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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东方》(9)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250)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5-13 16:12:22 最后更新时间:2018-05-13 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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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1、《日出东方》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共编《新青年》

 

    一天,有人来敲陈独秀的门。陈独秀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陈独秀(左) 胡适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1904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章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

    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钱玄同从此也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此人就是沈尹默。

    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字已小有名气了!”

    “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原来1910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时,和同校教员刘三很好。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有名望的人,能诗善饮,同沈尹默和沈士达相识。有一次,刘三约沈尹默和沈士达同去喝酒,从上午十一时一直喝到晚上九时。沈尹默因不喜欢喝酒,辞归住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将诗挂在墙上,陈独秀来访时看见了,问沈尹默是什么人。第二天,陈独秀到沈尹默住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从此,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终于练得一手好字。也是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了好朋友,沈尹默、刘三和陈独秀夫妇,经常游玩于湖山之间,非常欢快。

    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大预科教授。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其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为长子。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也是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的。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取得成就。

    1916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进入北大半年后,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

    胡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个茶叶店。

    胡传元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于战乱。胡传四十八岁那年,娶年方十七岁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1891年,冯顺弟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1911年,胡适二十岁,赴美留学。19175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人们称他为“胡博士”,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博士。当年回国后,八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后来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地寄来文搞,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得到了陈独秀的器重。

    191611月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趋议》,他将文章复写了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了归国之心。

    胡适的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191711月,一颗耀目巨星也进入北大。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

    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时,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此人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鲁迅。

    鲁迅原名周树人。来访他的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

    钱玄同问鲁迅:“你抄了这些古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钱玄同又问。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在办《新青年》,想来约他写点文章。

    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如此对他说。

    鲁迅虽然有他自己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他明白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自己的必无的证明,来否定他所说的希望。于是,鲁迅答应做文章了,最初的一篇便是《狂人日记》。从此之后,鲁迅便一发不可收,一连写了十多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1920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北大。

    19173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九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成立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后来,到了1919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刊载《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为:“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

    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蔡元培除了聘请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来讲学外,他还聘来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聘请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吴稚晖来当学监。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石曾和吴稚晖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当了编辑,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并翻译了他们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

    北大还有一批《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暄、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最顽固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年轻的是英文教员、流氓分子“探艳团”团长徐佩铣,当时的文科学长、老顽固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但他又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请来梁漱溟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19191月创办了《国故月刊》。

    这时的北大,在学术思想上,真是五花八门,都在台上表演。

    “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象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主笔邵飘萍,每星期日来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二十一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资送他往法国学画。

    《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后,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驳林琴南复古廖论。钱玄同、刘半农文笔犀利、讽刺挖苦,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陈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树人、周作人二兄弟也反对胡适这么做,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不敢坚持要他一个人独编。

    评议会成立后,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

    后来评议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沈尹默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高兴。”沈回答说:“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办法子呢?”

    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当“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当他回到北京时,学生还在罢课,胡适去劝说学生复课,被学生拒绝了。胡适却想出了一个妙法:他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意去的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把傅斯年和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

    胡适常对人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已卯);一个是小兔子我(胡适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他想用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名声来抬高自己,一时传为笑谈。

    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尊守这三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的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喝酒、不食肉三条的为丙种会员。它以“不参加”的消极办法来抗议旧社会。

 

                 陈独秀的几首诗

 

某年,陈独秀同苏曼殊、邓以蛰自日本回国,船上无事,苏曼殊爱说在日本结交有女友如何如何,而陈独秀与邓以蛰故意说不相信,不免有意挑动苏曼殊,开他的玩笑。苏曼殊急了,走进船舱,双手捧出些女人的发饰种种给二人看,忽地一下抛向海里,转身痛哭。陈独秀写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一诗:

身岁番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沈尹默和陈独秀是少年时在杭州的朋友,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同事。他们两人在杭州时正是少年,过的是诗酒豪情的生活。正如陈独秀诗中所云: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陈独秀当年有诗《夜雨狂歌答沈二》赠沈尹默(“沈二”即沈尹默):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到海势蚴蟉。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扁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灭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岣嵝,江上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风软海艳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这首“夜雨狂歌”,台静农说:“极瑰丽奇诡,以长吉的诞幻,嗣宗的咏怀,合为一手者。”

