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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长征路  夫妇两英雄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夏远生 |  浏览(551)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4-20 21:24:20 最后更新时间:2017-04-20 2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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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征路  夫妇两英雄

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中央红军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泽东一票,为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作出了贡献。长征夫妻,人称英雄。他们和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一道,朝着北斗星的方向,栉风沐雨,艰难跋涉,甘苦倍尝,百炼成钢。

19341010,李富春和蔡畅随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红军长征的路途。

红军长征,是在土地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条件极其艰险的情况下进行的战略大转移。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流血牺牲。李富春、蔡畅是参加长征的为数不多的红军夫妇中的一对,他们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贞,朝着北斗星指明的北上抗日方向,艰难跋涉;在与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顽强搏斗中走过了漫漫征程。他们相互勉励,百炼成钢,在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长征初期,李富春临危受命,主持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他于193410月初来到中共中央驻地,奉命代替因伤重休养而不能领导政治部工作的王稼祥,出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直接参加红军长征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

临时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向他简要地说明了情况,并告诉他说,红军突围向西转移的行动,只在红军高级干部中传达,但要求总政治部做好中、下层指挥员和广大战士思想动员的准备工作,如准备好政治教材、政治口号等,做到一旦军队集中,保证部队战斗任务的完成。李富春虽然对这次突如其来的转移行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仍然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投入到繁重而艰巨的政治工作中去。

长征是一次被动的大转移,主力部队和随队人员作了大整编大精减,许多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被留在当地坚持九死一生的游击战争。当时毛泽东被“左”倾领导者排除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之外,他偶然看到一份留守的高级干部名单,发现不少观点与自己相近的同志都不准随军转移。毛泽东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同志就应跟中央走,但未被接受,这些同志后来大部分不幸牺牲。

当时按中组部规定,随红军战略转移的女同志,人数不宜过多,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政治上坚强;二要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三要身体健康。中央红军中最后被批准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只有30余位。蔡畅便是其中的一员巾帼英豪。她和李富春都编在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主要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

李富春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主管全军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蔡畅的工作,先是在工作团,后在地方工作部,主要负责部队宿营时驻地的群众工作。夫妻二人虽然同在一个纵队行动,但是按照红军的严明军纪,他们很难有机会在一起相互照顾体恤,偶尔通过他人传递、交换一下彼此的信息。但他们心心相通,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谱写了一曲壮丽动人的乐章。

李富春领导的总政治部,为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在长征出发前后主要抓了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他于109日、10日分别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总政治部关于突破敌人封锁线和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命令》、《总政治部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坚持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思想,对各部队、各单位的长征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原则性的要求,主要是:

各级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的适合战斗环境的转变,坚决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正确的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不习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发生疾病的现象,必须预先采取有效的克服办法。号召全体红色战士和政治工作人员,应高举工农红军的光辉红旗,突破敌人封锁线,粉碎堡垒主义,实行坚决地反攻,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保证国内战争和苏维埃运动顺利地发展。

1015,长征部队进入白区行军作战,后勤保障较以往更显艰难。李富春马上考虑红军在白区作战,如何筹集粮草,保证部队供应等重要问题。他批准公布《总政治部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指出红军“筹款及征集资财的工作,主要的是从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及城市商人捐款等方法进行”。各级政治机关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及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细则”指明了在筹款及征集资财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使部队筹集粮款工作有章可循,制止了乱没收的无组织行为。

11月底,部队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红军总政治部又适时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的口号》,阐明了党和红军关于瑶苗民族政策,要求全军模范遵守,从而得到了瑶苗民的信任和帮助,使红军能够迅速地通过越城岭,向湘西南进军。

红军穿越白区时,为避开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多半走山路,采取夜行军,展开隐蔽行动。夜行军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段艰苦历程,也是有意义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历程。李富春和蔡畅开始对夜行军很不习惯,觉得很吃力,行走多了,渐渐地也习惯了。尤其是万籁俱寂之时,浩月当空,迎面吹来徐徐清风,夹杂着野花与黄菜花的芬芳,耳边伴着潺潺水声及熟悉的犬吠声、虫声、蛙鸣声,大家竟然忘却了全身的疲劳困苦,甚至感觉到一丝丝快活。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李富春、邓小平、陆定一、潘汉年、李一氓等人摆开了龙门阵、故事会,大家在行军中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天文地理,侃到兴之所至处,索性连马也不骑了。他们对此冠名曰“徒步吹牛皮”。这些生活细节和长征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李富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夜行军十分辛苦。夜间行军,人的生理上的时差不适感暂且不说,由于队伍庞大,遇着隘路上山下坡,或遇桥过水,前面部队行进缓慢,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是走三步停十步。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这样走走停停,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一停,困倦顿时袭来,有不少同志即倒地不起。尤其是遇着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遮雨之地,部队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同志们遍身淋透,又困又饿,只能就便在山顶或山腰露宿,真是苦不堪言。

