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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金
  从井冈山到延安  第十三章  (1)斯诺秘访陕北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48)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1-14 14:54:41 最后更新时间:2017-01-14 14: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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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斯诺秘访陕北  海伦到达延安

               爱泼斯坦见证新中国的胚胎

 

              毛泽东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1936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对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8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丁玲、成仿吾等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徐梦秋后来在新疆成了叛徒)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至19372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名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由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后来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

 

 

                    红军邀请外国记者

 

1935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国民党在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国民党“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说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用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在欧美国家、在广大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驳斥其妖魔化的宣传,中共开始联系外国记者、进步人士到根据地参观采访。

此时,毛泽东有话要说。他是希望将重要的事情记入史册。找中国的作家、记者都达不到他的要求,因为国民党绝对会封杀他们的言论,而且记者本人会遭来杀身之祸。                                 埃德加·斯诺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更多的人们同情和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以及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时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克农兼任局长。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克农萌生了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的念头。

    193649日晚,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陕北肤施(延安)秘密会谈后,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会后,李克农与刘鼎密切配合,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成为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秘密通道。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产国际没有瓜葛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

    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把中共中央的第一位外国客人斯诺迎进了苏区。

    埃德加·斯诺,美国人,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不久,于1928年带着很少的钱来到中国的,年仅23岁。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到东方“撞大运”的年轻人。到了上海,他遇到《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鲍威尔,被留下做助理编辑,后又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斯诺的第一件工作是策划编辑一期《新中国专辑》。为此,主编还亲自带领斯诺采访了蒋介石和时任南京政府交通部长的孙科等高级官员。

    斯诺努力探索,试图解释他在接触中国社会现实中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他拜访宋庆龄、鲁迅等中国著名进步人士。斯诺为宋庆龄写的小传《她为中国民众而战记中国自由运动著名领袖孙逸仙夫人》一文,于193386日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当时斯诺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秘书海伦相恋,经常到上海宋庆龄家中拜访。宋庆龄评价斯诺于1936年的译作《活的中国》时指出:“他翻译的一些当代短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使长期以来被人冷漠地称为‘神秘不可测’的中国人民能为外界所了解。”《活的中国》是在鲁迅的指导下选编的,它是第一本向西方大规模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书籍,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诺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协商,让他们出路费好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共产党陕北苏区访问。斯诺的建议很快得到答复,两家报社都赞成他的冒险计划。特别是《每日先驱报》还答应负担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并且应允如秘访问获得成功,还将付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还有当时在兰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斯诺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

    邀请埃德加·斯诺访问苏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要举措。

    1936年春天,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的陕北苏区的大门悄悄打开了。李克农巧妙做东北军工作,两次洛川会谈,尤其是延安会谈,做通了张学良的工作,初步确立了西北大联合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相持十年之久的边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松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和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件,来到了瓦窑堡。中共中央了解到蒋介石开始转变恐日反共政策,并希望与中共取得某些妥协。

在张子华和董健吾回上海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来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斯诺和海伦·福斯特结婚后,于1933年春天北上,到北平定居。斯诺当时担任美国国际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的代表,还是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1934年在蒋介石住进协和医院疗养期间,斯诺采访了蒋介石。

    1936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他向宋庆龄真诚表示,希望秘访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苏区,向全世界报导红色中国的真相,希望她能帮助自己进入苏区。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信,经过反复权衡,也有让斯诺赴苏区的念头。

    看到斯诺匆匆而来,并急迫地要求成行的样子,宋庆龄笑着对他说:“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恳切地说。

    宋庆龄轻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正打算推荐你和乔治·马海德博士一块去呢!”马海德是一位美国医生,志愿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哦,太棒了!”斯诺惊喜万分。

    “不要着急,等你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听从共产党的安排。”

    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决定派斯诺和马海德赴苏区。毛泽东和周恩来见来电后,十分高兴。

    “克农,贵客临门,你这个联络局长又该忙喽!”毛泽东笑盈盈地对李克农说。

斯诺告别宋庆龄,匆匆回到北平等待消息。不久,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委托一名干部用隐形墨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介绍信,由徐冰交给斯诺,并转达了中共欢迎他去陕北访问的邀请。

19366月初,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学生王汝梅(黄华)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他是斯诺的朋友。一天,斯诺秘密地告诉王汝梅,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斯诺问王汝梅愿不愿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王汝梅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王汝梅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汇报了同斯诺作上述约定的情况,黄敬表示同意。

斯诺先去西安,办好有关王汝梅去那边的手续。王汝梅则不露声色,应付了燕京大学的考试,照了带着学士帽的照片,还请大学的秘书蔡一愕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学良将军,证明他是燕大学生,来西北考察银行事业,希望予以关照。

