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  电子信箱:
                              wxjeng@163.com
                    电话:0871-64590881
  《日出东方》(37)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496) 评论 (1)  | 发布时间:2018-06-10 17:08:20 最后更新时间:2018-06-10 17:08:20  
  本作品所属分类:东方红丛书 文章类型:普通 意见反馈| 推送到圈子 | 推荐给好友| 我要举报| 收入我的网摘  

                   【东方红丛书】

          1、《日出东方》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第十四章 毛泽东在广州当部长

                 李之龙与“中山舰事件”

 

             陈独秀不同意国共“党内合作”

 

    共产国际撮合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成立前,列宁已经将合作的目光聚集到孙中山身上。1921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并提议孙中山与俄国联盟。孙中山深表忧虑,认为在北伐胜利前与俄国结盟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影响北伐大业,不利于中国统一。马林随即劝说孙中山,即便不联俄,国民党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孙中山考虑一番后表示:愿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俄国去进行联系。

马林回到上海向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建议“在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这一建议遭到陈独秀的反对。

1922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执委达林来到中国。4月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林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争论了好几天,没有统一意见。

陈独秀为什么反对国共合作呢?首先是出于对革命前途的负责。早在1921年8月,陈独秀同包惠僧回上海时,他就曾表示:我们没有必要依靠第三国际,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开展了再找国际联系。回到上海见到马林后,陈独秀又向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

其次是出于对国民党的担忧。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与其合作将不利于自己工作的开展和进步。

 

国共“党内合作”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通过与国民党以党外合作方式进行联盟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选择的道路;“二大”以后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此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再次提出中共应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同年8月,马林返回上海,在他的建议和坚持下,中共中央委员会于8月底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

马林见陈独秀不好说服,便派人去请性情平和的李大钊来上海一趟。于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于1922年8月28日至30日在西子湖畔召开了。

第一天会议,陈独秀与马林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形成顶牛之势。

会上,马林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反马林的国共合作模式。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即孙中山要取消按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做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疏通工作说:“倘若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可以不受约束的! 而且都是进行革命的战斗。”李大钊的话使人心服口服。

西湖会议最终决定国民党取消按手模,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实现国共合作,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共变友为敌,陈独秀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国共合作刚刚确立不久,国民党右派分子,如邓泽如、林直敏等11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改组国民党,大肆污蔑共产党。国民党一大闭幕当天举行的宴会上,江苏代表茅祖权当众宣称:“如果共产党人接受我们的纲领,那么,他们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纲领,解散自己的政党,否则,就不要加入国民党。”

1924年6月,右派分子又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最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不宜党中有党。

7月13日,苦闷的陈独秀写信给俄共(布)代表魏金斯基指出:“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民党,我们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却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右派进行斗争”,“不要加深这些意见分歧,不要扩大这些意见分歧。”

1925年7月,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借中国国民党的驱壳,发展自己的组织”。9月,陈独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戴季陶的攻击和污蔑。10月,陈独秀在于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议,为抵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我们应及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会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椐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7月到1927年6月,陈独秀曾有十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中山舰事件”之后,陈独秀做了最后的努力,再次给共产国际写报告,主张国共合作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共产国际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坚决批评。陈独秀只得妥协。“党内合作”最终导致国共关系完全破裂,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惨重损失。

“党内合作”挽救了国民党,却导致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的悲剧。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身上。对陈独秀的不良斗争,直接影响了晚年陈独秀的政治道路。

 

 

               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的工作令陈独秀赞赏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10月10日,他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并担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轨道,贯彻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根据中央《通告》,湖南党支部把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3个方面:

一、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委的任务。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于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区的党员发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长沙区委的机构,为中共二大的及时召开和建立中央委员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大力发展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运设法中的模范。

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运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在这个基础上,湖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认真发展青年团,成为全国青运的一面旗帜。

1922年7月全国团员达2000人,而衡阳一个小县这时已有50人;长沙一区就要团章“千份”,可见其工作之优秀。

 

