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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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4424)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12-21 06:42:39 最后更新时间:2017-12-21 06: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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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高质量发展 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编者按

这是十九大之后召开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

围绕高质量发展,会议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2018年的政策取向,会议表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要求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杨志锦)

导读

国家统计局原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总队长黄朗辉认为,高质量增长是要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更高的产出,为此这不只是要求环境改善,而且资源、能源消耗要减少,这涉及到很多指标的调整。

盲目追求经济速度未必可行了。“中国现在要放慢经济增速,换来质量和效益。”12月20日,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中国社科院2018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上说。

根据《经济蓝皮书》的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左右,2018年仍可保持6.7%的速度。根据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2018年-2020年的3年间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2%即可。也正是如此,下一步中国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有望淡化。

12月18日-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国家统计局原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总队长黄朗辉认为,高质量增长是要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更高的产出,为此这不只是要求环境改善,而且资源、能源消耗要减少,这涉及很多指标的调整。

强调高质量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李扬认为,既然中国经济要追求高质量、高效益,对于经济增速不要给予太多的关注,以后要强调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李扬表示,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有指标可以进行比较,比如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3。而推动经济增长,在投入方面有劳动力和资本,还有全要素生产率(不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其他所有影响产出的要素),这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提升和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来改善。

“这方面显得非常迫切。比如当前金融风险挑战非常严峻,我们现在不解决金融风险的问题,经济正常运行有可能会遇到障碍。”李扬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多年来中国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耗等远比发达国家要高。比如2015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3%,占全球能源消费净增长量的34%,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在15%左右。

黄朗辉指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多个方面的要求,环境的要求只是其中一个。中国在资源、能源消费,以及人员投入等方面,也不能太高。比如要提升投入产出比,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费、电力消费,同时货币投放也不能太多。

八项重点工作

围绕高质量发展,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保方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7年环保目标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实际情况是,今年重点地区的环境质量改善明显,比如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北京全年PM2.5年均浓度有望下降20%左右,完成全年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

鉴于明年仍要打赢“蓝天保卫战”,2018年相应的环保目标可能会调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7个季度经济增速波动幅度在0.2个百分点以内,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增速为6%-7%的区间。

李平表示,中国目前要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比如城乡收入差距为3倍左右,而国际上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是1.6倍,美国为1.1倍。

李平指出,下一步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要改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转变增长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研发支出额占GDP比重要提高: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该比重应达到2.5%,而现在是2.1%左右。

“目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空间更大,中国经济未来会发展得更好。”他说。

(编辑:杨志锦,如有意见或者建议请联系:yangzj@21jingji.com)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过去5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并且指导中国经济工作与经济改革取得伟大的胜利。

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再次强调稳中求进工作基调是治国理政重要原则。这是因为,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防风险任务突出,改革任务也比较繁重,因此,必须处理好“稳”与“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就是说,不能过于冒进影响到经济稳定,制造风险;也不应过于保守无为而停滞不前。应该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

稳中求进重要原则体现在宏观政策的协调性方面,比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前者要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而后者要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同时,又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结构上,则要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抑制脱实向虚,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在社会政策方面,要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着眼于增量。改革开放力度要加大,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会议还提出了今后3年的重点任务。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必须认清金融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房地产要去金融化,让房子回归到住的属性,防止资产泡沫;同时,要加强金融体系去杠杆的工作,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要求做好8项重点工作,分别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可以看出,在新的一年,乃至未来几年,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工作明年开好局、起好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提法: 重在“破”“立”“降”
夏旭田;刘洋
本报记者 夏旭田 实 习 生 刘洋 杨诺娅 北京报道

导读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八项重点工作之首。专家认为,会议并未延续此前的“三去一降一补”的提法,而是明确提出了”“破”“立”“降”三项措施,这可能会成为更为长期的一组政策措施。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八项重点工作之首。

会议提出,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提高中国供给的质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此次会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三个“转变”都是围绕着“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提出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

“我们发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十九大也明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目前,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变,我们的人均GDP去年底也只有8000美元,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0000美元,更达不到高收入的标准。但是我们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牛犁认为,从中国速度转向中国质量,这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发展的速度了。