斯诺离开北平几天后,他的妻子海伦通知王汝梅,收到了斯诺的电报,您可以动身了。王汝梅便提了一个小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193663日,斯诺除带好接头信物外,还带着照相机、电影摄影机、胶卷、笔记本、毛毯、橡皮枕头、药品等等,踏上了他的历史性的旅程。在郑州换车时,他认识了马海德,两人一见如故,顺利到达西安,住进京西招待所。

几天后,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外表象一个富商,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走进来,他用一口漂亮的英语自称是“王牧师”,然后劈头就问道:“在北平的M·S认识否?”这是事先约定的接头暗号,斯诺心中一喜,知道是盼望的接头人来了,立即以严肃掩盖着激动的声调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说完各自慎重地拿出印有英语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经拼对完全吻合为一张。然后,“王牧师”又与马海德将各自半张五英镑钞票拼对完全吻合。斯诺和马海德这才如梦初醒,原来两人是一个目的。

    原来,这位自称“王牧师”的,是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是主持上海英租界成都路彼得堂教区的一个牧师,是受宋庆龄委托先行来西安秘密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去陕北保安的。

    董牧师巧妙找到邓发、刘鼎等人。他们乘坐一辆大汽车来到郊外一个汉宫废墟上商定了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的对策。在汉宫废墟的一个石堆旁,几个人围着团团而坐。邓发首先致欢迎词说:“毛泽东主席十分欢迎同情并热心支持我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只是苏区贫困,交通不便,招待不周,请原谅。你们所带行李及贵重物品都交给刘鼎同志,他负责送你们进去。路上要辛苦点,我要出国,不能奉陪了。”邓发还关照斯诺,去苏区的路上,请不要摄影,以免引起群众误会,请他要谅解。

    斯诺将摄影机交给刘鼎转送。刘鼎也说了几句欢迎的话,他保证把所转送的东西安全运抵保安。此外,刘鼎给斯诺约法三章,即报导时要保密,例如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还有本人或家属在国民党管辖区域的,也要注意他们的安全。斯诺保证信守诺言。

    当把对策商量妥当后,邓发机敏地环顾四方,确认行动未被人发现后决定回城里。当他们乘车回到城里时已是中午了。

    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刘鼎,立即将斯诺已到西安的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电令:确保两人安全,并通过张学良的关系秘密进入苏区,严守机密,决不许让西安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捕捉到任何风声。

    刘鼎马上到金家巷拜访了张学良,告诉他说:“共产党的两个外国朋友斯诺和马海德来到西安,请副司令设法安全送到苏区。”

    张学良惊喜地问:“斯诺?就是那个报导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美国记者?”

    “是的。他决心到苏区去旅行,报导苏区情况。我已向中央作了报告,克农电令保障其安全,严守秘密。”刘鼎笑着说,“我想借用你的波音飞机到肤施(即延安),然后送他们去苏区。”

    张学良想了一会儿,说:“用我的飞机把两个美国人送到前线不回来,太惹人耳目;而且飞机驾驶员也是美国人,这恐怕不太好保密,还是用卡车吧。”

刘鼎沉默了片刻,便同意了。张学良交给刘鼎一张西北“剿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让他带着自己的卫队班亲自护送到陕北。

王汝梅如约到西安找到了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向延安进发。王汝梅则由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六月底,李克农带着红一团及一个演剧团南下安塞,做东北军前线的统战工作,并迎接斯诺一行。他电告刘鼎,中央已迁保安,刘鼎护送斯诺到延安后,秘密到安塞来,向中央汇报东北军工作情况。

    那时,通往保安的西安府的高大木头城门,总是被国民党重兵把守着。六月下旬的一天,黎明前,一辆东北军军用道奇大卡车被门口卫兵拦住进行检查,坐在司机旁边的年轻军官连车也没下,威严而沉着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证件递给检查的卫兵,卫兵一看是一张特别军事通行证,立刻满脸敬意地放行了。在那曦微的晨光中,拉满一车军用棉衣的道奇大卡车隆隆驶过西安城门,而斯诺和马海德就隐藏在这辆道奇大卡车里的棉衣下面。严密的国民党封锁线竟被轻易地突破了。

    第二天下午他们便到了延安,当晚住在东北军一个团长家里。刘鼎立刻电告李克农:“客人已到延安,明天送他们到苏区。”

    第三天一早,斯诺一行顺着延河向百家坪方向慢慢走去。刘鼎秘密骑马奔向安塞。

    193676日,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李克农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了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

    李克农派红一团干部沿着延河去迎接斯诺一行。

 

 

