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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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风云》(36)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10852)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9-07 20:41:58 最后更新时间:2018-09-07 20: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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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3、《井冈山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恽代英、蔡和森壮烈牺牲

 

    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回到南京后被捕,女儿钱椒椒也同时被捕。或许是钱壮飞离开南京时给徐恩曾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加之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徐恩曾害怕他的秘密被真的公布,所以将刘杞夫、钱椒椒关押了三四个月后无罪释放。钱壮飞在上海的家人,由于及时得到李克农的通知,早已做好了准备。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时,开来一卡车警、宪到法租界钱壮飞的家里去搜查,他爱人张振华机智地应付了敌人的搜查,家里只剩下钱壮飞的老母亲。敌人只好去纠缠老太太,追问钱的下落。敌人对老太太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我们找他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知道儿子已经回到上海,更不清楚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悻悻而去。

    几天过去了,钱壮飞一直未能抓着,徐恩曾只好硬着头皮向陈立夫和张道潘求情。在他们的包庇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件事始终瞒着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蒋介石一直到死都不知道密电被破译一事,直至1981年内地作品公开了特科的业绩,台湾国民党当局才知道此事)。徐恩曾也就继续“好官自我为之”。

    顾顺章的叛变,虽说对中共首脑机关没有造成大的破坏,但还是带来了严重损失。

    顾顺章本想通过出卖中共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及其他革命同志,作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不甘心他的阴谋破产,狗急跳墙,亲自跑到监狱,将关押在那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随后又相继出卖了邓演达和杨登瀛。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1930419日,当恽代英带着宣传文件走在马路上时,突然碰上特务搜查,他因回避不及,机智地抓毁自己的面容,化名王作霖,以致在监狱中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他先被关入漕河港模范监狱,后被解到苏州军人监狱,以后又转到南京军人监狱。国民党军官中有些是他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他们根据口音谈吐虽然知道是他,但由于过去受过恽代英的教育,竟互相密誓,决不泄漏。所以他仅被判二年有期徒刑。19308月周恩来从国外回来后,曾用各种方法营救,同时已通过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释放。不料在恽代英行将出狱时,突然被顾顺章出卖,第二天(429日)即被国民党杀害。

    其次是长期为中共工作的杨登瀛,也被顾顺章出卖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沪特派员杨登瀛,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特工人员。为博取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杨登瀛根据中共地下党的部署,制定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入其核心圈。杨登瀛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将触角伸进了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特工。

    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宋再生经杨登瀛介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次,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五万元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稳住顾某,一面通知地下党,这个叛徒还在做发财梦时就被镇压了。

    营救被捕同志,是杨登瀛的另一项重要使命,经他营救的革命者不胜枚举。19299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常委任弼时外出开会时,被公共租界密探抓住,敌人把他关进了租界帝国主义者建立的监牢西牢。在这里,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对他展开了轮流审讯。为了撬开任弼时的嘴,他们用皮鞋踢,用皮鞭抽,但任弼时咬紧牙关,自始至终没有给敌人一个有价值的字。

    当时,任弼时正发着高烧,身体极度虚弱,怎能受得住敌人的酷刑拷打呢?眼看就要昏死过去了。这时,他想到:昏倒也好,这样就可防止在痛苦过度的情况下出现神经混乱,无意中吐露出敌人需要的东西。主意已定,当敌人再次用皮鞭抽打他时,任弼时便奋力反抗,迎面抽来的皮鞭被甩到敌人审讯官的头上,恼怒的敌人上来又是一顿暴风雨般的拳打脚踢。敌见这些常规的刑法对付不了任弼时,便对任弼时用电刑。

    随着电压的不断升高,任弼时的后背被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审讯室里顿时充满了皮肉烧焦的气味,任弼时觉得头大得像要炸裂一样,一股股鲜血从他的背后和嘴里流了出来。

    任弼时坚贞不屈,使敌人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丝毫价值的口供,也没有办法给任弼时定罪。

    中共上海党组织得到消息后,令杨登瀛出面营救。杨登瀛找到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称任弼时是他手下的人,巡捕抓错了,又塞上一笔巨款,这样任弼时很快获释。

    出狱时,任弼时的身体相当虚弱,由于受电刑,后背的两个大窟窿还没有长合,流着脓血。然而,任弼时的心情却非常好,他对夫人陈宗英说:“我们审判他们的日子不会太远了,笑在最后的终归会是我们!

