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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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8345)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7-17 06:23:16 最后更新时间:2017-07-17 06: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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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李克强讲话 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6日   01 版)

  7月14日至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

  习近平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市场规则,强化纪律性。

  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习近平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要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外部市场约束。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

  习近平指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要扎扎实实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性教育,加强纪律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目的,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作为核心目标,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要创新金融调控思路和方式,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不断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要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双创”支撑就业等的金融支持,做好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要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要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布局,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着力强实抑虚。要筑牢市场准入、早期干预和处置退出三道防线,把好风险防控的一道关,健全金融风险责任担当机制,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深化国企改革,把降低国企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有效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要坚持中央统一规则,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问责。要坚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要加强对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法治、信用、人才保障,创造优良金融生态环境,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金融系统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确定工作重点,明确责任主体,强化制度建设,提高队伍素质,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金融领域切实得到落实。

  北京市、福建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工商银行主要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金融系统有关单位,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一论做好当前金融工作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6日   01 版)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在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分析我国金融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做出全面部署。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把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金融和实体经济从来都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根深蒂固,金融才能枝繁叶茂;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通畅,实体经济才会活力四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活。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新形势下,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需求结构升级,但供给体系没跟上,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导致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金融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必须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抓手,连接供求、组织资源,在修复国内经济失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转变方式、优化结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上规模、拼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老路已走到尽头,金融业要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转向内涵式发展,在供给侧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要下决心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打造能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链。直接融资要补短板,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置,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间接融资要调结构,加快完成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完善中长期融资制度,满足准公益性产品和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聚焦主业、强化服务。金融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聚焦主业是金融业安身立命之本,强化服务是金融业发展壮大之道。各类金融机构应当加快转变经营模式,做优主业,做精专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要继续降低金融机构收费标准,坚决治理“不服务、只收费”现象,清理规范中间环节,缩短资金链条,避免以“通道”“名股实债”等方式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努力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审慎创新、稳健发展。创新是推促金融业前行的动力,但创新必须依法合规,不能打着创新的名义,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环和脱实向虚,更不能搞金融诈骗。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围绕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进行金融创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如果金融机构处于病态,很难为实体经济服好务。要促进金融机构规范运营,保障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自身健康,解决好金融机构在内控管理、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正以源头活水浇灌实体经济茁壮成长。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也必将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任何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石。做好新常态下的金融工作,切不可忘记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各地区各部门要认识到位、行动到位,积极主动适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要求,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二论做好当前金融工作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01 版)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做好当前金融工作,必须着眼国家安全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准确研判形势,全面综合施策,确保我国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金融工作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强化金融监管举措,把住了发展大势,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风险总体可控。但也要看到,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二者循环不畅,结构性问题突出;一些市场主体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尚不适应。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外溢性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提醒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金融十分重要,也极易产生风险。金融业链条长,市场信息不对称,价值实现过程曲折,又易受外部因素干扰,面对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预期快速变化等不确定条件,利益诱惑大,参与者行为变化快。而且,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必须格外小心,审慎管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我们要有勇气、有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有侥幸心理。金融是最需要监管的领域,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下大气力规范金融秩序。同时,强监管、防风险需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讲究方法。金融风险不是一日形成的,治理金融乱象也不会一蹴而就,要遵循客观规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重在实效。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抓住关键环节。风险隐患有主有次、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要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管住货币信贷“总闸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风险源头管控。要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严密防范化解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风险、资本市场异常波动风险、保险市场风险、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切实防范金融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风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坚定必胜信心。我国有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丰富经验,经过多年发展,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法治和金融调控体系也日趋完善,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高,财政赤字和负债率低,可动用的工具手段多,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底气筑牢风险防线。要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经济基本面好的有利条件,坚持预防为先、标本兼治、稳妥有序、守住底线。我们要直面挑战,主动作为,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防控格局,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让金融更好地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优势
王岐山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02 版)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届党中央管党兴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政治成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使之成为党之利剑、国之利器。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实践探索到哪里、制度建设就跟进到哪里。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党中央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再动员再部署,党中央又一次启动修改巡视工作条例,再次印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后,巡视工作要继续发扬光大、更好发挥利剑作用。

  巡视的权威来自于党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确立巡视工作方针,决定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每一轮巡视情况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巡视省区市、中央企业、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政法单位、意识形态单位、中管高校6项专题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每次都详细审阅巡视报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巡视任务,对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评判,对落实整改责任、运用巡视成果作出指示,为巡视工作在坚持中深化指明方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深入贯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重大事项一律报中央决定,决不在中央精神之外设置空间,召开95次会议研究工作、听取汇报、部署任务。中央巡视组开展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进行“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建立省区市党委常委会研究巡视工作、“五人小组”听取巡视情况汇报、党委书记有关巡视工作讲话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备制度,有力推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巡视的权威是党章赋予的。党章清楚地表明,巡视组的派出主体是党中央和省区市党委,体现的是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经过近五年的磨砺,巡视工作取得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双丰收,归其根本在于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离开党中央的领导,巡视不可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取得这么显著的成效。

  全面从严治党利剑作用彰显。党中央确立正确的巡视方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巡视组当好“八府巡按”“钦差大臣”,精准发力、有的放矢,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重点查找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中央巡视组把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结合起来,进驻前公布巡视对象,多方面收集问题线索;进驻后公开信箱邮箱和举报电话,接待群众来访;巡视结束后公开反馈意见和被巡视党组织整改情况,充分体现出党内监督的严肃性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的自觉性。中央12轮巡视共处理来信来访159万件次,与党员干部和群众谈话5.3万人次,发现各类突出问题8200余个。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都是巡视发现的;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巡视发现的问题无不印证,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及时。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监督的制度优势,凝结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理论、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巡视发挥利剑作用,关键在加强党的领导,真巡视、真发现问题、真整改落实,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党充分信任,说真话、道实情,巡视制度才真正有效管用。

  与时俱进深化政治巡视。伴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伴随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断丰富、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发展,巡视工作的政治定位越来越精准,目标任务越来越清晰。贯彻二中全会精神,中央巡视工作率先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首轮巡视就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聚焦作风、纪律、腐败、选人用人4个方面,解决了巡视内容宽泛、职能发散问题。落实三中、四中全会决定,紧紧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挺在前面,紧扣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查找问题,发挥震慑遏制作用。贯彻落实六中全会部署,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政治生态,抓住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发挥了标本兼治作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政治巡视要从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高度辨析问题,查找政治偏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正确把握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巡视发现的所有问题,无不反映出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根源在于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的搞政治虚无,丢掉理想信念宗旨;有的搞空头政治,把党中央的精神当口号,政治和业务“两张皮”问题突出。政党就要讲政治,执政党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无论涉及哪个领域、哪项工作,从来都是既讲政治又讲业务,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没有离开业务的政治,更没有离开政治的业务。对于党的组织来说,所有工作都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都要全面、准确体现党中央的精神,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而言,无论分管哪个领域、从事哪项工作,都是受党指派,干的都是政治工作、党的事业。不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就会失去正确方向,党的领导就会被削弱。政治巡视首先要把好政治关,把政治和业务有机结合起来,善于从政治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督促被巡视党组织从“四个意识”上找差距,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纠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问题,确保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三中全会提出,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明确,党委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这是党中央根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作出的重大部署,全覆盖本身就是有力震慑,只有全覆盖才能零容忍。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坚决落实中央要求,充实力量,加快节奏,巡视组由10个增为15个,巡视从每年2轮增至3轮,先后完成对省区市、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高校的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兑现了政治承诺。省区市党委完成对省辖8362个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巡视全覆盖。62个中央单位探索开展巡视工作。各省区市均建立市县巡察制度,监督对象逐步向基层延伸。全覆盖是管党治党重大创新和突破,显示了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回头看”体现党内监督的韧劲。巡视是政治体检,“回头看”就是政治复查,是与时俱进的新巡视、围绕政治的再巡视。党中央从第9轮巡视开始,每轮都安排对4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延伸放大震慑效果。中央巡视组既查找老问题,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更注重发现新问题,对没见底的问题再了解,紧盯党内政治生活,分析把握“树木”和“森林”的状况,重点关注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担当,为党中央掌握该地区政治生态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强化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的检查,查找对中央大政方针口是心非,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非不分,搞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好人主义等问题。加强换届纪律监督,着力发现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纪律和廉洁纪律上存在的错误,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当好党中央的“啄木鸟”。“回马枪”杀出了威慑力,发现黄兴国、王珉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释放出“巡视不是一阵风”的强烈信号。

  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利剑作用的发挥、全覆盖的实现、“回头看”成为常态,都离不开改革创新。十八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就打破既有模式,实行巡视组组长、巡视对象、巡视组与巡视对象关系“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不搞“铁帽子王”;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带着问题去,下沉一级了解情况。从常规巡视为主到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相结合,突出“专”的特点,紧盯重点人、重点事,精准发现。探索“机动式”巡视,针对干部群众反映的一个人、一个具体问题去,机动灵活、高效突破。开展政治常识测试,查阅党组织会议记录、领导干部档案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查党费收缴情况。正是通过严肃认真核查干部档案,发现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199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竟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的体会,经进一步核实,其年龄、党龄、身份、学历、经历竟全部造假。把握巡视对象的行业特点和历史文化特征,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回头看”发现安徽原副省长陈树隆毫无理想信念,深受封建思想影响,既想当大官又要发大财,利用手中权力攫取巨额利益的问题线索。巡视监督之所以有效管用,一个重要经验是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大大增强了针对性和实效性。

  发挥标本兼治战略作用。发现问题是前提,整改落实是目的,必须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中央巡视组代表党中央巡视,反馈的意见就是党中央的要求。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反馈会议,原原本本向被巡视党组织反馈问题,增强了巡视反馈的权威性。被巡视党组织落实整改责任,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把自己摆进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健全整改督查制度,防止把层层传导压力变成层层推卸责任。巡视整改不就事论事,而是举一反三,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的立场要求,审视政治生活是否严肃、政治生态是否良好、党内监督是否严格,从体制机制上查找原因,推动深化改革,扎紧制度笼子,加强日常监管。对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分类处置,“四风”问题立行立改;普遍性问题向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打招呼,责其对照检查、即知即改;整改不到位的,要追究党委、纪委一把手的责任。实践证明,责任压给了党委(党组)书记,使整改既有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立的机制,既有治标之举、 也有治本之策,在落实上见了真章。

