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中国智能投资时间窗正从导入期进入产品突破期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胡敏 |  浏览(219)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7-09-17 08:16:48 最后更新时间:2017-09-17 08:16:48  
  本作品所属分类:未分类 文章类型:普通 意见反馈| 推送到圈子 | 推荐给好友| 我要举报| 收入我的网摘  

进一步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央行9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低;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2%,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M2增速较低而贷款增长较快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根据之前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分析,这种状况表明金融去杠杆取得成效,脱实向虚的形势得到扭转,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强。

在9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2017年金融街论坛”上,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也指出,经过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银行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得到了初步的遏制。银行业的委托贷款、理财产品、同业资产和负债余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银行业投向实体经济的贷款明显增多。表内业务表外化、贷款业务投资化、同业业务套利化的现象有所减少。这得到了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的佐证,8月,委托贷款减少82亿元,同比多减1514亿元。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一行三会支持的“2017年金融街论坛”,主题之一就是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央行行长助理刘国强、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慎峰、保监会副主席黄洪都围绕这个主题做了论述。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今年以来,一行三会等相关部门就围绕这些任务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7月中旬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他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从“2017年金融街论坛”的发言看,一行三会领会了这些原则和要求,并形成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效率的思路。

首先,降低杠杆率是进一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举措。这就需要适度遏制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表面来看,要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就要扩大融资规模,这样才能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扩大融资规模、提高杠杆率往往会适得其反。刘国强指出,在高杠杆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必然膨胀,这就导致,一方面会把资产从实体经济中吸引过去,另一方面会提高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吸引资金和推高成本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经济就必然脱实向虚。因此,必须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使杠杆率有序降下来,这样金融才会有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意愿。

今年以来,金融去杠杆力度颇大,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融资规模的增长仍然较快。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3.1%,比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预期目标12%高1.1个百分点。这是部分城市房价仍然上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违规举债的重要原因。下一阶段,应该继续推动金融去杠杆,并进一步使经济整体的杠杆率降下来。

其次,在降低杠杆率的基础上,再推动资金有序进退,进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退出积累金融风险、形成资产泡沫的领域。刘国强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善于做加法,更要勇于做减法,对僵尸企业必须减下来,对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必须减下来,对房地产炒作必须减下来。王兆星强调,既要稳妥有序地退出僵尸企业,也要杜绝一刀切地抽贷断贷;既要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对于住房贷款的需要,也要抑制部分地区的房地产泡沫。张慎峰指出,资本市场要在支持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黄洪认为,保险业应从农业、大病、健康等领域着手,切实履行好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天职。

第三,推动资金有序进退要靠加强监管。藉此,改变一些金融机构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的现象,约束部分市场主体以创新为名进行高杠杆融资。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重点在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又有赖于金融业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低杠杆率的同时提升供给效率,在有序进退、加强监管的基础上提升供给质量。金融业要在深化改革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


8月M2增长8.9%创新低 消费贷继续爆发

张奇

本报记者 张奇 北京报道

9月15日,央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M2同比增长8.9%,创历史新低。

“今年以来,在加强金融监管背景下,金融去杠杆效果逐步显现,同业业务增速放缓,货币派生效应减弱,同时M2去年同期基数较高,致使本月M2增速创下历史新低。”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

M2低迷之外,新增信贷和社融数据均超出预期。具体而言,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9万亿元,其中居民短期贷款(主要为消费贷)增加较多。

“居民消费贷增长较快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可能有部分房贷需求反映到了这里,不过央行在查,以后消费贷会收敛;二是各家银行都在大力推个人消费贷,可以看到今年个人消费贷利率是显著下降的。”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闫玲称。

需要说明,居民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近期引发广泛讨论,市场关心消费信贷资金是否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消费贷超预期肯定跟凑首付有关系,因为首付比要求较高,不少人会用消费贷的形式。”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社融继续保持较快增长。8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86亿元。其中表内贷款仍是主要融资途径,占比75%;表外融资主要方式是信托贷款,新增1143亿元;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新增160亿元。

M2低增速

8月M1增速、M2增速双双不及预期。

央行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64.52万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2.5个百分点。

李超认为,M2增速维持在低位核心原因是基础货币增速下降,央行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操作,实质上是一种边际增速收缩的策略,基础货币增速的收缩加上无法一直扩张的货币乘数,M2长期增速势必回落或者维持在较低的位置。

不过,对于M2低增速无需过于担心。央行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称,需要全面客观认识M2低增速。

一是过去M2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较多与住房等货币化密切相关,而目前住房商品化率已经很高,货币需求增长相应降低。二是近些年M2增长较快还与金融深化有关,主要体现为同业、理财等业务发展较快,但金融深化进程并非是线性的,为了兴利除弊也会有一定起伏,近期M2增速有所降低正是加强金融监管、缩短资金链条、减少多层嵌套的合理反映。

报告称,预计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同时,随着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更加复杂,M2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经济的相关性亦在下降。

与此同时,M2-M1的负“剪刀差”结束走阔、再度缩窄,表明资金脱虚向实。

具体而言,8月M1同比增长14.0%,M2-M1“剪刀差”为-5.1%,前值-6.1%。

M2持续低迷的同时,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较快增长。8月社融新增1.48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3.1%,不过需要注意,“社融+地方债”呈现回落态势。中信固收团队称,8月社融(加地方债)后为2.07万亿元,同比减少4309.71亿元,环比减少1774.87亿元,不及上月与去年同期,表明社会整体融资需求渐渐步入回落态势。

消费贷环比增1094亿

新增信贷超预期。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9万亿元,同比多增1413亿元,环比增加2645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63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16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470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483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69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639亿元。

中信固收团队分析称,企业新增贷款较上月有所回升,短期贷款虽有所好转但仍不及上半年;企业中长期贷款连续2个月下滑,主要源于当前实体融资成本偏高,叠加下半年银行信贷额度受限,使得企业投资意愿不足。

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增长迅猛的居民短期贷款。8月居民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比例降至41%,较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然而居民短期贷款的占比提升到20%,较上月提升7个百分点。从规模来看,8月居民短期贷款增加2165亿元,环比、同比分别增加1094亿元、696亿元,是年内的第三高点。

居民中长期贷款主要为住房按揭,而短期贷款一般为消费贷。今年以来,消费贷的快速增长也引发关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统计,今年1-8月居民新增短期贷款达1.28万亿,累计同比多增8231亿。