    出狱后,任弼时化妆成画师离开上海,去武汉担任长江局组织部长。

    杨登瀛被捕后,敌人审问他,他总是说:“我的事情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讲的。”终因杨登瀛与张道藩有特殊关系,在他被关押了半年多后,就由张道藩把他保了出来。

    1931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到香港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和森惨死狱中。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极大危害,19311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了对罪大恶极,危害革命的叛徒顾顺章的《通缉令》,下达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号召革命军民缉拿这个叛徒归案,给予严惩。

    叛徒顾顺章自投靠敌人后,竭力为国民党特务出谋划策,被戴笠等人奉为师辈。他提出的“自首政策”,确实给中共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三年来,中共中央冲破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大部分遭到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无法继续存在,而且在上海也难以存身。李克农、钱壮飞等,相继离开上海,转到中央红色区域。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电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人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顾顺章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重大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去到了中央苏区。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党中央虽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陈赓立即设法转移到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临别时,周恩来告诉陈赓:“到了天津,可以联系北平的秘密党员胡鄂公和杨献珍,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19314月,陈赓乔装打扮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英国客轮,来到了天津。

胡鄂公也是上海特科成员。胡鄂公是在李大钊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为数不多的秘密党员,也叫特别党员,他利用自己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等职务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

胡鄂公到天津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他,要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特科的要求特殊,还请你在北方帮助物色适当的人物。”

胡鄂公便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领导下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直接领导,深知吴是出色的领导者。

吴成方和胡鄂公一起来到天津,在法租界陈赓的住处,就组建北方特科进行了研究。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平,陈赓表示同意。

陈赓说:“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叫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同志领导。”陈赓又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不久,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作为核心的北京特科成立了。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平西单的春秋书店。楼下卖书,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就是后来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

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博学多才,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的同学,与博古关系很好。在19287月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会议上,潘东周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做了李立三的秘书。在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后,潘东周受到王明的排挤,王明把他贬到顺直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导致潘东周在北平被捕入狱。

潘东周写了悔过书声明退党后,被释放出狱,闲在家中。吴成方认为潘东周有很好的条件为特科服务。于是,潘东周再次加入了中共。

这时,北京特科得到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于是,吴成方让在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后,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让张学良折服,认为潘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委任他为机要组织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便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报告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上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这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张学良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蒋介石指定参谋处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1934117日,北京特科20余人除已被召回上海的吴成方、肖明外,全部被捕。潘东周被捕后,敌人查出潘东周是由北京特科派到张学良那里去的,北京特科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张冲伪造《伍豪启事》

 

    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妄图利用顾顺章的叛变一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的罪恶阴谋被周恩来挫败之后,他们对周恩来更是恨之入骨。

    193111月下旬,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上,连续刊登出以顾顺章的名义悬赏数万银元巨款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

但这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而已。他们眼看要抓到的周恩来都已飞“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即使是巨额悬赏,也无济于事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19322月中旬,在一个神秘人物的主持下,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相继刊出《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其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已近二月。“启事”诬蔑攻击中共和苏联政府,进而诬陷“伍豪”其人,欲借此蛊惑人心,制造混乱。

    这位神秘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张冲(淮南)。张冲生于浙江乐清县,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张冲为何造这个谣呢?原来19314月下旬,顾顺章叛变后,张冲当即率领人马由南京赶赴上海进行搜捕。张冲虽有顾顺章的指引却处处扑空,所获无几。事后他叹道:“如果没有钱壮飞,定能一网打尽,周恩来也难幸免。”

    这一招极为阴险:如果周恩来在报刊上公开辟谣,就会为他们提供新的搜捕线索;如果周恩来保持沉默,那就正中了他们的反间计,使周恩来失去中共的信任,造成中共的内部混乱,甚至是自相残杀,从而借中共之手除掉周恩来。即使一时不能除掉周恩来,也为周恩来日后的政治生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就在伪造启事抛出后不久,中共在陈云等组织下,当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在上海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并利用与《申报》的关系,用曲折的笔法在同月的《申报》上登出辟谣启事。

    三天后,上海《申报》上登出一则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还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二月十八日这天,《新闻报》正好又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那么,十八日送到《申报》而“未刊出”的广告启事究竟是什么内容,就耐人寻味了。是不是针对“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而来的呢?

