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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评论】《外婆史诗》的叙事诗学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涂国文 |  浏览(390)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7-13 13:57:47 最后更新时间:2017-07-13 1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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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史诗》的叙事诗学

/涂国文

 

卢文丽是位诗人出身的小说家。她将诗歌的某些特质,带入了她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中,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诗性和诗意。这部以作者外婆为人物原型的作品,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史诗。正如文学评论家张清华先生所说,“时间是叙事文学中一个特别关键的、重要的因素。时间不止决定了一部小说的情节,决定一部小说的叙事长度,还会决定一部小说的美学”(《叙事的长度、美学与时间问题》)。这部小说挣脱时间链条的束缚,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采用时空交错的多线索结构,描述了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百年历史,展现了时间在叙事中的文学魅力,呈现出一种雄阔、纷纭、厚重、悠远的艺术气象和清丽、质朴、幽默、轻俏的语言风格。

 

长篇小说是关于叙事的诗学,是人物与时间、空间和文学的“四重奏”。它以文学的形式,书写人物在时间洪流的裹挟下,以及在空间的流徙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的轨迹。时间是主动态的,而空间是被动态的。空间常常为时间所主宰、所湮没,故而时间的形态,决定了叙事的走向和叙事的美学。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都是“时间的诗人”,是时间叙事的行家里手。他们从恢弘的历史场域或广阔的现实生活中,遴选足以构成生活故事和具有自我发展功能的叙事元素,运用顺推或回逆,以一种与人物命运相契合的语体、语式和语态,巧妙安排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人物,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建筑文本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外婆史诗》是一部为外婆立传的史诗,也是一部描写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史诗。这部具有浓郁原型小说特质的家族历史小说,呈现了一种形而下的中国现当代实体家族形态。小说秉承“以史为据”这一历史小说的基本创作法则,书写了浙江东阳“雪舫火腿”创始人蒋雪舫的曾孙女蒋小娥多舛而不平凡的一生,塑造了一个美丽、慈爱、善良、聪慧、能干、坚韧、达观、正直、宅心仁厚、吃苦耐劳的“中国外婆”感人形象。小说将“我”对外婆的深情追忆,寓于一种格调幽默的苦难叙事中,以外婆为主线,以“我”为副线,以外公和方士雄为辅线,多线索运行,叙事视角频繁切换、回忆与现实穿插交织,绘就了一幅纵贯祖孙六代的个体荣辱、家族沉浮和社会兴衰图。

 

一、  多元视角:世界文学谱系中的中国外婆形象

 

在世界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有一组非常独特,几乎令所有读者都崇敬、信赖,视为家族的精神依靠,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无限依恋和追怀的人物形象,那就是——“外婆(外祖母)”。这些外婆大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水平不高,甚至目不识丁,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低下,含辛茹苦,忍辱负重,饱受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苦难。然而,她们却聪慧能干、吃苦耐劳、乐观旷达、坚韧顽强、善良仁慈、公正无私、热爱生活、洞明世事。在家庭生活中,她们大多扮演着女人和男人两重角色,是家庭的支柱和家族的凝聚力核心。同时,她们心里装满爱,具有浓郁的人伦道德和人伦亲情,疼爱、呵护孙辈,并且心中有着无穷无尽的社会知识和民间文学,以此哺育孙辈的童年。

 

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三个外婆形象,当属俄国作家高尔基《童年》中的阿库琳娜·伊万诺夫娜、捷克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外祖母》中的玛•诺沃特娜、美国女作家艾利斯·沃克《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琼森太太。《童年》中的外祖母不仅以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把“我”的心灵从黑暗引领到了光明,而且以她对待生活的乐观和坚毅,给予了“我”无穷的精神力量。《外祖母》中的外祖母玛•诺沃特娜是捷克劳动人民品德与智慧的化身,她以无比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压倒了现实生活中的主人公爵夫人,成为拉笛博日采山谷的“灵魂”。《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外婆琼森太太,深受生活和种族歧视的双重伤害,却乐观向上、意志坚定,展示了底层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坚韧性格……

 

