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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风云》(16)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11482)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7-03 16:12:17 最后更新时间:2018-07-03 1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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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2、《北伐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张学良于凤至结婚

1916年春,于凤至与张学良在奉天大南门结婚。是年张学良16岁,于凤至19岁。那时,张学良还像个孩子,他一直叫于凤至为大姐。夫妻感情很好。

于凤至有完整的学校教育文化,加上二人深厚的感情,使张学良在军政大事上也常听取于凤至的意见。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持东北军政,但内部以杨宇霆为首的一部分军政人员始终阴谋夺权,在危机隐显之际,张学良听取了于凤至的意见才决定除掉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这才解决了内部的反对分子,奠定了张学良一统东北的局面,使东北走上了全国统一的正途,因此人们常提于凤至是女才子,小六子有这样的贤内助,大帅在地下可以安心了。                    张学良和于凤至

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以后,先后生下长女张闾瑛、长子张闾珣、次子张闾圩。1920年春天,他们的第三个儿子也出生了,张作霖亲自为这个孙子取名为张闾琪。这个孩子不但深得张作霖的青睐,同时也是张学良伉俪引为至爱。原因是张闾琪长得与张学良酷似,清秀而斯文,从小就老实厚道,才华横溢,比他两个兄长更为聪明。

1929年秋天,学业上进的张闾琪忽然染上了重病,经多方寻医治疗,一直未能痊愈。听说日本人开的“仰德医院”有X光机,可以查出肺部有什么毛病,以便对症下药。张学良在部属的劝说下,勉强把张闾琪送到“仰德医院”去作透视检查时,X光机却突然爆炸,把张闾琪炸成重伤不治死亡。

原来,日本关东军在事前获悉张学良将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院”求医时,连夜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出面,以威胁利诱之手段,收买了“仰德医院”的广野三田,然后暗中布置特务在X光机内密装炸弹,由特务幕后操纵引爆致死!

张学良与日本不但有父之仇,还有夺子之恨。所以张学良说:“我恨日本!

 

于凤至在生这第四个孩子时,得了很重的病,差为多是不治之病。于是,张学良的岳母和母亲她们就商量,于凤至有一个侄女,就要张学良娶她这个侄女,以便给她照料她的孩子。

张学良反对此事,他跟她们说,她现在病这么重,真要我娶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张学良又说:“这样,我答应你们,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你们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愿意她侄女将来给她带孩子,管着孩子。”

于凤至后来病好了,没死。于凤至就为这件事情很感动,所以对张学良也就很放纵,就不管他拈花惹草了。

    (于凤至于1990320日下午5时半在美国劣杉矶去世)

    (张学良于200110142050分在美国檀香山去世)

 

 

                   于凤至初识宋庆龄

 

    1924年冬,于凤至与张学良寓居在天津法租界的住所。当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兵华北,驻节津门。于凤至在天津每日手不释卷。就在于凤至感到寂寞的时候,张学良忽然给她带来一个喜讯,说:“你最崇敬的孙夫人近日就要来天津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方出现了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三个军阀虚假联合的局面。当时驻军在广东韶关的陆海空大元帅孙中山,为谋求全国统一,受冯玉祥的电邀抱病和宋庆龄一起经日本来到北方。

    1924124日,孙中山、宋庆龄所乘坐的日本邮轮“春阳丸”由大沽口抵达天津法租界码头时,受到两万多民众的隆重欢迎。于凤至随张学良登上了“春阳丸”,代表奉系军阀张作霖迎接孙中山。出现在于凤至面前的宋庆龄正值青春韶华,因为当时孙中山已在病中,年轻妩媚的宋庆龄两条弯弯的修眉间有一丝淡淡的忧郁。两人只是礼节性的寒暄,仰慕孙夫人已久的于凤至无法深谈。张学良与孙中山的谈话也仅仅五分钟即告辞而去,这便是于凤至与宋庆龄的首次会面。

    1215日下午,于凤至随张学良驱车前往天津日租界孙中山的临时行辕拜访。当时,孙中山的肝病已呈危状。但是躺在病榻上的孙中山仍与张学良谈论南北统一等军国大事。张学良谦和恭谨很受孙中山的器重,当场抱病扶案,亲笔挥毫为张学良题写“天下为公”条幅相赠。