陈独秀有意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在湘区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特别注意。陈独秀在一次代表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3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陈独秀早就有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于国共合作方针确立后,一是全国工作的开展,党中央的任务日益繁重起来;二是由于党内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干部的反对而退党,中央工作干部缺少的问题越来越尖锐。

陈独秀在调国外学习的同志回国的同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正好这时李维汉从法国回国,1923年1月,中央决定派李维汉去湖南担任区委书记,接替毛泽东的工作。

 

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决策层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却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党中央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另眼相待。

1923年4月,毛泽东接到陈独秀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要求他立即交接好湖南的工作,到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传达了中央关于由李维汉同志接替湖南领导工作的决定。

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毛泽东来不及准备,匆匆地向李维汉办好了工作移交后,就离开长沙到上海赴任了。他到上海后,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

到了中央机关后,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毛泽东和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一道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

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发表文章,提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由于这些观点较好地阐发了当时陈独秀的想法和看法,所以深得陈独秀的信赖。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大会发言中,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系统阐述了建立联合阵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起强大的联合阵线,以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在大会讨论时,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从而使他的知名度在党内进一步提高。

大会最后选出了九名中央委员、五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决策层

此后,毛泽东常和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家,谭的主要势力在湖南,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建设部长,见到这位同乡也很热情。

 

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1923年9月28日,回到长沙的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赵恒惕)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城),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谭延闿)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指国民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即夏曦)同志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曦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泽东  九月廿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在毛泽东1923年9月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区已经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与此同时,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湖南国民党部筹建工作没有完全展开。

9月22日后,赵潭谈判期间,湖南的局势稍有稳定。趁此机会,毛泽东与夏曦商定了筹建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3个月后,中共中央急召毛泽东到上海,是为准备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两党的代表人物参加会议,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期间又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

1月28日,会上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针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不能党中有党,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时,李大钊一方面有力地驳斥这种谬论,另一方面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得到廖仲恺等人的支持。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

29日,大会在是否通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议案时,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提出比例选举制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的。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从而否决了比例选举制的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国民党一大会址           孙中山手写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

 

国民党中央欠毛泽东720块大洋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毛泽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负责办理学员入党等文书工作,月薪120块大洋。

当时光是上海执行部就有毛泽东、邵力子等15名中共人士。期间国民党积欠薪水并研议全面减薪曾引发罢工抗议,国民党上海党部隔年元旦虽核发薪水,但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不久又转往国民党广州党部任职。待到国民党清党,毛泽东于1927年与国民党决裂。国民党欠他的720块大洋大概就再没有给他了。

当时大学教授月薪80大洋,上海书店店员月薪约6大洋,白米一担4块大洋,可见720块大洋十分可观。

毛泽东在上海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为黄埔军校招生。当时中国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和军事学校,黄埔军校不能公开招生,只好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其中最积极者有毛泽东、于右任、戴季陶、居正等。

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中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中起了突出作用,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青年报考。

1924年5月5日至7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400多人正式入校上课。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国民党内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当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10月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国民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宣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上任后,毛泽东便着手整顿、健全宣传工作体制,改变原先散乱状态;通过报刊和信件向各省宣传部布置宣传任务,并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汇报宣传工作。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

当时毛泽东又正忙于筹备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难以常去宣传部办公,所以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陈延年决定调茅盾协助毛泽东一起搞宣传工作。

1926年3月,毛泽东又接到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任命,任命他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于1924年7月,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讲所先后共举办6届,平均每届长约3-6个月。前5届共有毕业生454人,其中第一至第四届学生全部来自广东,第五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即毕业于第五期外省班。

 

    毛泽东初识茅盾

    茅盾和毛泽东初识是在1923年夏天,那时茅盾是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江浙)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8月5日,他去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委第六次会议。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人热情地用湖南话跟他打招呼:“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茅盾紧握对方的手,笑着说:“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毛泽东爽朗地说:“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茅盾知道,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委员,他今天是代表中央出席会议作指导。这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之一是“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如果他带的一个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金佛庄当时在杭州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是共产党员。茅盾对这项决议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作出的决议。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就注意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问题了。

