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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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2518)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4-03 07:53:03 最后更新时间:2018-04-03 07: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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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参加


《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03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4月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研究审定《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精准脱贫攻坚战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只能打赢打好。环境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人民认可的一个关键,要坚决打好打胜这场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的汇报,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的汇报,生态环境部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的汇报。

  会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抓住主要矛盾。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要稳定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发展中解决问题。要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把握好出台政策的节奏和力度。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要集中力量,优先处理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要强化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组织保障,发挥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重要作用。要抓紧协调建立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会议强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咬定总攻目标,严格坚持现行扶贫标准,不能擅自拔高标准,也不能降低标准。要整合创新扶持政策,引导资源要素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精准施策,有效帮扶特殊贫困群体。产业扶贫要在扶持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上拿出管用措施。易地搬迁扶贫要着力加强产业配套和就业安置。就业扶贫要解决劳务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教育扶贫要突出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健康扶贫要降低贫困人口就医负担。要形成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良好导向。要完善督战机制,压实责任,改进考核监督,整顿脱贫攻坚作风,加强一线力量,做好风险防范。

  会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明确目标任务,到2020年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确保3年时间明显见效。要细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举措,尊重规律,坚持底线思维。各级党委、各部门党组(党委)要把污染防治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层层抓落实,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防群治。要坚持源头防治,调整“四个结构”,做到“四减四增”。一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二是要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三是要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四是要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体现差别化,体现奖优罚劣,避免影响群众生活。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创新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刘元春

《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03日   07 版)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重大举措,在过去5年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做好宏观调控工作的根本遵循。

  新时代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提出了新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传统宏观调控提出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传统的以经济总量和速度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提出挑战。传统宏观调控对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经济总量增长问题十分有效,但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聚焦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要求重新审视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动能转向新动能。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发展规律也随之发生变化。宏观调控不能再简单盯住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而必须将重点放在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提高发展质量上。

  经济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要求调整宏观调控理念思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虽有总量性、周期性问题,但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供给侧,表现为供给质量不高、结构不均衡、市场出清困难、发展动力不足。传统宏观调控侧重于短期需求管理,不仅不能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使这些问题恶化。因此,突破短期需求管理框架,更多转向供给侧,更多采用结构性工具,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调配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创新方向。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求全面提高宏观调控战略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求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一战略安排,要求突破“宏观调控主要是逆周期总量调节的短期调控”的西方教条,克服宏观调控短期化困境,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不断创新各种政策工具,使宏观调控在目标、手段、工具以及实施模式上与国家战略规划相匹配。

  经济环境复杂化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稳增长,而且要关注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不仅要调整一般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而且要从制度层面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因此,过去“工具与目标匹配”的分类治理方法难以从根本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统筹各项目标、形成调控合力。只有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超越部门局限,突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约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新实践推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规律的基础上,在宏观经济领域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增添了重要内容。

  5年来,我国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宏观调控思路的调整、宏观政策工具的创新以及关键时刻的宏观决策是科学的、正确的。我国经济发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力回击了国际上“做空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等唱衰声音,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突破,大踏步朝着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结构调整目标前进。5年来,消费贡献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务业所占比重从45.3%上升到51.6%,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实体经济结构显著改善。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解决了很多难点问题,对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惠民生方面,5年来,就业增长超预期,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而且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是深入把握中国经济规律、有效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是解决当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总钥匙。

  5年来,宏观经济领域的各项具体创新,极大推动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首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实施力度。其次,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创造性地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第三,破除西方危机管理的强刺激教条,放弃“大水漫灌”的调控模式,创造性地确立了区间调控思路,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新举措。第四,超越西方教条,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经济改革目标实施短期宏观调控,确保短期宏观调控保持战略定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局。第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比如,把宏观审慎政策作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行的三大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有效克服了过去简单依据外汇储备占款发行货币带来的各种问题;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第六,根据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宏观调控不仅关注需求侧,而且关注供给侧;不仅着眼总量管理,而且关注结构性问题;不仅从一般性的政策实施入手,而且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不仅关注短期波动,而且重视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培育新动能;不仅关注金融风险,而且关注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第七,形成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证我们在进行宏观形势判断、宏观战略把握、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把握好时度效。