行军如此艰苦,蔡畅还不忘在一路跋涉中关心她周围的同志。她将组织上派给她的一头骡子让给病号或帮助其他体弱的同志驮东西,自己跟大家一起步行。她发现身材娇小的刘英打着赤脚走路,心疼地询问原委,才知道她的脚太小,实在无法找到一双能穿的鞋子。

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县城宿营,总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资财,蔡畅偶然发现里边有一双小布鞋,有心的她急忙按规定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李富春请求说:“你把这双鞋批给刘英吧!她已经很久没有鞋子穿了,脚板都快走烂了!”李富春看见蔡畅渴求的眼神,同意了。这时恰逢刘英安排完工作后专程跑来看蔡畅和李富春,蔡畅急忙把手藏在背后,要刘英猜有什么东西,不等她猜出,蔡畅迫不及待地将那双布鞋推到刘英面前,告诉她说:“这一双你肯定合适。”李富春也在一旁说:“穿上试试嘛!”刘英当即穿上了新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李富春诙谐地说:“看,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再不是烂脚板了。”刘英深深地感受到同志间的关爱是如此温暖,她向蔡畅激动地说:“大姐,你真好!”

红军于1215日攻占了贵州黎平。12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富春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议,及时签发了《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动员起来,以一切方法深入到军队中去,依照政治部的教育材料,参照部队的情况,对中央的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务必使每个红军战士了解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在黎平,部队进行了整编。原红星纵队、红章纵队合编成三个梯队,蔡畅被分配在中央机关梯队政治部做宣传鼓动工作。

193513,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紧接着于17凌晨攻占遵义。李富春于110主持遵义城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任命罗梓铭为主席,朱开铨、丁伯铃、周鑫等7人为委员。他在会上鼓励大家在没有经过大革命洗礼的遵义城做好工作,要发动群众,克服困难,他带领群众高呼:“红军万岁!遵义工农解放万岁!”。

红军在遵义休整12天期间,李富春派李坚贞到学校,组织“学生自治会”和“读书会”,并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向群众演说,写标语,画宣传画。红军总政治部还派人教学生们唱《决战在今朝》、《送郎当红军》、《红军真快乐》等革命歌曲,给少年儿童讲故事,组织儿童传递文件,站岗放哨。总政治部文艺宣传队为遵义市民编演活报剧《恶霸罗利甫》,深受群众欢迎。在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影响下,街道青年组织了“革命先锋队”,打土豪,分浮财,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李富春还参加了红军临时组织的篮球队,同遵义中学篮球队举行友谊赛。李富春领导总政治部开展的这一系列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戳穿了反动派的一切反革命宣传,较快地打开了新区的工作局面,为中央红军在此地休整提供了有利的群众条件和社会环境。

1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参加了会议。他与王稼祥、朱德、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一样,严厉批判了中央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会议取得最直接的成果是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后,李富春精神振奋,他走出屋外,对着天空舒了一口长气,仿佛要将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不满和怨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以来的屡次失利、红军队伍的巨大减损的揪心痛楚,全都抛到脑后。他很快回到红军总政治部,以极其愉快的心情,传达了遵义会议内容,表示了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尊敬。他反复宣讲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和在中央根据地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出奇制胜的功绩,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定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

遵义会议使红军的战略战术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红军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蒋介石集中重点兵力,在红军渡江方向设下了一个大包围圈,渡江已不可能。此时贵州境内的敌人却相当空虚。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遂决定,挥师东进,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在红军回师东向途中,李富春大力加强政治工作,贯彻执行遵义会议精神和军委的作战方针,给各军团政治部主任发出了《中央红军向贵州挺进途中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进行作战鼓动,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特别是行军时的政治工作,针对红军战士的情绪与疑问,进行不断的解释与教育。他强调要巩固部队,发扬红军勇于胜利的战斗作风与模范遵守阶级纪律的传统,建立连队中的党支部工作,并做好群众工作。他在指示中重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把长征中的政治工作当作完成北上抗日战略转移任务的保障。

