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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在湖南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夏远生 |  浏览(119)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2-09 22:02:29 最后更新时间:2018-02-09 2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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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湖南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时,在中央苏区留下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其中湘籍领导人有谭震林、何叔衡、毛泽覃等,留在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湘籍党政军负责人还有红军将领蔡会文、粟裕、傅秋涛、钟期光、李天柱、刘畴西、寻淮洲、王如痴、游端轩、徐洪、李赐凡、黄益善、江渭清、刘培善、张藩、段焕竞、何志远、郑贵卿、刘文学、孔峭帆、李元、李彬山、吴咏湘、张闯初、梁金华、林胜国、罗湘涛、秦化龙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周以栗、方维夏、李六如、涂正坤、谭余保、周里等。红军长征后,与湖南毗连的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岁月。在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一带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从中央苏区转移到湖南地区的红二十四师余部,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采取灵活多变的方针,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开展游击战争,百折不挠,顽强斗争,付出重大牺牲。他们英勇战斗的结果,使全省各边区革命红旗不倒,党领导的人民斗争连绵不断。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这些地区的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经过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先后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的游击战争

19347月以后,湘鄂赣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11块,其中最大的平江黄金洞苏区纵横才十几公里。主力红军所剩无几,各分区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也相继受挫,有的甚至全部丧失。省委又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只能独立开展斗争。8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在黄金洞召开了省级机关负责人、各中心县委和县委书记紧急会议,总结了六七月间突围的教训,检讨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批评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以主要精力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巩固和发展苏区的工作方针。会后,省委副书记傅秋涛辗转到达湖北通山县冷水坪,与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等率领的鄂东南地方游击武装会合,随即向黄金洞苏区靠拢,沿途打了好几个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和物资,队伍扩大到1100多人。10月,省委又在黄金洞召开会议,总结8月会议以来扩红运动的经验,提出3个月扩红计划,决定省委书记陈寿昌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去前线领导恢复红十六师,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会后,陈寿昌、徐彦刚率部向鄂东南行动,在通山冷水坪宣布恢复红十六师(实际只有第四十六团),徐彦刚兼师长,方步舟任政委,谭凤鸣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红十六师恢复后,根据省委指示向西南方向发展,但在崇阳、通城间的老虎洞与敌三十三师的遭遇战中,陈寿昌中弹牺牲,实现了他“身拜马列安享闲,报效工农岂知难,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在人间”的誓言。徐彦刚负伤,部队从1400人锐减至750余人,进到崇阳金塘休整。

11月中旬,中共湘鄂赣省委再次在黄金洞杨雀坦召开会议,决定由傅秋涛任省委书记兼红十六师政委,刘玉堂任组织部长,黎申庚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邓洪任省苏维埃主席。在傅秋涛等领导下,湘鄂赣省委决定把扩红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抽调干部组成扩红突击总队,任命江渭清为总队长,深入各游击区开展工作。各地很快掀起扩红高潮。与党和红军患难与共的湘鄂赣人民,在苏区斗争最艰难的时刻,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涌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子同参军的动人事例。当时有一首描写扩红工作的诗歌唱道:“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上战场。”平江黄金洞一位叫易冰风的老大娘,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了部队,儿子没有换洗的衣服,她把全家仅有的一条床单撕成两半,让儿子带着半条床单参加了红军。在平江养伤的东南军分区政委江渭清,拄着拐杖串山沟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很快拉起120人的队伍,省委任命他为平浏长县扩红突击队长。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又有400名新战士补充到红十六师。19354月,省委召开全省扩红工作总结大会,省委书记傅秋涛在讲话中表扬了平江县、平浏长苏区的扩红经验,并提拔江渭清任全省扩红突击总队总队长。半年的突击扩红,充分发动了群众,红十六师扩大了2500多人,1400支枪,红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团相继恢复。

突击扩红的同时,红十六师利用国民党抽调部分兵力“追剿”中央主力红军之机,主动出击,消灭敌军,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特别是19354月,红十六师向鄂东南方向行动,驻平江长寿街的国民党第十九师成铁侠旅两个团和湖南两个保安团跟踪而至。红十六师在平江虹桥设伏,一举歼敌1个团,击溃敌1个团,缴获各种枪支700余支,抓获俘虏500余人。虹桥战斗胜利后,红十六师恢复了咏生县大片苏区,随后西进,一直打到岳阳的黄岸市。

红十六师在战斗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敌人,而且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到1935年上半年,恢复了3个团的红军建制,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以平江黄金洞为中心纵横5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除平江长寿街、修水、通城和岳阳之间这块较大的苏区外,还有平浏长、大围山、药姑山、修武崇通和修通崇5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赣根据地游击战争在逆境中发展的兴盛时期。