外婆是属于全人类的,她们是全人类的“守护神”。人类学学者在对人类姻亲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中,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姻亲关系不仅具有人种遗传学意义和人际社会学意义,对人种基因、代际传承、家族范式和社会结构影响深远,而且在家族日常生活中,父系一脉与母系一脉所承担的家庭功能及其对家族成员施与的影响,亦存在着性别谱牒的差异。父系一脉更多地承担家族的生活保障和精神垂范,而母系一脉则更多地承担家族的内部管理和子女教育。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中流行的“严父慈母”“男主外女主内”“相夫教子”之类的观念,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性别在家庭生活中的分工并未完全消失,只是由显豁变得深潜而已。

 

卢文丽《外婆史诗》中的外婆蒋小娥,与世界文学人物形象谱系中的诸多外婆相比较,在心地、性情、意志和品德等方面,具有诸多共性——她们都慈爱忍韧、意志顽强,是“人的外婆”和“世界的外婆”。然而,殊异的历史时空铸就了殊异的社会形态,殊异的社会形态又拖拽出不同的命运轨迹。蒋小娥所生活的国度在中国,她际遇的时代是中国的,因而她的人生命运和内心情感也必然打上深刻的中国烙印——她是“‘我’的外婆”和“中国的外婆”。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先生指出,“从自我的经验或自己家族的资源入手来建构大叙事……由自我虚构转为外向虚构……卢文丽就写一个普通外婆对生命的态度,通过外婆写出一种中国式的生命意识”(《2016年长篇小说:依然行走在路上》)。

 

“我”的外婆蒋小娥经历了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她的人生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她的悲欢离合,与中国人民的悲欢离合同频共振。民国时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后的公私合营、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民族与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莫不在她的命运轨迹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左右着她命运行进的方向。她的命运是中国式命运。另一方面,她又有着完全个人化的人生遭际:出生于一个生活优渥的民族工商业主家庭,却因父母渴望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年幼时便被过继给他人,从此开始了厄运频仍的人生。独特的命运,锻造了她独特的品性。她对待命运的态度、她抗击磨难的方式、她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也完全是中国式的。

 

《外婆史诗》以一种内外交叉的多元叙事视角,对全知视角进行改写和超越,叙写一位中国外婆的人生传奇。小说主要采用第一人称见证人内聚焦的叙事模式,由“我”来承担叙事功能,将传统的全知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同时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转换的叙事策略,书写外婆的命运与心灵的编年史。小说中,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交叉更迭,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频频切换,叙事者视角、见证人视角、人物视角相映成趣。譬如小说描写外婆的遗容用的是见证人视角,描写吊唁者用的是全知视角。即令是人物视角,也富有变化,譬如叙写家世用的是外婆的视角,描述上海用的是外公的视角,描写1929年西湖博览会用的是方世雄的视角……

 

《外婆史诗》一开篇就进行时间回逆,直接将笔触指向外婆的人生终点:“这一次,你再也不会醒来了。你躺在那张铁架床上,显得很放松……构成一个寺庙里的观音娘娘才有的笑容……哦,天堂!哦,宇宙!那正是你即将动身前往的地方,你已整装待发,只差一粒火种。”小说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抒情氛围中,开始对外婆善良、忍韧与慈爱人生的深情追忆。这种倒叙的写法,是中外追怀类文学作品的写作常例。它一可以引人入胜地点题,突出主题;二可以制造悬念,吸引读者;三可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使故事波澜起伏,避免叙述的平板与结构的单调;四可以奠定全文的感情基调。捷克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的《外祖母》,一开篇采用的也是这种手法。请看——

 

“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最后一次注视那和蔼而恬静的面孔,吻那布满皱纹的苍白脸颊,凝视那显现出多少善良和爱的蓝色眼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那苍白的手最后一次给我划十字祝福!——善良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她早已在那冰冷的土地里安息了!但对我来说,她并没有死!——她的形象连同她那丰富的色彩一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灵魂,只要我活着,我都将活在其中!——假如我完善地掌握了画笔,亲爱的外婆啊,我会另一个样子来描绘你的;然而这幅水笔速写的素描,——我不知道,不知道,人们是否喜欢它!但你常这样说:‘世上没有一种能使谁都满意的人。’如果这本书还能找到几个读者,他们能用我描写你时的那种喜爱来读的话,那就足够了。”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笔者犹记少年时读过高尔基的一篇散文,文章最后有一句话:“这是谁?这是人的母亲!”将这句话改为“这是谁?这是人的外婆!”“这是谁?这是人类的外婆!”,同样适用于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人类有一种共同的“外婆情结”,那是盘踞于我们灵魂高处的人性温暖。与高尔基《童年》、鲍日娜聂姆佐娃《外祖母》、艾利斯·沃克《外婆的日用家当》等作品一样,卢文丽《外婆史诗》中的外婆这一人物形象,由于触及了基本的人性,所以同样具有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外婆是全人类的外婆。即令是像曹雪芹《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外婆贾母(史太君),尽管她反对和破坏“木石奇盟”,也依然不失为一个具有慈母心怀、怜爱外孙女的外婆。