牛犁表示,这表明中国不会再单纯地关注经济数字。如果解决不了就业,解决不了老百姓的收入问题,解决不了生态问题、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或者加剧了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这样的速度我们宁愿不要。

在“中国制造”方面,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500多个工业品中有一半中国都是世界产量第一,生产能力不可谓不大,但大多数产品仍然偏向于中低端。

牛犁表示,“我们的创造能力,特别是技术研发、创新驱动的能力仍然远远不够,产品质量品牌也存在着明显的短板。所以会议提出要向中国创造转变,向制造强国转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此次会议也提到要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但并未以此为框架论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他看来,“三去一降一补”本来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措施,随着相关措施效果的不断显现,淡化这方面的表述也在意料之中。

黄群慧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中国的供给质量,特别是改善中国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会议提出的三个“转变”都是这一核心的具体目标。而在具体手段上,相对于“三去一降一补”,会议明确提出了“破”、“立”、“降”三项措施,这可能会成为更为长期的一组政策措施。

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在“破”上,会议要求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

此前两年间,中国的去产能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到两年时间压减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压减煤炭产能超过4.4亿吨,已至少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五年任务目标的八成左右。

牛犁指出,新提出的“破”的对象主要是落后、过剩的无效供给,不能狭义地将“破”理解为钢铁和煤炭去产能。

“煤炭钢铁去产能大头是结束了,但还有产能的减量置换。而且今年还将去产能的范围扩展到了煤电行业。从整体上看,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情况还是相当严峻的,例如水泥、平板玻璃等建材行业,以及炼油、造船和电解铝等行业。部分行业也在靠行业自律、错峰生产等方式在破除落后的供给。”牛犁说。

黄群慧也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行业的总体需求高峰已经过去,而从工业的供给结构来看,去除落后的无效供给将是一个长期任务。

在“立”上,牛犁认为,这既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动能、新的增长点和新兴的业态,也需要通过新技术来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整体供给质量。

牛犁指出,新兴产业是将来新的增长点,其边际增长非常快,但是规模还比较小,还不能完全起到主导作用。而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的“青黄不接”,是中国经济近几年来不断下行的主要原因。

新动能刚刚培育起来的,规模还比较小,即便新兴经济翻了一番,但抵消不了体量庞大的传统行业的下滑。所以,新动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动力切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降”方面,牛犁与黄群慧均认为,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将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不断地清理各种税费,降低制度性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降低资源要素成本,比如劳动力成本、地价成本、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等,而这需要更多部门的深层次改革。

在牛犁看来,去产能已被融入到“破除无效供给”部分,去短板被融入“培育新动能”部分,降成本仍然保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而去杠杆主要体现在防控金融风险的表述中。不过,去库存的问题并未出现在关于房地产的表述中。

今年来,随着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明显升温,库存高企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黄群慧强调,要谨防部分地方政府把去库存政策走偏,变成“涨房价”的抓手。抬升房价会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成本,这有可能会扭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中央定调全面开放新格局: 注重高质量,提出三个“拓展”
夏旭田;刘洋
本报记者 夏旭田 实习生 刘洋 北京报道

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会议提出,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要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会议还要求促进贸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积极扩大进口,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

注重高质量,新一轮开放内容不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

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杨长湧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开放的三个“拓展”是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战略部署的进一步深化,带有很鲜明的问题导向。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两大问题是改革开放急需破除的障碍。”杨长湧说。

在思想观念方面,杨长湧认为当前存着一些误区。比如,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是否下降了?中国开始转向以内需为主发展之后,外贸是不是就不重要了?由于对外投资出现了一些非理性情况,加之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的“走出去”是不是过度了?这都需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障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在思想观念上,过去一直强调利用外资,是一种工具思维。如今更加强调对外资一视同仁,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转变。

“以往的开放只是打开门户、扩大交往,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未来的开放更多是高质量的开放,不仅是局限于上述形式的开放。”白明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关注高质量的开放发展,开放已经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新一轮开放在内容上不同于以往的开放。

在开放动力上,过去的开放大多是外生式的开放,未来的开放将更加强调培育开放的内生动力,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的主动性。

在开放内容上,过去的开放更多侧重于政府给出特殊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导向性的开放在过去也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