    于凤至与宋庆龄在这一次见面有较长的倾心交谈。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孙中山卧室的隔壁,于凤至以小妹求教的口气,对宋庆龄说:“早在1913年我在奉天读书时,就从英文杂志《威斯里安》拜读过您在美国所发表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于凤至当场背诵了这篇赞颂辛亥革命的檄文中的一段话:“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妹妹真是好记性!”宋庆龄欣喜地说。

    宋庆龄在南方时虽然也闻知于凤至的名字,但对她的了解不多。对于一位奉系军阀的儿媳,具有浓厚革命思想的宋庆龄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两次见面以后,宋庆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于凤至不但才貌两佳,懂英语,通古今历史,能写一笔清丽的毛笔小楷,而且更令她惊异的是,于凤至有与自己较为接近的进步思想。这次两人交谈长达一个小时,加深了彼此的好感。

    192527日,于凤至闻知已经在北京的孙中山日渐转危的消息后,由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等人陪同,乘专车由天津来探视。此时因为战事,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已经移师滦州,只有于凤至留居天津,所以只好由她代表张氏父子到北京协和医院来看望。但是此时孙中山已被确诊为肝癌,宋庆龄无心叙谈,只是凄然痛哭,于凤至也黯然神伤,只有相陪饮泣。

    1929年,于凤至与宋庆龄在奉天(沈阳)再度相逢。

    19253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殁以后,宋庆龄因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几年来一直流亡海外。在此期间,于凤至始终关注着引为知己的宋庆龄的行踪。于凤至不断地读到宋庆龄发表的文章,她对宋庆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讲演和由东北《盛京时报》所转发的《中国目前的形势》认真披读。如今,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即将在南京举行,已经在苏联和德国漂泊了两年的好友宋庆龄即将经过东北返回北京,于凤至从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514日当宋庆龄乘坐的火车进入中国国境时,张学良就派出官员在满洲里迎接。宋庆龄获悉于凤至希望与她在沈阳见面的请求时,心中感动,尽管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香山碧云寺启灵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宋庆龄还决定她的专列在沈阳做短暂的停留。

    515日清晨,宋庆龄的专列抵达沈阳南站,她走出车厢,一眼便从恭迎在车站月台上的欢迎官员女眷的行列里发现了于凤至。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凤至!”便紧紧地将于凤至拥住。三十六岁的宋庆龄比在天津见面时清癯消瘦得许多,风尘仆仆的远方归客显出了无法掩饰的憔悴。在由驶往大南门张帅府的汽车里,于凤至和宋庆龄交谈的话题大多是围绕宋庆龄旅居国外的话题。当日在大帅府老虎厅里,张学良亲自为从欧洲归来的宋庆龄大排筵宴。酒席散后,于凤至和宋庆龄谈兴犹酣,可惜孙夫人行程甚紧,当时便要启程登车,前往北京。临别之际,宋庆龄再次向于凤至索求墨宝,以作纪念。

    19402月,在陪伴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张学良已达三载的于凤至,在湖南沅陵凤凰山被发现染患了乳癌。经张学良请求,蒋介石允许后,于凤至决定到美国去医治。于凤至由湖南辗转来到香港,准备在此短暂停留后飞美。令于凤至感到惊喜的是,十余年不见面的宋庆龄也正住在香港。

    于凤至为意外见到宋庆龄而泪雨婆娑,在两人的交谈中,宋庆龄为张学良将军的险恶处境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也对蒋介石出尔反尔与背信弃义深表愤慨。早在于凤至来港之前,宋庆龄已于19386月,在香港发起并组建了“保卫中国大同盟”,一些爱国人士与国际友人纷纷参加。于凤至在香港停留候机的短暂时日里,她亲眼看到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每天为支援内地的抗日战争,不辞辛劳,往返奔波。

    于凤至发现宋庆龄连续举行的抗日捐款活动,她也捐赠国币一千元。

    二月底的一天傍晚,重病在身的于凤至终于登机赴美。自此在香港与宋庆龄一别,天各一方。直到19815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远在大洋彼岸的于凤至再也没有机会与她所尊敬的宋庆龄见面。

 

 

  青年张学良

 

    拜见孙中山

    192412月,孙中山、宋庆龄和张作霖会面。那时孙中山已经病了,他去看张作霖时又受冻了,张作霖便命大儿子张学良去回访孙中山。

    孙中山要张学良坐下来,对他说:“中国责任都在你们青年人手里,你是东北人,所以你们的责任比旁人还大。”

