还本金和利息,如果出现坏账,由趣店补足。第二类来自趣店自有资金,由信托作为通道进行助贷。


截至2017年6月30日,走信托渠道助贷的交易金额为137.63亿元,其中第一类55.48亿元,第二类81.88亿元。多数信托采用结构化设计,趣店认购次级份额,优先和次级的比例多为5:1或6:1。


根据Wind统计,2017年以来,中航信托、厦门信托、渤海信托等公司曾发行以趣店消费贷款为标的的集合信托。这部分资金成本通过在信托资金端给投资人的收益,渤海信托的产品预期收益率为6.5%,中航信托产品优先级预期收益率为7.25%。


暂停向P2P平台转让债权模式


第三类为与P2P平台合作模式。趣店从2006年12月开始与P2P平台合作,将某些信贷额度下的支付权利转让给平台,由P2P平台提供资金。


具体方式为:先以自有资金向借款人支付贷款,再根据合作平台规定的标准筛选出部分债权,打包成资产包转给合作平台。趣店当时选择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谁的成本低。但在这个过程中,P2P平台并不穿透接触直接借款人,借款人仍然需要向趣店还本付息,再由趣店向P2P支付本金及费用。而且趣店仅部分承担违约损失的赔付义务。


在这种模式下,趣店还引入众安保险作为增信方,合作P2P平台同时购买保险,如果出现坏账,由众安支付给P2P平台,同时趣店支付给众安保险一笔存款作为保障金,当信贷全额偿还,存款将退回,而坏账可以先从保障金中扣除。截至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30日和2017年6月30日,趣店向众安支付的存款余额分别为5610万元、5230万元、2.05亿元。2016年和截至2017年6月30日六个月期间归还给趣店的存款金额分别为4450万元和3250万元,在2015年没有退还存款。


截至2017年6月末,这类资金获取模式占总额的33.5%,相比2014年的88.6%大幅减少。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趣店已经于2017年4月停止与P2P平台等机构的合作。趣店认为,与P2P平台相比,其他方式的资金成本更低,P2P平台的融资成本达12%,而且监管不确定性较大。


第四类是通过趣店旗下的两家线上小额信贷公司发放信贷。


趣店于2016年5月成立福州小额信贷公司,信贷额度30亿元;于2016年12月成立赣州小贷,信贷额度27亿元。趣店披露,截至今年6月30日,通过小贷公司放款占交易总额的23.1%。


助贷模式探底


观察上述四类模式,趣店体系内具有直接贷款资格的仅为两家小额信贷公司,实际上现在多数从事现金贷业务的公司本身都缺乏直接发放信贷的资质,而通过与有直接贷款资质的机构合作,包括银行、信托、消费金融公司和小贷公司。


信托是目前其他从事消费金融业务的非持牌机构最常用的渠道,并成为信托分羹消费金融的重要方式之一。借道银行、信托、消费金融公司贷款的方式都可以称为助贷,在今年业务爆发之前,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操作模式。


对于趣店来说,自身体系下的两家小贷公司已无法满足爆发式的大量交易额,需要借助其他外部渠道。除已经暂停的P2P合作模式之外,成立信托计划的方式成为其最主要的贷款渠道。


但通过信托贷款的模式有一个弊端,即信托公司无法直接提供资金,需要成立集合信托计划募资或对接其他资金方。这也是趣店在逐渐扩展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更多贷款渠道的原因之一。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本身既可以是贷款渠道,同时还可以提供资金。


一位信托公司中负责消费金融业务的人士透露,对接现金贷和消费贷信托的资金,除了机构本身外,中小银行、券商资管也是重要的资金方。


助贷模式是信托参与消费金融的主要切入点之一,主要服务两类业务,即消费贷和现金贷,前者为带有消费场景的贷款;后者主要是小额现金贷,无场景、借款期限短,分散度高。


相比现金贷,基于场景的消费贷违约率极低,仅有不到1%的违约,但受制于消费场景,规模增长慢,且收入较低。而现金贷对于信托而言的收入较高,仅次于房地产等高收益业务,在今年市场爆发的情况下规模快速增长。


上述信托公司人士透露:“但是现金贷所承担的违约率也较高。一般而言以30天为分界的逾期率超过30%,但90天为分界的逾期率为10%左右。这是行业的普遍情况,而且信托产品的风险全部由现金贷公司承担,以长期的产品运行数据来看,现金贷公司的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这些损失。”




现金贷风控AB面:选择高利润覆盖高风险,还是低速平稳发展?

