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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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168)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9-11 08:20:47 最后更新时间:2017-09-11 08: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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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企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01 版)
  C919大客机一飞冲天,国产航母顺利下水,“复兴号”高铁完美首发……近段时间,一项项“国之重器”精彩亮相,让国人振奋,令世人瞩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识——国企制造。

  国企制造亮点纷呈,国有企业生机勃勃,动力来自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系统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五年,国企改革完善顶层设计,全面启动试点,迎难而上攻坚,快马加鞭推进,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当前,伴随顶层设计的完成,国企改革已进入“施工高峰期”“落地生根期”。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斩关夺隘,把国企改革顺利向前推进,在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企。

  在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企,首先是要把准航向,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企不仅要办好,而且一定要办好,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今天我们深化国企改革,不是要把国企改没了,不是要把国有经济改少了,不是去国有化、去主导化,而是要靠改革强身健体,理直气壮让国有企业变得更强、更优、更大。这是国企改革的核心目标和根本落脚点。

  在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要真刀真枪,奔着问题去。国企改革改到深处,没有一马平川,没有后退余地。深化国企改革,要按照中央部署,把要啃的硬骨头找出来,把要涉的险滩标出来,在节骨眼、要害处用力,主动破解一批沉积多年、阻力重重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当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随着国有资本向重要领域集聚,“清理一批”成为国企绕不开的改革重点。对于落后产能、低效板块、不符合国企发展方向的业务,该淘汰的要果断淘汰,该退出的要坚决退出。

  在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还要落准落细,撸起袖子干。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凝神聚力抓落实。国有企业是国企改革的主体,要拧紧责任螺丝,落实改革方案,不能只盯着想改的来改,不想改或难度大的就留在纸面上。国资监管机构是国企改革措施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对象,既要抓好督办协调、把握节奏、把关质量,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也要刀刃向内,主动转变职能,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社会都应当鼓励创新、肯定先进,同时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浓厚氛围。

  国有企业肩负着国家的特殊使命,承载着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把改革重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让国有企业这一“共和国长子”在改革中浴火重生,展现更加亮丽的新风采。



敢闯敢拼显魄力 稳扎稳打有作为
创新,深圳的灵魂(喜迎十九大)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吕绍刚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01 版)
  两个多月前的一天,对于男孩乐乐(化名)一家是意义非凡的一天。深圳腾讯研发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让两张相隔10年的照片被精确匹配,走失多年的乐乐,终得与家人团聚。

  记者来到深圳采访,感受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就拿腾讯来说,5年来每年申请专利都在2000个以上。技术创新源自制度创新。19年前初创时,腾讯还是个非常小的公司,得益于特区大胆先行先试搭建的全新制度平台和创新氛围,腾讯飞速成长。

  如今,深圳还是那个敢梦敢闯的特区,创新始终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正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改革财政科技资金管理制度,人员绩效支出比例提高至资助金额50%;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提升至70%以上……近年来,深圳改革一步一个脚印,持续释放创新驱动的“制度红利”。

  光启公司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超材料领域的知名企业,在该领域拥有全球86%的专利。创业之初,因民办科研机构的身份,光启需要支付高昂的设备进口税。“我们向市财政委反映后,很快有相关新政出台,光启获得进口设备免税的资格,节约了很大一笔开支,让资金能够投入到更多项目的深度研发之中。”光启董事会主席刘若鹏感慨不已。

  2015年10月,郭滨刚结束10年旅日学习生活,来深圳创立了光科全息,位于留学生创业园里的办公场所由政府提供,申请没费什么周折,租金还便宜。除了基础设施,园区还有创业辅导、融资、人才引进等多种服务。在这里,走出了朗科、迅雷等数百家企业。

  在制度创新上最拼的,莫过于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今年上半年新推出76项制度创新成果,意味着平均2.38天就推出一项,“特区中的特区”名副其实。

  难怪“85后”创客汤洋放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机会,回到深圳创立“生毛豆”研发团队。如今,他的公司已走上快车道,准备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说起未来,汤洋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满怀期待,他相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驱动,深圳的明天更美好。




正确把握文化上的中西古今关系(大家手笔)
洪汉鼎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07 版)
  清末民初以后,中国传统哲学需要进行现代转型似乎已成为一个共识。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对此观点又提出了疑义: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以来这种借用西方话语和模式来进行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以西方化为现代化,乃是中国学人的一种“自我阉割”;另一方面,在古今之争中,有些学者认为“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将古典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主张一种没有现代性干扰的古典性。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文化上的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关系问题。在推动文化发展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和正确把握中西关系、古今关系。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该文化在社会发展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时代或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落后与先进之别;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各自的不同传统。具体到我国近代以来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应当区分两个不同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阶段。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借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乃是落后向先进学习的过程,因而可看作是古今问题,而不是中西问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说:“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二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早已走出救亡时期,而处于国家强盛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因而,现代的中西关系就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我们学习西方不再是追求西方化、西学化,而是追求国际化、世界性等。

