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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春、蔡畅战斗在白区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夏远生 |  浏览(1110) 评论 (1)  | 发布时间:2018-01-12 20:17:01 最后更新时间:2018-01-12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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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春、蔡畅战斗在白区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一片腥风血雨。李富春、蔡畅根据党的指示,立即转入地下,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

为了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8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由于环境非常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这次会议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为处在严重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继续奋斗的目标。会后,中共中央转移到上海,同时在天津、广州、汉口分别设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准备领导各地武装起义。

李富春自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后,便奉中央军委之命到鄂北开展兵运工作。他同王一夫一起来到驻扎在鄂豫边界的张兆丰师,准备策动该师起义。这是一支共产党力量很强的军队,师长张兆丰是共产党员,下属不少军官也是共产党员。可是当他们到达部队时,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已下令撤销张兆丰师长职务,冯玉祥还在该师大肆进行“清党”,并下令通缉张兆丰。在此情况下,李富春等只得离开该部返回汉口。

李富春去鄂北时,蔡畅留在汉口长江局工作。这时的长江局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他也是湖南人。在白色恐怖下,蔡畅冒着生命危险秘密领导着武汉地区的妇女斗争。她与李文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她们根据中央常委通过的《最近妇女运动决议案》,积极恢复湖北各级妇女部的工作,组织各级妇女部寻找在动乱中离开队伍的女同志,帮助她们恢复党的生活,训练女工农妇中的积极分子,教给她们从事秘密斗争的方法和常识,指导她们如何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合法斗争。

不久,蔡畅因患痔疮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她仍通过李文宜与妇女群众保持联系,随时掌握情况,进行指导。当时长江局书记罗亦农急需一个秘书。他到医院去找蔡畅,要求蔡畅给他推荐一个可靠的人选。蔡畅立即回答说:“有一个人,而且绝对可靠。”接着,她向罗亦农介绍了李文宜的思想、工作等情况,罗亦农听了很满意。过了几天,李文宜到医院去看蔡畅,蔡畅又向李文宜详细介绍了罗亦农的工作情况,并对李文宜说:“他的工作很重要,你能够给他当个好助手,好好跟他学习。”李文宜也很高兴和这位有丰富斗争经验又对党忠诚的同志一起工作。她按照蔡畅给的地址直接去找罗亦农接头。罗、李两人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后来逐渐产生了爱情,结成了革命伴侣。当他们在上海结婚时,蔡畅、李富春、瞿秋白、杨之华、周恩来、邓颖超等都前去祝贺。在众人面前,蔡畅诙谐地说:“你们要感谢我这月下老人啊。”

192710月中旬,李富春、蔡畅离开武汉,转移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根据党的安排,李富春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随后又负责策反委员会,主要做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192825,他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参与领导、发动了一系列城市武装暴动及农村武装斗争。蔡畅则一直担任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并任中央妇委委员,参与领导白区妇女运动。

李富春、蔡畅来到上海后,在四马路跑马厅附近的一个弄堂里安了家。

此时的大上海,到处都是特务、流氓,环境非常险恶复杂。在这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需要特别的谨慎。为了掩人耳目,李富春装扮成一位富有的商人,蔡畅成了商人太太,李富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时的警卫员刘端甫扮成佣人。

就在李富春夫妇到达上海一个月之后,周恩来夫妇也来到了这里。从此,两对革命夫妻加亲密战友又共同战斗在党的秘密工作战线上了。

中央妇委成立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周恩来、邓颖超的新居召开的。本来,中共中央在决定恢复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时,曾考虑由蔡畅担任妇委书记,特地征求蔡畅的意见。但蔡畅执意不肯。她认为自1925年向警予赴苏联学习后,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一直代理中央妇女部部长,已有工作经验,还是由杨之华担任妇委书记最适合。最后,中央采纳了蔡畅的意见,由杨之华任书记,蔡畅、邓颖超、李文宜等为委员。对于蔡畅的谦逊之举,杨之华非常感动,当时曾对同为妇委会委员的李文宜说:“蔡畅同志能力比我强,应当是她当书记。但她不肯,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杨之华一直都很尊重蔡畅的意见。