                       斯诺见到周恩来

 

    78日一早,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来到百家坪,等候斯诺的到来。经过两天的奔波,斯诺和马海德终于到了安塞的百家坪。这里是红军东线指挥部所在地。他们刚进屋坐下,门外便传来一阵马蹄声。

    接着,匆匆走进来两个年轻的红军军官。走在前面的那位中等身材,清瘦的脸上有两条粗浓的眉毛,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两侧长着黑黑的络腮胡子;后面的军官年轻一些,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嘴唇上面蓄着短髭。他们正是周恩来和李克农。

    周恩来一边向大家亲切地打招呼,一边径直走到斯诺面前,双脚并扰,潇洒地行了一个军礼,用英语说:“哈罗!你们找谁?我是这里负责人周恩来!”

    斯诺连忙向前与周恩来热烈握手,“我是美国记者斯诺,”说着又指着身边的马海德,“他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

“欢迎你们平安到达,一路上辛苦了。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导,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考察苏区。”周恩来说着便把李克农也介绍给他们:“这位是红军政治保卫局长李克农同志,也兼我们的外交部长。”李克农与斯诺和马海德亲切握手,说:“早已得知你们起程,一路辛苦了。”

    宾主坐定,周恩来询问了他们一路旅行的情况后说:“你们的食宿及今后的接待事宜,由李克农同志负责,欢迎你们明天到我住的地方来商量访问苏区的计划和日程。”周恩来便匆匆告辞走了。

    李克农陪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吃晚饭。“斯诺先生,你能告诉我你来苏区所要采访、了解的问题吗?”

    斯诺坦率地向李克农讲了他来苏区的主要目的以及迫切想知道的情况。接着,斯诺就问:“李克农将军,你能向我们说说你个人的经历吗?”

    “斯诺先生,我的经历如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一样平凡,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不,在来苏区前,我就听说你们做安全保卫工作的,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你一定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斯诺执拗地说。

    “我们后会有期,到保安后再好好谈,你们奔波数日,也实在太劳累了,请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再见。”

    斯诺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好吧,到保安,你可一定要向我介绍你的情况。”

    李克农回去向周恩来简单地汇报了自己与斯诺交谈的情况,笑着说:“看来,这个斯诺不好对付啊!他不同于一般记者,很有自己的头脑,反应敏捷,汉语说得也很好,我看不为他找英语翻译也可以嘛!”

    周恩来说:“刚才收到北方局来电,尼姆动员王汝梅来保安,准备作斯诺的英语翻译。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要求进步,是靠得住的。你起草电稿,告知北方局的少奇同志和西安的刘鼎,将他安全地送到陕北来。”

    李克农说:“斯诺迫切地要了解苏区的情况,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反映了外界关心同情我们的人们的共同愿望。为他提供苏区资料和各种便利条件,这都没有问题。但他想详细了解包括毛主席和你在内的我党我军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会不会暴露我们的一些机密?有些可是国民党特务侦探多年而又没有搞到的情报啊!”

    周恩来也陷入了思考之中。他也感到事关重大,思考了一会,说道:“我们可以请示中央。我个人的意见是,让他自由地看,我们可以介绍一些不涉及核心机密的情况。对于个人情况,原则上不突出个人,在公开发表时可以不署姓名。”

    第二天早饭后,由两个“红小鬼”带路,把斯诺和马海德送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问斯诺,习惯不习惯粗茶淡饭?睡得好不好?斯诺认真地说:“这是离开北平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个夜晚。”

    斯诺取出随身带着的隐色墨水介绍信交给周恩来,说:“这是中共华北局负责人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

    周恩来看了一下退给他们说:“毛主席住在保安,你们到那儿再交给他吧。”

    周恩来边说,边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参观访问的日程安排。日程共计九十二天,将参观保安、吴起镇等地的许多部门,这是昨晚他与李克农精心设计、反复研究后制定的。他对斯诺说:“这是我们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斯诺兴奋之余,便不失时机地向周恩来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如1927年反革命得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如何解释这些错误或失败?你现在对前途乐观吗?……

    周恩来略加思索,有条不紊地回答了斯诺的问题。

    斯诺听了周恩来的这些介绍,感到既新奇又有趣,这是他在上海、北平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李克农与当时任东部前线司令部的参谋长、年轻英俊的叶剑英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斯诺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斯诺与马海德在百家坪住了两天。第三天,李克农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交通队送他们到保安,安排联络局的干部胡令魁负责照顾他们路上的食宿。

    保安是陕北最穷困的县城之一,只有几十间破旧的窑洞。毛泽东就住在炮楼山下一孔破窑中。在这里,李克农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斯诺、马海德的情况。