    紧接着,1932227日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斗争》第四期用《实报》的名义公开发行,登出《伍豪启事》,向中共内部和社会各界澄清事实真相。《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193234日,利用周恩来在党内的另一别名“周少山”请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代登的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寻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寻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乙A13239

 

    这则启事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周恩来(周少山)绝对没有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脱党启事”是国民党污蔑诽谤、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的一大阴谋。

    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几十年后的“文革”期间,江青一伙又翻出这个“启事”,以同样拙劣的手法诬陷周恩来,则恐怕是九泉之下的张冲也始料未及的。而周恩来则在临去世前的一次上手术台之前,还为此事写好了一份材料交党中央。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便于19331月迁往江西“中央苏区”。26岁的秦邦宪(博古)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给毛泽东创办和领导的中央苏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向忠发叛变  张越霞被捕

 

                         张越霞被捕

 

    张纪恩和张越霞都是浙江省浦江县人,张纪恩生于1907年,张越霞出生于1911年。19287月,在浦江上的钟楼上召开党员会议时,负责人介绍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此人便是张纪恩。负责人在会上向张纪恩反映了中共浦江组织处境困难,还说及张越霞正失业在家。张纪恩答应可以帮助张越霞到上海从事党的工作。

    19287月,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一到上海,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了联系。张纪恩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二十一岁,张越霞才十七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了张越霞的意见,她同意了。

    他们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家庭。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他们住在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张纪恩和张越霞住楼底,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粉。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彼此认识了。

    1931623日凌晨1时,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淘米箩取下,那是警号,取下后表示发生了“情况”。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拥入。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越霞的衣袋里,有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她乘巡捕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临走时,张越霞用暗语对“佣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开会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张纪恩戏称“那是两只小棺材。”

 

 

               “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1931622日上午九时,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总书记,何必装蒜!”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节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巡捕们追往向忠发当时借住的静安寺一家旅馆,抓捕了杨秀贞以及当时做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顾顺章被捕后出卖了中共高级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和向忠发。由于顾顺章深知向忠发的习性,才抓到了向忠发。

向忠发名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不学无术,从未掌过实权,只是一枚“橡皮图章”,先是由李立三盖,然后由瞿秋白盖过一段时间,以后又握在了王明的手中。到最后,连向忠发本人也对这个徒有虚名的总书记职务厌倦了,干脆百事不问,坐享安乐。

向忠发被捕后,迅即叛变,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张纪恩等被捕。他交代了“特务委员会”(即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情况,指出陈云为“总负责”。幸亏陈云及时获悉向忠发叛变,通知中共中央机关及有关人员大转移。不然,连陈云自己也难以逃避这场大搜捕。

 

 

                    向忠发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

 

    向忠发是中共中央第三任负责人,这位仅有初小文化却在武汉工人运动中一举成为“工人领袖”。

    向忠发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的。

    中共六大于1928618日至711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开幕前不久的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向忠发等人。在谈话时,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亦即“高潮”与“低潮”的问题。在座的中共领导人中有些不同意斯大林说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看法。据说,李立三当场问道:“现在中国到处都有工人斗争和农民起义发生,这怎么是低潮呢?”斯大林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取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几道波浪式的曲线,又在曲线最低谷画了几朵浪花。斯大林把纸条递给大家,说:“你们看,低潮时,也会溅起几朵浪花。”                                       

    在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斯大林是“最高权威”、“世界革命导师”。这个生动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614日和15日,布哈林又以共产国际书记的名义召开了“政治座谈会”,与中共代表座谈各种问题,帮助中共统一了思想。

    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与此同时,大会也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结果一个右,一个“左”,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担任党的领袖。于是,幸运的光环罩到了一个工人的头上,此人就是向忠发。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1880年出生,在汉阳兵工厂当过学徒,以后又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是个“根正苗红”的老工人。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总工会工作,担任过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后来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又在“八七会议”上全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改组。来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带来了莫斯科的指令:前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所以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会上得到全票的两个人苏兆征和向忠发以及得票数仅次于瞿秋白和罗亦农的顾顺章,都是工人出身。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只得了十二票(全票为二十票)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十月,生平第一次出国的向忠发,和他的副手李震瀛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很快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向忠发虽然没有什么才干,却偏偏生了一副利口巧舌,很会说话讨人欢心,因此一来就博得了斯大林等人的好感。恰巧共产国际正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党的领袖。向忠发,这位正当年富力强的老工人,顿时成了理想的人选。

