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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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6817)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8-09 01:05:42 最后更新时间:2017-08-09 01: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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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地解决脱实向虚问题
自今年4月银监会下发《关于切实弥补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的通知》后至今,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显示,银监会系统开出罚单超过了1000张,单张罚单最高1670万元,三分之二罚单与信贷业务有关,比如信贷资金改变用途、违规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资产质量真实性严重不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等。这是对过去几年金融监管滞后的纠正,以“严紧硬”改变监管工作的“宽松软”。

在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大爆发”的阶段,以促进经济转型的名义,通过金融创新改变“金融抑制”的现状,从而形成了金融监管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这不仅表现在以金融创新为名义的P2P大行其道,还包括银行信贷的大量违规操作,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

银行业的首要任务是风险控制。但是,在一个影子银行崛起的时代,银行业的传统业务遇到了挑战。首先,这个时期金融监管政策对银行信贷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对地方融资平台、地产开发等领域,这种信贷限制间接引发了以理财、信托等产品为主的影子银行的繁荣,市场收益率走高。这样一来,大部分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不得不考虑利润因素,并将利润置于风险控制之上,往往在信贷业务方面有违规操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市场化的融资方式成本过高,也鼓励客户挖空心思从银行获得资金,在虚拟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谁能从银行拿到资金,就能产生更多的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资金价格的结构性分化导致银行与客户都想冲破限制、各取其利,经济脱实向虚则火上浇油。在这个过程中,恰恰金融监管宽松,就会造成所谓监管政策与各种限制性措施徒有其表。从统计看,银监会系统对信贷类业务处罚原因包括虚假授信、挪用贷款、违规发放贷款等。比如,深圳农村商业银行领到20万元罚单,案由是“向项目资本金不实以及比例不达标的企业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其中,房地产业是重灾区。这是因为,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银行业的信贷投放空间受到限制。在考虑信用风险的同时又要扩大信贷投放,银行只能优先选择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国有企业,另一个就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一度被银行业认为风险最低、收益最高,尤其是不良率还比较低。因此,银行部门除了可能违规发放地产开发贷款之外,更是将按揭贷款视为优良资产,在按揭贷款资质审查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个人收入很多是由中介提供虚假证明,有的银行并未调查。

在去年楼市暴涨的过程中,一些个人住房贷款首付资金来自P2P平台、小贷公司、房企或房地产中介等渠道,更有一些将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支等资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等。也就是说,在银行按揭贷款规模屡创历史新高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也是银行业对按揭资质过度放松审查的结果。这无疑增加了按揭贷款风险,大量投资者或刚需客户首付款来源于各种借贷,甚至可能是零首付,意味着这些按揭可能有“次级贷款”的性质。

在经济转型期内,传统产业遭遇产能过剩与转型升级的压力,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银行部门业务必然遭受挑战,一方面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信用风险上升。这种结构性问题并非是金融抑制造成的,以化解结构性难题而出现的金融创新会导致结构更加扭曲。因此追逐利润的金融部门会将资金源源不断输入到虚拟领域,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与资产泡沫。脱实向虚会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又会反作用于金融体系,导致金融部门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形成恶性循环。

金融体系脱实向虚没有得到及时的抑制,导致银行部门如果不参与金融套利游戏和地产盛宴,则会在收益上落后同行,好孩子受到惩罚。经济结构的扭曲与金融监管宽松结合,导致虚火更旺,鼓励银行业火中取栗。

现在,有关部门正在不断加强监管。但光靠处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从经济结构调整、完善金融市场以及推动监管改革等方面入手,系统性地修正结构性扭曲。

外储连增6个月共825亿美元 资本外流压力犹存
顾月
见习记者 顾月 北京报道

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以美元计值的外储3.081万亿,较上月增加239.3亿美元,为连续6个月增长,也是自2014年6月以来的最长上升周期。

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有关负责人在2017年7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中表示,7月跨境资金流动稳定;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总体升值,推动以美元作为计量货币的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上升,是7月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

多位外汇交易员与分析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今年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超出了市场预期,也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了相对坚实的基础,但是外汇占款一直与外汇储备呈现逆向变化,也就是说资本外流压力仍然存在。

“预计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仍将小幅度增加。但不能单凭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就认为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已经完全扭转。”某香港外资银行投资部门研究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根本来看,当前人民币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但随着国家发展,中国必然需要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需求会一直存在甚至不断上升。届时就需要监管部门从经济、监管政策、人民币国际化等各方面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截至2017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较今年1月最低谷时期上涨了825亿美元。8月7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7228,较今年初上涨了3.27%,且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均有明显涨幅。

汇率折算因素是增长主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外汇分析师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是国内外多项因素共同好转所致。

“从中国自身情况来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外汇监管政策趋严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逐步企稳,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回稳向好。”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在此背景下,银行结售汇逆差状况趋于改善,市场主体购汇意愿减弱,结汇意愿增强,推动外汇储备持续回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从去年底开始,监管部门多次强调并完善既有的外汇管理政策,如禁止个人利用便利购汇额度进行海外资产投资,加强对个人购汇、企业对外投资真实性审查,对企业境外投资、内保外贷等提出更为细致的指导。此外,今年外管局公开通报了43例外汇违规案例,并处罚了多家银行。

今年以来,美元指数走势偏弱,已从最高点的103跌至目前的93.3左右,而非美货币整体升值。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左右投资为非美元资产,所以这些非美资产估值提升,给外汇储备带来了整体的升值。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表示,7月汇率折算因素是央行官方外汇储备显著增长的主因,预计7月汇率折算因素的影响为+291亿美元,如果扣除该因素,央行官方外汇储备实际增长为-52亿美元,二季度汇率折算因素的平均每月贡献是+157亿美元。

此外,对于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带来的增量外资入场、外汇供求进一步平衡的情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学家大多对此表示谨慎乐观。

“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于吸纳外国金融资本当然有积极影响,但短期内这个影响有多大,还不好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短期内更大的可能性是,境外金融机构运用已经在中国境内的资金来购买金融资产,即资产从银行转移到资本项目。但是否会大规模进场,还要看后续发展情况。”

下半年外汇占款或零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却一直在减少。2017年1月末到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共增加了585.85亿美元,但外汇占款却减少了2067亿人民币。

“外汇储备计入了非美货币的汇率折算因素,而外汇占款反映的是取得外汇资产时的人民币成本,不反映汇率折算因素。”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汇占款的减少,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差额仍然为逆差,反映此轮的外汇储备增长更多是因为美元疲软下的估值效应。”

长期以来,央行外汇占款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和国内流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即在外汇占款上升期间,央行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外汇而投放人民币,但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减少,及央行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改变,这一逻辑也在发生变化。

“外汇占款减少的原因是央行在市场上卖出外汇,释放外汇流动性,但预计随着外汇储备和汇率企稳,下半年外汇占款可能是零增长,即央行不再投放外汇,也不回收外汇,而是希望外汇交易市场可以自发取得平衡。”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且目前外汇占款下降速度明显放缓,其下降幅度对人民币流动性的影响减少,也减轻了央行货币投放压力。预计下半年央行将维持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逆回购、MLF等维持流动性基本稳定。”

一位国有银行交易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银行资金面基本维持紧平衡状态,央行主要通过逆回购和MLF对市场释放流动性,但投放力度远不如去年同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中国货币网公布数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货币净回笼3050亿元,而去年同期则是净投放7838亿元,且逆回购以7天、14天为主。

长江证券研究所研究员赵伟近期发布的报告表示,2017年外汇占款降幅收窄是货币投放出现变化的重要原因。今年以来,美元震荡走弱,人民币汇率预期趋于稳定,外汇占款下降明显趋缓,减轻了央行货币投放压力,因而通过MLF、逆回购等方式投放的货币明显低于去年。预计年内来看,美元或总体呈现弱势格局,人民币汇率预期仍将趋于稳定,外汇占款或将继续修复,货币主动投放压力会进一步缓解。


专访国研中心宏观经济部副研究员许伟: “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有利于降低居住成本”
王尔德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日前,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许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共有产权住房是北京市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调控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伟指出,目前的改革方向是回归房屋居住属性,但在一些制度设计上需要更加细化,确保制度更加开放和公平。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共有产权住房是此前北京自住房的升级版。你如何看待北京过去的自住房政策?

许伟:《征求意见稿》提到了,一旦文件生效,未销售的自住型商品住房应该按照新规定管理。自从2013年北京市加快中低价位的自住房政策实施至今,目前已经累计供应近6万套,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京籍无房、保障房轮候家庭的住房需求,但2016年和2017年供给逐年减少。

《21世纪》:从自主房到共有产权房,发生了哪些变化?

许伟: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保障覆盖范围更广。从户籍为北京的家庭拓展至没有北京户籍的“新北京人”。同时,被保障对象可以先购买部分产权,更能够体现保障属性。

其次,更加强调属地原则和职住平衡。过去自住房项目位置相对偏远,而共有产权住房更加强调职住平衡和精准分配。

第三,产权转让方面体现了住房的居住属性。自住房取得房屋所有权5年以后可以上市转让,所得收益30%上缴。共有产权5年后也可以回购或转让相应的产权份额,而且产权代持机构同等条件可以优先购买。

第四,更加强调居住质量。例如,共有产权住房将按照适用、经济、安全、绿色、美观等要素去规划设计建设,全面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对层高、车位、配套基础设施和选址都有具体要求。

《21世纪》:《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区的房源都要有不少于30%的比例用于满足没有北京户籍的“新北京人”的住房需求,你如何评价这一比例?是否合理?