 

    影响张学良一生的几个人

于日章

    张学良在十六七岁时,受于日章和张伯苓的影响很大。

于日章这个人很厉害,一天,张学良到青年会去,于日章对他说:“我看你这个人将来可有些作为的,告诉我你要遵从舆论,不要制造舆论。”

    张伯苓

    191610月,年仅16岁的张学良在故乡辽宁沈阳聆听了张伯苓一次感人至深的讲演,使他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他次演讲题目是《中国不亡有我》。正是张伯苓讲的“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令他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由此,他与张伯苓结下了忘年之交。                                                   张伯苓                                                       

郭松龄

    在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张学良遇见了战术教官郭松龄,立刻折服在这位杰出的军人之下。                                        

    张作霖常说这样一句笑话:“小六子,你除了不能和郭松龄睡以外,你大概吃点什么东西都会惦记他。”

    1924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了,就在发起攻击前夕,郭松龄为了撤换营长的一点小事与同僚不合,竟然负气带着部队跑了。

    张学良追到他,说:“你要干什么?我是你的学生可今天不同啊,我是你的长官。你要动的话,没有我的命令是不行的。”郭松龄就哭了,张学良说:“你哭什么?”郭松龄说:“我给你丢人,我在山海关打不下,人家打胜。我现在只求一死。”

    “你既然要死这个事很简单,你要为我争面子也很简单,那你上前线死去,战死不比这样死好?”

    郭松龄一赌气,好家伙一下子打到秦皇岛去了,一下子把吴佩孚给消灭了。

 

    我是中国人,我要东北三省

    张作霖用软磨硬泡装糊涂政策对付日本人,日本人要出兵帮助他来对付国民党,他也拒绝了,他说胜败是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他不能做卖国贼,于是日本就决定用外科手术除掉他炸死他。

    张学良说:“我父亲这个人比我厉害,他很会利用局势,操纵局势。所以日本人恨他,日本认为是上了他的当。”

    张作霖临死的时候说的头一句话:“到家了,你们不要告诉小六子。”

    那时,张学良在兰州,正在作战,他不愿让张学良难过,不让张学良知道他死。张学良的真正生日是阴历四月十七日,他父亲也死在四月十七日,所以他把生日改了。

    日本对大连旅顺铁路的租约快到期了,张学良他们商量收回来,日本人说这是我们箭射来的城,你要想拿回去,你给我的箭射回去。换句话说:你想随便收回去,没那么容易。就是拒绝的意思。

    所以张学良恨透日本人,日本军人跋扈,到中国士兵的枪上划洋火抽香烟,开玩笑。张学良告诉士兵们,别出声,你别理他。所以人家骂张学良不抵抗。张学良认为:“我们打不过人家有什么法子,他愿意你抵抗,你把事情扩大了最好,他好打你。”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派林权助为大使来吊唁。林权助对张学良说了好多事,最后,张学良总没有一个具体的答复,实在的答复。最后他要走了,张学良又喝了几盅酒,张学良说:“林老先生您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确。”

    林权助说:“那很好,那你到底为什么不独立?”

    张学良说:“你忘了一件事。”

    “那我很愿意知道。”

    “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东北全部沦陷。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是张作霖最亲信的军事顾问,也是张学良的好友。本庄繁把张学良的家财送还到北平。

    张学良对本庄繁讲:“你若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就烧了,给你不好看。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要拿我自己去拿,用不着你。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就还给我东北三省。东北三省你不还给我,却还我私人东西算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

 

                 张学良傅作义涿州争夺战

 

    1927年,奉军主力在河南被北伐军和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打败后,阎锡山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9月,晋军由阎锡山亲自率领,兵分三路,突然向奉军发难,奉军一开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特别是由傅作义率领的晋军别动队,乘奉军换防之机轻取河北涿州,矛头直指北京。

    没料到奉军一阵反击,又将晋军各路击破。阎锡山狼狈逃回娘子关。傅作义部还没有得到撤退的消息,就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于是,双方在涿州城展开了一场城市攻防战。

        