  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到位。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作出的战略部署。巡视工作紧扣党中央要求,针对被巡视党组织在党的事业中的职责,查找在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的差距。对发现的问题抽丝剥茧,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个别中见一般,发现共性和规律性问题。中央巡视机构共形成专题报告225份,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分管领导通报巡视情况59次,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专题报告89份,推动相关部门和领域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想信念宗旨是共产党人的“天理”和“王道”。巡视以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为准绳,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拧紧“总开关”,时刻想着党中央的政治、党中央的大局,从言到行都体现“四个意识”。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巡视成为党内监督的利剑,离不开巡视干部的辛劳和付出。广大巡视干部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经受锻炼考验,为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贡献。巡视组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政策把握能力。从敢担当、敢负责的党员领导干部中选拔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把政治强、作风硬的纪检、组织、审计、财政等领域的干部安排到巡视一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派出巡视组160个组次,抽调2000余人次,巡视成为锤炼干部党性的大熔炉。加强巡视组党支部建设,强化日常教育管理。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及各项纪律,防止跑风漏气、超越权限、以巡谋私,对不适合做巡视工作的干部坚决调离,违反纪律的严肃查处,维护了队伍纯洁。巡视干部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无须扬鞭自奋蹄,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梳理、归纳、提炼、总结。2015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依规依纪巡视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管党治党的不断深化和巡视实践的发展,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又作出一系列新部署,对深化政治巡视提出新要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巡视监督作出新规定,迫切要求再次修订巡视工作条例。为此,党中央作出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修改工作严格遵循党章,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依规依纪、必要可行、突出重点的原则,在全面、系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原条例进行增加、补充和完善,把政治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巡视工作、市县巡察工作、实现一届任期全覆盖等新探索上升为制度成果,既体现党中央精神、又符合实践发展需要,有利于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指导工作、提高实效,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深刻理解条例的精神实质,密切联系实际,学习好、贯彻好、执行好。要加强对条例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执行不力就要严肃问责,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根本上要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一党长期执政、全面执政,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信任是前提,监督是为了支撑信任。我们党通过巡视完善党内监督,把客观存在的问题揭摆出来,展现了高度自信和坚强定力,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巡视的主要任务是发现问题,但决不能忘记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大背景,决不能忽略被巡视单位在党组织领导下取得的成绩。要伴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面、科学、准确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掌握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判断形势、分析问题,坚定对党的事业、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信心。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解决起来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政治巡视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只要我们保持坚强定力,敢于正视现实、直面矛盾,把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就有信心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道路,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向世界传递金融稳定正能量(钟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03 版)
  中国负责任、讲原则、顺大势、敢担当的抉择,对于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7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一系列关键词,在世界经济金融大舞台上产生反响,国际舆论普遍强调指出这些部署的重要性,并进一步看到中国举措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有一种说法:世界是部金融史。“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人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有深入领悟。

  20年前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仍然是许多国家不能淡去的记忆。国际金融大鳄大肆投机,以泰铢大幅贬值为肇始,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等经济体的货币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应声贬值,亚洲乃至欧洲多个经济体备受冲击。或许这是第一次,很多人深刻体会到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深刻认识到全球化时代更需重视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时代,时刻考验着各国预防、抵御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智慧、能力和担当。人们还记得,亚洲金融危机面前,一些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选择了袖手旁观;还有的国家甚至又是催债又是撤资,推动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国自身也面临重重挑战,全世界的观察家几乎一致认为人民币应当贬值,以求自保。但是,中国作出“惊人”抉择——宁可自己出口受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国家稳定金融秩序和恢复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中国的果断行动,被外媒称为“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火墙”,阻断了危机蔓延之势。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和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不约而同表示赞叹,认为“北京是稳定和负责任行为的支柱”。标准普尔全球评级亚太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伦瓦尔德说:“人人都担心亚洲危机升级,但中国保持汇率稳定的做法,成为地区的巨大稳定之源。”

  中国的举动,用西方的利己主义哲学显然解释不通。但其中彰显的大格局、大智慧,树立起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为亚洲国家的长远发展打下了牢靠的基础。危机后的亚洲国家,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合作重点从应对危机转移到建立长效机制, 持续而坚定地加速东亚区域合作,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应运而生, 促进了东亚国家在政治、金融、贸易、交通、旅游及其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曾有观察家预言亚洲经济会一蹶不振。但事实打破了一切悲观的预言——经过几年的努力, 东亚国家经济1999年开始复苏, 2000年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新加坡《联合早报》给出的注解是:“借中国的东风发展自己。”“如今回顾历史,这些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开始出现的初步迹象。今天,新秩序已然到来。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稳坐20年前只能梦想的全球金融贵宾席位。”美国彭博社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对亚洲金融危机后20年的变化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国际媒体眼中,这是中国为完善本国金融体系建设采取“对症下药”的举措,能够持续将中国自身的正能量传导给世界。这是中国负责任、讲原则、顺大势、敢担当的体现,对于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加快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刘平均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07 版)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资源。拥有国际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品牌建设,强调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三个转变”,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中国品牌指明了方向、目标、任务和路径,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打造中国品牌,向“微笑曲线”高端攀升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进入品牌经济时代,全球市场各个领域的竞争已经越来越集中地体现为品牌竞争。习近平同志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积极探索浙江特色的自主创新路子,必须以实施创新工程为抓手,实施一批创新工程,力争取得重点突破,实现技术跨越。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品牌大省”建设,充分发挥品牌集聚要素、整合资源的重要作用,以品牌战略带动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支撑品牌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品牌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3年7月,他在湖北调研时指出,“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发生产我们自己的品牌产品,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家繁荣富强,工人阶级要把这个历史责任承担起来!”2014年5月,他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三个转变”重要思想。2015年7月,他在吉林考察时进一步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要靠我们自己稳住粮食生产。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产品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生产的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然而,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大多数是贴牌产品和代工产品,自主品牌产品所占比重仅仅略高于10%,我国出口产品赚的大多是“血汗钱”。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部分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微笑曲线”底部。而国外一些知名品牌通常在行业中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并通过品牌溢价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打造中国品牌,努力向“微笑曲线”高端攀升,才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习近平同志关于品牌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品牌建设与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积极探索有效路径和方法加强品牌建设,并充分发挥品牌的引领作用,大力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加强品牌建设,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价值链升级;有利于引领消费,创造新需求,更好发挥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有利于促进企业诚实守信,强化企业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益慈善等社会责任。

  建立科学的品牌价值评价机制,提升中国品牌竞争力

  当前,我国品牌建设水平仍然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国际知名品牌的数量不多。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企业对品牌建设不够重视,尤其对品牌价值评价还不够重视,导致我国品牌价值评价在国际上缺少话语权。

  品牌价值是指一个品牌所蕴含的利益与资产。对品牌价值进行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其货币价值,还要揭示有形资产、质量、服务、技术创新和无形资产等要素对品牌价值的影响。只有这样,品牌价值评价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引导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加强品牌管理、提升品牌价值,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利用品牌价值要素培育品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提升质量、改善服务、开展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资产增值的过程。因此,对品牌价值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价,有利于激发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发展信心。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品牌价值评价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2013年开始,连续4年开展品牌价值公益评价,通过制定科学公正的评价指标,不断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品牌价值评价机制。总体来看,这一评价机制实现了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形成科学完整的品牌价值评价要素。现有国际标准对品牌价值的评价以财务指标为主要参考,难以全面反映品牌的综合价值,难以有效指导品牌建设和品牌管理。有鉴于此,我国提出了以有形资产、质量、服务、技术创新和无形资产5个要素为基础的品牌价值发展理论,并以此对品牌价值进行评价。二是实施分类评价。目前,国际上一些品牌价值评价体系不分行业和类别,难以科学反映不同行业品牌的价值。而我国实施分类评价,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开展品牌价值评价。三是实施区域品牌价值评价。对于以获得地理标志保护的农副产品、实施标准化建设的旅游示范区、示范产业聚集区等为代表的区域品牌开展价值评价。四是以发明专利为切入点,对自主创新企业的品牌开展价值评价,目的在于推动创新创业,支持具有核心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我国对品牌价值评价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我国也积极参与研制品牌评价国际标准。2013年,中美联合提案成立国际品牌价值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289),得到世界各国支持,并于2014年1月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批准成立。该委员会由中国担任秘书国,旨在以有形资产、质量、服务、技术创新、无形资产这5个要素为基础,建立并推行一套全球认可、科学公正的品牌评价标准体系。目前,我国和奥地利牵头负责研制的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已形成草案,计划于2018年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我国在参与并主导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化工作方面迈出了扎实的一步,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品牌评价中的国际话语权。

  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品牌建设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新动力。回顾历史,我国品牌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企业主体作用、政府推动作用和社会参与作用,努力培育中国品牌,积极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以自主创新为中国品牌奠定坚实基础。自主创新是提升产品性能和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美誉度的根本途径,也是企业加强品牌建设的底气所在。因此,搭建创新平台,推动企业加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能够为打造更多中国品牌奠定坚实基础。应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开展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推动行业创新发展;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产品设计创新中心,提高产品设计能力,针对消费趋势和特点不断开发新产品;支持重点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大数据平台,动态分析市场变化,精准定位消费需求,为开展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支撑。

  以“中国品牌日”为抓手提升全民品牌意识。经国务院批准,自2017年起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品牌建设的高度重视,展示了我国实施品牌战略的坚定决心,必将进一步提高全民品牌意识,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应鼓励社会各界增强品牌意识,共同关注品牌、培育品牌、保护品牌、宣传品牌,营造品牌发展的良好氛围;培养消费者自主品牌情感,树立消费信心,扩大自主品牌消费;发挥好行业协会桥梁作用,加强中介机构能力建设,为品牌建设和产业升级提供专业有效的服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关注自主品牌成长,讲好中国品牌故事,提升中国品牌竞争力,共同促进中国品牌做大做强。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企业扩大对外合作、提升品牌影响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会。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历史机遇,以高铁、核电等核心产品为龙头形成产业集群,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品牌经济的竞争;构建本地化的品牌传播网络,用当地人听得懂的话语扩大中国品牌的知名度。

  (作者为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主席顾问组主席)





打造“文化+”的产业形态
推动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新知新觉)
尹 晖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07 版)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我国文化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其中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逐渐渗透到制造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领域。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就相关融合发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动文化产业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文化产业在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生活品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导向与政策支撑并行。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以创意、设计实现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注重生产性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市场需求成为产业融合的主要动力,获得市场回报成为产业融合的主要目标。以文化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为例。传统制造业发展往往趋于同质化,导致盈利下滑、竞争力下降。文化产业通过高端创意设计和品牌营销等,可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传统产业由制造到创造的转变。显然,如果仅凭政策引导而疏于对市场需求的捕捉,就无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优势,也难以实现其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所以,在推动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市场导向和政策支撑二者缺一不可。其中,市场需求对产业融合提出现实要求,政策支撑为产业融合提供有利环境。市场导向与政策支撑并行,将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由侧重外部生成转化为内外结合,有利于实现产业融合的常态化发展。

  创新驱动与产权保护并重。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是任何资本和政策支持都无法替代的文化产业发展驱动力。失去创新和创意,文化产业就失去了生命力。而永葆创新活力的基本前提,就是对创新成果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是后续进行成果转化、实现产业融合的必然要求。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侵权盗版导致社会创新热情下降、优秀成果短缺,制约了文化产业发展,更遑论其对相关产业的渗透、融合、提升、带动了。当前,在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应抓住有利契机,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坚持严格执法,以保护和激发创新热情,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健康蓬勃发展,为其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供足够的成果产出和坚实的产业基础。

  人才培养与产业集聚共生。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推动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文化+”的产业形态,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为此,应根据文化产业链条结构与产业融合需求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和人才引进机制,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但是,人才培养和引进切不可脱离产业环境,而应和产业集聚区建设同步考虑、通盘规划。产业集聚除了可以为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提供必要的协作便利,还可以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提供适宜平台。文化产业人才不仅要培养好、引进来,而且要留得住、干下去。因此,应致力于人才培养与产业集聚协同,依托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实现复合型人才与关联型产业的双重集聚,为文化产业持续发展及其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清理整顿融资平台,控制举债规模,将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督机制
为地方债扎紧制度笼子(经济聚焦)
本报记者 李丽辉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0 版)