许伟:客观地说,这比已有的保障房政策有较大的改进,保障的对象已经部分覆盖到没有北京户籍的“新北京人”。

但具体哪些“新北京人”可以受益呢?《征求意见稿》定义的可以享受共有产权住房的“新北京人”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条件的、在项目所在区稳定工作的非本市户籍无房家庭”,但针对这一前提的具体条件目前尚无规定。未来是否会采取类似“本区工作+N年社保/纳税”的规定?现在还不太确定。但总体看,设置条件应更加公平合理,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加强不同主管部门的信息共享。

从分配比例上,未来可以顺应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情况,扩大“新北京人”的保障比例,比如提高到40%以上,因为根据北京市的统计北京非户籍人口比例已经接近40%,而且住房拥有水平较户籍人口低。

《21世纪》:共有产权住房将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具体怎么确定个人的出资共有比例?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浮动区间?

许伟:《征求意见稿》提出的具体比例是基于单个项目分别确定,具体购房人产权份额,参照项目销售均价占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价格的比例确定。

可以根据需要保障的夹心层人群年均收入和适当的房价收入比,同时综合考虑土地、建设、营运代持成本和开发商利润等因素,综合确定一个区间比例。例如,此前,江苏淮安的做法是困难家庭可以选择出资不低于房价的60%,政府最高可以出资达到40%。

《21世纪》:《征求意见稿》提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应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的价格,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并考虑家庭购房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销售均价在土地供应文件中予以明确。具体低多少,有没有建议比例?

许伟:在共有产权比同地段、同品质的商品房价格降低比例上,《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是基于每个项目分别确定。但比照的基准一定程度上可以参考自住房比周围商品房低30%的比例作为参考。

《21世纪》:你如何评价共有产权房的回购机制?

许伟:这一政策更加强调了房屋的永久居住和保障属性。但是在回购机制上,需要注意第三方房屋评估的独立性、科学性和公开性,确保估值的合理性。

《21世纪》:你对《征求意见稿》还有哪些修改建议?

许伟:首先,涉及各区操作层面的有些规定需要细化和优化。第一,政府与个人共有的比例需要进一步确定,是北京市统一确定还是分区确定?是先定一个区间再由各个项目来定,还是直接由各个项目来定?第二,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比区域商品房销售均价低多少,是每个项目都不同,还是统一做出规定?第三,北京和各区每年供应的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总量有多少?城六区和郊区县怎么体现差异?

其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合理安排共有产权住房建设用地,并在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及土地供应计划中单独列出、优先供应”,但这有一个前提,即确保每年的土地供应总量要适度增加,提高北京市住房供给总量。

第三,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两种共有产权住房的类型,一种是政府与个人共有产权的住房,另一种是在重点功能区、产业园区范围内及周边建设筹集的面向人才的共有产权住房,这一种需要另外明确规则。

《21世纪》:这一政策对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将产生哪些影响?

许伟:该政策是北京市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调控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针对的是部分城市夹心层,和现有普通商品房的购房人群替代性并不明显。从长远看,有利于降低居住成本,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编辑 欧阳觅剑)


消费在经历不容忽视的趋势性变化
伍戈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伍戈

长期以来,消费在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但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一季度更是高达77.2%,这使得不少研究者开始重视消费的作用。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等消费品的销售放量、网上零售等消费业态的涌现,更是燃起了资本市场对消费的热情。不少研究甚至还将对消费的乐观作为经济“新周期”开启的一个重要理由。那么,当前消费的高贡献率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认识消费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未来消费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些对于我们研判宏观经济大势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消费的高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纵观历史,消费对GDP贡献率的高企未必表明消费增长的提速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理论上,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等于最终消费支出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其往往与短期经济波动因素息息相关:

一是消费的高贡献率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内生动力的增强,而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式的变化,即表明投资增速相对消费增速下降得更快。由于消费增速变化通常比投资更为稳定,因此在经济趋缓或者下行时期,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会小于投资。此时,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会明显上升,消费与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程度的“此消彼长”关系(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小,可暂忽略其影响)。正因如此,历史上经济增长趋缓或下行时,消费的贡献率往往都比较高,例如1999年我国经济增速处于谷底,消费贡献率却上升至90%左右。

二是消费的贡献率波动还与季节性因素有关。从过去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消费贡献率一般在一季度都相对较高,在二、三季度则相对走低。消费贡献率之所以在季度之间会呈现明显规律,可能与消费占比在季度之间的规则变化有关。今年二季度消费的贡献率已经在一季度的基础上明显下降。随着季节性因素的消退以及实际投资增速的企稳,预计三季度消费贡献率可能还将继续下降。总之,仅根据消费贡献率高的现象就断言消费乐观的看法是不够准确的。

影响消费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

既然消费贡献率的高低与消费内生增长动力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那么,目前我国消费的内生增长动力究竟如何呢?理论上,影响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其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消费增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东亚经济体,日本在消费传统、居民储蓄偏好等方面与我国较为接近,其发展历史也许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日本的历史表明,消费的长期增长确实由可支配收入增长来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较为缓慢且影响较小。从我国的数据来看,居民消费的增长也主要受到收入增长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速度都呈现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在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将主导我国消费增速的长期下行趋势。尽管随着社保体系的不断完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可能有所提高,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其未必是影响消费增长的主导性因素。

从短期看,我们预计消费增速保持基本稳定。预计今年的社零增速将略低于去年,其中:(1)汽车类(占比27.8%)零售额由于购置税优惠减半以及2016年对需求的部分透支,预计基准情形下今年有5%的增长,乐观情形下为8%;(2)房地产类零售额(包括家具、家电等,占比10%),在商品房销售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预计今年的增速将低于去年,全年可能在8%左右;(3)石油及制品类(占比12.9%)零售额增速近几年波动非常大,如果以2017年WTI原油均价每桶55美元为基准情形,则对应的石油类零售额涨幅为10%;(4)剩下的其他类占比较大但波动相对稳定,预计今年累计增速在8%-9%之间。综合考虑以上各部分的预测及权重(以上是对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的分解及预测,再根据其结果预测社零整体增速),预计中性情形下2017年的社零增速为10%,略低于2016年的增速(10.4%),乐观和悲观情形下则分别为11%和9%左右。

消费的亮点

尽管从增速上看,消费的长短期增速表现都略显平淡,然而,无论是从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还是从消费的内部结构上看,消费都充满着不容忽视的趋势性变化,彰显其并不平淡的一面。在这些方面,中日两国有着惊人相似的转型历程。

第一个特征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消费率持续攀升。消费率(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是观察消费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在年轻时候会更多地进行储蓄,在年老会更多地消费,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推动消费率的提升。

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此前日本消费率有过一段时间的连续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抑制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开始转向紧平衡,整体工资水平有了较快增长,进而带动了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日本自197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消费率开启了长期上升的趋势。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大概出现在2007年前后。此前我国的消费率也像日本一样,有过一段时间的连续下降。但跨过该拐点之后,消费率下降的势头逐渐变弱,并终于在2010年开始了显著上升的趋势。按照国际标准,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深,我国的消费率也将在未来的较长时间不断上升,经济结构逐渐由投资向消费转型。

第二个特征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明显变化,部分消费行业和领域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仅不平淡,反而充满了诸多惊喜。

一是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从日本的经验看,消费转型过程中服务类消费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快于商品类增速,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从1963年的42%逐步提高到目前的60%以上。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有所下行,但服务类消费增速保持稳定并且开始高于商品类消费,对消费增速的稳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已经处在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大趋势之中,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已经并还将继续上升。

二是由必需品消费向可选消费品升级。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居民消费中的食品衣着支出占比持续明显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63年的36.6%下降到2016年的24.1%。同时,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类别的占比不断上升。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也推动了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的提升。目前,我国各消费类别的占比变化趋势与日本高度相似,预计未来消费转型升级的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三是由线下消费向网上消费迅速转变。网络购物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对传统的消费业态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近两年网上实物商品零售的复合增速在30%以上,远远高于社零总体10%左右的增速;网上消费的占比也逐渐提高,2017年上半年已达到14%,预计未来还将继续提高。网上消费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消费的便捷度、丰富了消费选择,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未来仍将进一步拉动消费的增长。

综上所述,现阶段消费可以支撑的不是经济增长提速的周期,而是经济结构逐步改善的周期。由于消费的相对稳定性,其未必能提供经济增长加速的动力,而只能扮演“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展望未来,关注与消费有关的结构性变化,或许比关注消费本身的增速更为重要。(编辑 欧阳觅剑)