    毛泽东以命令的口吻说:“斯诺是我们红军、我党邀请的第一位西方记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更多的记者冲破封锁要来,我们一定要尽我们全力做好接待工作。中央决定将保安最好的房子调拨给你,对外挂上‘外交部’的牌子,办起外交部招待所,抽调勤快、纪律性强、机智的同志由你训练,不仅学会扛枪打仗,还要学会做饭送水,我们今后要多培养各种人才,适应今后接待工作的需要,这件事就由你负责。”

    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一所像样的“外交部”招待所办成了。

    鉴于在百家坪时,“红小鬼”对“洋鬼子”的冷淡,李克农特别向负责招待的“红小鬼”们强调:“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贵客,是我们的外国朋友,不是外国强盗,我们要热情招待。”

    他手把手地教这些“红小鬼”如何端水,如何泡茶,如何抹桌子如何给客人挂衣帽。他严肃地说:“今后我们的客人会更多,我们要接待来自各地的同志和朋友,这是我们应该学会的。否则,外国朋友该说我们红军不懂礼貌了!”

 

 

                 毛泽东接见斯诺和海德姆

 

    1936715日下午,经过三天的跋涉,斯诺和海德姆(后来改名为马海德)来到保安。                         毛泽东与斯诺()

    为了显示热闹隆重,保安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参加欢迎。当斯诺和马海德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通过时,人们高呼口号,热烈地鼓掌。在不长的街道的尽头,中共当时在保安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站在那里,迎接冒险而来的两位美国客人。李克农向斯诺和马海德一一介绍中共领导人的姓名: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林彪、邓颖超、蔡畅……

    在李克农的陪同下,斯诺和马海德来到了外交部的招待所。早已等候多时的“红小鬼”们争先恐后地替客人搬运行李,沏茶倒水……

    临近吃晚饭时,李克农来到斯诺房间,身后跟着两位红军干部。前面那位身材高大,约四十岁,披着一头浓密的长发,面容削瘦,鼻梁很高,下巴上长着一颗痣。不等李克农介绍,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过来,伸出宽厚有力的大手握住了斯诺的手,使劲地摇了摇用湘潭话说:“美国朋友,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身后随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斯诺:“他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用平静的语调请他们好好休息,先在保安城中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便告辞了。

    斯诺和马海德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李克农便笑着告诉他们:毛泽东要接见他们。

李克农引两人走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门口仅有一个卫兵。

 

    “国民党十几万军队封锁我们苏区,你们冒险到我们这里来,真不简单啊!”毛泽东微笑着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公道的美国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苏区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国民党害怕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造谣诬蔑我们是‘土匪’,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地方采访,我们将尽可能给你方便和帮助,具体事宜由克农同志安排。”说着,他指了指坐在一旁的李克农。

    “我与斯诺先生早已成了好朋友啦!”李克农笑了笑,幽默地说。

    斯诺也跟着笑了,他表示一定公正客观地向外界人们报道红军的情况。

    “你们和毛主席畅快地谈吧,到时候我会派人来接你们回去的。”李克农对斯诺和海德姆说完,便起身走出了窑洞。

    “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会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呢?”斯诺首先向毛泽东发问。斯诺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便从这里开始。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斯诺、马海德仍没有回住地。                          

    李克农披衣来到毛泽东窑洞前,只见警卫员贺清华仍在门口站着。方桌上的蜡烛已经燃过四五支,斯诺双眼皮在不停地打架,然而毛泽东依然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吴帝平翻译和斯诺记录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在两间窑洞之间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坐下来,一会儿躺下去,一会儿倚着铁皮箱读一叠报告。他的妻子贺子珍正怀身孕,但仍然没有睡,在烛光下陪着谈话。

    此后,毛泽东常常暂时搁下大批有待处理的电报和文件,并取消了一些会议与斯诺交谈。斯诺在毛泽东窑洞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斯诺与毛泽东及红军将领接触越多,他的兴趣也越浓,他想收集毛泽东的个人历史,为其作传。但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很少提到自己或是他个人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一天,斯诺给毛泽东送上一张他开列的关于《个人历史》问题的清单,毛泽东看后未置可否,急得斯诺同毛泽东争辩起来。

    斯诺说:“如果你想要结束内战,并且和其他军队在一个统一战线中共事,多年来国民党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们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毛泽东感到吃惊,他敏感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人们造成的欺骗太深了,必须打开个人的历史档案,让内外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才能争取更多的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毛泽东陷入了深思……

    725日,周恩来从安塞回到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认真研究了斯诺提出的问题,决定满足斯诺想了解中共领袖和将领个人经历的要求,一些涉及安全保密的人物,可以告知斯诺,当公开报道时,要隐去姓名或事件,以免影响我党的统一战线或地下工作。