为何居民消费贷款会增长如此快速?海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姜超在一份研报中指出,短期消费性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可能与地产销售密不可分。地产销售仍在增长,但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房贷额度逐渐受限,部分居民购房贷款或借道短期消费贷款完成,导致居民短贷的高增长。

一位股份制银行华中地区支行行长称,大家都抢着做消费贷款,因为一是现房抵押风险小,二是利率上浮比较多,我们执行上浮40%左右的利率,三是客户质量较优质,一般都是白领。

他同时表示,消费贷款用途上很多都是去买房了。“因为房子涨价快,一般拿钱去经营的比较少,钱拿去做生意叫经营性贷款,这个我们很谨慎。”

另有北京地区银行零售部门负责人称,现在老百姓的消费场景越来越多,消费贷增长是大势所趋,用来购房应该不是主流,因为消费贷购房期限错配。特别今年是金融严监管年,大家的合规意识还是很强。

虽然银行业务人士观点不一,但个别银行将消费贷款用于购房的案例确实存在。近日某银行因将个人消费贷款资金挪用于购房等原因,被当地银监局处罚。

此外,近期江苏、北京、深圳三地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分行先后发文,提示辖内银行个人其他消费贷款大幅增长,存在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并要求加强个人消费贷款管理,防范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

不过前述华中地区支行行长认为,规定落地可能较为困难。“资金用途可以包装,现在一般消费贷买房也不会直接给房产公司,都会倒几手。”前述支行行长称,“要是严格防范的话,可以看发票、实地检查,不过工作量太大。”



重塑中国经济新动能需要一批新一线城市

姚余栋;管清友

姚余栋(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管清友(民生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2%,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对应的占比分别为51.5%、37.0%、24.9%、22.6%和14.7%。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重点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城市人口分布结构,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打造新一线城市的战略意义

首先,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新一线城市有助于疏解现有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城市压力;其次,一线城市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具有资源集聚的优势,第三产业占比较高,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较多。明确新一线城市地位与建设方向,有利于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最后,根据姚余栋-管清友梯形城镇化理论,只有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走“梯形”(多个首位城市)城镇化道路,才能既提高城镇化人口容量上限,满足中国城镇化发展需求,又防控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楼市泡沫问题。

其次,打造新一线城市,有助于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资源垄断格局,通过辐射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新的一线城市形成后,将成为区域增长极,打破现有四个一线城市的竞争优势,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四大经济板块+三大支撑带”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通过建设以新一线城市为基础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同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打造新一线城市绝不是放弃二、三、四线城市的发展,而是要发挥新一线城市在区域发展上重要的中心作用,拉动二、三、四线城市进一步发展,形成更为合理高效的发展格局。

再者,打造新一线城市首先能有助于补短板。新一线城市建设会带来人才与资源的集聚,增加服务供给,使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还能帮助去产能。短期来看,新建和升级基础设施,会增加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的局面。中长期来看,新一线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可扩大总需求,提高相关产品的产能利用率。

必须要在新一线城市落实共有产权房、租售同权等新的房地产和社会服务政策,保证更多的人住进新一线城市。这样既能平抑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又能带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这是打造新一线城市的重要意义。

打造新一线城市的核心思路

打造新一线城市,需要创新现有的央地政府关系,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限,在吸收外资、土地制度、价格体制、税收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一是将潜在一线城市列入计划单列,使其拥有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甚至可以高于计划单列市。

二是根据经济、历史、自然等因素,综合考量未来发展情况,合理规划潜在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一线城市发展预留空间。

三是在现有立法领域的基础上,扩大潜在一线城市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立法事项范围,赋予更大的立法权。

四是在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及时调整,解决人才进入的后顾之忧,吸引人才长期定居。

五是在打造新一线城市时,应抓紧我国养老产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逐步完善的重要时间窗口,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方式加快养老产业的培育与繁荣,迎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六是在制定交通、物流、能源等规划时,考虑相关城市未来需求的增长空间,提前布局,向潜在一线城市倾斜。

七是在符合金融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大力发展民营银行、鼓励直接融资等,加大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

八是在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潜在一线城市的国企改革进程,激发经济活力。

九是通过采用加大创新经费支持、对创新活动的支出给予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创新,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打造新一线城市的实施路线

一线城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分为量化的经济、金融、人口、创新和房价指标及定性的节点指标两大部分。

经济指标,可选取的经济指标有三个:一是GDP,较大的经济体量是成为一线城市的必要条件。二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居民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三是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吸收就业的能力越强,经济发展通常也越具有持续性。

从2016年GDP看,有12个城市的GDP超过1万亿,除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外,非一线城市天津、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青岛紧随其后。 从人均GDP数据看,深圳、苏州、广州、无锡、南京、长沙、杭州、佛山、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宁波等城市发展水平较高,已突破10万大关。从产业结构看,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深圳的三产占比超过60%,服务业较为发达,吸收就业能力较强,济南、南京、厦门、哈尔滨紧随其后。

金融指标,我们选取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来衡量城市的富裕程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量来衡量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截至2016年末,存款余额最多的十座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天津、南京、苏州。2016年10月末,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量排名前十的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广州、成都、南京、宁波和武汉。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一线城市金融指标遥遥领先。另外杭州、苏州表现突出,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北上深,总市值突破万亿。

我们选取有常住人口数和常住人口净增量为人口指标。存量人口规模决定了城市的总需求,人口集聚是一线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净增量则反映了城市的吸引力。

从2016年常住人口看,1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分别位列第2、第3、第6和第7,人口集聚是一线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重庆常住人口最多,高达3048.43万人,成都和天津人口分别为1591.80万、1562.12万,分别位列第4和第5,石家庄、武汉、苏州三个城市刚超过1000万,从人口规模看具有成为一线城市的潜质。从增量人口看,2016年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调控较为严格,增加不多,广州和深圳则相对开放,两地各新增50多万常住人口。非一线城市中,成都最为宜居,常住人口增加了126万人,重庆、长沙、杭州、武汉、郑州、天津等非一线城市纷纷开始“抢人行动”,为吸引人才,各施奇招。

我们特别选取新增专利数,作为城市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

将2016年新增专利数进行排序,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创新能力分别位列第1、第2、第3和第5,与一线城市资源集聚对人才形成较强吸引力有关。非一线城市中,苏州达到5.4万件,位列第4,与外资经济发达有关;重庆、成都、西安、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创新能力较为突出,新增专利数超过3万件。