在四渡赤水河的行军途中,李富春利用行军的间隙向干部、战士了解情况,进行思想动员。部队宿营后,又带领检查组深入群众家里,了解部队遵守纪律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发现一军团某连战士借老百姓大铁锅烧开水,锅烧漏了未赔偿损失,马上让检查组按实际价格赔钱,并向这家人表示了歉意。19352月春节,红军在川、黔两省间的古老小城镇扎西集结时,天寒地冻。红军战士按照政治工作的要求,热情很高地给老百姓家挂灯笼,清积雪,分粮食,分盐巴,分浮财,让家家户户高高兴兴地过个年,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段时间内,李富春和总政治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巨大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19352月至6月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机动灵活,纵横驰骋在贵州、云南、四川之间,穿插于敌人重兵之中,处处争取主动。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接着又直逼昆明。突然又掉头向北以急行军的速度,在59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全军深深感到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期间,李富春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当时的紧迫任务以及出现的问题,及时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湘江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白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总政治部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军委总政首长关于打土豪归地方指挥的指示》等重要文件,为做好长征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努力为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团结一心、奋勇作战提供了思想保障。

他还十分重视对红军所到之处的人民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贯彻执行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打下冕宁县后,成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派红军干部团李井泉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野萍为副主任,地下党员廖志高为委员。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朱德参加了大会,李富春到会并讲了话。他说:彝汉民族是一家,两族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推翻旧制度,求得彻底的翻身解放。针对反动当局为了榨取彝汉人民血汗而规定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他指示县革命委员会建立抗捐军,领导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没收其财产。以前,当地的反动当局承袭清政府的“质彝”制度,即彝族各家支的头人必须到县城里坐牢,作为人质,人质以父代子,兄代弟,叔代侄,谓之换班。凡有敲榨勒索不遂,苛捐杂税未完等情况,反动官吏即向作为人质的头人施以各种酷刑。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无条件地废除换班坐“质”制度,把全部换班坐“质”的档案和官、私田地粮册烧毁,救出换班坐“质”的头人。彝族人民对红军这种救苦救难的义举感恩不尽,从而认识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根本不同,改变了以往敌视红军的态度,转而积极拥护和参加红军。

与此同时,蔡畅则不辞辛苦,在长征沿途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鼓舞部队不怕困难奋勇前进的士气。4月初,红军四渡赤水通过贵阳城郊时,蔡畅等不顾自己行军的疲劳,向战士们高呼口号,鼓舞士气。部队快走完了,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向她们招呼说:“蔡大姐,快些走吧,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5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也在贵阳,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蔡畅回答道:我们一定跟上,你们放心走吧。边说边拖着她受伤的双脚一瘸一拐地出发了。在漫长且艰难的征途中,蔡畅还不忘挤出时间教他的勤务员曹昌认字、学文化,曹昌是长征到遵义时,组织上给蔡畅派去的勤务员,他出身异常贫苦,没有钱读书,蔡畅把他当小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但在工作上,蔡畅却对他要求甚严。她经常给他讲革命故事,提高他的觉悟和革命组织性、纪律性。

一路上,蔡畅不断给战士们唱歌,她最爱唱的是《马赛曲》,歌曲激昂的旋律令她的歌声更具感染力,使人们忘记了行军的疲劳。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上级要求全军在午后4时之前一定要翻过山头,否则就会冻死在山上。衣着单薄的她不顾自己冻得直打寒战,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大家喊快点跟上,不要停下。她还教大家把生姜片、干辣椒解寒。她和同志们一起与严酷的大自然拚死搏斗,终于战胜了皑皑雪山。