  制图:郭 祥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首次明确要“终身问责”,彰显出中央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坚定决心。

  加强顶层设计,规范地方政府举债,严防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发生,是深化财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施了哪些改革举措,效果如何?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多大?防控风险,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力?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厘清政府与平台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资金需求很大。在确保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适当举债筹措资金是合理的。”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

  然而,前些年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限,也缺乏正规的举债渠道,只能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方式来举债。地方发展急需资金,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有政绩冲动,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快速上升。

  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或通过企业发债为政府融资,这些资金利息高、期限短,用在基础设施等周期长的建设项目上,属于资金错配。“项目还没完成,债务就到期了,地方政府只能再四处筹措资金,地方政府偿债成本和压力猛增。”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是“借道”举债,不少债务资金游离于监管之外,借了多少、怎么花的没有一本明白账。特别是地方政府换届后,新官不理旧账,这些债务如何偿还也成了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这团乱麻不解开,债务风险就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央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思路是,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厘清政府与平台的关系,勒紧地方债务的缰绳。

  首先是“开前门”,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限。“前门”是一点一点打开的,从最早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到开展部分省区自行发债试点,再到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整个推进过程用了5年时间。这表明,国家对于地方政府发债还是相当谨慎、力求稳妥的。

  接下来,就是理清旧债“堵旁门”。对于2014年底之前的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举借的,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经过甄别,存量债务中有15.4万亿元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债务地方政府是认账的,并负有偿还责任。这些‘旧债’逐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置换,纳入预算规范管理,分别到期偿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地方政府举债只有一条路,设“天花板”控制规模

  “旧债”好不容易理清了,以后发新债肯定不能再出险情。2015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预算法实施。新预算法明确规定: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换句话说,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唯一渠道,就是公开发行债券,其他方式都不可以。

  同时,厘清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关系: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要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由企业自己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但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要承担有限责任。

  “对于一些金融机构以前的投资,如果被纳入了15.4万亿元的存量债务,那政府会负责到期偿还。如果没被纳入,也不意味着钱打了水漂,因为不少融资平台项目都很优质,未来的回报和收益都还是不错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郑春荣认为。

  控制举债规模,实行限额发行,则是勒紧地方债的那根“缰绳”。201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天花板”是6000亿元,2016年是1.18万亿元,2017年是1.63万亿元。“这个限额是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再分解到各省的,不允许超额发债。这就像大货车一样,不允许超载行驶才会更安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顶层设计扎牢“笼子”,加快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我国防控政府债务风险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GDP初步核算数计算,负债率约为36.7%。即使把或有负债考虑进去,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

  “预计今年政府负债率仍将保持稳定,这在世界上属于较低水平,也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违规举债又有“新变种”,多项举措密集出台严监管

  虽然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变种”主要集中在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这些变相举债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积聚了财政金融风险。

  针对这些新问题,近期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举措,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

  在一些地方,PPP和投资基金变成了“明股暗债”,亏了由政府资金“兜底”,这样一来,风险全部转到了政府一边。对此,新举措开出负面清单: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以及各类政府投资基金,违法违规变相举债。地方政府不得违规将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及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

  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很多来自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部分金融机构为保险起见,对企业融资时,仍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担保承诺。政策明确: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时,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出具担保函、承诺函等提供担保。

  针对这些新问题,今年以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举措,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并多次公开通报了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处理结果。

  “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督机制,定期核查违法违规融资担保问题。”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多次对部分市县政府、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公开通报,地方政府也对违规责任人作出了行政撤职等处分。同时,银监会也对参与违法举债的金融机构,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今年5月末,全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7.8%,不少家庭成为这场“去库存”战役的亲历者——
傅家买房记(经济热点·“五大任务”半年报①)
本报记者 赵贝佳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7 版)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半年已过,“三去一降一补”有什么成效?三、四线楼市库存是否依然“压力山大”?“僵尸企业”处置得如何?企业杠杆率有没有降低、成本有没有下降?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板补上了吗?

  围绕这些社会关注、各方关切的重要经济问题,我们在年中之际推出“‘五大任务’半年报”系列报道,通过个体生活的变化,以小见大,深度剖析半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痛点、亮点和突破点。

  

  老傅的庆幸

  “一年间房价涨了1倍,还一房难求,如果今年才出手,肯定买不起了”

  酷热难耐的夏日傍晚,家住河北沧州禧福荷堂的傅小荣如往常一样饭后遛弯儿。路过一处高档小区,瞥见门口摆着“天成熙园15000/平方米”的房价板,老傅立刻回想起今年自家新房交钥匙的场景:“就一年时间,我相中的那套6000多元每平方米的房子,售价居然到了1.1万到1.2万,涨了1倍,且高价之下一房难求。”

  老傅本是“有房一族”,2015年,因为儿子即将结婚,老两口合计着再给孩子买套房。彼时的售楼处还算安静,房源也充足,好地段、好房型随便挑,偶尔还能赶上送车位、打折的优惠。老傅看房看得优哉游哉,“2015年的商品房,6000元就算贵的,即便涨价也是一个季度一两百块,是可以接受的缓慢上涨。没成想,一过完2016年农历新年,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房价像坐火箭一样嗖地蹿了上去。那段时间的沧州楼市可谓一天一个样,每天去询价,得到的回复都是‘今天又涨了点’。”老傅再也无法淡定,在售楼人员的催促下,迅速相中一套房,2月底就交了定金。

  原本平静的沧州楼市突然成了“香饽饽”,与房贷政策的调整不无关系。2016年2月,央行联手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家庭首次购房个贷的最低首付比例降到25%,各地还可下浮5个百分点。此后不久,为解决一、二线城市价格泡沫和三、四线城市库存积压并存的问题,热点城市重启限购政策。政策的一松一紧产生溢出效应,一、二线城市的土地热迅速转移到三、四线城市。

  等老傅的亲戚2016年“五一”再去看房时,发现同一小区的房源竟已全部售罄。“售楼大厅里熙熙攘攘全是人,几个月前催促我买房的销售人员追问我要不要卖房。小区房价已经从签约时的每平方米6000元涨到了8000元。”老傅感到不可思议。

  “最近几个月,不少高端商品房均价都保持在14000至15000元,听朋友说他们家附近都2万了,这还是沧州吗?!”老傅很感慨。

  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夏天,三、四线城市中也出现了热点城市,库存销售得如火如荼,房价就像打了“强心针”,迅速膨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份,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8.5%,连续5个月呈现同比下降态势。5月全国商品房库存为66018平方米,为21个月以来的最低值。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200多个三、四线城市合计成交土地金额比2016年同期上涨了42.6%,土地市场平均溢价率为40%,刷新历史纪录。对此,在低点“以白菜价抄着了”的老傅心情复杂:“我感到庆幸,也觉得后怕,如果今年才出手,肯定买不起了!”

  小傅的感慨

  去年底到今年初行情最好,一个月轻松做成10多单,净盈利超50%,4月中旬转冷,至今月均成交量也就1—2单

  在老傅对三线楼市大涨感到困惑时,她的侄子小傅却从中嗅出了商机。2016年初沧州房价刚开始上扬,小傅就抓住时机买房,几进几出后,他毅然办起了中介公司。

  从购房者到中介,小傅几乎没怎么经历转型的“阵痛”,因为他入行时,正赶上楼市去库存的“蜜月期”。政策利好,再加上公众看涨,中介风头一时无两。“2016年底到2017年初行情最好时,轻轻松松一个月做成10多单,净盈利达50%以上。”小傅说。

  今年上半年,沧州市土地宗数为200块,平均溢价率高达127.82%,土地出让金为153亿多元。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评价:“全国去库存效果比较明显。与往年相比,今年以来无锡、沧州、扬州等三线城市进入了卖地百亿行列。”

  不过,高歌猛进去库存的同时,隐患也被悄悄埋下。

  沧州楼市突然火爆,一是因为距北京只有40分钟高铁车程,受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影响,有大工厂和企业迁入,刚需增加;二来部分人跟风炒房,让价格水涨船高。这些人买房不为自住,导致房屋空置率高,市面上的一手房销声匿迹,能交易的几乎都是二手房。投资需求外溢导致价格涨幅过快,去库存成效短期“看起来很美”,但偏“虚”,长期看存在反弹风险。空房随时可能被抛售,再次成为新的库存。

  三、四线城市房价飙升,也“吓退”了一大批想在城里买房的农业转移人口,有违去库存政策的初衷。小傅感慨道,前几年沧州房价一直徘徊在四五千元,交十几万元首付就能在城里有套体面的住房。现在,即便是中低端的房子,一套也过百万。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月工资只有几千元,买房至少要交30万首付,每个月再还贷,负担太重。

  “我也是农民出身,来城里打工,见识了各种好,不愿再回去。当年白手起家,我是咬着牙买的第一套房。但现在这么高的房价,有刚需的老百姓确实买不起了,牙咬碎了也没用。更别提农民在城里买房没有公积金,贷款也不好办。”小傅说。

  正是面对这种新变化,热点三、四线城市在去库存的同时,调控政策也应运而生。今年3月23日,继石家庄、保定、廊坊等地出台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意见后,沧州也发布了调控措施,通过户籍和贷款等条件限购。果然,对政策极为敏感的楼市被“速冻”——沧州房价虽然坚挺,但购房者不再趋之若鹜,大部分持观望态度。小傅经营的中介公司从4月中旬就感到了“寒意”,至今月均成交量也就1—2单。

  三线城市政策收紧,四线城市呢?此前,沧州市下属县城的楼市普遍萧条,房源充裕。但最近这两个月,县里的房子也紧俏了起来。小傅回忆,5月份有几位农村客户想给孩子买房结婚,市里房子贵得离谱,最终只能选择到次一级的县城购房。

  “3月以来,南皮县、河间市等地的库存逐渐被消化,泊头市的房价已经从去年的4000多元攀升到8000元。只有黄骅市外来人口少,房子还有富余,但价格也开始抬头。目前沧州市和各县城基本没有库存压力了。听说邢台还有一定数量的烂尾楼,那边的同行正在想办法提升房源周边环境,增建配套设施,缓解库存压力。”小傅说。

  

  业界思考

  今年上半年,以沧州为代表的三、四线楼市,变化还是相当大。

  年初时,沧州楼市热火朝天,企业盈利高达50%,远超正常情况下的15%。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市政府加大了住房用地的供给力度,从每年2000亩增加到3000亩。但地价没能随之下降,年初每亩800万元的地价,到6月底已经高达每亩1300万元。

  3月限购政策出台后,开发商的日子不好过。特别是由于前期房价居高不下,一些惜售的新项目还来不及开盘,导致限购政策出台后,销售陷入了僵局。

  针对市场新变化,一些开发商也在寻求与地方政府合作,参与到实行货币化安置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希望减轻自身库存压力,也给棚改户提供更大的安置房选择空间。但是,棚改项目毕竟数量有限,利用棚改去库存的效果并不明显。