我们选取最新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房价收入比作为房价指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不可或缺的指标,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总体来看房价与城市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一二三四线城市间逐次递减。房价收入比反映购房压力,为住房总价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住房总价等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与城镇家庭户均面积的乘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按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6.6 平方米计算;家庭可支配收入等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家庭户均人口的乘积,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按2015年国家卫生计委公布的3.02人计算。

2017年上半年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深圳以54606元/平方米位居榜首。上海和北京分别为47623元/平方米和43427元/平方米,排名第2和第3。厦门以35271元/平方米在非一线城市中遥遥领先。其他超过20000元/平方米的城市有珠海、杭州、南京、苏州。广州是唯一未超过20000元/平方米的一线城市,均价为17115元/平方米。一线城市多为高房价,一方面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也与资源集聚下人才涌入有关。房价收入比和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的排序高度相关,前四位为深圳、上海、北京和厦门,房价收入比均超过20。

综上所述,杭州、天津、南京、苏州、成都、武汉等城市在经济、金融、人口、创新和房价等五方面的量化指标上表现突出,有成为一线城市的潜质。

打造新一线要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为重要节点城市带来发展机遇。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重要节点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兰州、西宁、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

长江经济带也是重要的国家战略,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按照城市层级,分为一级中心城市:上海和二级中心城市:重庆、南京、武汉、苏州、杭州、南昌、成都、无锡、宁波、长沙、合肥。

京津冀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打造第三大增长极和城市群。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逐渐明晰,“两核三轴一带三重点”格局基本形成,“两核”指京津双核,“三轴”指京津塘主轴、京-保-石拓展轴、京-唐-秦拓展轴,“一带”指沿海经济带,三个重点开发地区包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工业区。廊坊、保定、唐山、沧州、天津、石家庄等城市将从中受益。

高铁线路与站点的普及,增强了相关城市的交通通达程度和辐射效应。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了构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从所公布的“八纵八横”各线路主要途经城市看,北京、上海除西藏外可以通达其它所有省市,而合肥、西安、郑州、重庆、长沙、杭州、福州、深圳、南昌等城市的枢纽地位获得提升。

综合考核上述的各项量化指标与节点城市,我们认为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城市有杭州、天津、南京、苏州、成都、武汉,而重庆、宁波、青岛、厦门、西安、无锡、长沙、郑州和合肥有望成为准一线城市。(编辑 李靖云)



新股创富216人身家逾10亿 粤浙苏沪领跑计算机崛起

杨坪

见习记者 杨坪 广州报道

有人汹涌股海中一夜成名,有人临门一脚前一败涂地。

尽管不久前证监会发审委日否4家上会企业,给A股市场带来不少肃杀之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16年年底IPO加速以来,开闸放水式的新股发行在为A股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还是涌现出了不少创富神话。

除了19家国有企业和3家公众企业的大股东无法穿透到自然人外,21世纪资本研究院对311家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行梳理,统计出了上市公司真正的“第一大股东”(即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数量最多的自然人股东)。

据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截至9月15日,2017年上市新股数量突破333家,仅就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市值而言,已有216位自然人股东身家超10亿。

“一般来说,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只要企业能成功上市,A股市场上的股价必然会先上涨,并且涨速较快,因此,A股的创富效应非常明显,股东个人身家很容易便提升。”9月15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说道。

大股东身家也与上市公司的规模存在一定的联系,大股东市值排名前15的企业中,股东持股比例一般在30%以上,上市公司的规模也较为靠前,除了韦尔股份(603501.SH),总市值均在百亿级以上。

在新一轮的造富行情中,计算机、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数量较多,占比超过1/5,由此带来的造福效应最为显著。另外,食品、零售、文娱等行业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迅速崛起,引发上市热潮。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这些A股市场的“新晋”富豪平均年龄在53周岁。

欧派家居掌门人身家飞涨

统计显示,截至9月14日收盘,总持股市值超过100亿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总计3人,而持股市值不足5亿的股东则有15人。

持股市值超过百亿的上市公司股东分别为欧派家居(603833.SH)姚良松、华大基因(300676.SZ)汪建、旭升股份(603305.SH)徐旭东,持股市值分别为302.83亿元、224.39亿元、120.98亿元。

无一例外,上述3家企业的大股东,持股数量均在亿级以上。其中,汪建持股数量最少,为1.30亿股(通过华大控股和华大三生园分别持有上市公司1.269亿股和318.94万股),但华大基因自上市以来股价便节节攀升,连拉18个涨停板,目前市盈率已经达到184.23倍,股价甚至飞升至172.48元。

要论2017新股创富第一人,非姚良松莫属。其一手创办的欧派家居,作为家具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上市便收获五个连续涨停板,股价最高时曾突破125.18元。截至9月15日,欧派家居的股价稳定在了105.15元,在同行业中居于高位,但市盈率却并不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掌握的信息显示,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60后代表,姚良松从体制内下海创业,从承包饭店、倒卖香肠,再到贩卖扑克,曾经历负债累累,亦经历迅速“暴富”,当然所有的故事似乎不如今年3月28日上交所敲钟那刻,令旁观者感慨。

其实同属于年内次新股,且同属于定制家具行业的尚品宅配(股价142.18元)、皮阿诺(股价47.40元)等,企业市盈率分别为53.68和69.06倍,而欧派家居仅为41.99倍。早在2011年上市的同行索菲亚(股价39.21元),市盈率也更高,为47.75倍。

另外两家“百亿富翁”造富企业华大基因、旭升股份分别属于医疗服务和汽车零部件行业,两家企业均经历了长期的产业积累,大股东的年龄分别为63周岁和47周岁。

股价涨势如虹,但大股东身家尚未过亿的企业却不在少数,当然这在普通人看来,同样是不菲的财富。

作为A股市场股价仅次于贵州茅台的亿联网络(300628.SZ),以88.67元的发行价横空出世,上市不到半年,股价涨幅达到246.57%,飙升至307.30元/股,变身“最贵新股”,但其第一大股东吴仲毅却无缘创富排行榜前十强,持股市值仅为49.17 亿元。吴仲毅现年只有44周岁,作为一家主营通讯设备的“白马股”企业掌门,未来颇值得期待。