出租车行业利润受挤压 多地酝酿上调运价
王峰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导读

巡游出租车行业目前的境况部分来自于网约车的竞争,而网约车实行的动态调价机制、员工薪酬模式等,又是巡游出租车运价改革的方向。

“两年前,每天开12个小时车,每月起码有六千多元收入。可今年旺季可能也就四千余元,淡季不足三千元。”珠海公交柏宁出租车有限公司司机杨俊峰说。

“现在快餐价格、房租价格、小孩学费都在上涨,但是出租车的价格没有涨过。”另一名出租车司机许玉乐说。

珠海市8月2日就出租车运价举行听证会,连续运行21年的出租车价格方案将迎来调整。据不完全统计,近期福州、秦皇岛、遂宁、桐城、长治等地先后上调了出租车运价,南京、济南、济源、襄阳等地已开始征求意见,或正在组织听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已满一周年,出租车行业却愈益陷入司机流失、公司亏损的窘境。由全国近60家出租车企业和协会成立的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7月下旬致函国家发改委,呼吁优化完善出租汽车的结构性运价。

“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运价改革,不能片面理解为出租车涨价。”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秘书长葛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巡游出租车行业目前的境况部分来自于网约车的竞争,而网约车实行的动态调价机制、员工薪酬模式等,又是巡游出租车运价改革的方向。

公司亏损司机流失

近期出租车已经或拟调价的城市中,秦皇岛上次调价是在2006年,长治是在2010年,珠海则是在21年前,出租车运价脱离市场行情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的报告显示,从1990年到2016年的26年间,上海市出租车的运价只增长了34%左右,而同期上海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182元猛增到54305元,涨幅近24倍,同比上海市CPI指数则上涨了277%。

最近10年,上海和北京的出租车运价尚有24%的涨幅,而广州和深圳的涨幅分别只有2.5%和3.5%,与两地157%和116%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强生出租公司2016年经营净利润为-6251万元、单车净利润-461元/月,首度出现了亏损。报告称,国内主要城市的出租车公司也大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

中小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发展也不乐观。河南省济源市价格成本监测所对今年5月10日-8月2日的出租车价格监审发现,当地财政补贴前,出租车单位里程行驶平均成本为1.23元/车.公里,补贴后为1.15元/车.公里,而目前运价为每公里1.2元。

行业不景气造成出租车司机的大量流失。

福州市物价局文件显示,不少司机选择离开巡游出租车行业。由于缺少司机,许多车辆由原两班制改为一班制,一些车辆处于停开状态。截至2017年3月,4家国有出租车公司直营的2286部车辆配有2317个司机,人车配比仅为1.01:1,缺少司机2718人,有662部车辆停运。

“前两年,大量巡游出租车司机流向网约车行业,最近半年来,由于网约车停止补贴,有一定的向巡游车回流现象。”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秘书长葛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他不确定能否恢复至网约车补贴前的水平。

“巡游车与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双向流动,对整个出租车行业来讲才是健康的,这样相互刺激才能提升服务水平。人员的流动只是新老业态融合的第一步,下一步将会出现网约车公司收购或联合巡游车公司的现象。”南京卓讯汽车租赁公司副总经理殷浩说。

出租车如何动态调剂?

“巡游车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下,导致有的司机在高峰期宁愿休息也不愿亏损接单,相比之下,网约车的动态调价机制更具竞争优势。换句话说,巡游出租车的运价不能用市场杠杆满足供需变化。”殷浩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但网约车动辄1.5倍的调价近期也饱受批评。今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就批评滴滴的加价模式:如果经营模式是设法在消费者之间引入竞争,让消费者相互竞价方能获得未有丝毫品质提升的服务,毫无疑问是不道德的。

相比之下,实行政府定价的巡游车如果调价要先开听证会,“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听证为单次调整,我们建议将出租车运价与当地的物价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燃料成本等数据建立联动关系,对运价联动机制进行一次听证后,可以定期根据条件的变化,自动进行调价。”葛磊说。

“但出租车的调价不能像目前网约车这样一天之内就调几次,否则会让乘客觉得随意性大、不公平,”葛磊说,“可以在高峰时段和节假日采用统一标准的浮动价格,比如台湾地区就规定春节的那一周,出租车每单加收20元。”

目前南京、福州等地已明确提出由政府定价向政府指导价过渡。比如,南京市将由政府发布出租车的起步价、每公里车费、价格浮动范围。出租车经营者根据车辆等级、服务质量等因素,在浮动范围内,确定实际执行运价。

据《法制日报》报道,时建中认为滴滴高峰期“任性加价”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力度持续趋软。

而巡游车的动态调价将是在监管之下进行,比如长治市规定,巡游出租车经营者在正式实施上下浮动运价标准前5个工作日,报市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并在巡游出租车内或选择车辆顶灯信息、网站、新闻媒体等多途径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哪个省份居民收入涨得快? 2017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速排行榜出炉
定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 定军

导读

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分别是西藏、贵州、云南等地,居民收入增速较快的地区,一般经济增速和工业增速也相应较快。做大工业一定能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但是并不一定导致居民收入增速和整个经济增速一致。而服务业比重较大的北京和上海,居民收入都跑赢了GDP。

哪个地区居民收入跑赢了GDP?不是经济增速最快的西藏、重庆,而是北京、上海和辽宁。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2017年上半年,北京、上海、辽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分别为9.1%、8.6%、6.2%,分别高于名义地区生产总值(GDP)的8.7%、7.4%、-19.6%的增速(由于无法获得去除物价后的实际居民收入,所以暂时不用实际居民收入和实际GDP增速比较)。

这是全国仅有的三个居民收入跑赢了GDP的地区,辽宁因为统计数据调整等因素,暂时不能作为正常样本。而北京、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服务业,与全国水平相比经济增速并不算快。

很多地区工业和经济增速比较高,居民收入增速也快,但是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差距大。比如贵州、宁夏今年上半年名义GDP增速分别达到了16.11%和16.14%,分别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5.21、6.48个百分点。

因此,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单纯追求GDP的高增长,或者单纯追求居民收入跑赢GDP,均不是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应当尽量争取GDP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接近,即实现同步增长。

藏黔滇居民收入增速最快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通过分析全国统计数据发现,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分别是西藏、贵州、云南、青海、宁夏、新疆、江西、重庆等地。其中,西藏、贵州、云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增长10%以上,西藏甚至高达14%以上。

有意思的是,居民增速增长最快的地区,一般是经济增速和工业增速很快的地区。比如西藏、贵州、云南三个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分别是2017年上半年工业增速的第一、第三、第四名。这三个地区也是全国经济增速第一、第三、第四名(实际增速)。从GDP名义增速来看,西藏、贵州今年上半年分别达到了17.59%、16.11%,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三名。

经济增速慢,一般居民收入增长也会比较慢。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长最低的四个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居民收入名义增速均低于7%,实际GDP增速为全国倒数第六、第四、第三、第一。从GDP名义增速来看,这四个地区除了山西排名靠前,吉林、黑龙江、辽宁增速分别为全国倒数第五、第三和第一。

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基本上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要提高经济增速,最主要的是提高工业增速。

从今年上半年以及过去多年的数据看,一个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与经济增速直接正相关。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最快的是西藏,增速达到14.1%,实际、名义经济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都是第一。重庆、贵州、宁夏和云南,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分别为10.4%、10.0%、10.0%、9.9%,位居第二到第五名。重庆、贵州、宁夏和云南实际经济增速分别为全国第二、第三、第五、第四,居民收入增速分别为全国第八、第二、第五、第三。

京沪居民收入跑赢GDP

是不是只要做大工业,居民收入增速就能跟上?不完全是。

做大工业一定能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但是并不一定带动居民收入增速和整个经济增速一致。经济增速太快,居民收入增长未必能赶上经济速度,甚至可能差距会拉大。

2017年上半年,很多地方的居民收入名义增速与GDP名义增速差距拉到了5个百分点以上,差距最大的达到了8个百分点以上,这包括贵州、宁夏、安徽、江西、重庆、山西、陕西。换句话说,GDP增速加快时,居民收入也在加快,但是居民收入增速赶不上GDP的增速。

为什么经济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出现这样的差距?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GDP名义增速与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地区,一般是服务业比重小,工业比重大的地区。

2015年,江西、重庆、陕西、安徽、宁夏、贵州的服务业比重在全国靠后,不到50%,一般也只有45%左右。2017年上半年,这些地区工业比重普遍很高,而服务业比重比较低。

2017年上半年,宁夏、贵州、安徽、江西、陕西的服务业比重分别在42%-46%之间,比全国54%左右的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这些地区的二产比重(主要是工业)较大,一般在50%左右(贵州因为农业比重大,今年上半年二产比重为42.9%)。

全国服务业比重最大的两个地区是北京和上海,今年上半年服务业比重分别为八成和七成左右,两地居民名义收入增速分别为9.07%、8.60%,分别高于名义地区生产总值(GDP)的8.70%、7.35%(辽宁名义GDP增速为负数,居民收入跑赢GDP为特殊因素,此处不列入)。

为什么服务业比重大的地区居民收入跑赢了GDP?

