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胡敏 |  浏览(2725) 评论 (1)  | 发布时间:2017-11-06 08:37:17 最后更新时间:2017-11-06 08: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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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深夜喊话”涉及7大敏感话题!
11月4日晚上,央行在官网发布了周小川的一篇

署名文章,标题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这篇文章论述了当前金融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成因,并提出了对策。这篇5500字左右的文

章里,63次提到了“风险”,43次提到了“监

管”,31次提到了“改革”,21次提到了“开

放”。

其中有7个敏感的话题,值得我们关注。
 
1、中国的杠杆率到底是多少
 
中国的杠杆率(债务率)到底是多少,社会上

一直有各种算法和争论,周小川在文章里的“

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一节里向我们透

露了官方的数据:
 
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

部门杠杆率达到165%。他的结论是“高于国际

警戒线”。此外,他还指出:部分国有企业债

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

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

等方式加杠杆。
 
2、重要判断:房地产存在泡沫
 
周小川在文章里说: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

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

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

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
 
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

价格泡沫化”。至于是哪些城市,文章并没有

点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绝对价格最高的北

上深,以及三亚、厦门等城市,显然“最值得

怀疑”。
 
此外,周小川还认为“房地产信贷增长过快”

。不过此前他曾表示过,中国住户部门的杠杆

率并不算高。
 
3、金融乱象主要有哪些?
 
在谈到金融乱象的时候,文章列举说:
 
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

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
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

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
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

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

快钱。
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

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

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
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

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

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

益保护尚不到位。
 
文章对于互联网金融和“监管层内鬼”的看法

值得重视,说明在整顿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

业反腐败上,后面还将有大戏上演。
   
4、央行的苦衷
 
央行在多份报告里,都向公众倾诉过“被迫放

水的无奈”。这次,是行长亲自倾诉:
 
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

受到干扰。
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

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

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

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
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

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

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
 
此外,文章还对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做了说明

 
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

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

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下,监管协调机制不

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监管定位不准,偏重行

业发展,忽视风险防控。“铁路警察,各管一

段”的监管方式,导致同类金融业务监管规则

不一致,助长监管套利行为。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

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

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

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

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5、注意!提及了“IPO注册制”改革
 
文章透露,目前中国的直接融资比例是23.8%,

比2011年的15.9%有了显著提高。但仍然不够,

所以要:
 
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

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数

)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

 
请注意,周小川行长在这里提到了“改革股票

发行制度”,这其实就是指“注册制改革”。

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通过改革发行制度和减少

对市场的干预,可以“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

败滋生土壤”。
 
“减少市场价格(指数)干预”,这句话告诉

我们,A股的确存在对市场价格的干预,也存在

对指数的干预。
 
6、金融开放提速
 
2017年,中国明显加快了金融开放的步伐。对

此,周小川的文章也有解释,认为“竞争可以

促进优化与繁荣”,“主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

险要靠加快金融改革开放”。
 
文章再次提出要“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便利对外经济活动,稳妥有序实

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个目标,显然在两三

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能是一个方向。
 
7、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呼之欲出
 
在“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的一节里,文章向我

们透露了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框架,我们大概可

以获得以下重要信息:
 
第一,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

职责;
第二,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

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
第三,增加地方金融监管权。中央和地方金融

监管权的划分是: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统一

监管指导,制定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

管规则,对地方金融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

。地方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维护

属地金融稳定,不得干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
 
过去这些年,随着“一行”职能的明确和“三

会”的陆续成立,金融监管权全面收归中央,

地方无权染指。各地只能成立事业编制的“金

融办”,配合“一行三会”的监管。

随着中国进入“大金融时代”,尤其是“四板

市场”、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的活跃,“一

行三会”精力不济。于是,把一些次要的金融

业务交给地方监管,就成为改革的思路。10月

10日,深圳已经率先在“金融办”加挂了“地

方金融监管局”的招牌,估计其他地方也将陆

续进行这项改革。


新华社:上市公司三季报透露的三个信号
来源:新华网 编辑:东方财富网
  截至10月31日,沪深两市3419家上市企业

如期公布了三季报:整体看业绩稳步增长,内

在质量有所提升。作为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

细胞”,上市公司业绩报告从微观层面释放出

宏观经济走势的三个信号。
  首先,上市公司业绩报喜、盈利改善,彰

显了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前三季度,沪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0.67万亿元、净利润2.0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7.67%和16.68%;同期,深市公司平均营业

收入35.23亿元,增长25.60%,平均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8亿元,增长25.93%。
  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持续

发展,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

水平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是上市企业营

收、利润增速改善背后的有力支撑。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传统

行业焕发新活力,新产业加速成长。
  今年以来,伴随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

优质增量供给的政策持续发力,一方面煤炭、

钢铁、有色等传统周期性行业呈“逆袭”之势

,业绩大幅改善,另一方面大健康、绿色低碳

、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形成新的增长点。
  再次,金融业更重视以服务实体经济获得

自身发展。
  经济活,金融活。从三季报数据看,金融

行业盈利持续修复、总体保持平稳。沪市上市

银行资产质量普遍好转,工农中建四大行不良

贷款率持续下降,较年初下降约0.02到0.4个百

分点;保险行业经历阵痛后业绩亮丽,前三季

度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

共实现净利润1091.11亿元,大幅增长30%。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各

金融上市企业业绩报告中的高频词。业内人士

指出,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

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的产业体系的新要求,实际上是强调金融是国

民经济的一部分,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互相

支撑,这要求金融业未来要回归本源,走与实

体经济相得益彰的发展之路。
  此外,三季报显示,国企上市公司战略重

组、混合所有制等改革成果令人瞩目。
  前三季度,深市主板国有上市公司平均实

现营业总收入87.11亿元,同比增长20.85%;净

利润5.42亿元,增长52.08%,增幅高出板块平

均水平16.93个百分点。同期,沪市国有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17.69万亿元、净利润1.82万亿元,

分别增长15.41%和14.78%。
  三季报落幕,上市企业全年业绩概貌也逐

渐清晰。目前,超过900家深市上市公司披露了

年度业绩预告,其中近8成预计2017年度业绩上

行,全年业绩预计持续向好。


周小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来源:央行网站 编辑:东方财富网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

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

“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金融系统大力推进

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

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

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

,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

能力显著增强。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

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

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

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

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科学部署,是

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

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主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靠加快金

融改革开放
  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

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

。”“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带来

优化和繁荣。”“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

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

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

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一)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

  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改革开放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

监管制度立足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探索构

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

控系统性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股市、债市、

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

”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

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国参与国际金

融治理地位显著提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

我国金融业,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国

内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国内金融

机构“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工

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

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

构优化
  金融体系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汇率市

场化改革,着力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积极

稳妥鼓励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

创新,系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并

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抗

风险能力明显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

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

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当前存贷汇

、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

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

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

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

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

的永恒主题
  (一)准确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安全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

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总体看,我国金融形

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

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

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

、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

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

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

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一是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

