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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728)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1-24 07:58:27 最后更新时间:2018-01-24 07: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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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十周年 达沃斯论坛雪中热议金融风险
师琰
特派记者 师琰 伦敦报道

达沃斯2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暴雪,在连下两天之后终于停了。1月22日,来自全球各地的政治家、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明星和媒体从四面八方赶往这个白雪皑皑的瑞士山中小镇,这次要讨论的是如何“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

在已连续参会十余年的瑞士罗氏制药董事长弗兰茨(Christoph Franz)看来,今年达沃斯的参会商界领袖们普遍心态积极,因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正在重现上一轮金融危机前才有的景象,健康的经济增长推动了企业高管们的乐观主义。

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IHS首席经济学家贝拉维什(Nariman Behravesh)也认为,与一年前他所感受到的相比,今年达沃斯会场情绪“乐观得多”,而且从美国到欧洲,乐观基础广泛,他相信经济改善也可能让民粹主义变得不再那么引人瞩目。

不过他提到仍有两个风险值得警惕,一是如美国和全球经济通货膨胀意外上涨,美联储和其它央行踩刹车会更难,股市也会受到打击;另一个则是保护主义带来的威胁,他认为,今年中国将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下一场金融危机?

从1月23日到26日,达沃斯论坛安排了400多场大小会议,主题涵盖各个领域,其中,23日上午的一场讨论会颇受关注,主题是“下一场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距今十周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持续上涨,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周再创历史新高,担心过热的市场是否正奔向下一次金融危机,并非多虑。

与达沃斯企业俱乐部的乐观情绪相对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2日在达沃斯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时,虽然上调了普遍经济增长预测,却警告下一次经济衰退“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而且应对危机的“弹药”会比以前更少。

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称,目前的全球经济好转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宽松,因此,当前的好转不可能是一个新常态。他建议各国有必要问自己三个问题: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怎样避免经济下滑的结局?如何确定是否有能力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

“我们仍处于从上一轮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阶段。”这场危机讨论的现场嘉宾、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我不会告诉你不会有另一场(危机),但是我对全球经济现状感到乐观。”

凯雷集团共同创始人兼联席执行主席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却没有那么乐观,他称,乐极常生悲,他担心政府债务问题,也担心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比如无法预料的地缘政治冲突、恐怖袭击或全球传播的疾病。

M&G Investments首席执行官理查兹(Anne Richards)则担心技术问题,在她看来,地缘政治危机不会导致牛市崩溃,因为毕竟市场一直在面对和消化地缘政治风险,而一场毁灭性的IT崩溃可能会真正导致下一场金融危机。

她警告决策者有可能忽视市场投资者对技术依赖的威胁,以及在关键系统崩溃情况下可能造成的损害。她认为,新技术和云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引发一场足以改变当今市场的严重事件。

在巴克莱银行(Barclays)首席执行官斯特利(Jes Staley)看来,未来可能会出现另一场危机,但银行系统的情况与上次经济衰退前已大不同。如果发生崩溃,不会是来自银行系统。斯特利还建议,监管机构、银行和学术界应该加强联手合作,考虑如何来避免下一场危机。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该分论坛上表示,虽然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向好,但不能骄傲自满,要时常警剔任何金融危机出现的风险。中国经济体量很大,如果出现任何负面冲击,全球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各界对中国的担忧可以理解。

方星海称,中国有能力防控金融风险,一直致力于坚决阻止任何程度的金融崩溃出现。如果有一些机构希望通过做空中国来牟利,恐怕是行不通的,中国系统的属性决定了中国能够防治金融崩溃,因为“监管层采取行动的速度很快”。

“我们会快速抑制风险,确保恐慌情绪不会传播到整个体系,”他说,“如果能抑制风险、恐慌不蔓延,整个金融体系就会更稳健。央行可以介入,健康的大型金融机构对中小机构伸出援手,整个体系仍能正常运转,中国会一直这么做,一旦问题变得太大,即便快速反应也可能很难处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尽早采取行动来抑制整个金融系统风险,我们已经取得进步。”

方星海举例称,监管机构注意到宏观债务率、非金融企业负债很高后,在两年前开始采取措施,债务率首次在去年停止上升,截至2017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2%,比名义GDP增长率还要低2个百分点。

方星海也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有必要不断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中国也会持续推动这一进程。

在这场讨论会之外,身在达沃斯的瑞士联合银行董事长韦伯(Axel Weber)也对下一场金融危机的风险忧心忡忡。他认为当前市场情绪“过于活跃”,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与经济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差距”。

“投资者正在冒险,”韦伯说,“有时候,(经济)要停下来就停下来,到2019年达沃斯峰会时,市场可能会处于更加困难的位置。”

莫迪首亮相

今年的冬季达沃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焦点之一,不过技术进步导致岗位流失以及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加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风险,是更重要的议题。

首次在达沃斯亮相的印度总理莫迪无疑是大会首日最受关注的发言者,在1月23日的开幕演讲中,他呼吁采取措施消除分歧和差异,实现人类美好的共同未来的梦想。

为了欢迎二十年来第一位到访世界经济论坛的印度总理,参会者们注意到今年与印度有关的讨论会明显增多,22日晚的开幕式也包含更多印度元素,侍者着装印度风,连开幕式结束后招待酒会上的菜肴都飘着咖喱气息。

莫迪在演讲中称,当前世界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气候变化。他批评发达经济体领导人没有表现出更多团结,每个人都在谈论减少气候排放问题,但很少有国家愿意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采用适当技术。

二是恐怖主义。他强调恐怖主义危险,但同样危险的是人为区分“好的”和“坏的”恐怖分子,他也希望世界能够找到解决青年激化的办法。

三是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反对全球化。他称当今世界正面临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风险,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已经到了一种停滞状态。

莫迪还表示,印度将在未来几年实现强劲经济增长,鼓励企业到印度投资,他称为了使经济更具竞争力,印度政府已经取消和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

