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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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胡敏 |  浏览(2876)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1-29 07:12:28 最后更新时间:2018-01-29 0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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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1% 创2012年以来新高
王尔德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1月26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2017年工业企业经营情况。

其中,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5187.1亿元,比上年增长21%,增速比2016年加快12.5个百分点,是2012年以来增速最高的一年。

2017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比上年降低0.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0.4%,比上年降低0.9个百分点。

对此,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状况的好转从PPI这一指标可以得到印证。2017年全年PPI由上年下降1.4%转为上涨6.3%,结束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5年的下降态势,这说明工业经济逐步恢复到新的上升通道。

“2017年的工业企业利润快速增长,这反映了我们近年来工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正在显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杨建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预计今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利润仍将持续稳步上升。

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表示,2017年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明显改善,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651.2亿元,比上年增长45.1%;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9.9亿元,下降8.5%;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404.4亿元,增长23.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752.9亿元,增长15.8%;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753.1亿元,增长11.7%。

对此,杨建龙解释,国有企业不少集中在上游资源性行业,随着资源价格的回升,企业利润出现大幅上涨,这种上涨传导到相对处于中下游的私营企业而言,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今年私营企业的利润增速会比2017年提高。

2017年,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7个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加,1个行业持平,3个行业减少。

具体来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2.9倍,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4.5%,纺织业增长3.6%,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增长2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40.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0.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8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28.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9.3%,汽车制造业增长5.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5.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2.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15.4%。

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出现大幅下降引人关注。对此,杨建龙解释,电力和热力的原料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价格上涨较多,而电力和热力由于公用事业的属性,由政府定价,而无法通过自主定价将原料上涨的压力疏导出去。

不过,从盈利能力看,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发生主营业务成本98.9万亿元,增长10.8%;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46%,比上年提高0.54个百分点。

申万宏源分析认为,利润率改善贡献了2017年盈利的绝大部分。按照简单的分解模型,工业企业盈利增长可以分解为工业增加值、PPI以及营收利润率的增长三部分。2017年企业盈利增长21%,其中工业增加值和PPI分别贡献了约6.6和6.3个百分点;而2017年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6.46%,贡献了约8.2个百分点的企业盈利增长。2017年,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和资产周转加快推升利润率持续改善。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

何平分析,2017年工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去产能、降成本等政策措施有效落实,新动能加快成长,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介绍,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重点改革任务取得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去产能取得积极进展。2017年,钢铁、煤炭去产能改善了供给质量,提高了产品价格,企业效益大幅回升。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1.8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2.9倍。

杨建龙预计,由于钢铁、煤炭去产能在2018年仍将持续,这意味着这两个行业的供求关系仍将持续改善,预计2018年企业效益仍将继续回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2018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获悉,国家能源局初定的煤炭去产能目标是1.5亿吨左右。

第二,杠杆率有所下降。2017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比上年降低0.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0.4%,比上年降低0.9个百分点。

对此,黄群慧解释,虽然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未来下降的空间仍然很大。

“对工业企业的杠杆率下降不必过于担心。经济下行期,企业杠杆率高是合理的,随着经济进入上行期,企业杠杆率会逐步恢复到合理的水平上。”杨建龙分析。

第三,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92元,比上年减少0.25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为7.77元,比上年减少0.2元。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处副处长闫敏公开表示,基于2017年工业营收和利润的表现,可以判断我国宏观经济有良好的预期,出现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明显特征。


七部委拓宽债转股实施路径:允许设立私募基金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导读:“允许实施机构受让各种质量分级类型债权。这条我更加关注。”申希国表示。过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收购银行的不良债权(即次级、可疑、损失三类),而根据《通知》的新规定,只要以债转股为目的,正常、关注类资产也可以收购。银行按照“公允价值”向实施机构转让债权,一些表面列为正常类、关注类,但实际已经有风险的信贷资产,也可以根据其实际风险水平和公允价值向实施机构转让,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用。

本报记者 王晓 北京报道

市场化债转股试点已有一年多时间,但签约意向规模与实际落地情况差距较大。

瑞银证券在2017年10月份统计,在市场化债转股推出一年之际,市场公布的债转股案例签约意向总规模达1.04万亿元,但只有13.7%已经执行。尽管近期相关签约和项目落地仍在不断推进,但进展仍然相对缓慢。

1月25日,发改委、央行、财政部、银监会、国资委、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实施中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在股债结合方式、资金来源、实施对象、债权类型以及金融工具等多个方面放宽了实施要求。“总体来讲,《通知》中转股形式更加多样,更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帮助企业去杠杆。”中国长城资产江苏分公司总经理申希国表示。

“如果说原来是走小路,现在路更宽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进债转股的落地。”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冯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允许股债结合综合方案

去杠杆仍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市场化债转股作为去杠杆的重要工具之一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不及预期。

北京介直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王海军博士指出,市场化债转股启动以来,存在金融机构债权人动力不足、机制不到位、退出渠道不明朗的难题,此外,一步到位进行债转股涉及到资产定价、资金募集、各方利益协调等问题,周期长、难度大,难以全盘操作。

《通知》明确,允许采用股债结合的综合性方案降低企业杠杆率。

有市场人士介绍,尽管已有部分债转股项目落地,但都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有不少项目“明股实债”。此外,一些债转股企业本身并不缺钱,真正市场化的项目还不太多。

一位市场人士表示,允许“股债结合”,一定程度上是监管部门作出的调整,不仅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另外企业可以置换为更低利率的债权,同样有利于减轻企业压力。

王海军认为,债务约束比股东权益约束更强,完全的债转股容易让债权人失去对债务企业破产清算的还款压力。“股债结合模式让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债务重组与转股方案更具弹性,但方案的终极目标仍是转股,否则和原来的债务重组没什么区别。”

《通知》明确,允许实施机构发起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不仅可向符合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符合条件的银行理财产品也可以依法向其出资。

冯毅指出,基金具有放大器作用。由于债转股存在回报周期较长的特点,全部以实施机构自有资金出资的业务规模很快遇到天花板,通过私募基金可以撬动社会机构出资。此前,四大行专营债转股子公司相继落地,注册资本金均在100亿-120亿左右,需要撬动其他社会资金共同参与。

目前债转股实施起来在资金募集方面是有一定障碍,调动不起社会资金的积极性。王海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通过发起私募基金,一方面相较信托、资管、公募基金等传统工具而言,私募基金主动管理能力更强;二是在当前监管环境下,私募股权基金在设立、资金募集方面受到的监管相比信托、券商等要宽松一些;三是债转股涉及后续股权管理和退出,周期长且退出不确定,私募股权基金有天然优势,而信托资管等多偏债类。

不过,对于银行理财向债转股股权基金出资,王海军认为在操作中仍然存在挑战。由于理财资金大部分为短期、有兑付压力的债务性资金,除非债转股项目有较明确的收益预期和退出时间,否则很难对接。

调动实施机构主动性

在债转股实施对象上,《通知》明确支持符合债转股试点意见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在债权类型上,除银行债权外,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公司贷款债权、委托贷款债权、融资租赁债权、经营性债权等,但不包括民间借贷形成的债权。

冯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不良资产市场中约60-70%为银行不良,此外还有30-40%来自信托、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这有利于扩大债转股实施的范围。

申希国指出,从债转股的本质来看,将企业债务转为股权,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加企业资本金,降低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这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他们都是实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转股的债务类型看,不限于银行的债权,还包括其他金融机构债权、经营性债权等,这就将视野从单纯的化解银行体系金融风险,扩大到了化解整个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这也有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实施机构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对企业不同类型的负债进行收购重组,通过多样化的债转股减轻企业负担。

“允许实施机构受让各种质量分级类型债权。这条我更加关注。”申希国表示。过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收购银行的不良债权(即次级、可疑、损失三类),而根据《通知》的新规定,只要以债转股为目的,正常、关注类资产也可以收购。银行按照“公允价值”向实施机构转让债权,一些表面列为正常类、关注类,但实际已经有风险的信贷资产,也可以根据其实际风险水平和公允价值向实施机构转让,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用,更加全面地帮助银行化解风险。

《通知》有助于提高债转股市场活力,但是一些实施中的挑战仍然存在。冯毅尤其指出,银行等机构相对缺乏公司治理能力,在债转股项目中尽管成为主要股东,但可能更多发挥的是财务投资人的角色。此外,市场化定价仍然是操作中的难点。