此诗作于1915年,第二年办《新青年》,于是以雷霆万钧之力,反封建,反传统,倡文学革命,实践了“笔底寒潮撼星斗“。

后来,陈独秀又有四首绝句寄沈尹默,诗云: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诗中“不辞选懦事丹铅”是说他正在撰述的《小学识字本》,此书直到陈独秀逝世,才完成十之八九。至于“垂老文章气益卑”与“百艺穷通偕世变”,是他深深的感慨。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就在《新青年》杂志刊出一篇又一篇雄文之际,在1917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的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二十四岁的湖南小伙子,他就是毛泽东。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的“处女作”,竟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后来又成了他的岳父大人。

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苏格兰求学时,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北京大学红楼

1917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教课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六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十五号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1918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本科水平。

    毛泽东刚毕业,就接到了已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杨昌济的来信,鼓励他和蔡和森去北京,并殷切希望毛泽东能入北大。想到这即将到来的远行,毛泽东是欢快的。

    但接着,毛泽东又收到二弟的家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已越来越沉重了,恐怕不久将离别人世……想到寂寞山乡里病重的慈母,他是悲伤的。

    是回家陪父母种田还是远行出人头地打一片天下?两种心情在他内心交战……

    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杨昌济来信所谈到的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出国留学非常必要。

    会后,蔡和森先行一步,去北京了解情况,并联系工作;毛泽东等人则在长沙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蔡和森到北京后,很快来信告诉毛泽东,他已和蔡元培、杨昌济联系上了,并说杨昌济先生很盼望毛泽东速来北京。

    毛泽东刚发了回信,蔡和森的第二封信又到了,再次催促毛泽东进京:“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为兄在此间为最好。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

    1918819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头一次来到北京。是借了钱来北京的毛泽东,只好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其余会员则散居在湖南设在北京的会馆里。

    那时,梁漱溟时常去拜访杨昌济先生,每一次都是一位高大的青年来开门。此人就是毛泽东。后来他们二人在延安作过彻夜长谈,新中国成立后,他二人又有过“公堂对骂”……

    不久,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八人搬到了一起,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八个人聚居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生活虽很清苦,但毛泽东仍感到生机盎然。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北京对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找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备。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个差事?”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答应。

    次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24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三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

    “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

    “谢谢李主任。”毛泽东感激地说。这对于来自湖南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一般教授,月薪起马二百元。当时毛泽东认为他八元的月薪,已是不低了。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了这段时期的情形。

    那时,毛泽东的职位低微,只是一个登录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大家都不理他。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他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他对他们极有兴趣。毛泽东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听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他遇到了别的学生,如陈公博、谭平山,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研究会于191810月成立,邵飘萍应邀兼任研究会导师。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对新闻学很有兴趣,报名参加了研究会,听课半年,并获得了结业证书。

邵飘萍(1886-1926年,浙江省东阳县人)19861011日出生在一个贫儒家庭。思想进步,富有新闻经验,言谈潇洒,深受学员欢迎。他强调,报纸要为平民执言,平社会之不平。新闻记者要尽自己的天职,“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他尤其重视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听者注意对社会政治、经济、劳工等问题的调查,并展示采访调查的方法。这些思想与方法,对毛泽东后来的新闻活动很有影响。

    参加新闻学研究会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到邵飘萍的住处拜访。邵飘萍不仅与毛泽东一道探讨救国之道,据说还曾慷慨解囊,向每月只有8块钱薪水的毛泽东提供经济援助。

北京一别,两人再无机缘晤面。1920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时,邵飘萍被北洋政府通缉而亡命日本。邵飘萍回国后,毛泽东在上海曾写信给新闻学研究会的同学罗章龙,询问邵飘萍的情况,说邵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一代报人喋血京华。北平解放后,毛泽东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一天,毛泽东见到了鼓吹新文化的头号名人胡适,大起胆子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位,当得知只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王牌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他交谈。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但是,李大钊却有一双火眼金睛。他发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