“我们没有繁文缛节,而是给你(铺)一张红地毯。”他对台下的全球企业家说,“我们承诺会修改许可证制度,消除一切官僚主义,欢迎大家对我们开放式的经济进行直接投资,我们90%的投资领域都可以得到自动批准。”

莫迪呼吁达沃斯精英推动三个优先事项:世界经济必须更具包容性;决策者必须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改革与政治、经济和安全有关的世界主要机构。

在达沃斯会议正式开幕之前,慈善组织乐施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不平等差距在过去一年持续扩大:42个全球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口(37亿人)所拥有财富的总和。

这份报告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每两天诞生一个亿万富翁,但处于世界底端的50%人口财富没有增加;2017年新增的全球财富中,有82%属于最富有的1%人口。乐施会称这一结果是“不可接受、不可持续”的,它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把改变不平等的言辞转化为应对偷税漏税和提高工人待遇的政策。



中国完全有能力确保不发生金融风险
1月23日,乐视网召开终止重组暨经营情况投资者说明会,并决定乐视网股票于1月24日复牌。从2017年4月17日乐视网停牌至今,已经过了282天了,在这282天,乐视网18.59万投资者每天都在煎熬。乐视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公司不断依赖融资进行扩张,最终资金链出现问题,被动去杠杆演化成不良案例。

在过去的数年,由于流动性泛滥,相应资产价格也不断上涨,这鼓励了整个社会通过加杠杆的方式避免通胀带来损失,并在资产升值中获得好处。廉价资金支持的影子银行系统的诞生与繁荣,推动了这股潮流。最终表现为中国宏观经济杠杆率与家庭部门杠杆不断上升。

因此,乐视并不是唯一,而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些重资产的公司(比如万达)以及一些以金融以及资本运作为主的公司,也不断举债扩张。比如万达利用国内资产抵押的优势,获取资金在海外频繁并购。比较特殊的是,一些中国企业利用自己拥有或持股的金融机构,以非法的手段获取资金进行各种并购,甚至进一步投资更多金融公司,形成独立的金融王国。

这就是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所说的,有的股东把银行当作自己的提款机,肆意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源源不断获取资金买下整个世界。一方面,这暴露了金融监管与融资纪律不够严格,放纵了大量公司肆意举债扩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公司不顾风险的扩张也不断酝酿金融风险。

在现代经济史上,几乎所有大型的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其中最开始由债务危机引爆,最终演化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是在经济繁荣时,金融体系与整个市场过于乐观而缺乏风险意识,形成过高的杠杆率,当经济形势逆转或者资金成本上升,就会导致资金链紧张、断裂,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不管是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日本1990年代的银行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发生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市场自发去杠杆形成的惨祸。只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作出了及时和必要的反应,防止了危机进一步演化成大萧条,而其他几次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应对。

中国政府始终存在风险意识。在去年开始启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巨大工程,加强金融监管,有序降低金融体系内部以及宏观杠杆率。在这个去杠杆的过程中,一些动辄负债数千亿规模而不断扩张的企业,在监管部门的引导下,主动降低杠杆。比如万达去年通过出售资产偿债、去杠杆并且保证了企业经营安全。除了企业, 针对地方政府,中国保监会、财政部近日也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支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指导意见》强调,在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类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政府投资项目的同时,明确不得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地方政府也不得向保险机构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

应当说,在市场被动清算日来临之前,在金融风险开始聚集的时刻,中国政府主动出手,引导企业与市场降低杠杆,将会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是未来三年的重要任务。这意味着去杠杆是循序渐进的,确保将去杠杆制造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这是一次拆雷行动,先清扫“金融战场”,然后把大型的具有系统性风险的企业作为目标,在确保金融机构不挤兑的前提下,给企业留出处置资产的时间,清偿债务,降低杠杆。应当说,这些企业应该感谢政府监管部门的“温情处置”,否则,当债务越积累越多,当整个经济遭遇“灰犀牛事件”,陷入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这些企业可能将会遭遇资金链断裂、债务挤兑、企业清盘。

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已经明朗,中国未来三年将坚定推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那些杠杆率过高的企业,应该主动收缩,避免未来宏观经济变化、利率变动带来难以抵挡的冲击。现在主动降杠杆意味着未来面临风险时会有更大的主动性以及生存可能性。

只有所有企业提高风险意识,主动将杠杆率下降到合理的水平,中国宏观经济杠杆率必然会回落,我们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从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与相关企业有序去杠杆的进程看,中国完全有能力确保不发生金融风险。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担当意识,能够未雨绸缪,主动出击。




银行总分行博弈:成也指标、败也指标
杨晓宴
本报记者 杨晓宴 上海报道

分支行内控之“痛”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被处罚后,银行业分支机构的内控等治理机制再次引起外界关注。银行分支机构的风险事件并不陌生:从早年的盗用资金发展到理财飞单,一些案例时常见诸报端。而在近年竞争日益激烈的行业环境中,过度追求高利润、低不良的考核机制,最终使得分支行铤而走险。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银行业内控和合规建设并没有完全跟上机构扩张的步伐,分支行的经营与治理机制也需要进行思考与改革。(杨志锦)

导读

某上市城商行分行行长表示,总行对分支行的管理和考核确实是一门艺术。“好比我今年的不良率是0.5%,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总行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压,但这和去年往下压的难度已经不一样了,硬压的过程中可能会酝酿其他的风险。”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掩盖不良贷款的处罚公开后,银行分支行经营与治理话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向1000多个空壳公司授信掩盖不良,形成分行的系统性风险,总行肯定有责任,但是总行对分支行的管理和考核确实是一门艺术。”某上市城商行分行行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多名银行从业人士反馈,不良率直接与利润挂钩,是一个较为关键的指标,一些银行总行对分行的考核存在“过度要求”从而引发负面效应。一套科学的考核体系,能对分支行做出全方面的引导和评估,也会给分支行留出取舍空间,但全面考核体系的设置,也意味着指标间的“跷跷板”效应增强,“实际上考核越严密,分支行拿到的钱越少。”