单位GDP税收产出哪家强?沪京粤浙排名领先
周潇枭

导读:以单位GDP的财政收入产出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为指标,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市单位GDP的财政产出率比较高,新疆、山西、重庆等部分中西部省份相对靠前。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和不再唯GDP论政绩的引导下,部分地方主动挤出GDP水分,引发外界关注。

如果地区经济数据存在水分,就无法反映地方真实客观的经济发展形势。除了GDP外,还有更多维度可以观察地方经济状况。区别于GDP受数据质量影响,财政收入是进入国库的真金白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其中税收收入与经济运行关系更为直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单位GDP的财政收入产出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作为指标,盘点了2017年各省财政收入数据,作为衡量地方经济运行质量的一个观察视角。

数据分析发现,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市单位GDP的财政产出率比较高,新疆、山西、重庆等部分中西部省份相对靠前。

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分析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份和地区,经济整体效益较好,附加值较高、利润丰富的高端产业较多,还有显著的“总部经济”效应,使得这些省份享有较高的税收红利。新疆、山西等资源省份排名靠前,主要受短期价格因素影响,为经济转型获得时间。重庆等部分中西部省份排名靠前,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经济运行质量相对较好。

京沪单位GDP

产生税收约四成

上海、北京单位GDP的财政产出率遥遥领先,两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比重分别为22%、16.3%。

这意味着上海每100元GDP中,依照现行财政体制分配规则,归属上海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22元,北京获得的地方财政收入有16元。很多中西部省份每100元GDP中,归属地方的收入只有七八元左右。

按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归属地方政府的收入只是一部分。如果看上海、北京两地实际征收的税收收入,数据更为惊人。

上海2017年GDP规模为3万亿元,上海税务部门2017年组织的税收收入约1.28万亿元(不包括海关代征税收约3373.8亿元)——单位GDP能产生超四成的税收收入。

北京的税收产出率也很高,北京2017年GDP为2.8万亿元,北京税务部门2017年完成各项税费收入1.27万亿元(包括部分非税收入)——单位GDP能产生将近四成的税收收入。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跟上海、北京的产业结构有关,高新技术企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企业比较多,这些企业税收贡献度更高。再者,上海、北京都是大城市,企业比较聚集,征管效率比较高。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总部经济,别的地方税源产生的税收,部分汇集到企业总部所在地,比如企业所得税实行总部汇算清缴,也推动这些城市税收规模的做大。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跟地方的产业结构有关,不同产业的税负不同,比如农业、农产品是免征增值税,农业税负较低,而工商服务业税负相对要高。再者就是总部经济,会导致税收的跨地区流动,GDP计算地与税收征缴地未必一致,也导致税收与GDP比例上的差异。

从产业结构来看,上海、北京农业占比较低,三产占GDP比重较高,分别为69%、80.6%。二产多为高科技企业,三产有消费、高端服务业带动,成为两地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上海市财政局数据显示,2017年工业、商业财政收入贡献全市收入增量九成,科技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拉动作用凸显,现代制造业增收明显,全市规模以上消费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实现财政收入持续增长。高新技术企业对北京财政收入增收贡献率持续保持30%,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总部经济在两地表现明显,北京尤为突出。盈利规模巨大的大型央企总部基本在北京,使得北京税收结构很有特色。北京税务部门完成的各项税费收入中,占比规模最大的为企业所得税,2017年北京企业所得税完成5929.9亿元,占比为46.4%;其次才是增值税3327.6亿元,占比约26%;然后是个人所得税1610.3亿元,占比约12.6%。

广东、浙江结构转型见成效

广东、浙江的财政产出效益也很高,如果考虑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存在注水的可能,税收与实体经济关系更密切,两省“税收/GDP”接近10%,比大部分省份的5%-6%的水平要高不少。

广东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13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达到8869.9亿元,占比约78.4%。同期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5803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4940亿元,占比为85.1%,该比例在各省区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

广东、浙江的产业结构更具普遍性。广东2017年二、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3%、52.8%,三产增加值比重略高于全国平均1.2个百分点;浙江2017年二、三产结构与广东相当,分别占比43.4%、52.7%。

工业对于广东、浙江都很重要。1月25日,广东省统计局党组书记陈向新接受媒体采访表示,2017年广东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实体经济持续向好,集中表现为工业经济全面回暖,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工业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产能过剩,是各地都面临的经济转型阵痛,各省都处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广东、浙江的优势就是转型走在前头。

广东是怎么做的?陈向新表示,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新口径)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继续提升,服务业比重提升0.8个百分点,广东经济结构深入优化调整。

结构转型取得具体效果,工业中的三大支柱产业,包括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增速较快,这三大行业增加值对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贡献比例超过六成。此外,市场需求旺盛的工业机器人、无人机、太阳能电池等产量增幅很高。这些共同推动广东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稳增长7.2%,增幅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陈向新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回暖,与其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17年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8%。

与广东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成绩类似,浙江也在加快转型。浙江较活跃的民营企业抓住了以数字经济、“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业态,也是浙江经济的一抹亮色。2017年浙江新经济增加值1.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其中,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4853亿元,增长16.7%。

新疆、山西

资源省份“逆袭”

如果说东部发达省份得转型先机,在较好的基础上继续维持领先状态,2017年部分资源省份则出现了“逆袭”。新疆、山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为13.3%、12.5%,排名靠前,两省财政收入表现突出。

山西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9.9%,一举扭转之前两年持续下降的局面。其中,由山西国税部门征收的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了62.51%,企业所得税增长了34.3%——两大主体税种一改前些年负增长态势,获得超高增长。

山西社科院财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武小惠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山西2017年财政收入恢复增长,且增速较高,这跟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煤炭价格好了,财政收入自然就高了,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山西近年来一直在提转型,希望改变一煤独大、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但是转型也需要时间。下一步,山西不会仅仅依靠煤炭资源,包括打造资源型转型发展示范区、能源革命排头兵、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都是山西今后发展的主要目标。

山西2017年实现GDP14973亿元,增长7%,增速超出年初预期。不过,1月25日召开的山西“两会”释放消息显示,2018年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呈现谨慎乐观状态,其中GDP预计增长6.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5%。

重庆经历动能切换

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为11.6%,排名也相对靠前。

重庆2017年财政收入表现并不突出,财政收入增速仍在下行通道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了3%,相较2016年增速腰斩,不过税收收入增速相对较高,达到了7.3%。

对比重庆2017年GDP增速9.9%,财政收入表现平平。不过,重庆财政收入也真实地反映了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阵痛。

重庆市财政局对2017年累计到11月份财政数据分析显示,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减收,造成非税收入下降;汽车制造业减收,造成工业税收负增长。

重庆国税局对税收收入的分析,进一步显示出新兴行业发展向好,传统行业税收下滑的现实。2017年前三季度,重庆的信息技术、电气器材、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增长较快,增幅超过25%;汽车、卷烟和电力等传统行业减收较大,降幅达到了10%。

其中,汽车行业国税收入规模从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由于新车型较少和市场竞争激烈,占重庆全市汽车税收7成的“长安系”量价双跌,税收贡献减弱。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能到10%,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重庆发展效益还不错。因为很多地方扶持的产业,或者财政给予较多补贴,或者属于藏富于民的产业,财政收入贡献不高。重庆传统的汽车、摩托车行业,以及作为笔记本电脑的全球代工,是市场化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主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取利润,财政贡献度相对高一些。

至于像江西、甘肃等省单位GDP产出的财政收入相对较高,背后原因也类似。不过,陈耀表示,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占比,不能忽视背后征管的因素。地方政府要避免出于财力紧张的压力,加重企业负担的现象。




中国制造“出海”样本:“南漂”15年扎根印度 柳工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
朱萍


导读:在业内人士看来,印度基建市场对包括柳工在内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而言,是个巨大的机遇。不过,国际巨头卡特彼勒、小松和JCB等都在印度深耕多年,深谙印度用户需求、使用习惯等,并通过在印度建立工厂成为印度本地化企业,同时拥有价格优势,让包括柳工等后来者压力倍增。