21世纪资本研究院认为,亿联网络总股本较少,仅为7467.00万股,大股东持有21.43%的股份,数量也不过1600万股,尽管股价高,但股东身家提升并不显著。另外,公司流通盘较少,流通股数量为1867万股,也易遭游资疯炒。

另外,创富效应也与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有关。股权太过分散,上市公司多带来的创富效应也被分化。

一般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企业实际控制人,但也不乏少数例外情况,如镇海股份(603637.SH)和勘设股份(603458.SH),由于股权结构太过分散,这两家公众企业均无实际控制人。

两家企业在上市前股东人数就分别达到了162人和141人,二者大股东镇海股份董事长赵立渭和勘设股份董事长张林上市前持股数量分别为452.08万股和1181.87万股,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赵立渭在今年二季度曾增持了上市公司135.62万股,但二者的持股比例也不过4.42%和9.52%,无法单独决定企业的发展。

相应地,尽管两家企业的股价分别涨至24.63元和59.40元,赵立渭和张林的持股总市值也仅为1.45亿和7.02亿元。两位年龄分别为69周岁和51周岁。前者为抽样公司中年龄最大的,后者为2017新股创富榜中,排名最末尾的大股东。

“股东身家除了与持股数量,股价有关联外,更多是看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估值,另外则要看企业的资质,处于行业哪个位置,是否是龙头企业,这些因素会决定了市场对企业的定价,也影响着股东的身家。”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付立春进一步补充道,“随着IPO常态化发行,以及IPO各个板块发审委的合并,A股的估值,尤其是创业板的估值可能会逐渐理性,企业能享受到的估值溢价也会越来越小,这对IPO的创富效应将会有所影响。”

计算机行业强势崛起

以往,A股富豪中房地产行业占据了大片江山,而2017年上市的新股中,尚无一家房地产企业,大量的TMT、消费、高端服务等行业的企业涌入A股市场。

据记者统计,今年以来上市的333只新股分布在汽车、计算机、医药生物、传媒、电子、非银金融、食品饮料等52个证监会细分行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计算机行业强势崛起。

企业数量排名首位的行业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8只,其中包括电子零部件(9只)、集成电路(4只)、通信配套服务和传输设备(7只)等。

该行业中持股市值最高的是景旺电子实控人黄小芬和卓军,二人持有上市公司3.04亿股,占比74%,夫妻身家合计增长150.5亿元。两者为典型的60后夫妻,是A股市场常见的实控人“夫妻档”组合。

主营网络游戏产品的策划、研发制作及商业化运营的吉比特(603444.SH)实控人卢竑岩也一跃成为行业新贵,手持2162.95万股,身家迅速突破49.60元。卢竑岩现年仅40周岁,计算机专业科班出身,学以致用,受到一些游戏圈人士好评。

吉比特(603444.SH)是年内A股主板首个互联网IPO,尽管在体量上难以与巨人网络(002558.SZ)、三七互娱(002555.SZ)等相比,但股价始终盘踞高位,一度超越贵州茅台登鼎“股王”,截至9月15日晚收盘,股价为224.25元。

其实从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数据可以看出,70后富豪所经营的产业多与互联网相关,能够把握这一风口的年轻富豪,在国内富豪榜单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重。

新股中还有一群特殊的财富新贵,在高新技术的企业主纷纷发家致富之时,传统行业企业主也没有闲着,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时代”摸爬滚打,食品、奢侈品、零售业、高端服务、文娱等迅速崛起。

除了以华大基因代表的基因测序业外,珠宝零售业龙头企业周大生(002867.SZ)的上市,也让实控人周宗文身家水涨船高,通过手握上市公司2.72亿股,持股市值暴涨至78.18亿元。周宗文现年六十岁,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知名校友,在母校设立专项奖学金,属于老派的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代表。

另外,以力盛赛车(002858.SZ)为代表的体育业,以及绝味食品(603517.SH)、道道全(002852.SZ)为代表的食品制造业等的企业也相继上市,催生出大量的亿级身家的富豪。

巧合的是,绝味食品和道道全同属于“湘股”,道道全尽管注册地址位于岳阳市,不过两家公司办公地均在长沙。且背后的“同行富豪”年纪相仿,年龄大的道道全实控人刘建军现年54周岁,而年纪轻的为绝味食品实控人戴文军,现年49周岁。尽管均属于农副产品加工制造业,不过主营“鸭脖”的绝味食品显然比主营“大型油脂加工”的道道全更受市场关注,戴文军的富裕之路被戏谑为“吃货”的功劳。

刘金山认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分不开的。首先,我国中产阶级日益庞大,他们对衣食住行的品质要求较高,推动了消费品位升级。另外,对于游戏等互联网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年轻一代行为模式的转变,大量95后步入职场,作为“互联网一代”,他们对智能新兴产品接受度很高很快,所以这些行业非常火热。

财富周期轮动明显,曾经不起眼或被看空的行业(化工、造纸、机械)也大举收复失地,带来了相关行业富人身家的大幅暴涨。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涌现出的新股新贵总量数量甚至超过了软件信息互联网服务。

此外,经济总量大、增速快的地区孕育出的A股富豪数量最多。

其中,广东可谓富豪之乡,创富最为显赫。据记者统计,这311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仅指自然人)中有72名来自广东省,浙江省64名位于第二,江苏省、上海市分列第三,第四。而在市级单位地域中,以深圳市富豪数目最多,共有33名。

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深圳市GDP总量为9709.02亿元,全国排名第四,但GDP增速却在一众一二线城市中遥遥领先,新增富豪数量也随之领跑全国。

(编辑:李新江)


专访港交所固定收益货币产品发展部董事总经理Julien Martin: 人民币衍生品成交量65%与中国相关 打造离岸人民币产品生态系统

朱丽娜

特约撰稿 朱丽娜 香港报道

粤港澳大湾区起航 之香港动力系列报道之三

香港回归20年来,实现了从区域金融中心向全球金融中心跨越,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香港具有新股上市集资、基金管理、银行资产规模、离岸人民币业务等明显金融优势。支持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作用,首先要打造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中心。发挥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及跨国公司“走进来”主要跳板的区位优势,针对人民币业务新需求,加快人民币产品创新,提升服务能力,吸引更多投资者利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

导读

“今年年初,我们的人民币期货合约成交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单日成交超过2万手,单日成交金额大约为20亿美元。以全年来看,每日成交大约3000手,同比增长约50%。这样的增长水平是在人民币汇率企稳,整体离岸人民币市场成交下滑的背景下。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降低,市场参与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人民币建立一些短期的头寸。”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香港场内和场外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蓬勃发展。