  从文化的民族性来说,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学习西方文化,我们不能光点头,也不能光反对,而是要吸收、利用和超越西方文化,以形成自己更高水平的民族文化。在中西哲学关系上,我很赞同贺麟先生的观点,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反对中体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国哲学。他认为,正如宋明理学不是“佛化”的中国哲学,而是“化佛”的中国哲学,现今的中国哲学也不能是“西化”的中国哲学,而只能是“化西”的中国哲学。

  至于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所理解的古代经典实际上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也就是古代经典“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沟通”。比如,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柏拉图已不是当时的古希腊、柏拉图,而是我们此时的古希腊、柏拉图,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已不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经典型”不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古典型、经典型不是自在存在,其真理并不自在持存。古典型或经典型的东西就是那种经过不同时代检验而保存其真理的东西。我们对古代经典进行理解,这种理解永远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租房能上名校?”“租房也能落户?”……近期,地方租赁住房政策密集出台
“租购同权”会改变什么?(经济热点)
本报记者 刘志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17 版)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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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租购同权”火了。“租房能像买学区房一样上‘名校’”“租房也能落户”……7月中旬以来,广州、无锡、郑州、北京等城市相继推出为租房者扩权的种种政策,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3月,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被不少媒体概括为“租购同权”;7月下旬,住建部等九部门发文推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并提出此举是“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的重要方式”。

  “租购同权”到底是什么?会带来哪些改变?还有哪些坎要迈过去?

  

  租房真能上“名校”吗?

  租购同权是好事,但也没必要夸大含金量

  7月中旬,《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出台,提出“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租购同权”,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地方政府的正式文件中。

  所谓“租购同权”,就是不能让人们因为住房方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教育无疑是人们最关注的热点之一。广州一些中介机构提炼出政策卖点——“租房也能上名校”,成了此次引爆“租购同权”热议的捻子。

  “一开始不少人还真信了,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都‘炸锅’了。”家住广州海珠区一套“学区房”的袁倩说。袁倩手中的这套房,是2014年购入,对口海珠区第三实验小学,2.8万元/平方米的售价在当时高出周边均价1/3,3年来已涨到5万元/平方米。“在我们小区,一套三居室的月租金才6000多元。要是租客能以这么低的成本上名校,那我们之前的投入岂不白费了?将来换手,也肯定卖不上价钱吧?”

  随后一段时间,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威解读使“真相”渐趋明朗,袁倩也慢慢安下心:一来,“租房就能上学”并非新政,而是早已有之,至少从前年2月起,租赁合同就是有效的“居住地证明”,能作为孩子入学的“门票”,此次文件提及只是突出强调而已;二来,广州政策中仍延续了租房上学的门槛,比如父母或具有本市户籍,或持有人才绿卡,或符合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三来,即便可以“就近入学”,也要“接受统筹安排”,很难“精准定位”到名校。“租房也能上名校?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吧?”袁倩说。

  7月下旬,继广州之后,无锡、郑州、扬州、济南等一些城市也先后出台与“租购同权”相关的文件。不同的是,这些城市将同权重点放在了户籍上。比如,无锡取消了原先购房面积达60平方米以上准予落户的门槛,改为只要在当地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不论住宅面积大小均可落户。

  “推动租购同权,不能夸大它的含金量。”2014年刚通过购房落户成为无锡新市民的李斌对落户政策很清楚:首先,“租房可以落户”不是新鲜事,而是早已有之,以前除了购房人员之外,投资人员、外来务工人员也都能落户,只不过购房落户更为干脆利落,其他两类还要满足一系列要求;再者,就算按现在的政策,“租房未必就能落户”,照样得满足相关条件——参加无锡城镇社会保险、申领(签注)《江苏省居住证》均满5年。

  “北京、上海就不会提‘租购同权’吧?到北京租个房,孩子就能上名校,怎么可能呢?真那样,全中国还不得有一半的人挤过去?”李斌打趣说。

  “这几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普遍发展不错,上海的‘虹吸作用’也很明显,无锡的外来人口增长其实并不快,需要在落户门槛上‘松松口子’。”李斌揣测,此次新政的目的更多还是为了增强无锡的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

  租购同权面临哪些刚性制约?

  在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完全做到“租购同权”还不现实,最大的难点是优质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

  “只要一份居住证明,也就是租赁合同,我们的孩子就能和买房者上一样的小学、中学。”被派往美国工作的北京某咨询机构职员高时告诉记者,在美国,地方政府公共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就是房产税,尽管房产税是房东缴纳的,但一定程度上讲,交了租金的租房者也为房东承担了房产税,按照这个逻辑,租房者当然能够享用所租房屋的相关公共服务,“然而,国情不同,中美人口规模、公共资源体量都不一样,国内什么时候实现‘租购同权’还真不好说。”

  不少人跟高时持有同样的观点——“租购同权”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期待,但要真正实现并不容易。