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

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

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

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

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

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

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

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

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

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

直接相关。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

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国际经济

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我

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

险。
  二是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近年

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

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

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

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金融体系健康性

的信心。
  三是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

法犯罪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

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理财

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

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

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

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

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

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

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少数金融“大鳄”与握

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

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

,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
  (二)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

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

”。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

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

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

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一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

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

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

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

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

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

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

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

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

有纠偏的时间窗口。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

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

、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

下,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监

管定位不准,偏重行业发展,忽视风险防控。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方式,导致同

类金融业务监管规则不一致,助长监管套利行

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

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

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

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

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二是治理和开放的机制缺陷引致风险的易

发多发性。在公司治理上,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体制仍未完全理顺,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作用未

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东

越位、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发展

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在开放程度

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

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

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

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境内外市

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

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三、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

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
  科学防控风险,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辩证

关系,要把握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归本源,

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

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二是优化

结构,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

系,夯实防控风险的微观基础。三是强化监管

,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将金融风险对

经济社会的冲击降至最低。四是市场导向,发

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

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一)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

市场改革开放
  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和

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实体经济是

金融立业之本,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要

着力加强和改进金融调控,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抓

手,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协调配合,

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等方面形成调控合力。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本源。金融业要专注主业,注重发展普惠金融

、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

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强

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既要塑造金融

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

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要

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金融机构股东资质管理

,防止利益输送、内部交易、干预金融机构经

营等行为。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规制和监管

,严格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

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推进金融

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

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
  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

构。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

资渠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

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

。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完善市场化

并购重组机制。用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利器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多元化投资主

体,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推动“僵尸企

业”市场出清。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债券

融资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统一监管标准

,更好满足不同企业的发债融资需求。深化市

场互联互通,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拓展保险市

场的风险保障功能,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三是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竞争促进

优化与繁荣。从更高层面认识对外开放的意义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

政策改革,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

:一是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二是深化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既要积极有为,扎实推进

,又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三是减少外汇管

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对外经济活

动,稳妥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在

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境外金融机构的

市场准入限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促进金融

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
  (二)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
  一是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

性不断提升,要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

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

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

,着力减缓因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

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

中央监管部门要统筹协调。建立国务院金融稳

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

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

。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

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

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

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

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全

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

管。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中

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中

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统一监管指导,制定统一

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规则,对地方金融

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地方负责地方金融

机构风险防范处置,维护属地金融稳定,不得

干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严格监管持牌机构和

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要统筹协调。金融监管

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坚

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

围经营。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

、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

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的非法金融活动。稳妥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监管权力和责任要统筹协调

。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
  (三)加强党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

确方向
  党的十九大对金融改革开放和防范系统性

风险明确了顶层设计。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一是按照党中央决策落实各项工作部署。

树立全局观念,相互配合支持,坚决贯彻落实

金融领域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开放战略及

规划,精心组织实施金融监管改革、金融机构

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各项措

施。
  二是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党的领导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

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安塔利亚峰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我们有条件推

进改革与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

公司治理机制。
  三是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发挥党管人才优

势。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有优秀

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效

率就可以提高。有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金融

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建设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

,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

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要坚定贯

彻党的十九大部署,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战

略部署,遵循金融发展规律,深化金融改革,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和金融

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

险。
  (周小川 摘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 我国具备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基础
王尔德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

3个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你如何理解?

黄汉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第三次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成本比较优势,与引进的外资、技术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快速推进的工业化道路。

三十多年来,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一路高歌猛进、快速增长、由小到大,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19.8%,首超美国居世界第一,2014年进一步上升24.1%,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主要工业品产量名列世界前茅,在联合国统计的500多个工业细分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产品类型覆盖从粗钢、煤、水泥等大宗原材料到服装、手机等消费品。货物进出口总额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1.5%。可以说,这些成绩有目共睹、世界公认。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制造业虽然在“量”上是世界第一大国,但在“质”的方面仍然处于中低端水平。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我国产业仍然依靠价格竞争、以量取胜为主,不仅付出了很大代价,也留下很多隐忧。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产业无论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方面,还是在产品质量和自主品牌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根据张明德和蔡银寅(2015)的研究,我国22个制造行业中,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行业有12个,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只有3个。

当前,随着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资源禀赋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口红利消失造成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我国产业发展遭遇供给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和需求侧消费升级双重压力,面临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产业资本“脱实向虚”三大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产业发展仍然依靠要素驱动、仍然停留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肯定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才能破解当前我国产业发展的困局。

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产业基础已具备

《21世纪》:目前,我国产业是否具备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基础条件?

黄汉权: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三十多年前相比,我国产业无论是在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上,还是产品数量、档次上,或者在产业体系上,都不可同日而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产业具备了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四个基础条件。

首先,产业体系和产业链比较完整。按照现代工业体系划分,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有利于我国产业在迈向中高端过程中高效便捷地实现产业配套,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配套成本。有外国媒体曾戏言,制造业在国外需要半个月才能找到的零件部配套,在中国一天就能做到。

其次,科技人才支撑能力增强。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已跃升至全球较高水平,正在从跟跑走向并跑阶段,部分领域处于领跑地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6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名列第22位,是唯一进入前25强的发展中国家。在研发投入方面,2016年我国全社会科技研发资金达到1.55万亿元,占GDP比重2.11%。在科技平台建设方面,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保有量、尖端程度以及更新换代速度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在科技人才方面,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每年毕业大学生数量全球第一,工程师、教授等高级人才数量庞大。

第三,市场需求规模巨大。市场是现代经济最稀缺的资源,谁掌握市场,谁就占据竞争主动权。我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而且每年保持10%以上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前后,我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消费需求将为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四,政策支持框架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培育现代产业新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先后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从财税、金融、科技、土地、贸易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支持框架,对引导社会资源要素投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有利于加快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事实上,我国部分行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已经先行一步、取得成效。在消费品领域,我国的纺织服装、白色家电、机械电子等行业出口竞争力较强,生产设备处于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海尔、格力等部分本土企业和自主品牌已经崛起。在装备制造领域,我国的高铁、核电、电信、智能电网等行业已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在大规模市场化和建设方面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我国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载人深潜、量子通讯、铁基超导和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成就。同时,我国已经出现了华为、海尔、中兴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创新驱动引领产业迈向中高端

《21世纪》:那么,如何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黄汉权: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是工业化国家的共同追求,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拉美国家上世纪70-80年只差临门一脚就可以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然而,由于产业没能及时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持之以恒。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晚,加上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道路注定不平坦。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十九大报告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结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着力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关键。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快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迈向中高端的发展新格局。重点是加强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努力攻克一批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前沿技术,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同时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其次,大力培养“高精尖缺”人才。人才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核心。在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过程中,四类人才尤其重要,一是具有国际视野和拼搏精神的企业家,二是具有探索开拓精神的创新型人才,三是拥有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四是从事先进制造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要针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完善激励机制,加大引进培养力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三,加强标准、诚信等软环境建设。产权保护、标准、诚信等软环境的好坏对产业迈向中高端具有直接影响,要抓住我国低端产品供给过剩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倒逼机制,加快产权保护、推进标准、诚信等软环境建设。要严格落实2016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确保《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切实保护企业家权益,增强企业持续发展信心。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视同仁对待各种规模、各类所有制企业,废除对非公所有制经济各种形式不合理的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各种规模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把标准作为政府管理产业的重要抓手,更好发挥标准在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中的引领作用。要强化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树立诚信经营理念,健全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披露,努力营造规范的经济秩序、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诚实守信的经营氛围。

