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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东方》(11)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624)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5-15 17:07:38 最后更新时间:2018-05-15 17: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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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1、《日出东方》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章宗祥挨打

    却说躲在总统府如坐针毡的曹汝霖和章宗祥决定还是回家。于是,两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出了总统府,走小巷,拐胡同,到达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邀章宗祥入寓小憩,两人下车,门口站着数十名警察。一问才知是警察厅派来的,为的是防止学生闯入曹宅。                                  

    曹汝霖见有那么多警察守卫,也就放心了,跟章宗祥步入客厅,沏上一杯龙井茶,慢慢品尝。

    一杯茶还未喝完,嘈杂之声便传入耳朵,有人入内报告,学生游行队伍正朝此进发!

    “不要吃眼前亏,还是躲避一下为好。”曹汝霖对章宗祥说。

    曹汝霖略加思索,唤来仆人,把章宗祥带进地下锅炉房躲藏。那锅炉房又小又黑,堂堂公使大人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龟缩于内。

    曹汝霖则躲进了两间房子的夹层箱子间,屏息敛气,不敢稍动。这小小的箱子间,一面通他和妻子的卧室,一面通他两个女儿的卧室。

    游行队伍来到了赵家楼,曹宅大门紧闭,学生们上去交涉,要曹汝霖出来,他怎么也不肯出来。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杆把沿街一排房屋上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大家又把地上的瓦检起来,扔进院子里去了。学生中有两上身材很高的同学,一个叫匡互生,他首先从临街的窗口冲进了曹宅。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许多学生蜂拥而入。

    大家一哄而入,可找不到人,学生们便砸东西。打了一会,有许多人从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座花园。首先打到了两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房中。学生们走出女儿卧室,转到了曹汝霖的卧房。在曹汝霖的卧室内有一个日本妇女,大家不知道她就是曹汝霖讨的日本小老婆,只以为是日本人,就把她保护出去,并未挨打。过了一会,众人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另外的姨太太。大家不约而同地骂他父亲:“你为什么养出这么一个卖国的儿子?”有位同学还给那个姨太太赏了两个耳光。学生们问:“曹汝霖在哪里?”妇人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

    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众人也把它捣毁了。匡互生拉过同学周予同说:“曹贼不知去向,就把这卖国作恶巢穴烧了。”两个穿长衫的学生(都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一个是俞劲,他们拿出带在身边的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着煤油,一人低声说“放火”。他俩进入四合院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着,霎时浓烟冒起。顿时室内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章宗祥在锅炉房内,听到上面起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拳打脚踢,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有一个学生用棍向他后脑打了一下,章宗祥即倒在地上装死。这时在曹宅的日本记者抱起章宗祥,到了后门外的杂货店,塞藏在床底下。

    匡互生在前,十几个同学在后,赶来了杂货店,将章宗祥从床底下拖出,发现不是曹汝霖,便追问是什么人,章宗祥依然装死,吐着白沫不回声。

    不久,大批军警赶来了,用武力把群众驱散。学生们正要整队出去,军警说他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大批的人都早已撤离,剩下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有32位同学被他们逮捕了。

    惊魂未定的曹汝霖及其家人,被送往饭店暂住。遍体鳞伤的章宗祥被送往医院,保住了一条狗命。        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在街头演讲的学生

    许德珩和易克嶷被捕后,军警故意侮辱他们,把他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了,陆续被抓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三十一人,市民一人,共计三十二人。

晚上,学生们在三院礼堂开会,礼堂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蔡元培校长也到了会。他对同学们说:发生这种事,他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多个学生保释出来。蔡元培联合各高等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听说,本来当天要放的,因为这一保释,引起了政治上派系的猜疑暗斗,反倒不放了。三天后,57日,是国耻纪念日,北洋政府害怕学生再闹别的事,就把人放了。

    北大学生郭钦光,患有肺病,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大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五月九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

    三十二人被囚在一间监房里,其极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坑,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时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来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窝头。

    当晚,许德珩极为愤怒,口占了两首诗: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许德珩(1890-1990)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                  匡互生(1891-1933)

        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

        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

 

    匡互生回到学校,有30多个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匡互生闻讯大恸,慷慨言道:“火烧赵家楼的责任在我,愿独负责任,决去自首,毋使累及学友,毋使学友牺牲。”周予同等“工学会”会员一致恳切劝止:“尚有艰巨斗争在后,来日方长,工学会不可无君,留此身以待。”他勉强允以说:“当筹谋营救被捕大众,若是不成,决然自首,以换取学友之自由。”    

    第二天,北京的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北京专科以上的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宣布罢课的理由说:“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捕,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全休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

    清华学堂的学生从城外赶来参加,共同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上街游行。“五四”当晚,她们全体都聚集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去一同坐牢。