  “推动社会公平当然是好事,但这份公平也应考虑购房者的付出。”袁倩了解到,目前在广州各区,入学排位的顺序大致是:房户合一者、无户有房者,最后才是既无户籍也无住房的人群。她认为,在学位富足的区域,租房者的子女理当能够入学,就近享受义务教育,但如果“僧多粥少”、学位紧张,还是应该维持现状,“毕竟买房者和租房者支出的成本、对城市的贡献差出太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认为:“现阶段,在我国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完全做到‘租购同权’还不太现实,最大难点是优质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特别是与‘学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资源明显短缺。”她认为,一座城市涌入大量人口后,子女就学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但当地教育资源并不会随着人口流动而立即同比例大量增加,由此会造成供需矛盾、教育资源供给紧张。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番推动“租购同权”的城市大多并非人口流入压力最凸显、租房者扩权需求最强烈的城市。正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所说,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控制人口、控制土地供应、控制户籍等措施,事实上就是对“权”的限制,“租购同权”的实施还面临着许多刚性制约。

  从另一方面看,“租购同权”也非“盲目画饼”,而是大势所趋、现实所需。

  “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既然是‘住’,除了自有产权的房子之外,租赁住房也是解决‘住有所居’的一种重要方式。”任兴洲认为,“当前我国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租售并举来满足城镇各类人群的住房需求,而要使‘租售并举’落到实处,‘租购同权’势必要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过去,我国城镇中有一些福利和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附着在产权住房之上,比如买了房子就更容易落户,落户后孩子就有享受在‘学区’入学的权利。再加上购房会带来‘财富效益’,升值空间大,人们就会更踊跃地购房。尤其在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二线城市,购房需求越来越旺,房价容易出现过快上涨。而租赁住房者很难享有教育等公共资源。”在任兴洲看来,如果让租房者也能逐步享受到同等的公共资源,这些人群就不一定非挤到购房的“独木桥”上,“这样一来,人们买房会更加理性,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良性发展。”

  租购同权会推动租金上涨吗?

  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准入门槛。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就不会有太大变化

  “前几个月,全家一到周末,就四处看房、谈合同。‘租购同权’的信号一出来,我们就把买房计划搁置起来了。先观望观望,看看市场是个什么走势。”袁倩的邻居王海一家目前还在租房,“幸好小区幼儿园的学位充足,闺女能就近入园,可几年后上小学咋办?都抢着上好学校,不买房能挤到前面吗?”王海坦言现在的心情很微妙,“房子肯定还是要买的,只不过希望‘租购同权’能让房价有所松动。”

  同样心情微妙的还有已经“上车”的有房一族。“如果租房者权利提高了,那租金是不是就能涨?可如果大家都被吸引着去租房,房产本身的价值会不会缩水?”相关细则没出来,袁倩现在也拿不太准。

  “租购同权”,到底会给住房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可能会给市场带来短期波动,但绝不该夸大它的效应。”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认为,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带来的实质性改变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决定一个地区房租水平的核心因素是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根据我们的分析,国内租房者一般会将个人收入中的1/3左右拿来租房。二线城市租金收入比一般不超过25%,三四线普遍在20%以下。如果租金过高,就会导致换租。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并不会有太大变化。”

  “‘租购同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对市场的影响,而在于解决年轻人的刚性居住需求,让租房也能成为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杨现领认为,落实“租购同权”还应该更接地气,重点考虑新市民眼下最迫切的需求,“首先要解决能方便办理居住证、不被房东随意驱赶、不被随意涨租金、孕妇可以生孩子等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下一步才会产生对学区的需求。”

  任兴洲认为,“租购同权”绝不单是一个住房问题,更取决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方面。现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快,但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在不同省份之间很难流动起来。应逐步改变这种机制,使人口流入地获得相应义务教育的财力支持,让其有足够的能力改善当地教育条件,增加优质公共资源的供给。“同时,还要做好配套的制度设计,避免造成过度的人口‘虹吸效应’,加重‘大城市病’。因此,与租购同权相伴随的,必须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一边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难以融到资金,一边是优质信贷客户主动提前还款
拿贷款为何“苦乐不均”?(热点聚焦·企业融资还难吗?(上))
本报记者 王 观 欧阳洁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18 版)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银监会
  制图:蔡华伟
  目前,占金融业资产近90%的银行业仍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今年以来,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增强。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快于同期资产增速1.7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

  在新的融资环境中,有些企业由忧转喜,获得丰沛的资金“血液”;有的企业依然不受青睐,难以得到信贷支持。这其中,既有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种种阵痛,也有银行业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努力求变。

  实体经济中还有哪些行业“缺血”?哪些企业急需“输血”?金融“血液”的流通渠道畅顺吗?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以江苏省常州市为样本,探访了不同实体企业的融资苦乐。

 

  这些企业为啥还“叫渴”?