    在此之前,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三人因不满陈独秀的领导和对一些党员的品质有意见,曾提出要退党。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执委说:“我建议,对他们三人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散会时,毛泽东对茅盾说:“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三人做工作,有困难吗?”茅盾说:“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第二天,茅盾去找了陈望道、邵力子作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党。邵力子同意了,陈望道不同意,说:“雁冰,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并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邵力子和陈望道都对茅盾说,不必去劝说沈玄庐了,他一定不愿意留在党内的。不过,茅盾还是去找了沈玄庐,沈玄庐发了一顿牢骚,但表示愿意考虑党组织的挽留。然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还是退出了党。事后,茅盾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毛泽东鼓励他说:“能完成三分之一,就很好嘛。”

  茅盾一路想着在上海时与毛泽东相识的情况,跟着陈延年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这是一所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自编的《政治周报》通讯处也设在这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两个孩子住楼上,楼下则住着一位黑脸麻子。茅盾一进屋,毛泽东便伸出一双大手说:“老朋友,欢迎你!”又指着站在身旁的那位黑脸、麻子的中年男子向茅盾介绍说:“这就是萧楚女同志。”茅盾早就知道萧楚女是“楚男”,出呼意料之外的是,楚女是麻面黑脸。

  萧楚女与毛泽东同岁,人很热情,又很恢谐,与茅盾一见如故,他指着空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床对茅盾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毛润之同志和杨开慧同志住在楼上。”

  茅盾一向口讷,不善言辞,一边打量房间,一边点点头。

  “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此稍远。”毛泽东对他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那时,我将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

  “怎么,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茅盾感到奇怪,不禁问道。

  “是啊。”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       

  茅盾一听,“部长之下就是秘书”,觉得担子重了。便说:“我真恐怕不能胜任。”

  “不要紧。”毛泽东劝慰道,“萧楚女可以暂时帮你处理部务。”接着又说,“《政治周报》过去是我自己编,杨开慧助理。现在可要你来编了,杨开慧帮我做别的事。”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所在大楼的左侧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木棚,这就是政治讲习班的教室。政治讲习班的主任是李富春,毛泽东、林伯渠等任理事。毛泽东给这个讲习班讲农民运动,何香凝讲妇女运动,萧楚女、恽代英讲工人运动,茅盾留广州工作后,萧楚女便拉他去讲革命文学。

    到宣传部办公不久,茅盾就参加了一次部务会议。那天汪精卫到会讲了几句话,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共同努力,依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对宣传部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指示茅盾和萧楚女起草一个宣传大纲,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下发,向全国宣传这次会议的精神。茅盾和萧楚女都是写文章的能手,两人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起草好一份宣传大纲。毛泽东仔细审阅了一遍加上“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对茅盾说:“你还是送给汪精卫,请他再看一下。”这个宣传大纲经过国民党二届中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后下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要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央常委提出“因病请假两周”。

还在1924年5月,毛泽东在给国民党中央招待委员会上海招待部的一封短信中说:“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大概也是为了要去视察农民运动,提出辞职要求。

1926年2月8日,茅盾刚被国民党中常会任命为秘书,2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请假,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是秘密去湖南做农民运动考察。

2月16日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周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茅盾同志代理。

汪精卫当年43岁,正当年;茅盾30岁,也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汪精卫十分看重茅盾,认为茅盾这样有文化的青年才俊,是革命队伍中十分难得的人才,所以有意将茅盾介绍给其他革命青年领袖,希望茅盾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有所作为担当更大的责任。

不久,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但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仍保留了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3人的常委职位。此后,毛泽东将工作重心集中到了农讲所上。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1926年9月11日。为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赶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于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后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次年3月,他在武汉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

 

茅盾与汪精卫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广州一片混乱,茅盾奉命回上海,卸去宣传部的秘书职务和《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临走前,茅盾专程到汪精卫家里辞行。

