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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毛泽东反帝情结的历史动因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夏远生 |  浏览(27841) 评论 (19)  | 发布时间:2015-05-05 07:08:11 最后更新时间:2015-05-05 07: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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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反帝情结的历史动因

 

毛泽东还在孩提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掀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瓜分中国的丑恶历史。几乎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想到也可以到中国分一杯羹。说明落后者挨打,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列强用大炮洋枪轰出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腐败透顶的清朝丧权辱国。童年、少年、青年的毛泽东,不能不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中磨练成长,不能不滋生强烈的反帝情结。后来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对于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的人生启蒙是从救亡中开始的,救亡是启蒙的最强音!青年毛泽东的反帝情结就是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一些令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史事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试析青年毛泽东反帝情结的历史动因。

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翻开一部世界近代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味着掠夺、侵略、杀戮和战争。使110年前的世界成为发展失衡、两极分化、强权横行、政治霸道的黑暗世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东方新崛起的日本,横跨欧亚的俄国,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跻身于列强阵营。列强贪婪地抢着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弄得全球不得安生。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成为列强的俎上肉、盘中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迫近。忧国忧民,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焚心之痛;保种救亡,成为华夏亿万儿女的呐喊之声。

这时的泱泱大中国,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强加给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列强不断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王朝病入膏肓,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衰落,军备不修,民生疾苦,社会动荡,连建设海军的巨额军费竟被慈禧太后挪用修了百无一用的皇家园林,整个清朝一派朝不保夕的末日气象。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国家支离破碎,山河沉沦动荡,人民生灵涂炭,民族危亡至极。

毛泽东诞生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华民族来说极其悲惨的年代,亡国灭种的危险和救亡图存的主题,像与生俱来的血液渗透、流动和充满了毛泽东幼小的心灵和成长中的身体。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既是毛泽东出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是那一代青年为之痛心疾首的国耻大辱,使他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在这之前,中国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这一次却被东方弹丸小国日本打得一塌糊涂,中国人从上层到平民都感到极大的刺激和莫名的羞辱。伴随着这样一种国耻的氛围生长成人,毛泽东必然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抱有刻骨的仇恨,张扬反帝的意志,生生不息,难以磨灭。

据历史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明治天皇一登基,便极力鼓吹军国主义强盗逻辑,制定了实行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的矛头首先指向亚洲近邻朝鲜和中国。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建成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现役兵力12. 3万人。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明治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与清朝慈禧太后相反,甚至节省日本皇宫中的费用开支,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平均每年增添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洋舰队。

1894 725日,日本海军舰队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域,首先向中国军队开火,击沉运载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轮高升号,船上700多名清军官兵全部殉难。护航的北洋舰队操江号被俘,广乙号受重创后搁浅焚毁。日本陆军同时从汉城方面进攻清军。81,清政府下诏对日宣战,日本政府也正式对华宣战。中日战争爆发。因1894(清光绪二十年)是夏历甲午年,史称中日甲午战争。1895213,惊惶失措的清政府派出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议和,委曲以求停战,结束甲午战争。417,李鸿章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所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承认朝鲜独立自主;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通商口岸,日船可驶入内河上述港口等条款。日本政府还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与李鸿章在北京签订《辽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清政府以白银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日本从辽东半岛撤军等条款。后德国霸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法国索取广州湾。

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丧权辱国的惨痛记忆。对于湖南人民来说,则更为幻灭、震惊。甲午战争初期,淮军全面失利,朝廷临危授命起用湘军宿将刘坤一,全国上下都把扭转战局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谁知道,面对日本的坚船利炮,湘军同样浴血奋战而又难以避免战败的命运。正如谭嗣同所说:“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但是,甲午战争后的湖南士风民气并没有一蹶不振就此沉沦,而是湖湘文化精神中那种屡蹶屡奋、自强不息的内涵起了作用,激发出一种“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救难气慨和救亡图强的责任感,谭嗣同喊出“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的最强音。在这种中国战败而精神不败的时代大背景下生长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薰陶和激励。

毛泽东后来在一系列著述中论及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揭露说,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这些向中国举行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则指出,自从1840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所有这些,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积百多年的斗争经验,方才获得革命的胜利。

二、1895年的公车上书和陈宝箴开发湖南
  在内忧不断、外患频仍、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人民表现了抵御外侮、保国安民的大无畏精神。特别是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知识阶层及其精英人物,更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不惧风险。18955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在《上皇帝书》上签名。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事,变法成天下之治等主张。中国自汉代开始以公家车马运送上京应举的士子,后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所以康有为等联署《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没有能够呈上光绪皇帝,但被世人传抄,广为传播,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1898417,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广东会馆召开保国会,历数民族的种种惨祸和亡国的危急,大声疾呼人人有责任救自己的国家,只要四万万人民齐发愤,侵略者就不敢再逞凶。不少到会者边听边流下了热泪。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对于康、梁的事业和文章,青年毛泽东自然是推崇有加,深受影响。甚至曾想“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接触到《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想新文化以后,毛泽东才开始对康、梁有所批判,但还一直能够给予客观而积极的评价。毛泽东是把康有为等人列为中国早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认为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康有为也是如此。

18958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后,锐意革新,兴利除弊,慨然以开办湖南新政为己任,使湖南当时被认为是“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的省份。陈宝箴致力于开发湖南,发展近代工业。据《中国官办矿业史略》载,“官矿机构之最重要者,莫如湖南。其始为湖南官矿局,开办于光绪二十一年冬季。” 陈宝箴重视矿业开发,认为它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也是自强之路。1896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对湖南全省近代工业起了推动作用。1896年建立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897年建立了益阳板溪锑矿和新化锡矿山、平江黄金洞金矿,各地还建立了一些中小型矿山企业。湖南的内河交通、邮政电信、机电制造、轻工业,也在维新时期有了一些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湖南近代工业举步维艰,但是,毕竟开始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基础的发展,为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191984毛泽东在《本会总记》中称赞陈宝箴巡抚湖南,以开发湖南自任,时务等校之得以建立,陈氏实其元勋。