这是因为,这些地区一些服务业占据了经济较大比重。京沪两地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了后工业社会阶段,两地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业是最大的几个产业。这些产业均属于人力资本为主的产业,生产效率难以像工业那样快速提升,但居民收入比较高。上海和北京今年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99万、2.86万元,收入增速为全国前两名。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如果经济增长太快,经济增速远超居民收入增速,居民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同步享受发展成果,就不可持续。反之,经济增速很慢,居民收入大幅高于经济增速,这也不可持续。

各个地方要提高居民收入,需要大力发展工业,但是也不忽视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大力发展可以使得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达成均衡水平。

工业能迅速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但是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更快。服务业更能带动居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分得的蛋糕更多。

对于每个地方而言,应该同时重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得GDP增长更多转为居民收入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适应,从而保持可持续发展。

“债转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7000亿项目落地在即 百亿注册门槛预防一哄而上
李玉敏;辛继召
本报记者 李玉敏 辛继召 北京、深圳报道

导读

“监管层并不希望债转股实施机构一哄而上。”北京一位国有大行高管表示,“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亿,而且必须是自有资金,这和四大AMC成立之初的标准类似,要满足这个条件的银行并不多。”

银行通过子公司落地“债转股”,实施标准终于现身。

8月7日,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银监会拟规定银行新设立的债转股实施机构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由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债转股实施机构应由一家境内注册的商业银行作为主出资人,且持股比例不低于50%。

对于债转股实施机构的注册资本,征求意见稿中要求,“应当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1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且,银监会还可以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调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不得少于100亿的最低限额。

债转股为主业不低于50%

“(从最低100亿元注册资本看),监管层并不希望债转股实施机构一哄而上。”北京一位国有大行高管表示,“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亿,而且必须是自有资金,这和四大AMC成立之初的标准类似,要满足这个条件的银行并不多。”

至于哪些银行可以成为出资人,还需符合的条件包括: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债务资金和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权,不将所持有的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等。

其他参股机构则要求,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其净资产的50%,且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最近1年年末净资产不得低于总资产的30%。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债转股实施机构的主业为债转股,要求全年主营业务占比或者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原则上不应低于总业务或者总收入的50%。不过除了债转股,实施机构还能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处置等必要管理。

此外,债转股实施机构除了能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发行金融债券等,还能通过同业拆借、同业借款等方式融入资金。自有资金也可以开展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等业务。

前述银行业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债转股实施机构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允许参与同业拆借是其基本职能。不过能从同业融资,其资金来源就会更广泛,成本也更低。

至于实施机构为银行的子公司,又受让银行的债权,“左手倒右手”是否存在道德风险?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实施机构向商业银行收购银行债权应严格遵守洁净转让、真实出售的要求,通过评估或估值程序审慎评估债权质量和风险,进行市场公允定价,实现资产和风险的真实完全转移。”

并且还特别强调,不得接受债权出让方银行机构出具的本金保障和固定收益承诺,实施利益输送,不得协助银行掩盖风险、规避监管要求。也不得让债权出让银行使用资本金、自营资金或理财资金提供直接或间接融资,不得由债权出让方银行及其关联机构以任何方式承担显性或者隐性回购义务。

7000亿债转股项目待落地

与之同步,四大行旗下债转股实施机构获批筹建并成立。

8月2日,建设银行旗下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建信投资”)开业,注册资本120亿元,为建行资本金规模最大的子公司。原建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谷裕担任建信投资董事长,原建行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债转股业务负责人张明合担任建信投资总裁。

同期,农业银行旗下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农银投资”)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亿元。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债转股实施企业上,不得对四类企业实施债转股。包括: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失信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

从目前已签约项目看,债转股以国企为主,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交通运输、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等行业。

目前债转股已全国铺开。根据四大MAC之一的东方资产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6月9日,本轮债转股共签约56个项目,涉及45家企业,签约规模7095亿元,单个签约规模以100亿元左右为主。

山西、陕西等煤炭、钢铁行业居多的省份,对债转股较为积极,签约项目较多,规模较大。其中,山西、陕西签约项目分别为8个和7个,签约规模均为1200亿元;山东、河南、甘肃的债转股签约规模分别为970亿元、725亿元和680亿元。

债转股企业通常是大型企业。在签约项目中,总资产超千亿的企业占比为67.86%,员工人数过万的企业占比为73.21%。目前实施债转股的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其中,省属企业最多,央企排在其次,市属企业最少。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债转股签约占总签约规模的98%。

值得注意的是,已签约债转股企业中,是上市公司或下属企业有上市公司的企业个数占比达82.14%,其余未有上市平台公司的也多数有上市预期。东方资产认为,这为最后的债转股股权退出做铺垫。

















建立专项债市场,约束地方政府投融资冲动
8月2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提出打造立足我国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地方政府“市政项目收益债”,指导地方政府按照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2017年优先选择土地储备、政府收费公路2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在这两类之外,各地还可以自行选择重点项目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

《通知》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2016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共有20类(比2015年减少了5类),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车辆通行费收入是收入最多的两类,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可见,土地出让收入(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和车辆通行费收入产生现金流收入的能力较强,这应该是优先选择土地储备、收费公路两类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原因。其他收入较多而且稳定的类别,可能被地方政府选择作为试点。

6月初和7月中旬,财政部已联合相关部委发布了《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和《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厦门市、福建省等已成功发行了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河北省的土地储备债券也将于8月4日招标。

从政府文件及发行结果分析,分类发行专项债券、打造中国版“市政项目收益债”,可以实现两个“细分”,一是细分项目,二是细分区域。之前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是省级政府打包发行,政府性基金对应的项目捆绑在一起,发债所得资金要用于很多类项目,偿债所需资金也来源于很多项目(当然,主要来源是土地出让金)。在这样的情况下,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能力是由省级政府性基金的收支状况决定的,投资者只需考虑这个省的状况,而无须区分是哪里的项目,是什么样的项目。而“市政项目收益债”则不同,由于两个细分,投资者就需要考虑这是哪里的项目、什么样的项目,其盈利前景如何,能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用于还本付息。

由于投资者评估不同,不同“市政项目收益债”的融资能力和发行利率就会有差距,而项目的盈利前景、市场需求度就会反映在这样的差距中。从发行结果来看,北京、厦门、福建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利率有较大差距,北京不同区之间也有一些差距。福建省(福州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06%,而北京市朝阳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的票面利率为3.54%。票面利率不同与招标时间有一定关系,但应该也是反映了投资者更看好北京朝阳区的土地储备项目。可以想见,如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不同地区之间的发行利率差距会更大。

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债市上,市场前景好、盈利能力强的市政项目对应的债券会得到市场的追捧,发行顺利,票面利率低;而市场前景差、盈利能力弱的市政项目对应的债券则会被看空,发行困难,票面利率高。而这就会使地方政府在发行“市政项目收益债”时,仔细地掂量这个项目能否盈利、是否必要,那么,就可能能起到抑制地方政府投融资冲动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冲动一向比较强烈,他们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相互仿效。基础设施的确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通过举债扩大基建可能造成超前、过度的问题,而债务的还本付息不能被完全覆盖,造成债务风险。中央多次强调地方债务风险,要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目前的关键是“开前门、堵后门”。纳入预算、限额管理的政府债务不会无序扩张,其规模已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通过“后门”违法违规举债,迫切需要使他们“走前门”。

分类发行专项债券是“开前门”的举措,在限额之内,地方政府——包括市县级政府——可以为能够还本付息的项目发行债券,这就限制了他们“走后门”的动机。与此同时,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还通过细分项目和区域,能使地方政府发债受到更多市场约束。


中国版“市政债”出台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导读

2016年各地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工作,为2017年积攒了约9400亿元专项债额度,89号文出台,将为地方稳步释放更多融资空间。

8月2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下文简称“89号文”),中国版“市政收益债”办法宣告推出。

89号文首次明确地方债的“限额管理”,年内地方可使用的债券规模,除了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还包括上年末专项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

在此之前,各省年度债券发行规模,均严格控制在“当年新增债券限额”内。随着地方加大化解存量债务力度,不少省份债务余额均低于债务限额,这为后续发债腾出更大空间。

2016年各地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工作,为2017年积攒了约9400亿元专项债额度,比2017年专项债新增额度还要多。89号文出台,将为地方稳步释放更多融资空间。

首次明确地方债的限额管理

在此之前,财政部联合其他部委推出了土地储备、收费公路两个专项债品种。

89号文并未框定具体适用领域,具体专项债券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交由省级财政部门制定(方案只需提前报备财政部),明确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一般债券融资,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不同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统筹使用,政府性基金收入彼此调剂的不多,包括土地、交通、港口、水利等政府性基金收入都是分门别类的,专项债的发行与之相对应。

89号文对专项债券规模有所放开,“各地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规模,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本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内统筹安排,包括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上年末专项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这是首次明确地方债的限额管理,除了当年新增债务限额,还包括“上年末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

2015年预算法实施以来的两年时间,各省地方债券发行规模均严格锁定在年度新增限额内,不少省份同时还致力于化解存量债务,这腾挪出大量举债空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截至2015年底,约有16个省份实现了债务余额下降,包括上海、北京、浙江等多省。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末地方专项债务余额约5.53万亿元,而调整后2016年末专项债务限额约为6.47万亿元,中间存在约9400亿元差额。而2017年地方专项债券新增限额为8000亿元,虽然规模相较2016年的4000亿元实现翻番,仍不及地方化解存量债务积攒下的9400亿元。

中债资信评级技术副总监霍志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地方以前通过不规范的PPP等隐性举债较多,推出更多专项债品种,能为地方举债开好“前门”,让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能进一步规范地方债管理。