北京学生被捕后,李大钊积极营救,同时他向学生们指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之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民众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五月六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出席的各校代表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僧;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等。

    张国焘在会上发表了愤慨激昂的讲话,发誓要与反动军阀政府战斗到底。瞿秋白也发表了讲话,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起话来文质彬彬……

北洋军阀政府也在开会,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段祺瑞说:“对于闹事的学生决不姑息,一定严办。再有学生上街闹事,格杀勿论。”王怀庆支持段祺瑞的意见。

                            五月七日上海各界2万多人集会支持北京学生

    徐世昌说:“我认为民众的力量不可轻视,且有燎原扩大之势,如果再加以高压,将如火上加油,运动扩大起来,更不好收拾。我主张释放抓来的学生,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冯国璋表示同意徐总统的意见。

    五月五日,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事诸人,依法严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派人慰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裨大局”。

    孙中山在广州发出通电:“学生无罪!被捕学生必须尽快释放!”

    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要求对政府投不信任票。

    段祺瑞眼见大事不妙,若再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失败。北京政府深恐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各界将有更大的举动  ,为了缓和各方情绪,军阀政府不得不于五月七日午前,将被捕的三十一名学生和一名市民全部释放了。

    军阀们把这次学生运动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归罪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学生出狱后,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一再威协他,要他严加管束学生。蔡元培同情学生运动,而又不愿学生闹得过火。可是学生运动还是继续,学生还是日夜不停地到街头讲演。蔡元培在这种情况下,于五月九日,留下一封谜一般的辞职信:“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离京走了。

    北京军阀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六月三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在大街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

    段祺瑞和徐世昌在一起商量对付学生的办法。警察总监吴炳湘进来报告说:“学生还是大批上街讲演,阻止不了。”

    段祺瑞气愤地说:“你们不会抓人吗?”                

    “抓了,”吴炳湘回答,“已抓了两千多人,监狱已经容纳不下了。”

    “凡是上街闹事和进行煽动的,统统给我抓起来!”段祺瑞说。

    “是。我们已准备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关上六七千人不成问题。”

    到了六月四日,当天就逮捕了学生七千余人。

    徐总统的秘书进来报告:“总统,接到消息,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地的学生都起来闹事了。上海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上海自来水公司工人已罢工,上海全市已没有水用……”

    徐世昌一听这话,脸色大变。他在办公室内来回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对警察总监吴炳湘说:“撤退北大军警,释放抓来的学生。”

    “是。”吴炳湘走了。

    全国各城市罢工、罢市之举,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国家已进入混乱状态,而北洋军阀内部也互相倾轧,段祺瑞政府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六月十日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下,不得不去电巴黎,命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同时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复职。

    但学生们对军阀政府的让步并不满意,因此进一步要求段祺瑞辞职,要求向全国学生道歉。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各地学联代表三十多个单位,及来宾黄炎培等共有数百人参加,选出执行委员、评议委员会及月刊编辑委员会。这样,全国学联诞生了。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五月九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后,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一身。”

    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五月九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五四”运动胜利落幕,学界与舆论高度评价匡互生:“抱十分牺牲心无一毫利已之五四发难之硬汉”,“真爱国壮士”。

    匡互生当年毕业后,回湖南长沙任教,与毛泽东结为知交,联手“驱张”,加入“新民学会”,还一起创办“文化书社”。

 

    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表现非常激进。他的性情一贯地急燥,他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

    有一天,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在夏夜里,陈独秀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掉。他们印完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

    暑假期中,北京各学校和机关人员,下午多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吃茶、乘凉、会友。陈独秀和高一涵来到公园,在一张茶桌旁坐了一会,就坐坐走走。见有的茶桌上只有茶杯茶壶,而没有人在座,他们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回到原桌上来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引直陈独秀和大家高兴。

    第二天,六月十一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浪。

    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五位客人正在那里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北大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

    饭足,天色也已黑下来。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是个热闹的地方。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

    只见他们进了大门,几条黑影跟在了他们后面。

    因为昨天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到,因而今天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都暗布下了许多军警密探。陈独秀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到各处看了看,见到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

    “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

    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但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

    “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纸片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舞。

    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

    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出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窜出一个人来,对陈独秀说:“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猛地,那人大声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

    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当时就把陈独秀扭住。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古脑儿从天桥撒下,登登登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他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发传单呢。高一涵忙走过去告诉邓初:“陈独秀被捕了!”                             陈独秀在此被捕

    “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

    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喊,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离。

    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

    “谁呀?”屋里传出女人惊讶的声音。

    “开门!”门外传来粗鲁的命令声。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大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北京同住。

    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来往信件,都落到了警察们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他找来了北大德文班的学生罗章龙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通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六月十三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于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一石激起众怒,各界纷纷评击北洋政府。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1919624日《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被捕去了,我们对他应该要表达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