三、1897年的湖南时务学堂

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有识之士致力于挽救国运,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兴起。一向给人以保守排外印象的湖南,变化很大,发展实业,鼓吹新学,实行新政,顿时成为全国革新气象最为显著的省份。1896年秋冬,湖南士绅蒋德钧、熊希龄等人设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并议请开设学堂,以便推广工艺,培养人才。湖南巡抚陈宝箴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1894年任直隶布政使。逢《马关条约》签订,他痛感国家危难,主张变革,曾向光绪帝疏陈利害得失。任湖南巡抚后,则以变法开新为己任,倾力支持蒋德钧等议设学堂,于18971月批准立案,亲自命名为时务学堂。18979月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以无比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对外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规定了办学宗旨:“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广立学校,培植人材,为自强本计”。当年乡试之时,以陈宝箴名义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指出:“国家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学堂总理,主持学堂行政事务;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习。梁启超自沪抵湘,拟订《时务学堂学约十章》: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中又以立志、经世、传教为纲。要求学生摒除科第衣食之念,一心以救国图存为己任;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又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图强之道。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湖南顽固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士绅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攻击梁启超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则“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长此以往,必将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要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在反动封建势力的高压之下,梁启超因病离湘,熊希龄辞职,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也均辞职离湘。戊戌政变发生后,湖南新政废行,陈宝箴被革职,时务学堂解散改为求实书院。但是,时务学堂在宣传新学和培养人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是开风气,促进了湖南全省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旧式书院制度的改变。时务学堂是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新式学校,堪称“国中学校之嚆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岳州、衡州、郴州、武冈、常德、浏阳、黔阳、新化等处,纷纷改革书院章程,仿时务学堂办法,创办新式学堂,一片生气勃勃。其次,时务学堂师生积极参与维新活动,学堂教习有的是《湘报》的撰稿人,有的兼任南学会讲习,又多方赞划湖南新政,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推波助澜。第三,培养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士子,在戊戌维新运动及以后的资产阶级民权民主运动中成了中坚骨干和栋梁之材,林圭、李炳寰、蔡钟浩、傅慈祥等人献身于自立军运动,秦力山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从事反清革命而死难。时务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蔡锷成了护国运动中的名将。蔡锷回忆说:“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据梁启超在民国元年归国演说中说:时务学堂第一班的40名学生中“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时务学堂只办了几个月,却是培养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有志青年的摇篮。191984日,毛泽东在《本会总记》中称赞,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毛泽东称赞当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后来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宣传教育事业,创办《湘江评论》等报刊,开办工人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军校,与时务学堂及其创办者的最初影响不无关系。

四、1898年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

严复出版译著《天演论》,是1898年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深有影响。《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一本论文集,严复选译其中的前两篇,起名为《天演论》,在中国翻译出版。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海军专业的优等生, 1877年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广泛涉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1879年归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20年。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呼吁维新变法,同时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第一个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他翻译的《天演论》18984月正式出版。《天演论》既吸收了赫胥黎阐述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观点,也吸收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同时灌注了严复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他确认进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打击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支持。他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告诉人们,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强种,就只有亡国灭种之一途!“存亡之间,间不容发,何去何从,应该有所抉择!严复的出发点是呼吁人们:中国不应自甘做劣等民族,而应赶快起来变法图强,否则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这就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的动机和核心。他宣扬任人为治与天争胜的思想,目的在于激励弱者与强者竞争,使人们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中华民族振作起来,奋发图强,中国不但可以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还可以逐渐走向独立富强的前途。
  在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际,严复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并以任人为治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思想激励国人,对中国社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天演论》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爱国走向革命的理论基石,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进化论一直是中国人民从事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有力思想武器。毛泽东不但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里认真阅读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等著作,而且对严复等先知先觉的先进人物十分敬佩,一直给予较高的评价。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候,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泽东指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不得以,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进化论成为青年毛泽东所信仰的理论,对于他在探索中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毛泽东,对进化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态度,也是正确的选择。

五、1898年的南学会

南学会是1898年春,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湖南创建的政治团体。1897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其他帝国主义纷起效尤,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日趋严重,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从最坏的结果打算,如果一旦中国被列强瓜分而亡国,则须做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所以要成立南学会,宣传救亡,发展地方自治,并联络广东,以湘、粤为中心,实行变法,而后再图救中国。康有为认为要是中国被列强瓜分,湘省可图自主,即使中国被割尽,也可留下湖南一片净土,以为黄种之苗。 梁启超也认为: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赞成湘、粤联合,以为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所以学会取名南学会,而不名湘学会。创办南学会的初衷是挽救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明显地带有救亡的性质。南学会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倡议创建,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大力支持。1898221日开会讲学而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长沙孝廉堂,延聘皮锡瑞为学长,黄膺、戴德成为佐办,主会者则为陈宝箴。由上海来湘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也参与筹划,并为南学会作叙。叙文强调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建立学会以挽救危亡的重要性,并引欧洲各国历史上设立各种而洗刷国耻的实例加以证明,突出了南学会御侮救亡的性质。

南学会以讲学为主要活动方式,见诸记录的讲学13次。内容包括政教、学术、中外大势、保种保教、交涉、自然科学等方面。讲演人大力宣传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设立学会以开风气、以广民智的极端必要性,借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题;提倡地方自治,兴利除弊,规划新政,官民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治理湖南;强调采用新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保利权,抵抗侵略。讲演很有深度和感染力,听众踊跃,往往数百上千人,影响波及省内外。南学会之风推动了湖南新政的开展,促使湖南省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对社会风气的转变及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起了推动作用。梁启超评价当时湖南“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之才,遍地皆是”,正是对时务学堂、南学会历史功绩的客观描述。