2012年9月,香港交易所(下称“港交所”)推出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合约。目前港交所的人民币衍生产品中,以两只离岸人民币与美元货币对的汇率期货合约的成交最为活跃。

“今年年初,我们的人民币期货合约成交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单日成交超过2万手,单日成交金额大约为20亿美元。以全年来看,每日成交大约3000手,同比增长约50%。这样的增长水平是在人民币汇率企稳,整体离岸人民币市场成交下滑的背景下产生的。”港交所固定收益货币产品发展部董事总经理Julien Martin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事实上,人民币货币期货已成为全球最普及的人民币交易衍生产品,香港交易所以外至少有8家其他交易所提供这类产品。截至去年年底, 香港交易所的人民币货币衍生产品平均每日名义成交金额(2.19亿美元)及年底未平仓合约数目(47294张),在全球各大交易所中位居首位。

每日逾千个市场参与者

《21世纪》:港交所推出的离岸人民币期货合约被认为是同类合约中流动性最好、最成功的,你认为这个产品成功的要素有哪些?

Martin:港交所现在有一系列的离岸人民币期货合约,包括美元/人民币(香港)、日元/人民币(香港)、欧元/人民币(香港)等,这些产品的成交都不错,这其中主要有几个因素。首先,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开始由场外(OTC)市场转向交易所外汇市场,尤其是企业和基金公司。因为交易所外汇产品比场外市场更加简单透明,成本更低。

同时,银行本身也在不断退出这个市场,它们不再向客户提供这些简单的外汇产品服务。它们要求客户在交易场外外汇产品时,缴付一定的保证金。平心而论,如果客户需要提供保证金,他们更愿意选择交易所而非某个商业银行。

《21世纪》:对于客户而言,向交易所或者银行提供保证金有什么内在区别?

Julien:这主要涉及信用风险(credit risk),同时通常情况下银行比交易所收取的保证金更高,而且对于客户而言,他们面对的选择是一家小型商业银行与类似半主权性质的交易所。事实上,一些小机构也在不断试图推出一些小的外汇合约,但这些机构正在面对困境。自去年以来,整体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交易大约萎缩了20%-30%,甚至个别月份的跌幅更大。与此同时,我们的合约成交翻了一倍,而且我们预期今年的成交会继续增长50%。过去交易所的离岸人民币产品只占整体市场成交的1%左右,但目前这个比例已经超过5%并正在不断增加。这是一个整体的大趋势,其中透明度最为重要,在交易所市场,参与者可以获得更透明的价格发现,进出市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以我们的人民币合约为例,有8家银行作为做市商,每天有超过1000个市场参与者交易这个产品。因此,相比与单个银行进行成交,客户可以获得整个市场的流动性。

《21世纪》:港交所的人民币期货合约整体成交情况如何?目前主要有哪些市场参与者?

Martin:今年年初,我们的人民币期货合约成交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单日成交超过2万手,单日成交金额大约为20亿美元。以全年来看,每日成交大约3000手,同比增长约50%。 这样的增长水平是在人民币汇率企稳,整体离岸人民币市场成交下滑的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降低,市场参与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人民币建立一些短期的头寸。

《21世纪》:这是否意味着场外市场仍然主导着人民币外汇交易,这种趋势是否同样适用于一些主要货币,比如美元、欧元等?

Martin:对于美元、欧元这些成熟货币而言,交易所外汇市场的比例更小,但是这个市场的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相比之下,一些新兴货币,比如人民币,交易所成交的比重更高。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选择某个外汇产品,通常倾向于选择一系列相关产品,这类似于一个相关产品的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也正是香港交易所一直以来的策略,我们推出了股票通、债券通、黄金、人民币期货、期权等,这些产品都有相应的人民币成分,这点对于客户非常重要。

以我们的人民币产品为例,参与成交的客户群体十分多元化,包括银行在内的流动性提供者、中资券商以及一些高频交易商。同时,我们有非常多的企业客户,他们有的来自内地、香港甚至全球各地,他们利用我们的产品来对冲人民币敞口风险。此外,我们有很多高净值个人、私人银行、基金等客户。其中,真正有人民币仓位的终端客户的比例大约为70%左右,其余参与者的比例约为30%,这样的交易者构成与其他竞争者完全不同。

买卖价差为7-10个基点

《21世纪》:这样的交易者构成对于人民币合约的流动性和成交带来哪些影响?

Martin:事实上,港交所的人民币合约的买卖差价(bid/ask spread)大约在7-10个基点,相信市场上没有哪家银行可以提供这么窄的价差。这也验证了某些情况下交易所市场的价差小于场外市场。同时,我们在较长期限的合约上有很多的流动相,有很多未平仓合约(open interests)集中在一年至一年半到期,而这些合约的买卖差价约为40-50个基点,这是非常窄的。

我们今年增加了一个新的期权合约,计划未来增加更多的合约,迎合市场对长期合约的需求。人民币合约推出之初,我们集中在一些短期的合约,三个月、六个月的合约。但海外投资者在投资内地固定收益市场时,他们通常投资的标的是五年、十年国债,因此他们的投资组合的期限大约是5-10年,他们需要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21世纪》:截至去年年底,港交所美元/人民币合约的未平仓头寸占全球相应市场总体的三分之二,目前这个比例大约在什么水平?

Martin:事实上,今年以来美元/人民币合约的未平仓合约的占比有所下降,由之前的75%跌至目前的一半左右。这主要由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过去6-12个月,很多投资者看到人民币汇率走软的趋势而建仓,但大部分这些头寸已经平仓。同时,他们意识到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元不太可能维持长期强势。中国央行已明确表态人民币不会贬值,作为主要融资货币的人民币将保持稳定,因此市场参与者不再押注人民币的走势并进行平仓。

同时,过去三年的人民币外汇市场趋势是,上半年很多客户获利了结,未平仓合约有所下跌,进入9月以后,进出口活动增加,未平仓合约又开始恢复增长。我们有很多进出口相关的企业,因此在夏季通常市场比较淡静。整体而言,中国相关的活动大约贡献了65%的市场成交。

《21世纪》:随着股票通、债券通的推出,这对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成交带来了哪些影响?