一名股份行分行对公业务人士甚至用“子公司”来形容全国性银行省级分行的地位。“实际上银行还是分行在前线拼杀,包括薪酬、待遇基本上是自己在负担,分行和总行的关系,主要是分行向总行要资源。”

“不良”压力尚未褪去

多名受访银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不良掩盖方法并非独创或孤例,但如此规模可谓“骇人听闻”。

上述股份行分行对公业务人士表示,以中部某省为例,银行通过给A企业授信,让A企业消化B企业的银行不良贷款,一般授信规模是不良贷款规模的3-5倍。这意味着,实际上银行花费了大量表内资源(风险占用)掩盖不良。这在货币宽松时期可以较快推进,但在当前银行信贷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即使不考虑合规性,也已经难以为继。

上述股份行人士观察该省银行业情况发现,在此前不良爆发时,已经有一批不良被总行集中核销,后续的爆发则更多依靠分行自身消化。就实际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规模(超百亿元)而言,分行处理起来必须“化整为零”,逐步推进。“按照监管的要求,不良全部洁净出表是不可能的,对利润的冲击太大。”

根据《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违规掩盖或处置不良资产的具体行为包括:资产质量分类严重失真,或人为调整分类掩盖不良;违规通过重组贷款、虚假盘活、过桥贷款、以贷收贷、签订抽屉协议或回购协议等掩盖资产质量;通过各类资管计划违规转让等方式实现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或虚假出表等。

从分行角度看,上述城商行分行行长表示,在不良率的考核上,不排除有的总行在制定指标时会“过于主观”。“好比我今年的不良率是0.5%,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总行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压,但这和去年往下压的难度已经不一样了,硬压的过程中可能会酝酿其他的风险。”

有国有大行分行人士表示,现在分支行行长(一把手)有三年一轮的制度性安排,新行长到任往往会对存量授信业务进行一轮梳理。

“一般来讲,行长不会一个人调动,会有一些主管和客户经理跟着走,客户也很可能跟着调整。从原行长的角度,他会想把好的企业资源带走;从新来的行长角度,他认为有问题的客户,不会续签,同时也会和上级提出权责划分的提议。”上述股份行人士表示。

指标和权限

上述股份行人士笑言:“浦发出事后我做的一笔业务已经被上下检查过4遍了。”

在强监管背景下,各家银行的风险排查纷纷趋紧,分支行业务权限上收也呈普遍之态。

上述国有大行分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该市级分行上千万规模的授信方案要经过省级分行两道评估才能生效;放款时,在落实担保和抵押条件上,要平行市级分行进行交叉评估。

“也有客户抱怨我们为什么这么慢,说其他银行都批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行,客户维护的难度增加了,”该国有行人士表示,“但制度层面设计好了,个人的责任更小了。”

上述股份行分行人士则表示,该行中长期贷款授信权限普遍上收至总行。 “总行批不批,能不能快点批,这也考验分行和总行各条线的关系”。

另有银行人士反馈,该行采用总行人士派驻分行的模式进行审批。“但是就业务论业务,还是可以协调和沟通的。”

就2018年的新指标,多名受访银行人士提到了存款指标压力颇大。

近期,招商银行多款定期产品利率大幅上调,182天定期存款由基准利率的1.3%上浮至4.25%。高息存款产品竞争愈发激烈。一组可以参考的数据是,据央行上海总部统计,2017年上海地区存款余额同比增加仅1.8%,全年新增贷款同比少增4800亿元。从存款结构来看,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增加较为明显。

“从今年指标来看,对基础客户比较重视。”上述国有大行分行人士表示,就手段而言,该行2017年尝试过一定规模活期存款(连续90天在账上)享受3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活动,但由于成本太高最后停止。目前,主推小商户二维码支付,即通过在银行开户获得小微和个体经营客户交易资金的沉淀。

“我们也在推,但是我个人不看好,”上述股份行分行人士表示,“假设一个客户经理一年500个二维码指标,一天跑下来二三个,我半年时间没有了。然后这些小微客户的定制要求多,一年下来的流水就几万,十几万,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银行不断精细化管理趋势下,总行和分支行的资源配置和博弈还在继续,特别是“指标”体系设计,愈发显现出技术性。

(编辑:杨志锦,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yan




正视美国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周期问题 对于中企而言,把握海外市场以及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非常重要
李靖云

本报评论员 李靖云

在平稳执政一年之际,特朗普政府终于祭出了“美国至上”。1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声明中称,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判定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或电池板增加“是伤害国内制造商的重要原因”后,特朗普已批准对这两类进口产品征保护性关税。这是美国政府时隔15年来第一次基于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征税,这既是特朗普政府履行自己选举承诺的必然选择,也是美国政治周期的自然反应。

由于特朗普本人有长期做脱口秀主持人的经历,喜欢自我表现一直是其特色。所以自其上台以来,“美国至上”一直是其经常做秀的内容。各界一直对其持谨慎态度,但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来看,仍然没有摆脱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周期的贸易政策。美国上一次启用201条款也就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如果再向上追溯,《1974年贸易法》就是尼克松政府提出的法案,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竞选承诺。当时也是美国第一个贸易高峰,进口规模创纪录,保护美国国内企业的利益,成为了选民的主要的倾向。这一旨在实现贸易保护的法律,就成为了共和党赢得大选的重要手段。而且,这一套法律体系也是在1980年代共和党长期执政时期得到加强,整个1980年代,美国政府对于自由贸易的积极性就一直在下降,“管理贸易政策”和“公平贸易政策”主要就是这个阶段提出的。直到1990年代,美国通过信息产业革命,实现了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才开始重新提出自由贸易。