最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当中。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要继续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要高水平“引进来”,进一步提高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门槛,有序推进金融、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对外开放,鼓励外资进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推进全方位“走出去”,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进产能国际合作,支持高铁、电力装备、汽车、工程施工等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鼓励家电、轻纺、食品、轻工、机械等企业走出去建立全球化生产体系,实现产业链的全球配置,形成跨国经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集团。


城投公司密集退出政府平台 搭车国资改革探索转型
周潇枭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长春报道

导读

银川在国企国资改革和城投公司转型中取得了新突破;上海、南京、杭州对水务、公交、燃气、城市垃圾处理等公益性资产进行统一的运营和管理;合肥、武汉在产业投资、资本运营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沈阳、哈尔滨、济南用‘大城投’的理念,对城投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

“我们现在正在招兵买马,以金控平台作为重要抓手来推动城投集团转型”,今年9月底,长发集团董事长华景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成立刚四年时间的长发集团,为长春市属城投公司,目前总资产规模居全国城投企业前列,是吉林省内资产规模最大的地方国企。

以金控平台为支点,通过做强部分金融业务,来带动城投集团的转型,这是长发集团探索转型的思路。

目前官方统计口径下的融资平台公司近万家。近年来,城投公司在剥离政府信用、探索转型的道路上前行。

今年7月,常德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常德经投”)公告称“退出政府融资平台”, 在这之后,诸如温州瓯江口、沧州河间市、滨州惠民县、滁州天长市、来宾武宣县、驻马店等多地城投公司陆续公告退出平台。

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30日,银监会融资平台名单共有11734家,其中9236家仍按平台管理,另外2498家已经退出平台。

这一轮退出平台潮,也被不少人士质疑为“假退”。无论是真转型,还是假装退出,都反映出近年来城投公司转型压力在持续。

中央高层喊话“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城投探索“真转型”也愈发必要。毕竟防止“明斯基时刻”引发的剧烈调整,防控金融风险中的一大重点,就是遏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无序扩张。

密集退出

7月25日,常德经投在《湖南日报》上公告称“退出政府融资平台,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

此后,温州瓯江口、沧州河间市、滨州惠民县、滁州天长市、来宾武宣县、驻马店、濮阳市等多地城投公司陆续发布公告。

最近的一起为10月13日,濮阳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表示,“公司目前已进行市场化改革,初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市场化运营,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

这一波密集发布的公告,内容大同小异。退出平台之后,是否改变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目前,常德经投对市场投资者关切的问题,给出了进一步回应。

常德经投公告回应,2014年已经退出银监会政府融资平台名单管理,作为常德市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及国有资产运营承接主体之一,相关业务仍按已签约协议继续开展。

据Wind资讯,常德经投目前存续债券有5只共计约77亿元,包括企业债、公司债、定向工具。

为了安抚市场情绪,常德经投表示,公司组织架构、核心管理层和核心业务未发生变更,各项业务运营稳健,政府对公司一贯支持,有能力保障各项债务的按期偿还。常德市政府加大了对公司的注资力度,未来将形成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医疗大健康、公共交通、水务资源、旅游及综合金融等板块,资产实力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诚信国际作为常德经投2010、2012、2014年发行的三只债券的评级机构,随后也发布公告称,退出平台声明是对公司经营现状的公告,维持原来公司评级和展望不变。

政府依赖度仍高

不少机构认为,公告退出平台,并不代表其完成转型。

鹏元评级研发总监李慧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像常德经投早在2014年就为退出类平台,虽然公司逐步开展一些经营性业务,但2014到2016年,常德经投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入、工程结算收入、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等这些公益性项目之和占比基本在80%左右,而且还在逐年提高。

退出平台后,与作为融资平台时开展业务相差不多,甚至对政府的依赖度还进一步加深,难免被外界质疑为“假退”。

天风证券固收分析师孙彬彬表示,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相互依赖关系不会就此改变,大多数城投也不可能彻底转型为完全市场化的自负盈亏主体,虽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但依然离不开政府的各项支持;虽不能直接替政府融资,但仍需要为政府办事。

发布退出公告,至少在政策上是合规的。比如按照政策规定,地方城投公司要想作为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简称PPP项目),必须要与政府划清界限;要想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按照信息披露机制,城投公司也必须明确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

中信建投固收分析师黄文涛表示,城投剥离政府融资职能,短期内能够通过资产抵押、第三方授信等方式来规避目前的一些债务监管,但其投资职能转变,有待于深层次的财权事权重构,是长期问题。

在有些市场人士看来,城投公司单方面宣布退出平台,并非简单的一纸公告。因为按照银监会2013年的管理政策,融资平台要退出名单管理,需满足一定财务要求,比如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下,自有现金流量要对债务本息实现100%风险的全覆盖等,这些都需要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还要经债权方(借款银行总行)审批通过。

融资渠道收紧

城投退出平台的工作一直在进行。

截至2017年9月30日,银监会融资平台名单共有11734家,有2498家已经退出平台。其中,2011年退出平台数量多达1452家,而2017年以来有87家退出。

李慧杰表示,2012、2013年退出平台数量也比较多,分别为285家和241家,这与监管机构的发债要求有关,发改委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在2012年都要求发行债券的平台退出。

2017年以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政策的收紧,无疑加剧了城投公司转型压力,融资渠道收紧造成城投债净发行量锐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资讯,截至11月3日,2017年城投债(中债标准)总发行量约1.58万亿元,同期总偿还量为1.46万亿元,即净融资额仅为1229亿元,而2014、2015、2016年城投债净融资量分别约为1.59万亿元、1.06万亿元、1.46万亿元,2012、2013年城投债净融资量也在9000亿元规模以上。

有券商固收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今年信用债整体发行难度增大,披露出的部分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都对今年城投债发行造成影响。随着城投信用与政府信用的剥离,投资者买城投债的偏好也在下降。

该分析师进一步指出,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造成城投债净融资额大幅减少,但今年部分地方卖地收入较好,加上PPP模式的推进,今年有些地方基建投资并未受到城投债缩量的太大负面影响。

有西部地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资金在全面收紧,利率成本上升较多,加上严查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城投公司转型压力加大。

优势城投公司转型先行

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进行管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过度膨胀,最早可追溯到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经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数量、规模迅速壮大,2010年之后管控态势渐严。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业内简称43号文),以及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预算法等,则成为融资平台转型的总纲,融资平台必须和地方政府厘清界限。