 

二、家国同构:个体命运负载的民族史乘

 

贺绍俊先生在《2016年长篇小说:依然行走在路上》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家族叙述,还是史诗性,都是一种大叙事。大叙事虽然有气势,有高度概括力,骨架完整,但难免牺牲历史的血肉。但是,有一种大叙事弥补了这一缺憾,这就是大叙事的自我化,其具体表现为,从自我的经验或自己家族的资源入手来建构大叙事”,因为“以这种方式进入历史的大叙事时,就更容易触摸到血肉和肌理”。他说,卢文丽的《外婆史诗》这部小说“写了外婆的一生,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婆,她的遭遇很坎坷,有苦难,也跟这个时代结合得很近,但是卢文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代上,也没有放在对苦难以及苦难社会意义的挖掘上,因此小说不是一个强调社会性的主题,也不是一个强调道德性的主题”。

 

贺绍俊先生的论述指出了《外婆史诗》与其他同类历史原型家族小说的不同之处。然而,他所说的“卢文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代上,也没有放在对苦难以及苦难社会意义的挖掘上,因此小说不是一个强调社会性的主题,也不是一个强调道德性的主题”,并不意味着《外婆史诗》对时代、对苦难以及苦难的社会意义、对作品所揭示的社会性与道德性主题的忽视与轻贱。恰恰相反,这部小说从外婆个人和家族角度出发,立足于通过个体生命和家族命运,以艺术的形式,对“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本质进行了审视和同构,以此展示民族特有的命运史、人文史和心灵史,以及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所生发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史观。

 

《外婆史诗》负载着民族的百年沧桑,具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它在一段长达百年的时间长度里,书写外婆和族兴衰长消的命运轨迹,观照人物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展示历史的史乘符号和历史的作用力。《外婆史诗》不仅是一部外婆的个人史、家族史,也是一部国家史、民族史。它通过叙写一位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在不同历史时代的遭际和挣扎,为读者激活了相关的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它通过描述外婆一生对命运的承受和反抗,展示了一种坚毅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人生精神;它以“我”的生命成长串起外婆的一生,将“我”的成长史与外婆的个人史扭结在一起,把对外婆的挚情,融入对外婆人生故事的追溯中。它俨如一条喧哗的语言河流,历史的巨石在河底缄默,情感的浪花在水面飞溅。

 

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历史书写中的时间,具有一种显豁的“公共性”,“即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与本体的意义。时间不但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和公共的、民族的、群体和人类的,是非个人的公共记忆的载体”(张清华《叙事的长度、美学与时间问题》)。历史小说创作者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昆德拉的教导,“小说家不要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要将之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作家应有这样一种自觉,一定要把个人记忆扩展为集体时间,而且要解析其中的谜,一种‘欧洲的时间’,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经历的一生”(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从本质上来说,孤立于时代和社会之外的时间叙事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书写中的时间叙事,必然会体现出对时代、对社会的观照和反映。“比如说《红楼梦》,这是一个典型的个人经验的写作,但他的个人经验和家族记忆、人性经验,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经验,和一段历史的经验之间,是同构的,或是一个同心圆,说得直白一点,个人经验的核心,与家族记忆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经验以及通常的一段历史经验之间,是同一个构造”,“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及早地胀破个人经验、个人记忆,应该迅速地穿越个人进入到历史之中,去寻找集体的经验,‘集体的时间’”(张清华《叙事的长度、美学与时间问题》)。张清华先生的论述直指问题的核心。

 