    毛泽东很快答复斯诺:愿意与他谈谈自己的个人历史。李克农也向斯诺声明:“在保安,你可以询问任何人的情况。”

    斯诺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实现了对斯诺的诺言。又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斯诺在那间红岩石的窑洞里,倾听毛泽东讲述个人生活经历。

    斯诺按照当时在场给毛泽东任英文翻译的吴黎平的口译,认真记录下来。

    一天,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正好日本飞机来轰炸,警卫人员让毛泽东躲避一下,毛泽东谈兴正浓,坚持不走,后来是彭德怀下令,将毛泽东抬了出去。到了掩蔽处,毛泽东还大谈飞机扔下的炸弹可以打锄头,最后还风趣地问:“咱们的客人(日本飞机)走没走?”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有一次问斯诺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

    斯诺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那样贫穷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这样的压迫和剥削,遭受那样残酷的杀害,如果美国儿童被当作奴隶一样出卖,如果美国一直是个专制国家,现在又由军阀统治而不受人民权力的制约,如果美国人没有参政权,既不能选举,又不能行使弹劾权利,如果工人没有结社或进行集体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假公济私利用国家银行为私人经营的企业提供资金,而不公开帐目,如果美国最的权势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机商,如果外国人霸占我们的港口,并控制了我国大部分的经济,如果我们像中国一样不放一枪就丢掉了整个美国的北部,如果在美国也象中国一样存在着上述种种情况,如果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改善国策,也无法改变或改善生活条件本身,那末,我的确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1936年夏的又一天,在延安窑洞里,斯诺正与毛泽东谈中国的抗日前途。

    毛泽东说:“蒋介石不抗日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他又说:“必定有一天须要作出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他的部下所打倒。他的部下决不愿作日本的奴隶。他的许多将领现在很难控制,都要求采取抗日的政策……”

    “这种越来越大的来自他自己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答应人民的要求。如果他停止内战,开始抗日,重新建立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我们将欢迎这种变化,并全心全意地同他合作。但这只能由蒋介石来决定。这种决定不能再拖延很久了。”

    过了几个月,即193612月,在西安,蒋介石被他的部将张学良、杨虎城软禁,被迫同意建立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毛泽东真是料事如神。

 

    接着,斯诺又对中共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和将领进行了采访。他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共领袖、红军将领以及苏区人民英勇斗争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一天,斯诺来到李克农的窑洞,要李克农讲自己的传奇式的神秘经历。

    李克农笑了笑说:“我可以将我个人的历史告诉你,但当你报道时,一定不要提我的名字,更不要写我的事迹。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的特务还在四处侦察我的情况。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弄清李克农究竟是何许人也。”

    斯诺点了点头,迅速打开了记录本。

    “我自幼在长江边的一座古城长大,……”李克农像拉家常般地将自己的经历向斯诺讲述,着重讲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

    “你的妻子和孩子呢?”斯诺关心地问道。

    “我有五个孩子,自从我秘密转移到苏区后,便与妻子和孩子们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们母子现在是死是活?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早已投身革命,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在红军中,许多将领的家庭遭遇比我更悲惨。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这是你知道的。这笔帐要记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头上。”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斯诺开玩笑地说:“如果妻儿不幸遇难,你打算再成家吗?”

    闻听此言,李克农乐了。他也开玩笑地说:“那当然,不过还得请你这位老朋友帮忙喽!”

 

    在陕北苏区,斯诺同毛泽东畅谈了十多个昼夜,毛泽东称赞他“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领导人第一次在陕北会见西方记者,而且这位记者来自美国。

    斯诺说:“到中国来是为了‘撞大运’,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鼓励斯诺说:“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世界如实报道出来,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这不就是撞上大运了么。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破了红军这个人们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

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最不寻常、最宝贵的采访。斯诺是访问毛泽东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为了能真实反映毛泽东和斯诺谈话的原意,谈话中,吴亮平翻译成英文,斯诺用英文记下,然后吴亮平又把斯诺的英文记录翻译成中文,由毛泽东审阅批改,再由吴翻译成英文让斯诺成文。由此反复多次,这些文字就成为历史文献里研究毛泽东前半生最权威的传记了。

 

 

                “洋红军”马海德

 

    他选择了长征

马海德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洋红军”。他和斯诺结伴走进陕北苏区,但出于保护,斯诺在他后来写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里隐去了他的名字,他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926日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他家境贫寒,读书非常用功,16岁便考入医科大学,23岁就获得了医学博士。为了到东方研究热带病,在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驱使下,他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坐船来到了中国上海。