19356月,蒋介石将“追剿”中央红军的部分主力部队调回湘鄂赣地区,会同湘军何键的西路军及3省保安团等共60个团的兵力,对中共湘鄂赣省委驻地平江虹桥、长寿地区形成严密的大包围圈,并筑起了3道防线,逐步向内紧缩,企图将湘鄂赣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一举“剿灭”。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未能及时了解这一严重的敌情变化,红十六师正在虹桥、长寿一带休整,一大批干部也集中在这一地区开展苏区的恢复工作。待觉察到敌情严重时,部队和机关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在这危急时刻,省委、省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下少量干部和地方武装外,立即突围,保存有生力量。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714,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突围。傅秋涛率领未能过河的军区特务团,会合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团一个连,继续向南前进,遭到敌人两个师的夹击,只得在幕阜山区同敌人周旋。在严重的敌情面前,傅秋涛等人坚定、沉着,选择周坊、横江的三眼桥和燕岩之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率1000多人屏声轻步,悄悄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突围以后,省级机关回到黄金洞,红四十七团则由严图阁率领转入外线,在浏阳、长沙、醴陵附近等敌后区域活动。红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突围后,遭到敌人的重兵追击,部队损失很大,徐彦刚牺牲,四十六团仅剩六七十人,由团政委明安楼带回黄金洞,四十八团大部分壮烈牺牲。193512月,中共浏阳县委在大围山桃坪开会,被国民党军偷袭,主要领导人大多牺牲,同时遭到袭击的还有湘鄂赣军区兵工厂。国民党在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大肆制造无人区,烧房并村,强化保甲制度,企图断绝人民群众对苏区的支援。游击区的形势急转直下,几块较大的根据地又被敌人分割,游击战争进入艰难时期。失利的教训使省委认识到,必须改变作战方针,从规模较大的运动战,转变为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19363月,湘鄂赣3省国民党当局召集“剿共”联席会议,随后调动11个师、3省保安团和11个别动队,采取分兵、分期、分区的方法“清剿”湘鄂赣边区。敌人将整个湘鄂赣边区划分为3个“清剿”区,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军事上则采取“清剿”、“进剿”、“驻剿”、“搜剿”相结合,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一是推行碉堡政策,层层封锁,重重包围,分割苏区。敌人以碉堡为据点,分兵把守,扬言“车干塘里的水,活捉塘里的鱼”。二是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对苏区人民进行大屠杀。在浏阳县双洞乡大光洞龙塘,一次活埋99人。浏阳县萤火洞,一次活埋188人。原有12万人口的平江县连云山一带,尸横遍野,人烟断绝。苏区内,房屋、茶山、竹林、木材被烧毁,群众的财物被抢光,断壁残垣,一片荒凉。原有700多户、3700多人、500多栋房屋、300多个纸棚、30家商店、6所小学的平江辜家洞,仅剩下两间半房屋,成为“孤家洞”。三是强迫移民并村,实行经济封锁。敌人将苏区的群众驱赶到驻有重兵的县城、集镇和碉堡附近,用制造“无人区”的办法来断绝红军和人民的联系。同时,严禁商人去苏区通商做生意,想方设法限制和监视群众购买食盐、米、布、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以断绝游击区一切物资供应来源。四是强迫推行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将边缘区、游击区和白区的人民按村编组,组成保、甲,五家一联,十甲一保,推行“一家通匪,十家联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防政策,限制群众的行动。五是利用叛徒,实行招抚。在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关蛊惑人心,欺骗群众,威逼利诱不坚定分子投降叛变。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全面攻击,造成根据地严重困难。

敌人对湘鄂赣根据地的疯狂“清剿”和镇压政策,没有吓倒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湘鄂赣革命军民。中共湘鄂赣省委认真总结吸取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及时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继续顽强地开展游击战争。1936327日,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执委扩大会,布置反“清剿”斗争。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省委在已建立的5个特委的基础上,精简机构,将全区划分为东南、东北、西南3个特委、4个军分区和西北武装工作团。特委和军分区都实行统一领导,由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委书记兼游击队的领导,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同时,实行干部地方化和群众化,干部都返回本地工作,便于在群众中扎根。军事上,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会后,省委一面动员群众,扩大红军队伍,在内线打击敌人,一面组织红军游击队到敌后活动,在外线牵制敌人。傅秋涛率领省军区独立团,分散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游击,红十六师一部则迂回到敌人后方,在万载、奉新、清安、武宁、阳新一带,待机歼敌。

193661,国民党粤军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抗日,“两广事变”爆发。为应付事变,蒋介石将驻湘鄂赣的部队南调,只留下一些保安部队。中共湘鄂赣省委抓住时机,组成以军区警卫连为基础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外线作战,以改变被动局面。7月,严图阁、傅秋涛领衔发出湘鄂赣军区对两广出师抗日讨蒋宣言。游击队从辜家洞出发,挺进万载、浏阳、铜鼓、宜丰、高安等县,连战连胜,并一度攻下宜丰县城。游击队返回辜家洞休整时,队伍迅速扩大,正式恢复了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政委刘玉堂,全师约六七百人。8月中旬,红十六师第二次挺进敌后,在铜鼓、奉新歼敌保安九团和三十六旅一个团,红十六师又发展到1000余人。省军区和各军分区组织了17支游击队及独立营,出没无常,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顾此失彼。为打破敌人的保甲联防制度,游击队采取军事上打击与政治上争取相结合的办法,坚决惩办作恶多端的保甲长,而对那些没干或不愿干坏事的保甲长则教育争取,把许多地方的保甲联防变成白皮红心、为我所用。为粉碎敌人的“招抚劝降”政策,游击队对作恶多端的叛徒坚决镇压,对一般的投降自首分子给予警告,并发动群众监视,使其起不到破坏作用。

在国民党疯狂“清剿”的严重情况下,省委提出“把工作放到外线去,反对固守山岭的保守主义”的方针,派出一批干部跳出包围圈,建立外线支撑点,掌握敌情。同时,省委还派出一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深入白区,秘密地发展党员,发动群众,开展白区工作。