《外婆史诗》以百年中国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外婆的人生悲欢为主线,以个性化的视角为叙述平台,描绘了一幅现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人生命运画卷,同时也折射出国家与民族的百年命运史。小说故事容量较大,主题呈多棱镜闪现。在小说结构上,采用的是时空交错的网状结构,亦即童庆炳先生在《论文学的结构原理及其审美心理学的根据》一文中所说的“巴特农神殿式结构”,将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共融于文本之中,表现时间的形态化和空间化,从而使得小说在时空发展上不是单纯地线性纵向发展,同时也向空间包括心理空间发展,加大了历史长度中的空间内容。故事呈现出多层次的叙述,人物处于社会的多元组合中,各种因素对人物产生影响,形成人物复杂的性格,从而避免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

 

在对家国进行同构,让个体命运与家族命运负载起民族史乘之外,《外婆史诗》还将外婆史传与地方志进行了有机的糅合。小说不仅描写了发生在东阳地区的诸多历史事件,如日寇展开的大屠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等,而且鲜活地展示了东阳所特有的自然地理、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社会经济。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书就的东阳地方志。东阳隶属于金华,金华火腿驰名中外。东阳是金华火腿的重要产地之一,雪舫蒋腿是东阳名优产品,1905年、1915年和1929年三次代表金华火腿参加德国莱比锡万国博览会、巴拿马国际商品博览会、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获两个金奖、一个特等奖。《外婆史诗》首次为雪舫蒋腿立传、为金华火腿立传,其地方志价值和地方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然而,《外婆史诗》绝不是一部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而是一部关于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叙事。它所营造的强烈的叙事冲击力,来自于个体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兴衰消长的自然形态,来自于个体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经受的磨难与创痛、挣扎与无奈、摧折与生长、坚韧与成熟。小说关注的是真正的日常性,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再现。小说所关涉到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作为人物命运的时代背景被呈现,体现了作者对日常生活叙事的真诚和忠诚。小说既展示了时代背景的辽远壮阔,更抒写了日常生活的切近亲昵。正是在这种对日常生活形态的生动叙述中,一个普通中国劳动妇女平凡而坎坷的一生,如画卷一般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一个感人至深的中国外婆形象,跃然纸上。

 

《外婆史诗》艺术地处理了封闭与开放的关系。从小说结构上看,描写始于外婆的葬礼,又终于外婆的葬礼,形成了一种自足的闭合式结构,外婆的人生故事,就是在这样一种圆形的漩涡中湍迴、激荡。然而,这种闭合式结构,由于作者的苦心孤诣、匠心独运,并没有对小说的格局产生制约作用,相反,它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更为丰富和开放的文学表达、更为繁复诡谲和跌宕迂曲的艺术效果。小说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家国同构,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风云;二、向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拓展,于有限的篇幅中浓缩无限的时空;三、突破单纯的叙事,注重抒情和意境的营造;四、多视角转换,将外婆的人生故事切割出无数板块,然后进行蒙太奇拼接,从而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形式机制。

 

三、化重为轻:轻俏的语言风格造就的艺术张力

   

《外婆史诗》在叙事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或曰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之“重”与语言之“轻”的关系。从内容上来看,这部小说无疑是“重”的:沉重的个体命运、沉重的民族历史、沉重的时代之痛、沉重的人间亲情,寓国家史、民族史于对个人史、家族史的书写之中。然而这部小说的语言,却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其他原型小说的鲜见特质,那就是它的幽默、风趣、诙谐和俏皮。这种轻俏的语言风格,与沉重的命运与历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而大大增强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张力。

 

《外婆史诗》的内容之“重”,首先体现为命运之“重”。外婆一生命运多舛:5岁时被过继,饱受养母虐待;第一个丈夫和儿子染天花死了,被父亲领回娘家;回养母家帮忙割稻,却被养母卖了;欲与情人私奔,却阴差阳错没有等来情人;抗战时为避鬼子,不慎捂死了儿子牛坦;公私合营时丈夫被划为“资方”,跟着遭罪;大跃进时为养家糊口,给县长的儿子当奶妈,却饿死了自己的儿子阿惠;文革时将流产的胎儿做药引子,仍然没能救活被迫害的弟弟;为供几个孩子读书,替东阳县城机关、学堂里的人,洗了四年衣服;嫁给裁缝赵金川,却一辈子打打闹闹……外婆一生艰苦备尝,她沉重的命运,重重地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外婆史诗》的内容之“重”,其次体现为历史之“重”。百年中国史,无论乡村(东阳),还是都市(杭州、上海),无论现代,还是当代,在这部小说中,都镌刻上了深深的印记。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外婆的史诗,毋宁说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的的历史鉴证。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的生态、抗战时期日寇对上海和东阳的屠戮、“三面红旗”时期的民生唯艰、改革开放时期的制假售假,在小说中都有真切而生动的描写。历史沉重得令人心酸:小说中外婆哄翠儿和翔儿睡觉那一段描写,堪与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画饼充饥相比:“好了好了,乖翠儿,乖翔儿,快点困觉吧,饿怕困,困着了,就不饿了。”