    1015日至1230日,奉军九攻涿州,动用了坦克、重炮、飞机甚至化学武器,张学良还亲自驾驶飞机到涿州上空侦察地形,但都没能使傅作义屈服。张学良开始劝其父张作霖和平解决,先后派在奉军效力的傅作义的同学、老师及山西同乡会代表和红十字会的代表前往劝说,允许投降后将优待傅作义,对晋军士兵予以收编,不加歧视。

    傅作义孤军奋战两个多月,仍不见阎锡山来援。城中粮食早已被吃光,不少军民已被饿死,拖下去只会累及更多的无辜。1230日,双方正式通电停战。192815日,傅作义身着便装,亲赴保定与张学良议和。张学良一见到傅作义就热情地说:“将军辛苦了。”傅作义先是惭愧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接着又说:“傅某此来,有个要求向总指挥提出,涿州城的军民已经两天没有一点吃的了……”不等傅作义说完,张学良当即指示部将万福麟传令前线,马上给涿州城内送去三天的粮食和蔬菜。

    傅作义表示感谢。张学良却感叹说:“两家本为一家。同室操戈何时休啊!我本不愿打仗,只是父命难违啊!”

    傅作义看张学良如此直率,坦诚提出三项议和条件:晋军出城后改编为国防军;奉军必须抚恤和赔偿因奉军攻城而造成的涿州平民生命和财产受到的损失;本人则退出军界,不接受任何军职。张学良当即同意。

    192816日,晋军7000多官兵昂然走出涿州城。奉军官兵则在门外高奏军乐,摆队相迎。双方官兵互相握手,互道辛苦。

 

 

 

                      溥杰结识张学良

 

    1924年初冬,鹿钟麟率领手枪队突然冲进了紫禁城。这像一声惊雷,震碎了溥仪留居小朝廷做关门皇帝的残梦。末代皇帝溥仪惊慌失措地被轰出了紫禁城。

    自从溥仪被撵出宫,爱新觉罗家族始终笼罩在忧郁之中。无数次磋商的结果,见解渐趋统一:在当今时代,没有军权,就意味着丧失一切!不仅溥仪看到了这一点,溥杰比他看得更清楚他想方设法地寻求军事靠山,拼命拉关系,与一些军阀及其家人打得火热,以图今后能用得着的时机。                                                   

    时值各路军阀在北京城圈儿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称得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局变化莫测。

    老百姓见惯了时常冷不丁变幻的各色旗子一面旗子就说明了一股军阀势力进了京,一色旗子一股武装,谁也不买谁的账。可真到了摊牌的时候,某种褪色的旗子就会无声无息地退出京城的地盘。

    在各种势力中,始终比较稳固的是拉杆子起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凭着他的实力,谁也不敢小瞧。其长子张学良,当时正在奉军中任握有实权的军团长,说一不二,在京城圈儿里,众人皆尊称“少帅”。

    从东北进关的爱新觉罗家族,对于张家父子更是高看一眼。而出身草莽的张氏父子,对于发祥于东北的晚清皇族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慕感。

    也就是在这种念头的支配下,溥杰托在社交场上八面玲珑的陈贯一出面联系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想与之结识。陈先生不负重托,没多久就牵上了线。                                       

    去北京饭店那天,溥杰例外地叫上了妻子唐怡莹。走进大厅,那里已是摩肩接踵,灯火通明。溥杰与相识的人们不断地点头打着招呼。乐声凑起,舞池里的男男女女顿时纷纷扭动起来。

    跳舞间隙,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大厅谈笑风声。突然,溥杰看到拥挤不堪的大厅闪出一条通道,顿时众人纷纷停止了交谈,只见门口走来一对夫妇,溥杰听到了人们小声议论着:“哟,是少帅来了……”

    没想到,来者穿过人流,径直走到了溥杰面前。

    只见张学良一身深色的西服,系着鲜艳的领带,头发梳得油亮。他足踏黑马靴,显得异常潇洒,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浑身透出一股军人的英武劲头。一个打扮得极为入时的年轻女人,紧随他的身边。

    “溥杰先生,这就是少帅。”这时陈贯一连忙走过来,给溥杰与张学良郑重地作了介绍。

    “久仰,久仰……”溥杰向张学良夫妇双手抱拳,“今天得见少帅夫妇,真是三生有幸!”尔后,他又单独朝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欠身致意。