汪精卫看到茅盾很高兴。当茅盾说要回上海时,汪精卫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两人在广州分别后,1927年在武汉又见面了。茅盾于年初到武汉后,先到武汉军校任政治教官,后来主编《汉口国民日报》,于是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汪精卫。茅盾晚年回忆说:汪精卫到上海后,与蒋介石谈判,但没有结果,蒋介石这时已经准备好“清共”方案,只等公开杀人了,自然不肯让步。汪精卫看见自己的力量在武汉,就与陈独秀会晤,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重申国共两党密切合作,便匆匆跑到武汉来了。

茅盾从汪精卫的言行中渐渐感觉到,汪精卫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有了变化,与毛泽东他们的想法不一致了。汪精卫一变初到武汉时唱的反蒋革命高调,谈论起“工农运动过火”来了。

1927年7月,茅盾奉命离开《汉口国民日报》,专门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向汪精卫辞掉《汉口国民日报》总编辑工作。汪精卫来信挽留,茅盾没有理睬,他便与《汉口国民日报》经理毛泽民一起,隐居在法租界一个大商家的栈房里。

随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国民党“二大”积极营救被捕的刘少奇

 

现存于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编号为汉15768的文件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1926年1月,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增加议题,通过了一份发给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电文,电文部分内容为:“长沙赵炎午(即赵恒惕)先生大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农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以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决议,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并盼复电。”

电文原件的末尾还有一段用毛笔勾去的文字:“先生其公然为帝国主义走(狗)……先生其公然摧残民众领袖以为帝国主义利用乎?……何去何从,幸善图之。”

显然,电文起草人不愿过多地刺激赵恒惕。而从电文的笔迹和老辣的文风上判断,这份电文应该是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留学归国,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来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了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那时,湖南已经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立三等一批共产党人。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人生中的第一次交集。

到了湖南后,刘少奇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他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各种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即,他在上海组织了五卅工人运动。帝国主义势力对工人展开了血腥镇压,刘少奇临危不惧,领导工人坚持抵抗。可是不久,由于操劳过度,他患上了肺结核,被迫回长沙治病。住在位于潮宗街56号原由毛泽东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文化书社里。

1925年12月16日下午,赵恒惕派出的爪牙来到文化书社,抓捕了刘少奇。

刘少奇被捕第二天,长沙《大公报》便顶住压力,报道了这则消息。消息传出后,各界纷纷要求赵恒惕立即释放刘少奇。国民党要员汪精卫、谭延闿等,分别致电赵恒惕,对此事表示关注。正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也临时决定致电赵恒惕,于是,身为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呼吁各界努力营救刘少奇。

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六哥刘云庭拜访了时任湖南省禁烟局长的洪赓扬和湖南省政府会计杨剑雄,请他们出面营救刘少奇。洪赓扬、杨剑雄与刘少奇是宁乡老乡,自幼相识,相互之间非常要好。杨剑雄是赵恒惕的外甥,当即表示愿意帮忙。洪赓扬还给两位宁乡老乡一一赵恒惕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叶开鑫和贺耀祖,又是送礼,又是请客,请他们出面说情。最终,叶、贺二人及杨剑雄都在保释书上签了字,送呈赵恒惕。

此时的赵恒惕正骑虎难下,他没想到,逮捕刘少奇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而这份保证书,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于是被关了42天的刘少奇被放出来了。

出狱后的刘少奇立即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林伟民病重,不能坚持工作,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便决定让刘少奇到广州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工作,同时直接领导湘、鄂、赣、皖、豫、川等省的工人运动……

 

 

                      恽代英和他的婚姻

 

    1925,上海市共产党党员大会选出恽代英、茅盾等五人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也出席了这次大会。

    1926年1月19日,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了。茅盾在旅馆里整理行装,正准备回沪,陈延年忽然来找他。一见到茅盾,陈延年就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恽代英是中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他的革命活动和英勇事迹早已载入史册,然而有关他个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情况却鲜为人知。在此要特别介绍一下。