  到底怎样才算健康地去库存?显然不能总靠临时出台限购令。如果想在保持楼市稳定的前提下去库存,可能需要借鉴有些城市的做法,先限地价,再限房价。地价不控制,房价很难降;房价虚高,老百姓有刚需的买不起,做投资的也会观望,还会积累新的库存。

  想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能仅靠短期的硬限制,更要依赖长期的软调控,不同城市应该利用地缘优势差异化发展,尽量实现供需两端的平衡。

  ——河北盐百集团房地产公司总裁  张克骞

  

  专家点评

  在“因城施策”去库存的作用下,今年上半年全国去库存效果比较明显。但需要注意的是,三、四线城市存在区域分化问题,有些热点三线城市的去库存进程较快,可售住房数量持续下降,导致房价有所上升,捂盘惜售现象屡屡出现。针对这类城市,应在准确研判后续需求增速的基础上,加大住宅用地供应节奏和开发上市力度,避免由于补库存缓慢造成阶段性供求再次失衡,诱发下一阶段出现房价上涨压力。同时做好政策预案,当房价涨幅达到一定程度时,及时出台限贷、限购措施,给过热的市场降温。而对那些库存仍然较高的三、四线城市,仍应坚定不移地执行去库存政策。

  除了去库存的因素,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住房价格上涨还有多方面原因。第一,这些热点三、四线城市大都位于区域核心地区,或地处大都市圈辐射区域,随着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区域融合发展,住房市场需求会有所提振。第二,由于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实行了限购、限贷政策,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一些自住需求和投资需求涌向附近的三、四线城市。第三,在前期优惠利率和首付政策拉动下,当地住房需求集中释放。

  后续去库存的关键,是要让新市民安居乐业。无论是就近转移的农业人口,还是返回家乡购房的外出务工人员,都将是下一阶段三、四线城市购房的主力军,要给予新市民购房更多的政策性支持,包括信贷、税收、保障等一系列措施,才可能为去库存争取多赢的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卫民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市场遇冷——
大城市的房租降了吗?(微观察)
易舒冉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7 版)
  受调控政策影响,今年4月以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市场逐步降温,北京二手房交易量更是连续三个月环比下降。不少媒体报道,二手房交易市场降温导致“由售转租”,“热点城市住房租金下跌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对北京不同地段小区作了一次实地调查。

  北京的房租还在涨,涨幅比往年有所缩小

  “房东今年每个月只给我涨了120元,比去年涨得少。”硕士毕业3年的小李租住在北京东四环十里堡城市广场小区,“去年5月份续租时,租金每月涨了200元,今年再涨这么多我就想换房子了。”

  小李通过房屋中介在该小区租了一个18平方米单间,虽是简单装修,但家具齐全、采光良好。“去年月租金是2490元,现在每个月2610元,我不指望租金会下降,只要别涨太多,我就很满意了。”

  “目前较为低迷的二手房买卖对租赁市场影响不大,各种房源的租金也没出现明显下降。”北京链家地产金台里店一位租赁置业顾问介绍,暑期是租房旺季,地铁房和中小学附近的房子都好租。

  北京远洋沁山水小区与市重点中学十一学校一街之隔,“我们家房租去年每月是8300元,今年涨到了8600元。”蒋女士在远洋沁山水小区租了一套89平方米的两居室。“家长一租就是好几年,待租房源也不是很多,所以租金一直在涨。” 

  城市中心的二手房租金居高不下,经济条件有限的租户被迫选择去城郊租房,这种需求溢出现象带动了城郊地区的租金变化。

  26岁的孕妇林怡在北京门头沟区梧桐苑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今年每月租金涨了500元,我想着周边环境越来越好、房东也靠谱,就续租了。”链家地产梧桐苑店的置业顾问介绍,梧桐苑小区靠近北京西六环,交通日益方便,虽然房源不紧俏,但随着租户增多和周边环境发展,租金每年都在上涨,今年小区两居室涨幅在12%左右。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统计,今年5月通过北京我爱我家成交的房屋租赁量环比增长15.7%,月租金均价微升0.61%。

  “由售转租”并不多见,租赁市场供求仍偏紧

  “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即使二手房买卖市场遇冷,房源也不会大量涌入租赁市场,因此二手房买卖市场的变化与租金涨跌没有太大关系。”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说,如今在北京房市,80%的购房交易需求是换房,即将要出售的房子都还处于业主自住状态,房主买不到新房就不会卖旧房,“由售转租”现象并不多见。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分析,二手房租赁市场如何变化,还要看租赁需求与房源供应量的关系。首先,北京等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多,需求集中,即使有少部分“由售转租”的房源流入市场,租赁市场仍存在租房需求大于房源供应、租户需求与房源质量不能较好匹配的现象,租金没有明显下降。其次,租房需求从市中心向城市郊区溢出,促使核心地区二手房租金的上涨速度变缓、涨幅缩小,城郊的二手房租金开始上涨。

  “季节性规律也是影响租金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谢逸枫说,一线城市租房群体以年轻人为主,每年7、8月是毕业生租房旺季,供给紧张,租金涨幅明显。国家加快规范二手房租赁市场,加大对违规租房的打击力度,也是目前二手房租金小幅上涨的原因之一。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提高租赁住房供应量是稳定租赁市场的关键。“如果北京计划建设的50万套租赁住房真能投入市场,能一定程度上稳定二手房租赁市场。”张大伟说,政府还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产业转移等方法合理控制一线城市人口数量,避免租房需求病态增长。




房子是壳,什么是核?(经济茶座)
陆娅楠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7 版)
  ■房地产业并非金鸡,土地和楼盘也并非取之不竭的金蛋。只有三、四线城市的实体经济强起来,能提供更多工作、更好收入,人口才能聚过来,消费才能旺起来,所谓的睡城、鬼城才能活过来、火起来

  

  跟几个朋友闲聊去库存,有一位长者感慨,去年春节至今,回了河北廊坊老家三次,看着房价“火箭式”翻倍,又“断崖式”下跌,像上了过山车,每一次都怕心梗在路上。

  不仅是环北京,伴随着热点城市限购限贷,不少冷门二线城市和环热点三、四线城市,都在这一轮去库存中出现了“房价急涨、进而限购、再现骤冷”的情况。

  这种“骤热骤冷”的背后释放着一种隐忧:如果房价快速上涨是依靠炒房游资带动刚需恐慌式入市来支撑,那么一旦收紧购买条件,只剩下自住和改善型刚需“独舞”,楼市就会迅速冷场,库存依然高企。像经历了几轮“骤热骤冷”的合肥、西安,就是代表。

  “骤热骤冷”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楼市顽疾。在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中,中央一直强调“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为何“骤热骤冷”还是反复出现,甚至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了三线城市?

  过去,我们优选并过度依赖于限价、限购、限贷的行政手段,这固然可以在最短时间达到引导需求规模和走向的效果,但毕竟不是治本之策。更何况,在此轮“去库存”中,我们始终面对两个“并存”的难题,即一、二线楼市过热与三、四线楼市过冷并存,一、二线城市商品住宅供不应求与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积压严重并存。这种“冷热调和”的难题,根子不在房子,而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产业发展的不均衡。

  楼市两个“并存”的难题,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缩影。新常态下的新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找药引,引导楼市供求实现新的动态均衡。

  从供给侧看楼市,先得“不忘初心”。我们盖房子的初心是什么呢?最早是遮风避雨,后来是安居乐业,总要满足人的需求。反观一些地方,本末倒置,把房地产业视为金鸡,把土地和楼盘视为取之不竭的金蛋,只想着把楼盖起来,却忽略如何把人留下来。殊不知,再恢弘的物业只是蛋壳,产业和就业才是蛋白和蛋黄,是最有营养价值的部分。只有三、四线城市的实体经济强起来,能提供更多工作、更好收入,人口才能聚过来,消费才能旺起来,所谓的睡城、鬼城才能活过来、火起来。

  从供给侧看楼市,还要玩转“四手联奏”。买房子,要考虑票子、孩子、妻子、老子,甚至车子。换言之,房子的难题也是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题,通过交通疏导、教育均衡、医养公平等“补短板”齐头并进,才有可能缓解楼市的结构性难题。

  从供给侧看楼市,更得讲究“反弹琵琶”。库存“压力山大”是缺乏需求还是满足不了需求?经济结构在调整,百姓消费在升级,房地产业若是刻舟求剑,就会造成资源错配。看看身边年轻人为买套格局、采光、环境皆满意的婚房发愁,很多移动办公的创业型企业为找不到心仪的办公场所犯难,这些难道不是楼市去库存的突破点吗?

  经济新动能正处于从孕育形成到快速扩张的关键阶段,房地产业也不妨采取“盯人战术”,通过变旧库存为新供给,不断满足新需求。毕竟,城市的活力,往往不在高楼大厦,而是清晨巷口弥漫的豆浆香和街头绵延不绝的马达声。




以微信等社交平台为途径,靠拉“人头”发展下线牟取虚高利润
金融传销,谁在设局?(热点聚焦·看好百姓的“钱袋子”③)
吴秋余 王子尧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8 版)

  人民视觉
  在人们的印象里,传销通常都在线下进行,严密组织、非法拘禁、限制自由是惯用手段。但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传销组织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虚拟性、跨地域性、隐蔽性、金融性和更具欺骗性等新特点。近日,我们深入金融传销组织内部,接触采访了部分受害者,调查金融传销的运作过程和社会危害,探讨如何防范金融传销骗局。

  

  金融传销猖獗——

  上百个资金盘出现问题,数百亿元资金被骗,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投资5000元就可成为‘云家人’,否则你将错过几百万”“五行数字货币与官方对接成功,执照已下发”。在知情人的介绍下,我们加入了一个名为五行币的传销微信群,随即收到许多类似宣传语。

  一位自称“团队助理”的人介绍,只要投资5000元购买5000数字货币,就可获赠五行币一枚,发行上限5亿枚,将来会全面替代纸币,参与者经过五轮持续投资,数字货币就可兑现近410万元。

  我们发现,这个微信群成员每天都在增多,高峰时一天能新添10多个,个别成员还会在群里推荐“善心汇”“九千兆”“长青树”等投资项目,让人眼花缭乱。

  五行币真有这么神奇?