    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部队很难征集到现成的米、麦等粮食,能够分到每个人干粮袋中的大都是些没有脱壳的稻谷、青稞麦,需要自己加工去皮。蔡畅总是同大家一起找石头、瓦片搓,如果连石头、瓦片也找不到时,就只能用手搓。稻谷在手心里揉搓着,常常是谷壳没被磨掉,手掌却先被磨破了,渗出的血将稻谷染得殷红。每每这时,饲养员萧贤忠总是把蔡畅的那份抢过来不让她干,蔡畅就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我总得搓出自己的一份呀,不然到时候吃什么?确实,在长征时期,能吃到稻谷、青稞麦就已经很不错了,许多时候什么粮食也搞不到,只能以野菜充饥。蔡畅是女同志,体弱,且又有胃病,常常吃了野菜后就犯病。勤务员觉得是自己失职,对她照顾不周到,心里很难受,蔡畅若无其事地拍拍他的肩膀,宽慰他说,吃野菜没啥关系,她童年时代家乡闹饥荒的时候,曾和妈妈、哥哥一起挖过野菜,煮过野菜粥吃。有野菜吃就不错了。

    在长征途中,蔡畅一直搞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积极分子建党建政,沿途播撒革命的种子。这些工作都归红军总政治部管,因此,李富春、蔡畅除了生活上相互依靠,工作上亦有领导与合作。每到一个地方,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总是不忘叮嘱蔡畅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人心心相通,伉俪情深。

关于李富春、蔡畅在长征中开展红军政治工作的事迹,在许多长征老红军的脑海中存有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过去仍记忆犹新。1997年已经92岁高龄的老红军刘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长征路上在李富春领导下做政治工作时的情况,她说:“富春同志脾气好,非常随和,对人热情,工作非常细致,时常告诉我们怎么做群众工作。我们行军中,苦的时候很苦,乐的时候很乐。富春同志爱开玩笑,我们不分主任不主任的,开玩笑时大家一样,像一家人一样亲。我一般喊他‘富春同志’,因喊蔡畅‘蔡大姐’,有时也喊他‘大哥’。”“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富春同志写个字条给我:‘刘英,立即到中央队报到,接替小平同志工作。’我不愿到中央队去工作,怕搞不了。我去总政治部找他,说:‘富春同志,我不去啊,小平同志能干的我干不了。我这人是干群众工作的。’他说:‘刘英啊,你从不讲价钱的,怎么今天讲价钱了?’他又风趣地笑笑,‘今天怎么谦虚了?你还是去,你干得了’。后来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都做我的工作,说我干得了,我只好去了。过了些时,他见到我,笑着鼓励我:‘刘英,我讲你干得了吧?干得了嘛!’过草地之前,需要人去四方面军做工作,决定蔡大姐和我去。富春同志对我们说:‘干部、士兵受张国焘愚弄,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掺些人进去,宣传政策。’富春同志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刘英的现身说法,使李富春从事红军政治工作的生动形象鲜活地展现在后人面前。

1935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26,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李富春参加了中央代表团,他同刘伯承、周兴、李维汉等代表团成员一起向四方面军表示了慰问,同时准确地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李富春等人到四方面军后,感到张国焘对北上方针仍是阳奉阴违,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用电报向中央报告。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中央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与此同时,对总政治部的领导也作了调整,将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李富春派到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

李富春到红三军团时,部队因减员很多,总人数不到一万。他多次召开师、团政治委员和后勤干部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布置任务,提出措施。他指出当时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教育部队树立革命信心,战胜困难,打败敌人,巩固部队;想尽一切办法搞给养,保证部队能吃上饭,少减员。他要求各基层军政干部把工作做得细些,具体些。

8月初,中央在毛儿盖沙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部队分为左、右两路继续北进。李富春、彭德怀率三军团在右路军断后。过草地时,茫茫草地上烟雨蒙蒙,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沼里,很少有人能爬出来。李富春经常站在泥沼的旁边指挥战士绕道前进。但是,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吃,饥寒交加,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牺牲在草地上。李富春见此十分痛心,派人将牺牲同志的遗体掩埋好。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行军,李富春和三军团的同志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当时,周恩来于7月中旬来到红三军团,正患肝炎,由于医疗条件限制,无法及时治疗,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高烧不退。李富春把护理周恩来当作一项政治任务,亲自选定警卫、护理人员,并且三两天就去看望一次周恩来。行军路上,他经常随着周恩来的担架走,要求抬担架的战士手脚要轻,免得震动太大,妨碍周恩来休养。高烧中的周恩来不思饮食。李富春就要有关同志尽力想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同时备有粥、面糊糊等几种流食供周恩来选择。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杨立三等的关心和照顾下,经过两个月的精心医疗、护理,周恩来的病情逐渐减轻并痊愈,这是长征中的一个奇迹,也是红军中战友情深的表现。   