中诚信地方政府与城投行业分析师杨小静认为,89号文出台,地方可在合适的领域发行专项债券,是“开前门”方面的重要突破,既可以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又实现了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的创新。

发行主体只能为省级政府

89号文指出,这是要打造立足我国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地方政府“市政项目收益债”。

区别于美国市政债,发行主体从州政府到市县政府,范围很广,我国市政债按照预算法规定,发行主体只能为省级政府。

郑春荣表示,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收费公路收入是大头,水利、港口等其他项目收费体量相对较小。选择土地储备、收费公路这两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试点,其他项目交由地方试点,有利于稳妥推进专项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有地方政府已经在筹划推出水利设施、港口建设、机场建设等专项债品种。

目前,已经有北京、福建等地推出了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债券对应到具体项目,评级均为最高级别AAA。

郑春荣表示,与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应该反映项目本身的风险,而不是地方政府的信用,现在地方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债评级均为AAA,不同地方项目发行利率差别不大,市场各方面还需要时间来适应。

东方金诚评级副总监俞春江则认为,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发行人为省级政府,转贷给市县使用,由省级政府发行人偿付,因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获得了政府发行人和项目收益的双重保障。

霍志辉建议,“市政债”操作层面还有待完善,比如发债项目资产包需要进行封闭管理,项目和产生的收入要在专门的机构进行登记、托管,因为把预期收入卖给债权人,这个资产包照理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融资等。


螺纹钢“凶猛”: 价格创三年新高 淡季为何不淡?
董鹏

本报记者 董鹏 成都报道

黑色系归来

这些天,以螺纹钢为代表的黑色期货价格再度连续大涨,似乎又在上演去年的行情。为何传统市场淡季却出现了意外的市场火热?

这与当前市场对供需缺口的预期有关,在打击“地条钢”、关停中频炉等政策的影响下,钢铁市场的预期供给会下降,但是需求端并未明显收缩,甚至可能还在扩张。虽然粗钢产量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但市场普遍认为供需矛盾会加大,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并从实体传导到期货市场和股市。

导读

“由于地产行业处于调控阶段,所以我们一直在观察下游需求,结果通过调研、对比数据发现,螺纹钢需求始终未有明显下降,同时库存也处于很低的位置”,成都一位私募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每年7月,钢铁行业进入淡季,但是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国内螺纹钢价格从7月份开始连续上扬,并一举创下近三年新高。

截至8月2日收盘,螺纹钢期货主力1710合约结算价为3719元/吨。由于期货较现货处于“贴水”状态,所以市场上现货成交价还要更高,8月1日全国25个主要城市HRB400型螺纹钢均价已经突破4000元关口。

“近期决策层对电弧炉政策的强硬表态,使得市场对新增电弧炉带来的供应预期大幅改变”,西南期货钢铁行业研究员夏学钊8月2日介绍称,反观需求端,6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放缓,这预示着中期需求可能也会相对乐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虽然6月底披露的清理地条钢产能为1.2亿吨,但是多数研究机构估算的数量要高于这一水平,按照50%产能利用率折算,合计清理产能约为6000万吨-8000万吨,而需求又未明显下降,缺口相应出现。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钢价始终维持高位,带动了钢铁相关的细分行业上涨,石墨电极、钒铁价格年内涨幅已经分别超过400%、200%,用于不锈钢生产的镍从今年7月也出现了9%的上涨。

供应缺口显现

实际上,随着螺纹钢价格步入高位,已有部分资金开始从期货市场撤离。

Wind数据显示,8月1日,螺纹钢期货持仓额为1075.7亿元,而在7月13日时这一数字则高达1743.2亿元。只是,随着螺纹钢现货站上4000元关口后,8月2日资金再次小幅回流。

需要指出的是,7月13日的持仓金额,已经超出了2016年4月和2014年11月的高点,并一举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之所以资金如此青睐螺纹钢,还在于其行业供需关系发生的改变,尤其是清理地条钢所带来供应端减弱。

“此前市场看空钢价的主要逻辑在于,未来新增电弧炉产能的释放,但是这一预期在决策层表态后随之改变”,夏学钊指出。

他所说的“表态”,即是指国家去产能部际联席会成员、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对中频炉改电弧炉的明确回应,“目前国家没有放宽‘中’转‘电’的政策条件,市场上关于新增电弧炉2000多万吨的产能只是市场上的传说。”

上述表态直接封住了中频率转电弧炉的道路,清理地条钢所产生的缺口也变得更加确定,那么具体又有会多大影响?

相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共取缔、关停“地条钢”生产企业600多家,涉及产能约1.2亿吨。

中大期货研究院商品期货部负责人张灵军8月2日指出,实际涉及产能可能会高于1.2亿吨,“通过行政手段清理地条钢,使得钢铁可能重演了去年煤炭行业的情况,一开始预估的数量并没有这么多,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现数量更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从卓创资讯了解到,据其测算,清理地条钢涉及产能约为1.7亿吨。

只是产能不等于产量,按照50%产能利用率折算,取缔中频炉会减少6000万吨-8000万吨的供应。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为4.2亿吨,2016年全年产量为8亿吨。换言之,清理地条钢使得钢铁行业出现了7.5%-10%的供应缺口。

这无疑为钢价,尤其是螺纹钢的上涨带来了充足理由,更何况目前螺纹钢期货较为现货尚处于“贴水状态”。

“资金层面的因素同样不能忽略,之前央行都是放长端,但是从6月份开始流动性有所改善,开始放一些短期的流动性。”张灵军指出。

原料价格逆向传导

出乎意料的是,曾被认为会大幅减弱的地产需求仍维持在相当水平。

“由于地产行业处于调控阶段,所以我们一直在观察下游需求,结果通过调研、对比数据发现,螺纹钢需求始终未有明显下降,同时库存也处于很低的位置”,成都一位私募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夏学钊也指出,地产投资数据在5月出现拐点后,6月份并未出现明显下滑,同时上半年的累计增速不低,“这意味着,房地产投资对钢材需求同比增长。”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便是,今年上半年,纳入统计的26家挖掘机企业累计销量达70821台,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16年全年。这从侧面也可看出,如今地产、基建行业的开工情况。

虽然电弧炉产能投放,以及吨钢生产利润增加钢企增产,会对下半年供应带来增量预期,但是在夏学钊看来,上述变量可能会顺延至四季度才会体现。

相比之下,短期内存在的期货贴水、地条钢清理政策明显更为确定,这将有望引领螺纹钢价格继续上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铁矿石、焦炭等原料价格7月份也出现大幅上涨,但是吨钢生产利润仍保持在1000元以上。

“根据实时价格计算,螺纹钢1709合约的盘面利润每吨在835元左右,现货价格更高,达到1000元没什么问题。”张灵军介绍称。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钢铁下游主要以地产、基建、汽车行业为主,价格接受能力较强,面对钢铁的高利润,以及自身行业供需情况,上游原料企业也在纷纷提价。

暂且抛开大涨特涨的石墨电极不谈,钢铁行业盈利暴增后,钒系列产品也出现上涨,其中便涉及到了一个生产工艺的问题。

一般来说,想要提高螺纹钢强度主要包括“穿水”冷却工艺,以及增加钒、铌、钛等合金两种方法。

前者成本较低,但是由于钢筋表层氧化膜被破坏,螺纹钢容易生锈,后者虽无上述缺点,不过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就在今年7月初,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开展钢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的通知,将对热轧钢筋等产品抽取检查。钒系列产品消费量增加的预期随之增加,仅今年7月五氧化二钒、钒铁价格便上涨接近一倍。


8大转向,中国式PPP进入2.0时代
朱振鑫

朱振鑫

2015年是推广年,2016年是签约年,2017年是落地规范年。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中国式PPP再一次见证了中国速度,最新季报数据显示,PPP入库项目13554个、投资额16.3万亿元,落地项目2021个、投资额3.3万亿元,落地率34.2%,且PPP落地项目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上升,表明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PPP市场,PPP落地速度加快,对经济的拉动效果逐步显现,PPP改革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式PPP仍处于发展初期,在严控地方债务风险、融资受限的形势下,部分政府和社会资本观念尚未完全转变,对PPP模式理解不够全面、不太正确:政府将PPP视为地方融资平台的替代,是一种单纯的融资工具;社会资本未摆正自身定位,如施工企业不具备运营资质、不愿承担运营风险,只是为了获得短期施工利润;金额机构参与PPP大多希望短期固定回报,不愿意以真股权形式参与,要求各种附加增信保障。从而导致“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被违背,造成PPP项目的异化,PPP项目中出现了变相融资等不规范现象。

为及时纠偏,财政部接连出台50号文、87号文,列示各种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加强引导和监督,防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对此,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措手不及,甚至存在PPP股权投资基金和政府付费PPP项目均被限制的过度解读。尤其是在严肃问责的监管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倍感焦虑和迷茫,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从何而来?金融机构深感困惑和无所适从,据悉50号文、87号文发布后,许多银行暂缓放款,给基建项目融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7月31日财政部PPP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部长史耀斌主持召开进一步推进PPP规范发展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地区对于当前PPP工作中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的汇报,部署进一步推进PPP规范发展工作,表明财政部下一步开展PPP规范管理的思路,标志着中国式PPP正式进入2.0时代,从快速发展的1.0时代到规范发展的2.0时代,中国式PPP将呈现以下八大方面的巨大转变。