虽然近期美国商务部公开宣称同意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国会也不断发出对华强硬的各种呼声。但是此次重启201条款,并不能说是专门针对中国,可以说韩国是首当其冲。此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的主要推手,惠而浦公司其主要针对对象也是三星和LG。从韩国方面的反应而言,早就直接向WTO提出了起诉,而且在2016年就已经胜诉。美国此番最终决定采取201条款对洗衣机征收20%到50%的关税,可以说也是最终决定直接以贸易战的形式回应韩方决定而已。在贸易领域的各种争端之中,美国一向是不讲盟国关系,经常首先拿盟国开刀,十五年前小布什政府启用201条款所针对的就是日本钢铁。如果说政治上先拿盟国开刀是一种贸易威慑策略,那么特朗普政府也是继承性的,并没有体现其非建制政治派,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

对于中国而言,此番产业受影响已经势在必然。但是通过WTO机制,中国企业也可以进行反制。但是更为值得注意的是7月1日,延长贸易促进权就要截止了,由于即将开始美国中期选举,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区规则升级谈判也将于下周举行。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拿出一个全面的贸易保护方案,将具体在哪些领域首先开刀,都是值得注意的。

去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但是全球贸易并未相应复苏。数据上看,过去五年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在稳定复苏,但是贸易并未随着经济复苏而复苏。二战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速的1.5倍,这一惯性趋势可以说已经是过去时了。随着全球资本的积聚,技术的积聚,劳动力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产业分工不管是深度和广度都在收缩,品牌化生产和专一化生产兴起,特别是生产靠近消费市场也成为重要的趋势。对于习惯了依靠劳动力优势,通过产业链分工,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未来国际市场环境肯定不容乐观。虽然2017年的出口重新恢复增长,但是国际经济发生的结构变化仍然在继续,加之美国政治周期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未来的出口形势并不让人乐观。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把握新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海外市场以及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非常重要,但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由产品生产到品牌塑造,则应该是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编辑 祝乃娟)




FDI逆势增长反映中国 吸引外资仍有较强优势 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值得关注
欧阳觅剑
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1月2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根据初步数据,简要描述了2017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并对2018年的全球FDI做了一些预计。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FDI较2016年大幅下跌16%;2018年全球FDI可能出现增长,但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而中国吸引的外资则是逆势增长,达到144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是2017年FDI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所有国家中也仅次于美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2017》,2016年中国FDI流入是1340亿美元。根据商务部上周末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3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中国商务部两个不同口径的数据都显示,我国吸引外资总额创下历史新高。

而在2016年,这两个口径的数据都显示,我国吸引外资总额是小幅下降(按美元计算,按人民币计算还是小幅增长)。而且负增长的态势在2017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让人开始担心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不断传出的跨国公司关闭中国工厂的消息,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担忧,例如,前不久,日本液晶显示偏光膜巨头日东电工集团被传在1月7日宣布关闭其在江苏苏州工业园的工厂。

实际上,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这是自1980年代以来就偶有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就又能恢复增长,2016-2017年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国吸引外资的基本趋势是持续增长,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没有改变。金融危机以来,全球FDI正增长的年份少,负增长的年份多,2015年才稍稍超过2007年的水平,随后就出现两年连续减少,又较大幅度地低于2007年的峰值。而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2017年比2007年增长了60%以上。我国吸引外资不只是在2017年逆势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里都可以说是逆势增长。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对外资仍有较强吸引力。

现在人们担心,美国开始实施特朗普减税法案之后,会使资本回流美国,从而削弱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就指出,美国税改将影响美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对全球投资模式产生影响。但这未必就会使流入中国的外资减少。在减税之外,特朗普还会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例如美国在2017年阻止了阿里巴巴收购全球第二大汇款公司速汇金。这种保护主义不只阻止中国的资本流入美国,也会阻止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美国,这在2017年已经有所反映,《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流入北美地区(包括美国)的FDI同比下降了33%,部分原因是跨境并购减少。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会使美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减弱,这反而可能增加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特朗普的相关措施可能使美国的资本回流,但美国对华投资的占比并不高,只有5%左右,这不足以改变中国利用外资的大局。

为什么会有一些跨国公司选择“离开”(如关闭中国工厂),而吸引的外资却持续增长?原因是产业结构在调整。这些年,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在2013年超过了第二产业,并在2015年超过50%。反映到吸收外资中,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持续上升,已经超过了60%,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到三成左右;制造业吸收的外资曾经占到一半以上,现在已经下降到30%左右。因此,不断有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撤离”,但从事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投资。

中国经济规模大,市场需求也大,而且依然保持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速,外资在其中一定能找到一些机会,这是中国对外资仍然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国内机会多、发展快的领域与行业,就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外资。因此,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外资是否会离开,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吸收外资的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吸收外资最多的三大行业是制造业、房地产业(超过20%)、金融业(超过10%)。制造业的比重在下降,而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比重在上升,反映了前者机会减少、空间缩小而后两者机会增多、前景向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大发展抬升了制造业的成本,压缩了制造业的空间,因而也削弱了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我们不需要担心外资的总量,但需要考察外资的结构。(编辑 祝乃娟)



地方集中进入“两会”时间: 放下GDP增速包袱渐成趋势
定军;张文卓

本报记者 定军 实习生 张文卓 北京报道

党的十九大后的第一次省级“两会”本周进入密集召开期。一个明显的转变是,响应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地政府在设定2018年GDP目标时更为实事求是。

据了解,截止到1月23日,安徽、江西、上海、新疆等地召开人代会,与2017年的经济增速目标相比,安徽和新疆均下调了2018年经济增速目标。

其中,安徽2018年经济增速目标为8%以上,比2017年8.5%左右的目标有所降低;新疆2018年经济增速目标为7%左右,与2017年7%以上的经济目标相比,也有所调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17年各地经济增速目标,并与实际增速(包括已经公布全年或前三季度GDP)进行对比,发现超过10个省区市2017年未能达到此前设立的经济增速目标。