毛泽东作为湖南的有志青年学子,自然对南学会的历史和影响十分关注。青年毛泽东后来致力于创办学会团体,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均有借鉴之意。1919年毛泽东曾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写道:湖南的思想界,20年以来,黯淡已极。20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毛泽东对南学会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可以想见他深深地了解到办学会、抱团体对于扭转社会风气、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意义。

六、1898年的短命改良——戊戌变法

公元1898年,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两千年之后中国又一个百家争鸣之年。虽然在末代王朝的封建专制之下,不可能重现春秋战国时的壮观盛况,但是毕竟有大批的文人士子高谈阔论、各抒已见、批评时政,连皇帝也被打动,开始行动。文人议政参政,批评当局时事,很快形成了一个高潮。缺乏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潮必然接下来是低潮的甚至是落败的结局。18986月,清末仓促又短促的百日维新开始。9月,以和平变法开始、以流血流产告终的戊戌政变发生。戊戌维新、戊戌变法,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有许多处论及,既突出它的革命意义,又强调了它的最后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在《本会总记》中写道,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在戊戌变法中,湖南涌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大批激进思想家、宣传家、活动家,并得到湖南地方官陈宝箴、黄遵宪等人的大力支持,兴学堂、办报刊,卓著成效,开全国各地风气之先,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898年谭嗣同赴京参加光绪皇帝主持的百日维新,最后喋血京师,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事业流血牺牲的第一人。烈士用鲜血唤醒千千万万志士,为辛亥革命开路,充当革命军中马前卒。湖南人不怕流血牺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历史上曾有“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的说法。湖南人勇于冲锋,不怕牺牲,一是基于他们大都耿直刚烈,“蛮性”十足;他们立场鲜明,敢于斗争。更重要的是基于他们有着强烈的报效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有着“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概。就连孙中山当年见到湖南到处是红殷殷的土地时,也感慨颇深,叹为湖南人的鲜血染红的。革命志士谭嗣的狱中遗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张扬的英雄气慨和献身精神,鼓舞着中国、湖南的千万爱国图强之士奋勇后继,不惜抛头洒血,参加推翻腐朽封建王朝的斗争。谭嗣同的事迹和精神在湖南和中国都有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曾在读书的笔记中写下老师杨昌济的语录,热忱地称颂谭嗣同“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谭嗣同的《仁学》所宣扬的“心力”学说,颇得杨昌济、毛泽东师生的推崇。191545日的杨昌济日记就载有他曾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勉励毛泽东的例子。毛泽东写过一篇《心之力》的作文,杨昌济十分赞赏,批了100分。毛泽东还对张昆弟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毛泽东还在总结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这一段民主革命历史时这样评价说: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毛泽东此言豪气冲天,确实不虚。

七、1899年湖南门户开放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世界尔虞我诈、混战一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趋尖锐化。这一斗争又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空前加剧。189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1910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又超过英国,英国丧失了长期垄断世界工业和市场的地位。当后起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登上弱肉强食、瓜分世界的舞台时,当然不满意筵尽席散、杯盘狼藉了,各自从国家利益出发要求重分一杯羹。德国大嚷大叫地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拚命挤进了帝国主义国家行列,大肆推行以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称霸亚洲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俄国从19世纪90年代起推行积极的东方政策,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美国19世纪末在西部土地开疆拓土基本结束后,将注意力转向海外殖民地的争夺。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看到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咄咄逼人,为了保持并扩大既得的殖民利益,也变本加厉横征暴敛。英国在夺取中国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大角逐中毫不满足。于是,在世纪之交,广袤的中国大地、肥沃的中国市场,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焦点。
    1899
9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英、俄、德、法、日、意等国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有:各国在中国的任何“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他国不得干涉等,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商品的自由开放。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实质就是可国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开放,使美国可以插足其它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分享侵略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为帝国主义强化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举纲张目。中国的大中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一个个被迫“门户开放”。

在美、英、日等列强贪得无厌的压迫下,清政府和湖南地方当局被迫于1899 l113日将岳州开辟为商埠。接着,迫于英日两国的交相威逼,被迫同意把湖南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沙开辟为通商口岸。长沙开埠后,欲壑难填的英国、日本又胁迫清政府和湖南地方当局将常德、湘潭两地辟为“寄港地”,允许外轮在两地行驶,运载货物旅客。随着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和湘潭、常德辟为寄港地,从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得以扒开湖南大门,直接进入湖南境地,帝国主义组成了以长沙为据点,岳州、常德、湘潭为支点的经济侵略网,进一步加深了对湖南的经济掠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湖南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这种门户开放主义嗤之以鼻。19498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透彻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动本质,指出:“门户开放”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

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先后掀起了收回利权和抵制美货的斗争。当时的长沙也是这一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展现出轰轰烈烈的场面。爱国志士禹之谟组织领导湖南工业学堂的师生员工,分赴各地宣传抵制美货。中路师范和府中学堂的学生集会演说,大声疾呼:“抵制美货为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各界群众也参加到运动中来。长沙抵制美货运动与全国各地的运动遥相呼应,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充分显示了长沙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
  就在抵制美货运动的前后,中国人民还开展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的斗争,史称收回利权运动。其中,鄂湘粤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利权的斗争兴起得早,持续的时间长,影响最广泛,而这一斗争首先是从湖南地区开始的。1898年到1900年,美国勾结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续约》,抢取了修筑自汉口纵贯湖南至广州的铁路的权利,激起了鄂湘粤三省人民的愤慨和反对。19045月,湖南爱国绅商率先向清政府呈文,强烈要求废除美约、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自办,揭开了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运动的序幕。1910年迅速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为了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刚到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和同学们也卷入了这场运动。毛泽东和另一个同学首先剪去自己的辫子,并强制湘乡驻省中学的十几个同学也剪掉辫子,以示坚决与腐败透顶的清王朝决裂。毛泽东曾在《本会总记》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斗争的情景: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记者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面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的主张革命。这一次的乱子,闹得真大。毛泽东欣喜地惊呼“我们湖南发现了学生军”!