本报记者 朱萍 印度德里、印多尔报道

“天空虽不曾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泰戈尔优美传世诗句让世人对神秘邻国印度充满遐思。而以柳工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正在印度大地上描绘出新的图谱。

1月22日晚上10点,印多尔,一个酒店露天草坪上。在小提琴、架子鼓的伴奏下,全场近300人在强劲律动的印度风情音乐下舞动着,每个人脸上挂着笑容,双眼传递着友善。

这是柳工印度公司的一个“party”,聚集了当日参加柳工印度工厂“进入印度15年、建厂10年庆”的柳工高管、柳工印度经销商、柳工印度客户,还包括柳工最早一批到印度“开疆拓土”的元老们,他们正在像融入这音乐舞蹈一样已经融入到印度市场。

第二日,“镜头”则直接切换至尘土飞扬的采矿场、牛羊漫地的山村小道,柳工机械与国际巨头卡特彼勒、JCB、小松、日立等同台竞技,主角是从中国飞过来的柳工股份总裁黄海波、驻扎柳工印度近10年的印度公司总经理吴松,他们在与用户沟通柳工的装载机、平地机使用情况等。

实际上,这是柳工印度公司交了不少学费得出来的经验,从用户需求出发,以用户为中心进行研发、销售等。因为在印度市场有其特殊性,在工程机械消费、使用、需求、工矿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市场,人们经常用“incredible”(不可思议)来形容。

在工程机械领域,印度虽然有广阔市场,但跨国巨头已经深耕多年,深刻理解印度用户使用消费习惯,从本地需求出发进行本土化研发销售,在价格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包括柳工等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后来者也必须做好“用户”这个必要的功课。

未来,包括柳工在内出海印度的工程机械企业,要在印度这个“蓝海中的红海”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亦需要真正实现本土化,实现印度制造。

印度初体验

2002年初,时任柳工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的覃卫国在跟随广西政府代表团出访印度中,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商机,联系到了一家名为Salgaocar Engineering的矿场,并对矿山进行了实地考察,旅途尚未结束便迅速签订了销往印度的一单50台装载机的销售合同。

从这个订单开始,柳工开始了对印度市场的探索。

柳工并没有在订单的喜悦中沉浸多久,随即就要面临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Salgaocar虽然签有协议,但对中国产品的质量还是心存极大疑虑,对中国企业是否有能力在印度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更加心里没底,因此一直按兵不动。

直到柳工向对方表明自己将在印度长期驻扎的时候,Salgaocar才意识到柳工对印度市场有着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可以值得合作的伙伴。但当2003 年初,第一批柳工设备艰难漂洋过海来到了印度,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一个常见的故障就是液压系统效率非常低,动作很慢。柳工专门派出两名技术人员查找故障原因,却一直未能发现问题的根源。Salgaoca的设备管理人员开始不停地抱怨,进而变成了人身攻击。

最后症结出在液压油上。中国市场处于温带,柳工设备的标准液压油为46号,而印度市场处于热带,当地需要的液压油为48号。

而印度市场工况和操作手习惯等也与国内大为不同。现为柳工印度高级区域经理的吴琪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进入印度的早期,柳工产品、管理等经常遭遇水土不服。类似的小问题还有很多,在中国用得好好的设备,到了印度以后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柳工的设备在印度主要是在铁矿场使用,铁矿石的密度非常大,而柳工装载机的斗容却还是基于普通物料的密度来设计的,而且印度夏季高温多雨,基本无法开工,只能在春天和秋天工作,为了抢工期,设备会全天连续作业17-18个小时,恶劣施工条件对整车的可靠性是很大的考验。

而彼时在印度,横亘于柳工人面前的还有语言的问题。印度讲英语的人口数量远远高于中国,但是普遍带有浓重的印度口音。很多在矿山从事艰苦工作的人员都是处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第四等级的首陀罗人,英语发音更是南腔北调,很多人干脆不讲英语,只讲本地印地语,在沟通上存在很大的障碍。

本土化深耕

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同时,柳工高层和柳工印度的拓荒者们深刻体会到,如果不深入了解当地的工况和客户的使用习惯,就无法获得市场认可,而且所有的故障处理、服务配件都要依赖中国总部,响应速度非常低下,这也影响了合作伙伴的推进进程。

在此背景下,2007年下半年,经过前期艰苦准备,柳工做出了在印度中央邦印多尔投资建设第一家海外工厂的决定。吴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印多尔市是中央邦最大的城市之一,恰好位于新德里—孟买工业和经济走廊的中间地带,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产品辐射印度全国各地,是仓储和分销网络之地的最佳选择。

不过,与进入印度之初一样,柳工建厂同样面临着各种困难,语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当时被柳工公派到英国桑德兰大学学习MBA课程的梁伟森被时任柳工总裁曾光安紧急委派至印度负责筹建工厂事宜,其团队还有当时的技术改造部土建主管朱江、采购部采购主管张毅等四个人。

对于这样的组合,现已为柳工集团董事长的曾光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戏称,整个团队只有“半个”说英语的人。当时梁伟森有一定英语基础,但仅掌握5000左右的词汇量,其他人只是在专业领域有专长,英语基础较弱。

每天一份当地报纸外加一本英语辞典,成了项目组人员恶补英语的方法,而且梁伟森强制性要求内部交流、汇报工作、开会时都必须用英语。而临近开工建设,无法等到项目组英语达到熟练程度,就需要与政府机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沟通建设问题。

在谈判中,项目组有不懂的单词就请对方写下来,用电子字典查清楚,而与本地工人沟通中,则是连比带划的交流,比如需要一个“扳手”就画出一个长形物体,需要“锤子”就抡起一个拳头敲两下。

一副书生气的朱江目前已经是负责管理生产的柳工印度公司副总,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当时条件确实很艰苦。如印度本地规定,工业区需要距离市区50公里以上,项目组驻地到施工场地单程就需要2个小时,为监督施工进度,朱江每天早上7点出发,晚上9点多回到驻地。

当时工地一片荒芜无法做饭,因为太热中午带的饭都馊了,所以基本就靠一包饼干和两根香蕉充饥,几个月下来,一米八的朱江体重从90公斤下降至70公斤,每日在烈日下忙碌,皮肤晒得太黑,经常被误认为是印度本地民工。

经过努力,柳工工厂竣工,并且逐渐开始了柳工印度制造之路。现在的柳工印度工厂再无半点荒芜痕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时发现,其生产车间整洁、干净,物料管理井然有序,原材料、拼装件等堆放都有固定的“编制”,通过每个车间的监控器,来实现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监控管理。

另外,柳工制造流程均有简单易用的标准化模板,保证制造精度在生产的任一阶段都可追溯,全程质量管控的数据都会归档保存。

柳工印度工厂厂长kedar(凯德尔)介绍说,柳工印度公司的机器装配设备是高度现代化的,同时它可以灵活地进行不同产品线的组装,如装载机和平地机等,以此满足长期的业务增长需求。

之所以在印度建厂,除了解决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外,柳工更多的是看好印度市场本身。黄海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印度最近几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且未来的增长性也很大,经济卫生、基础建设等都在发生很大改变,未来增长性也很大,对工程机械行业来说有很多的机会。

据了解,庞大的国内市场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印度吸引投资者的最大亮点。联合国预计,印度未来数年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口高达64%,而印度政府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未来几年内将对5万公里的双车道国道以及约1.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进行升级。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对包括柳工在内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而言,是个巨大的机遇,挖掘机、压路机、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等工程机械设备是公路建设必备装备。有预测称,未来几年,印度工程机械市场年增长率19%~22%,2020年印度工程机械市场需求量将达到230亿美元。

“蓝海”or“红海”?