    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之毫末,并且留着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贤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贤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侥幸的是,陈独秀到大世界撒传单那天晚上,京师警察厅派来的暗探多,京师卫戍司令部派来的暗探少,在双方争夺时,陈独秀落在警察厅便衣暗探手中,立即用汽车把他解押到警察厅去。那时京师卫戍司令是段祺瑞的嫡系段芝贵,他们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指明:“要枪毙段芝贵。”如果陈独秀落到段芝贵手中,就有可能被杀害了。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平日还认为陈独秀是很有名的文人。后来,安徽的几个老乡马伯通、姚永林、姚家概等用书状要求保释。慑于重重舆论的压力,吴炳湘也就卖个人情,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1919916日,由安徽同乡作保,京师警察厅释放了他。

    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获释,热烈欢呼,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陈独秀经过这次被捕,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只谈思想,不谈政治的《新青年》主导者陈独秀,由此迅速变为职业革命家。

只是,当时倾力营救陈独秀的胡适,不认为变化只发生此刻,而是稍前。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多月,陈独秀失去北大文科学者之职。对北大这一决定,胡适极为愤怒:“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变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在胡适看来,这一变故才是陈独秀转变的关键。“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即决定撤消陈独秀学长的会议)。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李大钊还是大讲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适则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里躲了起来。胡适听到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他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什么“过激派”。他后来就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说:“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派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仍住在北京北池子寓所,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一天,天津的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叫周恩来。《觉悟社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几个月之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

    那是1920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发亮,约莫四十多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但陈独秀虽然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有行动就须得到政府批准。

    陈独秀出狱后,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几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作了报导并摘要刊登了他演讲的重点。报上的报导有: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选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派了警察在陈独秀家门口“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陈独秀是一月下旬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二月二日离沪到武汉,八日晚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

    在北大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警察已在陈家门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以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

    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家门口“恭候”。陈独秀只得跟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刚一走进去,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候他了。

    “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

    “你先歇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

    第二天,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帐房先生”已经坐在车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棉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了骡车。

    陈独秀坐在车子里头,李大钊坐在车沿上。一路上碰见车警检查时,都由李大钊对付。李大钊为了避开反动政府的追踪,先同陈独秀回到乐亭县他的老家。

    当他们的骡车前进到狭窄的黄土道上的时候,李大钊看看四旁是辽阔的田野,没有什么行人,就对陈独秀说:

    “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对!”陈独秀心情兴奋,“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说。

    “好,就这样办!”

    这就是“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他们一路谈得很高兴。路程虽长,他们却忘记了疲劳。到了乐亭县大黑坨村,在李大钊家休息了几天后,他们又赶往天津。

    进入天津,他们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了好主意。

    在码头上,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心中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他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李大钊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他会见一位苏联友人,相互交谈一些对革命的看法。李大钊希望能和列宁领导的苏联取得联系。但这次会见却被反动政府当局觉察了,第二天当地的一家报纸,就登出了耸人听闻的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李大钊马上通知陪同他去会见苏联友人的几个朋友预防不测。他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附:挽联两幅:

安徽学生在追悼六二惨案中遇害爱国学生时,有如下两幅挽联:

 

        安徽学联的挽词:

    倪道良烺可杀,马联甲可杀,昧良刘赵更可杀,大敌当前,唤醒国魂此雄鬼。

    省议员无耻,法官无耻,助恶土类更无耻,人心不死,誓拼热血溅群魔。

 

        安徽省教育会的挽词:

    无端麟凤供炰脯;如此江山待拔除。

 

 

                           参阅资料

 

    1.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2.俞  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3.沈尹默:《我和北大》

4.杨 晦:《五四杂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3.14笔记)

    5.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载《文史资料选辑》61

    6.黄真  姚维斗:《李大钊的故事》                    (1981.4.11笔记)

    7.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1出版                          (1997.02.26)

8.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1971.3.13 2001.8.10)

    9.周新民:《五四时期的安徽学生运动》

            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3.16笔记  2001.12.2)

    10.《“五四”发难之硬汉匡互生》陆茂清/文《文摘旬刊》2004.11.12

        原载《党史天地》2004.10                           (2004.12.05)

    11.《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俞劲》王立翔/文《作家文摘》2005.7.1

        原载《纵横》2005年第5期                         (2005.07.06)

12.《“二十一条”签订始末》雷文进/文《文摘旬刊》2011.6.24

    原载《文史天地》2011.6                            (2011.07.17)

13.1921年的中国 领袖们的青春年代》李鸿谷/文《作家文摘》2011.7.1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6期                (2011.07.26)

14.《张国焘曾是最令毛泽东头痛的“党内对手”》韩璐/文《党史天地》2013

    年第14期  据《文史参考》                         (201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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