    每当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李大钊在阅览室翻阅的时候,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长谈。李大钊发表的所有文章,尤其是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更是仔细阅读,认真研究。

    毛泽东透露出来的非凡抱负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许,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在李大钊的启蒙和引导下,毛泽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后来在1949323日曾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附录:邵飘萍与汤修慧的传奇爱情

1886年,邵飘萍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他16岁中秀才,后来就读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前身)1909年深秋,邵飘萍完成大学学业,返回浙江金华市任中学教员。其间,他娶了金华朱店的女子沈小仍为妻,也遇见了人生最重要的灵魂伴侣汤修慧。

邵飘萍与沈小仍是旧时代的包办婚姻。据说,邵飘萍与目不识丁的沈小仍相亲相敬。沈氏为邵家生了五个子女,于1923年去世,时年仅33岁。

思想开化、风华正茂的邵飘萍虽有家室,但是内心也渴望着男女真爱,而汤修慧的出现正中下怀。汤修慧于1892年出生于江苏一个商人之家,母亲早逝,从小便跟着父亲迁至金华的游坊巷开照相馆。一天,邵飘萍偶然去“汤记”照相馆——那时的汤修慧漂亮能干、多才多艺,而邵飘萍也是英姿勃发,事业有成,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很快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当邵飘萍得知机灵能干的汤修慧并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时,便劝说汤父让她出去见见世面。后来,他还出资把汤修慧送进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深造。在汤读书期间,两人经常鸿雁传情,感情日益弥坚。尽管邵飘萍已有妻室,但汤修慧并不介意。1912年,历经十年情路,邵飘萍与汤修慧终于结为连理。因为发妻仍在,汤修慧只能算作二房。

成亲后,汤修慧便随赴京任职的邵飘萍来到北京,而发妻则留在杭州老家。汤修慧是一个识大体的女子,在京城稳定下来后,不仅劝丈夫把沈氏和其孩子接来北京同住,还亲自去杭州迎接,更与沈氏以姐妹相称,情谊甚笃。

婚后,汤修慧就开始帮助丈夫操持办报业务。天资过人、接受新式教育的汤修慧经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稿,其评论辛辣有力,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风。

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新闻编译社。两年后,《京报》问世。这时的汤修慧,已经成为邵飘萍事业上不可或缺的“金牌助手”。

《京报》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成为北京的畅销报,邵飘萍还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讲师。其间,正值少年毛泽东在京,听过邵飘萍的激情演讲后,毛泽东十分敬重邵氏夫妇,便尊称他们为“先生”与“师娘”。

办报期间,正义飘然的邵飘萍经常会得罪高官、军阀,招致祸端。

1926424日,邵飘萍被张作霖指派的军阀张宗昌逮捕。426日凌晨420分,邵飘萍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此后,汤修慧立下终身守候亡夫,代其完成新闻事业的誓言。1928612日,汤修慧再次使《京报》复刊。她凭着一已之力,将《京报》艰难地维持到1937年“七七事变”。

“文革”期间,汤修慧被遣返浙江进行劳动改造。无奈之下,她向毛泽东直陈冤案,才得以返京安度晚年。198632日,汤修慧病逝,享年95岁。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

 

    19192月的一天,时为北大学生领袖、踌躇满志的张国焘再度拜访李大钊。

    闻听张国焘来访,李大钊亲自立于门边,迎接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张国焘的身影刚闪进四合院,李大钊便上前一把拉住张国焘,惊喜地叫道:“特立(张国焘字)!”