未来将更加强调制度创新,以及法治化、常态化、高透明度、可预测性的制度性建设。而这也正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拓展体制机制的要求。

打造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开放新格局

白明认为,在拓展开放的结构布局方面,过去侧重向东开放和沿海开放,未来中国将着力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杨长湧表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包括几个层面的结构布局,每个层面在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短板,需要优化这些层面的布局。

首先是国内区域开放上的布局,要推动沿海开放和内陆沿边开放相协调。其中内陆沿边开放是一个短板,需要通过“一带一路”等政策来加以弥补。

其次是开放领域上的布局,应当推动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更好的结合。其中服务业开放及制造业开放的质量是需要补齐的短板,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货物贸易的头号大国,然而从货物贸易的质量上看,却难言是贸易强国。过去几年中国出口质量水平整体提升明显,但并没有完全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中国正在积极培育以质量、技术、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这正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最后是开放方式上的布局,过去中国强调资本上的“引进来”,未来要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在贸易上,此前中国更加注重对外出口,如今更加重视促进贸易平衡。

白明表示,此次会议明确要求积极扩大进口,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促进贸易平衡,体现出中国主动开放的胸怀。2018年中国将举行进口博览会,中国正在推动开放型经济,更加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将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创造发展机遇。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表示将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

针对去年出现的一些非理性投资行为,政府加强了规范和引导。白明表示,去年底出台了一些临时措施,但这并不是常态化的措施,今年以来中国出台了多个规范性文件,这是通过法治化建设从制度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近期的对外投资已经开始回升,政府仍将支持合规企业的“走出去”。

会议提出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白明表示,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1+3+7”的格局,未来不排除出现“1+3+7+N”的格局,使更多地区加入到自贸试验区的范围中来。江苏、山东等地产业实力强、经济体量大,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有效地激活当地的产业。同时,已有的自贸试验区也有扩区的可能。

至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自由贸易港,白明认为,这是一种更高级的特殊监管区域,在推进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目前商务部和上海已经在制定相关方案,上海自贸港不可能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另起炉灶”,自贸港的建设有可能在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推进。



李迅雷:2018年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6.5%左右
周潇枭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导读

“这跟之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逻辑不一样了,因为GDP增速多少,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应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理念转变很重要,我们的理念是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是GDP。”

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围绕高质量发展,会议做出了系列部署,包括深化供给侧机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宏观政策方面,2018年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如何看待这系列部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外界此前多预期,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推进,叠加中性货币政策,市场利率可能会继续提高。从会议公报内容来看,政策信号似乎有所调整。李迅雷表示,去杠杆的力度过大,反而容易诱发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令市场利率上升的担忧有所缓和。

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是GDP

《21世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有什么新的亮点?

李迅雷:这次公报内容更为实在,比如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要求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问题,更加重视生态环保等等,这跟十九大报告是一脉相承的,以前更加重视增长速度,现在更加重视增长质量。

这跟之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逻辑不一样了,因为GDP增速多少,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应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理念转变很重要,我们的理念是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是GDP。

《21世纪》: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这是否跟消费升级有关?

李迅雷:2017年我国经济质量明显提高,突出表现在企业效益转好,企业的ROE(净资产收益率)在提高。但这一两年企业ROE的改善具有随机性,长期有待观察。我国目前的消费升级主要是高收入群体带动,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当然,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转好是大趋势。随着我国三产比重的提高,加上节能环保政策的执行、创新战略的贯彻,新旧动能正在转换中。不过,随着对环保政策的重视,部分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面临更大转型压力,原来低成本的粗犷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合理增长区间在6.5%左右

《21世纪》: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重视高质量发展,但仍然提到2018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你认为2018年合理经济区间是多少?财政和货币政策会有什么安排?