在印度市场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2014年柳工印度业务实现全面扭亏为盈,并持续发力,2016年,柳工印度公司在5吨级以上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超过60%,印度前10大承包商中,7家是柳工的客户。

2017年柳工印度公司首次完成了整机1,000台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和收入增长超过50%。吴松自信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柳工印度公司有望继续增长,在营销方面,完成从以印度本地制造产品为主转向柳工所有产品线;在制造方面,从服务于印度区域市场逐渐发展为产品辐射全球新兴市场,最终努力实现在印度“再造一个柳工”。

不过,未来柳工在印度的发展仍将充满挑战。

在一线销售的吴琪军看来,印度实际是一片红海,竞争激烈。而且国际巨头卡特彼勒、小松和JCB们都在印度深耕多年,深谙印度用户需求、使用习惯等,并通过在印度建立工厂成为印度本地化企业,同时拥有价格优势,让包括柳工等后来者压力倍增。

吴琪军当时刚从柳工集团办公室转至柳工国际部负责营销策划,2009年5月,他被派到印度帮忙策划公司开业庆典,预计只是待1-2周,但时任总经理并没有让他回国的意思,吴琪军就继续在印度待了两个月,后又因需要强化印度市场策划,当年11月吴琪军正式留在了印度公司,一待便是近10年。

现在的吴琪军已经适应了印度的生活与市场,也能很流利地用“印式”英语与本地经销商们交流。在吴琪军看来,只有像国际巨头们一样实现本土化、了解印度客户对工程机械需求特点和使用习惯,才能更好地了解、开拓市场。

“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开始的时候只是靠做简单的‘减法’来节省成本,将价格降低,如将进口发动机用国产替代,钢板的厚度减薄等,但这样价格虽然降低了但不能保证质量,同样没有竞争优势。”吴琪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印多尔的多个工地上,都能看到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跨国工程机械巨头的品牌,如悍马压路机、塔塔起动机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记者发现,悍马压路机驾驶室只是由四个柱子支撑,没有门窗、玻璃,更没有内置空调,尽管印度的温度普遍很高。

“印度市场很多都是这样,先保障功能性,为了节约费用,很多客户会选择牺牲部分舒适性,有的机器即便原来有空调的,客户也会为了省电将空调弄坏,操作手就在炎热的工况下操作。”吴琪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作为“成熟”的工程器械市场,不仅表现在巨头的竞技,还包括成熟的市场用户。在一个工地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每个操作手都有一本厚厚的记录手册,记录着每天的工况,及操作中产生的问题、耗油情况等,然后这些信息也直接传达给企业,企业就此进行改善等。而在中国工程器械领域,并没有形成这种随手记录的习惯。

吴琪军说,跨国企业深耕当地市场、研究市场需求的做法值得柳工学习。“2006-2009年,柳工已在印度销售了近1000台(装载机),由于5吨装载机价格比较优惠,且产品性能良好,柳工很快拿到了高的市场份额。但印度市场及大部分南亚市场还是以3吨装载机为主,在这个市场,卡特彼勒子品牌 HM(印度斯坦)2021当时在市场上已经销售10年多时间,设计‘丑’,配置也低,而且还是本地发动机,甚至比柳工老款的ZL30E还老款。但到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当地最畅销的产品。”

事实上,经历过10年磨炼后,柳工印度也在推进以需求为导向来增加竞争优势。在一个工地上,一位本地经销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们正在使用的柳工产品,虽然功能没有卡特彼勒多,但可以满足工矿需求,并且机器一直在良好地运转。

吴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目前柳工的产品从研发到设计等更多地是以印度客户需求为导向。其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要领悟并做到,柳工交了不少学费,吴松也坦言自己为此还经常与国内研发、设计部门的同事发生激烈的争论。

吴松说现在柳工很多零部件已经实现印度本地化生产,而实际上,国际巨头卡特彼勒、小松和JCB 都是通过在印度建立工厂而成为印度本地化企业,借用当地的劳动力、零部件资源和各种优惠政策,生产出在本地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成功地实现了从一家外国公司到本地化企业的跨越。

黄海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中国制造要借鉴海外制造贸易规律,不仅仅是简单的销售,而是必须提供服务。从长远来看,成本优势并不是一个可以持续保持的竞争优势。如果缺乏对当地客户的深入了解和对产品进行本地化的改造,不能建立可靠的售后服务及配件保障以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即使短期内靠成本优势进入市场,也会很快被市场唾弃。

据了解,为响应“印度制造”计划并为本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7年,柳工印度公司追加500万美元投资,以提升现有制造工厂的生产能力。未来2-3年,柳工印度公司的员工数量有可能会增加40%。

“柳工印度只有岗位之分,没有国籍之分。目前中方人员只有15人,在印度公司占比2%左右,理想中,中方可以不需要派遣人员。”黄海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记者勾勒了一副人才本土化的场景。

不过,柳工要真正实现本土化,实现印度制造,再实现国际化协同发展,需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21世纪经济报道亦将持续关注柳工这首个落子印度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编辑:张伟贤,如有意见建议请联系:zhuping@21jingji.com,zhangwx@21jingji.com)



“疯狂”PPP:火到咨询机构用实习生拓展市场 4年逾十万亿背后乱象待治理
黄斌

导读:“过去一年PPP太火了,大家都跑出来创业,一家业内有名的咨询公司去年因为PPP收入5个亿,一年做了400多个案子。”一位PPP咨询公司创业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本报记者 黄斌 北京报道

自2013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推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来,PPP以崭新的面孔示人,并在短短四年里,规模快速扩张至逾十万亿。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末, PPP项目管理库项目6874个,投资规模约10.3万亿元,落地项目2587个,投资额4.4万亿元。

但在快速发展中,行业乱象丛生,各类名股实债的PPP项目粉墨登场,中介咨询机构遍地开花,地方政府滥用PPP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这也引来监管的关注。

2017年里,财政部、发改委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号)等一系列监管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政府正在加紧防范PPP的变异。

中介跑马圈地存误导地方滥用PPP

PPP的火热,可以从咨询机构的爆发式增长看出端倪。

“过去一年PPP太火了,大家都跑出来创业,一家业内有名的咨询公司去年因为PPP收入5个亿,一年做了400多个案子。”一位PPP咨询公司创业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PPP是一个新事物,专业人才很匮乏,团队能够处理的咨询案子有限,一般咨询公司很难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该人士称,之所以能大规模开展业务,是因为前述公司“在高校开展毕业生PPP论文专项计划,通过奖金鼓励毕业生研究、学习PPP,通过论文成果挑选优秀的毕业生招为实习生。”

“一个总监带四个实习生的团队方式增加公司生产力,此公司原本90人的团队一年时间迅速扩张到480人。”该人士说。

但“5个亿”、“400多个案子”的说法,也遭到行业人士的质疑。

“现在PPP咨询异常激烈。3年前,全套服务300万;半年前,数字已经降到80万。”北京某国有PPP咨询公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认可PPP咨询行业人才匮乏,行业跑马圈地,乱象丛生的现状,“我们的报告,有人拿过去改改再套点数据,就20万卖给别人。”

无论数据真实与否,咨询机构跑马圈地式发展乱象已是行业共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介机构对部分地方政府的误导,出现滥用PPP的情形。

“我们这边有个极其贫困的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占到80%以上,他们要做一个公园,因为财力太弱了连BT都做不了,因此想通过PPP包装,运作成示范的项目,等待社会资本方进入。”西南某省一位资深PPP项目从业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但根据PPP合同指南的要求,单纯的市政公园并不具备运营内容,为了顺利包装入库,当地政府在实施项目内容里加入了“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内容。

而实际上,“地方政府其实就是为了修个公园,沿线几乎没有企业的入廊需求,而且综合管廊不成规模的话几乎就是摆设。为了搭上PPP的政策便车,子虚乌有的综合管廊的投资,甚至超过公园部分的总投。”

“创造运营内容,几乎是中介机构为了通过财政评审和入库单查采取的通用手段,为了PPP而PPP更是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该人士对记者说。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专家库双库专家、中国现代集团总裁丁伯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总结称,PPP模式推进实施中,逐渐出现程度不同的十大乱象:变相包装,伪PPP充斥市场;设置壁垒,隐形阻击民资进入;浪费资源,重复建设机构库专家库;漠视政策,违规担保承诺回购;避实就虚,社会资本跑马圈地;误导舆论,过度神化泛化PPP模式;真假难辨,PPP咨询机构专家遍地;资源错配,基金遍地多数浮半空;污染环境,培训评比收费捞钱等。

“这耗费了大量的政府资源和公共资源,需要尽快整治。”丁伯康说。

“PPP项目基本停滞”

2017年11月1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对PPP项目库进行清理,以“防止PPP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坚决遏制隐性债务风险增量”,并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于2018年3月31日前完成清理工作。

