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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涉嫌利用媒体诟病中国大学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商江 |  浏览(99)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1-14 05:59:27 最后更新时间:2017-01-14 05: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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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涉嫌利用媒体诟病中国大学

 

【仅供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讨论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08年7月2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09年6月4日,网易 来源中国江西网(作者不祥)《熊丙奇:论文情结谋杀学术研究》: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家,因早前出版《大学有问题》,进而得名问题”“专家。文章不离教育为本,可所写内容,所谈之事,全是不教育为本,既折磨自己,也折磨读者。

http://news.163.com/09/0720/01/5EKLS3IA00012Q9L.html

2011年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经常关注熊丙奇博客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的博客内容主要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也一度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甚至曾经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涉嫌利用媒体诟病中国大学。不要以为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言论都是碳垃圾排放。在熊丙奇言论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看到熊丙奇是多么的另类稀奇古怪。对熊丙奇的不当言论,可以开展有说服力的质疑、商榷、抵制、批判。

举证如下:(暂举23例)

1

2008年6月6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警惕大学等级化趋势加剧》:今年实行平行志愿,加上学校被列在第三批本科录取,我们很难获得好的生源,学校想树立品牌,越来越难!最近一所大学的校长告诉我,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自己的努力,总是受制度安排的约束。笔者为此查阅了各地高考录取的政策,发现大多数地方,高考集中录取批次,从以前四到五批,进一步发展到分五到六个批次,包括提前批、第一批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本科、高职高专一批(或提前批)、高职高专二批。按照录取规则,先录取提前批、再录取第一批,并依此类推。相对来说,越是安排的录取批次靠前,越能招收到好的学生,而越是录取批次靠后,录取的只能是以前批次未能录取的学生。很显然,这样的录取批次安排,确实保证了优质的教育资源配置给优秀的学生,加上今年各地实行平行志愿录取,在招生录取中,学校的等级划分更为明显,考分与学校层次的对应关系更加明显。但是,这样的批次安排,从学校角度看,却是十分不公平的——学校只有在同批次间竞争,批次划分越多,竞争的范围越小——这反映出大学的等级化趋势加剧。具体而言,大学的等级化表现为三方面。首先,行政级别的等级化,让好学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我国高校的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没有级(民办学校领导无行政级别),使学校的地位很不平等。其次,资源配置的等级化,让好学校获得更多办学资源,我国高校中的985工程学校、211工程学校,不但因为列入相应建设的工程而获得专项投资,而且,在学生的毕业就业中,也有对应这一办学层次的打分体系,一些地方引进人才时就明确规定只考虑985高校毕业生。再次,招生录取制度的等级化,让好学校根本不用为自己能否招到好学生担忧,任何一个一本高校,招收到的学生肯定比二本高校好,这基本上是铁的定律。在等级化氛围中,对好学校而言,学校的地位,不是靠竞争获得,而是靠政府投资、制度保护获得。好学校过着好日子,对于一般学校来说,就是难熬的日子,他们即便再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好的生源,无法在高等教育领域有话语权,这种挫折感,会导致一般学校更乐意按照制度的引导去追求,比如,位于二本招生的学校,争取有部分专业进行一本招生,位列三本招生的学校,想办法纳入二本招生体系,而近年来高职高专为何一心想升本,就是希望能改变自己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垫底的处境。我国高等教育要健康发展,必须打破这种等级制度,让高校平等竞争,包括生源上的平等竞争,学校办学资源的平等竞争,学校办学地位的平等。在笔者看来,由于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担忧,我国高校的等级化,尤其是招生批次增多,正无阻力地推进,而行政级别提高、招生批次增多、办学工程增多,给大学提供的不是自由竞争的环境,而是更大的计划制度的约束。而没有自由竞争,大学难以有质量意识与竞争意识、品牌意识,大学的未来发展将令人堪忧,从长远看,损害的将是每个受教育者的利益。(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8/6/207595.html

【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冒充教授属于以假乱真,以次充好,鱼目混珠,滥竽充数】

2

2009年2月26日,《东方早报》(熊丙奇)《大学已经失去自主办学的能力吗》:最近与一政府教育研究机构研究员交流,得到一个信息,教育主管部门正在某些高校试点自主办学,可试点的效果不太乐观——主管部门负责人去学校调研,问高校领导有关自主办学的想法与打算,高校领导反问:你们希望我们怎样自主办学?这样的反问,听上去就像笑话:上级告诉你怎么做,还叫什么自主办学。可是,这样的笑话,却与现实十分吻合,因为长期以来,高校已经习惯了听上级的指示来办学,现在要他们自主办学,当然还要继续听上级的,从而指导自己怎么自主。于是有人怀疑,今天的高校已经没有自主办学的能力。对此,我不以为然。不改变当前政府的教育拨款方式、校长任命方式、内部管理制度,只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自然是以上结局,因为高校缺乏财政自主权,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考核权、评价权都在上级手中,所以,校领导听命上级,自然不知道怎样自主办学。高校实施自主办学,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政府管理高校的模式,政府承担举办者职能,但不直接参与办学。近年来,不少高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教育主管部门官员搞好关系上,以保证学校能顺利获得拨款。因此,要让高校真正自主办学,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按照全国、地方人大批准的预算,向各学校拨付法定的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对应高校自主办学,公立高校还应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包括战略发展方向、校长遴选、预算审批等决策。大学理事会组成成员可包括: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及学生代表等。而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应取消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这不但便于不按级别选用校长,而按职业要求选用校长,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而且,可以根本扭转大学的官场气氛,回归大学办学本质。同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建立新型校长遴选机制,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在候选人被理事会确认后,提交教育部任命。在内部管理中,则需要改变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行以学者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本位管理,克服高校行政化、官本位的弊端。在大学内部,积极推进教授治校、学术自治、学生自治。目前高校呈现的低自主办学能力,正是由于只告诉高校你们自主办学,却没有调整教育拨款方式,没有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改革大学内部管理制度。如果在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配套改革也跟进,所谓的低自主办学能力问题,将不存在。

http://news.sina.com.cn/pl/2009-02-26/0735172915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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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9日,《东方早报》(熊丙奇)《恶搞大学的恰恰是大学自己》:涂序新老师于2009年9月17日凌晨2点因病不幸坠楼去世,终年32岁。”“借此机会,感谢学校各部门及学院师生的关心!”“7月 28日,涂博士租住由浙大提供的位于玉泉校区求是村的教师公寓。公寓建筑面积57平方米(内含独立厨房、卫生间以及电视、冰箱、空调、微波炉、电磁炉、床铺、桌椅等家具和电器设施)。这是浙江大学为自杀的海归博士发布的遗体告别仪式消息中的几段文字。最近几日来,浙江大学发布的这则讣告,在各论坛疯传,文字被网友逐句解读,被认定为史上最牛讣告。对于这则讣告,我最初是将信将疑:是不是有网友在借此机会”“恶搞。因为借此机会,感谢学校各部门及学院师生的关心!以及 公寓建筑面积57平方米(内含独立厨房、卫生间以及电视、冰箱、空调、微波炉、电磁炉、床铺、桌椅等家具和电器设施)这样的文字,居然出自一所大学之手,实在令人震惊:遗体告别仪式是什么机会?谁要借此机会感谢?此时不表示哀痛,却想到的是感谢领导的关心、同事的呵护?那间57平方米的公寓,是学校免费给涂博士住的么?每月租金2000元的公寓,提供微波炉、冰箱,是学校对青年教师的大恩大德么?这段文字是不是在说学校对涂博士已经仁至义尽、待遇优厚了呢?进入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网站,在其学院简讯栏目中,笔者检索到学院举行涂序新老师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发布时间是 2009年9月30日。借此机会的话语,是简讯的最后一句。有关涂博士的待遇,出现在附涂序新博士来学院的主要经历中。看来,是浙大亲自书写了这篇奇文。对于涂博士之死,此间有不少舆论认为,不能过度解读,因为导致自杀的原因很复杂。但心理专家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出现自杀倾向时,任何外界环境的积极干预,都有可能将他从绝望中拯救过来,包括一个电话、一句问候。本来,大学学术体制,还只是大家所推测的导致博士心情郁闷的一方面原因,而现在我辈也许可以确信:学校对人才的冷漠,是让信心满满的海归博士陷入绝境的原因之一:借此机会”——这是一种完全服务于领导的管理思维,看不到对人才的怜惜;而把公寓的微波炉搬出来,似乎就是对人才的施舍——你看,条件多好!这些年来,高校总是指责社会舆论在妖魔化恶搞大学。是舆论在妖魔化大学,还是大学在妖魔化自己?浙大此番做法,不过是新添的一例。就是今年以来,大学自己恶心自己的事,还少吗?云南中医药院的学术委员会硬把涉嫌抄袭的一校之长的抄袭行为鉴定为过度引用;辽宁大学副校长论文涉嫌抄袭,先是以不知情为由推卸责任,在实在推不掉之后,公开道歉,可在处理方面,却是请求上级组织给予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至今安坐副校长宝座……太多在国外大学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一而再地在国内高校离奇上演。(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news.sina.com.cn/pl/2009-10-29/085918932936.shtml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像寄居蟹一样,借助媒体外壳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4