    19287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这样,向忠发就成为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位总书记。

 

 

                   向忠发为了女人丧了命

 

    向忠发的结发妻子叫刘秀英,湖南湘潭人,是个乡下妇女。刘秀英嫁给向忠发以后,和他生了一个儿子,一直带着儿子住在武汉。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回国后,党组织将刘秀英母子从武汉接到上海同他团聚。然而,当上了总书记的向忠发怎么也看不惯土气十足的糟糠之妻,刘秀英到上海以后就很少能见到丈夫回家过夜,偶尔回到家,也没有好脸色。一年多以后,向忠发与妻子和唯一的儿子分居了。

    不久,向忠发认识了一个叫杨秀贞的年轻女子,很快就他们就公开同居了。当时上海党中央机关的人,都把这个女人称为向忠发的“小老婆”。

    向忠发抛妻弃子,又弄了个年轻女子当小老婆,实在不像个总书记的作为。为此,党组织也曾婉言规劝过他,但向忠发根本听不进去。总书记的个人私生活,下级们也不好过多干预,只得听其自然。顾顺章还让负责中央领导人生活的特一科给杨秀贞介绍了一名娘姨(女佣),以照顾向忠发的生活。

    顾顺章叛变后,急于立功,一门心思想捉拿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但是,经过周恩来的断然处置,所有线索都被切断,不仅杨秀贞搬了家,连那个娘姨也被解雇。顾顺章找来找去,只找到这个被解雇的娘姨。于是,便在此人身上下功夫。

    顾顺章很了解向忠发的性格,知道他十分眷恋杨秀贞,只要找到那个女人,就迟早能找到向忠发本人。于是他叫那个娘姨设法找到杨秀贞,娘姨想来想去,终于想起被解雇之前杨秀贞刚在一家裁缝店做了一件贵重的新衣服,估计她一定会去取。顾顺章听后大喜,当即要那娘姨每天到那家裁缝店外守候,并许诺,只要找到杨秀贞的住所,一定奖以重金。

    一天,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了。那娘姨一直跟在杨秀贞的后面,跟踪到了向忠发新迁居的里弄口。幸好特科派来保卫向忠发的人认识那个女人,知道已经暴露,要向忠发和杨秀贞及时转移了。

    为了总书记的安全,周恩来让向忠发与杨秀贞暂时分开。他安排杨秀贞与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住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德华旅馆”,在向忠发的住所尚未安排妥当之前,让他暂时同自己住在一起,并再三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要耐住寂寞,注意隐蔽。但是,向忠发一心想着那个女人,终于为此丢掉了性命。

    由于向忠发处境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尽快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周恩来把中央的决定通知了向忠发,起初他不愿离开生活舒适的上海,经周恩来反复劝导,后来总算同意了。

    六月二十三日是预定出发的日子。临走前夕,向忠发突然提出一个条件,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否则就不走。

    毕竟是总书记,周恩来只得同意:“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面过夜,以免出意外。”

    谁知向忠发一到杨秀贞那里,便乐不思归了。直到晚上十二点,向忠发还在杨秀贞屋里不走。知道组织安排的陈琮英很着急,便去敲杨秀贞的门,希望他赶快离开这个险地。但向忠发不加理睬,只是隔着房门说了一声:“明早走。”

    第二天早晨,向忠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杨秀贞的房间。他走出旅馆,来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然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捕了。

 

 

                  “他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这个软骨头,一进巡捕房就招供了。但他这个总书记所知道的东西实在有限,除了他常看文件的中央机关(即张纪恩夫妇住的地方)外,只知道两个地方,一个是他同周恩来夫妇的住处,一个就是他心爱的女人杨秀贞所住的地方。为了保命,他马上将这三个地方全部供了出来。直到这时,他才想到要保护一下自己的女人,他对特务们说:“要注意那个矮个子(指陈琮英),那个高个子(指杨秀贞)什么也不知道。”

    杨秀贞和陈琮英很快被抓到巡捕房。陈琮英带着才三个月的女儿远志,杨秀贞带着李立三出国前托在他们那儿的女儿“鸽子”(即李丽)。随后,看守戈登路中央机关的张纪恩、张越霞夫妇也被带到。他们当时互不认识,陈琮英上厕所时遇见张越霞,便悄声对她说:是向忠发叛变把他们出卖了。