未来方向:从发展到规范

从最近密集出台的PPP政策不难看出,规范是未来PPP发展的主旋律。一方面,经过三年多的快速发展,PPP模式中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变相融资等不合规问题,亟待纠偏扬正;另一方面,2017年是风险防范年,PPP模式涉及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与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息息相关,必须规范运行。

关注焦点:从数量到质量

在政策利好的催化下,中国式PPP迎来了井喷式发展,2016年6月底总量首次突破十万亿,2017年6月底入库项目为16万亿,增速惊人。在地方融资受限的情况下,PPP模式被委以重任,成为地方稳增长的“万能药”。界限不清,适用范围不明,致使PPP项目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暗藏着众多风险。同时,部分政府PPP已逼近或超过10%的红线,因此,未来会更加关注PPP质量,防止PPP泛化,禁止打着PPP的旗号“混淆视听”。

主导模式:从政府到市场

在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时代背景下,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系列性PPP政策文件,大力推广PPP模式,纷纷推介PPP项目。可以说,中国式PPP是由政府主导,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但是,这是与PPP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背离,只有规范操作的PPP才能激发市场活力,进而健康成长。

功能定位:从融资到管理

PPP不是一种单纯的融资模式,而是一种综合的管理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社会资本,还包括出资方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创新能力、市场约束等“附加值”。但是过去地方政府在推广PPP模式中操之过急,将其异化成一种融资工具。未来必须摆正PPP的功能定位,PPP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改革,推广PPP模式是要推动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和资源,提升管理能力,促进公共服务体制增效,而不是单纯地解决融资问题。

考核重点:从建设到运营

不管是新建项目常见的BOT、BOO模式还是存量项目普遍采用的ROT、TOT等模式,均包含了运营环节,这是PPP项目的核心,希望发挥社会资本优势,提高效率。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建设轻运营”的现象十分普遍,违背PPP模式初衷。对此,未来史部长提出对于不包含运营内容、社会资本不实际承担项目运营风险的项目,不得安排财政资金。另外对于政府付费项目,绩效付费逐步成为重要的抓手,地方财政部门要从“补建设”向“补运营”逐步转变,倒逼社会资本重视项目运营。

合作期限:从短期到长期

当对PPP项目真正践行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营后,会对社会资本的资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作模式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在绩效评价方式发生变化后,社会资本难以获得短期的可锁定收益,只能通过提供长期优质服务来保障自身收益。

融资方式:从单一到多元

在PPP模式发展初期,银行是主要的资金供给者,考虑到银行的流动性偏好、收益率要求和安全性保障等因素,银行参与PPP模式较为审慎,PPP一度面临着融资困境。但近期,对PPP模式的融资支持政策不断加码,PPP基金、PPP项目专项债、PPP资产证券化、险资对接PPP等逐步推进,未来 PPP融资方式势必多元化,越发丰富。

风险分配:从分担到共担

风险共担是PPP模式的一大要义,但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参与,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回购、保底承诺、兜底等方式实施项目,承担大部分风险,致使风险分配不均,武汉地铁便是典型的一例,遭到财政部核查。在风险分配上,应该做好风险识别,让更有能力、更有优势的一方承担相应风险,每一种风险都由最善于应对该风险的合作方承担,进而实现整体风险最小化。

中国版“市政债”出台: 主动权下放省级政府 地方新增9400亿发债空间
周潇枭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导读

2016年各地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工作,为2017年积攒了约9400亿元专项债额度,89号文出台,将为地方稳步释放更多融资空间。

8月2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下文简称“89号文”),中国版“市政收益债”办法宣告推出。

89号文首次明确地方债的“限额管理”,年内地方可使用的债券规模,除了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还包括上年末专项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

在此之前,各省年度债券发行规模,均严格控制在“当年新增债券限额”内。随着地方加大化解存量债务力度,不少省份债务余额均低于债务限额,这为后续发债腾出更大空间。

2016年各地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工作,为2017年积攒了约9400亿元专项债额度,比2017年专项债新增额度还要多。89号文出台,将为地方稳步释放更多融资空间。

首次明确地方债的限额管理

在此之前,财政部联合其他部委推出了土地储备、收费公路两个专项债品种。

89号文并未框定具体适用领域,具体专项债券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交由省级财政部门制定(方案只需提前报备财政部),明确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一般债券融资,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不同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统筹使用,政府性基金收入彼此调剂的不多,包括土地、交通、港口、水利等政府性基金收入都是分门别类的,专项债的发行与之相对应。

89号文对专项债券规模有所放开,“各地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规模,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本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内统筹安排,包括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上年末专项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这是首次明确地方债的限额管理,除了当年新增债务限额,还包括“上年末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

2015年预算法实施以来的两年时间,各省地方债券发行规模均严格锁定在年度新增限额内,不少省份同时还致力于化解存量债务,这腾挪出大量举债空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截至2015年底,约有16个省份实现了债务余额下降,包括上海、北京、浙江等多省。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末地方专项债务余额约5.53万亿元,而调整后2016年末专项债务限额约为6.47万亿元,中间存在约9400亿元差额。而2017年地方专项债券新增限额为8000亿元,虽然规模相较2016年的4000亿元实现翻番,仍不及地方化解存量债务积攒下的9400亿元。

中债资信评级技术副总监霍志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地方以前通过不规范的PPP等隐性举债较多,推出更多专项债品种,能为地方举债开好“前门”,让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能进一步规范地方债管理。

中诚信地方政府与城投行业分析师杨小静认为,89号文出台,地方可在合适的领域发行专项债券,是“开前门”方面的重要突破,既可以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又实现了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的创新。

发行主体只能为省级政府

89号文指出,这是要打造立足我国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地方政府“市政项目收益债”。

区别于美国市政债,发行主体从州政府到市县政府,范围很广,我国市政债按照预算法规定,发行主体只能为省级政府。

郑春荣表示,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收费公路收入是大头,水利、港口等其他项目收费体量相对较小。选择土地储备、收费公路这两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试点,其他项目交由地方试点,有利于稳妥推进专项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有地方政府已经在筹划推出水利设施、港口建设、机场建设等专项债品种。

目前,已经有北京、福建等地推出了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债券对应到具体项目,评级均为最高级别AAA。

郑春荣表示,与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应该反映项目本身的风险,而不是地方政府的信用,现在地方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债评级均为AAA,不同地方项目发行利率差别不大,市场各方面还需要时间来适应。

东方金诚评级副总监俞春江则认为,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发行人为省级政府,转贷给市县使用,由省级政府发行人偿付,因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获得了政府发行人和项目收益的双重保障。

霍志辉建议,“市政债”操作层面还有待完善,比如发债项目资产包需要进行封闭管理,项目和产生的收入要在专门的机构进行登记、托管,因为把预期收入卖给债权人,这个资产包照理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融资等。

(编辑:吴红缨,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联系zhouxx@21jingji.c


不用假装在生活: 成都缘何成为内陆消费第一城?
李果;郭婧玉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 李果 实习生 郭婧玉

导读

“国内奢侈品第三城”,“西南地区富豪聚集地”……诸多标签加身的成都,是什么在支撑着它强大的消费?

在成都,生活不用假装,这是一座极具消费能力的西部城市。一系列宏观和微观数据证明了这座GDP在全国排名第9位的城市,在消费上的实力。

来自途家网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海外游客源地排名中,成都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位于全国第四;根据艺恩智库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成都市的电影票房居于全国第五位;根据麦肯锡发布的2016中国奢侈品网络消费白皮书,在奢侈品网购总订单量和消费人数排名前20的城市中,成都位居北京、上海之后,排名全国第三……

“国内奢侈品第三城”,“西南地区富豪聚集地”……诸多标签加身的成都,是什么在支撑着它强大的消费?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通过一系列数据的研究,探究成都缘何成为内陆消费第一城。

收入跑赢GDP和通胀

有人说,成都人的悠闲是骨子里带来的。成都处于平原地区,自古以来少战乱、仓廪实,号称“天府之国”。这种与生俱来的安全感让当地人认为没有必要作太长期食物等消费资源的储备,更喜欢作即期消费而更少的储蓄,以此养成了敢于更多即期消费的习惯。

而这种生活状态投射到现代就是消费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以汽车消费为例,成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始终保持前列,高于其居民收入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排名。

一个常被拿来举的例子是,目前已经停产的大众顶级豪车辉腾,几年前在成都的销量常年居全国第一甚至全球第一。

21世纪经济研究分析师选取了2015-2016年全国十个主要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苏州、武汉、成都、杭州)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通货膨胀率”等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成都的居民消费能力从何而来。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能力的基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指标越大说明居民获益越多,从而有了更高消费能力的基础。

结果表明,成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连续两年在十个城市中排名第四位,成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大于十个城市的平均值,说明成都居民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消费能力的基础。

2015年、2016年成都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都跑赢了人均GDP增长,说明成都人消费能力、消费潜力在不断增加。