2010年1月23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为何大学难以做好一件好事?》:清华、上海交大等五校的自主招生联考,上个双休日举行。联考结束多日,但对于考试的议论却在发酵。鉴于我是联考制度的坚定倡议者,有不少人来问我,怎样看待群众们对五校联考的不满。首先要分清楚的是,大家不满的不是联考这一自主招生形式,而是联考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一天考五门的超长考试时间和考试题目普遍比高考难、甚至严重超纲,让考生们吃不消。以正常的逻辑分析,大家不能因为不满考试的内容和时间安排,反过来就不满联考这一形式。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就会如此。就如大家从法理、情理上都明白,自主招生其实是《高等教育法》早就赋予高校的办学权利,但是,在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8个年头之后的今天,反对高校自主招生的,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原因不是自主招生这一形式不好,而是自主招生的操作,让公众不放心,除了有滋生腐败的质疑,还有加大学生考试负担的忧虑。大学为什么不能把一件好事做好?拿五校联考来说,在去年11月推出之际,舆论普遍赞扬,认为其扩大了考生的考试选择权,与之相比,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就相形见绌,而紧随其后,北大和港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推出三校小联考。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如果联考的考题出出水平、联考的时间安排合理,我相信,对于让更多考生接受联考这种形式,让更多的大学参与到联考中来,将是很大的促动,甚至可以开创联考+自主招生的新局面。可遗憾的是,从联考考场下来,考生们考蒙了,教育专家开始建议中学提高教学难度了,总之,联考当初的可爱面目,在考生和家长那里开始变形。分析起来,把好事办砸,大致有以下原因。一是大学没有办学特色,进而也没有清晰的人才评价体系。一直以来,大学都号称希望通过自主招生招到适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人才。那么,每所大学能说出自己学校与其它大学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如何体现在招生过程中吗?众所周知,我国大学的个性和特色并不鲜明,呈现千校一面的办学趋势,985高校、211高校的办学目标,几乎都是追求高大全,这些大学以增大考题难度这种简单方式来筛选人才,也就在情理之中。二是大学的人才评价观,并没有摆脱分数标准。每年高考结束录取完毕,国内名校总结招生工作,用来衡量好坏的标准,无一例外是分数,包括录取了多少状元;在各地的录取分数线高于当地重点线多少分;有多少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排在当地前列。就是分析自主招生生源的优劣,也是将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参加高考的平均考分,与集中录取的考生的平均考分对比。在大学教育中,也没有走出应试格局,绝大多数课程的考核,还是采取期末卷面测试,近来有各地大学生在网络论坛上上传大学图书馆自修的火爆图片,分析人士对此指出,大学生排队上图书馆自修,乃因期末考试到了,要临时抱佛脚。以考试出人才的教育观,来组织联考,其结果必然是出难题。三是大学对人才培养并不重视,对人才评价的研究远不如学术研究深入。怎样的考试题,怎样的评价体系,能考出一个学生的真实知识水平,能对一个学生进行个性评价,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而这样的研究,并没引起高校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经费投入很少不说,也很少有学科老师对此感兴趣,大家都不认为这是高水平研究成果。与国外大学将大笔资金投入到招生环节不同,国内高校普遍压缩招生成本到最低限度,收考试报名费自不在话下,就连一些学校的招生宣传资料,也要向考生收费。而且,节省招生成本,据说是实行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所学校在两三天之内就可搞定某地学生的录取!说到底,高校还是没有真正的竞争的压力,因此,也就不必重视学校的特色、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教育服务水平。自主招生联考,只是迈出了改变以前高校各自为政举行考试的一小步,并没有涉及扩大考生的学校选择权,也就是说,考生可以参加多校联考、可以以此成绩获得多校面试的机会,也可获得多校的自主招生资格,但是,却还是只能在高考时,选择其中一所学校作为第一志愿或者A志愿,学校间的竞争还是有限。另外,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只有少数,对于这些学校来说,实则获得了提前招生权,与其它高校是不平等竞争,也就可以让这些高校为所欲为。所以,不从根本上扩大考生的学校选择权,不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让大学有竞争的压力、生存的危机,再好的创意、举措,都有可能在具体实施中变异。高等教育改革如果只做局部的调整,而不从系统上探索建立新的办学体制,恐难有改革成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0gh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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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3日,中国网(熊丙奇)《如何不让功利要了大学的命》: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听取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时深有感触地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虽然有代表建言总理应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但事实上,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政府早已高度重视。1998年,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2004年,教育部发文再次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对于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继续实施985工程,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很显然,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然不是政府部门是否认识到其重要性、迫切性的问题,而是该怎样建设的问题。985工程已经实施11年,位列985建设行列的高校已达到43所,可是从实施效果看,并不理想。表面上,高校的论文数、专利数、经费数、博士生培养数已经大幅上升,但在一流成果、一流人才培养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征途中,我国大学的公信力持续下降,一些顶尖的中国名校,也遭遇着空前的教育与学术声誉危机。是投入不够么虽然北大的校长曾公开哭穷,说北大仅仅是脱贫而已,但事实是,985一期北大、清华各获国家每年6个亿的新增投入,以后的投入也持续增加;是大学的地位不够高所致么对应985工程的启动,我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长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长级,甚至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让大学更自主地办学,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是公众的期望太急切么为了回应公众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期待,清华曾宣布在2011年时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现在看来,这个时间表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以上这些,是大学的校领导以及研究者们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未果,所找出的理由。于是他们希望政府能更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大学地位。而在学校之内,为快速获得办学政绩,则采取十分简单的数量考核指标,逼使教授们在短期中出成果。如果延续这样的建设模式,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投入数十倍资金,把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再拔高些,再过50年,我国也难以出现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眼里,当今中国大学的硬件设施,已经超越了英美很多老牌一流大学。至于地位不高的问题,可以说,大学的地位绝对不是通过提高行政级别而获得的(过去10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相反,应该让大学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以教育与学术贡献确定社会地位。我国从上个世纪末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起,就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建设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而总是围绕着资源——财政资源、行政资源、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做文章,大学跑部钱进,用博导、博士头衔去换官员、老板的支持,教育产业化与教育行政化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出现温总理所说的要命问题。(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203/08517358783.shtml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像寄居蟹一样,借助媒体外壳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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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8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为何不把教授上课当回事》: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日前在浙江杭州《教育规划纲要》宣讲会上表示,当前大学教授没有时间给本科生上课,使得本科生失去了大量接受优秀教育的机会。郝平认为,无论是否是本科生的课程,教授们都有责任去上。(新快报 8月17日)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发文规定,高校要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现在教育部负责人谈到教授没时间给本科生上课,是不是表明五年前教育部的规定,并不被一些高校当一回事呢?其实,不被高校当一回事的,不仅是教育部的规定,还有国家法规。1999年1月实施的《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教授、副教授……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论文或者著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而在现实中,一些高校聘请海外归国人才、企业研究人员做教授,根本就不曾要求其 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而仅仅看重其具有的研究能力。为此,在高校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不是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而是他们根本不会、不敢上课。既有政府部门的规定,又有国家法律法规,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笔者之见,问题正出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思路,而没有建立制约大学必须重视教育教学的机制。在上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中,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比例,是评价的指标之一。为了达到这一指标,很多高校想尽办法,包括假聘教授、编制假课表、积极推动教授挂羊皮卖狗肉,最终,教学评估顺利通过,这就是行政管理的结果——要应付从上而下的文件还不容易。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学生对此有何态度,他们的态度学校在不在乎。近年来,对学校上课质量,大学生多有抱怨,但是,抱怨大学上课质量的学生,在学校迎接评估期间,却不敢向评审专家说真话,而是被学校要求积极配合评估,包括组成上课答问组、修改作业组、现场调查组、情报收集组等,营造出这所学校重视教学、学生素质高、教育教学满意度高的胜景。学生们为何要配合,因为毕业、就业等一系列利益攸关的事宜被掌握在学校手中。说到底,每个学生没有评价教育、选择教育的权利,才是造成学校漠视教育质量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学校领导,面对这种情况,都会选择不重视教育教学,而只关注能够为自己政绩增添色彩的科学研究。就是在美国高校,一些学校的校领导,也有这种办学倾向,毕竟,无论如何,论文和学术成果,会让学校获得更高的国际声誉,得到在各类排行榜上的优异表现。可是,校长们最终却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们必须面对的更大难题是,学生们可以随时选择转学,一旦学校不重视教学,学生们马上就会给学校脸色看,来年高比例的转学,既让学校的学费收入锐减,更让学校的声誉一落千丈。所以,在这些大学,哪怕是最大牌的诺贝奖励获得者,也是把教学作为第一职责。在这样的大学里,不用你告诉大学校长,人才培养是多么的重要,校长自然会把这作为学校最核心的功能。而在我们这里,就是把课程上得最烂,学生也只有忍受到大学毕业——不愿意忍受者,最可行的选择就是退学,如果再想上大学,就得重新参加高考——大学有着十足的底气,想把学生怎么样就怎么样。再有多么严厉的行政规定,都无济于事,而行政规定本身,还涉嫌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最近教育部负责人正兵分各路,到地方宣讲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笔者由此想到,对于此前的教育法规、政府文件,高校都不当回事,这次,有多少高校会把《教育规划纲要》也当回事呢?另外,听取教育部负责人宣讲的,都有谁?有高校的教师、学生吗?假如在未来的教改推进中,行政部门只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事去做,而教师和学生并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教改又有何意义,又何来教育局面的转变呢?笔者不反对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进行宣讲,这是普及教育改革理念和宣传教育改革的过程,然而,比宣讲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教师和学生最基本的教育权利,以教师和学生作为教改的主导力量,这才是推进教改、医治教育顽疾的最重要力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0km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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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0日,《科技日报》(熊丙奇)《大学还有多少伪研究中心》:近日,北大正式撤销了一个名为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的挂靠机构,理由是违规聘任研究员等行为。按说,一所大学撤销校内的一个研究中心,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然而,这一消息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记者调查发现,导致这一研究中心被撤的导火索是唐骏事件。在该事件中,力挺唐骏的西大校友禹晋永,有一个头衔就是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理事长、高级研究员,且禹晋永对外也经常以这个身份参与活动并发表言论。而据打假人士方舟子的调查,所谓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与北大基本没有关系,它不是一所学术机构,而是一家搞培训、卖保健品的企业,法人代表也非北大。而这家企业与北大的最大联系也许就是它的办公地址在北大。其实,北大的通知并没有把这个中心的相关问题说得那么详细。如果这个研究中心真在干研究的事,只是违规聘任研究员,大可整改,而不至于被撤销。如果因违规聘任研究员就撤销,基本上坐实了方舟子的调查——这就是一个借北大之名,行利益交换之实的伪研究机构。我并不怀疑大学一些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确实是想突破现有的学术研究管理体系,搭架一个开放的平台,搞一些学术研究活动。因此,在研究中心成立时,得到领导的支持,也有更为灵活的运作机制,包括外聘研究员。然而,当真正的学术研究由于受经费、环境等因素制约,难以开展之后,一些研究中心就开始靠着大学这棵大树做起其他生意,包括贩卖研究员聘书、兜售文凭。研究中心的这些生意,本质上说就是欺诈。以聘任研究员来说,此研究员绝非职称系列的研究员(职称系列的研究员需经材料送审、初评、中评、高级职称委员会终评等环节),而就是一般的研究人员,中心自己聘任即可。但研究中心一操作,就变为了与教授一样的研究员,再套上学校校名,俨然就成为大学的特聘研究员。一些企业老板,显然看重这一头衔可以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地位,因此也就乐于交参评费,取得研究员资格。试想,有的老板为了获得一纸名校培训证书,都愿意掏大笔钱参加所谓总裁培训班,更何况出一笔钱就成为堂堂北大的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对大学内部管理不知情的公众,并不知道此中心非学校真正的研究中心,此研究员究竟与真正的研究员有何区别。问题在于,大学对这些情况难道没有觉察?以笔者的观察,其实大学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但却视而不见。原因有三。其一,这些研究中心在成立时,大都得到领导的支持,甚至有的研究机构就由领导担任名誉主任。因此只要中心不闹出太出格的事,不被媒体曝光,不被受骗者起诉,大学领导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像北大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如果没有唐骏事件,没有禹晋永一直以这个中心的研究员头衔抛头露面,引起社会关注,很有可能继续做他们的生意,而相安无事。其二,研究中心并不只顾自己挣钱,要盖章发聘书、证书,必然得向挂靠机构交管理费。这管理费交得越多,保护的力量也就越大,所以这次是北大校方决定撤销,而不是研究中心挂靠的政府管理学院出面处理。其三,大学有时也需要研究中心解决一些问题。众所周知,兼职教授、荣誉博士、读博士等等已经成为大学与官员、老板进行资源共享的重要资源,虽然学术尊严已然不顾,但对于太过明显的、离开底线太远的资源共享,大学和官员、老板连自己都觉得难为情,说不过去。因此,聘任为某一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就变为两全其美的事。至于通过设立课题、开展论坛等,把学术平台变为经费运作平台,则更是某些人的拿手好戏。如此一来,研究中心的违规活动,也就合法化了。 大学里还有多少这样的研究中心呢?在权势交易、利益交易无处不在的环境中,如果一一查来,结果可能令人吃惊。当然,在当今的大学,发生任何事,恐怕都不会太令人吃惊了。因为如若大学爱惜自己的声誉,是绝不会容忍任何拿学校的品牌去做交易的行为的。