要走过这阴森荒凉,貌似海绵、实为陷阱的草地,对于女性来说更加艰苦,更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草地上的天气也变幻无常,一会儿晴,一会儿阴,刚才还太阳高照,转眼就风雨交加。有一天,随部队走了50多里后,蔡畅已是筋疲力尽,全身被雨淋得像个落汤鸡,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着前行。这时,同志们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长了几棵小树的山坡,便欢呼着奔向那里去露营。蔡畅的勤务员曹昌准备安排她休息,可左看右看,犯难了。天上的雨好象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地上又是湿漉漉的积水甚多,仅凭一块油布、一件雨衣,再就是每个人头上的一顶斗笠,实在无法过夜。蔡畅看见了曹昌脸上的难色,走过来笑着对他说:“小鬼,你发愁了吧?不要紧!”说罢,蔡畅拿起油布,用绳子扎住四个角绑在小树上,这样,“帐篷”就搭好了。然后,她又把雨衣铺在地上,招呼曹昌、萧贤忠一起坐在上面,三人吃了一点剩下的炒面,喝了点热水,便背靠着背睡着了。蔡畅的言行令曹昌深为感动。她以自己羸弱的身躯和顽强的毅力征服了一路的险山恶水,用自己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赤诚,温暖并感召周围的同志勇往直前。曹昌看到她在熟睡中还保持着尽量给别人多腾点地方的样子,久抑在心中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流了出来。19363月红军东渡黄河,蔡畅要调到红军学校去工作,曹昌亦被组织上派去瓦窑堡中央党校学习。临行时,曹昌依依不舍。蔡畅便鼓励他说:“你还年轻,很有前途,到党校去好好学习,将来为党多做些工作。”后来曹昌随部队转战南北,一直和蔡畅保持联系。全国解放后,1957年的夏天,曹昌曾特意到北京看望蔡大姐,蔡畅非常高兴,热情地招待他。在谈话中,蔡畅发现曹昌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显得有点信心不足,她就和丈夫李富春在曹昌的笔记本上题了词:“希望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到工人中去锻炼自己。”鼓励他更好地为党工作。

过草地后,一天傍晚,李富春看到在行军途中休息的蔡畅,久别重逢,喜从天降,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然而他们两人只相互说了几句道贺、祝福的话,又匆匆分手了。战争无情人有情。李富春和蔡畅是被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生活追求联系到一起的同志和夫妻,多少年来,他们为革命时而分离,时而汇合,历经艰苦的征途和严酷考验,相互间的爱情始终坚贞不渝。

912,李富春参加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抗拒中央、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并决定将北上的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彭雪枫任纵队长,李富春任政委。918,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李富春,要求整顿部队纪律,并寻找近期的报纸杂志。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相继突破天险腊子口,攻占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哈达铺。就在哈达铺,红军从找到的报纸中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从而确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927,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李富春参加了这次会议。

1019,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红军走了一年多时间,足迹踏遍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等11个省的大部分地区,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及夹金雪山、大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行程达两万五千里。这是名垂千古的长征。长征向世界宣告了红军的英雄气魄。长征,向11省的广大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长征,在11个省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到达陕北后,李富春离开红军政治工作领导岗位,奉命建设和巩固党和红军长征后的落脚之地,赴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长。

蔡畅也来到陕甘省委工作,除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之外,她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中央精神,为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组织民众,扩大红军,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经常走家串户、调查研究,了解新区的风土民情、政治经济状况、自然资源、阶级关系等。这个地区,回族同胞占的比重很大,她尊重民族习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定边时,她还和宋任穷一起同回族首领歃血为盟,结拜兄弟,她年长,排行老大,回族首领居次,宋任穷为小弟。他们为增进民族团结、军民团结作了重要的努力。