“城投公司转型主导权不在自己,而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如果可运作的资源有限,没有优质经营资产注入,城投要实现转型很困难”,上述西部地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直言。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获悉,相较前几年过分的焦虑,更多城投公司心态更为从容。以中西部省份为例,其基建、民生项目等支出压力较大,城投公司参与地方基建项目投资建设的职能还要继续,地方需要城投公司,但城投公司必须增加经营性项目,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不能片面依赖政府。

探索转型的路上,资源优厚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城投公司无疑走在前头。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地方优质国资注入城投,使得不少城投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甚至成为地方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

“银川在国企国资改革和城投公司转型中取得了新突破;上海、南京、杭州对水务、公交、燃气、城市垃圾处理等公益性资产进行统一的运营和管理;合肥、武汉在产业投资、资本运营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沈阳、哈尔滨、济南用‘大城投’的理念,对城投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长发集团董事长华景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其他大城投集团的转型路径。

长发集团也在开拓自己的转型路径,在旧城改造、环保、地下管廊等传统基建领域,进行投融资模式创新,引入PPP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如长发集团对长春市三环以内、166平方公里、涉及220万人口的老城区进行更新改造,项目总投资达到251亿元,就是利用PPP模式。

此外,长发集团也在借助国资国企改革的东风。华景斌表示,长发集团正在完善薪酬绩效机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资本融合的同时,重点推动机制和人才的融合。

金控平台,是长发集团转型的一大抓手。

“我们不会推动整个集团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而是在集团下组建金融控股子公司。通过子公司平台,整合内部各种金融工具和资源,展开部分突围,为城投整体转型提供支撑”,长发集团董事长华景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目前长发集团金融板块业务,包括小贷、担保、融资租赁、基金、保理、证券、农商行等14种业态,还参股了部分金融及类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按照长发集团的设想,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长发金控要真正控制一家金融企业,可能是银行,或是证券、信托,作为金控平台的主业。

“主业正在物色中。对于具备经营性资产和持续造血能力的城投公司来说,金融资本的运营是企业战略规划中必不可少的板块之一,也能很好地助推城投企业转型。除了总部长春外,我们还北京、上海、香港三地布局,利用多地资源、对接国际资本市场,最终希望打造城市建设、土地置业、金融服务、产业投资四大业务板块。”华景斌表示。

不过,华景斌也直言,金控平台要良好地运作起来,还需要各方努力。金控平台从原来的平台公司转化而来,原来的体制和思维观念会束缚人们的手脚,集聚高端人才也需要更好的机制等。




地方融资平台去杠杆 防止局部性“明斯基时刻”
周潇枭
文/周潇枭

最近市场热议的“明斯基时刻”,除了容易积累投机情绪的股市、房市之外,笔者认为数量众多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也值得重点关注。

当经济长期繁荣,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导致投机活动增多,投机过度使得投资方现金流吃紧,一旦资金链紧绷到必须卖掉手头资产,这种抛售行为如果过于一致,会导致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造成资产价格崩溃,“明斯基时刻”就到来了。

这是一种“共振效应”,因为预期、行动过于一致,造成资产价格过山车式巨幅震荡。

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容易出现一致性的加杠杆行为,将各种政策利用到极致,一直是我国债务管理的一大重点。不过,今年以来,中央防范金融风险、遏制地方隐性增量、推动城投公司转型等,都致力于化解这方面的潜在风险。

精打细算、谋划长远

不少学者总结过,我国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动因之一。地方都寻求实现快速发展,上项目的热情很高,是一种行为趋同。

地方政府很多时候选择基建项目,像高速公路、片区开发、市政道路、供水供热、园林绿化等,这些领域多是地区发展的物质基础,或者外溢性强,或者能提高公众福利--市场化主体在这些领域往往积极性不高,需要政府主导投入。

这类项目需要适度超前,与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相适应。前期投入大、项目回收周期长,仅靠年度财政结余资金,注定工期漫漫,举债是合适的选择。尤其是随着城市基建的完善,土地能实现迅速升值,还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通过政府土地、国有资产的注入,加上后续财政的补贴,如此包装形成的投融资平台这一市场主体,可以自身资产或未来现金流(有时候是后续财政补贴)抵押,去银行贷款,把杠杆放大。

地方政府通过加杠杆,推动我国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公路轨道网络发达,公众福利大幅提升,各方都是赢家。

不过,正如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难以想象未来需要靠政策刺激来“去库存”,土地有卖不出价钱的时候;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态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当大路大桥等城市硬件起来之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成为短板,需要财政持续大力投入--包括土地收入在内的公共财政,必须要精打细算、谋划长远。

应该怎么办?地方融资平台加杠杆的政策必须要收一收。于是在2008年“四万亿”刺激之后,到2010年经济增速趋缓时,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变得尤为必要。

在促发展与防风险中取得平衡

虽然监管部门在2010年就意识到要控制地方债无序扩张,但监管政策未必马上奏效。

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扩张。相关部委在2016年摸底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在内的政府性债务之后,2017年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全面收紧。

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划清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的信用,划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用。从目前效果来看,随着2010年以来隔三差五对融资平台违规举债施压,反复重申融资平台不得替政府举债,“城投信仰”不再那么牢不可破,市场投资者对城投债的偏好在下降。

但也有地方政府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如果善加运作,既能避免债务风险,还能促进地方经济更好的发展。

让地方在经济建设中更多地发挥自主权,听起来没有问题。但防控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也是经济转型期的重要任务。

在促发展与防风险中取得平衡,需要在收紧违规举债渠道的同时,合理满足地方融资需求,像地方政府债券、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

在眼前,厘清政府和融资平台边界,破除“城投信仰”,规范各方举债行为,打破财政和金融相互捆绑的怪圈,明确权责关系,仍是当务之急。


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
何帆;朱鹤;叶芊林

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 主任 何帆

北大博士后,海上丝路研究中心 主任助理 朱鹤

北大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员 叶芊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判断关乎着未来中国相当长时期的战略调整,更有着对内和对外两层含义。国内方面,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需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通过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来实现新的发展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关系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就是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虽然时有摩擦,但整体来看两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大方向,中美关系也在不断向好。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首先,从经济层面来说,全球经济仍没有完全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走出。特别是发达国家,依然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社会矛盾频发,经济增长始终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美国则出现了相对衰落。其次,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冲突明显加剧,传统的全球安全网络不足以满足世界各国对安全稳定的要求。ISIS的兴起让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得以蔓延,就连欧洲本土也要直面恐怖袭击的威胁。叙利亚危机则是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难民冲击,欧洲内部对难民问题的分歧又会加剧欧洲自身的分裂。最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均出现了重要变化,两国对中美关系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

当下,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伴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中美关系也在告别传统模式,正在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下,中美关系面临三个核心议题,分别是大国关系定位、中美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

大国关系定位

经济实力是决定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得益于人口优势和后发优势,经济总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在许多总联合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比如全球贸易占比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制造业生产国。