http://www.math168.com/Dtxx/264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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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2日,《新闻晨报》(熊丙奇)《棒喝:旧土壤长不出大学的新品种》:南科大因选聘 正局级副校长和未入选教育部公布的拥有招生资格高校名单而再次被关注。与此同时,南科大管理临时条例已通过深圳市政府审批,学校的运作模式及用人机制有望进一步明晰。 (南方日报5月11日)南科大管理临时条例,传说已久。在今年3月1日南科大为新生入学举办的的新闻通气会上,校长朱清时曾表示,南科大管理临时条例和理事会章程已经上报深圳市政府。根据当时的介绍,大家看到这所新举办的大学,正朝其既定的去行政化,去官化办学目标迈进,尤其是理事会章程中所规定的理事会功能,传递的信息是,深圳市政府已经找到全新的管理大学的模式——理事会成立后,将由政府通过理事会来管理南科大,政府将不参与学校的日常事务。理事会一年召开两次会议,由理事会常设机构来监督学校是否执行理事会的决议情况,甚至可以罢免校长。闭会期间当学校的运作在理事会的决议范围之内时,校长有最大的自主权。然而,这次深圳组织部门公选两位局级副校长,不但颠覆了南科大的去官化形象,也让人对南科大的治理机制充满疑虑。既然政府已有通过理事会来管理南科大的打算,而且相关临时条例已经通过,为什么不遵照条例执行?这两个由组织部门选拔的局级副校长,不但可能架空没有级别的朱校长,也可能架空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抛开行政级别不说,如果副校长由政府部门委派,校长连提名的权力也没有,何来理事会治理?何来校长的自主权?事实上,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不用拿南科大的改革理念对照分析,就是依照1999年1月实施的《高等教育法》,也明显不妥。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的职权,包括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如此看来,深圳政府部门对南科大的管理,延续的还是传统的行政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政府部门的强势行为不受规章制约,可以不按规章出牌。从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到前述《高等教育法》,再到去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提到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至今没有一所高校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南科大的改革,需要探索的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其中,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让政府的归政府,学校的归学校,对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有两方面基础工作极为重要。其一,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将由政府拨款,转变为拨款委员会确定预算、监督政府依法拨款。如此,方能让大学获得更大的财政独立性,否则,政府就会以拨款为名,介入学校的具体办学,大学还会在跑部钱进中,低声下气地与政府打交道。我国大学之所以一再强调级别的重要,主要在于在目前这种拨款体制中,可以提高与政府打交道时的身价。其二,建立真正能独立运作的大学理事会、教授会。我国大学中,并不缺与现代大学制度对接的机构,比如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和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可是,这些组织,几乎全是摆设,不要说决策权,有时就连知情权都没有。究其原因,这些机构均不独立,在大学中隶属于行政部门,受行政领导指令开展工作。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让这些组织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能自主开展活动、自主决策,同时,行政机构必须执行这些机构的决策。分析南科大的办学,上述两方面基础工作,几乎都没有启动,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改变教育拨款体系,也未按设计中的理事会治理机制去推进建设。也就是说,大学生长的土壤,其实还是原来的土壤,这怎么可能孕育出一所全新的大学来呢?(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1-05-12/1105295415.shtml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像寄居蟹一样,借助媒体外壳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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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3日,《东方早报》(熊丙奇)《我国大学为何嫌贫爱富》:5月9日,教育部召开2011年全国高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提出,今年要加强高校招生来源计划调控,中央部属高校要继续稳步降低在属地招生计划比例,高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省份倾斜,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和入学机会公平。而据了解,在2010年高考中,山西、河南、安徽等中西部8省区的高考录取率平均提高了约9个百分点。我国高考生源数,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生源数,近年来持续下降,这本来是部属高校在属地减少招生计划、实现生源多元化,同时促进教育公平的契机——此前,针对舆论对重点大学地方化,在当地招生比例过高的指责,高校辩称这是由于地方和教育部共建,学校必须回报地方。但现实情况却不乐观,纵有教育部一再要求,部属高校并不情愿减少在属地的招生计划。以北京为例,继去年北大和清华在北京整体生源下降20%的情况下,反而增加招生计划(最初宣布的招生计划,较往年略有减少,但相对生源下降幅度,计划减少幅度很低,录取比例实则明降暗升,而在最终的录取中,北大和清华都扩招)之后,今年,北京市的生源再次比上一年减少4234人,降幅5.27%,可北大和清大都已宣布在京高考招生计划将保持去年的人数规模。其中,清华大学表示,在生源优秀的情况下,还将有所扩招。北京地区的一本率则从去年的23.6%进一步提高到24%。北大和清华这两所部属大学的带头大哥,带头不听话。但也不见教育部有何意见。其他兄弟高校在属地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教育部部属大学为何不愿意减少在属地的招生比例?此前所说的为地方服务的理由,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已经站不住脚,因为高校完全可以按照生源下降比例同步减少在当地招生计划。能合理解释的,有以下几点。其一,有些部属高校认为大城市、发达地区的生源质量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北大去年扩大在京招生计划,所称理由就是北京生源质量好。这反映大学在评价生源质量时,存在偏爱城市考生的情况,以为城市学生见多识广、沟通能力强、外语好,就优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考生。而与国内大学这种评价标准相反,美国诸多名校却偏爱贫困家庭、不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录取时,往往对他们进行加分评价,在同等的情况下,这些学生优先被录取。其二,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录取计划,高校将增加帮困助学的经费支出和精力投入。笔者曾和多所大学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交流,他们都提到,随着增加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招生计划,学校中的贫困学生比例显著提高。这无疑影响高校扩大在这些地区招生计划的积极性。其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学生就业工作压力大,部属高校也不例外。相对而言,招收属地学生,就业时不存在户籍问题,加之父母使力,学生的就业相对容易解决;而扩大外地招生比例,学生就业时不但存在户籍问题,还由于家庭因素,就业难度就很大。这对追求毕业生就业率的大学来说,自然不愿意招收来自不发达地区的考生,成为就业的包袱。可以说,我国部属大学普遍存在嫌贫爱富的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办学价值观所导致的。对于部属大学的这种办学倾向,教育部的宏观调控,比如要求本地生源比例不超过30%,要求在属地招生比例逐年下降等,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必须是严格执行方可起作用。但要根本扭转大学的办学理念,还得从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着手。对美国大学的办学进行分析,这些学校之所以普遍重视生源多元化,偏爱贫困学生,一方面是由于自由申请入学制度,能让大学被学生选择,大学处于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利益,重视办学质量,爱惜学校的声誉和形象,因此会关注受教育者真正的发展潜能,注重倡导社会公平、公正,而不是以家庭环境取人。另一方面,大学把校友作为重要的办学资源,相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大学对贫困学生的帮助与教育,更能体现价值,而贫困学生在得到学校帮助、接受教育成才之后,也对母校有更深的感情。2006年,哈佛大学宣布对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免学费,而众所周知的是,这所世界著名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48%。从中可看到我国大学办学存在的巨大差距。(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5-13/102222458215.shtml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像寄居蟹一样,借助媒体外壳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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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9日,《新闻晨报》(熊丙奇)《大学精神失落才有大学被景点》:又到暑假,北大的限客令再成社会关注热点。在笔者的记忆中,过去几年中,每到这个时候,这个问题都要被拿出来炒一番。观点总有两派,一派要求北大完全开放,让所有慕名参观者都能进校,因为这是全国人民的北大;另一派则支持北大实施限客令,毕竟这是学校,教学、科研是第一要务,游客参观要遵守一定规则。笔者也曾多次撰文,分析大学的开放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并建议北大应该通过民主决策程序,确定学校的开放方案。但现在发现,大学游的问题已经很难适用大学开放、大学精神这样的概念,因为众多参观者已经把北大作为一个普通的景点——“被景点的北大,就如八达岭长城一样——游览北大,已经不是通常意义的大学游了。大学游,本身有一个不错的理念,就是通过参观大学,让学子们了解高等学府,从而激发学习热情,也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辐射。这种 游览,与普通的景点游不同,它需要参观者有学习的心态,静下心来体味大学。然而,现在的大学游,已将大学当作普通景点,让游览者看大学里的标志性建筑,拍照留影。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多的心态是到此一游。当然,这种游览目的,也未尝不可,然而,于校方来说,承担这样大的游览量就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游览者忘记了自己不是在大学游,而是在景观游时,会忽视大学和一般景点的差别——旅游景点本就为接待游客有充分的准备,包括专门的接待人员、服务人员;而大学没有把自己作为景点,没有接待游客的功能,进而难以应对如此众多的游客。有不少人列举哈佛大学的全面开放,来要求北大开放校园。从逻辑上讲,这没有问题,同样是大学,而且哈佛是私立大学,哈佛能做到,北大为何做不到?但是,如果再看哈佛和北大不同的校园布局,就会发现,哈佛本就在一个镇上,社区、街道和校舍根本没有明确分割,公交车站就在教学楼、图书馆边,到哈佛校园,就像逛街一样。一个市镇或社区有怎样的 接待能力,哈佛也就有怎样的 接待能力。而北大却是有校门的,校园的布局是与街道、社区相对隔离的,这样的校园,就难以像社区或市镇那样任我游了。因此,要让北大全面开放,就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北大校方要有景点观,增加学校的景点功能,提高接待游客的能力;二是改造北大校园,推掉所有围墙,开放校门,把北大校园与街道社区融合起来。可是,对于这两种选择,公众又会不会接受呢?对于第一种选择,如果大学不是 被景点,而是主动变身景点,很可能的一种结果是,被大家斥责为商业化;而对于第二种选择,如果大学没有相对独立的校园,公交车可停靠在大学教学楼、图书馆边,大学很可能被指责为浮躁。再就是,与美国道路交通车让人的风气不同,国内的车辆是在斑马线上也不减速的。去年,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车祸,当时舆论就呼吁,大学应该加强安全管理,限制社会车辆进校园。我国的大学就处在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而正是这种纠结,让大学迷失了精神。真正的大学精神,不是由外在决定的,而是由大学的内在决定,这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而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大学的外在和形式,所以,大学游也只能是景点游了。(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news.sina.com.cn/s/2011-07-29/072222897940.shtml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狐假虎威,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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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6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正陷入无可救药之境》:11岁的云南新生许恒瑞被录取到人民大学法学院,成为该校十年来最年轻生源。但这一光环随着一封举报帖的爆料而蒙上了阴霾,举报者称这位小神童被人大录取是因为富豪父亲用钱为其开路。差不多同时,水木清华网站爆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的妻子翁帆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有传言说翁帆因为杨振宁的关系被特殊录取。人大录取11岁的许恒瑞,和清华录取香港籍的翁帆,按照有关招生的规定,确实没有违规,小许属于大学自主招生,他先参加学校的笔试、面试,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之后,参加了统一高考,高考分数也超过了当地的一本线,达到学校事先承诺的录取优惠条件。翁帆则是按照香港地区学生攻读内地高校博士的程序,进行申请,学校经考核录取,严格来说,这也是自主招生。但是,如果人大和清华以此就想打发公众的质疑,只会加剧公众对自主招生的不信任。从2003年我国22所高校试点进行自主招生改革至今,自主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而伴随自主招生改革的,是质疑声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一些舆论呼吁叫停自主招生。究其原因,是很多高校的自主招生操作,让公众怀疑:这会不会成为权势交易的新平台,名校的入场券,会不会被权势阶层瓜分?而被质疑的大学,对自主招生的过程也遮遮掩掩,并不透明。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实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应该共享自主招生学生的信息,可是,据笔者的调查,80所自主招生高校,公示的学生信息最多只有7项,包括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省市、中学和小语种,最少的只有4项,包括考号、姓名、省市、中学,这些信息,就连究竟是谁获得自主招生资格都很难搞清,就更难以根据这些信息去监督学校是否公平了。由于信息匮乏,所以每年自主招生,都会有类似质疑。人民大学招收11岁神童进法学院,显然再次触痛公众的神经。分析所有质疑,主要集中在11岁的孩子,究竟有何特殊表现被人大法学院相中,获得高达几十分的高考录取优惠?而对于清华录取翁帆,公众则担忧大学借此降低入校标准,把录取海外学生的特殊政策,变为某些权势阶层进名校的特殊通道。在笔者看来,人大和清华必须严肃回应公众的质疑,并由此树立自主招生的公信力。自主招生是学校的自主权,但这不意味着学校可以闭门进行自主招生,高校必须向社会公开信息,公开的信息,应包含除学生隐私之外的所有材料,包括中学学业成绩、中学校长(老师)推荐语、大学笔试成绩、大学面试教授评语评分等。据此,公众可以了解大学的自主招生标准,同时,也可监督大学是否执行这样的标准。目前,人大并没有响应舆论的呼吁,公开学校教授们对这名11岁神童在法学方面的天赋、特长的评价;清华也以严格按照招收港澳台来源研究生的工作程序,对翁帆和其他提出申请的港澳台学生进行了考核,考核通过后予以录取草草回应,这显示出学校的傲慢不理睬公众的质疑,同时也可视之为学校的底气不足如果没有猫腻,学校公开教授面试评价,不过是举手之劳。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新闻会被其他事件淹没,可是,公众对自主招生的信任,也随之沉没了。我国大学的发展一直存在自主权缺失的问题,大学校长也在各种场合呼吁赋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可是,当有一点自主权到手中,却很不珍惜。这无疑会对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教育改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政府部门本就不愿意放权,另一方面,公众也质疑大学会滥用办学自主权。所以,在谈到高考改革时,政府部门官员就称,目前的高考制度,还是最不坏的制度,推进自主招生,会带来不公平问题,对此,响应者众。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要让这一改革深入推进,高校必须努力树立自主招生的公信力。事实上,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并不难树立,即便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现代学校制度,但只要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坚持做到信息的全面公开,就可以逐步打消公众的疑虑。而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做到,高校也就无可救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dts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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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5日,新浪评论(熊丙奇)《大学没有纠错机制更可怕》:继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后,三周时间内美国高等教育界又曝出一起丑闻。由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系统和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对美国北达科他州狄克森州立大学进行的审计报告指出,自2003年开始,狄克森州立大学410名被授予学位的外国学生中,只有10个人真正完成了所有必需的课程;743名外国学生的档案文件存在问题。这些外国学生中的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俄罗斯。(东方早报2月14日)这一消息,足可以给国内的留学热敲响警钟,考生和家长需要警惕垃圾留学,同时,也告诫那些谋求通过组织学生出国留学牟利的机构,走歪门邪道很难行得通。但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大学的纠错机制。据媒体报道,这一审计报告公布后,狄克森州立大学的声誉遭到极大破坏。该校副校长辞职,教育、商业及应用科学学院院长则开枪自杀。另外,狄克森州立大学将因为违反联邦学生签证计划面临美国国务院的处罚,同时也势必接受美国教育部、国土安全部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处罚。可以说,后果相当严重。在我的记忆中,国内高校似乎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么严重的危机,并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哪怕是高校传出假留学生黑大学生、主动帮学生冒名顶替丑闻,也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深入的调查,不见严肃的处理。往往经过教育主管部门从中协调,最终维护了学校的声誉,也维护了教育的声誉。事实上,我国教育部门、高校在处理类似丑闻时,就经常把地区的教育声誉、学校的声誉挂在嘴边,并指责曝光、批评者别有用心。其结果是,当事者没有什么后果,教育的后果则很严重。——各种问题越来越多。对狄克森州立大学进行审计的是州立大学系统与高等教育委员会,这有点类似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但是其职责却完全不同,其主要职责包括高等教育规划、财政支持、专业评估、绩效评估、信息服务。其与学校的关系,不是像我们这里教育部门和高校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监督与服务的关系。所以,对于学校办学中出现的问题,会毫不留情地审计,并依法进行处理。美国高校拥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其中,私立大学的自主权比公立大学更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虽然近年来不时出现买卖学位、滥发学位的丑闻,但总体而言,大多美国高校还是比较好地坚持严出原则,包括名校的严进严出,一般学校的宽进严出。这一方面取决于受教育者的选择,如果学校办学质量低下,将失去竞争力;另一方则取决于教育委员会、认证委员会对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估、认证。或许狄克森州立大学认为面对庞大的留学需求市场,本校将可以不再考虑受教育者的选择,并可能受留学机构的影响,认为回报给留学生们一张文凭,就可应付过去,但却忘记了学校还处在权威监督、评估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是值得我国教育部门思考和借鉴的,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关系,说到底,就是要将现在的政府直接领导、参与办学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监督和服务的关系。在上下级关系中,政府和学校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学校出了事,政府也脱不了干系,因为从招生、到培养、管理,政府部门都是全程参与的。故而,政府部门很难处理其中发生的丑闻,并积极为学校掩饰。管评办一体化,导致学校缺乏个性,也影响教育质量与声誉。现在,经记者粗略统计,仅2011年,就有包括湖南衡阳师范学院、西门农林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湖南科技学院等在内的不少学校与狄克森州立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而在上述几个中国高等学府的官方网站上,也有狄克森州立大学的相关介绍。这些合作多为留学项目,如迪士尼学院项目和中美双学位交流项目等。那么,我国的教育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启动对这些学校的调查,审查其在校际合作中有无违规授予学位的行为。不能合作方出了事,另一方却装着没有事一样。教育出问题不可怕,没有纠错机制一错再错才可怕。美国高等教育的活力,就在于其有健全的纠错机制。所以,不要一味嘲笑美国大学也出严重丑闻,而应该直面我们教育存在的更严重问题。