2018年,或许更多省份将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目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指出,过去,很多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大项目和政府负债拉动,在2018年全国强调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的情况下,靠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有的地方大项目多,资金来自银行贷款,贷款和利息由后续主政者来还,这个路以后难以行得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新疆2017年经济增速为7.6%,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安徽201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8.5%左右,安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生产总值2751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与预期目标一致。

此外,来自官方数据显示,上海、江西2017年经济增速为6.9%、8.9%,高于去年初预期增长6.5%左右、8.5%左右的目标。但是两地也没在2018年上调经济目标,而是维持和2017年一致的目标。

为什么各地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更为“保守”?这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关。新疆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5年要努力建设符合新疆特点和高质量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江西省长刘奇在1月23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力争到2020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左右,经济实力显著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5%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进入创新型省份行列。

安徽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荣兆梓表示,目前各地对于经济速度保持了平常心,把主要力量用在提高质量上。“这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为了发展质量上去,增长速度做点牺牲是很正常的。”

根据目前各地已经公布的数字,天津、湖北、广西2017年全年经济增速分别为3.6%、7.8%、7.3%,没有完全达到2017年初设定的目标。另外,从2017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的经济增速,也与设定的2017年全年经济增速目标有一定差距。

这意味着,在设定2018年GDP增速目标时,不少地区可能需要更实事求是。

同时,从2019年开始,全国要利用2018年的经济普查数字,解决地方经济总量和全国衔接的问题,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的数万亿水分需要挤出。

“有些地方过去经济数字有水分,现在要挤水分,导致部分地区2017年的经济数据显得比较低。”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指出。

张宝通认为,各地未来发展还是要走创新的路子,实现创新才可使得发展质量提高,但高质量并不意味着不要速度。“目前,全国由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对于很多中西部地区而言,还是要有一定的速度。只有中西部发展了,才能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所以中西部不能放松。”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2017年,东部省份基本能达成此前设定的经济目标。此外,也有一些中西部省区市2017年定的目标较高,但是完成不错。比如四川2017年经济目标是7.5%左右,实际增速为8.1%;河南2017年经济增速目标为7.5%,实际增速为7.8%。

2018年,全国强调防范金融风险,靠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

“要注意的是很多北方地区重工业比重大,在贷款投放降低时经济增速会放慢,但是南方有很多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使用自有资金多,因此经济波动的风险会小一些。一些地区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袁钢明指出。

(编辑:陈洁,如有建议意见请联系:dingjun@21jingji.com,chenjie@21jingji.com)




上海GDP突破3万亿 2018年将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
卢常乐


见习记者 卢常乐 上海报道

聚焦地方“两会”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浦东新区人大代表小组会议上表示,过去上海按照国家要求,在自贸区建设方面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接下来在这方面也要探索出一些不可复制的、上海独有的经验。

1月23日上午,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黄浦江边的世博中心开幕。

上海市市长应勇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五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面,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GDP总量从五年前的2万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迈上海新台阶。

报告指出,2018年上海要深入推进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会上获悉,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过去五年的发展过程中,坚持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率先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了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2018年上海将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这两个核心承载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区。

营商环境受关注

2017年,上海GDP跃升到3万亿元,迈上新台阶。

2018年上海重点是加快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重点除推进自贸区的改革开放,还包括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优势、积极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大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个方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报告中发现,上述要求的细则,均离不开提升营商环境。例如,在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方面,提出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理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在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优势方面,提出实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专项行动。

在23日下午举行的浦东新区代表小组讨论会上,如何全面提升上海的营商环境也是不少人大代表们的提案内容。

浦东新区人大代表、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上海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些处于“幼苗”状态的民营企业没有得到更多的扶持。虽然上海也诞生了一批创新型的民企,但其规模与上海建立全球科创中心城市的目标显然还有距离。

对此,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民营经济中特别是科技型创新中小企业与深圳、杭州、北京中关村等比具有明显差距。

“究其原因,上海的营商成本较高,很多地方政府管控较多,上海自贸区过去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左学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对营商环境的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要求,对上海后期的发展将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应勇在23日上午的会上指出,2018年,上海要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增创制度创新先发优势,着力构筑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探索自由贸易港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要深入推进以自贸区为重点的改革开放。

应勇表示,要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打造自贸试验区“三区一堡”,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

华中科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陈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先行先试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测试的过程。此前上海自贸区内划出了一块区域用来做压力测试,检测国内的某些产业能否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下来。“通过风险压力测试区来观察企业的表现,如果结果还不错,说明国内如果全面开放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陈波告诉记者。

另外,报告明确了上海在探索建设国内自由贸易港方面需要“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这两大核心承载区来探索建设。

事实上,这一决定也正是根据早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具体要求。2017年3月31日,国家深改小组要求上海自贸区要进一步对照国际最高标准,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等。其中就探索建立国际自由贸易港,《方案》提及要“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

陈波表示,上海自贸港依托在洋山港和浦东空港两个地区建设,一方面这两个地区的地理条件和开发开放的基础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自贸港的建设范围也是中央早已批准明确规定的。

“目前,相较于建设范围而言,还没有公开的是自贸港的具体建设方案。”陈波说。

除此之外,上海还对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出了“加强区内改革同全市改革、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联动”这一要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这一要求也是上述《方案》中“进一步加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联动”相呼应。

上海自贸区协调研究中心秘书长徐明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与国际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促进全球创新发展要素在上海集聚,吸引企业、资本与人才形成高地,也同时能够让自贸区以外的企业享受到自贸区的相关政策。

当前,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已成为驱动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据上海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2237.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增速同比提高9.8个百分点。其中,进口19117.51亿元,增长15.4%;出口13120.31亿元,增长8.4%。

23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浦东新区人大代表小组会议上表示,过去上海按照国家要求,在自贸区建设方面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接下来在这方面也要探索出一些不可复制的、上海独有的经验。

(编辑:吴红缨,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联系:lucl@21jingji.com;wuhy@21jingji.com)