  一些被贴上“产能过剩”“传统行业”标签的企业面临融资难,金融机构听到“钢铁”就恐慌的现象依然存在

  “目前只有一些股份制银行愿意给我们提供贷款。”江苏常州某特钢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明告诉记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从钢铁行业撤出很快。

  一旦被贴上“产能过剩”“传统行业”等标签,像特钢这类企业就难拿到银行贷款。即使企业所处的特钢市场仍然供不应求,银行还是闻“钢”色变。

  “其实高端装备制造业很需要这种原材料。”杨明说,钢铁行业有过剩的品种,也有紧缺的品种,不能一棒子都打死。

  江苏常州银监分局介绍,银行普遍反映,三类企业融资需求最强烈,也最“缺血”:一是注重实业投资和运营、注重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并购活动的企业集团,二是具有较好发展前景、创新能力但属于轻资产的科技型企业,三是传统行业中的中小企业等。

  “今年企业融资难,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总体贷款规模偏紧。在存量贷款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一些银行总行上收了贷款权限,收紧放贷规模,特别是对不良率偏高的制造业不太敢放贷。”常州银监分局局长陈惠莲说,在全市的信贷“总盘子”里,一度曾有50%—60%的信贷投向了制造业,但这几年经济面临转型升级,那些技术水平、智能化程度不高的作坊式制造业企业在走下坡路,风险开始显现,银行的资金投入比较谨慎。

  “都知道要转型,但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格外难。”2014年,某特钢生产企业收购了一家原本年产10万吨电解铜的企业,他们深知这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于是一手抓淘汰落后产能,一手加快设备技术升级,增加有效供给,做一流产品。“即使是转型升级,金融机构也不太愿意多提供支持,企业只能靠自己。”杨明建议对钢铁行业进行分类指导,金融政策上不能一刀切,对于那些市场有需求的品种还是要给予足够“血液”,让企业能搞好生产、做好研发,保证供应。

  没有做不好的行业,只有做不好的企业。什么企业该彻底退出?什么企业还要精细化服务?在同样被打上“过剩”标签的常州群达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春达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优胜劣汰,常州地区纺织行业产能过剩不是很严重,但因为是传统产业,很多时候并不受重视。即使是一些在生产上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面对金融机构时依然是被拒之门外的多、被请进门的少。很多金融机构授信决策时,未能坚持不看行业看企业的原则,在了解客户方面还有差距。

  陈春达说,不同行业有不同特点,比如纺织行业属资金密集型,生产周期长、收回成本慢,建议金融机构加强对各家企业的调研尤其是对所处行业的了解。只有对行业发展轨迹心中有数,才能在放贷时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

  “在过去10年的发展中,银行是坐商而不是行商,做惯了大客户、平台项目,倾向于做赚钱容易的融资平台和资金空转业务,偏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属性,对实体经济不接地气,在授信决策时,不够重视制造业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等‘三去一降一补’情况,不够关注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流程、产品技术、市场订单和发展前景。银行一些固有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激励做小、做精,从而带来眼前的这些问题。银行必须沉下心来,形成‘端盘子’的服务精神,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做法。”陈惠莲说。

  资金应该往哪儿去?

  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信贷投放仍处于恢复期。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应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聚焦主业

  产能过剩行业难获信贷青睐,那些金融资源究竟去了哪里?

  据了解,今年以来,在金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常州地区银行重点向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倾斜信贷资源,支持重点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至今年6月末,常州辖内光伏、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表内外授信余额分别为106.9亿元、279.8亿元、54.2亿元,比年初增长10.2%、109.2%、22.3%。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中受益者之一。恒立财务总监丁浩说,在贷款利率上,恒立能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是下浮利率的优惠,申请贷款多为信用贷款,无需抵押或担保。公司融资渠道基本畅通,自2011年在A股上市以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大致为2∶1。

  为何恒立能获得金融机构如此大的支持?丁浩说,最早公司也生产中低端、同质化严重的产品,后来及时转型,主抓中高端市场,该公司的拳头产品液压油缸是盾构机和挖掘机的核心部件,以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如今美国西雅图隧道、常州地铁的盾构机油缸都来自恒立。收购德国企业,在美、日等国设立4个研发中心、7个制造基地,一套转型组合拳让恒立迅速成长为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挖掘机和盾构机液压油缸生产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产品过硬,‘走出去’步子稳,这些都是吸引银行支持的关键。”

  一些积极变化正在酝酿并形成。陈惠莲说,今年常州地区企业融资发生了一些明显转变:随着中央鼓励发展直接融资,许多优质企业通过直接融资获得资金,融资渠道更多元、更合理。资金充足了,优质信贷客户主动提前还款498户、63.07亿元,同比分别增加51户、3.78亿元。今年常州市将有5家主板上市企业、19家企业登陆新三板市场,这些优质企业腾退出来的银行信贷资金,可以支持更多科技型、创业型和绿色环保型企业。

  从江苏常州银监分局近期调研情况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信贷投放转入恢复期,辖内制造业贷款从2月开始环比逐月回升,6月末余额达1377.15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的21.21%。随着深入治理金融乱象、规范平台融资等,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将延续恢复性增长的良好趋势。