  以新思想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现了革命性创新。当前,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战略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防止不切实际定目标,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应在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定重大经济事项和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重大经济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领域改革问题等新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党领导宏观调控的信息汇总体系、研究分析体系、决策体系和实施执行体系,使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深化基础性改革,为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环境。宏观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实施效率不高是宏观调控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应通过深化基础性改革、改善宏观政策传导机制,为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环境。例如,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通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制度的防波堤功能,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市场秩序整顿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效率,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等。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功能。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坚持质量和效率导向,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握好需求管理的节奏和力度,全面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在总量侧、结构侧、需求侧、供给侧等各方面的功能。增强国家规划对短期宏观调控的战略导向作用,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分解年度任务和指标,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调机制,提升各种宏观政策工具的预期引导功能。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与时俱进地理解“稳”与“进”的内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稳”的标准和内涵不同,底线管理的标准也不同。同时,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深入推进,“进”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与时俱进地理解“稳”与“进”的内涵,根据当时发展形势科学确定“稳”与“进”的具体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越是加速时代,越要重视“慢变量”

——《谢谢你迟到》读后

何 帆

《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03日   24 版)



 

 


 
  托马斯·弗里德曼现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是美国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是经济全球化的辩护者,他第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是《凌志车与橄榄树》,问世之后就受到极大关注,2005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是平的》,更是风靡一时。《世界是平的》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给当时的中国企业家带来很多信心和启迪。

  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像弗里德曼预言的那样一帆风顺。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弗里德曼还能像10多年之前一样乐观吗?

  《世界是平的》问世10多年之后,弗里德曼又推出新作《谢谢你迟到——以慢制胜,破题未来格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比较一下同一位作家关于同一个主题相隔10年的观点变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与启迪。

  3个“M”把我们带入加速时代

  用一句话概括《谢谢你迟到》的核心观点,那就是:世界变快了,当世界变快了之后,人们会有不适应的感觉,速度并不总是带来激情,速度也会带来眩晕。如果你坐上一台跑车,两三秒钟就能加速到时速100公里,那是多么爽的事情,但要是一直按照这样的速度加速,车子跑得比火箭还快,你能受得了?

  弗里德曼讲道,有三个“M”,把我们带入了加速时代。

  第一个“M”是摩尔定律(Moore’s law)。摩尔是硅谷的元老级人物,曾任仙童半导体公司研发实验室主任。1965年4月19日,他在《电子》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预测:“(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元件数量将每年增加一倍……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增速在至少十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这意味着技术进步会不断加速增长,呈指数型增长,越到后面,增长速度越快。这和我们的直觉是不一样的。连摩尔本人都觉得这一预测太离谱。1975年,他修正了自己的预测,说翻倍的时间不是每年一次,可能是每两年一次。

  一次又一次地,人们预言摩尔定律已经到头了,但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新的技术创新,于是,摩尔定律继续有效,到现在一直持续了50余年。当然,终有一天,摩尔定律会失效,最后两次迭代大约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而非两年,所以技术加速确实有所减慢,但技术进步的步伐是不会停息的。

  技术进步曲线是指数型的。人类的确在努力适应技术进步,但我们的适应速度是线性的。如果你把一条指数型的曲线和一条直线画在一张图上,就会发现,两条线会有个交叉点,然后,指数型曲线会越来越陡峭,而直线落后于指数型曲线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直线落后于指数型曲线的地方。

  第二个“M”是市场(Marke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虽然全球化陷入低潮,但它仍是影响这个时代的巨大力量。就像弗里德曼说的:“全球化一直都是一切事物及其对立面的合体。它可以赋予普罗大众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也可以将无限权力集中在巨大的跨国公司手中;它可以对微小之物大书特书,令最小的声音传播到每个角落,也可以让不同事物变得雷同,使大品牌淹没任何地方的一切事物。它可以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小公司和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设立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拓展客户、寻找供应商和协作者;它可以令你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巨大力量会把你压成齑粉。”

  这是一个一直鼓吹经济全球化的作者对全球化所做的深刻反思。经济学家喜欢讲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收益。确实,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但问题在于,有了收益,就有收益的分配。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我们面临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怎么更合理、公平地处理收益的分配,以便让全球化能够得到更多民众的拥护。

  当人们感到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之后,他们的本能反应是:那就修一堵墙吧。修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把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离,最终只会让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轻率地把所有的障碍物都清除掉,没有任何防护,你永远不知道在边界的另一边会出现什么。

  在加速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修一堵墙,而是要给人们提供能够站稳的地板。在应对外部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扇门。这个门应该天天都开着,人们可以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这个门装有摄像头,也有卫兵把守,但在正常情况下,你看不到卫兵,也没有路障——你应该几乎感觉不到门给你带来的不便。但是,如果你想越过边界,只能从门这里过。谁从这扇门进来了,应该是有监控的。假如出现了异常,监测系统应该能够迅速地感知,并做出分析和预判。比如,进来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少了,出去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多了,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就应该进行调查。