“现在各大银行都把PPP放款给停掉了,股份制银行基本上已经不做PPP业务了,四大行里建行、农行做得比较积极一些,但这两家银行基本上也都是在等待项目库清理之后,才会重启。”前述北京某国有PPP咨询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PPP大门暂时关闭,“所以现在整个市场上PPP项目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

而市场亦在观察项目清理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后续处置措施。

丁伯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财政部此次清理项目库具体设定了五个标准,分别是:未按规定开展“两个论证”, 不宜继续采用PPP模式实施,不符合规范运作要求,构成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这次被清库项目数量不会太多”。丁伯康对记者表示,2017年以来已经有一批不合规的PPP项目被清退,根据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退库项目总计973个,因此本次出库项目数量将不会太多;清库截至日前,“各地方仍以整改为主,直至达到入库要求,对限期未整改的予以清库。”

如果项目被清库,项目按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处置方式。

“尚处于项目准备阶段的项目,由于地方政府未进行采购活动,清理后预计会直接转为其他方式运作或者项目直接中止;正式进入采购阶段的项目地方政府调整运作方式后终止采购活动,需要做相关善后工作;进入执行阶段尚未正式开工的项目,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协商转变合作方式或进行解约活动,政府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正式进入开工建设或后续运营的,可能需要处理的问题较多,需要协商按照政府违约或政府方选择终止方式进行提前终止,相关的纠纷工作比较难以协调处理。”丁伯康说。

“通道”收紧,PPP证券化合格项目稀缺

除了财政部的收紧,金融监管部门亦在捏紧PPP项目的输血管。

“资管新规、银监会55号文和委贷管理办法,包括这个月出的险资投资管理办法,这套监管组合拳出来后,募资会越来越难。”前述北京PPP咨询人士对记者解释称,施工方投标PPP项目时,由于资料不全,通常尚不具备申报国家PPP项目的资格,施工方通常会与信托、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等“组成一个联合体去投,这些金融机构本质上就是一个通道”,随着“去通道”化的金融监管新规出台,PPP项目在募集资金上将遭遇较大压力。

实际上,在堵上资金后门的同时,监管部门也早已着手开前门——PPP资产证券化。

2016年,发改委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支持PPP项目开展资产证券化。2017年,财政部、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推进PPP证券化的通知,上交所与深交所也公开配套的操作指南。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PPP资产证券化的规模依旧有限,远不能满足这个海量市场的融资需求。

据中诚信国际统计,2017年,上交所、深交所及银行间市场共发行了10单PPP资产证券化项目,总发行规模83.69亿元,单个项目最高发行规模为32亿,最小发行规模为1亿。其中上交所发行总规模75.99亿元,深交所发行规模5.7亿元,银行间发行规模2亿元。

上海一位参与过PPP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律所合伙人对记者表示,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目前主要存在于:合格基础资产稀缺。

“很难找到合适的资产来做,”该律师说,“很多项目都在建设期,没有合格的现金流;项目公司主体比较弱,需要担保;很多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都质押给了银行。”

丁伯康亦表示,由于PPP资产证券化需要能够产生稳定、持续现金流的优质资产,如供热、供水、污水处理等公用事业类基础资产,目前PPP市场上的优质基础资产项目依旧较少。

合格项目稀缺之外,持续了一年多的“债熊”抬升了融资成本,是另一重要因素。

据中诚信国际分析,尽管融资方存在融资需求,但在融资成本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项目公司将优质PPP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意愿较低;与其他的较成熟的资产证券化类型项目相比,PPP项目存续期间通常较长,涉及利益方较多,影响因素较多,且此类项目一般要求收益率处于较低水平,在发行规模以及收益无明显优势的前提下,券商作为管理人对于此类项目的推行力度不高。

此外,PPP项目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依然依赖于外部增信,这样同样增加融资成本。

“近期融资成本高于银行贷款利率,PPP资产证券化大规模放量本身具备较小的可行性,2018年全年会平稳放量,” 丁伯康补充道,“当然,如果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不加以严格审批、追求数量也可能会引起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亦在积极引导的基础上加以风险控制。”(编辑:周鹏峰,如有意见建议请联系:zhoupf@21jingji.com)




PPP历寒冬 去伪存真后春天会再来?
侯潇怡;李致鸿
本报记者 侯潇怡 李致鸿 北京报道

短短四年,我国从零开始就已跃居为全球最大PPP市场,入库项目拟投资规模已过10万亿。

过快繁荣的背后是PPP承受了太多不可承受之重,还有衍生而来的过多乱象。于是从 2017年下半年开始,PPP从自由发展逐渐进入严监管时代。金融机构对PPP的态度也逐渐谨慎,近期更有银行对PPP项目融资全面暂停,保监会也于近日发文规范保险机构参与PPP项目,各地自查整改亦在进行中。

有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样形容,PPP正在经历寒冬,等待着去伪存真、大浪淘沙后春天重临。

PPP不可承受之重

乱象不容回避,PPP行业已经开始反思。可面对着市场、资本方的质疑、观望态度,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觉察,行业的信心也在经受考验。PPP并无原罪,市场公认PPP是一种好模式,只是从无到有的探路中难免出错,关键在于如何纠偏。况且,在业内看来,PPP承受了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不可承受之重。

郑州大学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PPP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隆华兴盛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风控总监杨小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究PPP迅速繁荣与乱象频发的原因,要观察地方生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严格,融资渠道受限,可是地方政府该做的事情很多,市政建设、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精准扶贫、环境治理等,PPP是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有力抓手之一。在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大背景下,有些地方将PPP视作一种融资手段,什么类型的项目都想装到PPP的篮子里去,导致近4年时间就入库了逾十万亿规模的PPP项目。

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依赖政府和财政的大量公益性支出非常大,可以算一笔账,把各个省市的各项刚性需求加起来,与财政预算、政府合规的发债量比一比,缺口有多大就知道PPP在这其中承担了多少责任。

另一重问题在于现在发展PPP缺乏秩序,什么项目先上什么项目缓上应该有一定的规则。薛涛举例指出,如果钱不够要装修,先装厕所还是先贴壁纸呢?那肯定是先装厕所满足基本需求,过几年有钱了再精装修。可是很多城市上线的一些项目就是本末倒置,比如西南某城明明黑臭水体还没治理好,就推进几十个亿的城市景观绿化项目。所以PPP是一个好工具,但地方现在还缺乏合理的思路怎么用好这个工具,PPP一下子承担了太多现阶段还无法承担的项目,加重了乱象。

自查整改进行时

根据财政部92号文要求,非规范化PPP项目被叫停,各省市要对地区内项目进行集中整改和清理,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在2018年3月31日后面临出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采访中获悉,92号文以来新上项目很少,各地都在抓紧进行自查整改。

关于目前的自查整改方向,杨小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就河南的地方政府整改工作而言,首先是地方政府逐渐趋于理性,这次多地市的整改工作邀请到省级专家协同参与审核把关,就项目本身是否符合PPP项目的主旨、是否有真实的运营内容、是否涉及政府兜底、固定回报、明股实债等情形,以及绩效考核与建设成本的挂钩情况等多项内容进行审核。同时结合当地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数据来考虑,严控10%红线,该整改的整改,该退库的退库,以规范倒逼各地实践中考虑PPP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确保PPP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不离初心。

该人士还指出,虽然目前接触的大部分项目整改都较为顺利,但是也有一些严重违规项目整改可能面临困难。比如政府兜底、踩10%红线的项目,就需要重新谈判,把违规部分从项目中全部剔除出去,整改工作量会很大,还有一些PPP项目将机关办公大楼建设打包其中,这类项目面临很大的被清理的风险。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清理和退库,这些项目资本方投的钱怎么办?是不是会产生巨大的经济纠纷?后续如何协调和处理?目前行业内还没有定论,”该人士补充道。

PPP规范探路之河南样本

而在这个正本清源、大浪淘沙的PPP整改纠偏潮中,各地政府正在主动探索并尝试新的模式和规则做好PPP。如江苏省要求严把PPP项目入库关,并做好PPP入库项目集中清理工作;安徽省要求严把PPP模式的适用范围和边界,创新管理方式;山东省表示将深入开展PPP项目“规范发展年”活动,严格项目入库标准和管理要求,及时将条件不符合、操作不规范、信息不完善的项目清理出库。

