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胡敏 |  浏览(1405)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2-08 09:10:14 最后更新时间:2018-02-08 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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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情况汇报,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工作水平;部署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促进风险防控提高发展质量;通过《快递暂行条例(草案)》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08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情况汇报,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工作水平;部署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促进风险防控提高发展质量;通过《快递暂行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国务院各部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是政府依宪施政依法行政、以科学民主决策回应社会关切和服务人民的重要体现。国务院每年都听取汇报,部署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5年来各部门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共办理建议和提案58773件,其中2017年办理建议7471件、提案3665件,分别占当年总数的89.4%和87%,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推动较好解决了一大批事关改革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今年两会召开在即,各部门要针对新一届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提出的建议和提案,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办理工作,推动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针对性和水平。一要创新与代表委员的沟通机制,以多种方式及时通报办理进展,主动听取意见,限时办结,提高办理质量,力戒形式主义。二要按照应公开尽公开的原则,用好网站、新媒体等平台,主动公开办理结果。三要对答复中承诺的事项建立台账,持续推进落实,用实效取信于民。

  会议指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采取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去年以来,通过各方努力,企业兼并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降杠杆措施取得积极进展,企业杠杆率由升转降,成效要充分肯定。下一步,要继续把国有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结合国企改革、去产能、降成本等举措,进一步推动降杠杆。一是改善公司治理,出台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支持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充实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完善企业债务重组政策,建立关联企业破产制度,探索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研究解决“僵尸企业”破产费用保障问题,建立政府、企业、银行依法合理分担损失的机制。三是拓宽社会资金转变为股权投资的渠道。支持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制定筹措稳定的中长期低成本股权投资资金的办法,出台以市场化债转股为目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措施。研究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转股资产交易。四是加强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力量,指导金融机构利用现有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新设实施机构,鼓励资产管理公司增强资本实力。五是出台有针对性的业务指引,规范引导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提高质量,推动已经签订的债转股协议金额尽早落实,切实降低企业负债率。

  会议通过《快递暂行条例(草案)》。按照国务院要求,草案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进行了相应修改。草案在促进快递行业健康发展、保障快递安全、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立足包容审慎监管和管理创新,对快递服务车辆、包装材料等相关强制性规定作了调整,增加了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共享末端服务设施等规定,完善了无法投递快件的处理程序,补充了快递业诚信体系建设的内容,促进快递行业在法治轨道上提质升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坐办公室里都是问题 走进基层就都是办法
上海:大调研催动改革再出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08日   01 版)
  本报上海2月7日电  (记者刘士安、李泓冰、郝洪)“以前基层干部见面总说挺好,或只是象征性提个把问题,这次感觉不一样了。”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汪泓日前不打招呼到杨行镇大黄村调研,村里一口气提了污水纳管、村级经济等10个“堵点”问题,结果现场解决3个,7个带回去研究,其中6个已在抓紧解决。

  岁末年初,上海市干部纷纷扎进基层大调研,拿着调研得来的数据、实情、问题,对标国际最高水平,比差距找短板,梳理“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工作再务实。

  “改革开放再出发,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搭准基层脉搏,了解群众需求,完善政策举措,解决实际问题。”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2018年上海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全市各党政机关要深入各类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积极问需问计,做到调研主体、调研对象两个“全覆盖”,并将大调研情况纳入干部绩效考核。

  “坐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进基层就都是办法”,大调研不预设主题,到基层真找问题、找真问题;既问需也问计,在化解矛盾中促和谐稳定,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新推出的微信公号“上海大调研”,一方面把焦点对准干部,追踪直播调研过程;另一方面给市民开通渠道,鼓励“找茬儿”。公号推出两周便收到市民意见建议1.4万余条,经过分类筛选后提供给相关的区和委办局,反馈信息也及时发布。

  大调研促进思想解放,催生解决问题的办法。“调研企业,要从‘难事’‘痛点’走起。”静安区委书记安路生说,对要求“开口子”的问题,规矩不能坏、底线不能破;但“软的天花板不妨顶顶看”,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静安区有上千家化妆品企业,一些国际著名企业在大调研中直言审批流程“痛点”不少,一款进口唇膏产品注册审批就耗时四五个月。目前静安区正积极进行协调,争取相关政策落地。

  “解放思想是开展调查研究的‘总阀门’。”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说,理念先进,才能找到科学方法。上海拥有全球通车里程最长、日均客流最高的地铁,如何确保安全又兼顾出行效率?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到389座地铁站蹲点两周调研,收集分析744个安检点早晚高峰期数据,制定了大、小包分道安检方案,已在22个客流大的地铁站试行。客流通过率没降低,过包率则提高了60%。

把稳公与私的天平(人民论坛)
李慧勇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08日   04 版)
  现实中,人们时常面临公与私的选择:出差途经乡里,要不要顺路探家?申领办公用品,该不该多备一些留为己用?恰遇公车待发,能不能搭个顺风车?公私之间的权衡取舍,照见觉悟与品格。

  公私是一把尺,丈量境界高下,也是一杆秤,称出格局大小。史书记载,东汉苏章(字孺文)就任冀州刺史时,宴请被检举的老友。宴罢,便正襟危坐:“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第二天,他果然公事公办,将老友治罪。从古至今,公私分明一直是严以律己的重要标准。既保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的本分,也达到“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的公允,更追求“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货利”的清明,才能直面公与私,做到问心无愧。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共产党人的世界里,公与私的界线更为清晰。毛泽东同志曾为自己定下“待亲三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谷文昌反复叮嘱家人“不许沾公家的一点油”,当发现县委机关食堂给自己的小儿子多打了点菜,便禁止孩子到食堂买饭。“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公私分明,不仅能为行动廓清迷雾,也堪称抵御诱惑、砥砺自我的武器。

  公与私如同天平的两端,此消彼长。私字大了,党性就弱了;公字小了,杂念就多了。被私心裹挟的人,一旦得势,就容易丧失德行。明代理学家薛瑄有言:金有一分铜铁之杂,则不精;德有一毫人伪之杂,则不纯矣。回看一些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铺张浪费、奢侈享受,还是为个人或亲属谋求私利,都有滥用公权、以公帑入私囊的特点。“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不弃私心,必废公事;不祛贪欲,必栽跟斗。私心一旦占了上风,就会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做事就容易失去分寸,进而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明晰公与私的边界,才能成就廉洁品质;抵御外在诱惑,才能磨砺理想人格。杨善洲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无数事例启示我们,做党的好干部,就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学会常用“公与私”这杆秤称一称言行,善用“公与私”这把尺子量一量举止。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公私一念间,荣辱两世界。凡事秉持公心,恪守公私界线,当成为每个人践行一生的座右铭。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李慎明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08日   07 版)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重要论述言简意赅,事实上包含着五个概念: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确理解这五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始终高擎的伟大旗帜

  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同志就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样一面旗子。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在大会的主题中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始终高擎的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坚持发展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在各个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充分说明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本质上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体现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体现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社会中,经济是基础,既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文化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决定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当然,经济发展道路首先体现在政治上层建筑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制度,这可以叫作应然;但这一经济制度在经济领域运行的实际状况则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这可以叫作实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体现为应然经济制度在实然经济领域的落实上,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实际状况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稳妥解决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差距过大问题,不断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才有美好前途。