Martin:以股票通为例,北向的股票成交主要以离岸人民币来进行,这意味着北向通的投资者有一定的离岸人民币敞口,从而带动了离岸人民币的需求。因此,香港金管局推出了一级流动性提供计划。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在股票通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相比之下,债券通既可以用离岸人民币亦可以使用其他外币,投资者可以利用已有的美元进行投资,而不一定需要通过获取离岸人民币才能参与交易。由于固定收益投资者通常的交投不如股票那么活跃,而且他们的投资规模更大,因此我们认为债券通有助于推动离岸人民币场外市场,从而有利于港交所的人民币期货产品。

目前债券通投资者以使用离岸人民币为主,但我们接触的客户中约有一半对于使用外币十分有兴趣。同时,我们仍在与央行、香港金管局等一起研究债券通的外汇管理架构,针对使用外币如何进行对冲、外币兑换的一些细则仍有待确定。具体来说,如果投资者使用离岸人民币来参与债券通,他们在外汇对冲上有更多的灵活性,可以选择过量对冲(over-hedge)或偏少对冲(under-hedge)仓盘。但是,如果投资者选择使用外币进行交易,则只能针对相应的仓位进行对冲,不能对在岸人民币设立投机仓位。

《21世纪》:港交所未来在人民币产品方面有什么计划?

Martin:我们正在考虑人民币外汇指数,并计划推出更多的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期货合约,事实上,人民币的市场增长不仅仅来自于兑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韩元兑人民币已经成为港交所成交量第二大的货币对。同时,我们也正在探索债券通的各种风险管理工具,比如利率产品等。对于投资债券通的投资者而言,他们需要不同的工具来对冲久期风险(duration risk)、利率风险以及信用风险等。



以德国为师,制造业名城佛山看上了啥?

杜弘禹

本报记者 杜弘禹 佛山报道

广东这五年 改革开放

近年来在“以德为师”理念指引下,佛山全力对接和引进德国的制造业创新资源,目光囊括前沿技术、高端人才、先进装备和优质企业,以及相应的思路模式等。

一头金发、身材高大、西装笔挺,德国人Sebastian Groggert站在一群中国人中间,显得十分醒目。这位德国智能制造领域的专家,跨越万里来到位于广东省中部的佛山市,便成为这座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

不仅德国专家,从家电巨头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库卡,到引入汉诺威展览公司及其机器人学院等一批德企,再到成立中德工业服务区和中德工业城市联盟,近年来,德国元素开始密集出现在这座中国南方城市。

制造业重镇佛山,有着广东第三的经济规模,但也面临着“闯关”的压力。

如何突破?纵观世界,佛山似乎从德国得到了启示。近年来在“以德为师”理念指引下,佛山全力对接和引进德国的制造业创新资源,目光囊括前沿技术、高端人才、先进装备和优质企业,以及相应的思路模式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佛山调研发现,“德国制造”的佛山本土化进程正在提速,来自德国的创新外力正逐步与当地制造业融合。这一过程中,智能制造与工业设计成为最突出的两大重点,二者在推动佛山传统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同时,亦衍生出诸多高端产业。

引入德国智能制造生态

2016年底的佛山市党代会提出打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国制造业一线城市”。“十三五”期间,佛山还要力争GDP突破万亿元大关,这是佛山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与国内苏州、无锡等制造业名城的一场对标。

佛山希望能从制造业强国德国身上找到转型思路。9月12日,佛山市市委书记鲁毅在会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时就表示,佛山将对德合作作为促进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此前,鲁毅还曾多次表示,佛山要借鉴德国工业4.0,着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再造佛山制造业发展的新优势。

佛山的对德工业合作,“智能制造”是一大重点。

“从这几年的‘机器代人’趋势可以看到,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会展业发展促进局局长熊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因而,佛山希望能将德国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人才、设备和产业汇聚于此,将德国工业4.0精准嫁接到该市传统制造业一线的各链条和环节。

如何实现这一效果?佛山的做法是:先搭平台,一是建立佛山机器人学院,这也是德国汉诺威机器人学院品牌唯一的海外授权使用机构;二是携手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共建“广东-亚琛工业4.0应用研究中心”。

佛山机器人学院并非一个简单的培训机构,而是一个囊括工业机器人生产商、核心零部件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售后服务商、科研和培训机构,甚至投融资机构的智能制造要素平台,旨在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协同和资源对接。

佛山机器人学院CEO魏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该学院三分之二入驻企业来自德国,希望将先进的“工业4.0”理念和技术与国内不同制造业产业的需求结合,针对性地解决一些细分行业领域当前的转型升级瓶颈问题。

此外,正加速建设的“广东-亚琛工业4.0应用研究中心”亦有类似功能设计。该中心的目标为:将德国“工业4.0”优秀方案转移应用到本土企业、将该校的研究和创新项目转移至当地,推动地区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制造与工业机器人产业、工厂自动化与智慧工厂等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平台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加速对德国创新资源聚集,这也从“增量”的角度为佛山经济激活更丰富的新动能。

以佛山机器人学院为例,负责运营的汉诺威公司,当前就正致力于透过自身品牌影响力,为该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网罗顶尖的工业机器人企业入驻。

“佛山已经汇集了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美的收购库卡后,产业链也将在此逐步铺开。”中德工业服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锡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佛山还希望这些平台聚集更多国内外创新企业,规划建设一个超千亩的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从研发、设计、生产到展示完整智能制造产业链。

“引入一个学院可能会带来一个制造业体系。”熊军说,佛山希望环环相扣,最终能引入整个德国的智能制造生态。

打造工业设计之都

佛山学习借鉴德国制造业发展经验的探索中,工业设计是另一重点。

朱锡雄说,佛山制造业更多仍集中在传统的陶瓷、家电、家具和建材等行业,急切需要转型升级,但如何转型?这就非常需要有前后端的工业服务提供转型升级支撑,特别是前端的工业设计和研发等高端服务。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解决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一系列短板。”朱锡雄补充说。

事实上,从2010年广东工业设计城落户佛山顺德开始,该市即开始发力探索利用工业设计推动制造业转型。目前,该工业设计城已入驻来自国内及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200多家工业设计公司,每年约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约5500件新产品设计,其中80%服务国内,20%服务国外。

近年来,佛山制造业企业频频从德国捧回红点奖、IF设计奖,亦表明工业设计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直接作用。而随着佛山对德工业合作的铺开,作为产业聚集和服务平台的广东工业设计城亦在加强相关资源引进。