这天吃过早饭后,妇委会的几名成员分别扮成太太、小姐的模样,陆续来到了邓颖超的家中。大家到齐后,先参观了一番邓颖超的新居,楼上、楼下、亭子间和为防万一而设的后门。

在一片假麻将声中,会议开始了。正式讨论工作之前,杨之华首先提议: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后,大家还是不要直呼其名为好,以防不测。咱们姐妹都按年龄为序编排一下关系,不知诸位意见如何?在一片叫好声中,大家各自报了年龄。编排结果是蔡畅最大,按理应称大姐,但蔡畅认为杨之华是书记,就称杨之华为大姐,她自认为二姐,李文宜为三姐,贺稚华(后成为叛徒)为四妹,邓颖超为五妹,杨之烈(张国焘的妻子)为六妹,七妹是一个姓朱的女工,八妹是刚从苏联学习归国的庄东晓。从此,她们妇委会成员见面,都以姐妹相称。这就是当时闻名党内的中央妇委“八姐妹”。

这次会议讨论了妇委会今后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点组织工人进行城市武装暴动的精神,决定把开展女工工作作为妇委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来抓。围绕这个重心,委员们作了具体分工,蔡畅负责沪西、闸北等工业区。

为了发动和组织女工群众,蔡畅需要经常深入到沪西、闸北各个工厂的工人家里走访。但这样很容易被密探和工头发现,随时都有可能被盯梢和追捕,因此,每次与工人群众接触时都要格外警惕。为了以防万一,她出门时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乔装打扮的衣服和道具。

 有一次,蔡畅到纱厂和女工委员们开会部署工作,散会回家时,尽管有好几个女工作掩护,穿过了几条马路,但她还是发现被一个头戴礼帽的小特务盯上了。为了摆脱盯梢,她紧走几步拐进一家歌舞厅,不一会儿,从舞厅门里走出来一位戴着花边小帽、衣着时髦的阔太太。小特务做梦也没想到,这位从他眼皮底下走过去的漂亮女人,竟是他盯梢了半天的女共产党人。

地下工作的条件特别艰苦。蔡畅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表面上着装总是整齐洁净,实际上经常是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一天晚上,她从工人区出来,走到半路上就晕过去了,倒在马路上。一个印度巡警走过来,见马路上躺着一个女人,还有呼吸,就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自己扬长而去。蔡畅这时虽已有知觉,但动弹不得。周恩来恰好从这里路过,见路边躺着一个人,就走过去看一看,发现竟是蔡畅,便急忙背起她送往医院。

1928年初春,党组织决定把李富春、蔡畅的家作为党的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更好地掩护工作的开展,蔡畅特地派刘端甫去湖南老家,把母亲葛健豪和女儿李特特接到上海来一起住。葛健豪到上海来的时候,还带来了另外两个人,即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女儿蔡妮及大姐蔡庆熙的女儿刘昂。这样,他们就组成了一个老少三代人的大家庭。随后不久,蔡和森调上海党中央工作,也住到了蔡畅的家中。全家人搬到了静安寺地区的一栋小洋楼居住。

在这个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革命工作。葛健豪同刘昂负责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和经费,刘端甫是秘密交通,只有李特特和蔡妮两个小孩子是当陪衬的。为了革命工作,蔡畅和李富春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顾家,他们外出和回家都没有固定时间,家里人也掌握不住规律。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一家人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谁也不说自己工作上的事,谁也不打听别人去干什么。李特特后来回忆说:

“当着我们小孩子,他们总谈些日常生活小事,还时常说些笑话,只有趁我们不注意时才悄声讲些什么。”

正当李富春、蔡畅一家人在上海从事着紧张危险的地下工作时,蔡畅的三嫂、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于19283月因叛徒出卖在武汉法租界被捕了,并于5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汉口。蔡畅得到向警予牺牲消息的当天,失声痛哭起来,几天都吃不下饭。她为自己失去一位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和亲人、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而感到无比痛惜。从此,蔡畅变得更加成熟了。她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继承英烈的遗愿,把争取中国妇女彻底解放的重担挑在自己的肩上,同时也准备承担起替向警予照顾好两个孩子蔡妮、蔡博的重任。

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太严酷了,而党又迫切需要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来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蔡畅作为江苏省的代表之一,被推选为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285月下旬,她和哥哥蔡和森等一起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前往苏联莫斯科。