在上海,马海德认识了改变他后来人生轨迹的三个人:一位是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租界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第三位便是宋庆龄。

在一次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家庭舞会上,马海德对面坐着一位个子不高,却非常美丽、优雅的女士。马海德走上前去请她跳舞,后来才得知,这位女士就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他们的影响下,马海德逐步变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红军长征来到陕北后,当时没有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19363月,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找一名医术水平高的外国医生来陕北苏区。毛泽东之所以要找外国医生,大概是考虑外国人容易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于是宋庆龄找来了马海德。

马海德马上办了北上西安的“签证”。他此行没有成功,因为当时中央红军还没有落脚的地方。这年6月,他再次北上。在火车上,他见到美国记者斯诺,二人一起到西安,和红军派来的人接上了头。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又在游击队和老乡的帮助下,经安塞到达临时红都保安。

1936713日,马海德和斯诺到达保安不久,便跟随红军去了前线部队。8月,他们来到宁夏豫旺县的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10月,马海德行军百公里到甘肃会宁,为刚到达的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治伤看病,后又返回宁夏,参加了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的会师。

斯诺离开保安后,马海德却选择留了下来。马海德当年26岁,他见到毛泽东,提出要参加红军。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任命他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就这样,马海德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加红军的西方人。

马海德的长征前后也是一年多,行程过万里。不同的是,红军是行军打仗,马海德是为红军看病;红军是被迫长征,马海德在上海租界有房、有车、有诊所,有宋庆龄的舞会,有外国人的酒吧,有面包、黄油、咖啡,然而,他却选择了长征,冒着生命危险玩儿命。

 

保安来了个大鼻子洋人

刚到保安,在党政军民的欢迎会上,马海德发现,战士们穿的是不同颜色的军装,看来这是他们拥有的最好最干净最体面的了,但都有补丁,还有用旧布编的草鞋,都打着绑腿。

马海德是去保安看病的。从中央领导、红军将领到战士、小鬼,以及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大鼻子的洋人给大家看病。周恩来在长征时胃出了毛病,几天不能吃东西,是靠战士们抬着走出了草地。他的夫人邓颖超在延安时得了肺结核,这病在当时就是绝症,没有特效药。马海德告诉她,拿一个门板,每天躺在上面晒太阳,因为晒太阳能增加钙,那么肺的钙化就很可能自愈。后来邓颖超的肺病果然痊愈了。

因为马海德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他成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后来两家人干脆住在了同一个院子里。在延安时,毛泽东工作繁忙,睡眠不大好,马海德就拉他去散步,教他打乒乓球,拉他去看文艺节目、跳舞等。有时毛泽东长时间紧张工作,他就会请毛泽东打麻将。通常是毛泽东、江青和马海德夫妇一起玩。毛泽东打麻将的时候全神贯注,特别想和牌。而马海德打麻将只会打“十三不靠”(又叫“十三乱”)。毛泽东最怕他这种打法。有一次,马海德一板一眼地打,就要和了,而毛泽东也只差一张牌,就捏在马海德手中。毛泽东不高兴地说:“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打别的。”马海德说:“你们只教我这个,我不会打别的。”毛泽东说:“以后不许打十三不靠。”马海德说:“那我就不玩了。”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无奈地说:“算了算了,你就打十三不靠吧。怪人打怪牌!”八圈下来,毛泽东站起来活动身子,马海德说:“主席,怎么样,争争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这对松弛您的神经大有好处。”毛泽东这才明白了马海德的用意,双手抱拳打趣说:“那就感谢博士了!

 

为毛泽东“辟谣”

马海德曾告诉斯诺,在他写的书里,千万不要出现他的照片和名字。因为几个月前,他还在上海,在宋庆龄身边,现在又出现在红军里,国民党当局马上会联想到宋庆龄“通匪”,这对宋庆龄不利,会害了她。

但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还是写了这么一段:“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一一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屋子里,结果宣布他非常健康,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这段话讲的是马海德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的情况。当时白区谣传毛泽东得了肺痨甚至肺癌。

斯诺用马海德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的结果来辟谣。也是从那时起,马海德成了毛泽东十多年的保健医生。

 

“马海德”名字的来源

马海德会阿拉伯文字,在回族地区很“吃得开”。他常把红军的标语翻译成阿文,写在墙上。回民非常惊喜,相传“红军中有高人,有一位哈吉”——“哈吉”就是朝觐过麦加天房的人。回民纷纷邀请他到家里吃羊肉,就连阿訇也请马海德到清真寺做客。