  第三个“M”是大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弗里德曼讲道,有些科学家认为,我们已从全新世进入“人新世”。地球在大约1万年前进入全新世。这1万年间,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气温适宜的窗口期。有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唯一能够支持现代人类社会的气候状态。这是人类的气候“伊甸园”。但是,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我们正在迫使地球远离最适宜点。有的科学家主张把这个由人类一手造成的新时代叫做“人新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地质年代。

  大自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其安全运转的边界,但我们正在跨越临界点,破坏这些边界,这将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举例来说,全球气温升高将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温度变化以及更为严重的风暴、干旱风险。生物多样化水平急剧下降,森林退化速度加快,海洋酸化,等等,都将使得大自然进一步偏离平衡点。

  气候变化又会引发新的经济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气候变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窘境,特别是在中东和非洲,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南亚地区会因全球变暖遇到更多挑战,尤其是水资源,会变得更稀缺。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不一定是因为领土问题,而可能是为了争夺水资源。在非洲及部分阿拉伯国家,人口的持续高增长率放大了各方面的压力。这么多贫困而绝望的年轻人,在一个全球互相连通、互相依存的世界,会给我们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冲击。

  如何更好地应对加速时代

  在这个加速时代,重要的不是每天匆匆忙忙,而是要在行进中暂停脚步。慢下来,放松自己,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试图从更高更广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时代。“欲速则不达”。慢就是快。只有掌握了慢变量,才能更好地把握大趋势。这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谢谢你迟到》中对我们每个人的忠告。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慢变量。快变量是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到的信息。慢变量则是我们平常不常接触,但是却对未来的趋势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那些变量。举例来说,如果你站在海边,会看到海面上波涛汹涌。海上为什么会有波浪呢?如果你只关注快变量,你会说,这是因为今天的风大,无风不起浪。如果你注意到了慢变量,你才会明白,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太阳和月亮带来的潮汐力。太阳和月亮离我们很远,也不会出现在每天的新闻里,它们看起来是不变的,但正是这种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又没有时时刻刻变化的“慢变量”,才是引起海上有波浪的最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慢就是快呢?弗里德曼讲道,为了应对加速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社区、塑造新的个人。

  从社区来说,有归属感的社区是我们在加速时代可以避开风暴的“台风眼”。托马斯·弗里德曼几次回到他的家乡明尼苏达州。他从小在明尼苏达州阿波利斯市郊区的小镇圣路易斯公园长大。尽管外面的世界变幻莫测,圣路易斯公园小镇的政府、学校、医院甚至球队却依然运转良好,人们彼此合作、同心协力、互相支持。“礼失求诸野”,在明尼苏达州,弗里德曼发现了应对加速变革社会的必需的社会价值观。正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社会资本”能够带来更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成功和繁荣的关键。如果信任感普遍存在,群体和社会就可以自发地合作、迅速地适应,而如果人们之间缺乏信任,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很可能不得不通过强制和暴力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家乡重新发现的传统价值观,对我们应对加速变革的时代反而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学会妥协,学会信任,学会巩固家庭的重要性,也需要为年轻人提供好的导师和教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人完成的,也无法通过在网络上下载一个软件完成,培养这些价值观,需要一群人,需要一个健康的社区。

  从个人来说,未来的时代属于终身学习者和跨界高手。技术进步对不同的人群影响大不一样。新的技术当然能够创造出很多新的工作岗位,但与此同时,确实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浪潮中成为失败者。西方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劳动者觉得饭碗快要保不住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导致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工作岗位流失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全球化,而且,技术进步的影响比全球化的影响更大。

  怎么办?我们需认清形势,提高学习能力,才能在加速变革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还以为像过去那样,拥有一技之长,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能一直工作到退休,那就错了。学校的教育体制远远落后于时代变化,你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可能还没有出学校大门,就已过时了。未来的时代是属于终身学习者和跨界高手的,未来的领导岗位是给那些能够整合全球团队、

通科技与人文、有远见、有洞察力和感召力的“新人类”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对“世纪之问”的理性思考


宋立洪

《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03日   24 版)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的发展不仅关系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关系到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是否依然有效?未来之路上会遇到哪些荆棘、险滩和陷阱,会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这个问题,中国人关心,全世界瞩目,影响深远,堪称“世纪之问”。

  面对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和思考。王灵桂、张中元所著《跨越七大“陷阱”——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和我们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多个维度,对未来中国发展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进行全方位考量,对学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梅佐乔诺陷阱”“去工业化陷阱”“比较优势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逐一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不少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作者回看了过去的路。在关于“梅佐乔诺陷阱”的讨论中,作者详细归纳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演化,分析了中国区域发展的趋势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对完善和创新发展区域战略与政策提出建议。在关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讨论中,作者分析了中国出口商品显性比较优势、贸易条件、出口和进口商品相似性指数的变化趋势,得出外贸发展要素禀赋优势正在减弱、与不同类型国家竞争加剧、贸易摩擦增多的结论,对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给出政策建议。回顾历史的首要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回望过去的路,准确把握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当下的阶段性特征,思考过去的经验未来是否仍然适用,是否要根据时势变化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在这方面,作者做出了大胆尝试。