  当前,人们也经常提“中国道路”。从广义上讲,“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说,“中国道路”专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关注越来越多、认同越来越高,国际国内都在热议“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时、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事实上,当前我国发展方式正在转变之中,不能说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发展模式。二是有推广甚至扩张之嫌。因此,不宜简单地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用“中国道路”的提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际与新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主要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像为了表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许多重要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将其从马克思主义中单列出来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许多重要方面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将其单列出来。

  还应指出的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适应这一新时代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建立和形成、改革开放时期逐步丰富和完善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点和优势;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我国国体与政体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在这一根本制度之下,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相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坚定制度自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二是坚持党的领导源于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需要党的领导,在建设特别是改革时期,只要有一套健全的政治体制并坚持依法治国,人民就可以当家作主了。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说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是我国积极借鉴过来的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几部分并不是并列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厚沃壤,积极借鉴过来的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益滋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上述五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党始终高擎的伟大旗帜是管总的,它规定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根本性质和方向。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文化是深厚基础,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作者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顾问)

大数据跑起来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08日   14 版)
 
  江苏南京举行的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博览会展示大数据信息应用。
  新华社发
 
 
  制图:张丹峰
 
  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出台到《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从首个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到国家实验室获批建设;从政府数据共享到各类便民应用试水……最近几年,大数据在打破信息壁垒、提升国家治理、普惠日常生活等方面持续发力,民众逐步享受到更多数据红利。与紧锣密鼓的各级治理行动同频共振,国家层面的立法也在不断完善细化,为数据安全构建起更为有效的“金钟罩”。继上篇报道《3问大数据》(见本报2月1日14版)之后,请关注“解码大数据”系列下篇《大数据跑起来》,倾听来自政府、专家、企业等社会各方的真切声音。

  ——编  者

  

  完善顶层设计 规范统一标准

  数据开放排出时间表

  本报记者  董丝雨  王玉琳

  1月,据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全国信息共享“大动脉”已经初步打通,实现了71个部门、31个地方与国家共享交换平台的对接;打通40余个国务院部门垂直信息系统,共享超600个数据项;构建涵盖47万项目录的数据资源体系,其中可共享目录占90%,可开放目录占45%。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各类文件,为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进程列出“时间表”,规划“路线图”。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强调要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各政务部门形成的政务信息资源原则上应予以共享;今年1月,多部门联合印发《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以人民群众最关心、经济社会效益潜力较大的领域为切入点,鼓励试点先行探索积累经验。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教授钟开斌表示:“要做好国家层面在信息化方面的顶层设计,研究和提出政务数据治理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案,自上而下地推动政务数据的共享与开放。”

  各部门数据标准不一致,会导致数据收集、整理困难。对此,国家信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部助理研究员舍日古楞建议,在搜集与处理数据之前,应当以现有实际情况为基础,充分兼顾协调各部门,及时发布统一标准,必要时可考虑由第三方专业部门来规划制定。

  卫计委规划与信息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卫计委按照“标准统一、一数一源”的原则,研究编制委内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办法,规范数据采集,强化统计分析,加强政务信息的系统整合。

  加强大数据平台的技术研发,可为共享开放提供动力。钟开斌说:“伴随互联网产业化、大数据商业化的时代变革,有必要加强数据采集、预处理、存储及管理、分析及挖掘、展现和应用等技术研发,通过技术进步推动政务数据治理变革。”今年1月印发的《四川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加强大数据公共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大数据科研创新平台,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大数据科学研究与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未来,政务信息要进一步打通壁垒,破除“信息孤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做到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群众能够真正享受到政务信息共享开放的红利。

  

  找准民生痛点 推动政企合作

  数据管家解决硬需求

  本报记者  钱一彬  吴  姗

  怎么走最省时间?遇到突发路况如何处理?如何找到老乡组队返乡?日前,全国多地交管部门联合高德地图,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为春运“摩托大军”提供最佳返乡路线、个性化路况提示、“组队公告群”提醒以及一键寻找就近春运服务站等“暖心地图”服务。大数据让春运更有“温度”。

  各类便民应用频频试水教育、医疗、就业、交通、社保等民生领域。大数据着眼小需求,更能解决大问题,而要释放更多技术红利,找准民生痛点是关键。上海全面推广“健康云”,病历和就诊数据汇集“上云”,就诊记录一键查询,转诊信息顺畅共享;重庆江北区智慧城管系统为路灯、排水管网、环卫车等加装智能设备,采集到的运行状态数据由“智慧城管”进行精细的分析处理,市民满意率较之前提升超过10%……

  “群众对于大数据应用的期待日益高涨,政府部门应当成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产品经理’。”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洪忠表示,“政府部门应主动寻找和感知群众在民生领域的迫切需求,通过联合、委托技术企业等方式解决相应问题并持续加以跟进完善,有效拉近大数据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

  去年10月,“杭州城市数据大脑”正式对外发布,不仅能根据实时交通状况优化信号灯配时方案,还能及时干预处置路面事故。试点高架道路出行时间平均节省4.6分钟,5平方公里试点范围内平均通行速度提升超过15%,特种车通行速度最高提升超过50%……这一强大的“数据大脑”,由来自13家高科技企业的顶级人工智能科学家共同构建。

  数据技术与应用服务商百分点集团公司则基于自主开发的大数据操作系统BD—OS,在2016年为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搭建大数据处理和建模分析平台,为汽车召回决策提供辅助支持,上线以来已协助处理超过1000起召回案例。“加快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需要产学研用等环节联合创新,更离不开政企紧密合作。”百分点首席数据科学家杜晓梦说。

  加快应用落地同样离不开人才支撑。据业内专家估算,我国未来5年内大数据人才缺口将超过130万人。“理想的应用开发过程应当是产品需求在前、技术实现在后,而不能仅靠纯技术人员单一驱动产品开发。”张洪忠认为,培养一批既了解市场需求又理解技术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将是未来大数据领域人才培育的重点方向之一。

  

  完善配套法规 打击交易黑市

  数据安全拧紧监管阀

  本报记者  许  晴  宋静思

  1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四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下半年,47.4%的网民未遇到任何网络安全问题,相比2016年增加近两成,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比例也明显下降。

  去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今年5月1日,《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也将正式实施,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数据泄露和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得到遏制,许多打擦边球的大数据公司表示“日子不好过了”。

  “政府需要不断检验并补充修订相关法案,构建有关大数据的政策框架。单靠企业去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履行企业责任还远远不够,与大数据发展相应配套的保护用户隐私的法律规范需要不断创立、更新与补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云松说。

  “打击数据黑市交易产业链,要管控需求端的源头,监管参与非法数据交易的企业。数据卖家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企业犯错后则需要承担很大损失和代价,更畏惧监管的锤子。”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说,这样能促使数据需求方通过合法正规的途径获取数据,让数据黑市失去生存土壤。