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为经济文化侵略势力长驱直入内地湖南提供了便利。但是,出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打开国门、打开省门,有志有识有为的中国青年、湖南青年,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他们只是利用“门户开放”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的水平,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自始至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本性抗拒到底,对捍卫祖国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完全主权矢志不移、奋斗不息。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向外国学习求知求新而比毕生致力于振兴中华的优秀中国青年。

八、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

1899年至1901年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是20世纪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中国人民的反抗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中国战败,北京沦陷,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同时激起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狂飙。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发端的。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外国传教士的罪恶行径,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人民亲眼看到和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于是反教会斗争就成为当时人民自发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镇民众,用宗教迷信的手段互相联系,秘密结社,组织抱团,对帝国主义的宗教势力和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进行了英勇抗争和殊死搏杀。义和团鲜明地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战斗口号,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秘密结社开始成为反教会侵略斗争的中坚;反教会侵略和反列强瓜分逐步结合起来,终于汇合成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190046,英、美、法、德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限其2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派兵代为剿平610,英国西摩尔率各国侵略军2000余人,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埋伏铁路沿线,奋起阻击,将侵略军包围在廊坊车站。618,义和团2000余人向廊坊车站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发动攻击,西摩尔率残兵败退杨村车站,义和团又群起包围,打死打伤联军40余人。侵略军不得不败回天津西站。

620,清廷和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声威和力量,对外宣战。清政府在向八国联军宣战令中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要求各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清政府的宣战实属被迫,请求各国谅解。同时,令各省督抚召集义和团抵御外侮,设立团练。
  714,英、美、俄、德、法、日、意、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大批中国居民惨遭杀害。813,八国联军从通州进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和部分皇族大臣仓惶离宫,从北京西直门逃往西安。814,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特许联军在北京公开抢劫3天,中国自元明以来的典章文物至国库珍宝尽遭浩劫。日军从户部抢走300万两银子后,火烧衙署以毁罪证;俄军把搬不动的东西统统烧掉或砸碎;英、美军把抢来的东西在使馆拍卖。把北京城划分为各国的占领区,强令居民悬挂各国的旗帜。联军在北京城内犯下了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野蛮罪行。
   
义和团运动在湖南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以衡州教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帝斗争,推波助澜,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少年毛泽东从私塾老师和亲友处听说了义和团的斗争故事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罪行,心中受到巨大的震动,激发了他最初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和义愤。后来,毛泽东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对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始终给予强烈的揭露和抨击。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指出义和团战争是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义和团运动是为了反抗外敌、改革现状的。他称赞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条件。

九、1901年的《辛丑条约》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才真正认识的历史经验教训。110年前的中国,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较之世界资本主义先发国家整整落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全面落后给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腐朽的封建专制远不是高度工业化的、推行经济扩张和武力侵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对手。1894—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于日本。1898年出现列强在中国攫取让与权、强夺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新界直到广州湾,被俄、英、法、德等国强租而去。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列强野蛮砍削,分割成一片片排他性的禁脔。中国领土和主权遭到进一步损害。中国更加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正如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所揭露的,“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谭嗣同);“中国陷入豆剖瓜分于他人之囊”(易鼐)。青年毛泽东读到一些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书报文章,开始忧国忧民,萌生了救国意识,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20余年后,他曾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1年,萧三买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立即索来一口气读下去,从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卢梭、华盛顿、叶卡捷琳娜等一个个鲜明生动的著名历史人物身上,毛泽东似乎看到了处在深重灾难之中的祖国正需要什么。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罪恶行径,毛泽东一直给予强烈的尖锐的抨击,同时也指出这是造成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中国红色政权在夹缝中存在和生长的原因。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强劲动因,最终导致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去的结局。这是毛泽东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民主革命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同时也是一切中外反动派始料未及的因果循环。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中国有两大敌人、两座大山压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另一座大山就是封建主义,外国的压迫和中国的压迫,压得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不能抬头,破坏了我们的生产力。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

1901 97日,在八国联军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之后,英、美、法等11国代表与清政府全权代表奕祈、李鸿章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赔款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一概不准居住等12项条款。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它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本息超过十亿两的巨额赔款、对一系列国家主权的破坏,使中国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从另一意义上讲,与《辛丑条约》所导致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相伴相随的,是民族觉醒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救亡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在20世纪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无不与之密切相关。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和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毛泽东就把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称为“血迹斑斑的图画”。他曾斥责美国当局把侵略说成是“友谊”的谎言,指出“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是一项‘友谊’的表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揭露说: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情况和特点之后,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963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精辟地阐述说:自19世纪40年代起的百年时间中,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再三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十、1903年的苏报案

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第一份报纸《苏报》18966月创刊于上海,1898年陈范接任馆主,重刊该报,其立场也由改良改为革命,名声为之大振。《苏报》的舆论宣传极大地推动了反清革命运动的兴起。1903年,章太炎以犀利的文笔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力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论点。《苏报》全文刊载,同时刊载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这些文章以通俗、犀利的语言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族主义思想,在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对此清朝统治者极为恐慌,他们对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异常仇视。19036月,清廷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将《苏报》查封,把章太炎、邹容逮捕入狱判刑。邹容因不堪虐待,不久死于狱中,年仅20岁。造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清政府本来试图以此压制革命思想的传播,结果却适得其反,“苏报案”,不仅使章太炎、邹容名闻遐迩,更使民主革命思想浪潮的激荡愈加汹涌澎湃。毛泽东曾评说:那个时候,他们很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邹容的名篇《革命军》血泪交织,激动人心,他极力鼓吹革命: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