  几经周折,我们采访到河北唐山的胡欣,其母在春节期间开始投资五行币。她表示,五行币的收益主要是后进入者为其带来的奖励提成,“每天都有大量新人注册投资,后面每注册投资一人,前面会员将获得其投资额1%的数字货币,所以大家都抢着先注册。”

  “我妈已经投了至少3万元,就等着数字货币升值呢!”胡欣说,以上还只是静态收益,五行币也有动态收益。比如介绍一个人注册投资,就能拿到其投资额10%的现金提成,这叫“推荐奖”;如果推荐两个人注册,可获得额外25%的提成,称为“对碰奖”。

  “其实传销组织还设计了更诱人的提成方式。”胡欣提供了一张五行币群里流传很广的“层级关系图”,图中根据投资金额大小将会员分为“Y、S、M”三种级别。“推荐人的级别越高,奖金就会越多,有时远不止10%,里面的算法像函数一样复杂,各地区也略有不同。”胡欣说。

  胡欣告诉我们,这些奖其实就是鼓励会员多拉下线,“我知道有的人已经建了9个群,发展了数百人。现在他们也开始劝说我妈拉人头,说能拿到很多回报。”

  在上线的鼓动下,胡欣的母亲一个月内就拉到了两个人。“说有1000元推荐奖,但我妈并没有拿到,上线忽悠她用这些钱买了原始股。”胡欣认为,经济损失不是最令人担忧的,“我怕她认清真相后,内心会承受不住,更害怕她把更多亲朋好友拉进骗局。”

  “此类金融传销虽然打着创新的幌子,借助微信、QQ等社交平台传播,但并没有改变依靠拉人头赚钱的传销本质。”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解释,相比传统传销方式,金融传销更具迷惑性,通常有静态、动态两种收益。

  静态收益是指参与者投资后可以“守株待兔”,传销系统会通过拆分新投资者的钱,给原投资者利息;动态收益也就是“拉人头”,利用层层发展下线来获得提成。静态收益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虚假的“增收”,掩盖其诈骗行为,而动态收益才是它真正的资金来源,反映出传销的本质。

  实际上,在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后,五行币的传销行为并没有局限在网上。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孙静文,其父母在去年深陷五行币骗局。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视频:辽宁凌源市一所小学正在操场举办活动,小学生们统一身着印有五行币组织标志的服装,口中大喊着宣传口号。

  “传销组织竟然以慈善之名给小学捐款,再把天真的孩子们当成宣传工具。”李旭认为,这些事件表明金融传销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传统传销,同样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打着“虚拟货币”“互助理财”“股权”旗号的传销也泛滥成灾。特别是比特币的持续热炒,让很多人相信虚拟货币能够迅速升值,以“虚拟货币”为名义的传销更加泛滥,名声比较大的如“恒星币”“亚欧币”“珍宝币”“马克币”等,炒作“新概念”、鼓吹“零风险”、重奖拉人头。以恒星币为例,该传销组织对外宣称恒星币是“世界十大数字货币之一”,依靠微信来拉人头发展下线,其盈利模式是“上线吃下线的钱”,从“一级矿工”到“三级董事”设立了35个层级,在全国发展会员超过16万人,涉及金额超过2亿元。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虚拟经济、金融创新日益活跃,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的传销活动越来越多,目前已经有上百个这种模式的资金盘出现问题,数百亿元的资金被骗,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该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金融传销有“去产品化”特征,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形成资金池,但其本质还是传销,利用承诺的高收益甚至天价收益进行诈骗,违背了金融本质和金融发展规律,必然会威胁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监管存在空白——

  前期无人举报,后期无法取证,传销平台设在境外,查处很难

  金融传销如此猖獗,为何难以及时查处呢?

  知情者透露,目前监管部门对传销组织的定性要求为“30人以上、具有三层以上拉人头的组织架构”。向公安部门举报时,必须同时收集30个以上受害者签名的举报材料,还必须提供这些人存在三层上下级关系的证据,举证存在很大困难。

  孙静文从去年开始搜集材料并到有关部门举报,但一路举报下来,她灰心丧气。“因为爸妈住在抚顺老家,我就先去当地派出所报的案,公安说必须由受害者本人来,否则不能受理。”

  她随后又携带证据前往自己居住地的工商部门。了解案情后,工作人员称工商部门只能对传销定性,无法调查身份证、银行流水账号等信息,希望移交公安机关。

  孙静文找到公安机关经侦处,办案人员称“涉案范围太广”,建议她回去把材料准备全。孙静文告诉我们,搜集证据难度很大,“每次向我妈提起五行币,她都质问我是不是想举报,像防贼一样。”

  就在我们采访期间,五行币骗局重要头目宋密秋(化名张健)被公安机关缉捕回国,孙静文认为案情有了转机,再度去公安机关报案。“他们说对此事确实下了文,下发了几百人的名单,但里面没我父母名字,所以办案人员还是建议我去抚顺老家或上线所在地江苏徐州报案。”

  胡欣也同样遭遇了“举报无门”。她曾辗转跑过当地市、区工商部门,结果都一无所获。而公安机关经侦处也因“涉案金额不足100万”而未立案。

  6月初,胡欣母亲本打算参加五行币群里组织的香港集会,当地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劝导,计划被迫取消。“工作人员走后,十几个传销参与者就找到我家,说是我举报的,要我赔偿机票等经济损失。”当天夜里她被母亲赶出家门。

  李旭曾接触过许多金融传销案,他说,投资者在初期会获利,无人愿意报案,相关部门很难调查,当资金链出现断裂,操盘手就会销毁证据,一走了之。

  不仅如此,由于监管难度大,许多金融传销机构难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区”开始进入中国,因为组织者和服务器都在境外,我国有关部门无法单独查处。2015年底,银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出风险预警提示,指出此类运作模式违背价值规律,存在很大风险,平台随后发生崩盘。

  然而,我们调查发现,崩盘后的MMM社区留下不少“后遗症”,很多平台改名为“三妹互助社区”等继续融资,更有些“升级”成新的传销模式再度活跃。而五行币头目被抓后,其组织活动依然十分猖獗,据“团队助理”介绍,其内部已产生了新的负责人。

  “目前金融传销的监管存在软肋、盲区和真空地带,部门间没有形成合力,同时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备影响了有关部门的执法依据,导致无法可依。”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隐藏巨大风险——

  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的关键

  肆意蔓延的金融传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金融传销是互联网金融马甲下的‘核弹’,具有极强危害性,处理不好易引发金融风险。”刘俊海说,许多受害者的财富在一夜间化为乌有,资金从正规金融渠道流失,也造成实体经济“失血”。

  在著名的“U币传销案”中,传销组织涉及23个国家22万注册会员,国内有31个省市区3.6万名注册会员,涉案金额高达5亿元。不止“U币传销案”,许多金融传销崩盘时,金额都已高达数亿元。

  “金融传销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并滋生大量境内外犯罪活动。”武长海说,参与者容易被洗脑,由于财产损失大,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金融传销还容易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渠道。

  专家认为,预防和打击新形势下的金融传销,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关键。

  ——扩大法律保护范围,尽快对金融传销定性。

  据悉,我国现有关于传销的法律法规,只有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和2008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距今均有10年左右,其规定较为宽泛,主要针对传统传销形式,缺少具体可操作的细节,难以适应金融传销跨地域、传播快、取证难等实际情况。

  “传统的立法没有涵盖金融传销,也没有授权监管部门实施专门监管。”武长海说,金融传销是随着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而泛滥的,其中很多是虚拟、玩概念的东西,对其违法行为定性确有一定困难,工商总局曾会同央行、银监会讨论,仍未对“金融传销”定性。

  ——形成监管合力,升级监管技术。

  “举报传销时是工商在管,只有涉及刑事案件,公安才管,很多金融传销都是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的,属地管理原则导致举报无门。”李旭建议,应当完善举报者权益保护机制,并适当提供一些奖励,“目前的监管方式打击了举报者积极性,受害人担心举报后投资的钱要充公,宁可采取堵门、打砸等方式,也不愿举报。”

  “金融传销主要通过微信等平台完成,监管技术必须与时俱进。”武长海说,微信等社交平台对及时发现和制止传销犯罪的发生、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对金融传销负有不可推卸的自我审查和自我管控责任。

  ——建立政府预警机制,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金融传销的参与者既有农民、下岗工人,也有白领、公务员、离退休老人甚至金融从业者,数目非常庞大。”李旭说,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要有防范意识、风险意识,“天上不可能掉馅饼,要多质疑,多去相关部门求证。”

  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必须“早发现、早预警”,及时建立预警机制,多普及金融传销相关知识。“很多投资者听不进亲朋好友的劝阻,却往往对政府机关发布的信息比较信任,只有政府部门早介入,才会尽可能减小投资者的损失,阻止更多投资者加入。”李旭说。

  武长海建议,要适时制定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有效的社会防护性保障,降低交易成本和法律隐患,同时加强学金融、懂法律的教育,提高投资者素质。





金融开放要让百姓有共鸣(金海观潮)
午 言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8 版)
  ■金融业与亿万人的生活贴合度紧,利益相关度大,这就需要金融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百姓的诉求,为普通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近期,金融业频频释放更趋开放的信号。7月3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实现互联互通的“债券通”正式上线试运行。而在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指数产品公司明晟日前也宣布,A股222只股票将在明年6月被纳入明晟指数(MSCI)。

  说起开放,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制造业。的确,我国制造业开放较早,也更为充分。正是因为积极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我国制造业才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跳跃式发展,拥有令人瞩目的国际竞争力。这期间,金融开放的脚步也未停歇:从金融机构引进来与走出去,到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日俱增,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等渠道的建立,到沪港通、深港通的推出,金融业与世界经济的交融不断加深。当然,与制造业相比,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还较低,反过来也说明开放的空间仍然较大。可以预期,以开放促改革,在更强竞争中加速成长,将成为未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有人觉得,开放是那些行业的事,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事实上,开放意在发展,会与很多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只有让广大百姓同享开放红利,对开放产生强烈共鸣,发展才有更坚实的市场基础,开放也才能获得更广泛支持。开放的制造业在茁壮成长的同时,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就业机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市场选择。金融业与亿万百姓的生活贴合度紧,利益相关度大,这就需要金融在日益开放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百姓的诉求,为普通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给百姓更多效率“红包”。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健康而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要获得质量更优、价格更廉、选择更多元的金融服务。目前,我们的金融服务水平与前些年相比,已经有很大改观,但总体看,消费者对金融服务还有不少微词,辛苦攒下的积蓄也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保值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本上还是市场竞争不充分,机构提升服务水平的压力不够大。竞争带来压力,压力推动进步,通过开放,吸引更多竞争者,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这有助于激发活力、催生动力。能否促进效率提升、服务优化,应当成为检验金融开放成效的一条重要标准。

  给百姓更多公平“红包”。“三公”是金融市场基本要则,以开放为契机,应促进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的深化,形成更透明、更公平的市场氛围,让“小散户”不会受不平等对待,合法权益能得到更有效保护。以A股被纳入MSCI指数为例,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会为股市带来多少长期稳定资金、能否培育更多机构投资者等。事实上,多年前QFII推出时,人们也曾抱有类似期待。外力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对于股市而言,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尤其是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管本位,补齐制度短板,维护好市场的公平正义。只有如此,A股才能形成对各路资金的长久吸引力,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方能真正受益。

  给百姓更多安全“红包”。随着百姓金融资产不断增加,维护金融安全就是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有人害怕开放会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对监管体系形成挑战。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各国经验表明,以保护求安稳的“防守型”打法,不利于金融业强身健体,反而会导致市场和机构不稳定。我们不能等到成长壮大后再开放,但也不能忽视金融敏感性强、风险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应遵循有序、可控原则,把握开放节奏,加快完善金融监管,锻造更强金融体系,让手持金融资产的百姓更踏实、更安心。




最大的困难还是成本偏高(产经观察·百家企业探经营④)
——对百家实体企业经营情况的调查之四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9 版)