时隔三年重返莫斯科,蔡畅的心情显得极不平静。3年前,她还只是一个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迫切希望回国效力的共产党员,如今却已是对中国革命实情有了较多了解并在斗争实践中成长为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会议开始之前,她陪同蔡和森瞻仰了列宁墓,参观了她和李富春学习生活了半年多的莫斯科东方大学。

618,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开幕。蔡畅和出席会议的118名代表听取了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和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并就这两个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于711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4天。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比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任务等问题,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评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着重是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了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加紧组织红军的主张。

会议期间,蔡畅听到了不少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发展工农武装的传奇故事,受到极大振奋。六大结束后,大会组织代表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军事生活,蔡畅和大家一起练习巷战、夜战,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她感到在这里的心情比在国内白色恐怖下要轻松得多。

为了筹备和出席党的六大,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项英、省委常委王若飞等于19284月便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了。根据党中央的安排,由李富春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从这以后,李富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6月,在李富春主持下,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江苏外县工作计划和农民工作决议案》,提出外县工作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拿着手枪的武装暴动,而是要引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由日常的经济斗争逐步地走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工农兵苏维埃。为了贯彻这个决议,将全省分为10个工作区,其中以无锡、江阴、南京、松江、南通、淮阴、徐州作为重点区。

7月,在李富春领导下,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了《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总结了前段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秋收斗争的目的、策略和任务,有力地指导了江苏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展。

8月初,参加完党的六大的蔡畅和蔡和森回到了上海。蔡和森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和妹妹一家仍住在一个楼里。蔡畅和李富春带着特特住在楼上,葛健豪带着蔡妮同蔡和森住楼下,刘昂住在亭子间。蔡畅对向警予留下的孩子倍加爱护。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李富春和蔡畅比以前更忙了。从102日起,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了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或省委常委会议,组织大家学习中共六大会议文件,讨论贯彻六大会议精神,研究发动工人运动、组织打狗队、开展地下武装斗争等问题。

1120,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以蔡振德、李富春、胡光明为常委,直属中央指挥。在他们的领导下,为把群众日常斗争引向武装斗争,组织乡村赤卫队、扩大红军、进行暴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蔡畅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她每天都要外出,有时一身工人装束,有时又是有钱太太的打扮。她在沪西、闸北一带秘密与工人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及时指导着工人的斗争。她还热情地接待和安排了几位从海参崴党校学习归来的女同志,鼓励她们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1929年初,由于工作的需要,加上斗争环境的严酷,使得他们的大家庭不得不分开了。蔡和森作为党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员赴苏联,把女儿蔡妮也带到莫斯科去读书,葛健豪则回了湖南老家。家中就剩下李富春、蔡畅和女儿特特3个人。

为了革命工作,夫妻俩经常将年仅5岁的特特孤零零地扔在家中。每当夜幕降临时,小特特的心里就失去了平衡,听到任何一点响动,她都感到毛骨悚然,害怕得躲进被子哭泣。后来李特特每当回忆起这段孤独的生活,总是辛酸不已:

“有一段日子,我们住的地方又破又小,爸爸、妈妈早上放在桌上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是油条,晚餐是烧饼,然后把门‘咣当’一锁。我只能在那小屋里吃喝拉撒,常常是等不到他们回来就睡着了,有时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

“记忆中的妈妈没有亲过我、摸过我、抱过我但我也知道她牵挂我。妈妈怕我太孤独,给我抱来一只小狗陪伴我。我就整天和小狗一起玩一同睡,和它说话,给它讲故事、唱歌,无论妈妈带我到哪里,我都有带着它。”