湘鄂赣游击区的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反“清剿”斗争。1935年至1936年,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有半年时间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有时连米汤都喝不上,只好靠苦菜、野果充饥,没油没盐,就找来五倍子泡水喝。机关和部队常年活动在人烟稀少的深山,经常露宿荒原,稻草当褥子,树叶做被子。在艰苦的环境中,绝大多数指战员意志坚定,充满了必胜信心。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游击战争的坚持,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湘鄂赣边区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共产党和红军怀有深厚的感情,不惜节衣缩食,冒着风险,积极支持党和红军游击队。他们送自己的亲人参加游击队,悄悄地把省下来的粮食、食盐和衣物送给游击队,为游击队送情报、作向导、抬担架,掩护红军伤病员和家属。有一次,省委书记傅秋涛带着几百人的部队来到平江嘉义与长寿街之间的大水塅,当地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在碉堡四周劳动,监视敌人;并在家里做饭,慰劳红军。被迫参加敌人守望队的贫苦农民经常给红军游击队放哨、带路,红军游击队走出很远时,才鸣枪报警;有时敌人搜索很紧时,游击队就混在守望队中。许多群众还为了掩护红军游击队伤员和家属,献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

1936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在与中共中央谈判的同时,重新加紧对南方各游击根据地的进攻。国民党将湘鄂赣边区划分为东、南、西、北4个“清剿”区,集中3个师和2个保安团,由湘鄂赣边绥靖公署主任刘兴指挥,又一次大举“清剿”,企图将边区的游击武装一网打尽。

处于敌人政治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中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军,对于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国共两党谈判第二次合作的情况一无所知。1936年底,红十六师第三次插入敌后进入通城附近,才从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傅秋涛率领省委机关和军区独立团,在通山、崇阳交界处与红十六师会师。但19372月下旬方步舟投敌叛变,红十六师在多次与敌交战中损失严重,剩下200余人,由傅秋涛等人带回平江黄金洞。228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调整了领导成员,由涂正坤任省委书记,曾国祺任副书记,傅秋涛任省苏维埃主席兼省军区政委。

此时,湘鄂赣省委已获悉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初步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省委多次召开座谈会,结合边区敌我斗争情况,讨论如何实现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51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正式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由傅秋涛任主席,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等任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军民的抗日军事行动。省委、省苏维埃和省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都相继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内战、和平合作、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515日,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宣布和平合作,一致抗日。在此前后,湘鄂赣省委一方面派代表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战,一方面9次派人到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上海等地寻找党中央,努力沟通省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直到第八次派出的罗其南、李楚民、邓洪、李明秋等人辗转抵达延安,才得以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了工作。湘鄂赣省委儿童局书记、代理团省委书记罗其南日夜兼程,在渭南找到红二方面军,接上了中断多年的联系。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接见了中共湘鄂赣省委的代表,听取湘鄂赣省委和红军的工作汇报,并热情地给予了肯定和赞扬。罗其南马不停蹄地赶回边区,在省委驻地平江嘉义传达了党中央对长江以南地区抗日工作的指示精神。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湘鄂赣边区保存了500多名党员干部和390多名战士,终于度过了最困难时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新曙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县嘉义镇出发,开赴苏皖抗日前线。

二、中共湘赣省委领导的游击战争

红六军团西征后,湘赣苏区转入游击战争时期。重新调整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由陈洪时任省委书记,谭余保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彭辉明任省军区司令员,建立健全了地方武装红军独立一、二、三、四、五团,总计约3000人枪,加上遂川、永新、莲花、酃县等地游击队,共约5000人枪。部队分别活动在遂川、永新、茶陵、酃县等地。敌人为了彻底消灭湘赣边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武装力量,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对湘赣边的革命武装和党政机关发动大规模的“清剿”。

军事上,国民党以5个正规师和9个保安团的兵力,在湘赣边区四周形成一个包围圈,实行步步推进的政策,逐步蚕食根据地,消灭红军游击武装。敌人每到一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使游击队无藏身之地。

政治上,国民党一方面强化统治机构,大搞移民并村,保甲连坐,成立“清乡委员会”、“联保办事处”、“铲共义勇队”等反动组织,以各种“罪名”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围攻,实行反革命报复。另一方面大搞政治攻势,在武功山下设立“特别区政治局”,进行政治策反。他们强迫红军家属上山“劝降”,诱骗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自首”、“自新”,妄图瓦解革命力量。

经济上,国民党对各游击区实行严密封锁,禁止群众运送粮食、物资上山,不准群众储藏食盐、火柴及粮油,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给养来源,企图将红军和游击队孤立起来,困死饿死在山上。对同情和支援红军的群众,一律以“购物济匪”的罪名判处死刑,到处制造白色恐怖。

