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第一次回家探亲（一）

我于1969年3月17日离开上海。彭浦车站上惊天动地的悲伤哭喊犹在耳边回响，两日后到达贵州独山下车后的难堪遭遇还记忆犹新，好不容易在生产队熬过九个月的光阴，期间经历的痛苦和磨难难以用言语形容，才终于到了12月底冬闲，该准备回家探亲了。一想起要回家，那种兴奋激动之情再也无法压抑。恨不得长出翅膀，立刻飞回上海家中。

回家的车费妈妈早就寄来了。从独山到上海，2196公里，46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车费31.6元，足足是妈妈半个月的工资啊！坐卧铺？根本没想过。恐怕至少要50元，谁花得起那么多钱！当然，也有一些人胆大包天，逃票“潇洒”走一回。可说实话，我既没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那样的习惯，连想都没有想过。或许因为是高中生，受传统教育多了一些，对自己的约束就严格些。买票坐车天经地义，这种念头根深蒂固，根本不会考虑投机的想法。

回家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第一是去理发。因为听说有的知青已经回去了。可谁知刚回到上海，没出火车站就被拦住。当场在车站里把过长的头发胡子都处理了才让出站。原因据说是这种类似“劳改犯”的样子有碍于上海的美好国际形象，谁想要借这种丑陋对社会发泄不满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因此，还不如自己“识相”一点，省得惹出麻烦。第二才是采购。经过千辛万苦，斗私批修，改造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脱胎换骨之功效。九个月下来，分红时，让我惊喜的是，我不仅分得了口粮（现在才明白，我们这是和农民争口粮啊！他们基本上都吃不饱，可我们还要分走本属于他们的那一点点粮食，让他们更饿，这是明摆的事，他们能愿意吗？能高兴吗？），还有15元钱！带上钱，离开前连续两个赶场天就忙着在小镇上转悠，采购一些上海匮乏的物品：木耳，香菇，葵花子，花生，板栗，核桃，笋干都是好东西。老乡们开始抱怨：凡是上海人热衷的东西，立刻就涨价，事实就是如此。也有人买了干辣椒带回家，因为他们已迅速变成半个贵州人了，吃饭如果没有辣椒就不香；还有人干脆带独山特产盐酸菜，辣糟和油辣子，这对于喜辣之人更是上等美味。我记得我还带了两样好东西：贵州的粑粑和米花。后来证明它们在上海是大受欢迎的。就这样，东一样，西一样，归拢来装了足足两大包，心里那个得意劲就别提了。

接下来就该考虑怎么走了。火车是中午时分到站，从生产队到镇上，坐长途车到县城火车站，45里路，1个小时就够了，应该相当容易。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长途班车太少。售票由邮政局长代理。只有三个人的邮局有个麻脸局长，权力不大，却无比神气冷漠。他要照顾的人，第一是干部，第二是熟人。至于知青永远是排在最后（或许个别特别漂亮的女知青可以优待）。考虑下来，与其在邮局排上半天队，却得了个从麻脸嘴中冷冰冰蹦出的“没有！”，然后灰溜溜地回来，还不如甩开已经练就的铁脚板，自力更生更爽快。于是决定：走！而且是半夜12点钟出发，天亮就可走到独山县城。然后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买好车票，正好上车。

预定离开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归心似箭，激动万分，毫无睡意！家里的一切都打包了，反正不用睡觉。晚饭后，围着火塘和老乡们摆开了龙门阵。半夜房东怕我们路上饿，给我们煮了粑粑当夜宵，又甜又糯又热乎，吃罢就出发。挑起行李，大概有四五十斤重，却感觉像根本没挑东西一般（平时挑担总是一百二，三十斤，难怪），轻轻松松就出了寨子。等到上了公路，便迈开大步，肩上的担子吱嘎吱嘎欢唱起来，直奔县城而去。经过大半年的锻炼，我们已经变得很强壮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暗暗的月光下，只听得胶鞋底和公路的碎沙石之间摩擦的沙沙声，几乎听不到喘息声。大家有说有笑，有人哼起了样板戏，有人唱起了革命歌，有人还说起了笑话。走了不到半小时，外套穿不住了，脱下来加到担子上。走到一小时后，大家便沉寂下来，多出来的是粗重的喘息声。两个多小时后来到大坡下。大坡是去县城必经的约200米高的山坡。我们在山下歇一歇，鼓鼓劲，慢慢往上爬，担子似乎越来越重了。但这一点困难算不了什么，不久终于攀上了坡顶。大家歇下担子，喝口水，吃点干粮，让冷风一吹，把汗水收一收，精神又振奋起来。下山时又有人互相开起了玩笑，嘻嘻哈哈之间，大家走得更快了。不知不觉又行了十来里，三分之二的路程已甩在身后。但这时每个人真正开始感到非常累了。走啊走，心里只觉得奇怪，为什么还不到呢？这时我们走不了多久就要休息一下，而且休息的间隔越来越短，而休息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了。黎明前的黑暗实在难耐，睁大了双眼，只能勉强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点路面，只得慢慢往前捱。而且瞌睡也开始上来了，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想，心里只念叨：怎么还不到？怎么还不到？猛然之间惊醒，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可能。但眯了不过两秒钟，脚却还在走。太可怕了！心里叮嘱自己，千万不能再睡着了！太危险了！

终于天际微微露出一点光亮，在朦胧的晨曦中，有人依稀望到了县汽车站的大门。到了，我们终于快到了！大家不禁欢呼起来。顿时觉得又有了劲，你追我赶地冲向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