就是这只小狗,曾差点带来麻烦。有一次,特特和妈妈外出,小狗跟在后面被巡警用网网了去。特特连忙去追赶,蔡畅不但不让,反而向相反方向快走,匆匆回到住址拿上简单的衣物就走,特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直为心爱的小狗丢了而伤心,她一边走一边哭。蔡畅告诉她:这是坏人的圈套,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后面有“尾巴”。开始她并不理解“尾巴”是什么意思,经历的次数一多,也就慢慢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更令年幼的特特感到莫明其妙的事情是,为了避开特务、叛徒盯梢的视线,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每搬一次家妈妈都要给她改一次姓,让她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又姓王。她对此很不理解,心想:明明我是李富春的女儿,姓李,为什么妈妈非要我撒谎呢。有次实在忍不下去了,便问妈妈:“我怎么老是改姓啊?”蔡畅一脸严肃地回答说:“小孩子不要什么都问,叫你姓什么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了。”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大上海,蔡畅一家三口住过工人区,住过小洋楼。他们的女儿李特特也逐渐习惯了那种特殊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而且不知不觉地成了爸爸、妈妈工作上的小帮手。当党内的同志到他们家开会或者联系工作的时候,蔡畅总是要特特在客人到来之前把拖把伸到阳台上去,要不就给她一个窗花,让她贴到临街的窗上,再不就给她一串用线绳穿好的桔子拿着在屋门口玩耍。实际上,小特特是在传递暗号,也就是为革命工作。

192913,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向忠发、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议,由中央兼江苏省委,其理由,一是中央可以得到在江苏工作的实际经验,使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能更切合实际;二是可以从原江苏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领导力量。

这一建议是不正确的,在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刚从北方巡视回到中央的周恩来提出了异议,最后中央决定不兼省委,而由政治局派出部分同志参加江苏省委工作。1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进行改组,罗登贤、李维汉、彭湃等到江苏省委工作并任常委,原省委领导成员李富春、何孟雄被分别改派到中共法南区委和沪西区委任书记。

李富春到法南区委后,认真贯彻中央有关争取黄色工会的方针,首先加强了对黄色工会中群众的争取工作,同黄色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作了多方面的接触,争取到一部分拥护中共政治主张、愿意同中共合作的工人群众,为领导工人运动创造了好的条件。

在中共六大精神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斗,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工农红军的力量有了显著发展,党内不少干部又兴奋起来,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估计,“左”的急性病重新抬头。此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顾敌我力量仍然悬殊很大的客观实际,坚持要在城市组织暴动,李富春、蔡畅尽管对李立三的做法有看法,但他们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一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一面服从中央领导。为了组织工人暴动,他们特地住到了工人区,一身工人打扮,出入厂区,和工人们一起酝酿、讨论有关工作。

1929824,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军委委员颜昌颐等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中共中央决定增补李富春、陈云为省委常委。从此,李富春重新参加江苏省委领导工作。

910月间,李富春曾约阳翰笙在霞飞路某咖啡馆谈话,传达中央和江苏省委关于停止文艺界同鲁迅论争的建议。

111826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富春当选为省委常委,并任宣传部长、军委书记,陈云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会后,李富春部署了通(南通)海(门)如(如皋)泰(泰兴)地区的武装暴动工作,开辟了通海、如泰两个游击区,并将如皋、通海两地区的区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任命何昆为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政委,派徐德、黄火青分别担任如泰、通海区的军事特派员,并从思想和组织上整顿了部队。

19301月,李富春奉命调离中共江苏省委,他和蔡畅携女儿特特于2月抵达中共广东省委驻地香港。李富春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蔡畅任省委妇委书记。

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设立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受中央军委领导,代表中央军委指导闽、粤、桂、滇的军事斗争,兼管广东军委工作,由李富春任军委书记。

67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南方局,领导闽、粤、赣、桂和南洋诸地区的工作。南方局领导班子由广东省委兼,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广东称省委,对闽、粤、赣、桂和南洋地区称南方局。李富春仍任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蔡畅任妇女部部长。

李富春夫妇初到香港,对这里的地理条件、经济形势、敌我力量等情况均不太熟悉,尤其是对我党的战略策略能否发挥作用,心中无底。

这时,省委常委聂荣臻、贺昌已奉调中央,省委缺人。因此,省委书记罗登贤对李富春、蔡畅的到来非常高兴。他特意同李富春夫妇搬在一起住,除了商量省委工作外,还利用一切时间向他们介绍香港的风俗习惯和经济地理条件,敌人的军事实力,广东军阀的派系斗争,广东省委组织机构及目前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交谈中,蔡畅还特询问了广东妇女运动情况和特务叛徒活动场所、破坏方法。