http://news.sina.com.cn/pl/2012-02-15/1233239371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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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7日,《青年时报》(熊丙奇)《大学理想遭遇底线困境》:接受大学教育,有双重的价值,一是功利的价值,即提高工作的技能,由此找到好的工作;二是非功利的价值,即提高个人的修养,发展、完善自我。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钱先生的话,在网络上遭遇不同的解读,有的表示赞成,认为钱先生说出了对当前大学教育的忧虑;有的则表示反对,认为伪利他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可怕,作为长者,不应该一味批评青年人,而应该理解青年人所处的现实环境。讨论任何话题,都需要语境,钱先生说上述这番话,是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因此,话题必然围绕如何建理想的大学。就这个话题,我们每个人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是什么模样?现在的大学和大学生,已经达到理想的境界了吗?对于教育话题的讨论,每当涉及对教师和学生问题的批评时,总会遭到舆论的反弹,比如,说教师急功近利缺乏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批评学生完全是工具理性没有理想抱负时,都会遭到质疑:教师能不急功近利吗?学生能有工具理性已经不错了。如果都以这样的态度来分析我国的教育问题,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与自己无关,于是大家心安理得地容忍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每个教育中人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教育的问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将很难出现理想的大学,我们对大学的期待就越来越低。这次围绕钱先生谈话的争议,也是这种困境——你在谈大学的理想,大家却觉得现在大学连底线都不够,或者说能做到底线已经不错了。以理想的眼光看问题,大学中诸多事,难以容忍,而以底线的眼光对待,能有一点羞耻心,已是难能可贵了。人们的耻感,也就是这样一步步消失的。接受大学教育,有双重的价值,一是功利的价值,即提高工作的技能,由此找到好的工作;二是非功利的价值,即提高个人的修养,发展、完善自我。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几乎只剩下功利的价值。这样的大学,很难成为社会的灯塔,引领文化的发展。由于一心追求功利的价值,大学的独立性必然丧失——这正是大学存在的最大理由——而变为围着社会需求转的职业培训所。更不幸的是,在功利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似乎也接受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办学定位,选择北大、清华的理由,已经心照不宣:为了当官(清华以培养了多少高官为荣),为了发财(北大以培养了多少富豪为傲)。很多人说,选择当官、选择发财,何错之有?这当然没错,但这不是一所理想大学及其学生的品质。何为理想的大学,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12-05/07/content_3681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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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0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正走向厚黑化》: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中国青年报5月3日)钱先生的话,在网上引起热议。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识是,钱先生对大学和大学培养的人才,评价颇低,并就此展开评价是符合事实还是夸大事实的争论。然而,在笔者看来,钱先生对目前大学的评价,其实还高了。也许只有少数大学在培养善表演、懂配合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多的大学已经不屑于表演,变得十分粗陋不堪。钱先生所称的利己主义者,好歹还要一下,比如,在各种公开场合,说冠冕堂皇的话;在运作潜规则时,不动声色,做到天衣无缝,不留把柄。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可举一例,来说明何为精致”——某老板想报考某博导的博士生,想打点博导,直接把红包送上门,或者把博导请出来吃饭,是很低级、小儿科的做法,弄不好要把事办砸,精致的手法是,老板叫自己的朋友老板,邀请博导去做一场讲座,给几万到10万的讲课费,朋友老板大赞其讲课精彩,而博导也觉得体现了知识的价值。事情也就这么完全合理合法的办好了。近年来,不少高校的高层人士,都采用这种精致说法,做好了不少事。包括评审院士,精致到可称为10年计划,为了让某人评为院士,运作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其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在比较长的时间中,把可能投票的评委,都邀请到学校参加论坛、讲座,或者聘为兼职教授、顾问教授。这种表演配合的水平,要甩开那些临到头时,再四处打听谁是评委,家住何处,送礼尺度是多少的跑、要者几条马路。在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中,公关运作也如法炮制。要不怎么有社交学术这一新名词的诞生?这些人,无疑是潜规则教育的精英人士,目前培养这类精致”“精英的,北大等学校确实比较拿手,他们瞧不起低级的玩法,而会构思出符合时代主旋律,但最终却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创新做法。比如,北大构思出校长实名推荐,名义上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选拔优秀人才,实质是为学校抢生源,制造招生的政绩。但更多的大学,还达不到北大的境界。近日就有两则消息,让大学斯文扫地。一则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据被打教授的学生及学校多名老师介绍,其打人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被打的教授正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南方都市报4月30日)另一则是,有网友爆料称,湖南省负责职称评审的评委名单刚刚确定即遭泄露,有评委专门在宾馆开房收钱。且收钱的时间还有限制——索贿短信这样写道:请准备3到4万元,于今晚到新天宾馆2408房间找刘一兵教授,晚了就送不进了。(东方早报5月5日)在这两起事件中,为人师表的教授们,已经赤膊上阵了,把原始的一面不加修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那位索贿的职称评委,根本就没想到过要回避,维护自己作为评委的形象,连宾馆服务员也知道他开房在等着要评职称的大学教师们孝敬。这与黑社会老大,收保护费的张扬劲有何差别?根本就不把规则、道义放在眼里,还以自己能挑战规则、道义为荣。做坏事能招摇到这种地步,如此公开运作潜规则,恐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坏事,二是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相信没人能动得了他。这是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少表面上还分得清是非,能够说出大套理论,能表面上装着有对权力的敬畏,树立良好的形象,以实现利益的长久化、最大化。其实,这些招摇者,当初也该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使要捞好处,也是悄悄进行,之所以发展到毫无顾忌的程度,是因为见得多了,习以为常,大家都这么干,不认为是问题。他们的这种变化,符合我国大学教育的实际,这些年来,大学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权学教育和权学交易已经公开化。以前,学校领导到北京,可以委婉地说是出差,拜见部委官员,现在可以直接告诉身边人,就是去送礼,打点。能送进去,已是本事了!按照我国高等教育当前的办学现状,如果不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最终走向粗陋化厚黑化几不可避免,可能还有少数学校装着在办学,其他的则心照不宣地把办学作为做生意,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都成为贩卖的商品;年轻的学生可能在最初的几年,还略有不适,而随着接触社会越深,就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的大学,不可能给学生以文明的教化,只会加快文明的倒退,学生进大学没有提高科学素质、人文修养,倒可能从老师那里习得一肚子的厚黑功夫,以及钻营本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e28w.html