在敌人重兵压境、层层“进剿”之下,为保卫苏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西征,中共湘赣省委率领边区人民全力投入反“进剿”斗争。红一团和永新游击队在永新的周家坊歼敌一个团,红三、五团在吉安的车陂歼敌一个营,周里领导的酃遂游击队坚持在洪水江、石禾坪老厂里一带活动,由永兴、安仁、茶陵、酃县等县党组织组成的中共湘南特别区委领导的游击队,以潭湾为根据地抗击敌人的“进剿”。但是,由于四面被国民党军包围,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和游击队难以抵挡敌人的重兵进攻,湘赣革命根据地逐渐被敌人占领,只剩下零星小块地区,且相互失去联系,党组织和红军的处境非常困难。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伺机打击敌人,19349月下旬,中共湘赣省委决定将党政机关和红三、五团转移到武功山一带,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武功山一带是老苏区,群众觉悟高,工作基础好。武功山绵延160公里,拥有湘赣边的太平山、柑子山、棋盘山、铁镜山、杨梅山等大小数十座山峰,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可进可退。且地处湘赣边界,跨湖南茶陵、醴陵、攸县、酃县和江西的分宜、安福、莲花、永新、萍乡、宜春等10余县,有利于红军游击队向四面八方发展,还可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的矛盾,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山上物产丰富,野果众多,可以在缺粮时充饥。基于以上分析,省委决定以武功山为主要依托,同敌周旋,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但是,省委书记陈洪时没有根据新的形势改变斗争策略,仍然执行“左”倾军事路线,采取死打硬拼的办法,把队伍集中起来,白天公开行动,使部队目标显露;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的消极防御手段,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11月初,萍乡保安四团偷袭袁家村,红三团奋力抵抗,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省委机关暴露,只得转移到安福境内长源头、芦台村一带,军区直属队和红三团与敌人激战一天,才撤出战斗,造成湘赣边区仅有的一块苏区失守。省委被迫转移到观形、双园坪一带深山区,中共莲安萍中心县委也退至莲、安边界的五里山,湘赣边游击战争进入困难阶段。

红军游击队和省级机关进入深山密林艰苦转战,处境十分艰难。在军事上,敌人以5个师的兵力跟踪省委,到处放火烧山,采取梳篦战术,寻找红军的宿营地,大肆“围剿”红军游击队。而游击队同敌人硬拼,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在生活上,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部队给养非常困难,经常断饮断粮,只能以山果、野菜、竹笋充饥。“风吹雨打露沾衣,昼伏夜行人迹稀。夏吃杨梅冬吃笋,大树遮身待晓明。”“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就是当时游击队员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饥饿和劳累夺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部队战斗力空前削弱。1221日,红军独立三团和攸县游击大队攻击皇图岭镇和柏市,缴获大量棉布物资和粮食。19351月,游击武装继续出击攸县各地,筹款上万元。谭余保等在攸县恢复秘密党支部,建立了三区特别区委。

19352月,在莲花虎头岭遭遇战中,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3月,中共湘赣省委率部离开武功山,向茶()()莲(花)方向转移途中,在棋盘山遭敌突然袭击,仅有的一部同中央联络的电台在战斗中遭破坏,从此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战斗接连失利,形势日趋恶化,队伍锐减至1000多人。湘赣省委开始意识到集中行动和死打硬拼的危害性。4月初,省委在棋盘山召开常委会,决定缩小目标,分散行动,将红三团剩余的人员改编成挺进队,插入攸县东塘、排山一带筹款;命红五团向湘南方向行动,试图与蔡会文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湘南开创新的根据地;派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燕玉到五里山与中共莲安萍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发展地方武装;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则转移到茶、攸、醴、萍边界的太平山一带,坚持斗争。

会后,红五团奉命向湘南游击。途中,在茶陵尧田遭尾随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袭击,部队伤亡惨重,二营减员大半,剩余人员分别补充到一营和三营。此后,兵分两路,一营由团长曾开福率领向桂东方向行动,三营由政委谭富英率领向桂阳方向行动。一营在湘南、赣南转战两个多月,重返武功山地区时,只剩下72人,省委将其改编为湘东南大队,在茶、攸、莲边界的柑子山一带活动。三营到桂阳,再转移蓝山、嘉禾,在新田与蔡会文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后蔡会文部重返赣南,三营孤军在新田一带转战两个多月,与红四团30多人会合,转战郴县、宜章、酃县、茶陵等地,团政委谭富英叛变后,部队只得返回武功山地区。红五团转战湘南3个多月,没有达到开辟新苏区的目的,反而由原来的10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

4月底,中共湘赣省委常委在太平山召开会议,决定省委和省苏维埃分开行动,派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和保卫局长刘发云去湘南与方维夏、蔡会文联系;派谭汤池、旷金媛到攸县温水地区发动群众,发展地下党组织;派王用济、刘培善率领部队到攸县排山一带进行游击活动。谭余保前往湘南途中,在棋盘山根据地建立了中共茶攸莲县委,吴金莲任县委书记,以棋盘山的司古塘、竹家冲、攸县荷树下、茶陵八团等地为活动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

1935612,湘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陈洪时在萍乡携枪支弹药、地图文件和黄金银元,与省委秘书长等12人投敌叛变,旋即向湖南军阀何键呈报“共党崩溃情形与铲共计划”,邀功请赏。国民党借此大肆宣传,发动政治攻势,以动摇游击队军心。不久,敌人任命陈洪时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专员,专做“招降”工作,派他带着反动武装上山“进剿”达6个月之久。当时红三团团长刘培善就收到军阀何键、熊式辉署名的多封劝降信,威胁利诱他到国民党军去“当团长、旅长,拥有妖妻美妾”。陈洪时叛变后,除茶攸莲县委外,边区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边区斗争陷入混乱、溃散的危险状态。

在这种危险情况下,湘赣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坚持斗争,努力开创游击战争的新局面。5月,谭余保赴湘南途中,同行的省保卫局长刘发云叛变,敌人将谭余保所在的山岭紧紧包围起来,昼夜搜索。谭余保和警卫员躲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中,整整8天没有水喝,干粮吃完,只能靠一些烂红薯充饥。8天后,红军家属周金嫂冒险将已经精疲力竭的谭余保和警卫员救了出来。谭余保不顾极度虚弱的身体,决定返回省委驻地太平山。此时陈洪时正带领敌人在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设下陷阱,诱捕谭余保。正在攸县排山做群众工作的女游击队员易湘苏得悉这一消息后,乔装成当地农妇,昼夜守候在谭余保返回的路上,终于截住了谭余保,使他脱险。陈洪时等人的叛变,丝毫没有动摇谭余保的革命信念,他勇敢地站出来,继续领导湘赣边区的游击斗争。他返回武功山,在莲花棋盘山找到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通过茶攸莲县委与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的同志很快取得了联系。