李迅雷:2018年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仍然是6.5%左右,今年全年GDP增速有望达到6.8%,2018年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下行,要实现这个合理增长并不难。

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预计赤字率仍然会维持3%的上限。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也没有超预期的内容,在美元加息背景下,2018年利率有上行的压力,但也不会大幅上行,因为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向好,外需增加会充实我国外汇储备,有些因素相互抵消掉了。2018年加息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已经上行,但如果央行提高基准利率的话,会影响居民存量房贷利息,会加重居民负担。今年金融形势比去年要好,去年这个时候人民币存在较大的贬值压力,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

《21世纪》:会议提到要让结构性政策发挥更大作用,指出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2017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GDP贡献率达到64.5%,消费是否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李迅雷:从统计数据来看,消费一直是我国GDP的主体——近30年中只有3年时间,我国消费占GDP比重低于50%。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上升到60%多,但是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仍有距离。

中国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体,近年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速度较快,相对平稳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随之提高。

出于对经济质量的追求,2018年对投资增速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只是针对目前投资增速回落,尤其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明显,提出要促进“有效投资”,并让民间投资保持合理增长。

去杠杆压力缓释

《21世纪》:明年重点工作之一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等。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要降低杠杆率,此前外界多认为“中性货币政策+去杠杆”,可能会带来市场利率的上行,这部分担忧是否得到缓释?

李迅雷::是比预期的要缓和些。我国杠杆率(总负债/GDP)每年大概上升10%左右,如果去杠杆的力度过大,反而容易诱发风险。

当前金融领域的风险仍然不少,像银行外的资金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这些都有改善的空间;而一些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像一些P2P项目还要继续加强监管。

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区别对待:那些僵尸企业该破产就破产;国企要继续做大做强,合适领域的投资仍然要加以支持;对于新动能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要加大支持力度。


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 分清央地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宋兴国;张玮钊
本报记者 宋兴国 实习生 张玮钊 北京报道

12月18日-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来年房地产市场发展方向。

会议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解决住房资源短缺问题转变为了提升住房市场质量问题,但相应的住房制度建设并未匹配。在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中,如何完善促进已有雏形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将成为工作重点。

长效机制:从理论到实践

对比2018年和2017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对长效机制表述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研究建立”转变为“完善促进”。

这被认为代表着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今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在具体执行当中需要通过“不动产统一登记、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住房金融改革以及新型城镇化”这六项工作完成推动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五个载体的建设。

而这五个主要载体,张宏伟概括,分别是完善住房法律体系,建立健全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推动居住导向、人地挂钩和大都市圈战略,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逐步推动土地财政向房产税的转型。

其中,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被认为是房地产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会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上海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会议强调支持机构化租赁企业发展,而土地市场上,部分新出让租赁土地也是国企为主进行开发经营,这主要是为了促进租赁住房市场的稳定供应, 鼓励长期租赁。

新城控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则表示,长期租赁目前的障碍主要在于地价过高。对民营企业而言,目前长租公寓或租赁住宅的投资回报率为1%-2%,即便未来租金上涨,地价不降则税费无法下降,过低的投资回报率导致其难以进入长期租赁的市场。要推动租赁住房的发展,就必须要吸引大量的社会机构,包括民营企业、社会化专业机构加入。这需要政府适当降低地价,推动“租购并举”格局的真正实现。

差别化调控:分清央地事权

分析人士指出,从此次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来看,2018年调控仍将持续。

杨红旭认为,会议提出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实际上是对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11月住建部、国土部和人民银行三部委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上相关表述的重申,可以预测,调控政策在2018年将不会有明显的放松。

此外,会议在谈到实行差别化调控时,首次强调要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欧阳捷分析,所谓“地方事权”,实际是延续了过去落实地方政府稳房价的责任,但将其内涵进行了扩大化。第一,热点城市和一二线城市供应不足,导致了房价上涨的预期比较强烈;第二,热点城市房价控制的责任已经落实到地方政府,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必须抑制地方的资产泡沫;第三,要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要实现“住有所居”。

所谓“中央事权”,一方面是指中央政府需控制货币发行,只有控制住金融才能够控制房地产金融泡沫的风险;另一方面,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建设、住房制度建设属于中央部门的职能;此外,房地产税及相关税收改革也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内。

同时,不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调控,住房金融市场的调控也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会议强调,要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

实际上,对于这一状况,业内已有预估。在全联房地产商会年会上,全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聂梅生指出,时隔20年以后重启房改,“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成为房地产行业新的定位。要从防范金融风险、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土地供给制度改变的宏观视角看待房地产行业的新转变,房地产行业要习惯从国民经济中,支柱型产业的“重点”向体制改革的“痛点”转变的位置转变。