  数据来源:本报百家企业调查
  制图:李姿阅
  “目前企业经营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各种成本偏高。”记者日前对江苏苏州和无锡、湖北武汉和宜昌、四川成都和德阳的100多家企业进行调查时,70%的企业这样认为。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近年来围绕这一任务,政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仅今年上半年就已出台五批减税降费措施,发放“全年为企业减负超过1万亿元”的政策大礼包。企业对这些减负政策深表欢迎,但同时也反映,在市场尚未完全回暖的背景下,降成本对实体企业至关重要,特别是今年以来部分成本不降反升,企业压力不小,“降成本,别停步”。

  制度性交易成本令人心烦

  超过半数的企业对“放管服”改革带来的成本下降“有一定感觉”,但也有超过37%的企业表示“感受不明显、与原来差不多”

  ■“补办一个证件,同一栋楼跑了十几趟”

  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企业对“放管服”改革带来的成本下降“有一定感觉”,但同时也有超过37%的企业表示“感受不明显、与原来差不多”,并有近18%的企业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是当前主要的成本压力之一。

  信息不共享,企业跑腿是常事。“补办一个证件,同一栋楼跑了十几趟。”江苏一家新材料企业的负责人说。当地为了让企业办事方便,把办理各种手续的部门汇总在一个楼。然而,这些部门从地理位置上集中了,信息却不打通、不共享。有的证明,在消防那儿减免了,在房管那儿又被要求出示。有的证明,先排队在这个窗口开出来,再到那个窗口去办事。

  “要办的证仍然不少。”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罗淼金说。他举例,企业做环评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雨污分流的相关评估认证,但环保局仍要求企业再办一个排污许可证,水利部门还要求企业再办排水许可证。“这几个证件要提供的资料差不多,但这些部门之间没有信息互通的机制,企业就得反复提交,重复劳动。”

  审批周期还是有点长。“钱有人有什么都有,可项目就是开不了工。”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颉告诉记者,如果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工业企业启动新项目,差不多要四五年,一个产品周期都过去了。“报项立项、土地拿到手差不多2年,设计院设计要半年,安评、环评近1年,还要自己修建、试产。2013年想上的项目现在还没批下来。”何颉说,三四亿元建设资金趴在账上,不知项目何时能开工。

  成都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反映,汽车产品认证、准入管理部门过多,研发审批的时间成本太高。“研发一个产品要去国家指定的认证中心试验,这就要排队2个月。然后去工信部上公告,进行交通部燃油消耗认证、环保部环保信息公开,进北京还要申报小目录,接着去公安部进光盘,到车管所登记,整个流程十分繁琐。”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原材料成本骤然增加

  生产越多赔得越多,期盼减负政策带来更多获得感

  ■“钢价飞上天,矿砂从1月到4月也差不多翻了一番”

  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原材料成本骤增成为很多制造业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钢材、塑料、铜等原材料价格平均涨幅达30%以上,目前仍在持续走高。”美的集团武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工程部设备经理刘趁伟说。原材料涨价,上游零部件价格水涨船高,处在下游的集成厂商美的空调已经很难消化。4月原计划生产50万台套空调,公司主动减了5万套,现在有订单不敢接。“原材料再涨,只能继续压缩产能,否则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刘趁伟说,今年5、6月份,虽然钢价有小幅回落,但铜等原材料价格仍保持高位,按照此前合同签订的交付价格,部分产品已经是亏本生产。

  钢价上涨对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乍一看是好事,但是该企业发现,下游行业受影响很大,导致一些合同没法执行。“钢价飞上天,矿砂从1月到4月差不多翻了一番,原材料的金融属性大了。”兴澄特钢党委副书记郏静洪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可能存在炒作因素。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电价成本负担依然较重。“我们有29个电站,自己每年发电6亿多度,发电成本1毛2,可过了一下电网,就涨了好几倍,一度电要收6毛5。”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平说。企业普遍反映输配电价改革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希望扩大直供电试点范围,扩大市场化交易电量。

  近期听闻电价调整喜讯,不少企业感到振奋。6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其中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降低25%。此外,电价附加中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也已取消。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杨晓勤告诉记者,宜化是用电大户,一年要用30亿—40亿度电,用电成本占企业成本最大头。“如果清理电价附加能使工业电价每度降一分钱,企业每年就能少好几千万元成本。这样的减负政策再多点就好了。”杨晓勤说。

  人力成本持续上扬

  员工流动过于频繁给产品稳定性与质量提升带来很大障碍

  ■“愿意到实体制造业的高级人才越来越少,企业招人特别难”

  调查中,近77%的企业将劳动力成本列为成本压力的主要来源。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算算账,企业每年劳动力成本增加均在5%以上,2016年劳动力总成本较2014年增加近3500万元。

  对于劳动力成本中的工资部分,企业认为,工资上涨是大势所趋,降成本不是要降工资。但多家企业表示,与工资挂钩的“五险一金”负担偏重。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金吕告诉记者,企业所缴纳的五险费率29.8%,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12%,总费率高达41.8%。“这两年社保费率有所下调,但幅度很小,再加上社保缴费基数年年增加,算下来并没有给企业减轻多少负担。”

  工人过于频繁的流动,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章海龙说,“企业不能随便辞退员工,员工却能随时离职。现在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在点过名之后,才知道工人来了多少,有多少人走了,才能决定当天开几条生产线。”该公司于2007年在波兰设厂,同样的产品,波兰工厂的效率比苏州工厂高出20%,品质也更稳定。章海龙认为,这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员工——波兰工人每年的流失率仅为2%,请假、辞职都得办理手续,辞职也有个交接期。员工稳定性强,熟练程度高,有利于开展系统的培训。而苏州工厂工人的流失率高达20%,新员工操作熟练度不高往往带来品质问题,推高了企业在员工培训上的投入。

  高技术人才流动所增加的成本更高。雷格特公司反映,人才引进难,又极易流失,让企业头疼。“愿意到实体制造业的高级人才越来越少,企业招人特别困难。有的人才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结果又跳槽去了地理位置更好、工资更高的企业。”多家企业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在吸引人才、激励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对制造业企业有更多的政策倾斜。

  转型成本耗资巨大

  转型过程中企业往往遭遇“双面夹击”——经营成本攀升、盈利水平下降

  ■“技改不搞不行,但搞技改投入巨大,又难以立竿见影,结果是近几年业绩下滑”

  “不破不立,不转型路子只会越走越窄”。调查中记者发现,谋求转型升级已成为众多制造业企业的共识。不过,转型升级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也给企业带来严峻考验。

  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研发投入不可少。2012年227万元、2016年462万元、2017年预计800万元——近几年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投入迅速攀升。“我们的方向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逐步转型为设计和项目管理型制造企业。资金压力一度很大,还好企业总算挺过来了,目前公司通过研发新品所获取的订单已经占到90%以上。”公司副总经理袁鑫说。

  转型过程中,不少企业面临“双面夹击”:一边是经营成本迅速提高,一边是盈利水平有所下降。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反映,近几年企业上技改项目、迁址,负债率攀升。截至2017年3月底,银行贷款总额达到了6.13亿元,偿还压力巨大。“技改不搞不行,但搞技改投入巨大,又难以立竿见影,结果近几年业绩下滑。”

  调查中,不少企业表示,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耗费十年八年很常见。“我们电线电缆板块智能改造的投资每年大约3亿元,技术创新每年投入1亿多元,这些转型投入还在逐年增加,转型期估计要持续到2020年。”江苏远东智慧能源首席执行官蒋华君说。

  转型还面临不小的风险成本。“转型升级到新的领域,企业可能不得不将多年积累放在一个篮子里,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蒋华君说。有的企业在转型中则遇到了知识产权的风险。“研发的新技术推出后,竞争对手稍加改变就可以突破技术封锁,使得首创企业不得不被迫跟抄袭者一起进行价格竞争。”江苏双良集团财务总监陈强说,知识产权保护薄弱往往直接让企业的研发投入“打了水漂”。

  调查中,不少企业认为,转型升级的过程必然是曲折缓慢的,这对企业能否坚定目标、承受住成本压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报记者 赵展慧、白天亮、王政、陆娅楠、刘志强、丁怡婷)





政策切莫“翻烧饼”(各抒己见)
刘志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9 版)
  ■政策过于频繁地调整,难免会让企业无所适从、看不清方向,或者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

  

  “去年刚花了1000多万元,按照标准对厂里的燃煤锅炉进行了环保改造。今年省里又出了提高标准的新政策,2019年前这几台锅炉就得全部淘汰。”一位企业家向记者吐槽,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动让企业很不适应。想到明年改造锅炉又得花上几千万元,设备停产还带来隐性损失,他就很头疼,“提高环保标准是应该的,但我们最怕的就是今天干的事情明天不一定算数。”

  今天政策允许的,明天突然不允许了;今天符合标准的,明天又不符合标准了;今天扶持鼓励的,明天要打压限制;今天规划定在此处,明天又调整改到别处了……之前到企业调查时,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政策“翻烧饼”问题。

  之所以反映强烈,盖因政策“翻烧饼”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很大。一家原在甲市的企业曾因看中乙市“税收洼地”的优势,便将产能逐步转移过去。就在企业打算彻底“挪窝”之时,乙市所在的省政府下了公文,叫停了此前省内各市自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站在政府一边,规范优惠事出有因、师出有名,但站在企业一边,则可能是巨大打击。

  环保标准、用地规划、资金扶持……哪项都直接关联着企业的成本、利润、生存空间,调整哪项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影响——或要调整产品结构、技术路线、竞争策略,或要改造设备乃至重新引进,或要增减生产规模甚至搬迁重建。若政策过于频繁地调整,难免会让企业无所适从、看不清方向,或者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

  应当看到,制定产业政策,尤其是一些关键改革措施,决策难度和复杂程度的确不低——顾得了东可能就顾不上西,挑起一根针可能扯出千根线。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意识和依法行政理念深入人心,各地各部门出台的政策在稳定度、连续性上总体好转。但是,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在一些行业、一些地方,依然是“拍脑袋”决策,“烧饼”还在翻。要提高政策稳定性,需要有关部门改进的地方还不少。

  一来,政策出台要慎之又慎。

  市场运行有其内在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应当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政府管好该管的事。要知道,有些文件寥寥数笔,却牵扯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企业;有些政策看似平淡,但可能深度影响到行业走势、区域发展。正因如此,决策者一定要对手中政策“武器”的威力有清醒的认识。

  二来,政策设计要稳而又稳。

  制定产业政策应当把握住两个方面:一要方向明确、主次分明、底线清晰,确定哪些部分确实不能有所通融、商量着来;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地把企业是否欢迎、能否承受作为重要参考,在政策可能影响到企业经营时,不要那么绝对,在政策确需调整时,给出过渡期。

  还拿提高环保标准这事来说,改善环境是全民所盼,政府当然要坚定方向,但与此同时,也应给企业以清晰明确的预期、长远决策的依据。短期、中期、长期之内的环保控制标准是什么、设备具体要求有哪些,都需要政府向企业广而告之,负责任地打好“预防针”。

  说实话,在这个不少人追求赚快钱的时代,坚持做实业的那些企业很不容易。为了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各地真得重视企业呼声,少翻些“烧饼”!