  “任何一部法律出台,都需要一定的配合保障。保障数据安全,不仅制度上要不断完善,技术上也要不断升级更新,区块链等解决安全问题的技术也可以考虑进来。”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

  2017年4月,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大数据安全标准化白皮书》,建议开展大数据安全标准化工作。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大数据平台行动起来,阿里云大数据平台通过安全机制和管控措施,实现不同用户间数据“可用不可见”;京东万象数据平台则运用区块链技术和公安部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系统eID技术,以保障数据安全。

  中国传媒大学大数据挖掘与社会计算实验室主任沈浩认为:“数据开放、公开、公平也是一种数据安全的保护手段。应加强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倡导行业自律,让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数据保护意识,不断完善升级自身隐私保护技术和管理机制。”


中国纪录片走进“公众时代”(艺文观察)
何苏六 韩 飞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08日   24 版)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沿着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轨迹砥砺前行,政治属性和产品属性呈现融溶之势,由事业向产业转轨的趋势进一步明晰。无论产业政策环境还是社会需求,都为中国纪录片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条件。

  纵观近期,政策红利进一步催生市场红利;市场主体更加多元;纪录片重回电视媒体主流时段;互联网和电影院线作为一种平台和创新驱动力量已经真正发力,并初见效益;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政治传播领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验证;在类型化、话语创新、营销创新、跨界探索等方面也取得进一步成果,逐步改变“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大大增强了大众文化产品的属性。

  中国纪录片的“公众时代”已然到来。从一系列十九大献礼片引发的集群效应,到《二十二》火爆院线,《寻找手艺》《如果国宝会说话》成为“新晋网红”……中国纪录片制造一个又一个热点话题,呈现一派充满活力的新气象。

  建构主流意识形态

  十九大前后,央视集中播出了一批符合时代主旋律的电视纪录片, 如引起广泛热议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巡视利剑》《大国外交》《辉煌中国》《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等,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2017年的政论类纪录片,大多拥有历史高度和思想高位,淡化说教,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案例、细节描摹、数据支持和多维人物的采访,让观点更具信服力。对于真实感的创新性建构,让这类片子在承载主流意识形态表达时拥有了千钧之力。

  纪录片在大型媒介事件中的高频参与和议程设置功能,以及它取得的传播效果,形象昭示纪录片不仅是人类生存之镜,更是铿锵有力的锤子。新时代,纪录片在政治传播中的潜力将被进一步发掘和释放。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在这些政治大年,无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还是为时代留下影像注脚,纪录片必然不会缺席。

  互鉴多元文明

  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世界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纪录片强烈的真实性和较低的文化折扣,使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抓手。

  十九大召开前夕,由美国探索频道出品的《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在探索频道亚太电视网首播,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亿收视户。不少国际受众通过纪录片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改变对中国的认知。

  2014年,纪录片《玄奘之路》被作为国礼送给印度总理莫迪。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合拍纪录片《鸟瞰中国》在两国同期播出。2016年,央视推出的纪录片《一带一路》,翻译成十几种外语在境外播出。纪录片正成为文明交流互鉴和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媒介。

  前不久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收到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中国元素”纪录片制作报名方案,许多国外纪录片机构和买家对中国故事尤其是反映中国社会当下深层境况的现实题材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随着国家对国际传播建设的整体设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中国纪录片将日益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势能,不断有大制作进入国际化制作和传播的通道,在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中扮演更加重要和独特的角色。在可预见的将来,此类纪录片或将迎来一个爆发期。

  院线市场崛起新力量

  2017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纪录电影《二十二》斩获1.7亿元票房。被称作电影“穷兄弟”的纪录片,终于在院线市场崭露头角。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一路高歌猛进,但电影市场多样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始终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一块短板。《二十二》《冈仁波齐》等艺术片的良好市场表现,折射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成为市场健康成长的有力表征。

  纪录电影作为诸多电影产品种类的一种,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认知、教育功能和娱乐价值,理应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产品图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5年上映的《喜马拉雅天梯》《我的诗篇》,到2016年的《我们诞生在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生门》,再到2017年《摇摇晃晃的人间》《重返狼群》《二十二》等,纪录片成为院线市场崛起的一支新力量。

  2017年,中国共有44部纪录电影产出,比2016年增长37.5%。纪录电影这股电影市场的清流正在积累自身的势能。纪录电影市场的崛起需要更加完善成熟包容的院线发行放映机制,以鼓励更多商业属性不强但类型丰富的电影产品与观众见面;需要制片主体具有更加强烈的市场意识,将市场因素前置到纪录电影策划阶段;需要更具针对性和创新性的发行营销;观众对于纪录电影的认知与观赏习惯培育也十分必要。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纪录片的影院观看”会成为一种新常态,成为纪录片产业板块的重要一极。

  在网络中寻求更大空间

  在新媒体时代,纪录片放下过去高冷的身段,在互联网社交平台成为网络议题,成功打入青少年喜爱的弹幕网站。

  继《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社交媒体与弹幕视频网站“意外走红”,《寻找手艺》成为B站“网红”。B站的相关数据显示,该片自2017年4月开始投放以来,共被点击播放99万次,弹幕6.1万条,超过11万人收藏。

  《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寻找手艺》这类纪录片火爆互联网,与纪录片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探索创新密不可分。这种创新包括更具网感、贴近年轻受众的语态探索与本体调试;类型创新,比如微纪录形态产品的崛起;网络营销手段的运用等。网络纪录片越来越回归纪录影像本初的追求,尊重过程和本真,回归人性。不少在网络爆红的纪录片积极开发自身的IP价值,在产业链衍生方面积极探索,助推产业发展。

  除了“小而美”的纪录片,主流纪录大片同样走红网络。这类片子一般在电视媒体首播,在网络引爆话题,进而引发用户在新媒体的回流观看。

  2017年,“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将“最具社会影响力作品奖”授予《永远在路上》。这类作品的成功昭示,纪录片不仅具有记录历史和时代的价值,而且具有“烛照”现实的镜鉴作用。2017年推出的《巡视利剑》,把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决心展现得深入人心,引发网络一片好评。

  纪录片的长尾效应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头部内容在当下依然会贡献绝对流量。例如BBC出品的《地球脉动2》在腾讯视频取得2.4亿播放量;《蓝色星球2》达到2.3亿,已经超过不少综艺节目、影视剧。当广告营收不足以抵消这类稀缺性产品高昂的版权成本时,会员和付费观看成为优质纪录片新媒体传播的新模式。

  在版权大战和成本哄抬后,新媒体不再局限于只做纪录片的传播渠道,一些视频平台开始摸索网生纪录片自制出品。如优酷出品的反映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国内外赢得了较高声誉。同样由优酷、知了青年出品的《了不起的匠人》系列,采用边拍边播、边看边卖的方式,挑战了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式,显示出网生纪录片的生产和运营弹性。

  未来,互联网将成为纪录片生产传播的重要主体和创新驱动力量,同时是纪录片产业新型商业模式探索的重要场域。

  中国纪录片的快速成长有目共睹。相对于成熟的纪录片产业体系,我们仍然任重道远。社会现实类题材精品力作缺席,产业链本身尚不健全,商业模式有待探索,产业数据收集困难、资金匮乏、人才短缺、传播效果缺乏科学评估等问题,依然是制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诸多因素。