  陈惠莲认为,总体而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动力仍显不足,银行规避风险的意识依然很强,偏于谨慎。单靠市场自我调节,无法改变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有效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聚焦主业。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应带领银行机构走进基层、走进企业,定期组织银企对接活动,建立金融服务顾问制度,搭建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建立重点企业支持名单,推动银行下沉重心、延伸服务。




全球能造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5个,我国如何实现“并跑”
全心托举航空动力“中国心”(产经观察)
本报记者 赵展慧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19 版)

  茫茫大漠,沙场点兵,不久前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的盛大阅兵上,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研制生产和服务保障的涡扇、涡喷、涡轴、涡桨等七大系列发动机和两型辅助动力装置、两型传动系统近600台套装备参与检阅。

  这些航空装备的“心脏”集体亮相,振奋人心。目前七大系列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已经广泛配装于我国各类军用飞机、直升机上。更多的人关心,什么时候我国自主研发的大飞机能够用上自主研发的“中国心”?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有哪些突破、还面临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研制进展怎么样

  制造效率提高,力争20年左右实现“并跑”

  航空发动机对整个航空工业起到决定性作用,是保证国家安全、彰显强国地位的航空武器装备的“心脏”,也是民用航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更因涉及的产业链长、覆盖面广,对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有巨大带动作用和产业辐射效应。

  与前些年航空发动机研制“埋头默默干”不同,目前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两机”专项已被列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我国计划实施的100个重大工程及项目,并且排在首位。研制中国自己的航空发动机已势在必行。去年8月28日,由国务院、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应势而生,把创新发展航空发动机上升为国家意志。

  一年来,航空发动机研制有何进展?记者了解到,2017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发动机新机交付率有大幅提高,与去年上半年同期比较,提升了8个百分点。某重点型号产品在产量增加34%的情况下,同比产品交付率提高10个百分点。

  制造效率有所提高之外,航空发动机产品的可靠性和质量也稳步提升。中国航发生产部生产与供应链办公室主任李平介绍:“目前产品外场完好率在90%以上。”

  目前,中国航发的科研任务量排得满满:有若干个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以及燃气轮机的科研任务。

  干航空发动机,我国啥时候能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甚至“领跑”?据了解,全世界能造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就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虽然位列其中,但整体制造水平相对落后。“力争20年左右实现‘并跑’。”中国航发党组书记、董事长曹建国解释说,万事开头难,发动机也是如此,必须干完一两个、两三个型号,走完整个研发流程,才能形成设计、制造、试验及人才队伍等完整体系,后面再研发新型号就有了基础,“第一代自主研发出来的产品可能不先进,但是我们接着干第二代、第三代,或可跻身先进,随着代际递增,研发周期将大大缩短,技术水平会大大提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是不可能的。”

  目前研制难在哪

  最大短板是发动机设计,制胜法宝是“举国体制”

  据统计,全新研制一型跨代航空发动机,需要二十几年的时间,比全新研制同一代飞机时间要长一倍,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多学科集成的工程机械系统,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顶上的明珠”。摘取明珠,极其艰难。

  首先,航空发动机要满足众多十分苛刻而又相互矛盾的要求:既要在高温、高压、高转速和高载荷的严酷条件下工作,又要满足推力大、重量轻、可靠性高、安全性好、寿命长、油耗低、噪声小、研制和维护成本低等要求。比如目前民用航空发动机的机上平均寿命要达到2万多小时,如果每天飞6个小时,可以使用10年。

  其次,航空发动机的运转空间狭小,运行环境恶劣,对设计、制造和试验提出更高要求。一台用于超音速战机的涡扇发动机直径一般仅1米左右、长度4米左右。这么小的一个圆筒状物体,却要塞进总共十多级的风扇、压气机、涡轮以及燃烧室、加力燃烧室等部件。更严峻的是,发动机燃烧室及涡轮处等温度非常高,已达到1600—1700摄氏度,加力燃烧室内的温度更是高达1800—1900摄氏度,而目前高温合金材料的最高耐受温度仅为1100摄氏度。这就不得不在发动机中采用复杂的冷却系统,设置迷宫一样的冷却通道。

  极大的技术难度也带来了巨额的投入资金需求。一台大中型先进发动机研制经费为20亿—30亿美元,更先进的高达50亿美元。

  重重困难中,最大短板在哪里?