邹容放声高呼: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邹容撰写的《革命军》文章的激进思想和战斗文字,传播很广,影响很大。毛泽东一生关注新闻出版事业,对青少年时期给予自己影响很多的革命民主报刊出版物及其办报人、写作者记忆犹新。他在1958年成都会议时,特地给与会者发了一本他编的书《苏报案》。毛泽东对田家英和吴冷西说:“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个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章太炎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毛泽东亲笔在邹容的照片页上书写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友,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说明毛泽东对《革命军》一书的喜爱和对邹容英勇革命精神的赞佩。

十一、1904年的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先驱黄兴

华兴会是19042月由黄兴等在湖南长沙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是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之一。《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顺应时势筹建了华兴会这个影响较大的革命组织。黄兴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春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选择反清革命的人生道路,参与创办《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宣传民主革命。团结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每逢周日秘密集会,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咸为之动容。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东洋留学的,被黄兴吸去做政治运动”,大批湖南湖北的留学生,积极参与了黄兴组织的革命活动。课余,黄兴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以备开展武装斗争。1903年沙俄拒不从东北撤兵的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积极投入拒俄运动,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开展革命活动。

黄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志同道合,相约一同返湘开展革命活动。黄兴任教于长沙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执教中学历史、体操和小学地理、博物等课程。他不仅在课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长沙的革命者秘密联系。1904年黄兴生日时,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周震鳞、柳聘农、彭渊恂、柳刚、翁巩、徐佛苏、秦毓鎏、胡瑛等12人,以祝寿名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建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19042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与会者上百人。黄兴建议各方面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由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黄兴等人拟定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武装参与革命活动。当时湖南会党力量最强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2万多人。黄兴通过刘揆一同马福益有深交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派人同浙江革命党人、四川会党、江西巡防营等取得联系,相约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不幸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举义起事的风声泄漏,驻长沙的清军立刻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化装出走,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不幸被清军截捕,于1905420日遇害。流产的长沙起义被誉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

长沙起义失败后,华兴会的主要成员陆续会集于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团体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黄兴担任了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他后来成为武昌起义战时总司令,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军事家。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位学长、校友崇敬有加。青年黄兴热心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关心时事政治、对民主政治特别感兴趣的特点,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亡图存”的观点,立志投笔从军以担负救国救民大任的宏伟抱负,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黄兴所说的中国大局,破坏已到了极点,今后只有实行革命,才可挽救危亡于万一的话,从语言上都与后来毛泽东的论点极其相似。黄兴为表示志向,改名黄兴,改号黄克强,以示兴我中华、克复强暴的决心。这同毛泽东为自己取的几个别名、笔名,也是异曲同工。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入会者有两湖学生几百人,后来成为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之一。毛泽东后来成立新民学会,无疑也是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1911427日,黄兴发动广州起义;同年1010日,组织武昌新军暴动,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孙中山曾说:“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 称赞他是肇建民国的柱石。先辈湘人的英雄壮举为志向远大的毛泽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长沙,青年毛泽东第一次看报纸——《民立报》,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72烈士殉难的消息,毛泽东从中得知“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毛泽东曾在文章中写道:“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其中可见,毛泽东把民主革命先驱蔡锷、黄兴视为湖南人的骄傲和楷模。毛泽东还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孙黄革命”,毛泽东是把孙中山、黄兴并举的。称赞“杀不死吓不死的黄兴”。“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抱革命主义者跃跃欲试。”对革命先驱黄兴充满敬仰崇拜之情。

十二、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和陈天华蹈海酬国

中国同盟会,是190582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建立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20世纪初,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民主革命潮起潮涌。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民主革命潮汐的到来,为了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提出“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发展革命力量,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此前,黄兴、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继兴中会之后,在国内先后建立起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10余个革命小团体,遍及江、浙、湘、鄂、皖、闽、赣、川、陕等省。这些革命团体建立后,准备武装起义,但相继遭到挫折,其主要成员陆续来到日本。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在东京召开建立统一组织的筹备会议。讨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推举黄兴、陈天华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中国同盟会东京成立大会,到会者上百人,选出的30多位同盟会职员中,大多是华兴会骨干,来自兴中会的是孙中山、冯自由二人。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总理为孙中山,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居协理(副总理)地位,总理外出时,代总理主持总部工作。在日本东京出版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尽管它存在着根本性的弱点,无法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成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有力思想武器,吹响了民主革命的号角。   

1905128,同盟会重要创始人之一的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并留下绝命辞,以死激励国人的革命觉悟。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1904年,随同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因长沙起义事败,当年底流亡日本。19058月,在东京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124,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全体罢课。后200余名学生回国。陈天华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投海自尽。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名篇。青年毛泽东把陈天华等爱国学生的壮举,视为惊天动地可纪可传的一桩事——陈天华,姚宏业者,一个是安化学生,一个是益阳学生,同在日本,于归途的中间,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湖南学生得报,灵柩溯湘水回来,便要求政府,葬于岳麓山。长沙省城大小学生义葬陈姚,学生高唱哀歌响入云霄的悲壮声音,被毛泽东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并赞扬说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十三、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