    “哪里,哪里,幸会!……”张学良显得满面春风。

    此时,溥杰的妻子唐怡莹与于凤至频频点头微笑,随即二人便凑到一起,一见如故地亲热交谈起来。乐声再次奏起,溥杰夫妇与张学良夫妇双双步入舞池,翩然起舞。

    当走入休息厅互相交谈后,他俩都觉得相见恨晚。想互问起年庚,由于溥杰比张学良略小几岁,溥杰遂称张学良为“少帅”;张学良则将溥杰视作小弟弟,亲热地称其为“溥二弟”。

    舞会散场,二人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北京饭店的门口,二人依依惜别。

    由此算是开了头。每逢堂会或舞会,张学良便短不了溥杰前往,以至后来二人经常一起双双出入社交界。溥杰常拉他去球场,张学良则不时拽他去听大鼓书,彼此的兴趣爱好都潜移默化地受了对方的影响。京城的饭店和各种娱乐场所,成了“御弟”和“少帅”相伴出没的地方。

    “酒逢知己少。”虽然溥杰并不善饮,几口下肚便满脸通红,因少帅这个东北大汉颇有酒量,他也只好杯盏相酬。一来二往,两人的交谊日渐愈深。溥杰成了张学良家的常客,凡他去时张学良必迎候门口;临别,张学良必恭送出府,还特意通知门房:“凡溥二爷来府,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必通报,可径直进门。”

    溥杰成了戒备森严的帅府惟一可长驱直入的客人。进到府里,张学良时常立即放下手里的事,与他漫无边际地神聊,家事、国事、天下事,风声、雨声、读书声......

    不知怎么,溥杰与张学良的交往让溥仪知道了他短不了问起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情况。张作霖则对君臣的名分抱着不切实际的的幻想,甚至借着溥杰的门路还专程赴天津拜见溥仪。其实,这正中溥杰下怀。

    溥杰巴不得陪同张作霖父子一起前往。张作霖头戴毡帽,身着清朝遗老惯穿的长袍马褂,与溥仪见面时口称“皇上”,倒头便三跪九叩,之后才规规矩矩站在一侧答话。张学良与其父全然不同,他平时除了一身戎装或便服外,总是一身笔挺的西装。他见溥仪后也没有行所谓的“大礼”,而是双手抱拳致意,客套一番就算了事。通过这次拜会,溥杰也看到了张氏父子截然相反的做派和主张。

    趁溥仪与张作霖谈话之际,溥杰与少帅走出房门,在静园里一阵闲逛。

    “我看,你父亲还是老一套……”

    “你哥哥不也一样吗?”张学良反问道。“要我说呀,你哥哥都‘逊位’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在那儿硬撑‘皇上’的门面啊?!我看他有点儿太不合时宜啦!你说呢?……”

    作为溥仪的胞弟,他不好应答,只好一阵支支吾吾。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实话实说嘛……”

    ……

    天津之行,使溥杰对张学良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过了不几天,溥杰去少帅家时,张学良随手拽过身旁的一位陌生男子:“这是我的弟弟张学思(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幸会,幸会。”

    “别看学思年纪不大,他比咱俩进步多喽。对外面的新鲜事儿,也比咱们见识得多多了……”

    当时正在学校读书的张学思好像受到了鼓舞,欣喜地谈论起学校的生活……提起其父张作霖叩拜“逊帝”溥仪之事,他竟不以为然地笑出了声。“我们在学校里可宣传的是反帝、反封建,那些进步活动我都参加了……”

    “每次你都参加?”张学良丝毫没有责难的意思。

    “差不多我都参加,而且还是积极分子呢……”

    起初,溥杰还怕张学思谈起进步活动受到张学良的斥责,见他持鼓励态度,便也面显轻松之态。

    渐渐,两人变得无话不谈。溥杰去张学良家里可以随便出入他的书房,这是一般人不可想象的。一次,溥杰见他桌子上有一张日本兵杀人的照片,十分惊讶:

    “少帅,这是什么呀?多残酷!”

    “溥二弟,”张学良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还没见过吧,这是小日本儿杀害咱们中国人!这样的照片,我这里多着哪!”

