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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春、蔡畅在江西苏区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夏远生 |  浏览(160)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4-20 21:21:55 最后更新时间:2017-04-21 1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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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春、蔡畅在江西苏区

    由于中共中央内部先后出了顾顺章、向忠发等一些危害极大的叛徒,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许多地下工作者不得不隐蔽起来。为了行动的方便,蔡畅让刘昂把特特送回了湖南老家。刘昂刚走,蔡畅就得到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州遭陈济棠杀害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最信赖和尊敬蔡和森的蔡畅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她想起二哥蔡麓仙在上海牺牲、三嫂向警予在武汉就义,而现在三哥蔡和森又牺牲了,党恨家仇,使她悲痛至极。但她很快擦干眼泪,匆匆安排好烈士的儿子蔡博和老母亲的生活,又继续投入党的工作。

193111月,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蔡畅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这是他们夫妇盼望已久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

李富春先于蔡畅离开上海,在地下交通人员护送下,取道香港、汕头,转闽西,于11月下旬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12月上旬,他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兴国,接替正在养病的陈正人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不久,蔡畅也离开上海,辗转到达瑞金。她来到瑞金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跑到红军总部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已经得到了蔡和森牺牲的消息,他热情地迎接蔡畅。蔡畅一见毛泽东,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哥哥,悲痛哀伤一齐涌上心头。她握住毛泽东的手,便泣不成声了。毛泽东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以深沉有力的声音,郑重而又亲切地对蔡畅说:“莫要难过,凡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蔡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说完,他自己也半晌无语。他了解蔡和森的牺牲对蔡畅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更了解他的好友蔡和森对这个毛妹子的爱护和寄予的希望。他鼓励蔡畅继承哥哥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完成先烈未竟的事业。毛泽东在蔡畅的心里,不只是党的领导人,而且具有与蔡和森一样的兄长地位。在这个革命大家庭中,蔡畅热爱每一位同志,但是,她更信赖和崇敬毛泽东。以后的数十年,她始终坚信:无论革命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毛泽东同大家在一起,革命就有希望。

组织上先是安排蔡畅到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红军学校就在瑞金,是党中央为提高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理论水平而设立的。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欧阳钦。蔡畅教政治课,主要是讲社会发展史,她深入浅出的授课,很受学生欢迎。12月底,她也来到兴国,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后来还兼任了组织部代理部长、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江西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

从此,蔡畅和李富春在中国的苏维埃土地上,并肩战斗在一起,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之一。当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向苏联党和红军学习的一切,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的兴奋和欣喜溢于言表。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设在兴国县城的牛坑塘。李富春夫妇在这个闻名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他们的思想品质、工作作风、道德情操,在兴国人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富春一到兴国,便参加了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由于他刚到苏区,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了解不多,会议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任弼时、陈毅等负责,但他却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他认真研读江西省党代表会议文件,细心听取各位委员的发言,并在最后一次大会上讲了话。他高度赞扬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表示一定要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深入实际,做好团结各阶层革命力量的工作,为完成扩大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工作。

1932年新年期间,李富春在省委机关驻地召开了省委机关和兴国县机关干部座谈会,祝贺大家一年来各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座谈如何落实、完成省委扩大会议提出的9项任务的措施。他要求机关干部少住机关,多下基层做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他要求各部门都下到农村、城镇去,时间还不能太少,一般的应有2/3的时间在基层,1/3的时间留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他说,这不是一般的作风问题,是关系机关干部革命化的大问题,首先应从我做起,其他任何人也都不能例外。他强调这是考察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改造机关、防止官僚主义的重大措施。

李富春不仅这样要求机关干部,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他和蔡畅虽然既是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党的高级干部,留过洋且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但夫妇俩的工作作风非常深入。对于扩大红军,查田运动,推销公债,慰劳红属,四季生产,无不亲自布置,督促检查,并加以具体指导。从1931年底到1932年底,他们走遍了苏区江西省管辖的兴国、于都、乐安、石城、赣县、万泰、永丰、瑞金、宁都、会昌、宜黄寻乌等16个县,尤其是兴国的高兴、江背、鼎龙、龙沙等大大小小的村庄,留下了他们来来往往的足迹。