  作者比较了别人的路。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作者系统总结了拉美及亚洲部分国家的失败案例和教训,系统总结了东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进而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分析。在关于“去工业化陷阱”的讨论中,作者对美国去工业化历程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用翔实的数据说明过度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就业机会流失、贸易逆差扩大、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比较的首要功能在于借鉴国际经验,吸取他国教训。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国情不同,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教训也不一定有普遍意义。作者努力把国际经验和教训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现实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政策建议的针对性。

  梳理这些陷阱,是作者的出发点,而寻求跨越陷阱的良方,则是本书的落脚点。本书实证与规范兼备,理论与实践兼顾,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重大风险探讨的集成之作,对政商学各界都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以关于“塔西佗陷阱”的探讨为例,我国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都面临一系列困境,作者从树立公共服务理念、建构政府公信力话语权、加强多元协同治理等方面开出药方。在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讨论中,作者就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及中国在做负责任大国和承担合理的国际责任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关于七大陷阱的概念和内涵、中国是否会遇到这些陷阱、遇到之后如何跨越等问题,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很大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居安须思危。只有时刻坚持底线思维,始终心存忧患意识,对“世纪之问”做出理性思考和认真回答,对各类风险始终预判在前、应对有方,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才能确保中国的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仅从这个角度看,《跨越七大“陷阱”——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和我们的思考》一书的出版发行就有积极意义。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大家读书)


梅荣政

《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03日   24 版)



 
  有专家指出:“任何传统文化,只有时代化才能真正为今人所用,才能具有不竭活力。否则,只能是一堆故纸、束之高阁,一派陈词、无人问津。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历数千年风尘侵袭而不败,经几十个朝代变迁而不弃,关键是中华民族不断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尊重传统文化、运用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不断推进传统文化时代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老而不衰,陈而不腐,依然活力充沛,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宝贵的力量。”我以为,这段很有见地的论断提出的问题是,对待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正确的方针:要以中国共产党坚守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以对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益还是无益为准则,通过科学分析,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为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运用历史辩证法,力避形而上学,废止孤立、静止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倡导立足中国古典经典文献,面对现实生活,在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下,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生的历史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宝库进行发掘,找到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民族珍宝;反对原封不动地照搬,倡导紧靠传统又突破传统,重视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结合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对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华进行提炼、加工、创新,把它变成新时代人民自己的东西。这项科学研究,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分清糟粕与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分清优秀与腐朽,留存优秀,剔除腐朽;分清粗伪与精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什么才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优秀、精真?概括地说,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够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相协调,于今、于民有用有利的传统思想和美德。如开拓创新、以民为本、崇德弘道、法律相继、协和天下等思想观念,创于炎黄文化初立时期,后一直浸润、蕴含于易学、儒学、道学、佛学、经学、玄学、理学等思想文化形态之中,其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日臻完美,可谓精华。又如仁义道德,贯穿于易学、儒学、道学、佛学、经学、玄学、理学等思想文化之中,其具体内涵、形式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亦可谓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这些思想精华,有助于我们今天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有助于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有助于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面对世界文化的激荡,能站稳脚跟的文化根基。

  当然,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也不能照搬照套,对它的吸取,首先需要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把那些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中、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中、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中的精华、优秀、精真,发掘出来,以便使它们“活起来”。然后,认真学习研究,掌握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独特创造、价值理念、民族特色,使之得到真正理解,以便为人“用起来”。

  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关键的一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统一的优良思想(如讲仁义、倡忠勇、敬孝悌、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宏大抱负(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烈情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利益至上的精神(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加以深度挖掘,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新话语、新范畴,予以精准阐发,使其潜在的生命力得到激活,并根据时代、人民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对内成为涵养、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对外成为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平等友好交流,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优势。

  我们还需注意排除错误思想的干扰。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整理中华传统文化,是一项巨大而浩繁的科学工程,要防止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这种错误思潮把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加以抛弃,忽视其中的许多珍贵品。我们当十分清醒,即便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中也有人民的东西,对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应批判地加以利用。二是复古倒退思潮的干扰。这种思潮主张对传统文化全盘继承,甚至把腐朽当神奇,颂古非今,而蔑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制并排除这些错误思潮的干扰,实现“双创”,就可以在新时代焕发传统文化的新生命。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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