陈植

本报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现金贷的风控要素基于个人信用、网络消费行为、社交与收入稳定性,与银行要求资产抵押的贷款模式截然不同。”一家现金贷平台风控副总监曾诚(化名)说。


3年前,他从一家股份制银行零售业务风控部跳槽到一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担任风控副总监,主要负责设计现金贷业务风控模型。


然而,他在银行所积累的风控经验与技术,在互金平台能派上用处的并不多。过去3年,他和团队重构了一个面向个人、小微企业主的小额无抵押信贷数据风控模型,用于现金贷业务贷款审核。期间他还引入了多家第三方征信机构与社交电商平台数据,优化自身风控模型。


但他认为,真正影响风控模型效果的,是企业经营决策。若平台为了追求短期规模效应与高利润,不断放宽借款人门槛,势必造成较高坏账率;反之坏账率会降低,但牺牲了规模效益,以及快速上市等机会。


“如何平衡这笔账,是一个两难抉择。”曾诚说,目前他所在平台选择了快速扩张,原因是创始人与大股东希望迅速做大业绩,赶上这波上市潮。


“但问题是,由高利率与服务费收入(主要是“收头息”)构成的高利润,目前尚能覆盖不断走高的坏账损失,但随着监管部门严控借款费率,并取缔收头息模式,平台能否有足够利润掩盖风控隐患与坏账压力,就成了未知数。”曾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现金贷的风控密码


曾诚表示,一个完整的风控模型包括四大要素:一是能有效搜集借款人征信信息;二是构建足够多的个人贷款样本,用于分析遴选借款人行为特征;三是有足够长的观察期以评估贷款人的各类还款行为;四是形成甄别恶意欺诈的有效解决方案。


“一开始,平台的这些要素都不具备。”曾诚透露,为此平台一面搭建模型,一面与多家第三方征信机构、电商平台合作,通过采购或合作开发互联网个人信贷产品等方式,获取潜在借款人的社交、电商、个人征信等数据,作为扩大风险评估参数、完善风控模型的基础。最终推出针对个人借款人的信用评分机制,包括反欺诈审核、个人信用评级、收入与社交消费模型等多个维度。


为了进一步控制风险,他建议平台规定,每位借款人需从借款额提取2%作为逾期风险备付金。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平台最终取消了这项规定。


曾诚认为,一旦取消逾期风险备付金,平台通常有两种选择维系业务发展:一是鉴于收紧坏账风险的考量,从10个申请人中选择1-2个优质客户放贷,这意味着规模在短期难以做大,获客成本也会提高并压缩利润空间;二是转变经营思维,即平台在10个申请人里选择5-6个客户放贷,通过规模效应与较高信贷费率,覆盖潜在坏账风险。


基于规模扩张与上市运作需求,曾诚所在平台选择了后一模式。即借款人的审核标准被大幅放宽,有些借款人工作不稳定也能通过审核,不过借款额度有所降低;有的借款人夜间网购频繁,以往风控部门会怀疑他们闲居在家而不予放贷,现在也可获得微额短期现金贷。这导致该平台的现金贷业务坏账率从原先的4%,一下跳涨至8%。


不过,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高额利息收入,令他所在的平台每季度都有3000万-4000万元净利润,足以应对坏账率走高的冲击。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也成为众多现金贷平台的必然选择——通过规模效应掩盖自身较高坏账风险,从而创造贷款用户数、贷款规模、业务收入、经营利润集体快速增长的局面。


“靠高利润掩盖高坏账的做法治标不治本。高费率(年化30%以上)与收头息模式一旦受到从严监管,平台利润很可能大幅缩水,届时坏账隐患可能迅速浮出水面。”曾诚对此直言。


此前,曾诚还开发了一款针对小微企业老板的大额现金贷产品,额度在5万-10万元。出人意料的是,产品运营数据显示,没有房产的借款人坏账率低于有房产的。产品团队因此重新分析借款人信息后发现,部分有房有车的小微企业主通常用房产向银行、民间借贷机构申请抵押贷款,导致多头负债风险增加。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多头负债是现金贷业务的最大运营风险。