20世纪初,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形势下,基层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这些民变中影响最大的一次。《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904年长沙被辟为商埠以后,外国商品像潮水一般涌入,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辛丑条约》规定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湖南每年要分摊70万两。地方当局巧立名目,增加捐税;大小官吏乘机勒索、贪赃枉法,弄得世道黑暗,民不聊生。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水利失修,灾害连年。1909年的大水灾泛滥,致使农村谷米收成受到严重损失,不足以供应本省,而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外国商人趁火打劫,大肆抢购粮食转运出口牟取暴利。地主奸商则囤积居奇,米价扶摇直上,一日数涨,长沙城内人心恐慌,局势动荡,迫于饥饿的民众铤而走险的征兆日益明显。
  1910411,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千文大关。南门外一个靠挑卖河水谋生的农民黄贵荪,劳累数日所得,竟无法买回一升米。极度悲愤之中,一家4口人投老龙潭溺死。这一悲剧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巡抚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伤几十人。饥民愤恨极了,于是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800家米店、碓坊堆栈存米,抢得干干净净,将警兵站岗的木棚打毁殆尽。并放火焚烧巡抚衙门,接着又将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情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清政府的大清银行、长沙海关等衙署,一个个捣毁或焚烧。
  抢米风潮发生后,清政府惊恐万分,急忙调动军队开进湖南,开始对饥民群众残酷镇压,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到处是血腥的屠杀,甚至滥杀无辜。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民众,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就在中外反动派的残暴镇压下结束了。
  长沙抢米风潮是广大人民群众举行的一次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它从饥民要求官府减价平粜开始,斗争逐步深入,以致殴辱官员,烧毁抚院,进而将矛头指向在长沙的帝国主义势力,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严重,和人民群众斗争情绪的蓬勃高涨。这次风潮突如其来,持续不长,但显示了民众的怒火和力量,给予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也预示了政治剧变的征兆,长沙附近十多个县都有类似风潮发生。

19104月,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的消息被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迅速传到韶山,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闻讯极为关心,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他认为那些参加暴动的人是在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起来造反的,他们只是要生存,但结果却被残酷杀害,他既痛心又气愤。心中深为“谋反者”的冤屈鸣不平。后来他回忆说,这件事,“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事情,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十四、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新军列兵

辛亥革命,无论如何都应该说是毛泽东60多年革命家斗争生涯的起点。19111010日,震撼全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湖南的革命党人和新军首先响应支持。社会各界群情鼎沸,青年学生纷纷拥护,赞同推翻清朝统治。徐特立先生在长沙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并断指血书,意在唤醒民众,这给了毛泽东以“革命的第一个感性认识”。毛泽东认为,对于这场推翻帝制的革命,任何一个青年都不应该袖手旁观,而必须奋身参加,投笔从戎,加入革命军,拿起真枪实弹,向腐败的清朝统治开火。

当长沙革命军举起义旗宣告反清之后,毛泽东便毅然就近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不但自己当兵,毛泽东还说服两个同学当了兵。他每月有七元军饷,除去三元用于伙食之外,余款全部用来买报阅读。“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就是他从买来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见的,这种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介绍,即刻就引起了毛泽东钻研的兴趣,并同意见相左的士兵争议起来。这是毛泽东最早接触社会主义之类的学说。在班上,列兵毛泽东对军事课目操练十分认真,每个动作都力求做得标准合格,这倒与毛泽东对读书做事向来持认真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是个文化兵,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尤其是出身铁匠和矿工的几个湖南兵,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毛泽东经常发挥所长,帮助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信,向大家讲解报纸上的新闻时事。这可以算作毛泽东对士兵宣传工作的初练习。为时半年的军营行伍生活,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知识,为他继续学习和追求打下了有益的基础,使他在同一代知识青年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素质,显得更为成熟、更有章程和办法。

1912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毛泽东以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而现实中的社会依然故我,国计民生问题一个都没解决,民主和个人的出路看不到在哪里,他便决心继续学习求索,寻找前途。于是在1912年春南北军政当局的一片议和声中,毛泽东退出新军。当兵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不能说这段经历对毛泽东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毫无影响。19557月,毛泽东同警卫战士谈话时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学不到什么东西和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就是辛亥革命一名列兵的辩证法。

在辛亥革命中,湖南有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毛泽东深受影响。湖南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基本上都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民主革命斗争,成为毛泽东那一代先进青年汲取养分的基础。在长沙,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那就是由著名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提倡民族革命的《民立报》。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报纸上看到了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失败和七十二烈士身殉国难的消息。他为烈士义举和浴血精神所感动,更为清朝统治者的残暴和腐败而愤怒。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欢迎和参加辛亥革命的斗争了。后来,1959年底毛泽东写道: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很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翻帝制,不仅敢把天子皇帝拉下马,而且埋葬了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一伟大创举,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共和,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公布了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打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公正地评价过:“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短暂胜利和对三民主义的广泛宣传,曾经在全国出现了一片变革旧制度的强大声势,不仅冲击了封建经济基础,而且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有所遏制。从1912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8年间,新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的民族资本就达13亿元,几乎接近于过去40多年投资总额15亿元的水平。说明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有较快的增加。由于数量的迅速增长和受到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革命导师列宁在武昌起义后第一年,就明确预言: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
  辛亥革命建立政权后三个月,便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夺。辛亥革命的失败,比它的胜利更使人惊心动魄。连孙中山也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辛亥革命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十五、1913年毛泽东开始师范生涯

1913年春,毛泽东已经20岁,是成熟的青年人了。他斟酌考虑,决定再次考学复读,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直到1918年暑期毕业。这是毛泽东学生生涯中最稳定且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师范学习的五年时间,使毛泽东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现代文化科学的初步知识,在探索和寻求救国道路和革命真理方面上下求索,而且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按毛泽东自己所说,“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我也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活动的经验。”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严肃的政论文中,开篇就以一大段生动的抒情文字讴歌了祖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情感。他写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从这种描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同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抱着抗拒和仇恨的心理。   