同时,上述城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比例显示,2015年成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物价上涨速度,说明居民收入对社会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支付能力较强。

房价对消费力侵蚀小

成都消费意愿强烈,另一重原因是一段时间的房价优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计算了上述十个城市的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搜房网“百城价格指数”的2016年12月房价比,发现成都的房价收入比最大,达到4.3,其后依次是重庆、武汉、苏州、广州、杭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

通俗而言,如果将全年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购房,成都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购买当地4.36㎡的房屋面积。

房价收入比越大,说明当地居民的购房压力越小,也就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日常消费。

从单一指标看,房价方面,在2016年GDP排名位于全国前十的十个城市中,成都房价列第九位,样本均价为8234元/平米,仅略高于重庆。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看,成都为35902元,列第7位。

奢侈品布局重镇

近年来,随着成都地区大型购物中心、世界知名品牌的不断进入,满足了本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同时,随着成都市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新兴业态发展、消费种类呈现多样化趋势,具有创新性和品牌效应的重大项目陆续出现,刺激了成都发展型、享乐型消费的增长。

根据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世邦魏理仕的统计,截至2017年上半年,成都优质零售物业总存量已突破650万平方米,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两大超一线城市。国内外知名商业地产运营者持续聚焦成都这一内陆门户城市。上述机构报告显示,成都零售物业市场知名开发商的渗透率位于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同时,国际一线品牌持续青睐成都零售市场,将成都视作北京、上海布局后市场拓展的“第三城”。

如Louis Vuitton2010年便在成都开设旗舰店,2014年7月又在成都IFS开设了一间2600平米的新店,是该品牌中国区最大店铺。

2017年上半年,Victoria's Secret全国第二家全系列旗舰店进驻成都万象城。法国高奢品牌Moynat将其大陆第二店开在成都,Gentle Monster、Superdry等潮牌首进成都,足见成都在零售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爱买买买也爱旅游

成都在消费领域上表现的突出实力,实际上也和这座城市发展水平有很高的关联性。

根据途家网数据,成都在上半年的海外游客源地排名中,位列第4位。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携程旅游发布的《上半年赴欧洲旅游趋势报告》也显示,上半年赴欧洲游客源市场中,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北京居前五,随后就是四川。

这实际上与成都的航空市场发达程度一致。根据民航局的数据,2016年成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排名全国第四位,同样仅次于北上广。

而从航线角度看,截至2016年底,成都机场通航城市209个,其中国内城市131个,国际地区城市78个;通航航线270条,其中国内航线175条,国际地区航线95条。无论是国际地区通航城市,还是国际地区航线,成都都居中西部地区首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良好的居民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城市性格和居民习惯、商业丰富度、交通通达度等因素共同造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内陆消费第一城的地位。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大消费”概念已经成型,东部地区消费升级与中西部地区消费成为经济新赛道同步,成都具有样本意义,但也有其独特性。

在消费日益成为经济新动力的当下,中西部地区城市需平衡好房价上涨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防止过快上涨的房价侵蚀居民消费能力,使居民敢消费、肯消费、爱消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8月03日   01 版)
  “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中强调的这“两个牢牢把握”,是我们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都不能掉队”;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关键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下各项民生指标逆势上扬,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这印证着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执政理念,兑现了“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坚定承诺,彰显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追求。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我国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

  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同时,又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我国发展已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机遇不会等着我们,问题也不会等待我们。全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一步步实现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确保如期建成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全面小康社会,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前进。

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砥砺奋进的五年·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 人民日报 》( 2017年08月03日   02 版)
  一幅青山绿水、江山如画的生态文明建设美好图景,正在神州大地铺展。

  一场关乎亿万人民福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变革,已经开启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绿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引领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

  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邃思考——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2017年6月的三晋大地,绿意更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山西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广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每人植几棵,每年植几片,年年岁岁,日积月累,祖国大地绿色就会不断多起来,山川面貌就会不断美起来,人民生活质量就会不断高起来。”

  在稍早前的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南宁考察河道整治工作时指出,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念,也是今天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

  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漠戈壁到江南水乡,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明确要求。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赴外地考察时就谆谆告诫。

  历经3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1.5%,却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居世界第一。

  “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说,“经济上去了,但环境污染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途中,中华民族如何永续发展?中华文明能否再铸辉煌?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作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在习近平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是第一个。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全球将向何处去?这是人类需要回答的问题。以生态文明为指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这个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

  4年后,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一项,不仅秉承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站在大历史、大文明层面,对生态与文明关系进行的鲜明阐释,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确立了环境在生产力构成中的基础地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正是树立生态文明观、引领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之基。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干部群众仍清晰记得,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余村考察时,得知村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高度评价说:“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在那次考察中,习近平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不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

  8年后,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进一步作出清晰全面阐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发展迈向新境界。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要牢牢把握这样的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就必须牢固树立生命共同体意识。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专门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4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水林田湖”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又有进一步的扩展。在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7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时说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国草原面积有近4亿公顷,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41.7%。虽然只增加了一个“草”字,却把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纳入生命共同体中,体现了深刻的大生态观。

  生态文明体现了共创和谐地球的整体观,跨越西方传统发展道路的新理念吸引了全球目光。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这标志着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3年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又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正在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绿色更有活力

  生态文明建设搞得好不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很重要。转变长期以来追求“GDP至上”的政绩观,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尤为重要。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树立新发展理念、转变政绩观,就要建立健全对各级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2016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确定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2017年7月,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没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监管层层失守”,“弄虚作假、包庇纵容”等严厉措辞频现,包括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引起社会强烈震动,彰显党中央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意志。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在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几年来,一场场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从河北省开始,不到两年已覆盖全国23个省份。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对16个省份的6000余人问责。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开始真正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分量,思想上的“雾霾”一扫而空。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逐渐成为共识。

  没有制度保障,绿色发展理念就是空中楼阁。新的考核评价机制,正是构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四梁八柱”中的一根“大梁”。

  ——这5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全面落实在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中。

  2015年4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系。

  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内国外都没有现成经验,生态基础相对较好的福建、贵州、江西三省,先行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这5年,中央密集出台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文件,谋篇布局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仅2016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文件就超过20件。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渐完善。

  生态环保法制建设也不断健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陆续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力度空前。

  继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我国对生态保护也划出红线,对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实施强制性严格保护,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资源。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份初步划定,总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

  ——这5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领域一项项重点工程频频展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污染防治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刚刚就任总书记、面对中外记者时,就向世人坦露拳拳之心。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为了留住更多的蓝天,我国空气污染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大。压减燃煤、淘汰黄标车、整治排放不达标企业,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实招发力,实效已现。与2013年相比,2016年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33%、长三角区域下降31.3%、珠三角区域下降31.9%。

  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重拳出击,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工作力度前所未有,合力绘就青山绿水、诗意栖居的图景。

  ——这5年,中国相继参与一系列国际环境治理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坚定行动,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世所瞩目的中国贡献。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负责任的,既是对中国自身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为此,中国确定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2015年12月,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这一历史性文件,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安排。中国不仅是达成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

  “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许多国家已经奋起迎接挑战,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等国家的领导力至关重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评论说。

  知行合一,方能致远。从理念升华到制度建设、再到实践检验,全国各地都在努力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传统工业文明、超越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绿色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

  这是面向未来的美好图景——

  在生态文明观引领下,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阔步前进

  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单纯就环境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在新文明观指导下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方式、文化与科技范式等的系统性革命。

  浙江省德清县后坞村,有一位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山里转悠的黄头发“老外”。这位叫多莉的英国姑娘是当地聘请的“洋河长”。

  后坞村毗邻莫干山景区,这几年发展起大量民宿,多莉几年前就在这里租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子里原本清澈的小溪出现不少塑料袋、饮料瓶等生活垃圾。

  随着生态环保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捡垃圾的普通志愿者越来越多。去年当地实行了“河长制”,多莉成了村里的“河长”,和村民、游客一起,尽职尽责地保护着那片青山绿水。

  “河长制”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新实践。2017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如今,全国既有市长、省长担任的“河长”“总河长”,也遍布多莉这样的“小河长”。未来,将有更多的“小河长”等志愿者,投入到保护河湖、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中。

  面向未来,每滴微小的水珠,都将汇聚成绿色生活的大潮——

  “超静音、超平稳、超省钱、不限号、不限行,在北京很方便。”购买了新能源汽车的不少北京市民说。

  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有量全球占比均超过50%。如今,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新宠”。杭州城市核心区域已建成电动汽车2公里公共充电服务圈。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着眼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树立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提供有力指引。

  开展光盘行动、推广节能家电、资源回收、减少一次性餐具……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将推动全社会形成更绿色、更环保的新风尚。

  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未来将极大地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

  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都是践行者。绿色生活,就像沁人心脾的阳光雨露,折射出美好的图景。

  面向未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产业体系还是空间格局,中国都将向着更绿色、更健康的道路前进——

  建筑物高度不超过18米,绿色食品认证率达90%,森林覆盖率达30%、自然湿地保有率达43%,绿色交通联通全岛……上海市崇明区正在计划到2020年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生态岛”。

  地处长江入海口、世界最大河口冲积岛的崇明区,虽然生态位置重要,但一度是上海经济发展的“短板”。如今,这个区正以“生态+”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不仅正在成为各地共识,更汇聚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增长点。