“现在国内现金贷平台数量超过千家,很多都标榜自己拥有数千万注册用户与逾百万活跃用户,如此算下来国内现金贷借款用户超过百亿,但中国总人口不过14亿人,其中肯定存在多头负债隐患,成为现金贷的隐忧。”一家华东地区现金贷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


坏账中约半数隐藏欺诈风险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多头负债隐患,现金贷平台当前最头疼的,无疑是黑中介的骗贷行为。


所谓黑中介,即通过电脑程序不断“试错”,寻找各个平台风控漏洞,虚构大量借款人材料,骗取贷款资金的组织或个人。


通常,黑中介会针对平台的风控侧重点,利用部分IP地址重复发送借款申请,且每次借款人的收入、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等信息各不相同。


上述业内人士坦言,当前黑中介骗贷造成的坏账比率,可能占现金贷业务坏账的50%以上,有的平台甚至逾70%坏账源自骗贷。


曾诚所在的平台不得不借鉴其他平台做法,对此转变风控策略——通过挖掘借款人央行征信报告、其他信贷数据、消费数据、互联网痕迹数据、公安部数据、运营商数据、法院数据等,生成逾千个风险变量,每天根据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调整风险变量排列组合与比重,构成不同的大额现金贷风控模型。


尽管不断优化风控模型,但曾诚坦言,每天10%-20%的大额现金贷借款申请,仍是由黑中介发来的,黑中介有时亦能成功发现风控“漏洞”,令平台蒙受坏账损失。


曾城初步估算,在当前平台8%的坏账率中,欺诈风险贡献了其中的15%左右。


“这个数据在业内算是比较优秀的。”上述华东地区现金贷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欺诈风险是当前现金贷业务坏账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个别平台每年由此遭遇的坏账损失达数千万元,行业整体坏账率在7%-8%以上。为此,部分现金贷平台采取合作策略,联合建立黑名单制度。


“但是,光靠黑名单信息共享是不够的,与黑中介的博弈,某种程度上是信息真实性的斗争。”曾诚认为。以往互金平台主要通过评估借款人负债收入比、每月还款能力、还款记录、电商平台购物记录、年龄等风控变量决定是否放贷。而黑中介一旦掌握平台的“风控侧重点”,就能虚构大量符合平台风控要求的借款人材料,甚至躲过黑名单的反欺诈审核。因此,平台只有构建多维度的交叉验证方式,判断借款人提供数据的真实性,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欺诈风险。


“比如传统金融机构认为个人收入越高,越是优质客户,但当平台将借款人年龄与收入结合起来,发现某一个借款人年龄很小但收入很高,就会心生怀疑,其背后是否有美化财务数据的行为。”他表示。对现金贷业务而言,由于对借款人资金用途缺乏核实,难以捕捉其借款目的,多头举债的借款人往往能美化财务数据。


养老金三季度投资觅踪:新进6个股 斥资逾869亿打新

何晓晴

本报记者 何晓晴 广州报道


导读


养老金组合对于今年中期新进入的3只养老金概念股,均无一例外进行了减持。而三季报中现身的6只个股,则均为第三季度新进。


随着三季报的收官,养老金组合在A股的投资轨迹进一步显露。


截至10月31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合三季度重仓股浮出水面,分别包括大豪科技(603025.SH)、上峰水泥(000672.SZ)、沪电股份(002463.SZ)、天地科技(600582.SH)、广州酒家(603043.SH)、荣安地产(000517.SZ)6只股票,且皆为第三季度新进。


“我国目前已市场化运作的养老金包括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其中社保基金从2000年成立至今平均年化收益率为8.37%,企业年金从2007年至今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7.58%,均实现了较好的保值增值效果。” 10月30日,一家养老保险基金试点机构人士称。


“不过,养老金在标的选择上将更趋向于选择有业绩支撑、性价比优势、高分红率的价值品种。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养老金投资资本市场,参与其公司治理,提升其管理水平,能提高经济整体的质量。”该人士称。