7月下旬,谭余保在棋盘山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干部会议。红军游击队和省委、省苏维埃及茶攸莲县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边区斗争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撤销原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组成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后叛变)为副书记,龙珍、刘培善、段焕竞、王用济、颜福华、谭汤池等为常委的新的领导核心——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建立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支队司令部,谭余保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支队司令部政委,曾开福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支队司令员。谭余保在会上鼓励大家要坚定革命意志,完善军队和下属党组织的建制,充实革命力量。会议决定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活动,肃清陈洪时叛变的影响,向投降变节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战略方针上,会议重新确定以武功山为依托,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并起草了《告群众书》,散发边区各地,坚定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念,坚决让湘赣边红旗不倒。

棋盘山会议是湘赣边游击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它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激发了游击队指战员对叛徒的仇恨,纠正了游击队内部的思想混乱,稳定了群众的情绪,统一了领导力量和对形势、任务的认识,对后来湘赣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临时省委立即整编部队,将保存下来的部队改编为3个大队,另设教导队和特务队,收集失散的游击战士,使游击队达到400余人。临时省委派人到各县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把茶攸莲县委改为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先后建立了中共攸醴萍县委、萍宜安中心县委;派工作组到茶陵、永新、宁冈交界的九陇山一带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秘密建立了区委、妇女会、农会等组织。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根据各游击大队的战斗力和同群众联系的情况,划分了各自的游击范围,同时可根据需要在3个地区之间灵活游击,强调各游击大队要以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为作战方针,以分散游击、保存实力为原则,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

由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并重视建立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游击队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湘赣边区游击战争出现了新局面。从19358月开始,各游击大队在群众的配合下,昼伏夜出,频繁出击,偷袭民团,烧毁碉堡,镇压劣绅和反动军警头目,拔除根据地周围的钉子,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粉碎了敌人联合“清剿”计划。茶攸莲中心县委在攸县建立了临时省委的地下交通站,捕杀罪大恶极的特务、密探,开办秘密工作训练班,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建立“两面”政权。中心县委女干部李发姑、冯秋姑化装成富商小姐,深入到恶棍罗根元家侦察,配合游击队一举除去这个血债累累的祸害,极大地震慑了为非作歹之徒。12月,湘赣临时省委常委周杰叛变后,谭余保率省委机关进驻攸县荷树下。

1936年春,为了解决给养,红军游击队在茶陵八团龙头铁厂抓获大土豪周纪勋,谭余保亲自对其进行政策攻心,使其写信给家属很快筹集罚款万余元,包括枪支9支、弹药40箱和大量药品、胶鞋等军用物资。后来周纪勋获释下山,继续暗中资助红军游击队,为患疟疾的红军伤病员购买了上千粒金鸡纳霜丸。4月,游击队在攸县皮家地下交通站的配合下,在攸县峦山消灭国民党地方别动队一个班,缴枪13支,焚毁国民党军修建的皮家碉堡。5月前后,游击一大队建立以罗家屋为中心的新游击区,二大队在棋盘山建立新游击区,三大队在铁镜山一带建立新游击根据地。11月,中共攸醴萍县委在攸县太平山成立,后改为中心县委,扩大游击活动。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制定和执行了暂停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允许地主收租、开矿、办厂和商人经商,尽可能地争取地方势力对红军游击队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湘赣边游击战争的形势逐步好转,整个武功山区基本上被游击队所控制,游击战场逐步向山下伸展,游击队的实力也不断增强。1212,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湘赣临时省委在武功山的三江村再次改编部队,恢复湘赣红色独立团的番号,由段焕竞任团长,刘培善任政委,原来的游击大队改成连。1937年,游击队扩大了活动范围,更加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游击队还派李发姑、易湘苏等女战士乔装深入到敌占区,走村串户,联络骨干,恢复组织,侦察敌情,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地党组织有所恢复,并建立一些新的组织。攸县建立两个区委和11个支部,发展党员50多名。红军游击队增加到400多人枪,游击区域也由茶攸莲、攸醴萍边界扩展到武功山、九陇山、铁镜山一带,使湘赣边区的斗争出现了崭新的气象。经过3年艰苦游击战争,湘赣边区保存了30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

三、湘南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战争

在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力量,主要是红军留下的革命火种。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湘南时,红军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挥了长征的“播种机”、“宣传队”、“工作队”的作用。在宜章、郴县、汝城等县,红军留下了近千名伤病员。他们养好伤后,一部分继续追赶队伍,一部分和当地游击队结合在一起,开展游击斗争。湘赣省军区独立第四团掩护红六军团西征后,留在湘南及湘赣边境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下坚持开展游击斗争。红四团进入湘南后,湘南赤色游击队编为该团教导连。原中革军委总兵站部政治部主任刘霞,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湘南开展工作,任中共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一直在湘南坚持游击斗争,直到1936年以后被捕牺牲。而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也让一些投机革命的分子原形毕露。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1935年底奉中央分局之命率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一部500余人从江西油山突围后到湘南打游击,但是他经受不住艰险考验,叛变投敌,并带着敌人搜捕红军游击队,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193412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将郴县和宜章县划为“剿匪”特别区,调集正规军一个师,会同该区所属各县保安团、“铲共队”,重点“清剿”郴宜边境的中共湘南特委机关和红军伤病员集中地——五盖山、骑田岭地区。