    由于向忠发事先向特务们交代过,所以特务先提审陈琮英。陈琮英抱着几个月的婴儿,装糊涂说:“我是从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时,向忠发突然出面对质:“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早就知道了,你不要瞒了。”陈琮英随后被引渡,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半年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审讯杨秀贞时。,出现戏剧性的场面。她不是共产党员,但跟向忠发很久了,知道他的真实身分。可是一开始她却说向忠发不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说他只是自己的一个嫖客。后来,还是向忠发出面让她说真话。如此情景,连审讯的特务和巡警看了都摇头。

    后来,几十年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黄慕兰传出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

 

向忠发被捕的消息震动了中共中央。毕竟,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

中央特科及高层获知向忠发被捕消息后,周恩来当机立断,亲自清理了所有重要文件,并立即安排党中央各机关紧急转移,以防意外。同时通知了李富春、蔡畅以及在上海的瞿秋白等领导转移住址,然后他本人同邓颖超等转移到一个法国人开的饭店里面。处理好这些事后,周恩来又主持开展营救向忠发的活动。

具体的营救任务由中央特科全力负责,主要担子落在了潘汉年身上。

    向忠发的叛变,还差一点使周恩来夫妇落入国民党之手。

    向忠发被捕的当天,周恩来正在组织力量营救,这时“内线”传来消息:向忠发已叛变。                                   百岁老人黄慕兰

    向中共党组织报告向忠发被捕叛变消息的“内线”叫黄慕兰她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汉口妇女部部长宛希严的夫人。宛希严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进步知识分子。192844日被反动派杀害。宛希严牺牲后,黄慕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公开宣布“脱党”,实际上转为中共地下党员,周恩来安排她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31622日,黄慕兰奉周恩来的指示,设法营救关向应。这天下午,黄慕兰在上海巴黎电影院附近的东海咖啡厅约见大律师陈志皋。正在磋商之时,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翻译曹炳生闯入。曹与陈志皋是同学,见面后,曹向陈神秘兮兮地透露:“上午9时,嵩山巡捕房抓到了一个60左右的共产党头目,湖北人,一双手只有9个指头,金牙齿,酒糟鼻子。这人没骨气,没等受刑就招供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黄慕兰感到此事重大。待曹告辞后,黄慕兰托辞身体不适,回到住处,即刻打电话给中央特科潘汉年,潘汉年听到此讯后,急忙来到霞飞坊黄慕兰的住处。两人慎重地排查,最终确认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潘汉年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组部部长赵容(康生),赵容又火速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赶紧销毁了存放在小沙渡家里的机密文件,并通知瞿秋白、李富春等中共负责人马上转移。

623日下午,邓颖超也得到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找她,十分焦急,他还没有找到周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邓颖超和周恩来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址,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他们先后进屋。周恩来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他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点

    向忠发只知道周恩来夫妇的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中共布置在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带着手铐,拿着钥匙去开周恩来的门,但周恩来夫妇已经离开。

 

黄慕兰1907年生,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1931年春,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会营救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55,“潘杨案”长期接受审查,两度入秦城监狱,辗转17年。1980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4年离休现居杭州。2015年她已108岁,身体还健康。

黄慕兰还在自传中回忆,在“文革”中,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她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文革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措施,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

 

 

                 中央特科买回向忠发叛变口供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被顾顺章出卖而在上海被捕。党中央及时得到确实信息后,要求中央特科具体侦察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里的向忠发的情况,特别是打听向忠发在何时被押送去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以便中央特科组织武装力量拦截囚车,营救向忠发。

    潘汉年立即要助手欧阳新利用徐某和他在警备司令部一个长兄的关系,打听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欧阳新对徐某等二人有意强调要向忠发的口供笔录以及从向忠发的案情中发现中共活动的情报,只要情报真实可靠,可以付给高价。

    不料向忠发被捕的第三天就被警备司令部处决。

    党中央得知向忠发被秘密处决,又从内线情报传出向忠发投敌叛变的消息。但是,既然已经叛变,为何又被处决呢?