除了在二级市场上购入股票之外,养老金组合还积极参与了打新。


10月10日,《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发布。相比原规定,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不低于40%的网下发行股票份额配售对象中增加了养老金,这给了养老金更多的红利和低风险投资机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同花顺统计数据发现,截至10月31日,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1组合和802组合等在内,已有16个养老金组合累计斥资逾869亿元网下打新。


波段操作新晋重仓股现身


记者统计发现,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养老金组合股市试水采取了波段操作的手法。对于今年中期新进入的正海磁材(300224.SZ)、九阳股份(002242.SZ)、首商股份(600723.SH)3只养老金概念股,养老金组合均无一例外进行了减持。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上半年分别持有正海磁材392.92万股和九阳股份286.70万股,与三季报对比可知,该养老金组合三季度至少减持199.15万股正海磁材和96.40万股九阳股份。


同样,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1组合在今年二季度末持有180.00万股首商股份,对比三季报可知,该组合在三季度至少减持了8.08万股首商股份。


此前,上述养老金组合在今年中期持股九阳股份、正海磁材、首商股份所对应期末流通市值分别为5639.36万元、3536.28万元、1605.60万元,合计为10781.24万元。


而截至当天,在养老金组合今年三季度末新晋的6大重仓股中,累计持股市值为19738.88万元,较今年中期略有增加,但仍属小额试水阶段。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4组合分别重仓沪电股份和天地科技,期末分别持股1220.53万股和1305.78万股。


相比之下,余下两只养老金概念股上峰水泥和大豪科技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03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04组合分别仅持股99.16万股和23.48万股,持股流通市值均不足千万元,仅为980.69万元和714.03万元。同期,903组合还新进了荣安地产(000517.SZ),期末持股537.93万股,对应持股流通市值为2275.44万元。


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1组合还现身在广州酒家(603043.SH)前十大流通股东榜上。期末持股数量和市值分别为129.9815万股和2962.28万元。


对此,深圳一家私募机构负责人认为,目前来看,养老金在股市更多是试水而已,其投资风格还需持续观察。“不过,与我们更关注年化绝对收益不同的是,养老金重点还是会配置低估值的中大盘蓝筹股。原因是养老金的本金安全比收益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民生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养命钱。”


16大组合逾


869亿网下打新


相比之下,较二级市场仅少量试水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养老保险基金则斥巨资参与了网下打新。同花顺统计数据表明,截至10月31日,共计有16大养老金组合累计斥资869.18亿元申购新股。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01组合、802组合、904组合、903组合、803组合等前五大组合分别动用92.68亿元、92.51亿元、86.43亿元、85.74亿元、71.06亿元网下打新,共计428.43亿元,占比近五成。


打新给养老金组合带来了低风险的收益。


例如,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获配的126只新股,116只已上市。若按10月31日收盘价计算,在全部获配股票没有抛售的假设下,802组合已实现浮盈473.3万元。


其中,单一新股浮盈超过10万元以上的共计有6只,分别包括华大基因(300676.SZ)、光威复材(300699.SZ)、财通证券(601108.SH)、秦港股份(601326.SH)、江丰电子(300666.SZ)、索通发展(603612.SH),浮盈分别为34.42万元、28.87万元、18.16万元、12.20万元、13.01万元、11.53万元。


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动用6820万元申购了华大基因,最终获配1847股;该组合还分别动用28450万元和26114.4万元申购了财通证券和秦港股份,最终分别获配15751股和21442股。


同样,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1组合获配的89只新股中,已有77只上市交易。截至10月31日收盘,若持股未变的话,801组合累计实现浮盈281.45万元。不过,其单一新股浮盈超过10万元以上的仅有两只,分别是光威复材和财通证券,其浮盈分别为28.87万元和18.16万元。




美国有望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美企看好“一带一路”机遇

郑青亭


本报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导读


中国的智能电网、高铁等基础设施有望进入美国,而更多的美国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配件也可能进入中国。另外,美国企业可以借助“一带一路”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与中国企业拓展更多第三方合作。


作为十九大之后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备受关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会在特朗普总统访华后加速进展。”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10月31日的“中美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论坛”上指出,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未来五年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


在贸易方面,魏建国认为,中国不仅会继续增加从美国进口的传统产品的规模,如大豆、飞机、牛肉、燕麦、奶酪、猪肉等,还可能会增加购买美国的先进产品和服务,主要涉及生命科学、新材料、新工艺等,以满足中国中产阶层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在投资方面,魏建国认为,我们将以创新理念跟美国同行一起,开展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智慧城市等方面的科学研究,这将是中美未来合作的广阔领域。