但从综合的经济实力来看,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未能被撼动。首先,美国仍然是全球金融和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者。华尔街的投行控制着全球50%的市值,美国的基金经理管理着全世界约55%的资产,全球接近一半的债券以美元发行。其次,从科技实力来看,美国稳坐第一。硅谷科技五巨头的市值加起来超过3万亿美元,体量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2017年二季度,尽管阿里巴巴和腾讯挤进按市值计算的全球前十大公司,但二者加在一起仍低于苹果的市值。第三,前期促使中美实力差距快速缩小的因素正逐渐消失。中国的劳动力储备不断下滑,长期低生育带来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国的人口优势将逐渐消失。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美国仍相距甚远,导致产业升级受到限制。中国仍是一个投资拉动的经济体,内生动力不足,相较于美国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消费驱动的经济体,中国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新时代下,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依然会以不对称为主要特征。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大国,但中美关系尚未进入质变阶段。中国在军事、外交等领域与美国之间更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因此,中国既要适应总量层面带来的国际实力提升,又要冷静看待其他层面上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

中美经贸合作

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1979年-2016年间,中美双边贸易额在38年间增长了211倍。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大大加强,中美经济成为了实质上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在经贸层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是两国关注的焦点。

2016年,中国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近50%,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许多学术研究均表明,这种形式的逆差主要可以归因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其他的影响因素包括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储蓄率差异等。但美国方面往往声称这是中国政府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还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对中国设置了诸多限制,导致中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效应就在快速减少。从大的环境来看,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对全球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甚至演变为对反全球化的支持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非但没有成为稳固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反而成为给中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的源头。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进一步加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

新时代下,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需要处理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调整“经济决定一切”、“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直面中美经贸领域存在的问题。这需要中国一方面在新的领域向美国开放,提升两国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在个别领域做出调整,以换取全局的稳定。

“一带一路”

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政府和官方的明确支持。有意思的是,这些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不乏美国的重要盟友,如英国、以色列等。

美国不愿意公开支持“一带一路”有两个层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领先大国对跟随国实力提升行为的遏制。其次是美国一直不看好国际合作,特别是美国不能主导的国际合作。近期,美国主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很好的例证。

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倡议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尝试。这种尝试需要来自美国等国家的必要支持。在外交领域,中国向来有举重若轻、求同存异的良好传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正需要继续发挥这种外交智慧。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需要新思路。新形势下,中国要从战略的高度对中美关系进行全局性的统筹和把控。中国要尽快找到新的合作领域,抓住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中国更要重视在经济和安全等多个领域可能出现的新挑战,通过建立有效的战略沟通和对话机制,避免中美之间出现战略性误判。(编辑 李靖云)


银行系债转股缓行:“真股”之问待解 银行倾向借道优先股入股
杨晓宴
本报记者 杨晓宴 上海报道

导读

银行债转股子公司人士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现实情况是,国企客户自己列好一个债转股方案找我们银行去谈,整个框架都搭好了,我们只是去谈一下价格。”

距离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已过去一年,银行市场化债转股落地仍谨慎前行。

根据瑞银证券的最新公开资料梳理,目前已签约的市场化债转股项目落地执行率不到15%。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市场化债转股明确的红线是不能由政府提供兜底回购,但“差额补足”仍是较为普遍的做法,银行获得的更多是类固定收益。

有银行债转股子公司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主管部门要求持牌子公司从事“市场化债转股”的比重必须达50%以上,但“市场化债转股”的标准并不明确,“转股”路径待解。

企业能不能真的拿出股权,银行要怎么持有,又如何退出?优先股或为一个切入点。

红线明确 谨慎执行

“债转股”是什么?

瑞银证券金融行业分析师陈圣贤近日发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贷款是以账面价值转换为股权的。银行可以提出债务和覆盖比例要求作为债转股计划的一部分,以此进行财务约束。……在此过程中,目标公司的上市母公司以股票或者现金来回购股权,投资者就可在二级市场上卖出股票来变现。”

这一“转股”路径,在银行人士看来可能“没有那么美”,尤其是当“债转股”遇上国企,又要“市场化”,其间要义究竟是什么?

围绕“市场化”,《意见》中相关表述为“允许参考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国有上市公司转股价格,允许参考竞争性市场报价或其他公允价格确定国有非上市公司转股价格”,而“为适应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工作的需要,应进一步明确、规范国有资产转让相关程序”仍悬而未决。

事实亦证明,“债转股”落地进展不及预期。

目前,申请设立债转股子公司的五家国有大行中,建行和农行子公司已开业,工行和交行子公司已获批开业。不过,瑞银证券上述报告显示,根据公开数据梳理,目前共公布了81个案例,总规模1.04万亿元,其中只有金额的13.7%已经执行。执行速度的缓慢可能是由于几个挑战,但也意味着银行和其他参与者正在谨慎执行,按照更市场化的方式来施行这些交易。

“落地慢”和“谨慎执行”的判断得到了上述银行债转股子公司人士的确认。“银企的战略合作协议是签了很多,但真正放款落地的不多,具体业务结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主管部门、企业和银行之间需要更多共识。”银行市场化债转股的主管部门,即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和央行。

上述子公司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已明确的红线是不得由政府提供兜底回购,但“差额补足”仍是较为普遍的做法,银行获得“下有底”、“上有顶”的类固定收益。

“其实主管部门有一个态度还是明确的,就是企业和银行两边的会计科目要对得上,企业这边是负债降低了,变成权益;银行那边就不能是债权资产,也要是股权。但其实我们现在实际上做的基本都不是真股权。”该债转股子公司人士坦言。

“真股”的博弈

“权益”为何做成了“类固收”?银行人口中的“我们其实只能做成固定收益”,“只能做”怎么理解?

从企业和银行各自的角度出发,有关“真股”的博弈显现。

此次推进债转股,对象不是僵尸企业,也不是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是“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是银行的正常和关注类贷款。《意见》中举例了以下三种情形: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

从企业角度,这类具有较大话语权的企业,是否真有意愿拿出股权及其对应的股东权益,包括董事会席位、投票权和分红权益等?

上述银行债转股子公司人士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现实情况是,国企客户自己列好一个债转股方案找我们银行去谈,整个框架都搭好了,我们只是去谈一下价格。”

而从银行的角度,如果真的投资了股权,有没有股权投资的风控经验和相应的基础设施配套?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第六十八条,商业银行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400%。这意味着,在资本充足率约束下,债转股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股权的规模和收益空间被大大限制。

但即使银行债转股子公司有了股东投票权后,又有没有能力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对银行而言,除了上面两个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渠道退出,锁定股权投资收益?

上述银行债转股子公司人士透露,近期有一单大型国企市场化债转股方案涉及二级市场定向增发,被监管认为“值得借鉴的案例”。但从银行的角度,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难以把控,且根据定增新规有一定锁定期,从银行募集理财资金对接的角度,期限和风险上较难匹配。

“债转股”从优先股入手?