  纪录片是时代的晴雨表。新时代,纪录片应有新作为。创新利用纪录片的特性和优势,为人民书写影像史记,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发掘纪录片的产品属性,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作为思想和文化的承载媒介,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这是中国纪录片在新时代的可为之处,也是发展方向。












把握机遇 主动作为 奋力开创政策咨询研究工作新局面
2016-2-26 16:03
  2016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李伟作工作报告,杨雄出席会议并致辞,屠光绍、张军扩、王一鸣、余斌出席,隆国强主持开幕式。

  2016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今日在上海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以“把握机遇、主动作为,奋力开创政策咨询研究工作新局面”为题作工作报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出席会议并致辞。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王一鸣,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副主任隆国强主持开幕式。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等政府政策研究机构近300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交流2015年的政策咨询工作,交流探讨如何做好2016年的政策咨询工作,进一步提高政策咨询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此外,开幕式上还颁发了2015年中国发展研究奖。

  李伟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政策咨询工作的重要批示,通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的工作情况和2016年的工作思路及要点,并分析了当前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总结2015年工作时,李伟表示,过去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紧紧围绕中央工作大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努力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着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积极探索新型智库发展道路,不断增强政策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决策咨询价值,不断提升政策评估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引导性和社会影响力,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推动形成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新政策、新举措,为中央决策服务取得了新成绩,为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了新贡献。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高质量完成中央交办重大研究任务;二是认真完成中央交办政策评估任务;三是深入推进重大重点问题研究;四是深入开展政策解读和智库传播工作;五是大力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李伟重点介绍了国研中心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方面的工作进展。国研中心自2011年提出建设“一流智库”目标五年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为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打下了坚实基础。最近几年,国研中心在长期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又充实了三项重要职能。一是开展对国家重大改革方案的论证、政策实施过程的中期评估和落实效果的评估。二是面向全社会开展对国家重大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专业解读。三是国研中心过去以课题项目为纽带开展的国际交流合作,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交流合作。智库外交正在成为大国外交越来越重要而有效的平台和渠道,国研中心在国家软实力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研中心服务中央决策的方式,已经呈现出政策研究、评估、解读和国际交流合作“四位一体”的新格局。

  李伟说,在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面,按照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研中心在去年3月成立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方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同时还成立了工作小组,去年6月形成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方案》并报中宣部审核。去年11月9日,中央深改组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公布了首批试点单位名单,国研中心名列首批25家试点单位首位。根据中央和社科规划办要求,国研中心在去年年底修改了《试点方案(草案)》报送社科规划办。目前,试点方案及各项实施细则正在完善,准备上报国务院批准后扎实推进。

  李伟同时还介绍了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筹备进展情况。该中心是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的,由国研中心负责筹建。目前,国研中心已与财政部、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进行了多次深入沟通,筹建方案已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近准备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在谈及2016年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时,李伟表示,国研中心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紧密围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进一步增强政策研究的理论支撑和实效性,进一步提高政策评估的专业水准和规范性,进一步提升政策解读的社会影响和系统性,为中央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撑。

  围绕这个总体思路,李伟提出,今年国研中心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全面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试点;第二,紧密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展政策咨询研究;第三,认真做好重大改革任务和政策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第四,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和智库传播工作;第五,全面推进国际合作交流再上新台阶;第六,大力加强国研中心人才队伍建设。

在谈及今年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时,李伟强调了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关于宏观经济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伟提出,要看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必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既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是针对近几年需求管理政策边际效果递减的务实选择。供给侧政策倾向主张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干预、降低税收,在制度上减少限制,注重结构调整,关注中长期目标;需求侧政策倾向主张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公共品供给、扩大需求、政府干预,在制度上加强对经济的管制,更注重总量调整,关注中短期目标。在实践中,各国在特定经济制度和国际分工背景下,往往以问题为导向,制定适当的供给侧政策或需求侧政策。

  李伟认为,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改革泛化,要把供给侧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与相配套的政策调整区别开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区别开来,与具体产品的升级换代区别开来。具体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着力推动供给侧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品创新提质,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动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今年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既包括体制机制改革内容,也包括很多政策调整内容。

  李伟认为,2016年,我国经济处在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预计投资增速将继续下行,并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出口在保持市场份额不下降的同时,有望出现微幅正增长;消费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增速继续超过投资。同时,仍面临工业通缩、企业效益下滑、资本外流、债务违约增加、潜在失业风险增大等突出挑战。总体看,若能紧紧抓住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保持总需求适度扩张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仍有条件争取6.5%以上的增长,努力实现“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二是关于2016年的国际经济走势,李伟认为,2016年全球经济发展的风险增高,变数加大。美元升值导致的资本外流和油价低迷导致的出口收入下降,可能对新兴经济体形成双重打击,拖累全球经济,本币贬值预期加强会引发资产抛售潮,冲击金融市场,还会加重企业的外债偿债负担,引发企业破产,从而诱发金融及经济危机,甚至引爆地缘政治冲突。这种风险在今年年初已经有所显现。2016年我国要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有助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需要关注今年全球经济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是,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复苏可能都不够稳固。

  三是关于化解过剩产能的问题,李伟表示,针对化解产能过剩这个老问题,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持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作为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最近,国务院研究出台关于钢铁和煤炭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不少化解产能的政策措施,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例如,第一,什么是“管用的”退出政策。针对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企业退出后大量的债务损失要由谁来承担?如何让银行有积极性核销债务?政府要不要承担一部分债务损失?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二,化解产能过剩的目标问题。化解过剩产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市场需求变化。“十三五”期间煤炭需求量、钢铁需求量的变化趋势,对判断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至关重要。第三,哪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需要政府推动,哪些行业可以依靠市场化解。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很多,钢铁、水泥、石化、电解铝、煤炭、船舶、汽车、平板玻璃等等,如果都靠政府亲力亲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要仔细分析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特征,看看哪些行业应该由政府参与化解产能,哪些行业可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采取精准有效的措施化解产能过剩。

  四是关于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主要风险,李伟认为,金融风险是今明两年风险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金融领域值得关注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体系风险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杠杆率仍在大幅上升,但经营效益仍在下滑,部分企业只能依靠“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维持经营。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信贷风险突出。今明两年,随着“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将更加严峻,风险有可能更为集中。

  ——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不容小觑。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美元进入加息周期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增加,经济主体持汇、囤汇和外币负债去杠杆化意愿增强,资本流出压力上升。今年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出的主要因素包括: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可能导致资本继续回流美国、境内主体资产全球化配置趋势也越发明显、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加快等。

  ——民间金融风险快速上升。近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的各类理财公司、P2P网络借贷平台等有组织的民间金融,由于经营不规范、监管职责不清等原因,在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下,违约风险陆续暴露。尤其是P2P网络借贷平台“卷款跑路”事件频发。民间金融涉众性强、地域范围广、风险积聚快,极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同时也加大了向正规金融体系传导的可能性。