魏建国强调,在贸易上,中国不仅从美国进口会增加,而且从全球的进口都要增加。“未来五年,中国进口的增长率将以五到六个百分点高于出口的增长率。”他指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进口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推进,中国将不断增加进口的规模。


“中国将全方位开放。”魏建国强调,中国将会逐步放宽对金融等领域的限制。近日,商务部等13个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向全国复制推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形成的首批典型经验和模式。“这个通知主要是要加大自贸区建设,特别是推动金融和财税领域的开放。”


魏建国称,美国虽然已经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应该着眼全局,希望美国能够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能够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尽快促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达成。


美国有望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魏建国预测,美国今年有可能会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我们连续9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按照今年前9个月的贸易增速推算,美国将在今明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他认为,通过特朗普的访华之行,中国的智能电网、高铁等基础设施有望进入美国,而更多的美国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配件也可能进入中国。另外,美国企业可以借助“一带一路”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与中国企业拓展更多第三方合作。


实际上,美国企业早已盯上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巨大商机。在当天的论坛上,安达集团董事长兼CEO的埃文·格林伯格(Evan Greenberg)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中国公司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安达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为它们保驾护航。


今年是安达保险进入中国的第120年。1897年,安达集团下属公司北美洲保险公司在上海指定扬子保险公司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首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保险企业公司之一。如今,安达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上市财产及责任保险公司。


兼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格林伯格认为,十九大报告重申中国将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并继续对外开放,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将让更多的外资企业从中受益,特别是金融服务行业的外资企业。


“当前外资保险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差不多2%-5%。外资保险企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对保险行业的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国家的建设也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格林伯格说。


而对于特朗普反复强调的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格林伯格表示,在中国对美的出口产品中,有很多产品的零部件实际上是在别的国家生产后运到中国组装的,“把这一部分贸易计入贸易逆差其实是不正确的”。“如果按照附加值计算,现有的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缩小一半。”


对于中美两国在“百日计划”后的合作潜力,格林伯格认为,“百日计划”更多的是两国政府建立理解、相互信任的过程。现在,两国正在推动的“一年计划”还处在没有定性的阶段,这对两国企业来说是不利的。


“我们希望通过特朗普访华,中美企业可以宣布一些新的合作计划,进一步建立双方的互信和合作氛围,期待有一些成果性的框架,让双方对未来愿景建立共识。”格林伯格还表示,希望两国能够达成一个高水平的BIT,让中美企业增加对彼此的投资。


“一带一路”资金缺口巨大,需充分调动国际资本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指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测算,“一带一路”地区每年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在1.5万亿美元左右,年度总投资需求在5万亿美元左右。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达到8000亿美元。


在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实际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为145亿美元。马骏指出,再加上大约为这个数字几倍的中国各类金融对“一带一路”地区的年度新增贷款量,中资机构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和贷款量还是相当有限的。


“未来五到十年,要在‘一带一路’地区实质性地拉动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的增长,必须要积极动员和有效利用全球的金融资源。”马骏说。


至于全球有多少金融资源,马骏研究发现,包括保险公司、养老金、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内的全球机构投资者总共持有100多万亿美元资产,但只有百分之几的资产被投资于基础设施,而投资于“一带一路”上的基础设施就更少了。


马骏认为,这说明国际资本在进入“一带一路”地区还面临许多障碍。比如,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缺乏解;很多“一带一路”国家还不在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范围内;适合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一带一路”金融产品十分有限。


如何克服这些障碍?马骏提出以下建议:应当充分动员香港、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打通“一带一路”项目对接的信息渠道;开发适合“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管理产品;开发符合机构投资者偏好的、有合适流动性的金融产品,使得国际资本能够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在吸引国际资本参与的过程中,安达集团执行副总裁、安达国际财险部总裁Juan Dandrade提出,“一带一路”沿线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监管合规风险等。“所有这些风险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通过良好的保险机制进行规避,所以,中国公司在‘走出去’时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全球伙伴公司,帮助他们应对这些风险。”