“房地产的金融高杠杆时代已经结束,房地产业内不会再继续金融宽松”,聂梅生说。 (编辑:吴红缨,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联系:songxg@21jingji.com;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高质量增长
定军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编者按

这是十九大之后召开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

围绕高质量发展,会议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2018年的政策取向,会议表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要求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杨志锦)

导读

国家统计局原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总队长黄朗辉认为,高质量增长是要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更高的产出,为此这不只是要求环境改善,而且资源、能源消耗要减少,这涉及到很多指标的调整。

盲目追求经济速度未必可行了。“中国现在要放慢经济增速,换来质量和效益。”12月20日,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中国社科院2018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上说。

根据《经济蓝皮书》的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左右,2018年仍可保持6.7%的速度。根据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2018年-2020年的3年间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2%即可。也正是如此,下一步中国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有望淡化。

12月18日-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国家统计局原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总队长黄朗辉认为,高质量增长是要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更高的产出,为此这不只是要求环境改善,而且资源、能源消耗要减少,这涉及很多指标的调整。

强调高质量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李扬认为,既然中国经济要追求高质量、高效益,对于经济增速不要给予太多的关注,以后要强调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李扬表示,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有指标可以进行比较,比如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3。而推动经济增长,在投入方面有劳动力和资本,还有全要素生产率(不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其他所有影响产出的要素),这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提升和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来改善。

“这方面显得非常迫切。比如当前金融风险挑战非常严峻,我们现在不解决金融风险的问题,经济正常运行有可能会遇到障碍。”李扬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多年来中国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耗等远比发达国家要高。比如2015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3%,占全球能源消费净增长量的34%,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在15%左右。

黄朗辉指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多个方面的要求,环境的要求只是其中一个。中国在资源、能源消费,以及人员投入等方面,也不能太高。比如要提升投入产出比,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费、电力消费,同时货币投放也不能太多。

八项重点工作

围绕高质量发展,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保方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7年环保目标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实际情况是,今年重点地区的环境质量改善明显,比如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北京全年PM2.5年均浓度有望下降20%左右,完成全年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

鉴于明年仍要打赢“蓝天保卫战”,2018年相应的环保目标可能会调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7个季度经济增速波动幅度在0.2个百分点以内,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增速为6%-7%的区间。

李平表示,中国目前要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比如城乡收入差距为3倍左右,而国际上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是1.6倍,美国为1.1倍。

李平指出,下一步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要改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转变增长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研发支出额占GDP比重要提高: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该比重应达到2.5%,而现在是2.1%左右。

“目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空间更大,中国经济未来会发展得更好。”他说。



2018年积极财政政策取向不变 地方债管理继续趋严
周潇枭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2018年宏观政策定调为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具体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取向不变的积极财政政策,赤字率可能仍维持3%,随着GDP增长,赤字规模有望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有望在8000亿元基础进一步增加。遏制地方变相举债、严控地方隐性债务增加等监管政策仍将延续。

专项债规模将扩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的经济工作,基本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展开。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8年不用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不需要太多财政赤字,赤字率可能维持在3%的水平。积极财政政策仍要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可以扩大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赤字率可能维持3%不变,随着中国GDP规模的增长,3%的赤字率对应的赤字规模会有所增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会继续扩大,比2017年8000亿元的规模要多。

赤字率维持3%,是较为普遍的预期。近年来,我国赤字率从2.1%到2.6%,再逐步提高到2016年的3%,2017年延续了3%的赤字率,3%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国赤字率的“天花板”。2017年3%的赤字率对应着约2.38万亿元赤字规模,假定2018年我国GDP增长6.5%左右,2018年赤字规模有望多增2000亿元左右。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不属于财政赤字范畴,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地方政府专项债开始于2015年,发行规模逐年在增加,从1000亿元到4000亿元,再逐步增加到2017年的8000亿元。业内普遍认为该专项债规模可以继续扩大。

提高支出效率

今年年初预估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有望增长5%,而截至11月末,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了8.4%。

“今年财政收入增长超预期,部分因为前三季度价格上涨因素造成的,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乏力,税收又多是从价计征,2018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相应的,要提高财政支出的有效性,集中财力于重点领域。”赵全厚表示。