  ——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风险是风险防范中的难点。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不断推进以及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在不同市场、行业以及机构间传递,引发连锁反应和叠加冲击。

  五是关于房地产“去库存”及化解潜在风险,李伟提出,目前,我国房地产“去库存”任务相当艰巨。在总体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更为明显。还应注意的是,在商品房库存结构中,除住宅之外,商业营业用房和办公楼的库存也占较大比重。在去库存压力和难度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必须高度关注两大问题和风险隐患:一方面,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幅很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要防止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和去库存压力加大,导致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增大。李伟指出,2016年,面对“去库存”的艰巨任务,政策咨询研究机构需要密切跟踪分析和研判经济形势,关注全国和本地区“去库存”的动态和出现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精准政策建议,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使房地产“去库存”的各项举措能够比较顺利地落实。

  六是关于发挥好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李伟认为,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是保障民生、防范社会风险、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相关政策研究。

  首先,要注重研究就业风险防范问题。要加强就业监测与分析,为就业政策调整完善提供依据。同时,针对局部区域、行业的风险,做好包括破产关闭企业员工相关权益保护、就业困难人群再就业安置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等预案和政策储备。

  其次,要注重研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完善问题。未来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强化以城乡低保为核心的社会保护体系,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安全,注重精准扶贫。要加快推进养老、医疗等领域的制度整合,完善管理,更好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平的功能。针对养老、医疗领域的收支不平衡压力,要通过逐步提高统筹层级、完善精算平衡和待遇调整机制、开源和节流并举等综合措施,积极、稳妥地予以解决。

  再次,针对快速城镇化,加强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研究。受户籍制度特别是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公共服务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城镇化存在不彻底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内“二元结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突出,必须加快解决。最关键的是要改革公共服务体制,保障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让他们在城镇安家落户,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最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伴随着老龄化加速,我国的养老服务压力与日俱增,必须加快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七是关于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李伟表示,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促进农业尽快从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式增长,转向以提升质量和效率为中心的集约高效式发展,是“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为此,需要深入反思我国长期实行的增产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充分借鉴与我国具有相同农业资源禀赋的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政策转型的经验教训,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际贸易规则、以提高竞争力为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

  李伟提出,以农业政策转型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找准关键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一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基础竞争力;二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非价格竞争力;三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供应链竞争力;四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政策竞争力。

  八是关于把创新作为培育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李伟认为,在新常态下,必须把创新作为培育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4.1个百分点,创新创业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比如,企业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提高,创新主体地位增强;更多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利用全球资源进行开放创新;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所领先等。但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新动能还在萌芽阶段,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制约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

  为此,李伟提出,第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创新发展,增强改革的定力和信心;第二,实现创新发展要有新理念、新政策;第三,要夯实创新发展的根基;第四,要抓住创新环境方面的关键问题,集中精力,重点突破;第五,要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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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2017-2-20 11:00
  去年(201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化,英国脱欧影响仍在发酵,法国和德国大选充满变数,韩国“闺蜜门”事件引发朝野动荡,美国特朗普当选更是引起全球政治经济的大幅波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经历2011年以来增速持续下降和转型调整之后,增速快速下降的风险明显降低,经济运行增速缓中趋稳、质量稳中向好。在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增多、逆全球化的“黑天鹅”事件频发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趋势,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特朗普新政及其影响

  特朗普从宣布参选到最终当选,从选前许诺到正式执政,都引发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争议,乃至震动,现在各国都在关注和研究特朗普,可以说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可能成为舆论的头条。有媒体称,特朗普是“当今世界上最会制造混乱并善于利用混乱的人”,是“美国史无前例的特殊总统”。

  正式执政后的“特朗普新政”逐步清晰。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大约20天,就发布了12项总统行政命令、12个总统备忘录和2项总统申明,可谓政令频出,其执政纲领已逐步明朗。特朗普政策的实质是“美国优先”战略,并遵循两个简单原则:买美国货和雇美国人,从而实现美国振兴产业、增加就业、增长财富,再创辉煌。特朗普政策强调一切以美国利益为重,具体包括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能源独立等多方面,具有重振实体经济、放松管制、推崇双边谈判、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等特点。从目前看,特朗普参选许诺与执政政策之间,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一改过去美国历任总统参选前后“说一套、做一套”的惯例。这些政策的取向与特朗普的个性不无关系,有媒体评价他意志力坚定、执行能力强、具有冒险精神、注重商业谈判、强调实际利益,以及“独行侠”的个性特征,这必将在美国新的政策中留下深深烙印。

  特朗普新政必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低于经济增长,逆全球化噪音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发盛行,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了极大不利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政策调整引发了各界对全球化的反思。第一,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会引起连锁反应,相关国家也会采取调整关税和限制进出口等措施加以应对,全球贸易将进一步放缓。第二,英国脱欧的影响尚未消退,法德大选又举行在即,“美国优先”不排除会进一步激发民粹主义,如果勒庞在法国当选,欧盟的稳定乃至存在将面临重大考验。第三,特朗普“限穆令”虽未得以执行,但将难民问题和宗教问题推向了舆论热点,下周将要颁发的“限穆修改令”会是何面目,还会引发何种社会矛盾冲突,都难以预测。还有,美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新政策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就中美关系来说,由于特朗普选前的对华言论强硬,而且执政团队中不乏贸易保护主义者,中方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几天前,特朗普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通话中,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强调承认和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特朗普新政的或然性,尤其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定位,都存在很大变数,切不可掉以轻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约占其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46.3%。如果美国提高贸易壁垒,不仅中美贸易,全球分工格局也必然受到冲击。当然,若其减税、扩大基建支出以及放松管制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将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美国扩大总需求,我国不无可能从中受益。总的来说,我国应密切关注和研判美国政策走向,审时度势,把握大局,保持定力,趋利避害,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继续朝稳定共赢方向发展。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发展主动性很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备抵御外部风险的有利条件。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键在于,加快落实各项改革任务,做好自己的事情。

  二、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市场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去产能方面,钢铁行业4500万吨和煤炭行业2.5亿吨的全年目标,均超额完成任务;去库存方面,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2314万平方米,存销比明显下降;去杠杆方面,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较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降成本方面,电费、税费、五险一金和物流费均有所下调,企业经营综合成本有所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较2015年下降0.16元;补短板方面,农业、水利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其他投资增速,棚户区改造和扶贫开发明显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2017年,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去产能方面,要突出处置“僵尸企业”和更重视采取市场、法律手段有效推进低效率产能的淘汰。当前面临的问题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煤钢价格上升,企业效益好转,去产能意愿下降,甚至一些停产企业开始复工。2017年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加注重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标准,更加强调完善市场机制来淘汰低效率产能,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去年,对江苏、河北去产能的督查,也表明了中央的坚定决心。