魏建国强调,中美应该联手开拓第三方市场。比如,中电投公司已经联合美铝在几内亚合作开发高品质的铝矾土,双方已共同投资400亿美元,准备为此建造三条铁路和五个港口。“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93个港口和城市中合作的机会太多了。”(编辑:赵海建)



700亿元市场? 携程租车打通车企和供应商“租车生态圈”

徐维维

本报记者 徐维维 上海报道


导读


国内汽车租赁企业数量超过1万家,但整体营收规模偏小,排名前十的租赁公司市场占有率低于20%。


10月30日,携程租车宣布品牌升级,打通从金融服务商、汽车厂商,到租车供应商和用户的全生态链。


“携程战略布局租车生态圈,除了为用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与服务,携程租车也希望为租车合作伙伴提供全方面的资源与运营能力,提升合作伙伴的业务竞争力。”携程租车事业部CEO王玉琛在发布会上表示。


具体来看,这种资源整合包括为租车供应商提供新营销、新服务、新零售与新金融,全方位提升平台租车供应商的竞争能力与盈利水平。另一方面,也向广大车企与金融方案提供商全面开放携程的供应链平台,为租车供应商提供更加优质的车辆购买与金融解决方案,实现产业链充分融合形成合力。


借助互联网发展的浪潮,中国短期租赁市场已经从最初线下交易转向以线上交易为主的服务模式。由于OTA(在线旅行社)拥有大量成熟的商旅用户,天然与租车用户重合,各大OTA纷纷与租车公司合作切入租车市场。


深耕产业链


“过去,携程租车仅仅是个租车平台,整合租车供应商为用户提供租车服务。品牌升级充分将携程、租车供应商、车企以及金融服务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合力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王玉琛表示,携程租车全方面开放自身的能力,通过“新营销”全面提升供应商的获客能力,通过“新服务”全面提升供应商对于用户的服务水平,通过“新零售”全面优化车辆优化配置,通过“新金融”优化成本结构。


在王玉琛看来,基于用户,携程、供应商、车企、金融服务商构成完整生态圈要素,谁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低的价格,谁能够在创新上获得突破性进展,谁就能获得更多用户的青睐,从而实现进一步的高速发展。


他介绍,在租车生态圈中,携程通过机票预定、高铁、酒店及客运站四大“引擎”助力租车业务及与携程合作的供应商们。四个引擎的流量导入到租车需求、购买需求,以及金融业务支撑。


“我们希望产生正反馈,一方面租车供应商的成本优势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主机厂商、经销商的优势提升,同时携程每年几亿用户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场景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购买需求,整个金融链条、新的供应链条、新的服务和营销都能够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更好的产生商业化价值。”王玉琛表示。


CIC灼识咨询执行董事赵晓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OTA解决用户预订酒店和机票等环节,租车公司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两者合作有利于打通产业链。


“中国的短期汽车租赁市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携程租车之前仅作为平台招揽租车供应商入驻,而此次纵向布局,实际上是为了切入巨大的短期汽车租赁市场。同时,作为OTA产品线的自然延伸,通过深耕租车产业链,携程可以更好地服务自己平台的用户。”赵晓马表示。


目前携程租车的业务覆盖量在国内超过了300个城市,10000家门店及服务点,为用户提供超过10万辆可租赁车辆,海外租车业务覆盖超过200个国家,80000家门店,为用户提供500万辆车辆资源。2016年,携程租车累计服务国内外旅客数量是100万人次,比2015年增长100%。


租车市场潜力


“美国租车市场非常成熟,因此估值并不是很高,但是中国对于出租车公共出行工具的支持以及私家车多年来的熏陶,中国租车市场还会有非常高速的发展。”携程高级副总裁陈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他认为,近两年出租车和租车两个行业都碰到两个关键技术的变化,即人工智能和电气化。“这两个技术会对和车有关的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对租车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插上高科技翅膀的时候,租车行业会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2018年中国租车市场应该能达到700亿左右的规模。”陈刚表示,中国租车市场整体被低估,没有考虑到这个行业中像百度这样的巨鳄,当科技能解决安全驾驶问题的时候,行业会发生巨变。


赵晓马也认为,汽车融资租赁市场还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垂直领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行业整体规模近年来迅速膨胀,收入规模和可租赁车辆总数近几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都超过20%。