11月份财政收入增速有所趋缓。11月当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其中当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6%,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2.9%。财政部给出的解释是,11月份收入增幅回落,主要由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非税收入等下降较多。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进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的同时,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民生支出不断加大,压缩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金等成为财政政策常态。

2017年主要财政支出政策方面,在保障教育、科技、社保、医疗卫生、扶贫、农林水、生态环保等重点支出的基础上,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等。

经济工作会议并未提及减税内容,不过“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地方政府“去杠杆”

中央高层会议定调要遏制地方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017年地方债监管政策频出,利用PPP、政府出资的各类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变相违法违规举债的行为都在监管之列,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查处力度空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地方财政人士处了解到,一些违规举债项目能叫停的就叫停,但部分执行中的项目整改存在难度。

这轮政策仍在持续。今年11月份,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省财政部门在2018年3月31日前将条件不符合、操作不规范、信息不完善的项目清理出库,其中包括政府向社会资本承诺固定收益回报,或者政府回购社会资本方资本金或兜底本金损失等“明股实债”项目。

从10、11月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地方调研情况来看,地方明面债务规模增长得到控制,满足债务限额约束,但在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支出依旧通过各种渠道的负债来落实。相当规模的支出来源虽不属于政府负债,却形成了“隐性负债”。

赵全厚表示,对地方违法违规举债的行为进行整改,就是地方政府“去杠杆”的过程。地方债规范管理的举措2018年会继续,在落实预算法大框架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部分内容可能还会细化。



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 货币闸门从“调节”转向“管住”
张奇
本报记者 张奇 北京报道

12月18-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研判并定调明年经济政策,颇受市场关注。

会议指出,今后3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此前12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从此次会议来看,防范金融风险是防风险的重点,可见其重要性。

其实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已采取诸多措施,如上半年银监会下发“三三四”文件,年中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稳委”),下半年部分地方金融办升格为金融工作局,以及近期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网络小贷相关文件下发等。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部分政策已经见到成效,不过更多的政策还有待观察。“今年做了很多事情,比如银监会摸底,资管征求意见等目前尚无法评价,要看之后政策执行下来是否既控制了风险,又保证了市场平稳。这是2018年将面临的挑战。”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

此外,就本次会议内容来看,货币政策仍旧是稳健中性,不过表述上有所变化。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这次的提法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强调了中性。这意味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未来的重点任务。一方面要把金融杠杆率降到合理水平。另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严格及微观监管规范叠加可能对市场会产生偏紧的效果,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收紧,强调中性首先在于此。另外肯定不能放水,因为本身就要去杠杆。中性就是要把握好这个度。

应控制金融杠杆

会议要求,今后3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鲁政委认为,提出3年这个时间期限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原则,有利于把握好节奏力度。“高质量不是一年能完成的,很多事情需要久久为功。”

“2018年的关键词就是控风险。”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其中之一是供给侧改革已经推进,僵尸企业的退出必然会导致部分信用债违约、商业银行坏账,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继续推进需要面对的问题。”

其实今年以来,业内对金融风险重点领域进行诸多分析并达成了基本共识。今年初,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就曾指出金融领域有八大风险点正在积累,包括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

连平则从另一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未来需要关注的金融风险,他认为,目前来看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注意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从微观金融主体来看,存在一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过于激进、不规范的行为,部分无牌机构从事金融业务;三是综合经营风险,包括金融控股集团、产融结合等;四是流动性风险。

连平称,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大的根源在于杠杆率偏高,包括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杠杆率偏高,未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应该控制金融杠杆。

“金融降杠杆现在已经在做,比如调控影子银行、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等,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推进;综合经营方面要赶快建立相匹配的监管框架;对微观金融的监管目前正在推进过程中,我相信这方面会比较快行动起来。流动性这块需要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连平称。

为了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方面也进行了诸多调整。11月金稳委正式宣告成立,业内对此抱有诸多期待。分析人士称,金稳委成立后金融监管将更有全局观;监管协调会进一步增强,有效避免监管死角、叠加;监管政策推进也会更加顺畅。

此外,多名监管官员不断表态“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目前来看对类金融的监管也在逐步规范。12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深圳市金融办近日更新其主要职责,将融资租赁、保理、典当等类金融业务划入其中。