分歧难解,英国“脱欧”路漫漫(国际视点)
本报驻英国记者 黄培昭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21 版)

  人民视觉
  核心阅读

  第二轮英国“脱欧”谈判7月17日开启,英国和欧盟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缓和迹象。欧盟日前要求英国必须同时满足支付“分手费”、保障公民权利等三方面条件,欧盟才可继续与英国商谈贸易地位等议题。英国批评欧盟条件“过于苛刻”,同时颁布了旨在以本国法律取代欧盟法律、使其在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的《大废除法案》。新一轮“脱欧”谈判能否顺利进行,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充满悬念。

      

  英国——

  公布《大废除法案》,迈出正式“脱欧”的重要一步

  在第二轮“脱欧”谈判开始前夕,英国政府公布了《大废除法案》,法案内容涉及与欧盟达成政治、金融和法律关系等方面的立法,被视为“英国迈向正式‘脱欧’的重要一步”。该法案明确指出: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立法基石、即1972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法案》将于“脱欧”之日废止,同时规定英国“脱欧”后,欧盟的法律“不再适用于英国”。这一法案的宗旨,是将现有大约1.2万条欧盟法律转换为英国国内法律,为英国“脱欧”后的法律承接预做准备。有媒体评论称,《大废除法案》是英国“脱欧”的“第一刀”,以切掉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法律关联。

  英国媒体认为,《大废除法案》是英国政府在2019年退出欧盟计划的“核心内容”,其目标是使英国“摆脱羁绊自己40多年的欧盟立法”,从而自己“当家做主”。同时,《大废除法案》还将废除英国议会在1972年制定、为次年加入欧盟做准备的《欧洲共同体法案》。不过,要使英国法律取代欧盟法律并非易事。英国媒体报道,在英国加入欧盟40多年的历史中,已有上万条与欧盟有关的法律并入英国法律体系,将其中涉及欧盟法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处理,很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发布声明说:“这是英国议会通过的最重要的立法之一,也是我们从欧盟退出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表示,希望各党派在议会中合作,确保法案顺利通过。然而,反对党工党强调说,除非该法案满足包括保障工人权利等在内的6个条件,否则,工党将反对这项法案相关修改意见。《大废除法案》能否在议会获得通过,将是对首相特雷莎·梅领导力的重大考验。

  除了《大废除法案》外,英国政府还发表了3份关于“脱欧”谈判立场的文件。英国卡迪夫大学政治和法律教授罗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些均被认为是“脱欧”谈判的指导性文件。其中,《大废除法案》能否通过,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未来的“脱欧”谈判进程和走向。

  欧盟——

  英国只有同时满足3个条件,谈判才可能取得进展

  欧盟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日前指出,只有在英国支付“脱欧”“分手费”、满足居住在英国的欧盟成员国公民权利以及爱尔兰边界这3项主要议题上取得充分进展的前提下,欧盟才可能继续与英国商谈贸易地位等议题。巴尼耶说,这3个方面是“不可分割、互相关联”的,欧盟对此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英国需要在这三方面都有“足够的进步”,谈判才能继续。

  “分手费”的确切数额说法不一。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欧盟谈判团队的核心成员,初步估算出欧盟需要向英国索要的账单总额为400亿英镑至600亿英镑。但新闻媒体披露的数字要远远高于此。《金融时报》14日报道说,英国政府在向议会提交的一份“金融解决方案”的书面声明中承认,英国对欧盟存在债务。该报评论指出,这意味着英国政府第一次承认这一事实,此前欧盟估计英国的债务总额将高达约1000亿欧元。不过,《金融时报》报道指出,这一声明是为了改善谈判的基调,而不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让步。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11日在议会指出,欧盟向英国索要的“脱欧”费用过高,英国无法接受,他说:“如果欧盟还坚持索要天价分手费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失望而去了”。有媒体指出,这是英国官方在“脱欧”谈判开始后首次在有关“分手费”问题上强硬表态。对此,欧盟的立场也十分强硬。巴尼耶强调指出,“分手费”是英国此前作为欧盟成员所承诺缴纳的各项费用的总和,无需再作讨论,对它的质疑只会损害双方未来的关系。巴尼耶警告称,英国至少要遵守它的财务承诺,否则谈判“将会延迟”。

  前景——

  在“脱欧”谈判上,令人头疼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主编昆斯伯格评论说,从“脱欧”第一轮谈判结果看,英国“显然输了”,英国官员们曾相信他们有能力说服欧盟,但事实上他们失败了。

  有评论指出,自从特雷莎·梅提前大选并遭重挫之后,英国的“脱欧”似乎就已经朝着无法预测的方向运行了。受党内外压力不断增大和民意情绪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英国政府在究竟是“硬脱欧”还是“软脱欧”问题上态度摇摆,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

  除了政府立场前后不一外,围绕着“脱欧”问题,英国社会撕裂和分化也进一步加剧。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有民调机构对1017名英国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支持“脱欧”的比例降至46%;36%受访者认为最好现在立刻停止“脱欧”谈判,继续留在欧盟,只有24%民众支持政府目前的“脱欧”策略。

  此外,英国许多民众发现,在“脱欧”谈判上,令人头疼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而且从整体实力对比看,英国和欧盟不可同日而语。目前,英国对欧盟的贸易占英国对外贸易总量的50%左右,相比较,欧盟只有7%的商品出口到英国。换言之,虽然分道扬镳会两败俱伤,但英国失去欧盟这个庞大市场以及政治上可以借重的重要外交舞台,无疑将损失更大。在此情形下,在与欧盟的博弈中,英国如何出招,才能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既定目标,对英国政府是不小的考验。

  (本报伦敦7月16日电)




日本退出宽松有点难(经济透视)
张玉来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22 版)
  关于日本是否正在悄悄“缩表”近期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央行购买国债规模不断减少,至今年5月购入量已跌破8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01日元),创2014年10月以来最低。依此速度,今年购债量或降至55万亿日元,远不及80万亿目标。市场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从技术上退出量宽。

  尽管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予以否认,称在实现2%通胀率目标前,日本不会退出量宽。但日本各界的担心却不断增加。生命保险协会会长根岸秋男近日提出,应就如何退出量宽展开公开讨论,希望央行与市场进行对话;国会议员河野太郎甚至公开质疑2%的通胀目标,呼吁央行尽早面对退出宽松;瑞穗综合研究所提议政府应与央行协同勾画日本版的退出路线图。

  日本这种“央行资产负债表依赖症”是逐步形成的。1999年日本央行首次将名义利率调降至零;2001年开始购入国债,以政府债务货币化方式向市场持续释放流动性;2002年又把购买目标扩及商业银行票据。于是,以“扩表”方式向市场注资,成为日本解决泡沫经济后遗症的重要手段,这种非传统货币政策也成了世界首创。

  首轮量宽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央行坚守了财政纪律。为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它制定出明确的“银行券原则”——货币发行净额是央行国债买进净额的上限。然而,该原则却淹没在2013年黑田东彦所主导的超级宽松政策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以天量购入国债来大规模提高基础货币供应量。结果,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暴胀”,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遥遥领先欧美。

  “爆表”危机已成为继财政危机之后威胁日本经济的又一枚定时炸弹。当前,央行所持国债资产的加权平均利率仅为0.317%,短期利率一旦超过该值就会形成“倒利差”,从而陷入财务危机。此外,央行自有资本占比过低,截至2016年底,央行自有资本仅7.6万亿日元,而过剩准备金规模却高达320万亿日元,财务风险大增。目前,日银所持超过400万亿国债的平均到期年限超过7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要退出量宽,不仅周期漫长,成本极高,难度也非常大。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受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汇率变动的影响,各国央行难以只根据本国经济状况调整金融政策。在美联储再次加息、年内将实施缩表之际,全球呈现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趋势,这势必对仍然坚持量宽的日本形成巨大的压力,其收益曲线调控目标面临更高风险。一旦利率失控,遭受的损失将数以万亿规模计;政府若被迫注资,不但会加剧财政危机,还将引发国家信用受损等连锁反应。因此,在几乎无望达成2%的通胀目标下,央行被迫对宽松“刹车”,或将成为日本央行今后政策运行的重要选项。




跳出去,给大城市减压(国际视野)
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面临着人口密集、地价飞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如何合理疏解功能聚集,阻止城市过度膨胀,改善单中心规划模式,保障和谐宜居生活环境,成为很多国家不断探索的课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23 版)

  “反磁力新城”功效大

  本报驻英国记者 黄培昭

  “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人生,因为生活所能给你的一切,伦敦都有。”这是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关伦敦的名言,可见,伦敦是一个“宜居之城”。然而,历史上的伦敦却并非如此,从脏乱差的“雾都”到今天干净整洁的宜居城市背后,清晰地勾勒了一条多重努力的演化轨迹。“这是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规划、出台各种措施,千方百计疏散伦敦的非首都功能,才有了今天的良好面貌。”英国雷丁大学城市与景观规划学教授托马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指出。

  托马斯介绍说,早在19世纪末,伦敦就已经开始“发福”,日渐呈现出“大腹便便”的样子。为缓解城市压力,英国于20世纪伊始,在伦敦周围建立了两座田园式城市莱奇沃斯和威尔温,但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193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以巴罗爵士为首的“巴罗委员会”,研究伦敦人口过于密集的破解之法。3年后,该委员会交出了《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业人口分布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巴罗报告”。报告提出了“疏散伦敦中心地区工业和人口”这一核心建议。根据报告建议,英国在距离伦敦中心半径约50公里的范围内,由内到外建设4个同心圈,即城市内圈、近郊圈、绿带圈与外圈。绿带圈为一条宽约8公里的绿色长廊。同时,伦敦周边的新城建设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建成了8座卫星城。“搞绿化和建新城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前者是为了防止市区蔓延,后者则是为了疏散市区功能,外迁人口和工业。”托马斯说。

  英国媒体分析称,这一做法整体上达到了预期效果,控制了伦敦无序蔓延的势头,但同时也出现负面效应,突出表现是,同心圆封闭式的布局模式有欠合理,卫星城的规模较小,人口疏散效果并不理想,同时,由于卫星城配套设施和服务系统等没有跟上,新建城市留不住人,相反,人们被大城市的“磁性”所吸引动辄重返伦敦,这样,反而增大了伦敦的交通压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调整了卫星城规划方案,提出了依托交通廊道建设3个规划人口达25万—30万人的“反磁力新城”计划,使这些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拓展,形成三个条形“长廊地带”。它们相距伦敦大约70公里—100公里,被称为“反磁力吸引城市”,寓意人们不再被伦敦的“磁性”所吸引。实践证明,这一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上世纪70年代,以大伦敦市为核心的“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群”形成,覆盖了英国约60%的城市人口,其经济总量约占80%。

  进入新时代,伦敦继续在疏散非首都功能方面不懈努力。2015年,时任伦敦市长约翰逊出台《伦敦2050基础设施远景规划》,计划投入1.3万亿英镑,打造一个“更大、更好、更宜居”的伦敦。其依据前提是,到2050年,伦敦人口将达到1100万人,面临着空前的人口膨胀压力,同时伦敦人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将增加50%,对电力供应的需求将增加一倍,这些都对伦敦未来的基础设施、环境等各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远景规划涵盖交通、住房、电信网络、绿地、水资源、能源供应等诸多方面。计划通过新建22000英亩的绿色公园,增建600所学校,升级优化原有卫星城和新城的基础设施和各类服务以吸引更多居民。