  “最大的短板是设计。”中国航发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尹泽勇坦言,我们常说航空发动机研制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是因为航空发动机不仅是设计制造出来的,也是试验和试飞出来的。但是只有加强设计,才能减少“试验—修改设计—再制造—再试验”的反复摸索过程,设计能力落后是制约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主要因素,拉长了研发周期。

  缺标准、缺积累,也是一大短板。“造航空发动机,除了要有工匠精神,必须有一套标准化的设计准则。”尹泽勇说,大师能造出来的部件普通员工造不出来,技术可靠性就弱。集团质量科技部管理创新处处长王英杰介绍,世界上先进的发动机制造商最核心的机密就是数百套的设计制造准则,他们凭借多年研发制造经验,积累出了一套标准体系,“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小差距。”

  补上短板,航发人很有信心。在他们看来,制胜法宝是“举国体制”,是“小核心、大协作”的发展机制。“中国航发是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也是我国唯一的航空发动机研制企业,它的诞生本身就说明要以举国之力搞航空发动机。”中国航发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罗荣怀说,国家为航发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体制机制和资金保障,“相关企业倾力支持,有的央企为我们生产特殊钢材,需要很多品种,需求量却很小,赔钱也支持我们”“产学研合作紧密,我们企业已跟高校、中科院等建立共性基础研究平台,开展技术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

  未来如何爬坡过坎

  信息化手段抓设计,“十三五”末基本建立航空发动机研发体系

  今后中国航空发动机该怎么干?

  “当前首先抓的应该还是设计,否则难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尹泽勇说。

  抓好设计,不仅要建立标准、固化流程,还要用好信息化手段。尹泽勇举例,设计环节要用计算机实现三维设计图纸;仿真环节要使用三维信息平台模拟,将设计方案在计算机中进行模拟安装,看各个系统之间有没有干扰,装配顺序对不对;制造环节,要将发动机的三维信息传导至工厂,车间工人使用三维模型直接制造加工。

  从顶层设计来看,“十三五”末我国将基本建立起航空发动机研发体系。王英杰介绍,中国航发正在构建一整套运营管理系统,包括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供应商管理、服务保障四方面,其中产品研发体系处于核心位置,未来要通过体系建设积累自主的研发制造准则。

  “这个系统目前‘骨头’搭起来了,还需丰满‘血肉’。”王英杰说。比如产品研发阶段要对整个发动机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技术定义;生产制造环节要实现精益制造和智能制造等先进管理方法应用;供应商管理既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也要加强集团层面的宏观管控;服务保障环节,必须既满足武器装备使用需求,又实现服务增值。

  同时,中国航发将加强起步较晚的民用发动机的自主研制,争取让C919等民用飞机早日用上“中国心”。

  自2017年起,中国航发在全集团实施“铸心”工程。心,既代表发动机是航空动力之心,也代表航发人的协力同心,前者的硬实力离不开后者的软实力。中国航发党群工作部党建工作处处长龙枢表示,新机交付率的提升、制造周期的缩短离不开集智聚力的“铸心”工程,今后更将牢记使命,全心托举航空动力“中国心”。

  制图:张芳曼




产融结合,央企主业不能偏(各抒己见)
白天亮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19 版)
  ■产融结合于央企应有主次之分,做强做优做大实业的初衷不能改,产业为主、金融服务产业的准则要明确

  

  央企一直被视为实体经济的顶梁柱,然而近年来大量央企进入金融领域,有的央企金融板块的利润甚至超过主业,有的雄心勃勃要打造国际一流金控集团,引发了对央企“东张西望”“脱实向虚”的担忧。前不久,国务院国资委专门强调,央企要审慎规范开展金融业务,杜绝盲目投资金融。

  对于外界的质疑,企业或许有些委屈。在企业看来,产融结合是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涉足金融业务,最初出于央企自身发展需要。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的近百家央企,几乎个个是“巨无霸”,资产总额上万亿元、年营业收入几千亿元的不在少数,企业对保险、金融租赁等业务需求巨大。央企的另一个特点是层级多、具有法人资格的下属企业多,大量资金及相关业务分散在子公司。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央企开始探索组建财务公司,对企业的资金、票据以及外汇等统一管理、全面规划,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把触角延伸至信托、期货、保险、金融租赁等板块。“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如果金融业务完全求诸外部市场,太被动”,有企业负责人这样讲。另一方面,实业项目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一家企业负责人举例,央企承担了多个“大国重器”的研制任务,这些产业既是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产业,也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如果投入不足,很可能会出现试验不够、问题暴露不彻底的情况,拿不出优质的产品。很多人以为央企的项目不差钱、国家会兜底,事实上企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资金压力不小,这就需要更多借助资本市场,并通过一系列金融业务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产业升级。

  如果把产业比作身躯,融资就好似翅膀,现代经济体系中,产融互促,更利于腾飞。产融结合、服务产业的道理讲起来没错,只是眼下个别企业开展金融业务已不能完全与产融结合画等号。一些企业在投资金融领域之初,想的或许是服务产业。随着金融业务越做越火,金融渐渐成为独立的板块,与产业不是紧密融合,而是呈现“两张皮”的趋势。金融板块来钱快、利润高,传统实业近几年正处于低谷,有的企业对发展金融的兴趣更浓,投入的精力更多,不仅服务自身产业的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反倒影响了对产业的关注度。