  在重工业密集、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繁重的河北省廊坊市,去年在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均居全省第一的同时,更是一举甩掉了全国大气污染倒排“前10”的黑帽子,打的正是一套去产能、调结构、增效益的组合拳。

  重污染、高消耗项目坚决拒之门外,低端落后产业加速调整淘汰,2019年钢铁企业全部退出,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确定为首位产业……与京津山水相连、大气相通的廊坊,正着力闯出一条产业结构调整引领发展的新路。

  廊坊是个缩影。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54.1%,高于第二产业1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3.4%,比投资高30.7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加速发展。未来,随着结构转型升级加快,中国经济将呈现出更加绿色、更有活力的新气质。

  “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绿色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赢得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记者董峻、王立彬、高敬、安蓓)


深入理解把握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7·26”重要讲话精神)
陈曙光
《 人民日报 》( 2017年08月03日   07 版)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主题是灵魂,是旗帜。深入理解把握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终结了,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并没有结束;大清国倒下了,但中国人民并没有站起来。中国人苦苦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才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道路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走出来的。20世纪中叶,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犯了一些错误、走了一些弯路。历史证明,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抛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发展模式、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的伟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做法,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单一的分配制度等,但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它首先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

  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从“洋火”“洋油”“洋钉”时代到建立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百姓温饱不足到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足以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气与自信。

  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奋斗,中国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上。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由中国人民来判断,而不能听信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更不能听信他人忽悠而失去前进的定力。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走得通、走得好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过了几十年的辉煌历程,今后还将继续走下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将这5年的成绩概括为9个方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所有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在于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沿着中国道路胜利前进,就要致力于完成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何来现代化,何来民族复兴?改革开放以来,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提升,但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在路上。环顾全球,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对于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往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发展潜力与发展隐患并存,动力与阻力交错。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我们必须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与平稳转型。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沿着中国道路胜利前进,就要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度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不断释放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但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体系,目前这一制度体系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1992年,邓小平同志曾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制度成熟、定型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尤其是实现制度成熟、定型,看似长路漫漫,实则迫在眉睫,不容丝毫懈怠。

  沿着中国道路胜利前进,就要致力于实现文明复兴与价值观崛起。中西之间的矛盾斗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价值观之争。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针对社会主义中国,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发起“价值观之战”,打造“C型包围圈”和“自由繁荣之弧”,谋求从价值观上围堵和孤立中国。打赢价值观之战,是当代中国必须直面的伟大斗争。中国快速发展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但中国的发展优势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话语场,随着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话语权、制度话语权不断增强,但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话语权进步还不够快。一个文明塌陷、话语权旁落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物质要丰富,精神也要振奋;硬实力要强大起来,软实力和话语权也要强大起来。中国不仅要站在国家实力的最高处,也要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不仅要成为行动的巨人,也要成为话语的强者。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融的核心是风险管控
马明哲
《 人民日报 》( 2017年08月03日   13 版)
  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作为我国三大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之一,中国平安在公司内部以各种形式,组织学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公司上下认真研读、深刻领会、抓好落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于金融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来。

  

  构建国际最高标准风险管理体系,严守“互联网金融”安全底线——

  多举措防控金融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金融的精髓和核心。中国平安认为,金融企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和宗旨,以强大的风控能力为基础,以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满足人民群众金融服务需求、深耕普惠金融为重点,聚焦主业、强化服务,审慎创新、稳健发展,扎扎实实践行金融改革,兢兢业业服务国计民生。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这对我们所有金融从业者是一个鞭策、一个警醒,要求我们紧抓风险防范工作,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以“双重后卫+守门员”的251体系全面管控风险。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平安构建了一套符合国际最高标准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251”风控体系,该体系让中国平安拥有比经营单一业务的金融机构更强的风险管控力。2013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公布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G—SII)名单,中国平安是发展中国家及新兴保险市场中唯一入选的代表,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平安风险管理体系的肯定。

  平安“251”风控体系,具体而言,“2”是指集团与专业公司双重风险矩阵管控机制;“5”是指信息安全、资产质量安全、资金流动性、合规操作、品牌声誉五大风险控制支柱,通过这五大支柱,实现从上至下、端对端的风险联控;“1”是指统一的风险监控及经营检视平台。

  这一风控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双重管控”,其实质是“法规+1”,即在确保子公司遵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一道集团层面的管控。

  ——在互联网金融“潮流”中坚守安全底线。

  2015年8月,我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99%的互联网金融都是‘皇帝的新衣’”。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缺乏金融风控技术和经验,寄希望于借助互联网潮流进入金融业攫取暴利,导致该领域泥沙俱下。

  互联网金融要实现安全、健康的发展,关键在于金融风控能力。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金融的核心是风控。金融公司懂专业、善风控、守规则,由其主导的互联网创新极少出现问题。

  迄今为止,出现重大风险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都是由非金融机构主导、经营的,比如泛亚、e租宝等。如果平台不具备金融业经营和风险管理经验和能力,发生风险事件,只是早晚的问题。

  中国平安于2011年设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陆金所,一直坚守金融规律和风险底线,利用其所创建的产品风险识别系统(KYP,know your products)和客户风险识别系统(KYC,know your customers),借助大数据、量化模型等科技手段以及投资者教育、完备的信息披露等,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实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确保上线产品的全流程风险管理,把合适的产品匹配给合适的投资者,实现“买者自负、卖者有责”。成立至今,陆金所从未发生一起投资者利益受损的风险事件。

  我们建议,鼓励持牌的专业金融机构投资互联网金融,建立金融科技准入制度,严厉打击不合法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帮低收入者借钱”“帮助小微企业造血”——

  扎实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实体经济,首先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金融科技的出现,让金融服务可以跨越时空和区域,低成本、高效率地走进农村。比如,陆金所平台上的资金4/5来自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大城市,4/5的借款需求来自三、四线城市,特别是青海、甘肃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未来,陆金所将更深入农村,实实在在地做到“帮低收入者借钱”“帮低收入者省钱”。

  由平安集团整合麾下联营企业金融资源成立的平安普惠业务集群,重点为小微企业、“三农”及急需资金的小型创业公司提供金融资源支持,有效缓解此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6年来,平安普惠提供的融资服务余额近2500亿元。

  中国平安下属的前海征信公司,通过信用保险经验模型、大数据及科学的评分体系,让小微企业和征信数据缺失的人群获得服务。目前,前海征信已为包括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在内的2200多家金融机构提供了数据服务。

  长期以来,中国平安通过下属的保险、银行、信托、证券及资产管理等业务,源源不断地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截至2017年6月底,平安通过基础设施债券和股权投资计划、铁路建设基金优先股等方式,投资实体经济余额超过1100亿元,其中既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南水北调工程,也有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平安还是京沪高铁项目除中铁以外最大的资本支持方。

  过去3年间,平安银行先后和各地政府签署数十项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重点支柱产业升级改造,合计协议金额超过2万亿元。近1年多来,平安信托在基础产业建设、公共事业领域落地了50多个政府合作项目,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支持中西部省份。

  帮政府“管账”“省钱”,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为金融改革提供强力科技支持

  金融与实体经济、社会民生紧密相联、相互促进。推进金融改革,还要利用新的技术和手段拓展服务范围,积极配合财政金融管理、医疗健康保障体系等改革,主动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等,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履行自身职责和使命。

  ——搭建“公共资产负债管理智能云平台”,帮政府管账。

  陆金所利用领先的金融科技手段,联合国家财政部中国财政研究院与国际咨询顾问麦肯锡、毕马威,经过2年研发,搭建了“公共资产负债管理智能云平台”,成为国家地方财政管理体系的一大创新。目前该平台已逐步在国内部分城市推广。

  今年6月30日,该平台在南宁市成功上线,得到了国家财政部及相关部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等充分肯定。认为此项目在全国首次实现了政府对公共资产负债“摸得清、来去明、管得住、利用好”的全面动态预警、管控和监测,可有效预防国有资产领域的腐败,有助于地方政府科学调整负债规模和结构、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打造智能医保管理云平台,帮政府省钱。

  中国平安除了在金融领域努力推进科技应用和平台搭建,还利用自身经营发展商业健康险20多年的技术、数据和经验,在医疗健康管理领域做了一些成功的探索。其中一项创新是智能医保管理云平台。

  从8年前开始,中国平安投入数十亿元,结合国际领先的健康险经营体系与医疗健康大数据技术,为厦门、深圳、重庆、长春、广州、北京等城市提供智能医保管理服务,目前此项服务已经覆盖全国220多个城市、6.5亿多人口。

  智能医保管理云平台利用中国平安在医院管理、医生管理、药品管理和健康档案管理方面的优势,在“医疗费用审核服务、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服务、基础经办服务、精算服务”四大领域,通过大数据、反欺诈、控制过度用药、实施标准处方等技术手段,帮助政府有效实现了“一降两提”:降低政府医保支出达10%—15%,提升医保保障,提升服务和用户满意度,这一成效得到了人社部、卫计委和保监会的高度评价。

  金融业贯彻落实好“防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任重而道远。接下来,平安集团将在确保经营安全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成效,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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