    周恩来办事一向精密细致,一定要取得确凿证据,再作出判断。他要求中央特科设法抄录向忠发的口供。

    中央特科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法文翻译鲍文蔚和欧阳新通过徐某,原已收买了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录事提供被捕人员的口供记录。可是这次审讯向忠发,那个录事没有参加。通过徐某、吴汉琪去找那个录事,要他设法抄录向忠发的口供,他们提出要求:抄出向忠发的全部供词须付1000元的高价;而吴、徐二人的酬劳费还须另外付给。

    过了几天,那个录事终于沟通了当时出庭的另一个录事,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

    经仔细研究,周恩来发现,许多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的机密,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就此肯定了向忠发确已叛变。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立即枪毙他,可能别有原因。周恩来又令特科继续侦察。

 

 

              向忠发泄露了党的哪些机密

 

周恩来夫妇险些被捕

19314月,顾顺章叛变后,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将他安排于自己在上海沪西区小沙渡附近的秘密寓所。向忠发因未听周恩来夫妇的劝阻,偷偷出去幽会曾与他姘居的杨秀珍,被蹲守的特务逮捕。

622日,即在向忠发被捕后几个小时,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向忠发在静安寺路底被捕!

当日下午,从潘汉年处传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紧接着,中央特科营救人员向周恩来报告,向忠发已出卖了周恩来住处等党的机密情报。

周恩来立即搬家。

此时,邓颖超也因中共中央机要处戈登路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当天下午4点多,邓颖超按约定去吃晚饭,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盘不见了(这是他们约定的警报信号),她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她和周恩来,通知这个消息。

破坏了中共中央机要处后,向忠发又带人对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进行搜查。万幸周恩来夫妇已转移到都城饭店而免遭毒手。

 

十项内容涉及中共大量机密

向忠发被押到巡捕房后未等受刑即自首叛变。他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陈琮英(任弼时妻子,时负责保护向的安全)和杨秀贞的住所,陈琮英当天下午被捕。

向忠发向敌人写了供状: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在赤区)、关向应、顾顺章;职务:总书记向忠发,宣传张闻天,组织朱森,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从前是我与周恩来、顾顺章。……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2.赵云(第三科——红队)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项英;2.鄂西分局夏曦;3.鄂豫皖分局张国焘;4.闽粤分局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20000党员;成分:工人占10%,农民占60%,知识分子占30%3.上海方面:党员580人,青年团员276人,工会党员470人。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七军:第一军毛泽东朱德;第三军彭德怀黄公略,总称一、三军团;第二军贺龙;第四军邝继勋(鄂豫皖);第五军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第六军周郡;第七军李明瑞。总计赤军人数12万余人,枪支70000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15000元美金……

十、附记: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7人……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

 

 

                  蒋介石电令:“立即就地枪决。”

 

    原来,向忠发在被捕的第二天就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已擒共产党首犯向忠发。”

    不到一个月前,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又以惨败结束。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庐山上苦心思虑第三次“围剿”的军机大事,心中烦燥不安。接到电报后,当即提笔草草复电:

    “立即就地枪决。”

    电报发出后不久,蒋介石又收到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向忠发已自首。”

    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刚刚发出,蒋介石的电令就到了龙华。于是,向忠发很快被押赴刑场。行刑之前,向忠发跪在地上,向监斩官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照样射向了他的背脊。

    向忠发的尸体还没完全僵冷,龙华方面又收到蒋介石的第二封电令:“暂缓处决。”但为时已晚。

 

    到了21世纪,学术界对向忠发不再说“坏”就全坏。认为他在大革命时期是武汉工人运动的领袖,为北伐的胜利做过有益的工作。他当上总书记后,也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人云亦云的傀儡,挂名总书记。他在一些问题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比如1930年在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中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虽然他的看法是错误的)。再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是否派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问题上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是否让毛泽东作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问题上,他做出了正确决策,提出让毛泽东当主席。

 

 

               附录:向忠发供词

 

我是湖北人,现年五十一岁,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一八○号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脱离。我入共党的经过是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工会副委员长时(一九二一年),由许白昊(此人已死)介绍加入C、P,七天以后,即任支部书记,「二七」事变以后,提升CP湖北区委。一九二三年失业后,由彭泽湘(现已开除,时为湖北省委书记)介绍任湖北省委书记一月。当汉口市党部成立时与刘百川等负责工作,我担任工人部长,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伐军到武汉时经辞三次始准,后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及市政府工作,到国共分家以后,共党五次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因开会通知只发给我一次,心颇不快。七月间在武昌蛇山开中共中央会,后因大发牢骚,中央亦未答复。又因「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服,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共党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到长沙后,即住乡下一月,后共党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上海了。(在「八一」以后,我曾出席「八七」会议,组织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员之一。)