十六、1916年毛泽东发出中日必有一战的预言

1916725,毛泽东预言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毛泽东的仇日心理、抗日情结,当然植根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注意研究历史与现实,研究时事变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必然性和侵略本性抱有高度的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这种深刻而准确的认识,几乎伴随毛泽东的一生。青年毛泽东就认为: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在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军队之后,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变本加厉地向中国提出领土和权益的无理要求。1914823日,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参加英、法、俄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但它并不派兵到欧洲战场,而是在中国山东半岛登陆,进攻德国侵占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乘机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德军投降后,191517日袁世凯政府宣布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出。日本政府蛮横地拒绝,乘机将《对支那政策文件》(二十一条草案)付诸实施。其主要内容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等。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狰狞面目。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派陆征祥、曹汝霖同日本代表秘密谈判。   

1915年初,毛泽东闻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借悼念亡友易昌陶,抒发自己的爱国反日情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毛泽东用这样怒火冲天、直抒胸臆的词句,表达自己忧国伤时的沉重心情,期望激励幸存者反帝爱国的斗志。

57,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9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日运动。中国民众将5759视为国耻之日。长沙学生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和袁世凯卖国罪状的《明耻篇》一书,进行反日反袁宣传。毛泽东在该书的封面上,奋笔疾书了16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把爱祖国维国权同报国仇雪国耻联系在一起,激发广大青年保家卫国的使命感和与卖国行为作斗争的爱国热情。20年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

1916725,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详细分析湖南、全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论述自己研究国际形势的见解,其中对中日关系及前景的预测,十分精到。他从“日俄协约”谈起,针对国人当时对日本新内阁抱有的幻想,断然指出:“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对中国政府屈辱无能极为不满,“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令人悲愤万分,毛泽东沉痛预见,告诫国人:“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他劝萧子升等同学多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提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警惕。同年721日、28日,毛泽东并预言20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日本与德国将会危祸世界。虽然当时青年毛泽东人微言轻,他的预言是不会有当权者重视的,但是不幸而言中,2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真的被德意日法西斯搅得昏天黑地。

十七、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1917117,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湖南《大公报》随即发表《俄京二次政变纪》等文章,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壮举,俄国工人和士兵夺取政权的消息。青年毛泽东对此欢欣鼓舞,异常关注,俄国布尔什维克“过激主义”的行动让他振奋不已。这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有大量的反映。特别是1918年到北京以后,毛泽东有机会阅读和聆听了李大钊传播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讲演,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毛泽东在向长沙会员报告北上经过时,号召大家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风暴。1920年毛泽东还在开展湖南自治运动时,就对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有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那样一种无比壮观的大革命,心动神怡。他断定: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而且说: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不久,毛泽东便真的选择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武装自己和同志,走上了俄国人的革命道路。对俄国十月革命的高度评价,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曾指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感谢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还说: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毛泽东的革命一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和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十八、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1954,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法等国拒绝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决定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等。消息传来,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北京13所大专院校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示威游行,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示威群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迅猛波及祖国各地。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湖南先进青年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为国家争主权,为平民争人格。火烧赵家楼的闯将就有湖南的罗章龙、匡互生。陈独秀曾称赞毛泽东、邓中夏等人是“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特别撰文高呼《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五四大潮席卷下的湖南大地,涌现出大批青年精英,发扬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参加斗争。
   
在时代的大潮涌来之际,毛泽东挺身向前,显示出一个与时俱进、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弄潮儿的本色和英姿。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时,毛泽东已毕业任教,没有担任学联的领导职务,但是他每天都到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同学联负责人研究工作,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实际上是湖南学生组织的领导者,组织领导了全省学生总罢课。全省各县学生纷纷响应,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席卷三湘四水,掀起湖南青年和学生第一次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毛泽东第一次主编报刊, 714日正式出版了《湘江评论》,确定“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在创刊词里,他大声呼唤:“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撰写发表了长篇战斗檄文《民众的大联合》和国内外大事述评、时事杂感等30多篇,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初步研究的收获,宣传他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革命的认识和主张。

五四运动,是毛泽东平生参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他在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烈欢呼: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20年后,他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中,高度评价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生动地赞誉道: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始终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紧密联系,与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弦弦相扣。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中国已经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境地,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到复兴解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过了崎岖而漫长的奋斗道路。透过毛泽东的反帝情结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那一段名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评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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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发布者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2017-01-05 16:46:37)  回复

对于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的人生启蒙是从救亡中开始的,救亡是启蒙的最强音!

发布者 :对于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的人生 (2016-03-10 22:25:14)  回复

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始终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紧密联系,与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弦弦相扣。

发布者 :列借 (2016-02-11 18:52:53)  回复

正如谭嗣同所说:“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但是,甲午战争后的湖南士风民气并没有一蹶不振就此沉沦,而是湖湘文化精神中那种屡蹶屡奋、自强不息的内涵起了作用,激发出一种“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救难气慨和救亡图强的责任感,谭嗣同喊出“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的最强音。在这种中国战败而精神不败的时代大背景下生长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薰陶和激励。

发布者 :1234 (2015-12-11 22:33:39)  回复

泱泱大中国,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强加给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列强不断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王朝病入膏肓,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衰落,军备不修,民生疾苦,社会动荡,连建设海军的巨额军费竟被慈禧太后挪用修了百无一用的皇家园林,整个清朝一派朝不保夕的末日气象。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国家支离破碎,山河沉沦动荡,人民生灵涂炭,民族危亡至极。

发布者 :第一个 (2015-12-06 19:03:30)  回复

一部世界近代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味着掠夺、侵略、杀戮和战争。使110年前的世界成为发展失衡、两极分化、强权横行、政治霸道的黑暗世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东方新崛起的日本,横跨欧亚的俄国,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跻身于列强阵营。列强贪婪地抢着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弄得全球不得安生。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成为列强的俎上肉、盘中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迫近。忧国忧民,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焚心之痛;保种救亡,成为华夏亿万儿女的呐喊之声。