南方、嘉实FOF首张成绩单出炉: 高配货基收益平淡
庞华玮
本报记者 庞华玮 广州报道

首批6只公募FOF基金的诞生是2017年公募基金影响最大事件之一,近日公募系FOF的季报首度曝光。

四季报显示,2017年10月成立的南方全天候策略FOF和嘉实领航资产配置FOF(注:另外4只FOF由于截至去年底成立不足两个月暂时不需要公布季报),它们投资以货币基金为主,在经历2017年11月份的股债震荡期后,净值保持在1以上,但它们的年底规模较首募规模出现萎缩。

记者从业内获悉,首批公募FOF大多在四季度建仓初期选择以货基为主,但近期部分FOF跟随市场调仓,由货基转战股基债基。

货基调至股基债基

据记者了解,首批公募FOF取得了与货币基金大致相当的收益,它们大多在建仓初期以货币基金为主。不过,据记者了解,近期部分FOF已开始调仓。

四季报显示,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FOF)A级基金净值增长率为 0.68%,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FOF)C级基金净值增长率为 0.56%;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A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0.47%,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C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0.28%。

而2018年开年之后,随着市场情绪好转,公募FOF的业绩也水涨船高。截至1月23日来自天天基金的最新数据显示,公募FOF基金成立以来的收益为0.69%-3.09%,全部取得正收益,其中以权益类基金投资为主的海富通聚优FOF收益最高,达到3.09%。

值得注意的是,两只公告了四季报的FOF基金都显示,基金投资比例均超过90%,且前十大持仓基金几乎全部是货基。事实上,据记者了解,这基本是风险偏低的FOF基金在去年建仓期的共同特点。

对此,1月23日,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雷昕告诉记者,“FOF产品的业绩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呈现出了每只FOF应有的收益风险特征。”

“从安全垫的角度来说,当前固收类产品,债券市场受制于风险偏好的下降、基本面和政策面尚无共振,资金配置意愿不强,所以FOF去配置性价比更高的货币基金是正确的选择,而且优秀的货币基金也是需要甄选的,背后也体现出了FOF管理人的专业能力。”雷昕说。

格上理财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晓晴也向记者表示:“公募FOF收益与货基相当,这是立足稳健的投资策略决定的,债市不景气,基金只能大规模配置货基。”

1月23日,一位偏低风险的FOF基金经理万飞(化名)向记者介绍了FOF建仓初期的操作思路,“来自渠道的要求是,FOF产品净值不能跌破1,同时考虑要应付赎回压力,所以我们建仓初期采取了通过货币基金累积安全垫。”

同样的谨慎思路也体现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中,其四季报显示:“本基金的投资逻辑是承担风险可以获得相匹配的超额收益,同时通过构建分散化组合的方式尽量平抑单一资产短期波动造成的脉冲影响。”

“货币基金其实只是我们在初期建仓时的一个考虑,中长期我们的目标是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之上的绝对收益,最终希望FOF净值是在稳定上涨的过程中实现绝对收益。从短期来讲,货基的性价比肯定是要高于债基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债券的配置价值也在逐渐的体现过程中,所以我们也是在随着累计收益在逐渐的调整投资方向。”万飞表示。

“作为首批6只公募FOF,大家都还是在积累经验。我管理的FOF净值在1以上,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不满意的。”万飞说。

“我们判断市场在年后会上涨,但是当时在调整股票型基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次性加很多,没有加到位,这有一点吃亏,虽然判断到,但是下手没那么狠。”万飞说。

万飞表示,这是由于操作思路上的两方面考虑让其陷入矛盾:一方面,希望能够控制回撤,控制波动,但另外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又希望能够实现最后的绝对收益的目标。

“如果前期我们大笔加入偏股型基金,或者债券型基金,那么年后或长期FOF的收益可能实现更好的增长,然而2017年11月20日那段时间的市场波动又可能造成基金的回撤和净值不稳定,要看你如何取舍。”

“我们最近在做一些调整,会逐渐减少货基上的配置,调整到一些偏股型基金、部分债基,以及一些沪港深的基金的配置。”

而南方全天候策略FOF在四季报中也显示了大体相同的思路:“对于全天候 FOF 基金后期运作我们将继续以净值稳定上涨为目标,在控制风险的同时积极把握风险资产配置机会。在组合有一定安全垫后,我们将以风险平价策略的战略资产配置模型为指导,结合对市场的判断,适度调整各类资产配置比例。基金选择上,对于偏股型基金,精选风险控制能力较强,投资逻辑清晰,选股能力较好,能够提供较为稳定阿尔法的基金进行配置。对于偏债型基金,将主要选择短久期,操作灵活,净值表现稳定,基金经理注重风险控制的产品进行配置。”

规模下降或成趋势

FOF四季报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FOF规模较首募时出现了大幅减少,并且业内认为,这种减少将成为趋势。

四季报显示,FOF在2017年年底规模较首募期出现不小的下降,嘉实领航资产配置FOF的A类规模由21.36亿份降至19.92亿份,C类由7.28亿份降至3.65亿份。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FOF)A类由20.93亿份降至19.86亿份,C类由12.10亿份降至7.88亿份。

而从总体来看,来自公开资料显示,去年首批6只公募FOF申购总额为166.36亿,但到去年底份额降为129.70亿,减少36.66亿,降幅近三成,为28.27%。

对此,雷昕表示:“产品进入开放式运作的过程中有波动是正常的,特别是从2017年走向2018年,整个权益类市场的情绪是在提升的,而当前整体还是个存量市场,所以有一定结构上的资金腾挪也不排除可能性。”

杨晓晴认为:“公募FOF募集时推广力度大,客户黏性不高,甚至有帮忙资金的存在。在表现亮眼的权益资产衬托下,资金会从公募FOF流出进入权益市场,造成了分流。”

事实上,股市和股基不但在分流FOF资金,而且FOF内部也向权益类产品靠拢。“随着经济的好转,股市结构性慢牛行情有望持续,债市短期难显反弹趋势,所以未来FOF配置或将向权益资产倾斜。”杨晓晴说。