从市场格局来看,赵晓马表示,目前国内汽车租赁的企业数量超过1万家,但整体营收规模偏小,排名前十的租赁公司市场占有率约低于20%,相对成熟市场仍然相当低。租车行业的从业者包括了私人汽车租赁公司(如神州租车)以及国有汽车制造商的联属公司(如首汽),而国际汽车租赁公司主要透过与国内汽车租赁公司合伙参与竞争。


不过陈刚表示,携程的市场应该主要还是在自驾游,“自驾游的生意边界非常宽,跟本地生意是结合在一起的,整个规模比租车规模大很多,大概达到5000亿左右。”尽管有机会分羹如此大的市场蛋糕,但陈刚也坦言,携程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跨界领域遇到的玩家特别多。


赵晓马也认为,从市场份额来看,目前神州租车、一嗨租车基本占据半壁江山,而另外50%的市场份额则由众多中小租车企业及平台分享。海外租车方面,赫兹、安飞士等国际租车公司颇具市场份额。在众多因素中,行业的竞争主要集中于规模、品牌知名度、覆盖范围、价格、车型多样性及车况、服务多样性及客服质素。


此外他认为,考虑到互联网平台的巨大流量及场景入口,传统汽车租赁公司和携程也与提供汽车运输解决方案的非汽车租赁公司(如滴滴打车提供的汽车共享、代驾等服务)进行较小程度的竞争。显然,携程租车想要争夺更多的客源还需要增强各方面竞争力。


“当前中小租车企业及平台众多,游客可以直接通过大的租赁平台或租车公司获取一手价格。”赵晓马表示,中小租车供应商的黏性较低,携程租车行业的话语权较弱,显然携程租车想要争夺更多的客源,还需要在价格上具备更大优势。(编辑:李清宇,邮箱:liqy@21jingji.com)



多地开启新一轮土地出让 地价下跌苗头隐现

张晓玲;丁杰英

本报记者 张晓玲 实习生 丁杰英 深圳、广州报道


导读


去年底至今,各地的土地出让陆续出现了限定未来房屋售价、配建保障性住房、竞拍自持面积等限制性条件的变化,其中隐含了土地招拍挂制度的改变。这源于租售并举相关政策的推动,也反映了买卖双方对土地和城市有了新的价值认知。


10月末,土地市场迎来了年终高潮。


仅10月30日,广州、杭州、北京、南京等地纷纷挂牌出让土地,开启四季度出让大幕。年内,北京土地出让金合计已达2129亿,刷新历史记录。


面对大量供应的“面粉”,房企的投资热情未减,但已谨慎很多,竞自持面积和溢价率都出现了回落。


从公开资料来看,未来几个月,北京、武汉、深圳等地还将出让多块土地,第四季度将迎来土地出让高峰。


2017年是个转折的年份。土地供应的大幅增加,伴随着土地出让方式的变化,不仅助推着房企业务的转型,也将给地价、房价带来深远影响。


四季度供地大幕开启


十月最后两天,全国多地土地拍卖市场显得格外热闹。


10月30日,北京99亿出让顺义、房山、大兴3地,其中后沙峪地块以49.5亿成交,另外两宗出让金分别为36亿与13.5亿。


其中,竞争最激烈的是顺义区后沙峪镇马头庄村地块,经过数十轮竞争并调整了一次竞价阶梯后,被中粮天恒恒基旭辉联合体以12%自持面积比例拿下。


至此,北京10月土拍收官,共成交9宗经营性地块,卖地金额261.5亿元。据克而瑞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北京土地出让金额已经达到2129.15亿元,历史上第二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


南端的广州,在同一天卖地近百亿。


10月30日,广州出让5宗地,涵盖黄埔、番禺、南沙、花都四个区。


此次拍地分为两轮,下午拍卖的花都、南沙三宗地块竞争比较激烈。最热门的南沙东涌镇地块由美的地产以11亿元+配建450平方米拿下,折合楼面地价11280元/平方米,这是美的进入广州的第一个项目。


上午拍卖的番禺、黄埔地块平淡收场。其余四块地最终由碧桂园、万科、越秀、时代拿下。总体来看,当天88.7亿元的总起拍价,合计出让总价为95.62亿,总竞配建面积8100平方米。