他们同基层干部一样,配备有米袋。米袋中一头是大米,另一头装辣椒,还随身带一只草席编成的蒸饭用的“饭馊子”。每到一地,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吃自备的大米蒸饭和辣椒青菜,晚上同老百姓睡一个炕。凡是遇有吃苦的事,总是带头去做。当年曾与蔡畅一起下过乡的谢佩兰老人,一直清楚地记得,蔡畅穿着草鞋下村,和群众一道挖防空洞,挖得双手起了血泡,还不肯放下手中的工具。

由于苏区机关人员增多,红军扩大,需要的粮食相应增加。因此,增产粮食、保证粮食供应,就成了中央苏区的头等大事。李富春深入农村同老农商量增产粮食措施时,提出首先要扩大肥源。建议沤草肥、挖塘泥、烧草灰,特别要重视多搞牲口肥。还要对农田实行精耕细作,保证每亩有500800斤肥料和丰富的水源,力争亩产700斤,人均不少于500斤稻谷。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我们加紧工作,一定能达到上述指标,那时,我们江西苏区军民的日子就好过了。他还说,要养成节省用粮的习惯,做到“二饥八饱”,每家节约下来的粮食可以喂两头猪,一头耕牛。这样,既扩大了肥源,保证了畜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为了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蔡畅身穿中式对襟袄,长腿裤,脚登布草鞋,经常顶酷暑、冒严寒,爬山越岭,同农村妇女打成一片。无论走到谁家,她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放下挎包就干活,帮妇女抱孩子,做针线,摘菜,烧火……。一面干活,一面聊天,既密切了与群众的感情,又做了调查研究,也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各种法令。由于她平易近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亲切地叫她蔡大姐。她们主动向蔡大姐反映情况,提出各种问题、意见和建议。后来,连两口子吵架、婆媳吵嘴等,都找蔡大姐评理。

李富春和蔡畅所住的房子过去是地主的洋楼别墅,穷人是不敢踏进门槛半步的。自从他们俩住进来后,宾客蜂至。他们对老百姓像大哥大姐一样,态度非常随和,常常邀请工农群众到家中作客,一边以茶水、果品招待,一边和大家亲切交谈。

凡遇客人上门,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蔡畅总爱笑嘻嘻地给人倒茶敬烟,常逗得一般年轻姑娘开怀大笑。无论是省委还是县委召集妇女进城开会,蔡畅总要在百忙中抽时间把兴国妇女干部接到家里,谈论工作,研究问题,聊叙家常。起初,山村妹子没见过世面,也许是出于对领导的尊敬,总是腼腆、怯生。进得门来,不肯多语。这种紧张的神态和拘束的心理,蔡畅一眼就看穿了。于是,她招呼大家:“到我这里来,心里不用害怕。革命同志嘛,阶级姐妹,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我很喜欢听你们说话,我到了兴国,就要拜你们为师,教会我听懂兴国老表话,否则,我就真不懂你们的‘国家’语言了!”风趣的话语,逗得众人眼泪都笑出来了,拘谨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蔡大姐亲切随和,于是都很乐意找蔡大姐攀谈,交流思想,汇报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当时苏区各县,男劳力参加红军的比例很大。在此情况下,如何培养妇女干部,更好地发挥她们在革命战争、根据地建设中的作用,成为此时革命的迫切需要。在这方面,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组织部长的蔡畅,配合李富春做了大量工作。

193112月底的一天,蔡畅刚到兴国,正好赶上兴国县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召开。她顾不上休息,便和李富春一道参加了会议,并以省妇女部长身份作了重要讲话。她在讲话中号召苏区妇女发扬半边天的作用,主动承担男子留下来的劳动生产和革命工作,她说:“妇女要接上男同志的班,凡是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要力争能够办到。”她要求无论什么工作,党的团的、赤卫队、少先队等等所有的工作,妇女同志都要担当起来。听了她慷慨激昂的话语,到会代表很受鼓舞。