    说着,张学良又愤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照片。溥杰顿时愣住了!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人被日本兵活埋,这是中国人被日本关东军砍头……”少帅手中的一张照片,使溥杰血涌头顶。“济南惨案”中百姓被屠杀;浑身赤裸的中国年轻妇女惨遭日军轮奸;面目狰狞的日军用刀挑着从孕妇腹中剖出的婴儿哈哈狂笑……惨不忍睹的场面,看得溥杰目瞪口呆。

    这时,少帅“砰”的一声,手握双拳猛地砸在书桌上。“畜生,日本鬼子简直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畜生,他们杀害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呀!”

    “是啊,是啊……”溥杰激动的脸色变得煞白。回到家后,他暗赞张学良是个血性男儿。

 

 

                  张学良私访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祖籍安徽,生于江西,是我国20世纪的著名作家,以创作通俗文学见长,发表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许多有影响的作品。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张恨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14年汉口一张小报上。那时他在汉口“打工”,业余写稿。“恨水”取自南唐后主李煜一句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有一种传说是:张心远热恋于著名作家冰心,而被拒绝,便取名“张恨水”。)那时他才19岁,还没有挤身文坛。

    后来他还有过许多笔名,如东方晦、随波、百忍、待漏斋主、江南布衣、半油、半瓶、我亦潜山人等等50多个,而惟有“张恨水”让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所以后来他干脆就叫张恨水。

    1925年,张恨水任北平《世界日报》总编期间,在晚报“夜光”栏刊登了百万言的长篇连载《春明外史》,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部小说里,张恨水以北洋政府统治下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世象为素材,紧贴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正直、年轻、英俊、有抱负的将军。小说构思新巧,情节波澜曲折,文辞优美晓畅。这个人物的原型取材于当时镇守天津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小说一问世便轰动京华,“张恨水”三字迅速传遍北国江南。张学良看过这部小说,大加赞赏,认为作者是个不可多得的有用之才。于是,专程赶到北平,登门拜访。

    一天,张学良自己驱车找到北京张恨水寓宅叩访,做了一回不速之客。当大为惊异的张恨水弄明白眼前这个小自家六岁的“行伍知音”,原来即是声威赫赫的奉系少帅,亦甚感欣幸。虽是贵客登门,张恨水待客依然不亢不卑。两人一席欢晤,从此成了挚交。张学良提出要张恨水到东北军中任职,张恨水声称自己是一介书生,断不是提枪弄刀的料,婉谢了张学良。

    张学良虽然“碰了壁”,却对张恨水的人格备加赞许,依然执意授了张恨水一个“参事”的空衔,每月照付薪水。

    1928年,身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的张学良特地把上海资深报人钱芥尘、王益知等请到沈阳,主持办了一张《新民晚报》。钱、王自然耳闻张学良“喜读恨水小说”,便力邀张恨水为沈报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长篇。张恨水盛情难却,又觉得“小说手法可一而不可再,若老按一个模子写下去,实在没意思”,故踌躇迟迟,未动笔。钱芥尘可等不及,在报端匆匆刊出了预告,逼得张恨水不能不赶紧动手,另辟蹊径,写了部《春明新史》寄去交账。

    同年9月,《春明新史》在《新了晚报》连载,这部依然保持《青明外史》的讽刺、嘲笑、鞭挞、揭露等风格的小说,在东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恨水了却了东北“文债”,于1929年岁首游历东三省。张学良尽管政务繁忙,仍拨冗抽身,专门设宴招待这位自己心仪的好友,并请他参观了不少地方。大约就在这时,少帅让部属钱群“授意张恨水”,央他替自己撰写一部传记,书名即《张学良》;而且一定得“秉笔直书”,“是怎样便怎样,不要美化装饰”,“要写出一个真实活生生的张学良”。这一诚恳朴直的请求,自令张恨水怦然心动,遂慨然允之,但又认为少帅正当年轻有为,事业无量,“其历史难告一段落”,传记须从容筹划,不宜操之过急。

    次年,东北军四度入关,张学良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移居设在顺承王府内的北平行营。他与张学良的过往会面,也因此更方便更频繁了。张学良极欲借重作家的文才,特遣副官持函,招张恨水至行营担任秘书。张恨水复书称自家“只会写小说,不懂军事政治”,心虽感激,没有赴职。后来见了张学良,当面半开玩笑半顶真地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做了官,岂不成了你的僚属?我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当朋友的好。”张学良几次敦劝未果,也只好作罢。