    1918年2月25日,恽代英的爱妻沈葆秀因难产而死,这使恽代英悲痛万分,几乎难以自持。他在亡妻灵前保证:从此将守身如玉,心如枯井不波,过独身生活。恽代英信守着自己的誓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铭刻着对亡妻的忠贞不渝的爱情。

    正当此时,一个人闯入了他心灵的天地,使他“如枯井不波”的心荡开了爱的涟漪。这个人不是别人,她是沈葆秀的妹妹沈葆英。当沈葆秀病逝之时,葆英还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

    1927年1月3日,革命青年军官恽代英化装绕道上海回到武昌,数日后应邀到省立一小讲演时,沈葆英站在教师的行列中欢迎代英。讲演完毕,他和葆英边走边谈,诉说着十年的历程。十年后的今天,葆英长大了,也是个无产阶级战士了。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代英希望葆英能同他并肩战斗。

    沈葆英多年来就把恽代英当做生活中的亲人,尊敬的教师,革命的引路人,能和代英的生活溶为一体,是她最美好的愿望。

    1927年1月16日,32岁的恽代英和22岁的沈葆英,在武昌得胜桥恽宅举行了结婚典礼,恽代英结束了为期十年的独身生涯,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陈明仁带头攻克惠州城

 

1925年秋天,蒋介石下令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他令第四团从虎门驻地连夜出发,开往东莞去。

    有一次,陈明仁被同学灌醉,被拉进了妓院,从此得上了性病。由于他不肯请假去治疗,因此,陈明仁的性病这时还没有痊愈。

    这天,营长和副营长张际春把陈明仁叫到营部,和他谈心:“陈排长,你有病,这次战斗就留在后方,不去了吧?”

    “不,我坚决要去!”

    “这?”正、副营长面面相觑起来。

    “报告营长,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年轻,我不怕死!我绝不临阵退缩!”

    张际春委婉地宽慰他说:“没有人说你怕死,也不会有人说你临陈退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样的。有病嘛!是霸不得蛮的!”

    “我……”陈明仁被感动得眼圈发红,情绪激昂起来,说:“出征以来,我深受营长、团长、校长无微不至的关怀,实在是对我太好了!尤其是刘团长,处处体贴我,谅解我,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知己!紧急关头,我非要为他出力不可!非要拚命不可,要报效他,报效你们,报效校长!”

    “这……”二位营长被陈明仁的激情所感动,只好同意他随军出发了。

    这天晚上,陈明仁在开始出发时,还能强撑着奋力往前走;下半夜时,越来越不行了,只好由两名士兵扶着,拚力往前赶。到达目的地后,再也动弹不得,终于坐在地下,寸步难移了。

    “陈排长,还是用担架送你回去吧?”张际春走过来,关切地说。

    “不,我就趴在这儿打!”陈明仁边说边挣扎着翻过身来,趴在临时构筑的掩体里,托起枪,上好镗,向正前方瞄准。

    一会儿,拂晓攻击开始了。

    陈明仁所在的连,本是担任攻击任务的,由于他这位排长有病,营部决定把他临时编入第三连,由李良指挥,担任预备队。

    这时,张际春从望远镜中发现东莞城东门的一个山头下,有很多敌人在往上爬,企图抢占山头制高点,他立即向营长报告。

    营长立即命令李良就近抢占此山,把敌人打回去。

    “陈排长,立即出发,抢占对面山头!”

    “是!”

    李良见敌我双方距离山头相差无几,若冲慢一步,即有被歼灭在山腰的危险,他怯阵了;明知陈明仁有病,无法挪动,却偏要他首当其冲,率先上山。陈明仁二话没说,立即行动。他咬紧牙关,忘了痛苦,一个人身先士卒地爬着往上冲了。

    这一惊人的举动,顿时感动了全排,也感动了全连;大家一鼓作气,奋力争先。顿时,比敌人抢先一步占领了山头制高点;将已至半山腰的敌人火力压住,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

    出人意外的是:这次行动中陈明仁比任何人爬得快,冲得猛,上得早,完全不像个病人的样子。不过一上山顶,歼灭敌人的爬山队伍之后,他又一次躺倒了。额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洒洒直下,浑身都湿透了。