“中国的工业设计落后国外很多,这也使得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一直以来也比较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一短板。”广东工业设计城负责人井春英说,设计创新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之一,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必然是设计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过程。

井春英说,佛山的优势在于有丰富和市场需求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可与国内外工业设计资源对接,实现以工业设计延伸制造业价值链,创造新动能。她举了一个例子,工业设计城内一家,通过将设计产品产业化,年产值从一开始的仅100多万,跃升至去年6000多万,今年预计达2亿元。

从这一角度来看,佛山的“以德为师”探索中,除具体资源的引进,更为重要的还是对德国制造业发展模式的消化、融合和吸收。

佛山市政协委员、照明灯具协会会长吴育林分析说,“德国制造”的秘密在于深刻理解平台的重要性,通过搭建起全球最高水平的展会平台,设立全球最知名的工业设计大奖,把全世界的供求资源和设计资源牢牢掌握在手里。

2017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该市要发挥广东工业设计城等平台作用,加快工业设计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工业设计之都”。(编辑:何苗)



王乐京:中国智能投资时间窗正从导入期进入产品突破期

王帆

本报记者 王帆 深圳报道

导读

2017年到2018年,是产品突破期。这两年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突飞猛进,也极大弥补了知识图谱的一些基础性不足,尤其是在知识提取上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产品突破变得水到渠成。

中美两国在智能投资上启动时间差不多,但是美国已经在近年产生了估值两百亿美金的独角兽Palantir、被誉为华尔街之狼的Kensho,还有金融搜索AlphaSense等比较成熟的公司,而中国在相应领域没有成长出相应对标的好公司。

中国是否有机会在金融这个被认为在人工智能上最有表现机会的行业诞生出一批优秀公司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采访了深圳前沿产业基金联合创始人、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副会长王乐京。前沿产业基金专注投资人工智能领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产业投资战略进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的产业基金。

不看好“中国式”社交跟投,但中国市场前景不输美国

《21世纪》:你觉得导致中美智能投资起点相当,但中国当前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乐京:其实中国智能投资也非常热闹,我们结合中美两国投资市场情况,从人工智能赋能给产业的三个维度:数据、算法、业务逻辑,对50多家中美主流的智能投资机构做了深入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智能投资还未爆发的真正原因有几个:第一是数据质量。美国的金融数据、经济数据的质量和结构化程度比中国的成熟很多,人工智能的优势就很容易发挥。中国要迈过的第一个门槛是如何利用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变成可运算的结构化数据;第二是业务逻辑差异太大,美国的成熟经验在中国无用武之地。美国的投资品种非常复杂,风险、收益千差万别,个人客户基本都是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完成投资需求,所以对资产配置的需求非常强烈。美国这部分以资产配置为导向智能投顾的发展就非常好。但是中国的投资品种非常单一,没有太多可选的资产可以配置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所以中国资产配置的智能投顾发挥不了很大的价值,更多是营销的手段;第三是中国投资者需求旺盛的“荐股、抓涨停”等产品,在美国没有对标企业。同时受限于数据质量等原因,人工智能的威力也发挥不出来。中国机构另辟蹊径,尝试采用社交跟投模式满足这类需求,但并不能帮投资者真正提高收益,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护城河。

《21世纪》:那么中国的机会在哪里呢?

王乐京:中国的机会可能更大: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跟随GDP水涨船高,会逐步逼近和超越美国,这种大的趋势是不变的,投资需求增长更快;第二,中国市场更加非结构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投资者更需要专业的指导,而我们的机构投研和投顾能力不足,智能投资的潜在空间更大,关键是找对路径,一旦实现突破,中国的智能投资领域也会产生Palantir和Kensho这类百亿规模的独角兽,但是可能是基因完全不同的独角兽,更加有中国特色。

《21世纪》:“中国特色”的智能投资会诞生在哪些领域?突破点在哪?

王乐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跟随美国成长得较快的智能投顾领域,中美目前都是传统金融机构的天下。美国管理规模比较大的机构包括管理规模470亿美元的先锋基金(Vanguard),100亿美元的嘉信智能(Schwab Intelligent Portfolios),还有73亿的Betterment和50亿的Wealthfront。产品端都是以ETFs基金为主,主要满足的是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需求。国内第一家推出智能投顾服务的基金公司是广发基金“基智理财”,招商银行随后推出了“摩羯智投”,民生证券、长江证券、同花顺、恒生电子等机构也推出了智能投顾的产品。还有弥财、蓝海智投、璇玑智投则以境外投资机会在产品端实现差异化。目前来看,除非能够拿出风险、收益水平独树一帜的产品,否则中国智能投顾的竞争主要还是机构信用和营销能力,人工智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不能代表“中国特色”智能投资。

在智能投研领域,中美两国都有崭露头角的创业公司,但中国对比美国差距仍大,究其原因,还是智能投研的技术难度比智能投顾高很多,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的考验也要大许多。美国在智能投研上领先的公司有Palantir(硅谷三大独角兽Uber, Airbnb和Palantir),市值200亿美元,是个多源数据的定量分析平台,有安全和金融两类服务;Addepar,源于Palantir的技术逻辑,创始人Joe Lonsdale也是Palantir的创始人,为财富管理公司提供数据分析和系统软件服务,帮助他们全面掌握客户资产情况,做出更加科学的资产配置建议。在过去不到一年半的时间,Addepar平台上的服务资产已经从3000亿美金跃升到6500亿美金,有将近200个客户;Kensho,问答式的金融分析引擎,是智能投研领域最具想象力的先行者。传统对冲分析师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Kensho可以立即找到,并自动化呈现;AlphaSense,分析师的智能搜索引擎,充分运用的语义技术和关系搜索,能够读懂各类财经资讯和数据,传统需要几个小时工作AlphaSense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还有专注在可视化呈现的Visible Alpha,利用社交网络的舆情监控做投资决策建议的Dataminr等等。

国内智能投研则刚刚兴起,还没有看到相对成熟的产品推出来,虽然已经有了包括通联数据的萝卜投研、数库科技、文因互联等创业公司,wind、东方财富、同花顺、恒生聚源也有智能投研相关产品出来,但是都还称不上完善和成熟。

中国的机会在于怎样发现用户痛点,并且在这些痛点取得突破。比如,中国市场的结构化数据更加稀缺,如何更好的耦合非结构化数据就成为一大挑战;再比如,中国市场以散户投资者为主,如何帮助用户更好地取得投资效果、养成更好的投资习惯就比较重要了。我们会发现,智能投研涉及的方向很多,公司的多样性也更丰富,这里面蕴藏非常多的产业机会。

中国智能投资时间窗正从导入期进入产品突破期

《21世纪》:我们应该从哪几个维度理解智能投资的价值和机会?