    李富春也经常给妇女们讲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讲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斗争历史,帮助她们树立理想、开阔眼界。苏区的妇女干部开始对李书记还比较拘束,但接触多了以后,感到他平易近人,就经常有人向他提出稀奇古怪的问题,追问他与蔡畅是怎么样搞恋爱的。李富春要她们直接问蔡畅,蔡畅爽快地说起来:那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我母亲、哥哥,还有我的未婚嫂子向警予都去了法国,我们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实际上,我们家就这样迁到了法国。李书记是长沙人,经常到我们住的地方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我母亲看上李书记的才干和人品,向我推荐,当然不是包办,就这样我爱上了他,我们这段罗曼史很长,今天时间不够,以后有时间再向各位汇报。女干部听得正有兴致,蔡畅话音一转,煞住话题。这是蔡畅谈自己感情生活的罕见的一次。

1932年,春耕时节到了,由于江西各县男壮年大部分当了红军,仅兴国青壮年男子就有80 % 上了前线,江西各县农村的犁田耙地卡了壳。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李富春代表省委号召全省妇女脱掉花鞋,学习犁耙,参加田间劳动。可是当地有一个迷信的说法:“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这一说法,给妇女精神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多少年来,没有一个妇女敢冒这个险。

    李富春为此事专门召开会议,商量解决的办法。蔡畅更是急了。为了解决妇女中的封建迷信问题,她立即召开各县妇女干部会议,讲雷电发生的科学道理,鼓励妇女要学科学,破除迷信,做大自然的主人。她还以身作则,亲自示范,脱掉鞋袜,卷起裤腿儿,拜老农为师,下田学习犁田耙地。老农见她真心学艺,委实吃得苦,就手把手地教她操作。蔡畅一遍遍地练,越干越自如,一天下来,就“毕业”了。第二天,她就趁热打铁,把各村的妇女代表召集起来办了训练班。她由昨天的小学生变成了先生。她给大家讲妇女掌握生产技术的重要意义:“我们的政权是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过来的,反动派并不甘心,蒋介石亲自指挥他的反动军队对苏区进行围攻。红军在前线打仗,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红色政权,让人民永远过好日子。如果我们不能把生产搞上去,前方没有给养就不能打胜仗。”

   在蔡畅的宣传和带动下,江西苏区各县农村掀起了一个妇女学犁田耙地的热潮,适时地播了种,插了秧,当年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妇女们弄犁使耙,没有一人遭“雷公”打,人们再也不相信那些胡说八道了。男同志都竖起大拇指,称江西苏区妇女是“不怕雷打的英雄”。妇女们却说,“都是因为蔡大姐有胆有识,把雷公给吓住了”。在蔡畅的领导下,青壮年妇女几乎都掌握了全套农活技术。蔡畅自己也在妇女干部的做鞋竞赛中,被评为第一名。

    蔡畅十分重视发挥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她到江西省委以后,首先建立、健全了各级妇女工作机构,各县县委都设立了妇女部,区委和乡党支部都设有妇女委员会或妇女运动干事;各级政府都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基层有群众选举产生的女工农妇代表会,代表会的主任则参加政府当委员,妇女群众的困难、意见和要求,都能及时反映给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江西妇女在革命前,不仅受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而且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不能独立,文化上没有受教育的条件,特别是婚姻问题上受的痛苦更深。她们被当作商品,任人买卖。据蔡畅调查,江西有80 % 的妇女曾被卖去当童养媳或婢女,还有的被卖去作妾或为娼。强迫、包办、买卖的婚姻,给妇女带来的是公婆的虐待,丈夫的凌辱,她们只能低头干活和生儿育女。许多妇女生了女孩还受歧视。蔡畅对这些问题十分关心,在发动、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同时,特别注意解决妇女的切身利益问题。她兼任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时,注意检查妇女是否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同等的土地。对于婚姻问题,蔡畅坚决为妇女撑腰,依据苏维埃颁布的《婚姻法》,支持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的权利。

    蔡畅认为孩子是革命的未来,她对孩子怀有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在苏区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仍非常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有一次,一个孩子因没人看管,不小心掉在河里淹死了。蔡畅立即召开妇女干部开会,决定各村迅速把老婆婆们组织起来,成立“带孩子组”,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解除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或参加革命斗争的后顾之忧。