    张恨水不想当官,他让人送往顺承王府的拒官信,却落到了赵四小姐手里。这赵四小姐,亦是恨水小说迷,彼时正同于凤至一起住行营,帮助料理文案。张恨水那一笔清秀俊逸的行书,看得赵四小姐醉心不已。她找出珍藏的一柄折扇,托副官代向张恨水先生求赐墨宝。张恨水见扇子的一面绘着燕舞翠柳、蜂嬉红桃,便在空白的背面题了一首七律,诗曰:

        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

        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关。

    张恨水在这儿借诗述怀,委婉地对张学良剖白了自己无意宦途的心志。

 

    《啼笑姻缘》与张作霖

    1931年,张恨水在上海《世界报》上连载的小说《啼笑姻缘》轰动了全国。这部小说写歌女沈凤喜和江南才子樊家树相爱却被军阀刘将军强行拆散,据为已有并逼疯沈凤喜的故事,哀婉动人,催人泪下。当时,皇姑屯事件暴发不久,一心投靠日本人,无恶不作的大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的炸弹送上了西天。人们自然从刘将军的身上看到了张作霖的影子。于是,纷纷传开,刘将军就是张作霖。

    这传闻被张学良听到后,张学良十分生气,派了副官速速去北平把张恨水“请”到沈阳。

    张恨水见张学良的副官登门,已明白个中原因。因为也有不少人好奇地问过他,刘将军的原型是不是张作霖,他总是一笑了之。于是,他对家人说:“我这次到奉天可能凶多吉少,一旦我几日内不回来,你们好有个准备,打点行囊,回老家潜山。”安排好家事,他便心地坦然地随副官北上了。

    张学良见到张恨水,表面上装成无事状,还摆上了宴席,亲自作陪。张恨水心里暗想:莫非是一桌“鸿门宴”。

    终于张学良开口了:“张先生的《啼笑姻缘》十分成功,能否请教一下创作经过,有没有受到启发?”

    张恨水呷了一口酒,便平静地介绍了创作过程,之后,他又说:“启发是有的,沈凤喜确有其人,她原本是前门天桥的卖唱姑娘,后被大户人家抢去,被逼疯了,至于刘将军这个人”张恨水停顿了一下,向张学良讲了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北平城的一件真事,一次,一位退出政坛的达官家的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正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购物时,突然一辆豪华汽车停在她们的身边,几个军人从车上跳下,转眼之间,就把两位小姐裹进汽车,扬长而去。原来一位驻扎在北平的军阀早就相中了两位“猎物”,乘机派人擒去,供他发泄兽欲。这位达官派人四处搭救,但京城上下谁敢惹这个权倾朝野的军阀?几天后,两位摧花败叶的“小姐”才被军阀放回。

    张学良松了一口气,又问:“那么,刘将军就是这个军阀了?”

    张恨水摇摇头:“小说大多是虚物,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中众多人物的综合,不一定就是哪一个。因此,读者看小说,往往渗进了许多个人的感情和见解。许多大人物以为自己有权,就可以胡作非为,以为人们奈何不了他,其实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干了好事,谁干了坏事,都心中有数。这也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张恨水话中绵里藏针,很巧妙地批评了张作霖,而又明白地提醒了张学良。张学良沉默半晌,无话可说,他更加佩服张恨水的奇才,再一次坚请张恨水到奉天任职,担任他的文学秘书。张恨水又以自己最多只能握握笔杆子,不是作官的材料为由拒绝了。其实,张恨水当时看得很清楚,奉天亦非清净之地。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含耻蒙羞,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华北。而富有民族正义感的张恨水“心如火焚”。他书生报国,握笔作戈,毅然尽捐前调,投入了新的“国难小说”的创作,先后在北平《新晨报》、上海《新闻报》等处,发表了《满城风雨》、《弯弓集》、《东北四连长》等作品。这自然引起日本人与汉奸的忌刻恚恨,他们向张学良数番施压,提出所谓“抗议”。张学良正背负着弃乡丢土的家仇国恨,焉肯违衷助逆?不幸19333月,热河又失。张学良面对举国滔滔,只能再扛罪名,引咎辞职,不久即偕家人远去欧洲“考察”。张恨水的写作环境,也日趋艰险恶劣。他上了日特的“黑名单”,不得不逃离北平。

 

张学良枪毙“张学狼”