    “快!抬陈排长下去!”同时冲上山头的张副营长命令着。

    “不!这一仗我非打完不可!”陈明仁边说边挺立起来,嘴巴扁得紧紧的。几个士兵上前拉他走根本拉不动;想按他坐担架,也按他不下。

    李良被陈明仁这一举动惊住了,无不羞愧地低下头来,他转过脸去,不敢正视陈明仁那双坚毅不拔的眼睛。

    这时,刘团长传来命令:预备队乘势攻击,直下东门。

    于是,陈明仁又一马当先,率领全排弟兄朝山下冲去。

    这一仗,他们全排在东门之内,缴获了敌人整整一个营的枪械,数目之多,为全团之冠。刘尧震团长认为陈明仁带病请缨,战功卓著,一面向黄埔总部报功;一面升陈明仁为第三连上尉连长,取代了李良的位置。

    李良被搁置起来了,调出了这个连。这时,他真正地悔悟过来,认输了,服气了,从心里佩服起陈明仁来。

    一天,他邀陈明仁饮酒对谈。他对陈明仁说:“我们认个兄弟吧!只图一点:今后双双殉国也就算了,倘若一个幸存于世,就要负责照顾亡友的妻子儿女,不让他们流离失所,孤寡无依……”

    “好!”陈明仁答应得很干脆。这时陈明仁已经有两个儿子,李良也已有一个儿子,他们都在湖南醴陵老家。

    1925年9月拿下东莞之后,刘尧震信心倍增了。他直接向蒋介石请战,要求乘胜进军,攻克惠州。

    1924年年初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曾经久攻惠州不下,一直视为畏途;这次进军,就只想对惠州采取监视之势,无意再攻。现在,既然刘团长自告奋勇,愿率第四团攻下此城,觉得其志可嘉,气可鼓而不可泄,便批准了他们的请战书。

    于是,全团又从东莞向惠州进发……

    他们团到达惠州城下之后,蒋介石、周恩来等黄埔军校的高级将领也率领全师陆续开来了,由他们直接指挥这一次攻坚战役。

    战斗前,刘尧震带头写下了遗嘱,陈明仁也学着他一样,写了一份遗嘱。刘尧震拿过来一看,深为感动,情不自禁地说:“嗨!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晓得陈连长比我还不怕死些!”

    这时,新委任的副连长李良也写好了遗嘱,双手呈递上来,说:“团长,我希望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怕死的人!”

    “好!”刘团长满意地拍了拍李良的肩膀,放声笑了起来。

    10月12日,战斗一打响,营长带领敢死队冲上去了,张际春也率领第一营的一、二连跟着前进。一会儿,死伤就很大,营长和一、二连连长都负了伤。双方接触后,整整激战了一个上午,毫无进展。

    惠州是一座四面皆水的山城,必须跨过一座桥才能到达城边。城垣高矗,地势极为险要。

    下午,刘团长亲自上阵担任敢死队的队长,命令陈明仁的第二连增援攻城部队。他问:“陈连长,竹梯子都准备好了吗?”陈明仁立即回答:“报告团长,一切准备就绪。”刘团长说:“跟我来!”陈明仁连忙趋前一步说:“团长,让我先上!”刘团长说:“我是敢死队队长嘛,我不敢死谁敢死?让李副连长带好队伍,我和你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

    于是,刘尧震和陈明仁冒着炽热的炮火,抢先冲过了桥,冲到了离城很近的地方。但是,运梯队却被阻在桥那边,无法过来。于是,他们二人又冲过去,把梯子一张一张接应过来。

    敌人密集的炮火,向运梯队猛烈射击,士兵们一个个倒下桥去,落入河中。

    李良在运梯过程中,被敌人击中胸部,倒在陈明仁怀内……

    “李良”陈明仁一边还击一边高喊着。

    “陈连长,我不行了,家中只有一个年幼孤儿,望帮忙照顾。”李良说完,就闭上了双眼。

    “弟兄们,冲呀”陈明仁悲愤交集,率领梯队冲过了河桥。

    “陈连长,过来几张竹梯了?”刘团长问。

    “八张了!”陈明仁答。

    “行了!赶快爬城进攻!”