杨小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详细介绍了河南省在规范操作PPP方面的做法,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将本地所有PPP项目的论证工作都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价。同时要求所有的咨询机构必须进行前期尽职调研且在论证会时出具项目前期调研报告,调研报告需要经过项目当地相关部门的确认才能上会,在制度上规则上实现了进步。

而在此之前,许多咨询公司在做项目方案的时候多为闭门造车,结合电子版的可研报告和模版,根本不去现场调研就出具了咨询服务报告。

“一个数十亿的项目,根本不做调研,不了解项目的背景、特质、是否涉及存量资产和在建工程,在单位的格子间闷几天就出方案,这种项目如何能落地呢?”杨小波感慨道,焦作的这个强制性要求保证了咨询公司全面、真实了解项目相关机构的需求,掌握项目本身的实际情况,才能促进项目平稳有序推进落地实施。

关于第三方评审细节,他继续补充道:评审会时进行全程录音,记录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会后将专家意见形成电子版文件反馈给实施机构、财政局、咨询机构。报告经过咨询机构修改后再次报专家组确认,第三方评估机构才出具评审报告,报财政部门和政府批复相关文件。这有助于强化各方在PPP项目过程的责任,促使各方主动发挥自身的专长,彼此之间形成良性的制衡关系,从而确保PPP项目在操作流程、文本成果等各个方面合法合规。

杨小波表示,92号文以后不仅对入库项目在整改清理,也开始对PPP各种乱象开始清理。大浪淘沙,留下真正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咨询公司和专家来帮助政府做好建议和决策,地方政府也要擦亮眼睛识别,河南模式值得借鉴。

春天在哪里?

寒冬已至,前路难行,不由要问春天在哪里?春天何时来?

正如文章开头指出,融资难已成为当下与未来PPP发展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目前监管层面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骤然增加,加上92号文对入库项目清库的影响,金融机构自顾不暇,对92号文之前已经入库项目持观望态度,对新入库项目采取审慎的态度。

北京清控伟仕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世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8年PPP融资可能面临一个审批收紧的相对低潮期,金融机构暂时作出这种选择更多出于对未来项目的不确定性、风控的考量,重新建立风控流程、风险评估体系需要时间和过程。但如果说所有的银行都停止对一切PPP项目的放款是不现实的,所以对2018年也无需太过悲观。资金还是在寻找并等待优质项目,关键是做好PPP,真PPP。

薛涛也指出,对PPP的前景应该持有信心,从需求端来看,PPP未来依然前景广阔,相信随着4月份清理整顿的结束,金融机构也会重新投入PPP项目。

金融机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反馈也证实了这一设想。某大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人士表示,保险是青睐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参与PPP项目投资的。通过联合大型央企工程主体与产业方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竞标、投资、运维管理并最终退出。在行业上,未来比较看好市政基础设施、轨交、公用事业(水务)等领域的投资。

该人士还指出,虽然PPP项目盈利能力不强,但大多为公用事业项目,虽然受严控地方债务影响,但只要层级不要太低,地方综合实力尚可,企业财务指标基本稳健,债权投资者风险较低,部分股权项目回报率虽然不高但确定性较强。特别是以上子行业大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适合保险资金尤其是寿险资金投资。

而对于2018年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的趋势,该人士指出,只要项目风险较低,收益率适中,银行、保险行业的债权类投资对其还是有较大需求。虽然面临清理整顿,但预计保险资金参与PPP依然平稳。

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果2018年监管坚持对10%的红线不动摇,出台相应的资金使用规范,那么我们可以期待明年PPP春天会再来。PPP的未来会更好做、更规范,同时也会更难做,因为套利的商机已经不复存在。


A股“大户”骤起“分红行情”
姜诗蔷
导读:“现在市场的选股标准仍然是业绩为王,高分红的公司对应的业绩也不错,符合市场的标准,因此受到资金追逐。同时现在监管层也鼓励分红,这也是行情推动的一个因素。”1月26日,华南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的逻辑十分清晰。

本报记者 姜诗蔷 北京报道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26日,共有先达股份(603086.SH)、丽珠集团(000513.SZ)、传艺科技(002866.SZ)等32家上司公司披露了2017年度分配预案,现金分红以及转增股本,各出奇招。

市场并不意外,今年的分红行情显然更受关注。

“现在市场的选股标准仍然是业绩为王,高分红的公司对应的业绩也不错,符合市场的标准,因此受到资金追逐。同时现在监管层也鼓励分红,这也是行情推动的一个因素。”1月26日,华南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的逻辑十分清晰。

实际上“追涨”分红概念,与新年伊始资金对于蓝筹股的持续热情相得益彰。

在发布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后的首个交易日,新凤鸣(603225.SH)、东睦股份(600114.SH)、步长制药(603858.SH)、维宏股份(300508.SZ)等多家上市公司股价均收涨。

而有券商已经开始力推“高分红”,指出高分红策略将贯穿2018全年A股的投资逻辑。

高分红故事

故事如期上演。

1月15日,江铃汽车(000550.SZ)公告其董事会批准了一份2017年度中期特别派息预案,这份预案拟每10股派送23.17元(含税)现金股息。

按2017年9月30日总股本8.63亿股计算,共计提分红基金20亿元。

大手笔的分红很快引发市场追捧。在披露预案后的1月16日和1月17日,江铃汽车连续涨停,在K线图上画出一个明显的断层。

截至1月26日收盘,江铃汽车股价19.35元,较1月15日的收盘时上涨了18.57%。

这次上涨也是2017年10月以来,江铃汽车股价扭转颓势、连续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反观2017年10月之后江铃汽车的走势,截至1月15日其股价下滑了25.72%,市值则缩水了40亿。

事实上,与高分红相反的是江铃汽车并不十分优异的业绩。2017年三季报数据显示,江铃汽车报告期内净利润6.44亿,同比下滑了41.15%,而最新的2017年度业绩快报数据显示,其2017年盈利6.9亿,同比继续下滑47.65%。

就在江铃汽车公告预案被董事会批准的同日,深交所即发函对此事表示关注,要求其说明是否具备本次利润分配的条件、派息对公司的影响等多个事项。

连续两日上涨的股价也出现转折,1月18日,江铃汽车收跌1.16%。

而在此之前,机构已经出现逃离迹象。1月17日,江铃汽车净卖出7389万元,卖出席位出现了3个机构席位,当日分别卖出了2157万、1920万和1871万元。

被市场追捧的并不在少数。富邦股份(300387.SZ)在1月8日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后,1月9日其股价随即涨停;杭州高新(300478.SZ)在1月6日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后,1月8日收涨6.81%;新凤鸣也在1月21日发布了利润分配预案后,紧接着1月22日收涨3.64%。

“分红一方面是公司盈利能力比较强的体现,另一方面显示了公司重视股东利益。市场追捧也说明了价值投资已经成为市场主流投资风格,过去两年A股一直在引导价值投资理念,市场也逐渐接受了。”1月26日,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有趣的是,同样的热度也迅速蔓延到港股市场。

1月23日,丽珠医药(01513.HK)公告控股股东提议派付现金股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紧接着次日丽珠医药开盘股价上涨3.64%,最终收涨1.97%。

而其对应的A股公司丽珠集团(000513.SZ)1月24日也收涨1.54%。

不过,并非所有的分红都能提升上市公司股价。1月18日,农尚环境(300536.SZ)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但是1月19日该股跌停。

根据预案,农尚环境拟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7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1173.15万元。

虽然同时农尚环境1月18日还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净利润及营业收入同比均为增长,但此后连续三个交易日,农尚环境均收跌。

不过,此时的农尚环境吸引了不少投资者。1月19日,农尚环境净买入了47万元,1月22日继续净买入263万元,当日买入席位中出现了知名游资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的身影。

寻找业绩确定性

“分红预案与公司股价涨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其实是见仁见智。目前市场是否有炒作的趋势不好判断,不过即使有也都是主观的行为或者大资金方的行为。”1月26日,深圳第二基金项目总监谢振斌认为。

对于机构来说,更看重的还是上市公司稳定的业绩预期。

“价值投资的逻辑的确是延续的,传统高分红的就是银行股,他们的特点就是安全、业绩稳定。”1月26日,北京某公募基金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根据公开数据,银行板块开年以来有14个交易日收涨,截至1月26日,该板块累计涨幅为13.45%。当日,南京银行(601009.SH)领涨,涨幅为5.64%。