为了革命需要,马海德将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中国回族大姓“马”姓,名为“海德”。“马海德”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193695日左右,保安来电,要马海德和斯诺尽快离开宁夏回保安,因为有情报说胡宗南要来打红军,通往西安的路将断掉。斯诺收拾行装,马海德则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红军需要我,我愿参加红军。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高兴,马上任命马海德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

 

    马海德结婚生子

1939年底,延安每到周末就有舞会,马海德是舞会上的名人。他舞跳得最好,又是中共领导的保健医生,主动担负了敦促领导人参加跳舞健身的责任。周苏菲是鲁艺的学生,长得很漂亮,马海德和她在舞会上相识相恋,之后结婚。1943年出生了儿子周幼马,是在延安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混血儿。

1947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马海德全家不得不撤离。1948年初,马海德全家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5月,毛泽东也来到了那里。马海德在西柏坡给人看病,还去英语培训班教英文。19492月,马海德跟随叶剑英到了北平,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全部精力投入到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

1988年,78岁的马海德在北京逝世。

 

 

           斯诺与“红小鬼”  斯诺给红军照相

    

    1936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已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20多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斯诺去向毛泽东告别,他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像。他们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毛泽东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请毛泽东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之作品,后来更成为中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主席像片。

1935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即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胜利会师,宣布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

    为了扩大革命力量,19361月下旬,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推动抗日运动。东征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五月五日,东征部队全部回到陕北。历时七十五天,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三十一个团。

    514日,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斯诺给毛泽东照的相

    西征作战两个多月,红军横扫了盘踞在靖边、定边、盐池和环县一带的马家军,把马鸿逵、马鸿宾打得落荒而逃。

    在豫旺堡整训期间,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提出在红一军团第一师组织实兵进攻演习。

    演习开始前,接军委通知,说是毛主席请来一位美国客人,要给大家拍电影。

    演习中,只见一位身着红军服装、大鼻子、蓝眼睛的高个外国人,背着摄影机不停地拍摄着。

这位外国人就是由宋庆龄介绍来的这年七月中旬到达陕北保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演习结束后,在军团部大院,斯诺坐在板凳上和彭德怀聊天。斯诺说:“我来和彭司令及众位将领拍一张合影照,好吗?”

    “哎哟!斯诺先生,这个照可拍不得呀,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彭德怀对斯诺开玩笑说。

    站在一旁的翻译王汝梅(后改名黄华),立即把彭司令员的话译给斯诺听。斯诺站起来拍着彭德怀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连声说:“OK,OK,还能拿二百万现大洋奖金呢!”

    两个人的对话,使在场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彭总一挥手,招呼院子里几位干部,说:“走,就让他把我们的形象送给蒋介石吧!”

    斯诺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六个人合影的照片。从左至右是: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一军团教育科长孙毅和西方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

 

一天,斯诺来到红军驻地。学员们有的正在唱歌,有的正在训练,而穿着新军装、全副武装的谢立全刚好在飞扬的军旗下,迎着朝阳,吹着冲锋号。“声、色”俱全的精彩画面,立刻让斯诺激情大发,他赶紧端起相机,抓拍到了这一难得的瞬间,也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谢立全见斯诺给他拍照,便迎了上去。斯诺立刻高兴地和他攀谈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记者先生,我叫谢立全。”谢立全一边回答一边敬礼。

斯诺慢慢了解到,谢立全12岁便参加了红军,在中央苏区当过司号员,任过排长、连指导员、师政治部青年科长等职。刚才正在指挥战士训练,给号兵示范。斯诺不断对谢立全竖起大拇指。

谢立全吹号的英姿及其回答与经历,给斯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斯诺便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彩色封面上,使用了谢立全吹军号的照片,并把照片取名为《抗战之声》。

谢立全后来成了开国少将。

 

1936年春天,红军从陕北东征抗日,跨过黄河打进了洪洞县,一个身材瘦小的月娃子成了一个年仅12岁的小红军。

    月娃子大名王东平,又叫王月,月娃子是他的乳名,1924年生于山西省洪洞县城关镇。他刚满3岁,母亲就离开了人世,10岁时,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10 岁的月娃子在邻居的帮助下向县牛奶厂的张老板借了5块钱,买了一口薄棺材,含泪掩埋了父亲。3个月后,张老板把5元钱翻成了50块银元,10岁的月娃子无法偿还,只好到牛奶厂当童工抵债。在厂里,他受尽了虐待。红军来了,张老板跑了,月娃子便当了红军。

    首长看月娃子诚实又机灵,就把他调到内务警卫连,给罗瑞卿、何长工、杨尚昆担任警卫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负责首长的日常生活和勤务保障,虽然年龄小,但他责任心特别强,又聪明,大家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娃娃,称他为“山西娃娃”。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关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