  “只要实施得力,《伦敦2050基础设施远景规划》在客观上将会起到进一步疏散、剥离伦敦非首都功能的效果。”托马斯对本报记者说。

  “未来城市”更智慧

  刘建兵

  人口居住的分散化和城市产业定位的分工化,使德国不存在北京、东京、伦敦、纽约等特大城市存在的问题。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城市化率超过90%,但因为城市数量众多且分布均匀,单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很小。在这种分散式城市发展模式下,德国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工作机会、社会保障、就医等差别不大。小城镇的通信、电力、供水等条件与大城市几乎相同,医院、学校、购物场所等也一应俱全,加上公交化运行和延误率极低的铁路交通,出行非常方便。因此,德国人对于居住地有足够多的选择空间,不必挤“独木桥”都拥进大城市。相对来说,城市间高速公路和城市进出口道路的拥堵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不到350万;联邦最高法院所在地卡尔斯鲁厄是巴登—符腾堡州的第二大城市,但只有30多万人口;聚集了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博世、西门子等公司的斯图加特也只有不到60万的人口。

  德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更多关注让居民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和未来产业竞争优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在信息产品和软件业等高技术产业上落后于美国,制造业方面也不乏挑战,为了在下一代技术变革上获得领先地位,德国推出了工业4.0和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两大国家战略。

  智慧城市是开发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技术,欧洲最大的应用技术研究组织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发起的“未来城市”计划是其中代表。

  从前期成果来看,德国的“未来城市”计划主要关注交通、能源、通信、建筑、生产和物流、政府治理、安全、水基础设施8个子系统的技术和服务创新,核心理念是可持续发展、适于生活、弹性和数字化。通过分散式的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噪音的问题,城市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交通设施,省出的土地用于绿地、游乐场所和其他公共设施。普及分布式能源和电动汽车以控制碳排放量和污染情况,借助人工智能和社会支持改善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环境。

  “未来城市”计划强调以人为本,即城市和房屋是为了让居民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不全在于先进科技的应用。柏林是“未来城市”试点城市之一。2011年3月柏林提出“2020年电动汽车行动计划”,目前柏林已经是德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实验室”,包括Car2go的分时租赁在内的相关项目涵盖了私家车、电动汽车共享、企业车队、电动自行车等多个主体。另外一个节能住宅项目是“被动式节能住宅”,通过材料、设计、施工等手段可以实现在室外温度为零下20摄氏度的情况下,室内可以不必开空调或暖气就保持正常生活温度。

  另外,“未来城市”计划采用开放式组织模式,目前已经有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的11个研究所、24家企业和11个城市参加。德国的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联动性很高,通过研发与产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紧密结合,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交通串起都市圈

  本报驻日本记者 田 泓

  东京常被视为解决“大城市病”的成功样本,虽人口数量和密度均远超北京,但东京交通、环境协调有序,居民满意度也较高。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李燕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国际都市比较研究,她认为,便捷的交通是东京能有效疏解城市功能的重要原因。

  东京都拥有1200万人口,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0%。东京都市圈则包括神奈川、千叶、琦玉等周边县市,人口约3800万。在日本全国总人口减少的背景下,东京圈的人口仍在增长。不过,东京市民可以在对就业机会、教育机会、生活环境、房地产价格等信息综合判断后,在东京圈内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地和工作地。这一模式缓解了东京都人口过密的问题。

  日本政府早在1963年就提出了构建都市圈“三环九射”的高速道路网结构,但建设进程缓慢。不过,东京的轨道交通非常发达:有区域间的新干线系统,区域内的干线旧国铁(现已民营),地方政府和民营地铁、通勤铁路等。铁路交通以东京市区的山手线为中心,向郊区放射出近20条通勤电车,并有两条铁路外环线,形成“环线+放射线”的格局。从站点布局看,东京有2327个轨道交通站点,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3公里的轨道里程和一个地铁站;且东京都地铁与神奈川、千叶等县的连接较好,形成了整个都市圈的交通网络。

  李燕认为,大城市是集聚经济的产物,但也不可忽视政府对城市和经济的干预作用。政府管理能力越强,外部不经济更能得到有效克服。不过,完全依赖政府主导的新城建设方式,无视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和企业的聚散行为规律,很难达到解决大城市人口和功能过密的目标。这方面筑波是个毁誉参半的例子。

  1963年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在东京都周边的茨城县内建设一座高标准新城——筑波。建设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承接部分不必在首都布局的国立机构,缓解东京企事业和人口过密问题。二是通过高端科教机构和相关产业集聚,促进日本科技发展,充实高等教育。1973年,国立东京教育大学迁至筑波,改名为筑波大学,成为城市标志。迄今,已经有20多家国立科研教育机构迁入筑波,形成日本国内最大高端科研人员集聚区。

  不过,在启动建设30多年后,面积280平方公里的筑波总人口仍不到23万人,以国立科教机构为主的中心地区27平方公里内仅有约7.2万人。因家属就业、就学等因素,许多筑波人选择从东京通勤或单身赴任,人口定居率较低。这样的规模,对疏解千万级大都市的人口贡献有限。由于筑波一开始就把民间企业放在从属地位,缺乏激发企业创新的市场环境,因而其科技产业成就平平。形成反差的是,筑波在中国的姐妹城市深圳,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起步,规模相当,但在市场机制下成长的深圳,目前常住人口已超千万,并涌现出诸如腾讯、华为这样的明星企业。

      

  图片说明:

  图①:2017 年4 月25 日,从空中俯瞰雄安新区雄县田园。河北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 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
  新华社发
  图②:经过不懈努力,英国伦敦从人满为患的“雾都”变成了如今干净整洁的宜居城市,图为伦敦泰晤士河两岸景色。
  人民视觉
  图③:德国斯图加特市综合交通管制中心交通部内,工作人员正在应用智慧城市系统管理城市交通,对城市各处的交通状况作出及时反应和问题预判。
  本报记者冯雪珺摄
  图④:便捷的交通是东京有效疏解城市功能的重要助力,图为日本东京临海线电车。
  人民视觉




找高手下棋(金台随感)
程秋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24 版)
  住宅小区路边的大树下,有一张圆形石桌和四个石凳,盛夏酷暑的傍晚,石桌四周总是围着一些休闲纳凉瞧下棋的老人。对此,我心想:这些手摇大蒲扇的老头儿们等火辣辣的太阳西下了,齐刷刷地拥到大树下,为的是找乐趣,寻消遣,享受一丝清风和凉意。至于谁跟谁下棋?每局战果如何?我从不过问。

  不过有一天傍晚,我照例路过大树去门卫处取报纸时,发现石桌四周挤满了里三层外三层观棋助战的老人,而且人们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我走近人群,踮起脚尖,仔细一瞧,原来是一个十二三岁的阳光少年正在和一位胸前飘着白胡子的长者下棋。少年虽满脸稚气但又不乏睿智,长者当然是成竹在胸,老练沉稳。这时,耳边也传来一阵低声细语:“小屁孩也敢跟老爷子较量棋艺?”“后生可畏嘛,敢比试,好样的!”但我不知怎的,突然来了观棋的雅兴,一连观看了三盘。少年输了一盘后,不气馁,不后退,改变战术,继续博弈,最后反败为胜,连赢两盘。我不知道是长者故意输给后生,还是棋艺真的不如少年。不过,这位少年的胆大勇敢之举,正是印证了一句话:“下棋就得找高手”。

  “下棋就得找高手”是句老话,其意是说,只有敢于和高手比试、较量,才能看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并在与高手的不断较量中,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取长补短,增长棋艺。其实,下棋如此,其它也如此。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他的母校金坛县中学演讲时就说过;“中国古代有个说法,不要‘班门弄斧’,可我的看法相反,‘弄斧必到班门’。”他解释说:“你到鲁班跟前耍一耍,如果说你有缺点,经指点,下回就更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的工作就相当好了。”于是,这位数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极力主张“下棋就要找比自己强的对手,即使你输了,也会在棋艺上不断得到进步和提高。”

  围绕“下棋就得找高手”这个题目,近日翻阅了一些名人典故后惊奇地发现,大凡学业有成或专业卓著者无不秉持“下棋就得找高手”这一主张,因为只有找到了高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奋力拼搏,努力追赶,才能使自己的专业和技艺日趋完美,并有所建树。颜真卿为了拜张旭为师学书法,曾辞去醴泉县县尉的官职,为的是求到名师张旭的指点,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书法艺术。俞振飞为了把李桂芳既漂亮又切合剧情的身段学到手,不知看了多少遍李桂芳演的《玉堂春》,看得如痴如醉,学得一丝不苟,连李桂芳的一招一式都学到手了。当人们赞叹俞振飞精湛绝妙的演技时,他却说是“偷”来的,不过略加丰富罢了。看来,具备一定基础后,跟着高手学,认真学,刻苦学,并在学习中有所创新,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建树,那么,便可能使自己成为某个领域或某个专业具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





“聪明人”的“笨功夫”(大地漫笔)
周舒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24 版)
  又是一度高校毕业季,手机再次被各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刷屏”。其中,有几篇演讲让我印象深刻。比如,知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里,便说到了“要做笨人”,并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故事关于他的外祖母。外祖母割麦子割得非常快,是因为“只要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十次,第二百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得比别人更快一点。”另一个故事关于他的舅舅。舅舅的木匠活特别好,原因就在于他舍得花时间去打磨一件东西,而舅舅在选择原料的时候,也更喜欢那些长得虽慢,但品质更好的树种。

  这是两个来自于生活的真实故事。我从中读到的启示是,不论是做事还是成长,不偷懒,不投机,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结果自然会又快又好。这也许正是刘震云先生所说的“要做笨人”的题中之义吧。可见,“笨人”其实是“明白人”,并不是真正的笨,只是去除急功近利,丢掉投机取巧,换句话说,是肯下笨功夫。外祖母割麦子为何比别人快,舅舅的木匠活为何做得好,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先天的禀赋或者特别的秘诀,而只是因为他们愿意比别人多下一些笨功夫。

  与割麦子、木匠活一样,文学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劳动,一项手艺活,同样需要下一些笨功夫。曾经看到过一篇对一位知名作家的采访文章,谈到写作,他说,一直以来,他的观点就是,明白人要下笨功夫。他自己便是这样做的,为了一部不到十万字的作品,他花费了两年时间,行走了上万公里。也曾认识另一位知名作家,对她的那本使其声名远扬的作品,佩服不已,心里寻思,她的笔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后来才知道,为了写作这部作品,她实地采访达一年之久,光是搜集的资料就装了十几箱,采访笔记就做了几十万字。

  然而有些时候,人们也许只看到了表面。比如,将一部作品的成功仅仅归结于抓住了一个好题材,或者是复杂高超的写作技巧的运用,可是却忽视了作者在文本背后所下的那些笨功夫——也许是在写作之前,对于这一题材长期的大量的深入挖掘积累;也许是在写作之中,对作品结构、语言反复地构思及推敲;也许是在写作之后,对初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润色。诚然,一个好的题材或者高超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仅依靠题材,加点想象力,用点技巧,而没有下一些笨功夫的话,这样的作品是达不到厚重的分量的。

  文学写作要下笨功夫。事实上,不少知名作家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们也在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着。这当中,不乏明白人、聪明人、有着先天写作才华的人。何况众多文学青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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