方圆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邓浩志认为,整体来看,开发商仍然看好广州的后市,市场缺货,房企需要补库存仍是楼市的基本情况。


同日,杭州出让3宗土地,分别为大江东核心区北二路商住地块、义蓬街道住宅用地及前进片区商业地块,吸引了包括碧桂园、龙湖、金地、华侨城、阳光城等品牌房企参与争夺。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土地市场供应量同比增近四成,各线城市供地同比均有增加。


整体来看,今年主流城市土地供应均明显增加。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南京、重庆、苏州和杭州等6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额超过了千亿。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中旬,拿地最积极的53家房企合计拿地金额达到了18791亿,与2016年同期拿地金额对比,涨幅达48%。


申万宏源报告显示,9月中央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分别累计同比增长33.30%与31.4%,较前值继续走高,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出让收入增速达39.4%,创年内新高,带动政府性基金支出继续走高。预计10月还将增长。


根据各地官方数据,接下来的11-12月,还将出现一波土地出让行情。


北京国土资源局网站显示,至今年11月16日,北京年内还有11宗经营性地块拍卖,起始总价443.08亿元,即2017年全年,北京土地出让金将至少突破2572.23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武汉土地交易系统在10月30日挂出公告,将以招标和挂牌(包括现场挂牌和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9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深圳也将挂牌出让位于龙岗区龙城街道、南山区后海中心片区的2宗土地。


被平抑的地价


2017年,不少开发商都意识到了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土地市场。


2004年出台的土地招拍挂制度推动了市场的繁荣,但价高者得的拍卖模式也带来了弊端,就是地价一路上涨,高价地频现。


去年底至今,各地的土地出让陆续出现了限定未来房屋售价、配建保障性住房、竞拍自持面积等限制性条件的变化,其中隐含了土地招拍挂制度的改变。


而这些改变,源于租售并举相关政策的推动。


2015年1月,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改变经营方式,从单一的开发销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再次将发展“租售并举”推向了风口。


2016年12月,北京首开自持先河,万科109亿元拿下北京海淀区2宗自持100%地块。自此开始蔓延到其他城市,杭州、上海也开始对竞拍房企提出了“竞自持”的要求。


深圳亦开始试水“只租不售”的土地模式。10月10日,深圳公开挂牌出让龙华A811-0323宗地,挂牌起始价7.77亿元,最高限制地价为10.1亿元,并以住房全年期(70年)只租不售方式出让。同时明确,租赁住房及商业用房限整体登记、不得分户登记,不得转让。


而广州此次出让的5宗地,均采取“限地价+竞自持+摇号”的网上挂牌方式出让。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出让的自持用地已近80幅。


对此,广州中原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韬认为,接下来可能更多出现适合租赁和自持的土地出让,这是开发模式的一种转变。


土地出让方式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和影响之一,是将平抑地价、房价,这也是房地产调控要达到的目标。


黄韬认为,花都南沙的拍地虽然激烈,但还是在理性范围之内,开发商抢地气氛有所下降,并没有出现过高或者过热的情况,这也是调控的效果。


而北京楼市降温半年后,土地市场也开始退烧。如大兴区黄村镇地块以0溢价出让,另一宗则以底价成交。这是年内北京土地市场第一次住宅土地0溢价,也是第一次出现2宗土地未竞持有的情况。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在连续一年的严格调控下,房企的资金面逐渐收紧,抢地积极性开始回落,土地价格出现了明显的高位回落,相比上半年动辄50%的持有比例,近期的自持比例大幅度降低。


张大伟认为,目前房企的拿地难度依然很大,要从降低管理成本,加大地下、车位等开发强度寻找利润;而从2016年9·30新政开始,北京严格限制签约,很多开发商回款压力极大,能够用于土地市场的资金量减少,后续地价很可能会出现趋势性的下行。


根据北京市规土委综合统计,截至目前,北京土地市场上总共成交了40宗“限房价、竞地价”地块,或将有效平抑地价、房价预期。


另一方面,世联行研究指出,土地出让模式改变的背后,也反映了买卖双方对土地和城市有了新的价值认知。卖方地方政府重就业和城市升级,买方开发商转型城市运营商,注重持有和运营。(编辑:骆轶琪,邮箱:luoyq@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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