在李富春的积极支持下,中共广东省委发出了一系列指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411日,指示广州市委,做好五一节示威的准备,用同盟罢工、罢课、罢操来纪念五一节。并加紧领导铁路工人、人力车夫、油业工人的斗争。422日,通知各级党部加紧反对以机器工会为代表的黄色工会的斗争,破坏机器工会的组织。5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根据工人运动的需要,健全了基层支部,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把斗争坚决的工人党员调任基层工会主席或组长,积极配合省委领导的红5月斗争。

遵照省委的统一部署,李富春将组织部人员派往广州、汕头,参加发动工人斗争的组织工作。他自己则深入香港市委,指导香港工人的斗争。

5月间,各地爆发了一系列工人斗争。在香港,有糖房、铁厂、码头等工会反工头的斗争,昌兴和大来公司的海员要求加薪和反对开除工友的斗争;在广州,有粤汉路500余工人集会,包围管理局,要求即日归粮的斗争;在汕头,有印务工人的斗争;在海口,有海南书局纪念五一节的罢工;在潮汕,有庵埠船业工人同盟罢工,等等。在此期间,李富春曾被派往参加北江会议,布置组织粤汉路的同盟罢工和发动曲江、英德中心县的游击战争,还到广州参加市委会议,指示开展“五卅”示威和“六二三”总示威等重要工作。

8月初,省委书记罗登贤到中央开会,省委机关不健全,省委召开临时常委会议,讨论省委组织问题。决定卢永炽、李富春、林道文为常委,卢任书记,李任组织部长,林任宣传部长,李还兼任农委、军委书记。924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李富春、陈郁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了会议。9月底10月初,李富春、邓发到大南山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特委第一次党代会,选举邓发为书记。李富春代表广东省委讲话,他说,特委的任务是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聚蓄革命力量。他批判了李立三盲动蛮干的冒险主义错误,要求闽粤赣边区特委的同志们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经验,把边区建设好。会议决定,把三省边区根据地联成一片,下设西南、西北、东南分委。会后,李富春回省委,邓发等分赴闽西各地调查了解情况,开展工作。

蔡畅出任广东省委兼南方局妇女部长后,根据广东妇女运动的实际,提出了恢复发展广东妇女运动的计划,要求以广州、香港为重点区,以城市纺织工人、学生和街道家庭妇女为主要工作对象,教育她们认清形势,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她多次潜入广州,调查妇女运动情况,帮助健全妇女组织。还到过惠州、潮汕、东江地区了解组织状况,她指出,组织恢复后的首要工作是团结劳苦大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广东省的妇女组织得到了恢复,并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了保护权益的斗争。

此时的香港,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共产党地下联络点常遭破坏。为了摆脱特务的跟踪,蔡畅一家像在上海一样,不得不经常更换居所。1931112日,广东省委内部交通员莫叔宝被捕叛变,供出省、市委机关所在地,致使省、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50多人被捕,有的被杀害,有的自首。李富春夫妇因居住在军委管辖的地方,叛徒不知道,才幸免于难。

在此省委工作困难危急之际,李富春没有畏惧,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重组省委机关的任务。116日、22日,他用“大盛”的署名,两次报告中共中央:“省委只有我一人,因此在紧急时期,我决定由我、杨捷芳、袁策夷三人暂组省常委进行工作”。“特科问题很严重,最好黎明克或其他负责同志来一人商量布置。”123日,他又代表省委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以大盛代理书记,捷芳代理组织部部长,组织临时省委。同时要求中央派两个会说广东话又真能到下层去的人来充实省委。中共中央批准了省委的报告,决定以李富春代理广东省委书记,杨捷芳代理组织部长,主持广东临时省委工作,并同意大理、梁广、麦锦南等组织市委。

在李富春代理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恰好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完,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支持下上台,取得党中央领导地位。李富春于215日写信给中央,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及组织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绍禹同志,对于实际工作的经验确是相当的缺乏”,“希望中央对他的工作分配上加以注意”。实际上是对王明领导的一种不信任,因此埋下了遭受王明嫉恨的种子。

19312月中旬的一天,李富春、蔡畅扮成气度非凡的绅士和高雅端庄的夫人,带着女儿坐上了由香港开赴上海的轮船的甲等舱,准备前去向党中央汇报广东省委和南方局的组织工作情况。途中遭遇许多特务,但都擦身而过。特务们绝对没有想到,这就是要搜捕的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富春和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长蔡畅。