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

多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货币政策基调一直是“稳健”。不过具体表述有所差异。

2015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2016年的表述是“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今年会议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从字面上看,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增加了“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同时“调节好货币闸门”变为“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

鲁政委称,这些表述上的变化体现了近期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对于“控制宏观杠杆率”的要求。

“目前杠杆率已经较高,因此要控制增量债务,此次货币政策与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等内容一起表述也反映在金稳委框架下,要去杠杆,不仅要把贷款、社会融资管住,还要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鲁政委称。

林采宜认为,目前总体来看,全球利率中枢都受到特朗普政策溢出影响,利率中枢上升,2018年流动性整体应该是趋紧的,这种情况下货币不会太松。但若利率上行实体经济会面临压力,央行可能会做一些灵活对冲,通过如降低存准率或其它方式降低资金成本,在控风险和适度稳增长之间寻求平衡。“2018年货币政策会是中性。”

连平认为,信贷、社融增速的合理水平还需要测算,不过大致来看未来信贷增速还是需要在13%左右,因为未来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增速会放缓,信贷增速再收缩可能导致实体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
李靖云
本报评论员 李靖云

11月2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了财政部部长肖捷的文章《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文章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制。文章特别提出,将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财税体系进一步改革的具体解释,也是进一步加强完善推进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财税制度设计。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有着各种层面的分野,但研究者普遍认为,财税制度的差异是两者的一个核心差别。与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税赋制度相比,现代国家的财政能力是多层面的,从财富增值中增加税收,保证强国家能力,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提高国民总体福利。与古代所谓的“永不加赋”,“轻徭薄赋”的理念不同,现代财税体系追求公平与效率,这既体现在“收”,也体现在“支”。肖捷提出的健全政府间财政关系、强化预算制度、健全税制这三个方向都是现代财税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升级的重要步骤。而其中健全税收制度,可以说是具有影响全局性的措施。

中国上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1994年由“财政包干”转向“分税制”。那次改革意义很大,基本实现中国近代以来税赋体系的转向,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社会静态产品税取向,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动态变化的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此后,2008年企业所得税统一,2016年营改增扩围,所有财政支出统一到预算内,建立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陷入所谓的“多中心国家主义”的财政金融混乱,而是以强国家和有效政府为方向,以加强中央财政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为中心。从结果来看,自税改以后,中国经济秩序大大改善,经济效能大大提高。从改革路径而言,那次改革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增值税为改革方向,既符合中国经济当时的现状,又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实际上是向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增税。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的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推动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资产税收。此后,健全这些税种一直是税收改革的方向,财政部门一直在做准备。

循序渐进的改革强调阶段性的改革任务。阶段性改革任务的完成,意味着新阶段的到来。去年营业税改增值税转型扩围完成,营业税正式成为历史之后,财税改革新阶段必然也就到来。正如肖部长所言,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赢得主动,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一套更完备、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如果说,上一阶段财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框架,那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

具体到改革的措施而言,税收要从过去的增值税为主,走向包括房产税、遗产税等的资产税收体系。政府间财政关系而言,要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不仅共享税比例要合理调整,更要在税种上进行划分。这同样意味着,要征收属地性很强的资产、资源等税收,从而保证地方政府的财力。

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看,企业高杠杆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是突出的风险。在实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债务杠杆不断推高的同时,金融资本则大量地在金融行业内“空转”,出现了各种资本套利模式,出现了资本疯狂追逐资产的投机潮。除了一般的经济因素以外,现行财税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主体税收过度依赖企业增值税。根据中国财政科学院副院长白景明的研究,制造业长期占据全国税收的最大比例,2009年达到了近39%;虽然近年已经有相当幅度的降低,但去年也达到了31%。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近22%,而一般OECD国家平均为9%。实业企业税收过重,同时又缺乏针对资产收益的税种,在这两种因素作用下,大量资本热衷于炒资产是一种必然的投资逻辑。

所以,说财税体系改革是最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并不为过。所谓的现代治理体系更强调治理本身的引导作用,税收确定了政府的权责利能。在既有成果之下,坚持现代财税体系的改革方向,才能收现代治理体系之实效。(编辑 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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