 

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短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到俄后参观各处约数月,又去比利时住了数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苏俄召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第四次大会,时苏兆征为主席,我任副主席。未几(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开六次代表大会,我任主席团,回国后任共党总书记。曾被幽禁一个月(与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一九二九年九月,共党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会场上发生意见,开会后两天,又发生争执。我对李的主张虽不同意,但不能反驳他。以后他们二人常有纠纷,我始终为他们来调解的。一月后他们的冲突日烈,无法解决,周恩来决意赴莫斯科报告国际,结果国际答复说:「中国党错误,国际驻中国代表亦错误。」此时瞿秋白等也来了,三中全会由瞿秋白领导,其所措施,下级大为反对,不得已国际派了米夫来华,找我谈话说:「以前种种错误,你都要负责,须受惩罚。」

经过米夫谈话之后,我却没有受处分,因为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份子。」此次米夫来华后,自中共中央的组织采变更了,分工制度,因而一切经济权均不经我手,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不久因为罗章龙组织非常会议,米夫召集徐锡根、陈郁谈话,这一次的谈话,我没参加。米夫返俄后,有一德国人作中国党的国际代表。四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起草,由我向国际代表报告,而陈绍禹大加反对我,说我是调和主义者。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名义上仍由我来继承六次大会的总书记,但在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分工制,如沈泽民任宣传,周恩来任军事,赵云任组织,从此各人各管各事,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

1.向忠发 周恩来 陈绍禹 陈郁(已去莫斯科)

2.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 项英(去赣赤区)

3.候补委员:王克全 罗敦贤 张国焘(在赤区) 关向应 顾顺章

4. 杨 森 (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上海分七区:沪中、沪东、沪西、闸北、法南、吴淞、上海(码头及海员。)

5. 山东——有省委,五六月破坏,新派二人去,姓名不知。

6. 河北——顺直省委由殷鉴负责。(从前罗章龙派的非常委员会省委已解散。)

7. 哈尔滨市委书记——伍何敬(河南人,自莫回来。)

10. 湖北——只有桥口区委一个(月支三百元。)

11. 陕西——只有市委一个(人数不多,惟未与中央发生关系),近派刘国章前去(此人前为中央与国际代表间领款者)。

12. 广东省委(包括广西,驻香港)书记蔡和森。

1. 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二万党员,内中大部份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 成份:工人占百分之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十,智识份子占百分之三十。

第三军 彭德怀 黄公略 总称一、三集团军、

1. 江南局 五千五百元,后又加上一千元

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1. 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1. 江南局 五千五百元,后又加上一千元

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摘自战略网2016.5.23 战略论坛)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后来死在狱中。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越霞在狱中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出狱那天,张纪恩和张越霞当着狱警面紧紧拥吻达数分钟,弄得狱警好尴尬。

    张越霞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静(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1934年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他是因为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而被“大赦”出狱的。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不久,他们二人都先后到了上海。

    19341123日,张越霞在与一位地下党员接头时,再次被捕。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20日,周恩来、叶剑英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等作了谈话。九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出狱。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与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到苏联治疗。阿金原是邓小平的第二位夫人,在中央苏区邓小平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阿金离去,后与李维汉结婚(传说李铁映是她与邓小平怀上的孩子,她与李维汉结婚后才生下的)。苏德战争后,刘群先下落不明。博古即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张越霞在狱中,认识了一位女友,她担心自己出狱无望,当那位女友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时,示意这位女友和张纪恩结合未成,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19464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周恩来撤离上海去中央苏区

 

1931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 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被捕叛变。他们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12月上旬,周恩来要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被国民党机关悬赏追捕的周恩来,想要平安撤离无疑是很困难的。幸好有一位名叫诺曼·沃特斯的外国人帮了他的忙。

1929年,诺曼·沃特斯作为蓝烟囱船运公司的雇员,从英国来到上海。沃特斯早年在英格兰保守思想影响下成长,到上海后因目睹许多社会的阴暗面和政府的腐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同情。在沃特斯看来,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能解决中国的痼疾。但这种思想令他在上海的外国人社交圈里颇显孤立。