发布者 :军一 (2015-12-05 20:01:12)  回复

毛泽东把民主革命先驱蔡锷、黄兴视为湖南人的骄傲和楷模。毛泽东还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孙黄革命”,毛泽东是把孙中山、黄兴并举的。称赞“杀不死吓不死的黄兴”。“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抱革命主义者跃跃欲试。”对革命先驱黄兴充满敬仰崇拜之情。

发布者 :列平 (2015-12-05 20:00:05)  回复

被东方弹丸小国日本打得一塌糊涂,中国人从上层到平民都感到极大的刺激和莫名的羞辱。伴随着这样一种国耻的氛围生长成人,毛泽东必然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抱有刻骨的仇恨,张扬反帝的意志,生生不息,难以磨灭。

发布者 :一之 (2015-12-05 19:58:16)  回复

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始终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紧密联系,与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弦弦相扣。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中国已经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境地,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到复兴解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过了崎岖而漫长的奋斗道路。透过毛泽东的反帝情结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那一段名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发布者 :先一 (2015-12-04 20:23:28)  回复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既是毛泽东出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是那一代青年为之痛心疾首的国耻大辱,使他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发布者 :甲午 (2015-12-03 07:06:20)  回复

忧国忧民,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焚心之痛;保种救亡,成为华夏亿万儿女的呐喊之声。

发布者 :忧国忧民,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焚心之痛;保 (2015-12-03 07:00:48)  回复

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与反帝抗敌情结

  毛泽东还在孩提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几乎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想到中国分一杯羹。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洋枪轰出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凸显出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所以,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启蒙,正是从救亡图存中开始的。救亡是启蒙的最强音!青年毛泽东的反帝抗敌情结是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一些令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史事联系在一起的。

  一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既是毛泽东出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是那一代青年为之痛心疾首的国耻大辱,使他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丧权辱国的惨痛记忆。对于湖南人民来说,则更为幻灭、震惊。甲午战争初期,淮军全面失利,朝廷临危授命起用湘军宿将刘坤一,全国上下都把扭转战局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然而,面对日本的坚船利炮,湘军同样浴血奋战而又难以避免战败的命运。但是,甲午战争后的湖南士风民气并没有一蹶不振就此沉沦,而是湖湘文化精神中那种屡蹶屡奋、自强不息的内涵起了作用,激发出一种“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救难气概和救亡图强的责任感,谭嗣同喊出了“外患深矣,海军矣,要害扼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的最强音。在这种中国战败而精神不败的时代大背景下生长的毛泽东,自然受到熏陶和激励,必然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抱有刻骨的仇恨。

  二是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变法思想的启蒙。 1895 年 5 月 2 日 ,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 1300 余人在北京发动的“公车上书”行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1895 年 8 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后,锐意革新,兴利除弊,慨然以开办湖南新政为己任,使湖南当时被认为是“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的省份。 1919 年 8 月 4 日 毛泽东在《本会总记》中曾称赞陈宝箴巡抚湖南,以开发湖南自任,时务等校之得以建立,陈氏实其元勋。严复出版译著《天演论》,是 1898 年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尤其深刻,他不但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里认真阅读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著作,而且对严复等先知先觉的先进人物十分敬佩,一直给予较高的评价。 1898 年谭嗣同赴京参加光绪皇帝主持的百日维新,最后喋血京师,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事业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他的狱中遗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张扬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鼓舞着中国、湖南的千万爱国图强之士前赴后继。毛泽东曾在读书笔记中热忱地称颂“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三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影响。 1899 年至 1901 年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在湖南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以衡州教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帝斗争,推波助澜,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少年毛泽东从私塾老师和亲友处听说了义和团的斗争故事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罪行,心中受到巨大的震动,激发了他最初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和义愤。后来,毛泽东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对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始终给予强烈的揭露和抨击。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和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毛泽东把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称为“血迹斑斑的图画”。他曾阐述说:自 19 世纪 40 年代起的百年时间中,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四是 1911 年辛亥革命和新军列兵经历使毛泽东增进了民主革命意识。辛亥革命,无论如何都应该说是毛泽东 60 多年革命家斗争生涯的起点。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民主革命斗争,成为毛泽东那一代先进青年汲取养分的基础。 1911 年 10 月 10 日 ,震撼全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湖南的革命党人和新军首先响应支持。正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毅然就近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为时半年的军营行伍生活,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知识,为他继续学习和追求打下了有益的基础,使他在同一代知识青年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素质,显得更为成熟、更有章程和办法。

  五是 1919 年五四运动的锻炼。 1919 年 5 月 4 日 ,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时代的大潮涌来之际,毛泽东挺身向前,显示出一个与时俱进、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弄潮儿的本色和英姿。当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时,毛泽东虽然已毕业任教,没有担任学联的领导职务,但他每天都要到省学联与学联负责人研究工作,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实际上是湖南学生组织的领导者。为指导运动正确而深入的开展,毛泽东于 7 月 14 日 主编出版了省学联机关刊《湘江评论》,确定“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大声地喊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五四运动是毛泽东平生参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斗争。

  透过毛泽东的反帝情结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那一段名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作者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发布者 :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与反帝抗敌情结 (2015-12-01 20:21:59)  回复

救亡是启蒙的最强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毛泽东的与生俱来的民族感情

发布者 :救亡是启蒙的最强音 (2015-12-01 20:03:53)  回复

长沙省城大小学生义葬陈姚,学生高唱哀歌响入云霄的悲壮声音,被毛泽东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并赞扬说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发布者 :义一 (2015-11-30 22:51:30)  回复

毛泽东青年时代指出:“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

发布者 :铜墙铁壁 (2015-11-23 18:22:25)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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