  去库存方面,关键要坚守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让住房回归人民群众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费品本质属性。这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构建长效机制。一是中央层面要做好包括税收、土地、金融等在内的房地产制度顶层设计,健全对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的督查和奖罚机制。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调控权限,提高调控的差异性和精准性。二是把防范和应对房地产泡沫风险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要综合采取金融信贷、土地、财税等手段,合理控制流动性,把握好调控政策的尺度和力度,既要遏制泡沫膨胀,又要防止捅破泡沫,引发风险。三是加快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等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有序推动去库存。针对去库存任务最重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对购买城镇商品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差异化财税政策。四是加快推动包括房产税、集体土地入市和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关键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2016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23条主要途径。其中,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以及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是容易见效的重要手段。在债务存量方面,优化债务结构和市场化债转股可以减少债务总规模,在增量方面,股权融资加快发展,可以让更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对债务的依赖。另外,引导企业转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要着力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增强我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今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减税面临政府支出规模刚性约束、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的挑战,减税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补短板方面,要突出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所谓补软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政府服务,去政府越位与补政府缺位并举。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比直接扩大投资作用更大。例如,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2016年报告中,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78位(比2015年提升了6位),与先进经济体相比,在企业的产权保护、市场监管、企业服务等方面,还有许多改进空间。同时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

  这里,还要讲一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月5号,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发布,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改革方向。要落实好中央文件,首先需要弄清楚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一是部分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倒挂严重。这两年稻谷、小麦国内国际价格倒挂程度加深,尤其是猪肉、食糖价格与进口价格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粮食库存过剩进一步加剧。近几年我国粮食库存屡创新高,去年超过6亿吨,攀上历史最高点,其中玉米占一半左右;并且,我国粮食产量仍然处于高位,进口量仍然巨大,库存压力持续增加。粮食库存高企,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按目前我国玉米库存量计算,库存长期费用约要1700亿元,潜亏接近2000亿元。三是高库存导致“卖粮难”,进而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和农民收入下滑。按照2016年我国玉米产量21955.4万吨、价格比2015年降低600元/吨估算,仅此一项,我国农民收入将减少约1317亿元;即使加上对生产者补贴,仍将减少约927亿元,摊到全国农民头上,人均减收157元,相当于拉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个百分点。因此,当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改革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国内国际、三次产业和农业内部等三个层面的资源配置,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三、如何研判2017年的经济形势

  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呈现PPI和企业利润同比由降转升、失业率不升反降的积极变化,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快落的风险明显下降,稳的因素增多,提质增效正积极推进,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

  从三大需求看,2017年我国经济有望呈现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长平稳和出口由负转正的局面。首先,投资增速预计小幅放缓。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然较大,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大致仍可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受调控政策和销售状况影响,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将有明显回落;2016年下半年企业效益有所改善,今年制造业投资将延续回稳态势,增速有望小幅回升。其次,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加之2017年与住行相关的消费增长放缓,居民消费增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总体上仍有望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再次,随着美元升值影响逐步消化、新兴经济体基本面好转、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外贸环境有所改善,若无大的世界经济变局,2017年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出口有望由负转正。

  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空间明显收窄。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调整,2016年经济增长6.7%,较2010年增幅下降3.9个百分点,经济增速降幅接近4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50%,而我国经济经过这一轮调整,已接近这一水平,而且近年来降幅逐年收窄,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逐步缩小,我国经济具备逐步企稳的基础。更重要的是,2016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一些重要指标呈现初步回升态势,我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防风险看,2017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当前存在三重风险放大机制。一是政府的隐性担保。对负债行为的财政或者准财政兜底,导致风险无法出清。同时隐性担保增加了资金空转、以钱炒钱、变相加杠杆的风险,还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二是一些地方仍存在单纯追求速度而加剧债务和产能过剩风险。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喜欢“抱大户”,资金过多偏向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仅造成政府隐性债务上升,而且使得“僵尸企业”难以出清,同时诱发新的产能过剩风险。三是金融业对外开放中的管理能力不足。随着我国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化,资金跨境流动增加,国内外市场共振趋强,同时面临金融监管经验不足、体制机制缺陷、与市场的沟通能力亟须提高等问题。2017年更要强化底线思维,下决心加快处置和排除一批风险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2017年经济运行上行的动力和下行的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还需要争取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制造业投资回稳。制造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经济企稳的基础,企业投资意愿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银行不良资产率虽略有下降(2016年四季度银行不良率降至1.74%),但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风险也在不断显露,金融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第三,企业补库存意愿增强。工业企业库存下降态势有所好转,但补库存意愿比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补库存意愿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第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需要构建完善,国有企业、土地制度、金融等领域改革需要取得突破,一些制度性障碍需要清除。

  2017年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综合分析内外部条件,我国经济可以实现所预测平稳区间的增长,并为迈入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积累更多条件,以推进早日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 李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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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热点问题怎么看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本报记者 祝惠春 
2月25日,2016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2016年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针对其中的热点话题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增强供给对需求适应性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根据需求的重大变化作出及时调整

记者: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请问如何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伟:随着外部需求收缩和国内传统消费需求饱和,我国大量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存量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各类消费需求的性价比、安全、质量等要求明显提高,而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随着消费升级明显加快,日益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新的需求很多,但有效供给却跟不上。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政策倾向主张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干预、降低税收,在制度上减少限制,注重结构调整,关注中长期目标;需求侧政策倾向主张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公共品供给、扩大需求、政府干预,在制度上加强对经济的管制,更注重总量调整,关注中短期目标。

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供给侧改革泛化,要把供给侧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与相配套的政策调整区别开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区别开来,与具体产品的升级换代区别开来。具体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着力推动供给侧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品创新提质,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动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既包括体制机制改革内容,也包括很多政策调整内容。

国际经济走势变数加大

我国要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节奏,实现人民币汇率有序调整,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记者:2015年,发达经济体总体继续好转,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持续减速。如何看待2016年国际经济走势?

李伟:2016年国际经济走势变数加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初步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从上年的1.8%提高到2%,为连续第二年提高,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从4.4%下降到4%,为连续第五年减速。受此影响,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14年的3.3%下降到2015年的3.1%。按实际贸易量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增速从2014年的3.4%提高到3.8%,发展中国家则从2014年的4.5%下滑到1.5%。在跨境投资方面同样出现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同比增长90%,而发展中国家仅增长5%。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2.4%,2016年增速将小幅回升至2.9%,但低于去年6月的预测值。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之下,中国外贸出口也下降了1.8%,但在22个主要出口国当中,降幅是最小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5.6%,增速比2014年的1.7%有明显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的利用外资金额在连续三年下降之后,2015年只微跌1%。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中国商品在总体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然被国际投资者看好。2016年我国要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有助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

精准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要仔细分析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特征,采取精准有效的措施化解产能过剩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作为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应如何化解过剩产能?