“债转股”加速落地,不得不面对“真股”和资本占用的问题。

各种“转股”路径中,《意见》实际已经提到了一条重要内容,也是目前银行方面较为倾向的一种做法,即通过优先股入股企业。

《意见》提到要完善优先股发行政策,允许通过协商并经法定程序把债权转换为优先股,依法合理确定优先股股东权益。

所谓“优先股”,通常被认为是“介于股债之间的产品”。其和普通股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普通股股东的股息收益并不固定,既取决于公司当年赢利状况,还要看当年具体的分配政策,很有可能公司决定当年不分配;而优先股的股息收益一般是固定的,尤其对于具有强制分红条款的优先股而言,只要公司有利润可以分配,就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向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次,相对于普通股,优先股股东在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的分配上享有优先权,且价格波动也更小。

“债转股”为降低企业,特别是国企负债率的初衷,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上述瑞银证券报告就近期中国重工和南钢股份两个债转股案例进行测算,预计完成后资产负债率将降低14%-17%。

而据上述银行债转股子公司人士透露,主管部门对于每年度国企负债率降幅也有较为明确的指标要求。

“我们认为债转股对中国去杠杆的系统性影响可能有限,考虑到其规模可能只有1万亿元,而且其更长期的成功取决于其他国企改革的前景,而这些改革旨在改善国企的经营和盈利能力。”上述瑞银证券报告显示。

同时,报告还判断,债转股对银行影响总体偏正面,短期而言,会降低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因为债转股主要针对3.4万亿元的关注类贷款。同时,在此过程中,银行可提高投行业务收入,也许还可强化客户关系。



全球最大火电厂的“清洁之路”: 减排改造与煤价上涨赛跑
綦宇

本报记者 綦宇 呼和浩特、北京报道

导读

持续的节能和环保投入,为托电带来了口碑和实际的节能。依据此前国家发改委政策,环保发电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环保电价加价政策。不过对托电而言,让他们经营面临重大挑战的并非环保上的投入,而是今年以来大幅上涨的煤炭价格。

“目前,我们8个机组已经全部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日前,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党委书记王东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年内将完成全部的改造,达到国家规定的超低排放标准。”

这家距离北京400多公里的发电厂,是北京最为重要的供电基地之一,每天24小时一刻不停地承载着北京每年约四分之一的用电量。今年2月25日,大唐托电第五期工程9、10号两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这家公司总装机达到672万千瓦,成为世界在役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据悉,从2000年8月建设开始,大唐托电完成了九大节能技术的创新,并按照国家排放标准和要求一步步推进,先后完成了脱硫脱硝和超低排放的机组改造,最新投产的9、10号机组也将于今年内完成相应改造。

大唐托电是上市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公司旗下发电量最大的发电厂。2017年前三季度,托电实现发电量146.0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8%。

尽管近期公布的大唐发电三季报没有明确披露托电的利润情况,但以半年报的数据来看,托电和托电二公司合计贡献利润2.8亿元,是内部利润贡献第一,亦是营收贡献第一。

横向比较来看,目前公布业绩的五大发电集团旗下25家上市公司,只有9家公司实现了净利润的同比正增长。其中,大唐发电净利润19.09亿元,同比大幅扭亏超22亿元。

“2015年和2016年两年,我们的净利润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王东升向记者坦言,“煤炭市场的大幅波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我们也需要持续在环保上进行投入。”

节能环保改造

实际上,对于环保的投入是大唐托电一直以来的“规定动作”。在雾霾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以前,公司就在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持续加大环保投入。

据托电相关人士介绍,公司目前主要环保设施为:脱硫设施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技术,一炉一套脱硫装置;脱硝设施全部采用“低氮燃烧器+SCR”技术,除尘设施1-8号机组安装了五电场高效静电除尘器,9-12号机组安装了布袋除尘器。

为了落实发改委《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等文件的要求,公司于2015年至2017年利用机组检修,实现全厂10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截至目前已经仅有几台机组未完成改造,而这些改造也将于2017年底之前完成。”王东升介绍,“预计10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总投资为6亿元。”

从历史投入来看,公司2014年7月份完成了10台机组的脱硝改造;2015-2017年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以每台机组环保改造投入约2亿元计算,10台机组改造共花费约20亿元。

这还仅是一次改造的费用。无论是超低排放还是脱硫脱硝,在实际运行中如果考虑到全方位的排放处理,还会添置诸如废水处理等设备,这些还需要持续的投入。目前来讲,在脱硫脱硝阶段所产生的工业盐,并没有特别高效回收方式。

“在这方面的处理上,确实要花费比较高的成本,但是目前我们也没有统计具体的成本数字。”托电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在废水中置换出的污染物我们也会进一步进行处理,以达到环保的要求。”

持续的环保投入也为工厂带来了直接的减排结果。对比2015年,2016年三项污染物排放量减排情况为:二氧化硫排放量5502吨(减排2143吨)、氮氧化物排放量5894吨(减排6096吨)、烟尘排放量1268吨(减排253吨)。

除了直接的环保以外,托电也根据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开创了的节能改造——空冷技术。这一系列技术被他们称为“大型直接空冷系统立体降温提效技术应用”和“空湿冷机组联合提效技术应用”。

具体来说,即是由空冷机组排汽加热湿冷机组部分凝结水,提高湿冷机组凝结水温度,降低空冷机组背压。空湿冷机组联合提效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夏季省煤冬季节水的目的,两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近6000吨。

除此之外,大唐托电也是全国首家成功应用太阳能与火电耦合技术的火电企业。利用内蒙地区优厚的地理条件,为公司水厂供电,降低厂用电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前年节约标煤2000吨,每年减排温室气体二氧化碳1.5万吨。

持续的节能和环保投入,为托电带来了口碑和实际的节能。依据此前国家发改委政策,环保发电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环保电价加价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覆盖了持续环保的投入。

不过对托电而言,让他们经营面临重大挑战的并非环保上的投入,而是今年以来大涨的煤炭价格。

煤价上涨挤压

去年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倍增的煤价对托电的经营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并没有因为他们临近中国重要煤炭产地——准格尔而缓解。

具体而言,托电的煤炭供应分两种,一种来自于神华等主要煤炭供应方签订的长期协议,这类协议的价格几无变动,从供应量上看占到每年用煤的一半左右。而另外一半则来自于现货市场的采购,这部分的煤炭价格从去年低点的200元/吨左右涨至今年的450元/吨左右,巨量的成本上涨给托电的经营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为了应对煤炭的快速涨价,托电方面也采用了煤炭掺烧的办法来进行优化,具体来说,就是将高热值和低热值的煤炭按比例进行混合燃烧,可以在维持效率的同时保证经营的顺利。

但从目前煤炭市场的走势来看,想要缓解成本的压力或许还需要时间。

首先,持续回暖的宏观经济支撑着用电量的不断上涨,1-9月发电量46,8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同时,刚刚过去的高温夏季和即将到来的冬季也让旺季发电量持续增长。

其次,从发电结构中看,水电未能达到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依据标普全球普氏能源的数据,2011-2016年的电力需求增长了27%,水电在此期间增长77%,燃煤发电需求仅增长了5%。

不过,今年前7个月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近8%,同期水电发电量则同比下降3.4%,“中国南方大量的雨水导致水电站必须泄洪以保安全,这造成了水力发电负荷量的下降。”一位市场人士向记者分析。

