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小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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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载历史的推崇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齐小玉 |  浏览(4124) 评论 (2)  | 发布时间:2018-04-28 08:20:25 最后更新时间:2018-04-28 08: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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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历史的推崇

                —— 也说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周敦颐生于湖南边陲之地,学不由名师,官不过知府,主要著作字不满三千,然而却影响深远,功在孔孟之间。这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早在北宋期间,周敦颐就以他高尚的人品、深刻的修养和淳正的学术,赢得了同时代学人的尊敬。特别是在学术上,因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的宗旨,及其“功用所系,治理所关”的治国治民作用,以它自身内存逻辑结构所体现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性质,从而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自宋理宗以后,由周敦颐创立、二程继承发展、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学,即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思想,时间达七百年之久。

其一,以周敦颐为开山祖的理学,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到了巩固作用。历宋元明清四朝,无论无论汉人立帝,抑或外族入主,统治者都对理学的重要作用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即使到了清王朝,整个封建社会已经呈现衰落趋势,而封建统治者对理学为封建统治服务本质的认识,却仍在提高。如清乾隆帝在《钦定精义》的按语中这样写道: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诸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理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已、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乾隆所说的“治统原于道统”,“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已经把理学与封建统治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理学对维护封建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元明清四朝的统治者都大力推崇理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读周子之书的浓厚气氛。与此同时,讲周子之学的濂溪书院和奉祀周子的濂溪祠相继迅速发展起来。如湖南有道州濂溪书院、道州濂溪祠、故里濂溪祠、永州濂溪书院、郴州濂溪书院、桂阳濂溪书院、衡阳濂溪书院、邵阳濂溪书院、宁远会濂书院等二十四处;江西有南安道源书院、湘州濂溪书堂、赣州濂溪书院、南康濂溪祠、万安濂溪书院、江州濂溪祠等十五处;广东有广东宪司先生祠、韶州先生祠等四处;重庆有合州濂溪祠堂等两处;苏州濂溪祠,北京有燕都太极书院、燕都周子祠堂。此外,广西、湖北等地亦有濂溪书院、濂溪祠或三先生祠多处。

其二,周敦颐喻莲于廉的从政道德修养,对廉洁文化有奠基作用。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 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 天官 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 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 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 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其三,周敦颐立“诚”以修身的廉政自律内涵,影响了后世儒学名臣的治世态度。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主静无欲。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去除欲望。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二是安贫乐道。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诸多后世儒学名臣莫不对周敦颐这种治世态度推崇、借鉴。王守仁通过濂学“由儒入道”,集理学之长开创心学;曾国藩早年在京师翰林院时,拜同乡前辈、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奠定了一生功业的基础。他的处事如濂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严于律己,是大清二百多年来最为清廉的总督;清朝同治年间,湘军底定东南,湘军系的官员遍布天下,湘潭王闿运游学江浙一带,这个地区人文荟萃,才子众多,因此有士子轻松其貌不扬的王闿运,王闿运为此自撰一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此联至今仍悬于千年学院岳麓书院之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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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老师的治学态度!

发布者 :燕子 (2018-05-11 08:27:47)  回复

学习了

发布者 :湘君 (2018-05-03 23:03:39)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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