即使是作为FOF基金经理的万飞也表示:“我预计2018年公募FOF规模会减少。”

万飞指出,今年市场风险偏好提升,股票市场更受欢迎,将分流掉以固定收益为主的首批公募FOF的资金,“对于第一批FOF,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是来自于银行理财。”

“可能要到明年底,如果大家看到这批FOF确实能够提供好的稳健收益,波动又很小的话,FOF规模才可能慢慢地又起来,但是短期内FOF可能面临赎回和降规模。”万飞说,“FOF值得做下去,毕竟它是一个新鲜事物,需要投资者的耐心,以及基金公司的努力。”(编辑:李新江)




IMF称全球迎来最广泛的加速增长 拉加德:推进改革规避“新平庸”
郑青亭

本报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导读

“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知道,目前的经济势头反映的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看来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但如果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应对结构性增长障碍,促进包容性增长,建立政策缓冲和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下一次衰退将会来得更早,更难以对付。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前夕,瑞士小镇达沃斯迎来了自论坛创办以来最大的一场大雪。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后的今天,冻住全球经济增长的冰雪正在消融。

“全球增长自2016年中期开始一直在加速,而且种种迹象显示,今明两年的增势将进一步加强。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当地时间1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在达沃斯说道。

当天,IMF首次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全球经济展望》。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正式议程将从当地时间23号开始,超过60位各国领导人和38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本次年会。

报告显示,自2016年中期以来,周期性上升势头不断加强。2017年,约120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三)的年同比增速都出现上升,这是2010年以来最广泛的全球增长同步上扬。发达和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均比秋季预测高出0.1个百分点。

“迄今为止,GDP加速的主要来源是欧洲和亚洲,美国、加拿大和一些较大的新兴市场,尤其是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经济表现也有所改善。大部分势头在近期都将持续。”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说道。

IMF不仅在报告中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3.7%,比2016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还将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0.2个百分点至3.9%。

普华永道同日在达沃斯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各国首席执行官们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情绪在过去十二个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接受调查的约1300名首席执行官中,57%的人认为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前景光明,这一比例几乎是去年的两倍,也是普华永道2012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大增幅。

让我们再看看全球复苏的动力。IMF认为,国际贸易复苏成为全球经济提速换挡的重要动力,危机后一直低迷的国际贸易将迎来高速增长,预计2017和2018年增速将达到4.2%和4.0%。

“太阳出来了,是时候修房顶了。”拉加德在讲话中表示,在全球经济活动向好的背景下,各国应该受到鼓舞,而不是感到满足。她强调,当前,全球增长加快主要是周期性的,如果不推动改革,那么造成“新平庸”的力量将继续存在。

“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知道,目前的经济势头反映的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看来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但如果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应对结构性增长障碍,促进包容性增长,建立政策缓冲和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下一次衰退将会来得更早,更难以对付。

全球经济展望上调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

就未来两年的预测期而言,IMF认为,全球经济展望上调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预计2018年和2019年这些经济体的增长率将超过2%。这一预测反映了这样一种预期:有利的全球金融环境和强劲的市场情绪有助于保持短期需求,特别是投资的加速增长,这将对有大量出口的经济体的增长带来显著影响。

IMF报告指出,美国的税收改革和相关财政刺激措施会暂时提高美国的增长率,并对美国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加拿大和墨西哥此期间的需求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预计将对全球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占2018年和2019年全球增长预测累计上调的一半左右。”IMF对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3%提高到2.7%,2019年的预测从1.9%提高到2.5%。

但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对于美国而言,减税对如此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产出的任何影响,之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增长率降低的形式呈现,因为临时支出激励(特别是对投资)将到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的联邦债务会产生负面影响。

IMF将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0.3个百分点至2.2%和2.0%,反映出内需增长势头增强及外部需求上升。其中,德国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被分别上调0.5个百分点至2.3%和2.0%。不过,IMF将今年西班牙和明年英国的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了0.1个百分点。

另外,IMF将今年日本经济成长预估上调至1.2%,明年预估上调至0.9%,反映出对外部需求的上调、2018年的补充预算以及近期活动强于预期的后续影响。

IMF再次上调中国增长预期至6.6%

IMF对2018年和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增长预测不变,分别为4.9%和5.0%,高于2017年的4.7%。但是,各地区前景差异明显。

其中,新兴亚洲发展中国家将增长6.5%左右,与2017年的增速基本持平。“该地区继续对全球增长贡献一半以上”。其中,印度经济将出现回升,今明两年的增速分别为7.4%和7.8%,高于2017年的6.7%,东盟五国地区将基本保持稳定,连续三年保持5.3%的增速。

IMF将今明两年中国增长预期调升0.1个百分点,即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GDP增速分为别6.6%和6.4%。去年,IMF曾连续四次上调2017年中国增长预期。在去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6.4%上调至6.5%。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中国将减少过去几年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并将按照政府的明确意图,控制信贷增长,加强过度扩张的金融体系。与这些计划相一致,中国正在进行的必要的再平衡进程意味着未来的增长率会降低。

IMF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率将从2017年的2.7%上升到2018年的3.3%和2019年的3.5%。然而,其中最大的经济体南非的经济增长前景将更加低迷,预计今明两年的增速均为0.9%,原因在于政治上不确定性加大给信心和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IMF预计拉丁美洲的经济复苏将加强,2018年将增长1.9%,2019年将增长2.6%;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今明两年的增长也会有所回升,但仍然保持在3.5%左右的低迷水平。

靓丽的经济数据似乎在显示世界经济似乎正走出危机的阴霾,实体经济再受重视,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步伐加快。但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让世界跌宕十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千疮百孔,世界格局地覆天翻。曾经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全球化坚决捍卫者的欧洲和美国,反全球化、反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不断冲击传统的西方价值观,经济复苏的背后正蕴含着另外的危机,社会正在加剧分化。