国金证券在分析高分红策略时指出,一是外资话语权上升,以QFII和陆股通为代表的外资机构偏好高分红个股;二是资本市场进入严监管时代,监管层高度重视A股现金分红问题;三是划转国企股权充实社保,现金分红是主要收益来源,上市公司(特别是国企集团旗下上市平台)有望加大现金分红力度。

从基金2017年四季报数据来看,蓝筹白马股仍是重点持仓方向,而其中银行、家电、食品饮料等则是行业重点。

根据本报记者统计,2017年四季度共有646只基金持有中国平安(601318.SH),合计持股数量达到4.12亿股,持有市值为288.09亿元,占其流通股比2.25%。此外,伊利股份(601318.SH)、五粮液(600887.SH)、贵州茅台(600519.SH)、美的集团(000333.SH)等也是基金前十大重仓股。

2017年三季度数据则显示,贵州茅台、洋河股份、中国平安的每股未分配利润均超过10元且排名靠前,分别有58.33元、16.9元和12.16元。而近期发布利润分配预案的丽珠集团、步长制药也排名前列。

“如果长期持股,股息率的指标有一定作用。这段时间持有高股息率的股票会跑赢市场,这个每七八年中会有一两年这样,是一个周期性变化。这其实是市场低迷的时候投资者风险偏好改变的表现。”1月26日,深圳前海朴汇志合基金执行董事刘钊认为。

这种改变即是当下被认可的蓝筹白马的投资逻辑。

国金证券最近的一份研报指出,持续分红的上市公司大多已过了“资本开支大幅扩张,快速成长”的阶段,利润水平相对稳定。

事实上,去年3月中国神华(601088.SH)的大手笔分红后,高分红公司就引来市场广泛关注。

当时的分红预案显示,除却每股派发的0.46元的现金股息外,派发特别股息2.51元/股,也是近年来股息率最高的分红预案。

在预案次日,中国神华股价随即涨停,H股亦跟随大涨16.28%。

不过,近期本报记者与机构投资者交流过程中,也有基金经理提及应该关注性价比,当下有些板块已经过热。

“目前来看按照绝对估值的逻辑来配置依然不错,但牛市应该是个风险偏好提升的市场,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即应该寻找绝对低估值。”1月26日,北京某公募基金基金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监管风险隐现

相较于高送转被严格监管的情况,分红则显然更受鼓励。

早在2017年4月,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就指出,证监会高度关注现金分红的问题,对于长期不分红的盈余企业会有相应的硬措施;同时对高送转保持高压监管的态势,尤其是部分将高送转作为掩护其减持的工具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基于此,留给分红公司的余地就相对宽松,但是,不少公司仍因为利润分配预案受到问询。

在深交所给江铃汽车的问询函上,就直指其目的,要求江铃汽车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信息,是否存在同时策划其他重大事项的情形,以及大股东和董监高六个月内是否有减持计划。

1月22日,富邦股份亦收到问询函,问询函要求说明控股股东提出利润分配方案的筹划过程知情人以及知情时间、知情阶段,是否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以及公司业绩下滑但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与合规性等内容。

根据预案,富邦股份拟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8股。

不过,与江铃汽车的案例类似,富邦股份的业绩预告显示,其2017年全年净利润同比下降5%—25%。

此外,集友股份(603429.SH)、丽珠集团、九州药业(603456.SH)等公司均收到了交易所的问询函。

“交易所问询相应公司主要是为了核实情况是否属实和合法合规这一层面,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到公司警示作用,千万不要弄虚作假,谎报虚报,保护投资者利益。”谢振斌表示。

很多被问询的公司显然没能维持住股价涨势。丽珠集团在收到问询函次日股价下跌了3.57%;富邦股份在收到问询函次日下跌了1.48%,截至1月26日累计下跌了4.5%。

“不过监管层鼓励分红的态度是不变的,因为分红是实实在在向投资者回馈。”杨德龙认为。

甚至被称为“铁公鸡”的浪莎股份近期也在互动平台上告诉投资者,“从2017年经营成果来看,通过子公司再向母公司分红弥补完亏损后,今年应该可以达到现金分红条件。具体情况,以公司公告披露内容为准。”

“高分红股票在基本面上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司在过去一年运作良好,但是如果只参考该公司过去业绩和运行状况,而忽视其核心竞争力情况,如团队情况核心竞争力,行业壁垒,未来发展规划,财务状况等等其他问题,风险也是相当大的。”谢振斌表示。

(编辑:李新江)



方大系“派现”走红记
董鹏
本报记者 董鹏 成都报道

钢铁业到底有多赚钱?

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似乎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最佳诠释。

视频中,一堵长达六七米、一人余高的“钱墙”横贯主席台,背后的屏幕则显示着“九钢”的字样。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1月22日,方大系掌舵人方威在九江钢铁干部大会上表示,建议在春节前为每个符合条件的九江钢铁员工发放5万元红包。同时,从2018年1月起,如果企业当月盈利超过1.5亿元,每月给员工再增加2000元工资。

在此之前,方威还分别到方大炭素(600516.SH)、方大特钢(600507.SH)两家上市公司调研,并逐一给出了“红包”标准,方大炭素员工发5万、方大特钢发3万……

方大如此豪气,关键在于钢铁业复苏带来的“系统性行情”。

彼时,业务集中于钢铁、炭素行业的方大集团,便犹如年初全仓买入了银行股一般,“持仓市值”连连飙升。

用一位钢铁业人士26日的评价来形容便是,“别人不好的时候,方大好。别人好的时候,方大更好。”

方威“派现”

从兰州到南昌,年初以来,方威连续奔波于集团下属各家企业。

“给一般员工按照5万元/人的标准在春节前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包;给60周岁以上本企业离退休人员及长期居住在海石湾的员工60周岁以上父母,按照3000元/人的标准发放红包”,1月14日,方威在方大炭素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这份建议。

5万元,放在一线城市自然难以引起关注,但是对于远在西北,又是传统行业的方大炭素而言,已经算的上是丰厚。

方大炭素2016年报数据显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37167.4万元,在职员工的数量合计4704人。按此折算,彼时人均年薪为7.9万元。

甚至,当年从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18名董监高成员,人均薪酬也不过23.53万元,其中公司副总经理的王博、衷金勇年薪分别为27.66万元、15.97万元。

而按照方大炭素董事长杨光的说法,“方大炭素员工2017年收入已超过10万元。”

发放“年终奖”只是第一步,方威还提出建议,从2018年1月份开始,在企业盈利的情况下,全体干部员工在2017年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再增长50%,再增长的50%纳入绩效考核。

实际上,与方大炭素的巨额利润相比,拿出上述2亿多资金发放奖金并不算多。

数据显示,公司2016年净利润为6745万元,而2017年前三季度的利润已经达到20.19亿元,其中三季度单季盈利更是高达16.1亿元。

这主要得益于清理“地条钢”后,部分钢厂转作电炉,相应增加了对石墨电极的需求,并促使石墨电极价格大幅飙涨。

受此影响,方大炭素利润、股价双双飙涨,公司也成为了2017年的热门牛股之一。

虽然方大炭素还未更新业绩预告,但是从石墨电极的市场表现来看,2017年上市公司利润或有望突破30亿元大关。

百川资讯26日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下旬开始,石墨电极从9万元/吨逐步回落至7万元/附近,四季度均价略低于三季度,但是仍高于7月中旬的价格。

即便如此,方威仍提出,2017年方大炭素销售没有把握好市场,在钢铁行业里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口碑。同时,市场变了还签长期的合同,销售费用上涨很快,“2018年集团将重点监督炭素板块,比监督钢铁板块还要严”。

而对于当前的方大炭素而言,似乎还未想好如何面对突然间的暴富,于是选择最为稳妥的“余额宝”类投资。

结果,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上市公司便砸出去了17亿元用于理财。

火热的钢铁业

领到红包的并不只有方大炭素,方大特钢、萍安钢铁员工奖金也达到了3万元。

同时,方威还抛出了一揽子福利。以方大特钢为例,在公司当月盈利1亿元的前提下,给普通员工每人涨2000元工资,并对患大病但还在职的员工,给予每人发放3万元红包。

这份“福利”的背后,或许来自于方大集团年会的两个关键数字,“800亿元的销售收入、200亿元的利润”。

而在景气度提升的背景下,钢铁行业各环节的从业者待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唐山钢铁集团,汽车板高级生产工程师,年薪10万至18万元”、“湖南华菱钢铁集团,仓储部仓储经理,年薪6万至10万”,某招聘网站显示。