  产融结合于央企而言应有主次之分。国资委对央企主业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有人认为这种规定太过机械、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但这是央企的特殊使命决定的。央企的职责,除了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重要的是在关键领域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目前,央企在主业的“优”和“强”上显然还有差距。再分心去搞其他来钱快的业务,很可能会耽误主业经营,甚至给实体产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看,国资委的提示及时而有必要。这不是说央企不许涉足金融,而是企业专注做实业的初衷不能改。这就有必要对央企产融结合划边界,明确产业为主、金融服务产业的基本准则,明确投资金融的范围、比重和禁区,同时在业绩考核时更加精细化。当然,规范央企投资金融的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实体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投入成本高、产出周期长、利润空间有限,企业做实业面临较大困难,与金融业相比,盈利能力更是差别较大。从根本上引导大家专心做实业、防范脱实向虚,关键还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实体经济回报率,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和吸引力。




期待又一个“金色十年”(权威论坛)
金砖五国经济全球占比已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金砖国家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秩序变革、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此次厦门会晤,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为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金砖合作注入强大活力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11日   21 版)

  中车大连机车公司驾驶员在试验将出口南非的内燃机车。

  6月27日,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

  6月18日,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武术比赛在广州举行。

  7月6日,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在天津召开,参会人员体验中医综合检测系统。
  人民视觉

  8月15日,在俄罗斯西北部卡累利阿共和国凯姆河畔,工人在别洛巴罗什水电站施工现场工作。别洛巴罗什水电站项目是俄罗斯首个由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提供融资支持的项目。
  新华社发
  保罗·埃斯特维斯(巴西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格奥尔吉·托洛拉亚(俄罗斯联邦金砖国家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

  狄伯杰(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王磊(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中心主任)

  克里什·切蒂(南非人文科学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十年务实合作

  开启全新发展历程

  保罗·埃斯特维斯:2014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后,金砖国家合作由此开启了全新的发展历程。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沟通和经济合作,金砖国家的市场一体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国际贸易更为便利,同时有了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大的合作平台。

  质疑金砖“失色”的言论,主要产生于近两年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3个国家受动荡的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较大,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起伏。但需要指出的是,金砖五国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同时是一个政治倡议,金砖国家作为5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和印度依然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增长,是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动机。金砖国家不仅履行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职责,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坚持自由贸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15年间,全球赤贫人口直线下降,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成果。

  格奥尔吉·托洛拉亚:金砖国家最早从金融领域合作起步,当时是美国主导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金砖国家已经成为经济潜力巨大的市场国家,经济领域也只是金砖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金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团结最大的文明国家,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正在发生大变革,世界固有秩序在衰败。国际关系的大变动,以及诸多的冲突,都见证了从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现失灵迹象。金砖国家呼吁新的世界秩序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利益,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尊重主权和国家利益,在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基础上进行。

  狄伯杰:作为主席国,中国再次在金砖国家合作中发挥着引领作用。金砖合作机制需要引领者,中国作为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在其中起到的引领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更为可贵的是,10年来,金砖机制发展的历程证明:金砖合作不搞一言堂,成员国间协商、合作、共赢的氛围已经形成。在近几次会晤上,金砖国家的“朋友圈”正不断扩大,更多发展中国家迫切想加入“金砖”。金砖议题也逐渐从经济向政治、地区安全、反恐等多领域扩展,金砖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热情正在增高。这些都表明,金砖不仅不会“失色”,反而会焕发新的光彩。

  王磊:回溯自2006年开启的金砖国家合作,经过10年多的发展,在推动全球治理、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机制建设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金砖国家持续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革故鼎新,建设性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高效、平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金砖国家通过领导人会晤和非正式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反恐、网络安全工作组等机制,定期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努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设性地推进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金砖国家一贯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及合作框架下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完善全球治理。       

  10年合作,金砖国家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已经成为新兴大国就全球重大政治经济事务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的机制,在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全球治理描绘了新的蓝图,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经济全球化、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克里什·切蒂:金砖国家在过去10年取得了非常务实的合作成果。不久前,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非洲区域中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业。这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这一中心可以直接对非洲发展需求做出回应,为非洲的低收入国家提供了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融资机构之外的新选择和新空间。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推动了金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南非为例,我们看到南非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在持续上升,南非和金砖国家的贸易增速也要高于其他国家。这正是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具体成果,印证了金砖机制在经贸方面的成效。我们也希望金砖国家经贸合作能够更上一层楼。

  扩大“朋友圈” 

  构建更广泛伙伴关系

  狄伯杰:中国在举办国际大型会议方面越来越有经验,前期准备充分、周到,这一点是令各国代表所钦佩的。厦门会晤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开放的态度促进金砖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及各层级多领域交流。厦门会晤将令“金砖”增色,金砖国家间如何协调合作将是这一组织深入发展的关键。金砖国家有各自的发展优势,寻找互补、对接发展一直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方向。金砖国家合作长期以来秉承自上而下的发展机制,同时,倒过来自下而上的模式也应作为重要补充。这一点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民心相通”,金砖国家间更密切的人文交往能够促进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金砖”增色的潜力巨大,其关键在于这一组织是否能形成合力,这其中的对接与沟通必不可少。