(编辑:赵海建)




美国政府“关门”僵局暂缓 市场担忧美债违约风险
吴哲钰
见习记者 吴哲钰 北京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22日通过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2月8日,结束了“关门”三天的僵局。分析师人士提醒称,两党在移民问题上依旧存在分歧,未来几周两党还有很多谈判要进行。

“关门”危机短暂过关,市场避险情绪略有消退。1月23日截至发稿前,美元指数涨0.08%,报90.44;道指涨0.55%,报26214.60点;纳指涨0.98%,报7408.03点;标普涨0.81%,报2832.97点。现货黄金在22日受政府重新开张鼓舞小幅收跌0.1%后,23日仍走势顽强,截至发稿前,涨0.22%,报1339.93美元/盎司。

富拓外汇首席市场策略师Hussein Sayed点评称,多数资产类别的价格走势显示,金融市场对美国政治风波越来越有免疫力。

以往历次“关门”风波虽短期内可能推高避险资产价格,但后期一般会迎来风险资产回补,避险资产有所下跌。此次“关门”风波发生后,美股市场并未表现出强烈避险情绪;近日十年期美债连连走高,除受短期情绪影响外,还受通胀预期因素主导。市场担忧下个月债务上限截止日期到来或引发美债违约风险。

避险资产价格走高

自1976年以来,此次已经是美国联邦政府第19次停摆,原因多与预算方案紧密相关。

就宏观经济而言,停摆会造成一定经济损失。据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估算,2013年的关停给美国经济带来600亿美元的损失。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2013年联邦政府关门拖累当季度GDP增速0.25%。

比较停摆当季度与下一季度GDP增速,2013年当季度增速为2.7%,下一季度增速为1.7%,增长放缓;1995年当季度增速为2.9%,下一季度为2.6%,增长放缓;1990年当季度GDP增速为-3.4%,下一季度为-1.9%,增长提速;1986年当季度GDP增速为2.1%,下一季度增速为2.8%,增长提速。

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在研报中指出,关门时间均在1个月以内,对当季度经济增速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就1986年以来的五次“关门”而言,GDP增速三次出现下滑而两次上升,并无显著规律可循。

就金融市场而言,以往历次资产价格调节节奏为“关门”前或初期具有波动性,推动美债收益率上行、黄金上涨,“关门”后期风险资产回补,避险资产有所下跌。

就黄金价格指数而言,2013年停摆期前二十天均值为1346.6,期间均值为1299.7,后二十天均值为1318.3。金价受避险情绪带动短暂走强,后在停摆期间开始下跌。

就美债情况而言,十年期美债在1995年11月停摆期前十天、期间、后十天的收益率变动分别为10.5bp、-9.1bp、-7.6bp,在1995年12月这三个时间段收益率变动分别为8.2bp、-8.6bp,-4.6bp。2013年关停期间,前二十天均值为2.80%,期间均值为2.65%,后二十天均值为2.61%,均符合收益率在前期受市场避险情绪推动上行,而后在“关门”期间开始下滑的一般规律。

就美股情况而言,研究机构LPL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停摆并不一定都带来股市下跌,且下跌幅度有限,过去18次停摆期间,标普500指数上涨8次,最高上涨3.1%,下跌最多的一年为1979年,也仅下跌4.4%,18次停摆期间标普500指数平均跌幅为0.6%。

停摆对权益市场的影响相对短期。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通常影响偏情绪层面,后期多出现快速回补。

富国银行策略投资经理Craig Holke亦总结称,政府关停通常带来市场短期波动,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因素对市场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美股维持强劲势头

过去一周中,美股市场仍维持强劲势头。据中金海外策略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全周标普上涨0.9%,纳指上涨1%,半导体大涨3.4%,食品烟草和医疗设备均上涨2.5%;美股主要指数ETF中,QQQ(纳斯达克)上涨1.1%,DIA(道琼斯)上涨1.0%,SPY(标普500)和IWM(罗素2000)也分别微涨0.9%和0.3%。XLP(必需消费品)大涨2.4%,XLV(医疗保健)上涨1.9%。

由于宏观经济数据、企业盈利的良好表现以及减税方案带来的利好预期,基本面情况向好使得美股市场在联邦政府关门之前并未感受到恐慌情绪。

东北证券宏观组组长沈新凤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股市涨势喜人,此次政府停摆整体影响较小。由于民主党对于DACA的立场十分坚定,后续正式预算法案能否通过关键在于特朗普在该问题上的态度。

但她提醒称,叠加全球货币收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仍有一定风险。

近期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也引发关注,早前Janus Capital基金经理的比尔·格罗斯曾表态称,如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2.6%,意味着债市熊市已经到来。而今年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路走高,且在北京时间1月22日下午4时达到2.665%,为2014年年中以来最高点。

华创证券策略团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相较于权益市场而言,近期美国国债利率升得太快,感觉有些超调了。

从历史经验而言,政府停摆对债券市场短期有所冲击,但“关门”期间债市收益率多会下滑。截至发稿前,1月23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为2.630%,虽仍处于高位,但单日内跌幅为1.25%,已对“重新开张”有所反应。李奇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近期美债收益率上行,除受政府停摆影响外,还与欧日央行紧缩节奏超预期、通胀预期升温以及日本投资者抛售美债有关。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通胀预期是近期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陡升的关键趋势性因素。

长期来看,美国通胀水平仍然复苏缓慢,美联储加息进程仍是主导因素,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预测,2.6%已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关键关口,近期上行空间已经差不多到位,2018年下半年或将还有一定上行压力。

市场人士大多认为,接下来真正需要关注的风险点在于下个月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即将到来,如不能及时上调,将导致政府债务违约,负面影响将远大于政府关门。1月11日,穆迪发布报告称,美国税改带来财政压力或对美债评级产生负面影响,虽然美国政府违约的可能性很小,不乏引发市场担忧情绪的可能。(编辑:赵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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