当时没有一个外国人能与沃特斯坦诚交换政治观点,但有一些中国人却能让他敞开心胸,汤良礼就是其中的一位。

汤良礼1901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先后取得伦敦经济学院和维也纳大学的学位。1930年归国后,任《纽约时报》北平通讯员,兼联华书报社社长,任英文杂志《民众论坛》主编。正是通过汤良礼的关系,沃特斯见到了周恩来。

汤良礼问沃特斯是否能向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提供帮助。沃特斯问:“他是谁?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汤良礼说:“他的名字叫周恩来,他正被国民党通缉。他们正在到处抓他,租界的巡捕也被要求对他严加注意。周恩来需要刻不容缓地离开上海。”沃特斯说:“好的,我当然愿意提供帮助。”

沃特斯同意提供帮助后,汤良礼就把周恩来带到他的家里。周恩来秘密出发的那个夜晚,再次来到沃特斯的家里。沃特斯给周恩来提供了由海上前往汕头的交通工具。

党组织将护送周恩来离沪的任务交给黄平。黄平是19314月份从莫斯科回国的,任务是建立上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与各苏维埃根据地的秘密电台。黄平1901年生于汉口,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俄语,1924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李大钊做过英文翻译。1924年末,黄平从莫斯科到香港从事工人运动,途经上海时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在中共广东省委共事。1928年,两人又在莫斯科共同参加中共六大。

黄平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因为周恩来曾任职黄埔军校,很多国民党人都认识他;二是要找到一种安全的由海路离沪的方式。由于国民党警察对客船实行严密监视,乘坐几乎不被搜查的货船以减少怀疑则成为更好的选择。最终,由于沃特斯的帮助,一家英国航运公司经营的航海蒸汽船提供了便利。

周恩来离沪的那天晚上,黄平在晚上八时许来到周恩来家。当时周恩来穿着对襟蓝哗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后,周恩来拿了一只小手提箱,他们两人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没有下楼送行。他们到了沃特斯家,在沃特斯的带领下到了十六铺,他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找到了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周恩来认识他。黄平把周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了船。

周恩来便离开了上海,经广东汕头转入江西,顺利到到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虎口救战友瞿秋白脱险

 

    1932年,一位和当时曾任中共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很熟悉的同志被国民党抓捕,敌人根据获得的线索加紧搜捕当时隐蔽在上海的瞿秋白。中央特科安置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和在巡捕房收买的内线,事先侦知敌人的行动计划,使重病在身,行动不便的瞿秋白能够及时化险为夷,逃脱敌人的追捕。

    1932年旧历年底之前,中央特科又获得情报,敌人已经侦知,瞿秋白夫妇正躲避在鲁迅家中。由于鲁迅和瞿秋白的身份都非同一般,情况十分紧张,瞿秋白夫妇必须刻不容缓连夜转移。陈云根据中央指示,亲自前往鲁迅家中,安排瞿秋白的转移。

    深夜11点多,陈云独自坐一辆黄包车来到位于四川路的鲁迅住宅。他头戴一顶盔式礼帽,穿件旧的西装大衣,大衣领立起遮住脸部,将帽檐压到眉毛以下。这时已是夜深人静,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下车后,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陈云在付车钱时机警地环视四周,确认无特务跟踪后,他迅速走进鲁迅租住的公寓楼,上到三层鲁迅房间门口,按事先约定的暗号轻轻叩了两下门。应声开门的是鲁迅夫人许广平。陈云走进门后,见到了等候在家的鲁迅。

    陈云这是第一次见到鲁迅,瞿秋白走向前去为他和鲁迅相互介绍。鲁迅身穿一件旧灰布棉袍,脸色凝重而略带忧虑神情。鲁迅生怕陈云和瞿秋白夫妇在转移路上被国民党特务和巡捕抓走,非常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他担忧地问陈云,深夜转移路上安全吗?陈云镇静地回答说,正好外面在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棚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

    在浓浓夜色的掩护下,陈云和瞿秋白夫妇告别了鲁迅先生。他将瞿秋白夫妇一直护送到地下党在紫霞路的一处秘密机关,并将有关事情一一安排好,才返回自己的住处,此时天已蒙蒙亮了。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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