【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熊丙奇或许真的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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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新闻晨报》《别围住大学的开放精神》:据《长江日报》报道,本学期武汉大学法学院115教室最后一排,雷打不动地出现一位老先生,提着手袋,掏出来全都是法律专业书籍。这几个月,早上常常能看到这位老先生坐进政法干警定向培养班蹭课,他因此成了校园网上的老明星。这位蹭课老者名叫寇学东,今年71岁,是该校2009届自考毕业生,现正打算考研。成为考研大军中的一员之后,他一天最多要蹭8节课,中午就趴在教室的桌子上休息。这是一个由大学和老学生共同演绎的动人故事:大学给老者蹭课机会,且蹭课蹭得像全日制学生,没有以各种理由将他赶出课堂,而老者乐在其中的求学精神,让非功利的读书价值回归。由这则故事,笔者认为,我国大学资源有必要加大对社会开放的力度,让所有社区居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享有大学的公共教育资源。蹭课考研,其实早已不是新闻,但一直以来争议颇多,比如学生蹭课是否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校园管理,有大学就曾以此为由清理过蹭课者。蹭课的行为有些功利,一般只有考研、考证者才到大学来蹭课。这位老者蹭课之所以成为美谈,主要在于他考研的目的已和其他考研者不同,谈不上功利的色彩。作为公共教育资源,大学不仅应该为在校生提供教育教学服务,还可以向社区开放教育资源,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这几天,我在多哈出席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会议的一大主题,就是建立学习的世界。做到这一点,合作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具体包括学校与学校的合作,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学校与社区的合作等等。整合现有的学校资源和社区资源,建立合理的机制,向社区居民开放,是当前值得探索的低成本教育创新。我国大学和社区,近年来已经认识到大学资源开放的重要性,但却苦于缺乏合理的机制,学校和社区的围墙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图书馆资源和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可以解决社区图书资源、运动场所不足的问题,也提高了大学图书资源、体育场所的利用效率。但开放也带来新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校园安全如何保障?怎样维系开放的持续性?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很多开放之举在启动之后,不见下文。如果有公益性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把社区中所有可供开放的学校资源、社区资源都整合起来,建立开放的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资源菜单,同时招募社区志愿者参与服务,这就建立了新的开放机制。这次多哈峰会期间引人关注的教育创新项目,有相当部分就是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新机制方面做文章,比如帮助贫困儿童,就在贫困地区招募志愿者,培训当地的教师;建立乡村流动学校,解决师资匮乏的难题等等。我国教育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长,教育资源也在不断丰富,如何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益,将成为我国教育下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教育资源向社会的全面开放,对于教育本身来说也将是一种促进,学校为社会服务,既可以塑造良好的形象,也能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news.sina.com.cn/pl/2012-11-16/103625594248.shtml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狐假虎威,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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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3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谁制造了失败的大学》:大学是人才成长的摇篮,但并非每一个成功走进大学的人,都能成功地走出去。就读于北京一所重点理工大学的吴柳(化名),曾经是山东某地区高考状元。但他在大二时受到留级警告,大三正式留级。中国农业大学校报编辑部副编审郑培爱根据在大学工作多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立足于问卷调查,与学生、教师的座谈以及家长访谈,撰写了长篇报告,向即将迈入大学的新生提出警惕失败的大学的建议。(中国青年报8月13日)在大学新生即将步入校园之际,郑老师提醒新生要警惕失败的大学,十分及时。但在笔者看来,仅有对新生的提醒是远远不够的,大学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新生陷入失败大学的陷阱。诚然,有很多大学新生受高中老师和家长的影响——在高中求学、准备高考期间,很多老师和家长以考上大学,你们就解放了’”激励学生奋战高考——是抱着学习到高中毕业就结束了的心态进入大学的,他们认为经过12年苦读,到大学就应该轻松了,于是没有做好大学还要努力学习的准备,不适应大学的学习,很快就因学业出问题而面临退学等问题。据教育部的统计,我国每年退学的学生达到16万,而其中很大比例是因大一的学业问题。这当然有学生的责任,但学校的责任更大。首先,不少高校并不重视新生的入学适应教育,告诉学生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引导学生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平衡好学业与社团活动的关系等。香港高校对于每届新生,都会组织新生营,会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教授座谈、知名人士演讲、高年级学生分享,让学生认识大学,懂得该如何融入大学,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另外,学校还会为学生配备导师,每隔两周导师就会和学生交谈,了解学生的想法。经过新生营,学生对大学文化、精神以及自己该怎样规划大学的学业生涯,会有初步的认识,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我国大学这一方面却比较缺乏,新生入校教育,还停留在领导介绍院系、班主任老师讲校规校纪这一层次,对于如何适应大学,很多新生是靠自己摸索。而由于在过去的求学生涯中,学生们总是被老师、家长规划、管理,鲜有学生接受学业生涯的指导,大部分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规划的意识和能力,一到大学颇为自由的环境,就迷失方向。其次,大学的教育教学让新生失望,梦想破碎。我国大学的教学,在课程设置上,必修课比重极高,一些课程甚至与高中重复,在教学方法上,把精力更多投向科研的老师对教学并不认真(连做到教授给本科生上课都困难),不少老师也基本采取高中的灌输模式,平时老师教,到期中或期末考试通过拿到学分即算一门课程通过。这种教育教学状态,令不少新生不满,觉得上课索然无味,有的新生开学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逃课,加之教师管理并不严格,就很可能出学业问题。与之对比,美国高校,则采取完全学分制,选修课比例高达60%,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习,老师十分重视教学,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必须给本科学生上课,每一门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比如,会在第一课时开出参考书书单,要求学生必须到图书馆借阅,并用参考书内容参与研讨课,还比如,会提出课程考核的要求,规定每门课必须写2、3篇课程论文,迟到一天交论文,成绩就会低一个档次等,由于老师上课投入、平时要求严格,学生根本无法采取应付的态度对待上课,也于是在大学里刻苦学习,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这种情景,在我国只存在于期末考试前,或者考研群体中。所以,避免失败的大学,最主要的责任在大学,即便学生有在大学里想轻松的打算,但如果大学及时进行入学教育,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建设高质量的课堂,教师严格要求学生,还有多少学生能在大学混日子?当然,大学失败不是以学生退学作为指标,在大学严格的教学要求中,淘汰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基本机制——学生不适应大学或者对大学不满,可选择退学,这可促进大学教育质量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配套以整个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大学生的自由转学制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ef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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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4日,《环球时报》(熊丙奇)《大学不能只回报一纸文凭》:当大学新生忙着迎接新的校园生活时,一名叫玲玲(化名)的女孩,却在为上大学的事和父亲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虽然拿到了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玲玲的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捡垃圾都比读书强。他宁愿出钱资助玲玲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万学费进去打水漂。早在今年高考前夕,有报道称,中国每年高考放弃报名的学生占10%。按高考报名人数900万测算,放弃报名的学生超过90万。除此之外,据民间机构的调查,还有考后不填报志愿以及被学校录取却不去报到的学生约100万,每年以各种形式放弃高考、大学的考生达200万。如果玲玲因父亲的阻扰而没能上大学,她就是200万中的一员。有一种说法是,放弃高考、放弃大学,这表明中国已形成多元选择格局。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诚然,高等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公民有选择是否接受的自主权。如果高中毕业,大家不把高考上大学作为唯一选择,而是还有很多其他同样得到认可和尊重的选择,那么多元选择的格局也就形成,社会的高考焦虑会由此减轻。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中国很多学生放弃高考,更多是出于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或者无奈,而不是有比上大学更好的选择。玲玲的父亲称捡垃圾都比读书强,传递出对读书求学十分强烈的负面情绪,值得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关注。这名父亲称上大学不划算,用四年时间打工挣钱划算得多。这样算计显然欠妥,因为上大学还有非功利的完善人格和发展自我的价值。但大学要提高教育回报率,才能增加对普通老百姓的吸引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中国大学做得并不好:从功利价值分析,有的大学课程老化、教学内容陈旧、师资力量薄弱,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无法满足职业化的要求;从非功利价值分析,有的大学缺失大学精神,学校严重行政化、商业化,官商二气很浓。大学要提高教育回报率,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自主办学,重视人才培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消除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的办学思想。可以说,正是由于学历社会学历情结,制造了功利的读书和教育,基础教育变为升学教育(以考大学为目标),高等教育变为学历教育(以拿文凭为追求)。这种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学历价值贬值时,即仅凭一张文凭找不到好工作时,就可能出现读书无用论。大学文凭不值钱,就不上大学,进而不读高中、初中。这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已经出现。读书求学的价值不应该围绕升学与文凭,而应该是提高自身能力,完善自我。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应重新确立基础教育的价值目标,并改革基础教育内容,鼓励学校多元教育和学生多元发展;大学则应回归教育本位,办出个性与特色,培养有竞争力的学生;社会则应打破以学历选人的传统人才观,建立基于能力的全新评价体系。否则,维持现有的教育模式和人才评价体系,中国新的读书无用论很难得以破解。▲(作者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news.sina.com.cn/pl/2013-09-04/071928126667.shtml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拉大旗作虎皮,借助媒体外壳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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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1日,《中国科学报》(熊丙奇)《中国大学为何难获企业家捐赠》: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元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时强调,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来自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作为企业家,潘石屹拿自己挣的钱捐资,不管捐给谁都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一些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大学,其实是质疑错了对象。他们应该质疑的是,中国大学为何难以获得社会的捐赠,包括企业家的捐赠和校友的捐赠?大约在四年前,中国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是时,这件事就曾在国内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他的中国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却要把钱捐给耶鲁大学,网友们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了不满甚至气愤。四年之后,网友们对潘石屹的质疑,与当年对张磊的质疑几乎完全一样。稍微有些不同的是,有网友质疑为何赚中国人的钱,却要去捐赠美国大学。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的慈善捐赠环境,那么很多有意愿的捐赠者是不会在网友的道德绑架下,改变自己的捐赠意向的。一个成熟而理性的慈善环境中,首先应该得到尊重的,就是捐赠者的个人意愿。至于国内的学校、慈善机构如何获得捐赠,这不是通过指责捐赠者不爱国就能解决的,而应该反思我们自身的公益事业是否做得规范、专业。实事求是的说,相比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的确很不到位。目前,我国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而并不重视社会募捐,即使是获得社会募捐,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而在国外大学,通常会设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方面,也有着一套相当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也不会担心自己的捐赠不被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反观我国的内地高校,由于本身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这被挥霍、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给内地的大学,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试想,时常听闻诸如中国科研经费只有40%用于科研这样的消息,有多少人认为中国大学缺钱,因为缺钱的大学会这样对待本已十分紧缺的经费吗?就连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积极捐赠者也很少。大多情况下,一名学生从某所校毕业之后,就与母校失去联系,只有等到有一天功成名就后,才会被母校重视。有一些高校担心学生一毕业就人间蒸发,还会采取扣押毕业证书的方式,要求学生必须在离校前归还贷款。如此功利地对待校友,怎么可能让校友真正地关注母校的发展?而在美国大学,学校不但在学生求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权利,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即使在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这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70%),我国有哪所学校能做到这一点?尊重捐赠者的权利,与尊重学生的权利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也只有每个办学者都能真正地尊重学生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不客气地说,我国当前的办学者,并没有一心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而只是对政绩负责,我国大学在给学生奖助学金时,还采取评议助学金”“竞选助学金等侵犯贫困学生人格尊严的做法,这都伤害大学的形象,但大学却没有采取措施扭转。这样的大学,能获得社会的捐赠吗?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300029.shtm