湘南特委在书记王涛随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进行了改组,由彭林昌接任书记。193412月上旬,面对国民党军“清剿”的严峻形势,特委决定将机关迁往耒阳,另在郴宜地区设立办事处,领导该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坚持游击斗争,保护红军伤病员,由彭林昌兼任办事处书记。同时决定,以部分伤愈未离开湖南的红军伤病员为主体,组建湘南红军支队,由红军营长颜赤爱任支队长,余稼生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约150人枪。湘南红军支队成立后,随即将敌人引至桂阳、临武地区,以保卫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但此举并没有减轻敌人对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的压力。敌人一面调集蓝山、嘉禾、临武、桂阳等县保安团、“铲共队”,“清剿”湘南红军支队,一面仍以大部兵力“清剿”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彭林昌等指挥郴县等地游击队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游击队员牺牲,分散养伤的300多名红军伤病员遭杀害。郴县县委书记陈文光暗害了彭林昌等人,叛变投敌,郴宜办事处被彻底破坏。彭林昌牺牲后,中共湘南特委由徐克全代理书记。

湘南红军支队在临武境内与10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游击战。由于大部分干部和战土伤病缠身,体质较差,又人生地不熟,缺乏武器弹药,只好回撤。萧良略率第三大队先行回五盖山,因不知情况已变,被叛徒陈文光欺骗缴了械。颜赤爱、余稼生率一、二大队边打边撤,在郴()()边境的五路击鼓寨子遭敌夹击,两个大队左拼右杀,虽突破围攻,但部队损失惨重,仅剩40人。支队决定余稼生及谷子元等7人回五盖山请示汇报和寻找第三大队。颜赤爱率30余人转移至郴县、桂阳、临武3县交界的南溪、观音山、野牛洞一带活动。19354月,在桂阳县毛栗区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激战中,颜赤爱因负伤与几名干部和战士一起被俘。

余稼生和谷子元在郴县得知特委办事处被破坏的情况后,改变计划,率部从郴桂边冲出重围,向南转移至广东乐昌。5月,在乳源县马头岭重建了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由谷子元任边工委书记,领导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斗争。谷子元坚决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坚持依靠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坚决镇压叛变首恶分子,苦渡游击战争难关。此时,在湘赣边境活动的红四团已进入东边山和西边山一带,准备建立发展游击区。东、西边山地处罗霄山脉南部,位于桂东、汝城、资兴、崇义、上犹之间,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险要。红四团立足未稳,敌人即调集资兴、汝城、桂东等县保安团对其“清剿”。红四团连续与敌激战,伤亡很大。19353月下旬,在资兴县壕头圩遭国民党地方保安团600多人的围攻。突围中,干部战士牺牲100多人。这时,李宗保、旷朱权等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带部分人员投敌叛变,红四团面临溃散的危机。面对这严重局面,随红四团活动的湘赣省苏维埃教育部长方维夏不顾年老体弱,毅然站出来担负领导责任。他同随团行动的中共湘赣省西路特委书记陈山一起,收集余部转移至东边山,与中共桂东县委负责人罗荣带领的游击队会合,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先后取得新坊、龙溪、青石、麟潭、青铜钨矿等战斗的胜利。

原湘南赤色游击队大队长李林在游击队编入红四团后不久,回到郴县,和一些红军伤病员成立了湘南红军独立大队,活动于郴县、宜章一带。不久,他们与余稼生、谷子元等人会合,将湘南红军独立大队改为湘粤边游击大队,由李林任队长,林长春(张春林)任政委,率部在湘粤边境的宜章、乐昌、乳源一带游击活动。

19344月,在中共耒阳县工委基础上成立的耒永安中心县委,由谢竹峰任书记,领导游击队以株木山为中心,发展游击武装,开辟耒安永游击区。至1934年冬,游击队发展到80多人、70多支枪,并在游击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中共耒永安中心县委领导下,以耒阳竹市为中心的耒安永游击区获得发展。中心县委吸取过去受挫的教训,采取了各种符合游击战争特点的措施:1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游击区内组建了5个地下区委,各区委下设支部,党的骨干力量一直深入到基层。2建立两面性政权。中心县委利用各种关系,设法将党员和基本群众打入敌人内部,充任保甲长,以掩护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对付敌人的“清剿”。3讲究政策,执行纪律。强调在游击区内不烧房,不滥杀,不乱捐;向富户买米,向百姓买菜,都按市价付钱,公平交易;对于豪绅地主,只要不反共、不欺压百姓、同意减租,则不为难他们,允许其当乡长、保长。这样,使一些开明士绅也乐意为游击队办事,有的乡公所成了游击队的活动据点。4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抗租,开展经济斗争。游击区内,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了减租减息平粜的斗争。田租实行四六开,废除高利贷,组织群众在秋收和年关时节进行抗粮抗捐。广大农民从经济上得到了好处,心与共产党和游击队贴得更紧。5对于罪恶昭彰的叛徒和帮助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顽固反共分子,坚决镇压。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使耒永安边区的游击区不断巩固,游击队不断扩大。谢竹峰19357月任中共安仁县委书记、193612月任中共常宁县工委书记,继续率领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在湘南山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19372月,召开了常宁县工委的第一次会议,制定了“大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努力打开工作局面,在常宁高枳塘、西岭、蓬塘等地建立6个基层支部,发展党员20多名,其中刘日熙随后担任常宁县工委负责人。