 

《外婆史诗》的内容之“重”,复次体现为文化之“重”。这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小说,既有中国古老乡村风情图(东阳的上蒋、上宅、施家村等),又有中国现代都市风情图(杭州、上海);既有中国百年老店的食品文化(雪舫蒋腿的制作工艺),又有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服饰文化、戏剧文化、方言文化、工匠文化(建筑文化:蒋氏三合院、上宅廿四间、杭州胡庆余堂;服饰文化:旗袍;戏剧文化:婺剧;方言文化:东阳话;工匠文化:拜师);既有古老社会的风俗习尚(婚丧嫁娶和生育、宗族修谱、子女过继、“拉金乌”等),又有现代文明的世界性聚焦(首届西湖博览会);既展示了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历史图景,又为当代中国的高考文化立此存照……

 

《外婆史诗》的内容之“重”,复次体现为情感之“重”。小说时有击中读者泪腺的描写:譬如外婆5岁时被过继给他人的酸悲、喜元对外婆的挚爱、方士雄对外婆的旷世之恋、外婆用乳房闷死儿子牛坦的惨烈、外婆替人洗衣服的艰辛、外婆为别人家的儿子做奶妈却饿死了自家儿子阿惠的怆痛,外婆用小产儿作药引救弟弟而无果的无奈、“我”对外婆的依恋、外婆逝世时亲人的悲恸,等等,无不情动天地、催人泪下。特别是小说写到外婆因思念过甚,一个人半夜跑到山上,将饿死的小儿子阿惠的尸体,从地里重新刨出,抱在怀里亲吻,更是令人心碎,这一细节将母爱的伟大与时代之痛,表现得淋漓尽致。

 

《外婆史诗》的语言之“轻”,首先表现为一种诗化的语言。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诗的审美带入了小说创作中。如:“世间万物与我相连,内心的才华野马一般冲撞不已。我趴在工作台上,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地,画出第一个样稿,发觉自己笨拙的手指灵活异常。我倾听着头脑里的旋律,手中的剪刀像燕子的翅膀在春夜里滑行,一条玲珑优美的曲线出现在我手下,周转有度,一气呵成,有若神明加持,我的内心滋生了钢铁一般的意志,屏住气,别出声,一件伟大的作品即将诞生。”这段诗意盎然的文字,毋宁说是对创造的赞美诗。

 

《外婆史诗》的语言之“轻”,其次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抒情。小说主要采用第二人称的叙事视角,面对面倾诉,这就为整部小说奠定了抒情的基调。如:“我”对外婆、对自己曾经生活过多年的上宅村这一“储存着我生命里重要记忆密码的村庄”,这样抒发感恩之情:“你是我的救星,我的方舟,我的避风港。我指着天空和锦溪水发誓,我爱你。我愿是一只鞋底,被你攥在手中。我愿是一枚硬币,被你牢牢揣在兜里……”“此时此刻,我努力捕捉那个村庄所散发的气息,它的气息,遥远而亲切,浓烈而粗糙,从记忆的窄巷和屋瓦深处,恣意地蔓延、流窜。”

 

《外婆史诗》的语言之“轻”,复次体现为一种幽默、风趣、诙谐、俏皮的语言风格。这是这部长篇小说在语言运用上的最大特色。小说这种令人忍俊不禁的轻俏语言风格的达成,是主要通过如下九条途径实施的——

 

(一)通感。小说常常以“我”的心理通感而非眼睛所见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叙事或交代环境。比如对太公与太婆、外公与外婆几次性爱的描写;比如对矮脚和“我”一起偷霜糖的描写;比如对幼小的长脖吃棒冰情景的描写:“她的嘴里,发出唏——的一声漫长摩擦音,听上去像是一艘伤痕累累的泥驳船,被一群半裸的纤夫,拖入深不可测的泥浆地,她的两颊登时凹陷了下去,吊梢眼惊讶地圆睁着。接着,她的嘴里,又发出一声漫长摩擦音——嘘,半裸的纤夫艰难地,将泥驳船重新拖出泥淖,两颊如同青蛙一样鼓胀起来……”小说大大丰富了幽默的表现手法,这是它对幽默的一大贡献。