  格奥尔吉·托洛拉亚:在第一个十年内,金砖国家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中国担任主席国的这一年中,金砖国家影响力取得了长足进展,金砖国家更加团结。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高兴俄中两国在这方面密切磋商。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目标是在经济、安全、人文协作等领域与金砖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中国制定的几大任务与优先方向受到各方重视。

  现在中国积极推动“金砖+”拓展模式,通过金砖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大国进行对话,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扩大金砖国家的“朋友圈”,这是金砖合作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延伸、扩展的举措,反映出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性正在增强,将进一步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融合进程,造福世界。

  保罗·埃斯特维斯:金砖五国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并且可以进一步深化。第一,能源矿产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五国最重视的议程。这一方面得益于几个国家间的传统能源供给互补关系,即巴西和俄罗斯是供应大国,中国是需求大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能源投资者,特别是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国决定大力推行清洁能源,这对全球能源市场的转型意义重大,也就是说,金砖五国是有机会引导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方向的;第二,医药学领域的合作值得重视。金砖国家占据全球总人口的40%——这个数字说明了我们对于先进医药学的需求和消费潜力,对于整个市场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巴西和中国在医学领域也有研究和生产能力,因此,加强相关研究与合作既能推动公共医疗领域的发展,又能带来经济效益;第三,金砖国家在科技领域的交流意义重大。比如“金砖国家科技和创新框架计划合作研究项目”,支持多边研发,重视技术共享,是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克里什·切蒂:我们希望看到金砖国家能在关键领域进行投资,期待看到新的行动目标和政策,更期待看到这些目标得到落实。我们看到,金砖合作机制日臻完善。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等合作机制已建立起来。

  未来金砖机制还可以进一步变大变强,因为这一机制有足够大的空间。这也是“金砖+”的理念,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可以发出更多的声音,让这个平台成为南南合作的新代表。

  王磊:金砖国家要继续巩固和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金砖国家2015年以来达成了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并推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金砖国家应该牢牢把握住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属性,通过充实“金砖+”模式的内涵,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协调,进一步推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机制建设,通过议题合作和机制性合作等多种范式,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巩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网络。

  金砖国家要推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加大对非洲等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支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推动世界银行等全球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和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加大对非洲国家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金砖国家要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上升,更好地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

  共同应对挑战

  推动全球秩序变革

  格奥尔吉·托洛拉亚:金砖由四国发展到五国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金砖国家意识到,它们不仅要扩大自己在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重与作用,而且还要创建新型的全球治理架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这是对世界银行等全球金融机构以及一些地区银行体系功能的有益补充,在国际上也获得了积极响应。

  狄伯杰:我们不能因个别金砖国家经济出现困难就判断“金砖”失色,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组织巨大的合作发展潜能还没有释放出来。2016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23%,但是贸易额仅占16%。随着金砖国家间合作的深化,这一数字必然成倍增长,各界应对“金砖”增色保持乐观。

  在全球治理方面,以新金融体系建设和南南合作为代表的进程已经成为金砖机制发展中的亮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新兴市场国家重塑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典范,对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我认为新开发银行运行效率很高,如今已有两批贷款发放到位,对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新能源领域的开拓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在南南合作问题上,金砖合作机制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成员国在众多领域正在进行深入合作,比如粮食安全及农产品加工,这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金砖国家间合作起到的示范作用明显。

  保罗·埃斯特维斯:在7月初举行的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晤并发表公报。在这个公报中,金砖五国重申了要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和履行《巴黎协定》。在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在全球治理中站在了更靠近中心的位置,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

  克里什·切蒂: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是南方国家的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仍未摆脱危机影响,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话语权太少。金砖国家的呼吁和发声,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在气候变化大会上捍卫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让发展中国家对于“金砖+”有更多的期待。

  在机构设置上,金砖机制可以更加丰富多元,在政治、经济、人文、贸易、科学等领域也可以设立相应机构,分享观点与智慧。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共同的挑战,需要寻找共同的道路。如果有了这样的机构,就有更多的合作可能。

  王磊:金砖国家合作的第一个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未来应对挑战实现更闪耀发展的坚实基础。一方面,金砖国家加强金融和经贸务实合作,并逐步拓展至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多边框架等,探索出了一条稳健、增量改革的合作路径。另一方面,金砖国家逐步打造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总结了平等协商务实合作的原则,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理念,这些都构成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内在属性,可以指导未来的发展方向。

  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和内生动力不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有所加强。金砖国家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没有发生大幅变化,石油和天然气及矿物质等资源禀赋优势依然明显,科研实力和新技术研发也突飞猛进,这些确保金砖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如此,金砖国家之间相互加强合作,进一步增强互补性的意愿甚至更为强烈。随着金砖国家身份认同的巩固,金砖合作的内生动力也日益提升,可以更大力度地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只要金砖国家继续推动各自内部改革进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就能够为下一个“金色十年”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颜欢、张晓东、邹松、王海林、李志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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