    19341月,张学良悄然从欧洲回国。张学良回国后,出任武汉总部副司令。一日他与刘镇华去大别山区视察,路过鄂东麻城时,当地老百姓列队欢迎。张学良与刘镇华的车子缓缓驶过,一直没有停下来。待车过后,人们才知道,那位身穿士兵服、戴着墨镜,驾驶第一辆车的就是张学良。

    过了麻城,进入山区,当晚在金家寨住宿。刚吃过晚饭,秘书送呈捉住惯匪“张学良”批件一份,请副司令批示。事出巧合,名姓皆同,在场的人都感到太奇巧了,也都在猜想张学良将如何处置?只见他拿起笔,在“张学良”的“良”字前加上一个“犬”字旁,变成张学狼,然后红笔勾示,依例枪决。

 

    惜哉,张恨水!

    传说张恨水原来并不叫张恨水,因为他看中女作家冰心,而被冰心拒绝,所以一气之下改名为张恨冰。有朋友劝他说这太直奔主题,让人看了也不雅。冰不是水变成的吗?改成水又含蓄又不失恨的意义,这样就叫张恨水。后来就没有人敢讲张恨水了。

    在解放前,张恨水写了《啼笑姻缘》、《五子登科》、《巴山夜雨》、《金粉世家》等中、长篇小说一百多部,短篇、散文杂文万余篇,还有三千多诗词,这相当于那个年代十个作家一生创作的总和;而张恨水还担任过《新民晚报》的记者、编辑和主审、经理,其工作量之大却又能更大量地写作,简直就是超人。在20世纪40年代,张恨水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孺妇皆知。连当时的少帅张学良和女作家张爱玲都对他喜欢之至。他的《水浒新传》、《八十一梦》及诸多抗战小说,甚至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张恨水为此稿费丰厚,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靠他写小说就能过上阔绰生活。当时的文坛上张恨水被誉为通俗小说大师,章回小说大家。

    建国初期的张恨水正当中年,是创作的鼎盛时期,可是他竟从此一蹶不振,声销迹匿。

    50年代,北京文联开会,张恨水柱着拐棍,艰难地走进来。当时病重的张恨水连工资也没有,只能是靠民政局发的救济金过活。他想写小说挣点稿费过活,但又不让他写“言情小说”。实在没办法,当时的文联领导说你不是只能写情感吗,那就写“梁山泊与祝英台”吧,写这样的情感不会犯错误。张恨水就在家里伏案写“梁山泊与祝英台”。谁知写好之后,还是不准发表,只好寄到香港的报刊。不过,张恨水幸亏不会写别的,否则就更惨了,连红小鬼出身的革命作家邓友梅都难逃打成“右派”的厄运,何况写情写爱的张恨水!

    50年代,北大学生吴泰昌对张恨水相当崇拜,有一次他连乘车带走路,用了几个小时赶到张恨水在北京的家。这才发现张恨水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又累又饿的吴泰昌实在是走不动了,只好在张恨水家干坐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张恨水从早晨到中午才吃了一个小面饼,哪有什么东西给前来拜访的穷学生吃。据说,张恨水穷得连到文联开会都穿得很寒碜,连毛泽东都看不下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赠给他一件。在张恨水故居展出的一张照片上,上面用笔在张恨水的衣服上画了一个箭头,写着“张恨水身上穿的呢料上衣是毛泽东主席所赠”。让人难以明白的是,被一国之首的主席可怜的作家,怎么会穷到这种地步?(是否与他不会理财,平时不会积蓄点,有多少花多少有关吧?)

    1967年,在文革的炮声中,72岁的张恨水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充满情感和惊恐的眼睛。令人欣慰的是,张恨水家乡(安徽潜山)的人民和官员为这个文坛骄子重修了故居并展览他的事迹。展室里的材料很丰富,说明文字也很细腻,甚至有关张恨水名字的谣传也做了解释,说张恨水之名是取自南唐后主李煜词《相见欢》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里的“恨水”。展室里还醒目地展示着著名作家老舍的评语:“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离张恨水故居不远处有一古塔,叫太平塔,已立有几百年了。人生从来不太平,太平塔却依然在。它好像让人突然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愿烧香叩头祈求命运平安,原来是对命运的恐惧。逝者如斯夫,哀哉乐哉?……惜哉,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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