 

(二)以人物的外形特征为人物取绰号。如:塌鼻、长脖、矮脚、大口、冬瓜、长脚春民、电灯泡、猿猴、男人婆等。

 

(三)抓住描写对象的外貌或外部特征,以喻体指代本体。如:“穿黑色短袖衫的男人……像一头神气活现的海狮……海狮用浓眉下的眼睛,逮住舅舅,开始说话。”“身后跟着两名护士,她们像三只白鹭……一只白鹭走到你边上。”“他的语速极快,并不时竖起一只手掌,朝空气短促有力地劈气,好像徒手劈着一块块看不见的砖头……海狮一口气劈了八九块砖”等等。

 

(四)对角度的特别关注、有趣的数字图形的联想。如:“海狮一口气劈了八九块砖,两手交叉,停在裤裆那儿,盯住地面,跟舅舅凑成一个不等腰三角形。”“舅舅马坦……双臂张开呈四十五度的姿势。”“你以吃力的动作抓住扶手,整个身体呈九十度弯曲,费力地朝汽车踏板抬起了一条腿,尖尖的臀部向外突出,与车门构成一个奇怪角度。”等等。

 

(五)相关联想。如小说追述“我”的诞生时,因为“我”的生日与俄国革命炮打冬宫为同一天,小说围绕这一关联点进行生发,展开了一系列联想:“起义军占领了冬宫,我撤出了子宫……”等等。

 

(六)俏皮。“打滚,是我在乡下练出的本事,整个童年,我仅此一技之长……我召之即来、来之能打,观众不限、场地不限。”等等。

 

(七)窜改。如窜改成语:“叔可忍嫂不可忍;窜改英语:“三块肉扔给你妈吃”(谢谢)。等等。

 

(八)以时代的政治术语打趣。如:“不久这位温州医学院毕业生就和我的舅舅在养猪场结下革命情谊,成为一名吃苦耐劳的好媳妇,并生下两个革命接班人:矮脚和大口。”“我的回答干脆利落,掷地有声,跟刘胡兰有得一拼。”等等。

 

(九)对话形式的转换。如:描写外公与外婆的对话时,采用剧本的形式;描写外公去世后,外婆梦见外公时,让外婆与外公采用了越剧对唱和道白的形式,来互诉思念,二人耿耿于怀一生的恩怨纠结,终于涣然冰释。这种对话形式的转换,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整部小说的语言摇曳生姿。

 

此外,《外婆史诗》在细节描写上也可圈可点。小说通过大量细腻而真切的细节,描写人物特征、刻画人物心理、铺陈人物命运、揭示环境特点、推动情节发展、构筑人文记忆。如小说对6岁的“我”被舅舅抱回杭州后的自虐心理的描写、对躺在灵床上的外婆“指甲是椭圆形的,靠近甲肉有个白色半圆形小弧”的描写,等等,无不细致而鲜活。

 

《外婆史诗》叙述了在时间的洪流中,蝼蚁众生在大地上的生命行迹。它是一部时间的史诗。时间的创造力与破坏力,精彩与无奈,神奇与腐朽,温情与无情,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体现。小说“我”的少年成长史与外婆的命运史相交织,将遽变的世事与外婆心中坚守的古老法则相映衬,书写了一部深情而温暖的人性之书。它以一种迥异于同类作品的叙事诗学,塑造了一个人人心中皆有,却未必人人笔下皆有的感人的外婆形象。它书写的是苦难,却超越了苦难;它散文化笔调浓郁,却飘荡着诗意;它是叙事的,却饱含深情;它是半虚构的,却给人以无比真实而真切的感受;它让人看到时间的有限,更让人看到时间的无限;它触及读者的泪腺,却并不使人消沉,相反却给人以一种宝贵的人生启迪、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它是时间的浪奔浪流,它是历史的缥缈回音,它是生命的传奇乐章,它是人性的至纯至善。

 

“此生迅速消逝,恰似钟声掠过湖面。”(《外婆史诗》扉页题记)

 

                       (2017,2,17,杭州)


                                            【本文刊载于《百家评论》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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