李富春夫妇到达上海后,见到了王明和周恩来,鉴于广东省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的情况,要求中央派广东籍、会广东话的同志代替他,他愿到赣南、闽西根据地等艰苦地方工作。中央经研究,同意李富春的请求,但在中央未物色好合适人选能代替他之前,还需要他回香港主持省委工作。中共中央答应:一个月内将他调回中央分配工作,并决定蔡畅留上海中央机关担任秘密交通。

320,李富春独自重返香港,正式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46,他向中央报告了他离开香港之后广东省委在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指导检查全省工作、营救被捕同志、开展秘密工作等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他指出,“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工作,真是艰苦万状,不但要在政治上奋斗,而且要在技术工作很小的问题上奋斗”。他特别对自己存在的失误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坦诚的检讨:第一,去上海时,指定的代理人不当,不能尽职尽责;第二,不应该在上海延搁太久。他说,根据目前广东党的状况,一个月后我即离开香港,恐对广东工作是有损害的。鉴于目前情况,他不再坚持一个月即回中央的意见,何时走由中央决定。他还提出让蔡畅回香港,可以帮助省委同志做教育训练工作和秘密工作,对他的行动也有很大的帮助。

李富春回到香港后,在广东省委工作极为困难的紧要关头,检查和布置了全省党组织的工作,加紧了对各地工作的指导,制定了红5月工作计划。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调整了机关工作人员,基本恢复了地下工作的正常秩序。5月初,蔡和森到香港,接替李富春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5月底,经中央同意,李富春离开香港回到上海。

当李富春到达上海后,因曾写过不信任王明领导的信,这时便受到王明的冷落。王明认为,这是李富春坚持李立三右倾错误的残余,把这笔帐记在李富春头上,迟迟未安排他的工作。李富春便在上海闲住了一段时间。直到7月原党中央负责人向忠发被捕后,中央才让他到中央军委做临时工作。

这时,李富春、蔡畅一家与同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一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小洋楼里。楼下是客厅,二楼为聂家住,李、蔡住三楼。领导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经常到这里来,与李、聂商讨工作。为了掩护他们的活动,夫人们就在外面一间厢房中打“麻将”。

由于中共中央内部先后出了顾顺章、向忠发等一些危害极大的叛徒,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许多地下工作者不得不隐蔽起来。为了行动的方便,蔡畅让刘昂把特特送回了湖南老家。刘昂刚走,蔡畅就得到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州遭陈济棠杀害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最信赖和尊敬蔡和森的蔡畅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她想起二哥蔡麓仙在上海牺牲、三嫂向警予在武汉就义,而现在三哥蔡和森又牺牲了,党恨家仇,使她悲痛至极。但她很快擦干眼泪,匆匆安排好烈士的儿子蔡博和老母亲的生活,又继续投入党的工作。

193111月,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蔡畅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这是他们夫妇盼望已久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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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恋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李富春和蔡畅就已将自己的人生道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是湖南青年学生中的最先觉悟者,积极参与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蔡畅19岁那年,在母亲葛健豪和三哥蔡和森、三嫂向警予的带领下,历经30多天的海上航行,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开始了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涯。虽然平时只能靠黑面包、空心粉、马铃薯等廉价食品果腹度日,但巴黎涌动着的思辩和反抗的精神气质深深感染了执著追寻真理、胸怀远大理想的蔡畅,她感到由衷的兴奋和无比的快乐。此时的她只是简单地认为教育就能救国,于是一门心思扑在了法文学习上。

而早两个月抵达法国的李富春此时也正在巴黎华侨协会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此时的他只是简单地认为劳动就能救国,于是便跑到一家名叫哈佛柳施乃德钢铁厂的军火工厂当起了钳工,并熟练掌握了钳工技能。不久,李富春又幸运地得到一份火车司机的差事,因为钳工技术好,他很快就成了负责3个火车头包修任务的火车修理工,一下子成了来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富人”,同伴们都戏称他为“李富翁”。虽然李富春初步崭露了他经济方面的天赋,也获得了同伴们的赞许,但他却一直苦于找不到爱国报国的目标方向,所以十分重视理论学习,渴望从书本中寻得答案。