19362月,李富春任山西省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他率山西省地方工作委员会于月底从东兴关渡过黄河,进驻山西石楼县,领导全省开展扩大红军、筹款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的斗争。蔡畅随军东征到山西,到达石楼县后,县团级以上干部60余人组成三个工作团,分别到各区开展工作,蔡畅任一区工作团团长。她带领工作团驻在离石楼县城20里的沙窑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亲自领导群众斗争了当地3个大地主,没收地主粮食500多石,没收骡子、骆驼二三十头。沙窑村政府就是蔡畅亲手组织起来的。这次东征历时75天,筹款50万元(折合银元),扩大红军7000余名,使红军在物资和兵员方面都得到了补充,壮大了红军力量。5月中旬,东征军回师陕北。6月,蔡畅再次随李富春所率地方工作委员会西征,转战合水、宁县、庆阳、镇原一线,为部队筹集粮草。

9月,中共陕甘宁省委成立,上级决定调李富春和蔡畅去陕甘宁省委工作,李富春任省委书记,蔡畅任省委委员、白区工作部长兼妇女部长。她领导白区工作部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安排他们与红军联欢,增进相互了解。

在环县河连湾,李富春和蔡畅还一起接待了从河连湾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蔡畅特地做了几个法国菜款待斯诺。此事后来被斯诺写进《西行漫记》一书。蔡畅还曾招待马海德吃法式西餐,并带他到前线参观。

李富春在陕甘宁省委任职期间,深入省所属县、市,南到宁县、合水、长武,北至华池、环县、吴旗,发动群众参加主力红军,对巩固陕甘宁边根据地,支援红军击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2月西安事变后,蔡畅同红军中央教导师一起,进驻甘肃庆阳,任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后来成立庆阳中心县委,蔡畅兼任庆阳中心县委书记。她发动群众反霸除奸,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活动,争取自身解放。在庆阳期间,蔡畅发动群众,亲自作动员工作,向群众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大家解除顾虑,积极起来反抗压迫,打击恶霸地主。她从当时庆阳地区八大地主之一的冯翊清入手,掀起了全县民众抗日的热潮。中心县委还根据蔡畅的意见,用没收冯翊清的资财,给群众办起了一所民众教育馆,里边设有图书室、阅览室、业余宣传队等等。还购置了一些西药,设了卫生室,给庆阳群众医治一般病症,深受群众欢迎。

蔡畅还非常重视发挥妇女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作用。她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活动,还组织红军女战士到妇女群众中去逐户进行宣传动员。通过她的耐心工作,不少妇女参加了妇救会、青救会、贫民会、自卫军等组织。1937年,庆阳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蔡畅亲到会场并作了报告。她给庆阳人民讲解了“三八”妇女节的来历,号召妇女姐妹们团结起来,砸碎封建枷锁,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奋斗。她鼓励笼罩在封建阴影里的妇女同胞起来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实现婚姻自主;抵制缠足,实现形体解放;上夜校,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提高本领,积极投入抗日斗争。蔡畅的话让世代生活在黑暗中的妇女首次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她们的精神为之振奋,有人激动地喊道“蔡畅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她们纷纷表示要按蔡畅的话去做。

为了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蔡畅在庆阳还积极发展女子教育。她接管了县城的一所旧女子完小,另派了校长和两名从红军教导师中抽出的女干部。由于庆阳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许多家长不愿意送女孩子上学。蔡畅就和红军女教师一起,亲自到群众家去登门劝学。她开导吃了闭门羹觉得委屈无比的女教师说:“革命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就需要你们有耐心,有信心,有决心了。”并鼓励她说:“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不是简单的事,我们要以满腔热情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一次不行,做两次,两次不行,就做第三次,第五次……只要我们耐心地去讲清道理,思想工作总是可以做通的。”女教师们增强了信心,继续去说服动员,家长们终于把女儿送到了学校。很快,全校在校学生就达到了40余人。后来,这些女学生在推动当地妇女解放、发动妇女抗日救国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多少年后,她们对蔡畅都一直充满了深情的怀念与感激。

李富春在初到陕甘宁苏区的这段时间内,以在江西苏区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的作风,不遗余力地工作,在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筹粮筹款、扩大红军等方面,战胜了许多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19373月下旬,蔡畅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她响应党中央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批判,严肃指出:凡是在政治上同中央对抗,必然导致破坏党在政治上的统一;凡是坚持不执行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决定的,必然导致搞分裂主义;应从张国焘的严重错误中吸取深刻的教训。5月,她出席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回到庆阳后,她认真贯彻上述会议精神,使陕甘宁省白区工作、妇女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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