    两人走进内室。张国焘微微一怔,只见一位身穿青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留着浅平头,嘴角上突兀着一颗黑痣的青年早已立在那里。

    李大钊爽朗地一笑,对那位青年介绍道:“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学。”

    那青年迎上前,伸出手握住张国焘,操着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对这位北大学生领袖自我介绍:“湖南毛润之。”

    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其实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早已相识。年长张国焘四岁的毛泽东于19188月来到北京,在送走蔡和森、李富春等30多位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后,自己留在了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李大钊对张国焘很看重。如果李大钊不在图书馆时,张国焘往往扮演着主人角色,替李大钊代为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颇为风光。

    毛泽东往往在这时,默默地立于一旁,捧着一本书,一面仔细登记借阅者,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几次,当一些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景问题时,毛泽东忍不住走向前,主动参与辩论。然而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除了挚友罗章龙外,这些自恃为“时代精英”、“天子骄子”的学生,对自己来自湖南农村的图书馆馆员,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有的甚至不屑一顾。

    久而久之,毛泽东窥出了其中的端倪,便退于一旁,专心地干着他的本职工作。同时,他报名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旁听了一些课程。

    张国焘虽然常和毛泽东在图书馆见面,但并无交往。从内心深处,张国焘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看不起还是小角色的毛泽东。对于这一点,李大钊是清楚的。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毛泽东,并时常邀他到家中相聚。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不期而遇,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却不愉快。

 

 

               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见了张国焘、康白清、段锡朋等人。那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当然会不会注意那个图书馆里小小的管理员。

    1918年,郭春涛和湖南同学24人,先后来到北京求学。在成立湖南同学会时,郭春涛被选为同学会的主席。毛泽东这时已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李大钊经常把工作指示委托毛泽东传达到湖南同学会去。郭春涛在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当他在湖南长沙一中读书时,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上学,两个学校距离很近,郭春涛在长沙一中任学生会主席,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任学生会主席,他们都是学生中追求真理、奋发有为的优秀分子。

    这时,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他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有人要翻身的时候,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毛泽东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毛泽东也正是这个时候,爱上了杨开慧。他们常在北海边散步。他们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毛泽东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毛泽东去拜访了比他大十四岁的陈独秀。后来毛泽东自己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也去拜访了那位从美国归来的胡适。虽然胡适只比他大两岁,可是吃过洋面包,挂着“博士”、“教授”头衔的胡适,比毛泽东神气多了。

    毛泽东还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请蔡元培、胡适座谈。会友提出问题,请蔡、胡答复,所谈多是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

    一天,毛泽东和蔡和森来到李大钊家里。毛泽东首先说:“李先生,我们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欢迎,欢迎。”李大钊高兴地说,“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李大钊、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七人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它成立前的酝酿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北京,李大钊、王光祈和周太玄在这里;另一个地点是东京,曾琦等人在那里。东京的同人回国后,于1918630日在北京召开了筹备会议,并决定创办《少年中国》杂志。在这次筹备会上,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周太玄当文牍。大家商定“学会”的四条规约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未世风气。”

王光祈1892105日出生于四川温江县,他比毛泽东长一岁,和毛泽东一样,1914年到北京时也是一个穷学生。

    李大钊又对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学会的主要精神,表现在八个字的口号上:‘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有一个先决条件是‘纯洁’。因为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也能做到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而那样就更坏了。会章规定,要求入会者,需要有五个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审查通过,方成为会员。会员须遵守‘学会’的规约,违反者,就要请他退会。”

    “我们同意学会的宗旨和会规。这些规定正好符合我们的愿望。”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这样回答。

通过这段时间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李大钊对毛泽东已有了较深的了解,他看出了毛泽东是一位年青有为的人物,很是喜欢他。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经五位会员介绍和评议会审查通过,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少中”的7个发起人在筹备期便已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污浊的政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

“少中”正式成立时,根据王光祈的意见,少年中国学会制定的入会条件非常严格:一、纯洁,二、奋斗,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入会者要有五个会员为之介绍,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话和考察。

由于入会条件严格,少年中国学会在七年中,最后只发展到107人,主要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以及周炳琳、孟寿春、周太玄等。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等都是经过考察而由王光祈介绍入会的。19201月,经王光祈介绍,毛泽东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还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康白清和郑伯奇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学会。中共“一大”代表有四分之一在其中。

    少年中国学会严格执行会规。如有位姓罗的,他与大家的感情还不错,其他方面也好,就是有一点:他有一个小老婆。当时会员都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纳妾。因此众人对他提出两条:或是退掉小老婆,或是退会,由他选择。终于,他退会了。还有一位,他当了县长。做官也是会员反对的。于是大家请他退会。会章还规定可以自由退会。黄忏华就是自己退会的。他说:“你们规定得太严,什么都要拿到会上来谈,我受不了。”