19354月下旬,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执行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关于分散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率军区两个大队约300人,从江西大庾县长岭出发,进入桂东县东边山地区。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蔡会文率部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3月,为了掩护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机关及兄弟部队从中央苏区突围,他和陈丕显等指挥赣南军区所属部队将敌重兵吸引到身边。经过一个月的浴血苦战,终于摆脱险境,挺进油山,与先期到达的项英、陈毅等胜利会师。陈丕显后来在回忆中充满敬意地说:“没有蔡会文的正确指挥,就没有我们这支红军部队。”此后,为了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他率领一支300余人的武装到达湖南桂东县的东边山,与方维夏、周里等领导的游击队汇合。在此之前,有4支红军游击队在东、西边山地区活动。除陈山、方维夏、罗荣领导的红军游击队160多人外,还有由游世雄率领的从广东南雄县北山进入西边山的北山红军游击队100多人;由团长张通率领的湘赣省红军独立五团一个连。蔡会文率部到达东边山后,迅速会合了以上各部。4月下旬,各部负责人在东、西边山交界的赤水仙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东、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稳固的游击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粤赣边特委,由蔡会文(后为陈山)任书记,同时决定各部合并为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副政委游世雄。会上将汝城、桂东、资兴、郴县和江西上犹、崇义以及广东始兴、南雄等县划分为8个区,将游击支队分成8个大队分赴各地。特委还组织了8个工作团随部队行动,发动群众,恢复党的组织,建立贫农团,开展游击斗争。东、西边山的游击战争,很快出现了新的转机。蔡会文领导游击支队活跃在湘粤赣3省边界地区,成功地开辟了以桂东的东、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

东、西边山游击战争的发展惊动了敌人。国民党急忙调广东、江西、湖南3省军队以及周围各县的地主武装,联合向东、西边山发动“会剿”。敌人一面采取军事进攻,一面利用叛徒李宗保等进行政治诱降。游击支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声东击西,灵活作战,挫败敌人的多次“会剿”。游击队指战员深入到东、西边山的村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并经常下山打土豪,将得到的衣物、食盐、粮食等首先分给群众。群众也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为游击队购买和运输物资,担任秘密交通员。在艰苦的环境中,蔡会文、方维夏等人十分注意部队的思想教育,经常给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光明的前途,使指战员们坚定斗争的决心,增强胜利的信念。在领导湘粤赣边游击斗争的艰难岁月里,蔡会文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找干部战士谈心,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坚持革命到底。他说:我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升官发财?不待在家里享清福,而甘愿吃这个革命的苦?根本原因就是我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革命红旗扛起来,扛到底。他们还跟战士们一道,挖野菜,找野果,风餐露宿,用实际行动鼓舞大家,使大多数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动摇。在游击区内,中共湘粤赣特委和游击支队吸取过去中共湘南特委乱烧、乱杀、制裁商贩的教训,实行正确政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保护工农利益,保护商人,团结兄弟民族,从而使游击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游击区不断扩大,形成方圆900里,包括湖南酃县、茶陵、桂东、资兴、郴县、永兴、汝城、宜章和江西上犹、崇义、遂川、大余,广东始兴、南雄、仁化、乐昌等16个县的游击根据地。

19357月,蔡会文派人到江西油山,向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汇报了建立游击区和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情况。项英、陈毅指示湘粤赣边特委和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依靠现有基础发展游击战,尽快与北山、武功山连成一片。蔡会文接到上级指示后,即与活动在湘赣边由谭余保组织的湘赣游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不久,中共酃(县)遂(川)县委书记周里率酃县新九营也到了东边山,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当湘赣根据地在敌人的反复“进剿”下遭到严重破坏时,周里带领独立新九营转移到白区打游击,补充了部队的物资,扩大了游击区。1935年秋,周里任中共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长兼湘粤赣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纠正湘南特委执行的过“左”做法,密切依靠群众,根据地得以巩固,游击队不断壮大,发展到约1000余人枪。游击区在坚持中逐步扩大,形成方圆900里,包括湖南酃县、茶陵、桂东、资兴、郴县、永兴、汝城、宜章和江西上犹、崇义、遂川、大余,广东始兴、南雄、仁化、乐昌等16个县的游击根据地。

湘南游击区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1936年初,何键、余汉谋从广东、江西、湖南调集3个正规师和10多个地方保安团、“铲共队”共5万余兵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手段,再度大规模“清剿”湘南游击区。在军事上,一是实行“坐剿”:修筑各种碉堡炮楼,在重要地段和道口设卡、伏击;二是“围剿”:步步为营,合力围歼;三是“搜剿”:组织搜索队,分片搜山搜树林;四是“追剿”:组织跟脚队、听响声队、观烟火队,昼夜在山上活动,发现踪迹,立即跟踪追击。在政治上,采取“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等办法,割断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在各地设立“招抚处”,引诱红军游击队员“自首自新”,投敌叛变。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供应,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上。