王乐京:智能投资从竞争门槛、需求差异,可以很清晰地分成三个维度:智能投顾,智能投研和智能投资:首先是智能投顾,主要以智能化的资产配置为方向。对投资者进行千人千面多维度分析,以及对产品进行千品千面的多维标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投资者与产品的高度匹配。从传统局限于静态的几个标签,能跃迁到对投资者行为和兴趣点的挖掘上,再匹配对应的产品,会大大提高投资者的满意度和心理收益水平;其次是智能投研。有价值的信息淹没在海量水文当中,人力难以处理,这种场景下,人工智能就能发挥非常明显的优势。读懂研报,读懂财经报道,并从中抽取价值信息进行逻辑推导,从传统的搜索和基于关键字的舆情分析,跃迁到专业的金融搜索引擎,乃至达到我们所看到AlphaSense、Kensho和Palantir的水平,行业的独角兽最先会从这里出现。智能投研的突破,也会直接提高到智能投顾的品质;第三是智能投资。我们看了不少利用人工智能做量化交易的,因为投资的反身性的影响,管理规模上一个数量级,原有的策略就失效。同时因为参与者的决策逻辑不稳定,很多非结构化数据维度无法变为可计算的驱动因子,算法比较难适应这种风格迅速转换的投资市场。另外,智能投资如何从少数机构内部的操盘工具,变成能够普惠广大投资者的产品,这点值得探索,人工智能一旦能够赋能给个人投资者,这种人机结合的能力会超过传统投资机构,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智能投资要做得好,智能投研首先要突破。

从行业整体来看,投资者今天所获得产品、服务,所使用的投资工具,和5年前、10年前并没有太多区别,没有跟上科技发展,也没有跟上消费需求的变迁。这些需求一旦被满足和释放出来,会远远超过目前的市场规模,能上一到两个数量级。

《21世纪》:你判断整个产业发展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王乐京:智能投资需要做的是认知运算,必备的人工智能技术是知识图谱,单纯依靠现在非常热门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并不能解决智能投资的问题。智能投资在美国发展的时间其实也不长,IBM的Waston在2011年的精彩亮相算是认知运算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而Kensho在2014年底获得高盛的投资才真正引起金融领域对智能投资的关注。在此之前的阶段可以定义为大数据投资、量化投资阶段。

在中国,2014年到2016年是产业导入期。随着行业热潮,有一大批机构进入到这个智能投资产业里面。这些机构尝试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满足投资者需求,是一个不断踩坑填坑的过程。这类型突破需要逻辑和时间,所以一开始投入大规模资源进行智能投资产品化的机构,发现有劲无处使;2017年到2018年,是产品突破期。这两年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突飞猛进,也极大弥补了知识图谱的一些基础性不足,尤其是在知识提取上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产品突破变得水到渠成。目前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司已经有清晰的产品方向,技术路径也相对清晰,他们再花上一两年时间打造核心能力,不断打磨调试,就能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产品服务;2019年以后,会迎来产品爆发期。从现有的产品形态和技术路径,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成熟产品会给客户带来截然不同的投资体验和绝对投资收益,会引来整个智能投资产业的爆发。

更看好跨界混搭的团队

《21世纪》:机会和风险同在,你所看到目前中国智能投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乐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所以最终在产品端就无法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这里面的情况有两种:大部分情况是,技术驱动型的公司,团队背景相对单一,公司还处于技术突破阶段,目前还不具备开放通用接口与上下游进行合作的能力,这种情况只要产业链有一个环节不成熟,链条上的企业都很难施展身手,只能解决局部的功能性技术问题,比较难从实际的需求出发,没有办法形成全局的解决问题能力。如果对用户没有价值,做出来的就叫功能,不叫产品,好看不好用;还有一部分情况是,产品、业务驱动型的公司,团队背景相对综合,需要解决产品的每一个问题,难度和挑战都很大,这类型公司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但却是更有主动权的路。他们需要时间和更多的投入,一旦完成突破,会迎来指数级的成长速度。

《21世纪》:前沿产业基金过去几年的关注核心是无人驾驶汽车产业的投资,最近开始关注智能投资领域,这两者有共通之处吗?

王乐京:如上所述,我们发现了一些智能投资领域产品、业务驱动的公司,他们在成长中要解决的产业综合难题跟无人驾驶汽车产业比较相似,但智能投资的产业链条又会简单很多。我们会发挥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领域所积累的产业投资经验和策略,首先要通过投资帮助这些机构加大投入,纵向打通技术壁垒,在关键环节形成独一无二的技术壁垒;其次要帮助他们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机构间的横向合作,技术支撑、数据调用、市场共享,形成公司矩阵和产品矩阵。在这种产业生态体系的支持下,独角兽出现的概率会大大提高。这中间,产业投资施展的余地就很大,尤其在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能够推动整个产业向前发展。

《21世纪》:你们对智能投资机构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王乐京:首先,是否有处理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能不能让机器读懂财经报道,读懂研报中所涉及的内容和推导逻辑,这个都做不到的话,智能投资的最基本的数据资源就没有了,后面的算法也就谈不上调试和迭代。这个是看是否是智能投资机构的必备条件;其次,是否有跨界混搭的资深团队?就以上一条为例,要做到的话,必须要有深厚的财经经验,专业投资背景和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知识图谱的能力,才能解决上述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第三,团队配合时间要超过五年以上。因为,跨界混搭的团队仅仅磨合最起码需要两年时间,要互相能够读懂对方的意图,能够用自己的逻辑去配合对方的逻辑,第三年才开始真正填坑,第四第五年才能出产品。

《21世纪》:前沿产业基金下一步在智能投资领域,有什么布局和规划?

王乐京:我们从2013年开始投资人工智能,2015年开始专注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的投资,在2016年底受到一些实力机构邀请,参与到智能投资这个行业的研究,下一步我们会和这些机构联合成立基金,做这方面的投资布局,也充分发挥这些机构的影响力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支持。


评论列表
(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昵称: (必填)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内容: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湘ICP证010023 版权所有: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精英博客联系电话 0731-8432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