【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不给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捐赠,还要振振有词,脸皮真够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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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5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大学附属医院乱局根在行政化》:中纪委日前发布消息称,吉林大学副校长兼白求恩医学部学部长王冠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三个月前,中纪委发布消息称,中南大学副校长兼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胡铁辉涉嫌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两人均为部属高校副校长,主管医学教学工作,同时都在高校附属医院担任要职,王冠军长期担任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院长,胡铁辉长期担任湘雅二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月,中央巡视组向复旦大学反馈专项巡视情况,特别提到:校辖附属医院摊子大、权属杂、监管难,极易诱发腐败。记者统计发现,全国75所部属高校旗下多达105所附属医院,其行政、教学、医疗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归不同部门负责,教书育人与救死扶伤一举两得,听上去很美,现实却千头万绪难以理清。(南方都市报8月4日)有记者曾问我,为何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最近问题高发,我告诉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行政化。记者说能不能不提行政化这个问题,谈一下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目前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科研管理、财务管理自身的问题。但恕我直言,目前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管理混乱问题,根源就在行政化,而且,比母体大学的行政化问题,更复杂。大学没有现代制度、医院没有现代医院制度,两者结合在一起,不是发挥1+1>2的效果,而是内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最头疼的首先是行政级别问题。当年我国不少大学,想合并医学院以成为综合性大学,而在合并过程中,医学院(医科大学)和附属医院领导的级别,就是一道门槛。独立的医科大学(医学院),如果是部属或者省立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是正厅,其附属医院,行政级别多为副厅,而如果将医科大学(医学院)合并进大学,成为大学的二级学院,按行政建制,二级学院的行政级别是正处,就是其院长兼任副校长,也只是副厅,但附属医院的院长,还是副厅,这样一来,附属医院会听医学院的吗?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还是大学的附属医院?再者,作为厅级干部,通常要由省组织部门任命,而处级干部,多由大学自己任命。在大学合并医学院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是完全将医学院整合进大学,成为二级学院,但如何处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关系,变得十分困难,另一种模式,则是基本保留原有医学院的管理体系,包括行政级别、附属医院与医学院的管理关系,只是对外将其称为大学的医学院或医学学部而已。这两种模式,前者,管理头绪多,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只有教学、科研业务关系,而财务、人事等与医学院无关,多直接与校本部直接发生关系,而由于附属医院摊子大,疏于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后者,管理相对独立,但医学院容易成为大学中的独立王国,同样缺乏监管。其实,将医科大学(医学院)合并进大学,很多大学根本没有想清楚究竟有何教育和学术价值,而是想着扩大大学的体量,尤其是借助医学领域的论文、成果,增加学校的科研成果。合并主要由行政主导,且涵盖着各种功利考量,因此出现后续的各类问题,一点也不奇怪。还有的合并,一直遭到教授们的质疑、反对,认为没有多大的价值,不可能推动学科融合,反而影响原有医学大学(医学院)的品牌,但合并还是大规模、快速推进。这是因大学缺乏现代大学制度,如果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是否发展某学科,是独立发展,还是通过合并其他院校发展,就不是行政拍板说了算,必须听取教授、学生的意见,如果教授反对,合并是很难实现的。拿普林斯顿大学来说,到现在也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不是学校不想发展这些学科,而是教授会反对,认为发展这些学科会分散学校的精力。另外,在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之下,就是要发展、要合并,也将从教育和学术发展出发,建立有利于学术和教育发展的管理模式,而不像现在,合并之后的管理,更多出于人事安排,而不是想着怎样更好发展医科,做好医科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医院的管理,也没有现代医院制度,和大学一样,公立医院的院长,也有副厅、正处等不同行政级别,医院的管理,官本位问题也很突出,而作为大学或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既享有行政体系的行政级别以及与之对应的权力,又因多头管理,而缺乏监管,教育、科研、经营三位一体,行政化加上功利化,曝出腐败丑闻,完全在意料之中。(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http://news.163.com/14/0805/05/A2S40RL400014SEH.html