在反动派的残酷“清剿”下,湘南游击区的游击队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和考验。1935年秋后,由于敌人的残酷“追剿”,湘粤赣边根据地日益缩小,游击队处境更加艰难,缺衣少食。蔡会文带领干部、战士住草棚,吃树皮草根,忍受了极度的痛苦,仍顽强地与敌人和饥寒作斗争。1936年初,在东边山活动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主力在朱冠山一带遭敌近3个师的包围,部队损失惨重,突围出来的干部战士由蔡会文、陈山、周里各率一部打游击,分散活动。19362月下旬,蔡会文带着20多人在赤水仙附近与国民党余汉谋部的一次遭遇战中,遭敌一个营的袭击。为掩护大家突围,蔡会文身负重伤。在游击队被打散后,因叛徒告密,他不幸被捕。敌人割断他的喉管,喷涌而出的是鲜血和草汁。他是肚子里只有草根、树叶充饥而为革命战死的著名红军将领,牺牲时年仅28岁。战友们读着蔡会文所写的游击诗词:“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若虹;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春风!”十分悲痛。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隐藏在桂东沙田仙背山坚持隐蔽斗争的方维夏夫妇也不幸牺牲。

蔡会文牺牲后,湘粤赣边区特委书记陈山被俘叛变,给红军游击队造成新的威胁。这时,周里已率余部离开东边山,在酃县西坑与游世雄、李国兴部会合。两部商议,由游世雄代理湘粤赣游击支队司令员,周里任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代理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他们率领游击队先在酃县一带活动,后又返回西边山。后得知安仁潭湾有游击队活动,中共湘南特委机关也在那里,即率队奔向潭湾。527日,湘粤赣边区特委和湘南特委在潭湾召开联席会议,交流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分析了敌情,研究了下一步任务。会议决定统一党的领导,撤销两个特委,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及新的中共湘南特委,由徐克全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周里任副主席兼特委书记。会议还决定以潭湾为中心,开展游击斗争,扩大游击区。6月上旬,敌人调动了2000多兵力对潭湾一带进行“清剿”。面对强敌,徐克全弃枪携款潜逃,湘南军政委员会随即解体。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周里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对特委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和部署。他去湘南各县视察工作,与各地游击队取得联系,进一步开展湘南武装斗争。中共湘南特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以潭湾为中心”的部署,特委领导游击队分散活动,游世雄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返回东、西边山;刘霞、李国兴在茶陵、安仁、酃县边境地区领导游击斗争,周里到衡阳、宜()()地区和耒阳等地指导工作,领导游击斗争。7月底,湘南特委为了完善特委的组织系统,决定撤销耒安永中心县委,分别设立中共耒阳县委,书记李鹏;中共安仁县委,书记谢竹峰;中共永兴区委,书记曹任。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仍保持原建制未变,隶属中共耒阳县委领导。

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返回西边山后,成立了中共西边山区委,游世雄任书记,组建了3个工作团,分赴桂东、汝城、资兴,恢复党组织和游击武装。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整编、扩编为两个大队,王赤率第二大队到东边山活动。在敌人重兵“清剿”之下,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适时改变斗争方式,有时三五个人一组,与敌“捉迷藏”,有时则集中力量,寻找战机打击或歼灭敌人。19374月,成立了中共东边山区委,王赤任书记兼第二大队政委。同时,重新组建了中共西边山区委,由邹云雄任书记。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共资()()()特委,由顾星奎任书记,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由赵书良任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罗新成代理支队政委。

1935年春,湖南省政府命令衡阳保安司令部调集一旅正规军,集中耒阳、安仁、永兴、常宁、衡阳5县保安团约5000人,到耒阳“剿共”。敌人一面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到处张贴布告,引诱游击队员投降,一面采用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对游击区实行包围、分割、封锁。耒安永地区的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由于与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联系被隔断,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的生活供给产生很大困难。为改变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中心县委决定将游击大队化整为零,分成多个游击小组,利用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与敌人绕圈子,并相机袭击敌人的小股武装。5月底,中心县委决定率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外线作战。转移前,游击大队集中两个中队的力量,抓住战机,伏击了敌人一个连,击毙敌人30多人,缴枪10余支。随后,中心县委率领游击大队转移至耒水东岸的天门仙大山隐蔽休整。敌人遭受打击后,恼羞成怒,强迫耒阳农民在耒安公路沿线烧山,10天时间把沿线60多里山林砍尽烧光,却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找到。

19358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指示,撤销了中共耒安永中心县委,分别成立耒阳、安仁两个县委和中共永兴区委。从此,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在中共耒阳县委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这支队伍后改名为“后方锄奸队”,保存了50多人,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6年秋,周里从潭湾来到安仁,见到谢竹峰,在衡山、衡阳见到两衡工委书记张春林,赶到两衡与安仁边境的四方山,主持召开了开辟小型游击根据地的会议,并布置了地下活动站。接着,周里辗转来到广东坪石,找到中共宜()()工委书记谷子元和李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经研究,将游击队改为武工队,以宜()、乐()为中心,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谷子元、李林等人将游击大队改为武工队,几个月内,武工队发展到60多人枪。当敌人前来“围剿”时,武工队便撤入深山,销声匿迹。武工队既打击敌人,又做群众工作,不但组织了300多人的不脱产的游击组,还组织了有几千人参加的贫雇农团,在农村打击民愤大的恶霸地主。党组织通过贫雇农团,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形成了几小块游击根据地。

湘南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尽管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一直未能形成一块较完整的游击根据地。但它作为整个南方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南的统治,牵制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支援和配合了其他游击区的斗争,而且保存了约400人的革命武装和一批优秀骨干,为日后湘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和革命斗争的复兴,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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