少年中国学会很快就出现分裂现象。基本上形成三派:一派倾向共产主义,由李大钊领导;另一派是国家主义,有曾琦、李璜等人;还有一些人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后来,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和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最后分裂。

192041日,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魏时珍等从上海乘法国轮船赴欧洲,在送别的人群中,就有毛泽东又高又瘦的身影。27岁的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经上海,回湖南去了。

尽管“少中”已于19257月由于内部思想上的分歧解散了,但王光祈没有忘记“少年中国”的梦想,10年后的1935年底,王光祈打算回国,并有意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可惜的是,由于过度勤奋和生活的清苦,王光祈积劳成疾,19361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德国波恩,年仅44岁。

有趣的是,后来在19458-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特地设宴招待了在重庆的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席间,他也一度流露出要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念头。在渝期间,毛泽东和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周太玄就见过三次面,商讨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

 

 

                青年毛泽东崇拜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并亲自担任主笔。《新青年》创刊后不久,经杨昌济介绍,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等人,便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

19179月的一天,毛泽东对好友张昆弟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6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认为研究室与监狱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他所希望的“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一语,更是成为当时青年人的座右铭。

在《研究与监狱》发表3天之后的11日晚上,陈独秀因散发旨在反对北洋军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逮捕入狱,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随后,毛泽东便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宣称“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在文末,毛泽东近乎狂热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为何如此近乎狂热地崇拜陈独秀呢?这固然与陈独秀独特的个人魅力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源自于毛泽东与陈独秀两个人对于“冲决网罗精神”(即强调以个人的奋斗冲击封建网常的束缚)的推崇,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早年与胡适的交往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胡适1917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8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19193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6日回到湖南长沙。

    毛泽东为何没有赴法国留学,他有自己的理由。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关于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胡适说“大概是章(士钊,北大图书馆馆长)和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两人把毛泽东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自己说,是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工作的。应该以毛泽东自己说的为准吧。

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早在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学校时,胡适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开创文学革命而声名鹊起,就成为毛泽东钦佩的楷模。此次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后来,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等问题。并且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过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7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为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

    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12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军督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做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和五个青年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

    1920115日,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谈湖南的事。

    毛泽东依据了胡适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胡适家,要胡适审定改正。毛泽东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到胡适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4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教安

                        毛泽东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19202月和3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8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培养了一批青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胡适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自传》录音时,唐德刚问胡适:“你是毛泽东的老师?

胡适说:“那时,他在北大作旁听生,听过我讲课,还到我家拜访过我。五四那年,毛泽东写文章,我在《每周评论》上写过介绍文章。”

唐德刚问:“毛泽东的文字如何?”

胡适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陈独秀文科学长被罢免

 

    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二三月间达到高潮。

    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廻护的。

蔡元培虽大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气概,但无奈守旧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对针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身为北京大学进德会会长的蔡元培虽尽力回护,也终不免有所惮忌。于是,在19193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寓集会,商讨北京大学眼前的处境和怎样应付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处理陈独秀问题。

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位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丑闻,自然要对陈独秀有所惩治。

    蔡元培起初仍主张保护陈独秀,不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尔和的意见。最后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亦即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任命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也就自然解除。汤某等人当时是主张陈独秀根本就不能“作大学师表”的,主张把陈独秀彻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后的决定,是仍保留陈独秀北大教授的职位,这是蔡元培力争的结果。

    据说,胡适对罢免陈独秀文科学长的“三·二六会议”,终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来就颇有些咬牙切齿。193512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兹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数日后的193612日,胡适致汤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值得一提的是,日寇占领华北后,汤尔和即当了汉奸,并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这才真是“历史的幽默”。几年后汤病死,这一伪职由周作人接任。

“三·二六会议”的次日,陈独秀即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当即便离开了北大。几个月后的611日,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而被捕了。

胡适还在致汤尔和的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那晚的会议,陈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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