【注:《南方都市报》慷慨授予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一顶价值连城的高帽“教育问题专家”,吝啬得不按专家的标准支付稿酬。说大话的使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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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5日,网易评论(熊丙奇)《大学的魂是怎样丢掉的?》:这个暑假,华中地区一所重点高校教师张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样,32岁的他需要打点行装,告别妻子和两岁的小孩,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5年前张放在这所985高校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发了6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参与过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和973计划项目,本以为今年的职称评审十拿九稳。让人意外的是,张放最终倒在了学校人事处的终评环节——学校评副教授的标准又变了,今年起,没有出国经历一票否决。没准等张放访学归来之后,学校的标准又变了,就如媒体报道,张放的博士班同学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学校规定要有出国经历,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这位同学自费10多万元出访,没想到刚刚结束访问学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规则改成新疆等边远地区支教半年以上就行。这变来变去的考核指标,表面上看,是学校晋升职称的标准越来越严——等着要晋升的青年教师多,而名额就那么几个,当然,条件要越来越高。但实际上,这是行政治校导致的学术评价粗陋化,越来越高的考核指标,只会引导教师围着指标转,而达成指标的过程,恰是背离教育、学术规律,败坏教育和学术风气的过程。对于大学的管理者来说,调整指标是很容易的事,按照论文、课题、经费、专利等指标,只需每一项上调数据,或增加难度级别即可,比如,以前要求论文5篇,现在要求8篇,以前只要求有课题,现在要求必须有国家课题。管理者并不管这样的指标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只管用这样的指标,起到两个实际效果,一是用指标将晋升的老师遴选出来,二是以此让学校学术成果丰硕。不断调高的指标,确实让学校的成果更多,论文数、成果数,显著增加,可是,这些成果有多少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其中相当数量是完全围绕晋升、考核而炮制的;老师们又有多少为了达到指标要求,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理想、教育理想?也许在学校看来,这样的指标,有助于让青年教师拓宽视野,但当追求目标已经变异,价值也就值得怀疑。可以推想,如果大学的治理方式不变,今后大学的晋升门槛会越来越高,而且,当年被晋升门槛为难的教师,在拥有评审权,媳妇熬成婆之后,变本加厉地抬高门槛。这越来越高的门槛,会为我国大学带来一流的学术和教育吗?未必。用简单的数量指标,来评价教师,本身就是错误的,用一再提高的论文数、发表期刊档次,来遴选教师,这不是学术评价,只是行政对学术、教育的傻瓜式管理。拿着这样的考核指标,就是小学生,也可分出教师的优劣来”——谁的论文多、发表的期刊档次高,谁就优秀。教育、学术评价是针对教育能力与贡献、学术能力与贡献而进行的评价,这需要针对教育和学术本身,而不是变成简单、粗陋的数量指标。实行这样的评价,需要教育和学术管理摆脱行政,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数量指标除制造急功近利之外,对大学的教育和学术没有多大实际价值。今天,在我国985高校中,每个教授都能列出一长串成果,可是,这些成果中,有多少是教授们自己真认为有价值的?而除了谈论课题、经费之外,还有多少教师在谈教育理想、学术理想,能花时间静下来和学生一起谈人生?毋庸置疑,在数量指标之下,大学可以展示的成果越来越多,教师们也越来越忙,然而,大学却失去了灵魂,功利的教育和学术追求,对大学精神、文化的伤害是致命的。