    为了提高江西苏区妇女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蔡畅下了很大功夫,既言传身教,又努力采取相应的措施。她经常对妇女干部说:“没有文化的队伍,是愚昧落后的队伍,愚昧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妇女不但要会劳动,还要有文化,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当时,江西省委妇女部有两个女青年,一个是危秀英,一个是邓石香。两个人都积极能干,善于做群众工作,但两个人都是文盲。蔡畅亲自帮助她们制定学习计划,给她们创造学习条件,规定她们每天早晨5点半钟起床,学一个钟头文化,然后再干其他事情。刚开始时,危秀英拿笔的手总是哆哆嗦嗦,写出的字歪歪扭扭,自己有点泄气,她对蔡畅说:“大姐,我这手抓锄杆子还可以,抓笔杆子就是不行啊。”蔡畅安慰她:“秀英啊,你首先要有信心,我们妇女要解放,将来还要管国家大事,不学好文化,怎么管好国家大事呢?”蔡畅手把手教了危秀英一个多月。有一次蔡畅病了,还叫危秀英坐在她的床边读书写字,让李富春检查。后来,蔡畅还教危秀英和邓石香写毛笔字。在蔡畅的帮助下,她们终于突破了学习的难关。后来,两人都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说起选拔妇女干部,蔡畅那“极强固”的性格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兴国县农村有个叫李美群的女青年,觉悟高,思想品质好,性格开朗,大胆泼辣,学文化也挺出色。蔡畅经过多次接触,认为她是个人才,就想动员她到县里工作。美群是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她的婆婆有点封建思想,不大情愿让新媳妇离家去工作。乡里干部动员几次,老人家都不松口。蔡畅听说后,就搬上铺盖到李美群家去,白天帮美群婆媳下田干活,边干边做老人的思想工作,晚上,和美群一起出去开会,或在灯下教美群学文化,讲革命道理。一连九天九夜,打动了婆婆的心。她终于对蔡畅说:“蔡大姐,你把美群带走吧,跟你去,我放心。”李美群到县里后,进步很快,担任少共兴国县委书记,工作做得很不错。1934年李美群当选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候补委员。

    1932年江西苏区反AB团的浪潮虽已过去,但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还未肃清。有些干部被当作嫌疑犯看管起来,有些好人被关进了牢中,无故杀人的现象仍不断发生。不少干部向李富春报告乱抓乱杀的现象,有的蒙冤者甚至直接找到李富春申诉冤情。

    这年夏天,兴国鼎龙乡有位老秀才名叫黄家楫,长期执教私塾,家中只有八担谷田,十口人吃饭,生活比较困难。可是当地有一仇人掌握了肃反大权,把黄家重新划定为“土豪”,列为“斩决”对象。老秀才认为只有李富春、蔡畅能够救他,便跑到省委驻地向李富春夫妇哭诉冤屈。李富春听了情况后,要蔡畅立即派人到当地访问群众,调查核实材料。经过查对,证明黄家确系冤案。夫妇俩商量由蔡畅出面给县政府去信。信中说:“刀下留人,黄家楫是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不该杀!”老秀才获释一事,对兴国的干部教育很大。
    8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肃反工作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肃反工作很重要,它是打击敌人、保卫革命、巩固胜利成果、维护人民利益的强大手段。但必须实事求是,执行政策,不要错杀了好人,减弱了革命力量。他批评江西省过去在肃反工作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抓人的证据不足,材料没有核实,轻信口供,夸大罪证,混淆了一般错误与反革命罪行的界限,错杀错关了好人,破坏了革命团结,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他提出了组织肃反干部重新学习党的肃反政策、一切判处死刑案件暂缓执行等纠正肃反扩大化的8项措施。会后,中共江西省委所属各县委认真学习、讨论了李富春的讲话,贯彻了省委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各项措施,乱打乱杀的“左”倾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基本得到了纠正。

    在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下,江西省的中共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325月统计,全省建立了16个县委,124个区委,998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3万人。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骨干作用。这期间,省委虽然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等个别具体政策上也贯彻了“左”倾错误,但“没有去领导开展党内的政治讨论,没有深入国际路线到支部中去”,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江西的贯彻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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