李伟:国务院前不久出台了关于钢铁和煤炭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不少化解产能的政策措施,但是,要真正落实见效,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什么是“管用的”退出政策。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企业要退出,就涉及人员安置和资产损失及债务的问题。国有企业退出大量的债务损失要由谁来承担?如何让银行有积极性核销债务?政府要不要承担一部分债务损失?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目标问题。化解过剩产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市场需求变化。比如,2013年全国原煤产量是39.74亿吨,2015年是36.85亿吨。另外,2013年全国进口煤炭3.27亿吨,而2015年只进口了2.04亿吨,所以,实际上国内的需求下降了4.2亿吨,占2013年煤炭产量的10%左右,这个幅度是相当大的。因此,“十三五”期间煤炭需求量、钢铁需求量的变化趋势,对判断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至关重要。

三是哪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需要政府推动,哪些行业可以依靠市场化解。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很多,钢铁、水泥、石化等等,如果都靠政府亲力亲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有些行业依靠市场就基本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要仔细分析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特征,采取精准有效的措施化解产能过剩。

重点防控金融领域风险

随着去杠杆、去产能等工作的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将更加严峻,风险有可能更为集中

记者:金融风险是今明两年风险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金融领域值得关注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伟:一是银行体系风险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杠杆率仍在大幅上升。今明两年,随着“去杠杆”“去产能” “去库存”的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将更加严峻,风险有可能更为集中。

二是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不容小觑。今年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出的因素依然存在:一方面,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可能导致资本继续回流美国;另一方面,境内主体资产全球化配置趋势也越发明显,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加快也将加大资本流出压力。

三是民间金融风险快速上升。民间金融涉众性强、地域范围广、风险积聚快,极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同时也加大了向正规金融体系传导的可能性。

四是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风险是风险防范中的难点。随着金融综合经营不断推进以及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在不同市场、行业以及机构间传递,引发连锁反应和叠加冲击。

发挥社会政策托底作用

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是保障民生、防范社会风险、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

记者:受结构调整、去产能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如何发挥好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

李伟: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是保障民生、防范社会风险、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相关政策研究。

一是要注重研究就业风险防范问题。受结构调整、去产能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要加强就业监测与分析,为就业政策调整完善提供依据。同时,做好包括破产关闭企业员工相关权益保护、就业困难人群再就业安置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等预案和政策储备。

二是要注重研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完善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五中全会《建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很多具体的方式方法仍需要认真研究。

三是针对快速城镇化,加强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研究。我国存在城市内“二元结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突出,必须加快解决。最关键的是要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努力保障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四是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创新发展需秉持新理念

推动创新发展的新动能还在萌芽阶段,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突出

记者:在新常态下,必须把创新作为培育经济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夯实创新发展的根基,要从哪几方面着力?

李伟:201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4.1个百分点,创新创业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但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新动能还在萌芽阶段,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突出。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创新发展,增强改革的定力和信心。创新发展要兼顾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重塑制造大国的竞争新优势。

第二,实现创新发展要有新理念、新政策。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鼓励创新创业要多抓基础、搞好环境、做好服务,多采取普惠性措施,少直接干预。

第三,要夯实创新发展的根基。必须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工业技术基础、强化技能人才培养,提高产品质量等基础性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第四,要抓住创新环境方面的关键问题。深化科研经费和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加强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平台和机制建设等是对创新影响最大的“牛鼻子”问题,应该率先突破。

第五,要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深度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其提升品质,实施一批重大的创新升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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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经济热点怎么看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杨阳腾 

 
 
 

2月23日至2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7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2017年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经济转型开启“提质”下半场

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缓中趋稳,新增长动力形成取得积极变化,PPI同比由负转正,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超过预期目标。这些亮点表明,我国经济供求失衡的态势正在缓解,经济质量和效益逐步改善,L形增长正在从原来的“竖”过渡到“横”,经济转型从上半场“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提质”阶段。

2017年经济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总体上可能呈现内需增速小幅回调、外需增长由负转正的特点,如果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017年有条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然,2017年经济运行也面临着外部环境、流动性、部分区域经济转型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需要高度关注并妥善应对。

从中长期看,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在中高速平台上,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四个基本方面的改善程度。一是制造业和民间投资能否逐步回稳。二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资产质量能否逐步改善。三是企业补库存意愿和PPI能否保持温和回升。四是改革能否更好落地见效。

世界经济格局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方向转变的大趋势没有变,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方向转变的大趋势没有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方面要稳住阵脚,把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搞好;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和战略机遇。

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

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市场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2017年,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切实推进、深化。

去产能方面,要突出处置“僵尸企业”和更重视采取市场、法律手段有效淘汰低效率产能。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加注重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标准,更加强调完善市场机制来淘汰低效率产能,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去库存方面,关键要坚守“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让住房回归人民群众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费品本质属性。这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构建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关键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以及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是容易见效的重要手段。引导企业转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今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减税面临政府支出规模刚性约束、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的挑战,减税空间并不是太大。

补短板方面,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所谓补软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政府服务,去政府越位与补政府缺位并举。同时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提振国货信心 提高企业创新力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失衡等。振兴实体经济,首先要重建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打通从需求到企业的中间环节。我国企业有很强的生产能力,问题关键是消费需求不能传导到国内企业的生产上,关键短板是中间的“市场”,是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不足。创造消费者“放心买”的制度环境,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点。

其次是如何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特别是目前我们面临后发国家低成本和发达国家再制造化的双重挤压,我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在更高水平上再次振兴。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如何落实好《中国制造2025》战略,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顺利实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尽快打造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集群,打造一大批被国内外市场接受与认同的知名品牌。

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

2017年,防控金融风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是随着美联储加息节奏加快,国际金融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外部风险冲击不容小觑。二是由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稳增长”仍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信贷扩张,杠杆率仍有进一步上升风险。三是在清理僵尸企业和“去杠杆”实质性推进过程中,已经累积的风险有可能持续暴露。四是在“去杠杆”和“处置一批风险点”过程中,如果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协调有效性不能及时改进,对风险传导链条把握不准,处置力度、节奏和时机把握不当,也有可能诱发金融风险,特别是流动性风险。

因此,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加强调查研究,密切监测本领域风险运行态势,做好风险预案,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机制。

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风险。既要遏制房地产泡沫膨胀,又要防止捅破泡沫,引发风险;要认真研究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的相关调控政策,特别是研究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当前房地产市场分化格局将更为凸显,同时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房条件已得到较大改善,住房需求将实现“从无到有”向“从有到好”转变。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新阶段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并以此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风险,紧紧抓住“国情”和“市场规律”这两个关键点,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为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保护企业家精神 促进民间投资

当前形势下要切实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是当前改革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影响企业家预期的有市场需求变化和行业发展变革等客观经济性因素,必须高度重视产权保护问题。据有关问卷及座谈调研,近几年,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产权保护。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足以说明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这是一份很好的文件,不回避问题,切中要害,关键在于要认真贯彻执行,切实落到实处。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需要有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同样要参与市场竞争,同样要依靠创新发展,同样要面对各类市场风险。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要通过制度设计有效调动国企管理者的积极性,完善公司治理,真正落实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既要完善追责机制,也要建立免责机制,包容商业经营和创新创业中难以避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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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扩就雄安新区建设答记者问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做好三个结合
2017-04-11 11:13 文章来源: 北京晨报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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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何重大意义?如何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

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何重大意义?如何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

问:雄安新区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答: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定位和总体目标。

与世界上其他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存在四个明显短板。一是相比全球主要的世界级城市群,经济总规模不足。二是城市结构布局不合理,北京、天津与其他城市之间差距过大,缺乏足够数量的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强的二线城市。三是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在冀中南地区,缺乏有足够实力和较强带动力、辐射力的城市。四是河北城市化水平和质量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这对于协同解决上述四个突出短板问题和促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都会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如何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答: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有效推进这项工作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做好几个结合。