http://www.sanqin.com/2014/0815/312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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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7日,《中国科学报》(熊丙奇)《团结就能治大学病?》:不管什么,书记校长不团结就没治’”。不久前,一位著名大学校长的这句话,道出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书记和校长团结的重要性。因为不团结,某高校的书记和校长拍了桌子、互不相让,两个人坐不到一起,竟然导致学校党委常委会长达一年开不成。最终,不但拖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后腿,个人事业也受到影响。办好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团结一心,不搞内耗,这很重要。但是,把当前的大学治理问题都归结到书记和校长不团结上,这是典型的只看表面问题,而不分析内在实质。表面上看,只要党委书记和校长团结一心,就可化解目前存在于有些高校中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制运行不畅的问题,但这只能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甚至会演变出领导集体腐败的窝案。近年来,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同时涉案的高校不在个别。以此推论,是不是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一人兼任,就是最好的治理模式呢?一些书记、校长认为书记和校长团结就可解决学校治理问题是有前提的,包括校长、书记互相尊重、注重沟通”“淡泊名利”“一切为了教育,这样的书记、校长当然好,可是在现实中有些可遇而不可求。高校中,书记和校长往往要分出谁是一把手”“二把手,在使用手中的行政权时,大家无不希望书记、校长一心为公,可近年来发生的高校领导贪腐案让公众对高校领导的自律、毫不利己已不抱多少幻想。仅在去年,我国被立案调查的高校领导就达39位。教育部反复强调高校要把好决策关、财务关、基建关、招生关,倡导廉政,可这些关口还是接连失守。强调领导班子团结没有错,但以为团结就能标本兼治,还是人治思路。解决高校的治理问题,关键在于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分清权责,制约行政权力,实行现代治理。首先,必须明确党委和校长的权责界限,依照《高等教育法》,党委负责学校重要战略决策,校长负责学校行政。但在现实中,权责不分情况比较普遍,有的党委书记也直接介入学科、课程建设。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类似于企业的董事会和总经理,董事会负责战略决策,总经理负责经营。国外大学的治理通常实行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学校战略决策、预算,选拔新任校长,校长对理事会负责。我国可借鉴这种方式,党委发挥理事会的决策作用,校长履行学校行政权,不能职权重叠,更不能负责的校长没有权。其次,改变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目前党委书记和校长都由上级部门任命,校长并不是由校长公选委员会选拔,因此这会带来书记、校长互不买账的问题。每次上级部门都会强调团结,书记和校长也表态团结,但明争暗斗却在不少高校上演。推进校长公开遴选,这是大势所趋。再次,要保障校长的权力,尤其是提名副校长的提名权。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校长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力,这可让提名副校长对校长负责。但是,在现实中,校长通常没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力,这一权力要么归党委,要么归地方政府组织部门,就像南方科技大学选拔副校长,明确规定校长提名,但具体操作却是深圳组织部门招聘,再把人选给校长象征性提名。不要说书记和校长在工作中可能不团结,就是副校长和校长闹矛盾的也不在少数。为何校长不能提名副校长,这就牵涉到行政级别问题。由于高校校长、副校长有副厅级以上行政级别,而且一旦有了级别,就享有相关待遇。因此,对于副校长岗位也是按高级干部管理的。我国近年来一再提到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动作,而由于校长、副校长的级别问题,校长的公选、校领导班子的构建都会把干部管理作为重要因素,级别考虑较多,能否办好学校反而变得次要。另外,我国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关系也没有理顺,存在权责不清的问题。按照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部门只负责投入与依法监管,学校自主办学,实行专业评价,但政府介入学校办学、评价的现象还很普遍,这对学校内部治理有很大的影响。为应对政府部门的评估、检查,学校也就要设置对应的部门。按照团结就能解决学校内部治理问题,是不是只要政府部门和高校团结,就能解决管理体制问题呢?制度改革是我国大学实行现代治理的关键所在。当然,推进制度改革,包括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实行校长公选,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会动很多人的奶酪,触及既得利益。因此,诸多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革制度,而是强调个体素质完善,这不是对改革真正负责的态度。须知,良好的制度会抑恶扬善,而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的制度会滋生出恶来。在现代制度中,学校领导对办学完全可以有针锋相对的意见,但意见可充分表达,最终通过民主决策解决,让学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管理,这不是领导不团结,而是现代治理的常态。(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8/325767.shtm

【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官方教育科研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院长雇佣的打工仔,难登大雅之堂,其言论好比街谈巷议的市井流言,缺少可信度和公信力,只好狐假虎威,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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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大学为何好课寥寥?》:大二的课件,老师现在又拿出来讲一遍。其实好好备一次课也挺省事的。就读于某985高校新闻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章林忍不住在朋友圈吐了槽。从本科直升同校同院读研,章林在课堂上邂逅的老师多是熟悉面孔。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研一下学期一门与大二名称相近的课上,曾教过章林的老师直接出了原版课件,他只得硬着头皮又听了一遍。那些案例早都过时了。章林说。给研究生上课,都可拿出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件,那给不同的本科生上课,拿出的课件,就可能更没有多大变化了。拿原封不动的PPT给学生照本宣科这样的教学,早就饱受学生的诟病,可是,这样的教学方式,在高校中非但没有被遏制的迹象,反而在被教师们发扬光大。对于这种现象,给教师们讲如何上好一门大学课,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教师们都懂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但是现实的大学考核评价体系,让不少教师希望台下一分钟,台上年年用,由此可把从教学中节省出来的时间,用到申请课题,发表论文中。本来,PPT的使用,也曾被誉为教学的现代化,教师在上课时使用PPT,可以拓展课程内容,但未承想,目前很多教师患上了PPT依赖症,上课就对着PPT讲,离开了PPT根本就不知道该讲什么。这比以前不用PPT,写板书还省事——有的教师是备一次课,准备一次PPT,就用多年;还有的教师根本自己不做PPT,而是从同事那里拷来PPT,这更省事——而由于PPT把讲课内容呈现无遗,没有演进、推理过程,课堂极为乏味,学生也就应付课堂,只是在课后到老师那里拷一下PPT。这还是教师对必修课的态度,如果对待选修课,那情况就更糟糕,在一些大学,选修课还被学生称为混学分的水课。如果是一个教师这样对待教学,这还只是个体的问题,可现实是,认真对待教学,对每堂课进行精心准备的教师很少,这就是学生们感慨的好课寥寥。当大多数教师对待教学都持差不多的态度时,就必须分析这背后的根源了。其实,大学教师对课堂教学不重视,采取应付的方式对付,已是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了。教育部曾三番五次发文要求高校重视本科教学,建立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制度,高校也提出要以本科作为立校之基,并从重视本科教学出发,改革教师评价体系,按教学、研究不同类型评价、晋升教师,社会则呼吁高校摆脱功利办学,不要追求功利的办学政绩,要回归到育人本位,可教育部门的文件归文件,学校的表态归表态,大学还是在功利的办学道路上渐行渐远。怎样扭转大学的功利办学,这才是解决问题的要害。为何高校表态重视教学,可最终教学在办学中处于次要地位,根源在于对于学校的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普通教师和学生没有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学校的资源配置,都是由行政部门和一些有显赫学术头衔的大牛教授们说了算。曾经引起社会热议的川大教师的自白书,以及清华大学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因缺论文而无法晋升非升即走新闻,都一次次给教师们反教育,要上好课,就要做好被边缘的另类的准备。因此,现在上得一手好课的教师,在大学中是寂寞的,只是在学校宣传重视教学时,才拿出来作为典型表扬,聊以安慰,而那些写得一手好论文的教授,才是人见人爱,各处逢源。一所好课寥寥的大学,绝对不可能成为好大学。一所追求功利办学目标而漠视育人的大学,永难成一流大学。要让大学办成好大学,必须让普通教师、学生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监督和评价,不能再由行政部门制订对教师的考核指标,而要对教师实行同行评价;不能不顾学生的权益,而要把今天的学生、明天的校友作为学校最宝贵的资源。每个办学者必须扪心自问,如果一名大学生在大学求学期间,没有得到大学好课的熏陶,他怎么会对母校有感情,连校友都对母校的教育形象感到模糊,这所学校又怎能树立起自己的教育形象?

http://news.163.com/16/0517/01/BN7TKA1J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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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5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大学生抑郁症增多折射啥》:7月,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即将奋身投入新角色,在离别的喧闹声中,有这么一群人站在角落一直沉默,这是高校中不断增多的抑郁症患者,他们正经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孤独与隔离。写完毕业论文,找份像样的工作,对此刻的他们来说,着实艰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京一所著名重点大学有40人被确诊为抑郁症,约占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访问量的两成。智识高、求胜心强的大学生,已然成为抑郁症高发人群。(7月4日《北京青年报》)这其实还不是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令人忧虑的是,据报道,对于抑郁症,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社会舆论,都对这一心理疾病,存在偏见,很多患者,不愿意把自己的病症示人,能够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或者医院心理门诊求助、求医的抑郁症患者,通常问题还不太严重,那些不愿意求助、求医的,才更值得关注。如何像对待生理疾病一样正视心理问题,这是学校心理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据心理咨询专家介绍,校园里患抑郁症的学生人数在逐年增多,但是有些同学甚至父母都会有病耻感,有意避免交流,有的孩子到了重度,甚至拒绝看医生。不得不说,出现这种状况与我国对学生和社会的心理教育、普及力度不够有关。虽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关调查就显示,我国大中小学生有超过10%(有的调查显示达到20%)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学生心理问题与学业压力、升学压力、人际关系紧张、情感问题有密切关系,但是,对于心理教育,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学生的心理问题,到今天还有不少教育工作者,将其视为学生的思想问题和道德问题——所谓思想问题,就是学生不积极向上,意志薄弱、不坚强,当学生面对困难,表现得萎靡不振,焦虑紧张时,就会被视为思想不坚强,不敢面对困难和挑战,脑子有毛病;所谓道德问题,就是学生人际关系紧张,同宿舍关系不和谐,会被指责为自私、个人中心。而其实,学生的心理问题就是心理问题,不能采取思想灌输和道德说教的方式进行疏导,思想灌输和道德说教的结果,非但不能解决学生的心结,反而还会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比如,当学生面对学业压力,长期失眠时,假如他把这种情况告诉他人,在一个缺乏对心理问题正确认知的环境中,当事人很担心这说不定会遭遇能力不强、遇到这么一点困难,就这样的的不解与偏见,于是就表现出自己没事人一样,却独自承担痛苦、折磨,直到无法扛下去,而可能走极端。这还与社会舆论对好学生的评价有关,经常,学校和家庭对好学生的定义,是听话懂事积极坚强,所以,有的学生为了给老师、家人好学生的形象,就把内心的痛苦、苦闷掩盖起来,装出很坚强。而每个人其实都有脆弱的一面,人也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好坏可以评定,一个好学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喜怒哀乐,做一件事,可能成功也会有失败。因此,不能给学生戴上好学生的枷锁,而应该教育引导他们做真性情的自己,有困惑、焦虑应说出来,有愤怒、不满,应表达出来,要懂得排解负面情绪。做最好的自己,是每个学生要走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而不是做别人眼中最好的自己,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堪重负。好学生的帽子加上思想问题和品德问题的偏见,这使得学生群体的抑郁症日益严重,而且,有抑郁症的学生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这需要引起教育部门、学校和家庭的高度重视,要向所有学生和社会公众普及最基本的心理常识,正确对待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心理疾病的病耻感,不是患者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http://star.news.sohu.com/20160705/n457772527.shtml

 

读完以上文字,给读者的初步印象是: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涉嫌利用媒体诟病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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