李富春和蔡畅在同一个城市里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同样的理想抱负,这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而更为巧合的是,他们思想的成熟都与一个人密不可分,那人就是蔡畅的三哥蔡和森。李富春通过李维汉得知蔡和森也在巴黎勤工俭学,并很快与蔡和森取得了联系。李富春先前在长郡中学求学时就与蔡和森熟识,深为蔡和森的学识和思想所折服,现在能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相遇,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没事就往蔡和森那里跑。正是在蔡和森的引导和帮助下,李富春开始研读起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很快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最早党员之一。而蔡畅在蔡和森的帮助下,思想也同样起了很大变化,开始觉悟到自己思想的差距,逐渐淡化了对各种时髦思潮的兴趣,转而集中精力与哥哥一起钻研起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与李富春同一年成为了中共党员。

通过蔡和森,李富春结识了率儿女举家留洋求学、开辟“中国女界之创举”的葛健豪。葛健豪对这位年轻能干、好学上进、乐于助人的小伙子很有好感,认为他懂技术、能吃苦,为人厚道且没有大男子习气,不禁在心中想到:要是毛妹子(蔡畅的乳名)与他结合,一定会很幸福的。但想到女儿15岁就反抗父亲包办婚姻而只身赴长沙谋生求学,老人估计蔡畅不大可能听凭别人安排婚姻大事。其实,葛健豪有所不知,她的宝贝女儿和未来女婿早就彼此“另眼相看”了。

原来,1921年9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对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蔡和森同赵世炎、陈毅、李立三等人率领125名学生“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赶到里昂的中法大学,要求入校读书,不料却遭到法国当局的逮捕,并要将他们强行押送回国。葛健豪和向警予得到消息后,四处奔忙求助,由于内心焦虑加上营养不良,婆媳俩相继病倒了。哥哥被关在监狱,妈妈、嫂子又病倒在床,蔡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和茫然,当她看到闻讯赶来的李富春在床边精心地照顾母亲时,心中顿时升腾起一种踏实和温暖的感觉 等到1922年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理论刊物《少年》月刊(1924年2月改为《赤光》半月刊)创刊后,李富春因为兼负发行任务,蔡畅因为负责旅欧支部一个党小组的宣传教育工作,两人经常在位于哥德弗鲁瓦大街17号的《少年》编辑部碰面,交往更多了,彼此也就更加熟悉了。李富春在国内就听蔡和森说过他有个冲破婚姻枷锁到长沙追求新知识的妹妹,心中已是充满敬佩,再通过和她的交往,更是被蔡畅文雅的举止、自信的目光所吸引,心中充满了好感;蔡畅也十分欣赏李富春开朗的性格、坦荡的胸怀和幽默的谈吐。

爱情的花朵终于到了绽放的时候。当葛健豪试探蔡畅对李富春的看法时,蔡畅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1923年3月的一天中午,在巴黎市区的一家咖啡店里,在邓小平的见证下,李富春和蔡畅用几杯葡萄酒完成了简单的婚礼,正式结为夫妻,“李蔡联姻”很快就在留法学生中传为佳话。

婚后不久,蔡畅就怀孕了。想到自己立志等革命成功再要小孩的誓言,想到革命事业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不幸,性格倔强的蔡畅决定放弃做母亲的权利,打算中断妊娠。根据当年在蔡畅身边工作的人回忆,李富春听了蔡畅的想法后,也表示了同意,在他看来,自己与蔡畅结合在一起,不是为了男女情爱,更不是为了延续香火,而是为了在理想的征途和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并肩战斗。但客观现实却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来自母亲葛健豪,老人极力反对蔡畅堕胎,她表示自己愿意牺牲学业代他们抚养小孩,让孩子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法国法律是禁止妇女堕胎的。最后,李富春和蔡畅还是决定生下孩子,外婆葛健豪欢天喜地地给这个女孩取名李特特。小生命的降临也给李富春和蔡畅带来了无穷欢乐,但为了革命事业,蔡畅不仅做了绝育手术,还和李富春一道忍痛离开襁褓中的女儿,踏上了奔赴莫斯科学习的路途。

发布者 :夏远生 (2018-01-12 20:2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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