一位大型央企下属的物资公司人士26日表示,“往年钢铁行业不好的时候,公司是没有年终奖的,也就发个几千块钱表示一下。今年年前就发了3万元,年后可能还要再发一部分。”

只是,考虑到内部管理、成本控制、生产规模上的差异,各家钢企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方大的盈利水平一直都很高,负债也比较合理,有条件给员工发奖金。”西南一位钢企高管26日表示,公司会在绩效工资上有所提高,但是总盘子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据他介绍,相比于沿海地区,内陆钢企成本相对较高,仅铁矿石运费一项每吨就超过100多元,“去年这波钢价上涨,帮助企业解决了一些矛盾,但是前几年遗留下的债务也需要钱来解决。”

与国有钢厂不同,民营钢厂环保水平较低,这需要增加大量的资金进行改造,“赚钱是赚钱了,但是花钱的地方也不少”。

不难看出,当前有能力给员工发“红包”的,主要集中在能够稳定盈利、负债率相对合理的民营钢企龙头身上。

萍安钢铁董事长夏建国更表态称,“2018年萍安钢铁一定要实现铁480万吨、钢575万吨、材580万吨、利润50.85亿的底线指标。”

而方大集团2018年度工作会议释放的信息则是,“萍钢股份要快速解决完所有的遗留问题,使企业符合上市条件。”

另一方面,尝到了甜头的方大集团也在谋求扩张。

方大炭素官网显示,拟面向社会招聘生产技术工人,体检合格者安排军训三个月,军训期间包吃包住,发放1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军训合格方可上岗试用。

2017年12月20日,九钢公司也发布了一份包括副总经理、炼铁厂厂长、原料公司总经理等职位在内的招聘公告。



开年土地流标报告:“限房价”条款效力渐显 房企盈利模型大考
张敏
导读:有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土地出让条款的严苛使得盈利模式的测算越来越复杂,盈利空间越来越小。房企在过去两年拿的地,消化速度会放缓,加上融资政策收紧,企业的资金压力将有所增大。因此,面临上述“复杂”的地块,企业肯定会更加谨慎。

本报记者 张敏 北京报道

1月25日,北京拍卖朝阳区、丰台区共计3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总起拍价107.36亿元,总出让面积约15.73万平方米。其中,朝阳区的地块由中铁建以总价16.8亿元、溢价率12%竞得;丰台区两宗地块却因无人报价而意外流标。

2017年全年,北京也仅有2宗住宅用地流拍。

今年开年以来,全国土地市场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低价走量”的局面,但流拍、流标的现象仍然不断出现。据各地官方信息,今年1月,长沙、合肥、佛山等热点城市均有土地流拍、流标记录,长沙、佛山的地块甚至无人报价。

经过政策的不断加码,在土地出让中设置限制性条款已成为常态。其中,“限房价”条款因其对项目利润的压缩,使得房企在拿地时无比谨慎。分析人士指出,在今年的流拍、流标地块中,这一条款的影响是最大的。

这可能反映出今年全年的土地市场走势:除了土地出让条款依然严苛外,企业对调控延续和市场下行的预期,将使其在土地市场的表现更加保守。多数受访者认为,低价成交将是今年土地市场的常态,流拍、流标的现象也将有所增多。

消失的利润

北京流标的两宗地块均位于南四环外的丰台区花乡白盆窑村,地段十分优越。在目前的北京共有产权地块中,属于位置较佳者。

两宗地块住宅部分的规划建筑面积分别达到131841平方米和158357平方米,是近年来北京少见的大体量项目。中原地产测算,按照41.78亿和50.58亿的起拍价格,再算进非可售部分的成本,两宗土地的楼面底价都将达到33000元/平方米。

在招标文件中,这两宗地块的居住部分被要求全部建设“共有产权住房”,但政府与企业的产权比例不详。

令竞标者望而却步的关键因素,是销售限价。按照规定,两块地的销售价格都被限制在43000元/平方米(含全装修费用)。也即,除去固定的土地成本外,项目的建安、财务、人力等成本,以及利润部分,都被压缩在每平方米10000元以内。

有北京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当前小户型项目的最低建安和装修成本,也要在4000元/平方米左右,再算上财务成本、人力成本、销售费用和各种税费,这两块地的利润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如果企业运营能力差,很有可能亏本。

不仅如此,43000元/平方米的限价,在销售时也几乎没有优势。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在地块周边的银地家园、天伦锦城、亿城天筑等成熟小区中,当前小户型房屋的销售均价在45000元/平方米左右。

考虑到这些二手房都拥有完整产权,两宗共有产权地块微弱的价格优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此外,根据中原地产计算,若不考虑社区道路等因素,只单独计算地块本身,项目的实际容积率已经达到3以上,居住舒适度相对不佳。这使得开发商在操作中的腾挪空间很小。

因此,无论在盈利前景还是销售前景上,上述两宗地块都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北京土地交易中,类似的“亏本”项目并不乏人问津。出于进军北京市场、巩固市场占有率、占据品牌传播高点等考虑,一些房企会获取配建规模大、限制条件多、盈利空间小的地块。但最近,这类地块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

上述房企人士表示,2017年以来,北京的土地供应规模明显增加,企业的选择余地更大,对于一些整体质量不佳、操作难度大的地块,会选择性地放弃。

盈利模型愈加复杂

今年以来,全国土地市场的流标、流拍现象频繁出现,大部分项目的原因与北京类似:土地底价偏高、“限房价”条款存在,使得项目利润受到压缩。

1月4日,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鄱阳村的一宗地块因无人报价而遭遇流拍。该地块的起始楼面价为4710元/平方米,住宅部分的最高销售价为7900元/平方米(不含精装修价格),利润空间不足。这也是今年长沙的首宗限房价地块。

1月12日,合肥肥西县一宗巨无霸地块遭遇流拍,原因是3位竞买人的最高报价均未达到保留底价。此前的2017年11月,该地块已经遭遇过一次流拍。

1月17日,佛山高明区一宗商住用地因无人竞价而流拍。该地块起始楼面价为3409元/平方米,但最高限价5.1亿元,折合楼面价5500元/平方米,同样存在利润空间不足的局面。

据中原地产统计,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经营性用地流拍、流标的现象明显增多,达到111宗,当年上半年仅有67宗。该机构认为,除了土地出让条款严苛外,还有房企资金压力增大、市场预期不乐观等因素。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进入2018年,土地出让条款严苛的现象不会有明显改变,甚至可能加剧。

他表示,从运营角度看,各地政府力推的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本身就属于低利润的项目。如果这些地块单独出让,吸引力不够,可能会低价成交;如果以配建的方式出让,就会影响整个地块的质量。因此,这些地块占比加大,就意味着开发商拿地和运营难度加大。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还指出,“限房价”条款不会很快退出。他表示,房地产市场出现年末“量价齐升”的表现,其中既有年末翘尾的惯性因素,也说明部分区域市场存在反弹的压力。因此,对价格的限制将继续体现在土地出让规则上。

1月下旬,青岛、天津、广州、武汉先后推出大量土地,均设有限制性条款。其中,天津的两宗土地采取“限地价、竞自持面积”方式确定竞得人;青岛的6宗土地采用“限地价、竞人才公寓配建面积”的规则;武汉一宗地块则祭出“四限”条款,即“限房价、限房型、限工期、限销售对象”。

前述房企人士认为,这些条款使得盈利模式的测算越来越复杂,盈利空间却越来越小。

该人士表示,市场肯定会在2018年进入“小年”,过去两年拿的地,消化速度会放缓,加上融资政策收紧,企业的资金压力将有所增大。因此,面临上述“复杂”的地块,企业肯定会更加谨慎。

中原地产指出,在当前的土地市场,流标、流拍占比并不高,但抢地积极性已经明显下降。随着调控的延续和市场的降温,低价成交将是今年土地市场的常态,流拍、流标的现象也可能有所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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