一是要把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与促进河北发展相结合。北京集中了大量非首都功能,是造成大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些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资源却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优质的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资源、重要的科研资源、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企业总部资源等,这些资源对于改善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增加对投资和人才的吸引力等,都十分重要。通过疏解,不仅要解决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过多的问题,也能够对改善河北投资环境和增强吸引力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要把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与促进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发展相结合。要通过疏解使得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条件、发展环境和发展前景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差。这就要求在承载地软硬件环境建设上要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三是要把分散疏解与集中疏解相结合,把通过行政力量的疏解与通过市场力量的疏解相结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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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高质量发展怎么看、怎么干?
news.sina.com.cn 2018年02月01日 07:19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继续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矛盾,甚至困难。只有深刻理解中央关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判断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才能更好从总体上把握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
话题之一:如何理解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深刻认识其内涵及意义,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判断内涵丰富,要重点把握三点:
一是强调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这不仅意味着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已从速度转向质量,也意味着今后经济工作的主旋律或者经济工作关注的重点,不再是速度,而是质量。
二是强调从增长到发展的变化。增长和发展的含义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今后不仅要重视量的增长,更要重视结构的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增长,更要重视环境的保护、社会文明的提升,以及社会治理的完善等等,也就是更加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三是要注意区分“转向”与“转为”含义的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用的是“已经转向”而不是“已经转为”,就是已经在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变,但尚没有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或者说,转变过程已经开始,但转变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今后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努力,真正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或者说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克服发展瓶颈、创新发展优势、变革发展动力,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接近于10%的年均增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速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市场需求空间大的优势、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优势,以及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外技术水平差距比较大、技术引进潜力大的优势等等。而目前这些优势有的已经大大减弱,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我们不能更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我国的竞争力就会弱化,发展进程就会受阻。而创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的关键,就是要通过创新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除此别无他途。
其次,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比较习惯于过去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们猛然发现,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生产状况已经很难再用“落后”二字简单概括;另一方面,我国人民的需要也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还包括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的需要。总体来讲,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那种短缺状态,现在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今后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三,转向高质量发展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赶上世界潮流,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根据我国发展进程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九大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时间确定为2035年,比过去的提法提前了15年;而2050年的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比一下我国与现在处于现代化前沿国家的差距,若干倍的收入水平差距只是表面问题,本质的差距是人均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是产品、服务的技术水平、质量水平的差距,是生态环境、人居环境以及社会文明水平的差距。这些方面的水平提升了,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就提高了,我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而不仅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话题之二: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涉及产品、服务、设施、环境等多方面的质量提升,也涉及理念、文化、体制、政策等多方面的措施保障和协力配合,可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质量提升,也是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加重要的方面。因为传统制造业范围更广、体量更大,对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和国家整体发展的影响更大。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其中的短板,除技术水平外,关键在于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档次、安全标准等不高。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技术、产品和企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前景广阔。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智能化、精细化、绿色化、服务化、品牌化,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其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二是要处理好制造业质量提升和服务业质量提升的关系。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成为经济的主体。但与制造业类似,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规模大但质量层次有待提高。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例,近年来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旅游、休闲、观光、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由于这些领域在服务质量、安全标准等方面良莠不齐,问题频出,不仅严重打击国内消费者的信心,使大量的消费需求转向国外,也对我国相关产业领域的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情况也基本类似。金融保险服务、电信数据服务、会计审计服务等整体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不仅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对其他领域的转型升级也形成了制约。
三是要处理好产业质量提升与城乡建设质量提升的关系。城乡建设不仅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乡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短板和需要改进提升的领域。比如,在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地下综合管网建设不足、质量不高问题。再比如,老旧小区地面车满为患、年久失修问题突出,等等。今后不仅要提高新建房屋的标准和质量,也要着力对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此外,还要关注农村建设质量问题。
四是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关系。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短板依然突出,仍然是今后需要努力的领域。
话题之三:关键要加快完善体制和政策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思路、改革体制机制、转变发展方式。从大方面来讲,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也呈现出比较好的势头。从进一步完善制度政策环境的角度来讲,最核心的一点,还是要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进一步下功夫,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升级方向、方式以及产业优胜劣汰与重组等的直接干预。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方向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政府过多直接干预,不仅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也会造成新的损失,积累新的风险。政府的作用,要更多转向功能型社会性支持政策,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环境、质量、安全标准并严格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环境督查,大大增强了环保执法力度,取得了明显效果。今后需要通过改革使之逐步走向常态化、法制化。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共利益,既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形成倒逼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三是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市场秩序,为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企业创新和提升质量的根本动力在于优质优价、优胜劣汰,政府作用的着力点也应放在这里。这既包括通过相关行政机构,依法依规实施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也包括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市场化、社会化的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中介服务机构,发挥其在消除信息不对称、促进和强化市场竞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是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科研创新的科研管理制度、鼓励成果转化的期权股权激励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鼓励创新的监管制度等等。
五是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只有这些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会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军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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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意味传统模式已走到尽头

每经实习记者 李可愚 每经记者 胡健 每经编辑 陈星

近年来,中国经济“L型走势”这一重大课题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经济增速为何出现回落现象?下一阶段应如何应对?

对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2018年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了详细阐述。

他表示,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逐年回落,不排除外围因素冲击和内部经济周期变化的原因,但最主要或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能更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竞争力就会弱化,发展进程就会受阻。而创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提升,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对国家发展是如此,对企业发展更是如此。”张军扩说。

我国创新发展具有优势

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广大企业来讲既是挑战,也是重要的机遇。企业围绕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这个核心推动转型升级,应当从哪些方面发力?

张军扩在论坛上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一是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创新发展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产业的质量档次,优化了产业结构,也促进了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为了经济趋稳向好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是要大力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质量水平。目前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档次、安全标准还不够高。这些年由于国内消费品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方面屡屡出现问题,损害了消费者对国内消费品的信心。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前景广阔。

三是要大力提升服务业的质量水平。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居民在旅游观光、休闲康养、家政服务、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不仅成为了居民消费升级的增长点和亮点,也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由于这些领域在服务质量、安全标准方面良莠不齐、问题频出,不仅打击了国内消费者的信心,也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

四是要大力促进绿色发展。对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要通过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使得企业产品服务严格达到国家各类质量安全环保标准,而且要以此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要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充分挖掘和抓住市场的机遇,大力发展相关环保产业,打造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要减少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

发展模式转变除了需要企业发力以外,也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张军扩表示,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企业往哪个方向变革、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创新,最终都只能由市场来检验。政府的作用要更多地转向功能性、社会性的支持政策,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环境、质量、安全标准,并严格执行。这既是保护公众利益的需要,也是形成倒逼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再次,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市场秩序,为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企业创新和提升质量的根本动力在于优质优价、优胜劣汰,政府作用的着力点也应当放在这里。

第四,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科研创新的科研管理制度,鼓励成果转化的期权股权激励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鼓励创新的监管制度等。

最后,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只有这些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促进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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