同时,政府要求在夏冬两季的用电高峰期间,发电企业必须保持15-20天的煤炭库存水平,以确保电力供应。但因为发电企业往往与供应方签订的是长期合同,短期补充货源就需要在现货市场进行购买,在发电高峰期间就会进一步推高煤炭市场价格。

从全球供应的角度来看,今年进口煤炭的价格也不容乐观。不过好消息是,水电的回升将会对煤价降低产生促进作用。

如果国内价格走高的话,中国的火电厂将不得不寻求向海外供应商购买煤炭,今年上半年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动力煤进口方——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今年上半年对中国的煤炭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22%和20%。

不过,这两个国家都正经历着不同的产煤动荡:从10-11月(冬季用煤前的补库存期)开始,印尼将进入雨季,澳大利亚则受困于持续的罢工和天气因素。海运(进口)煤炭的价格或将持续上半年的涨势。

因此,发电企业面临的困境,除了冬季持续上升的电力需求,还有持续上涨的煤炭价格。保持盈利水平仍然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难题。

借市场化突围

今年以来,各地陆续上线了电力交易中心,电力交易的市场化正在逐步推进。随着越来越多的发电企业参与上网竞价,托电也组建了自己的市场部进行电力销售市场的开拓。

作为传统的燃煤电厂,保证北京电力供应是托电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所以该厂绝大部分发电都依据用电计划来制定。据介绍,目前计划电量大概是总体发电量的70%,这部分将用于保证北京电力的供应。

建厂时的定位同时也决定了托电在市场化进程中供电市场的开拓方向。作为点对网的电力企业,本身电力过剩的内蒙古市场无法消纳多余的电量,京津冀至山东成为了托电重点拓展的市场。

“比如山东青岛有几家著名企业,用的都是我们托电的电,”托电计划部的张英贤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们已经在这些市场打下了初步基础,树立了一些口碑,同时,我们供应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她向记者强调:“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进行价格、环保和可靠性的竞争,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在火电行业平均利用小时数下降的环境下,寻找市场电量与计划电量相结合成为托电现实的选择。

不过,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场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一些地方的电力市场,存在着对域外发电企业售电配额的限制,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域外发电企业开拓市场时会遇到诸多困难。

同时,在市场化的竞争下,尤其是目前托电开拓市场状态下,很难实现较高的价格,“电价较低,加上煤炭价格上涨,双重挤压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更高的经营压力。”王东升坦承。

不过,对于托电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将公司打造成“最大、最强、最优、区域最重要”的火力发电厂。为了实现公司的目标,王东升告诉记者,目前电厂正在对最优和最强的一些指标进行核定,也将会持续为建成这类电厂而继续奋斗。

“包括管理上的指标,经营上的指标,还有技术上的指标等等,我们都在制定中,这些指标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他说,“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走“红”的京东方
朱艺艺;韩一奇
本报记者 朱艺艺 韩一奇 上海、北京报道

10月25日,一只000打头的股票与97000多名股东共同见证了这一刻,其以5.23元/股开盘,一天内市值猛增了170.5亿元。

当天,距其9月26日启动行情正好一个月,从彼时不足4元的开盘价,到11月3日以6.01元/股收盘,其获得累计涨幅超50%。

京东方,缘何在近期受到资本市场的热捧?

原因在10月26日得到解答,当天,京东方宣布成都的第6代柔性AMO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生产线提前量产,不仅是中国首条全柔性AMOLED生产线,也是全球第二条量产的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打破了韩国企业的垄断。

产业故事起步,资本故事向来不会缺席。

纷至沓来的“粉丝”

11月3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联系采访时,京东方董秘正在成都陪同机构进行调研活动。

两天之前,在第十四届武汉“光博会”上,其成为展会明星,有报道称,“大量的参观者涌入其展台,京东方不得不撤掉前台以更好接待。”

在资本市场,京东方是近一个月来最受关注的上市公司。从10月20日至今,京东方密集接受了4轮机构的集中调研。

仅在10月17日一天,就有51家机构扎堆调研京东方,其中包括嘉实基金、南方基金、前海开源基金等13家基金公司。

11月3日,上海禅龙资管CEO陈旸暄是参与者之一,他回忆,“调研时大家提了好几十个问题”,不少机构的关注重点是“第6代柔性AMOLED的量产情况”、“良品率多少”,“公司今年有何战略规划和AMOLED融资计划”。

当北京电子管厂在经历了领导班子更换、公司股份制改革、业务关停并转和大规模员工下岗,并在九十年代后期更名为“京东方”的时候,或许国内没有人能想到,在20年后这家企业总资产将超过2300亿元,成为中国面板行业的龙头企业。

而2003年韩国现代集团将液晶显示器业务以3.8亿美元出售给京东方的时候,另一家韩国企业三星集团或许也没能预料到,15年后的2017年10月,它在柔性AMOLED屏幕的垄断地位会被京东方打破。

京东方突然火了。

“后天(10月26日)我会去成都参加京东方第六代柔性AMOLED生产线的一个仪式,你应该关注一下,这是行业非常重大的事情。”10月24日,北京地区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在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沟通时表示。

该公募基金经理所指的,正是10月26日京东方在成都举办的第6代柔性AMOLED 生产线量产及客户产品交付仪式,这距离其今年5月在点亮该产线时隔仅不到半年。

“产业链上下游的很多企业当天都去了成都。”上述公募基金经理在返京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当然,拥趸京东方的“小伙伴”不只是资本市场的朋友们。

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提前量产的当天,京东方向华为、小米、OPPO、vivo、惠普、华硕等十余家客户,交付了5.5英寸QHD柔性手机显示屏。

一位国内某大型手机厂商负责人对此评价颇高,“京东方AMOLED的量产,对国产手机最大的意义是,降低了屏幕的成本。”

11月3日,金立相关负责人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金立目前M7等旗舰全面屏手机用的是三星AMOLED屏为主”,不过,京东方、天马等屏幕和其一直有合作关系。其还透露,“金立将于11月26日发布8款覆盖高中低档全面屏手机,这也是国内首家全系手机采用全面屏的手机品牌。”

“这是一次行业性的转移机会,意味着液晶面板从日韩向中国转移产能,京东方在这块布局了多年,具备一定优势,因此受到机构关注,股价走势也很强。”11月3日,华南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募基金经理给出了他的解读。

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重仓持有京东方A的基金多达202只,包括15只普通股票型基金、24只偏股混合型基金、72只灵活配置型基金、10只偏债混合型基金、11只债券型基金和59只指数型基金。

如果四季度内未减持,这些机构投资人都是“幸运儿”。

“产业端”厚积薄发

“毕竟是国内首家量产的AMOLED产线,大家都想到产线去实地看一下。我们展区也设置了相关的产品展示。”11月1日,京东方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谈到当天的展会情况。

京东方成都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是中国首条全柔性AMOLED生产线,也是全球第二条已量产的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该生产线应用全球最先进的蒸镀工艺,可以实现显示屏幕的弯曲和折叠。