    19366月的一天,月娃子正在晾衣服,突然看到院子里来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从没有见过外国人的他吓了一大跳,远远地躲在一连好奇地打量。过了几天,他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从美国来的记者,叫斯诺。首长把他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让他负责斯诺的起居生活。

    周恩来副主席找到他:“小鬼,斯诺先生是外国记者,是咱们中国人民的朋友,你要好好照顾他,要热情、诚恳、耐心,还要遵守纪律……”他把周恩来的话一一记在心头。刚开始他听不懂斯诺的讲话,两人只好手势交流。有时,两人比划半天,谁也弄不懂谁的意思,双方都哭笑不得。

    根据地的生活相当清苦,斯诺虽然受到了特殊照顾,也只能吃到小米饭加两个菜。吃饭时,斯诺经常到其他首长那里转转,看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吃住竟是那样艰苦,但斗志却是那样高昂。在他的报导里,红军的生活是苦的,纪律是严明的,队伍是伟大的。斯诺经常把菜让给月娃子,月娃子说啥也不要,说这是纪律!一听是纪律,斯诺就只好点点头,不再坚持。

    有一次,斯诺从博古那里要来一些面粉、糖和几个鸡蛋,还临时找来一个铁盒子作烘箱,自己动手做西餐。月娃子在一旁为斯诺打下手,帮着烧火,好奇地看着斯诺忙前忙后做西餐,但斯诺的烤蛋糕技术很一般。结果,蛋糕的底层烤成了黑糊糊的焦炭,顶上仍是粘稠的面浆,大伙儿都乐了,笑得斯诺两肩一耸、两手一摊,一副窘相。

    在采访的日子里,斯诺与红军首长和战士们结下了浓厚的友谊。转眼四个月过去了,193610月的一天,月娃子正在忙着手中的活儿,斯诺把他叫到跟前说:“山西娃娃,我该走了,我给你照张相吧!”从没有照过相的月娃子,一听说照相,高兴得直跳。他赶忙整一整肥大的军装,拉正武装带,笑嘻嘻地把头一歪,只听见“喀嚓”一声,照好了。

    照完相的第二天,月娃子为斯诺收拾好行李,含泪与斯诺依依惜别。临行时,斯诺紧紧握着月娃子的小手:“我爱中国,我爱你们,我还会再来的,谢谢你这些天来对我的照顾。”月娃子含泪使劲地点点头。

 

 

              斯诺与徐海东在一起的五天

 

1936年,西征战役结束,红15军团在宁夏预旺地区进行整训。826日,美国记者斯诺见到了红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斯诺在红15军团一共待了5天,红15军团也成了斯诺到达陕北苏区后所深入采访的第一支红军部队。

蒋介石曾把徐海东称为“文明的一大害”。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的传单上写着:“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10万……”

因此,在斯诺眼里,再也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更好的材料了。于是每天在徐海东完成工作以后,斯诺总是不失时机地找到徐海东,与他倾心交谈。他询问徐海东儿时的情况,询问他当窑工的生活,询问他带兵打仗的事情,问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的情况等等,甚至连徐海东的两颗门牙是怎样掉的都要问个仔细。

斯诺终于得知:有一天,徐海东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要看看战士有没有受伤,结果马受了惊,把他撞到了树上。待他苏醒过来,才发现自己的门牙已经嵌在那棵树上,成了历史的痕迹。

在斯诺眼里,徐海东始终都是一个“神秘的人”。徐海东21岁离家出走,做了一年窑工后就参了军,打仗十年,负伤竟达八次,全身有20多处战伤,可谓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徐海东身上的战伤使得他行动有些不便。

徐海东被誉为“中国的夏伯阳”。而让斯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是徐海东负伤最重的一次。那是长征途中的庾家河战斗,时任红25军副军长的徐海东身负重伤,一颗子弹从左眼下钻入,从颈后穿出,喉咙被淤血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岌岌可危。紧急关头,护士周少兰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地将徐海东喉咙里的淤血吸出,昼夜寸步不离地照顾他。煎熬了四天四夜后,徐海东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周少兰被徐海东建议改名为周东屏(意为挡住死亡,保护徐海东的生命屏障)。长征到达陕北后,两人共结连理,成了革命的伴侣。

在斯诺的眼里,徐海东有着无尽的故事,要他去挖掘去书写。

斯诺归国后,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徐海东有着这样的详细描写:“他的直率的毫不掩饰的回答,是完全可信的。”“每天早上4点他就起床,他精力充沛和对工作仔细认真的作风,使他的部队勇敢、整洁、守纪律。”“徐海东自豪的热情虽然有点幼稚和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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