“目前,三星在手机OLED市场的占有率达到90%,是柔性OLED手机屏幕的唯一供应商。京东方成都产线的量产,意味着打破了韩国的垄断。”上述公募基金经理表示。

在陈旸暄看来,京东方的股价走高,“大家很大程度上是冲着AMOLED生产线打破韩国三星垄断的利好消息”,不过其强调,“目前AMOLED的良品率在30%左右,通过量产,可以找到问题并改进,不断提升良品率。只有良品率提高到50%以上,生产线才能扭亏,良品率达到80%以上,才能获得较好的盈利能力。”

尽管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紧随三星,成为全球第二家实现量产柔性OLED显示屏对于我国企业在全球OLED行业的卡位中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之前三星是唯一的柔性OLED手机屏供应商,在产能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优先供应给三星和苹果等客户。国内企业在谈判上处于完全劣势,经常不能及时拿到屏幕,错过了销售的旺期。”北京地区一位券商分析师11月3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该券商分析师介绍,伴随着高端机型对于OLED屏幕的采用,柔性OLED屏幕会成为各高端机型创新的热点,渗透率会将一部提升。

除了生产线的预期,京东方的业绩也立下功劳:2017年前三季度,京东方获得营收694.08亿元,同比增长51.41%;净利润64.8亿元,同比增长4503.45%。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京东方业绩实现高增长主要是因为面板供需出现反转,导致下游面板价格出现反弹,同时公司产能利用率也得到提升。此外,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产品性能与良品率不断爬升。

WITSVIEW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京东方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市占率已经全球第一,公司显示板块有望维持大幅增长,行业集中度将随着规模效应继续提升。

10月26日,京东方首席执行官陈炎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成都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顺利量产,将大幅提升京东方在高性能手机、移动显示屏等产品领域的综合竞争力,满足市场对中小尺寸高性能显示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对中国OLED产业和全球柔性显示产业加速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从供需关系上来看,供应端的三星、LG等韩国厂商不断关停产线。同时需求端因消费升级推动了大屏化趋势,加上显示面板在诸如汽车电子等下游应用场景增多,使得需求端出现增长。”11月3日,沪上一位券商分析师向记者表示。

陈旸暄分析指出,“因为OLED在性能方面几乎全面优胜于LCD,所以三星等企业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研发并推出该产品,并在近年良品率大幅突破后,将部分LCD生产线转成OLED,于今年获得苹果新品应用的大批量采购,占全球绝对垄断份额。LCD目前还处于惯性需求增长中,中国又是主要消费国,导致京东方受益,LCD面板提价,同时又有新建的生产线如福建福清的8.5代线陆续投产,且良品率提升较快,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京东方业绩增长。”

他还表示,“随着国内多家企业OLED生产线量产、良品率的爬坡提升,在中小尺寸屏幕市场,OLED在2018年-2019年可能会大规模替代中小尺寸屏幕的LCD,导致LCD的景气程度下降。”

11月3日下午,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16年上半年以来,上游液晶面板的价格上涨50%以上,导致下游液晶电视的价格也上涨,产品供不应求,这种供需导致的周期性波动,带动了京东方的业绩。”

追赶者身影

在此之前,京东方是以巨额融资-烧钱-亏损的形象为资本市场所知。

2001年登陆深交所后,其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先后融资港元20亿、人民币18亿、22亿、120亿和90亿,加上2014年抛出460亿元的巨额定增计划,融资总额高达726亿元。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京东方总股本不断增加,从1997年时的3.77亿股猛增至347.98亿股。

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有此前京东方投入巨多,但不尽如人意的业绩。

2008年至2012年,京东方扣非后净利润连续5年巨亏,直至2011年营收127亿元,实现扭亏净赚5.6亿。

一位浙江私募人士从五年前就关注了京东方,在他看来,“2014年以前,京东方的股价走势很差,但是最近股价走势节节高,说明公司的业务在向好。”

无论是LCD,还是OLED,都预示着一场“屏幕”的战争,关键词是“更迭”。

从20世纪80-90年代阴极射线显像管(CRT)逐步被液晶显示技术(LCD)替代,到2005-2006年LCD销售份额超过CRT,成为显示主流技术,到2009年三星搭载发光二极管技术(OLED)进军智能手机领域。

“LCD面板本身不会发光,需要有背光源,而OLED面板是自发光,无论是画质、对比度、还是色彩,或者是对动态图像的响应速度等,都优于LCD面板,而且更加轻薄,因此成为面板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不过,梁振鹏强调,“OLED面板的技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目前,韩国三星集团占据全球智能手机OLED屏幕99%的市场份额,国内巨头也开始布局卡位,不过,其更多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

除了京东方,和辉光电、深天马A(000050.SZ)、国显光电、华星光电等也加紧布局OLED尤其是AMOLED细分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和辉光电计划2019年实现OLED面板线量产,其在上海建设的LTPS-AMOLED 6代线,总投资超过270亿元,计划于2018年底实现点亮,2019年第二季度量产,产能设计也为每月3万片玻璃基板。

2012年以来在PMOLED领域保持全球出货量第一的国显光电,投资300亿元在河北固安建设的AMOLED 6代线预计在2019年量产。

此外,华星光电在武汉投资350亿元建设的第6代LTPS-AMOLED面板生产线,预计2020年上半年实现量产,预计满产后将达到月产4.5万片玻璃基板。

今年7月,信利电子也宣布在四川仁寿县投资279亿建设的第6代柔性AMOLED 生产线则预计2020年实现点亮,2021年开始量产。


决胜“两个一百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评论之四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两个字显示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就是GDP绩效导向,强调数量和规模,形成了GDP指挥棒,忽视了质量、效益与结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在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错综复杂的结构性问题。

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有助于扭转以数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实现经济更协调、更均衡、更有质量与效率以及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中国发展迎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以及新的目标的整体转变。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判断。这是在中国经济落后,急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发展机遇的背景下做出的准确判断,但是,随着中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新时代,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十九大报告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理念,新的方式与新的目标,这为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指明了方法与方向。那么,剩下的工作,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明确方向。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要求。我国社会矛盾的重大转变,需要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表述更为具体,即“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首先,要继续推进国企改革,在过去几年,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制定,并列出了时间表。在未来几年,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

其次,就是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与此同时,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其三,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长期以来,中国财政软约束以及GDP导向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借债搞投资,从而形成了债务率过高,过度依赖投资以及粗放式发展的问题,因此,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其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因此,金融部门必须立足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并尽快增强服务能力,这也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点,避免经济脱实向虚,防控金融风险。同时,还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经济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变化,意味着我们过去长期形成并依赖的宏观调控方式已经过时,必须依据新时代新环境新导向,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而这又有赖于各个部门的体制通过改革并加以完善,才能通过协调机制发挥有效的调控作用,尊重市场规律,消除过去“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弊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时不我待,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中国需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任务都需要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变,而最基础的工作与最终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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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唐大柏 (2017-11-06 11:30:58)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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