    “是!”

    这时,刘尧震、陈明仁正准备爬城,谁知一颗敌弹飞来,击中了刘尧震的头部。他一声未吭,立即身亡了!

    “团长,团长”陈明仁眼看着平日最敬爱的长官,突然死在自己的身边,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真是义愤填膺,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不顾一切地率领士兵连续爬城,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但是,梯子太少了,终于被敌人炮火一张又一张地摧毁殆尽,被迫撤过桥来。

    天色已晚,士兵们就地加固掩体隐蔽下来。敌人不时发出照明弹,在密切火力监视之下,根本不能挪动。大家从中午打到黄昏,都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伙夫送上饭来了。

    “快起来,吃饱了还要打仗的!”陈明仁说。

    这时,接替刘团长担任指挥的黄副团长,接到师长何应钦转来蒋介石的命令:限当晚拿下惠州城,否则军法从事。

    黄副团长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急得毫无办法,连夜把陈明仁找去商量。

    “陈连长,现在只有你能接受这个命令了!”

    “不行!当晚不能攻击!”

    “为什么?”

    “黑夜之间兵力分散无人掌握,长官多半负伤阵亡,士兵疲劳,梯子也背不上去;即使攻入城内,晚上也无法清扫敌人。因此,也无法坚守下来。”

    “那怎么办?”

    “你得赶快向上呈复啊!”

    “这……”黄副团长怕呈复上去会受到军法处置,迟凝半响才说,“还是得你写个报告呈复吧!”

    陈明仁只好把当晚不能攻击的理由,简明扼要写了送上去,蒋介石看后,认为有理,当即命令:由陈明仁指挥一、二营,拂晓攻城。

    陈明仁接到命令后,吃了一惊。我一个连长,怎么指挥两个营呢?但是,转念一想也觉得不足为怪,因为,负责攻击北门的一、二两营,目前已所剩无几了,能作战的连营干部大多负伤,也只有自己挺身而出了。

    于是,他着手收集队伍,打算趁黑灯瞎火之际,一夜之间,将剩下的八张竹梯搬进城边去。

    拂晓,攻击时间一分一秒地接近了。按规定由师部下达攻击命令,连打十发炮弹,打到第三发时,即开始冲锋。

    可是,时间已过,却一直没有听到炮声。

    这是什么原因呢?陈明仁正在纳闷时。接到了何应钦转来的蒋介石的命令:攻击需要重新布置,为了充实攻城部队的力量,已决定把监视西门的第三营调来,同时,发表第三营惠营长升任代理团长,协同攻城。

    “好!这就好了!”陈明仁接到命令后,马上松了一口气。

    但是,惠代团长来到前沿阵地之后,仍然命令:“按原定部署,由陈连长负责指挥一切。”

    “是!”陈明仁只好服从命令。

    下午一点,炮声响了,又一场猛攻开始了。

    陈明仁率领着七支梯队冲锋前进,但敌人炮火比昨日更凶,凡是冲上去的都蹲了下来,而且再也无法抬头,再也无法继续前进。

    怎么办?这样把队伍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拖延即意味死亡。

    于是,陈明仁不顾危险,亲手拿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带着黄大汉,吹着冲锋号,猛向前冲……

    然而,部队还是无法前进,死伤越来越多,号兵也当即牺牲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明仁仍然拿着旗子向城下直冲,一连经过几段跃进,才到达了昨天晚上放好的那张梯子的位置上。这里处于死角,比较安全,敌人打不着他,但他一个人也无法爬梯攻城。

    陈明仁在梯子边足足站了半个小时,也没有看到一个士兵冲过来。又过了一会,终于过来了两个士兵“王结巴”和“丁哑巴”,陈明仁喜出望外,马上把他们召到一起,商量攻城。

    “攻城?就就就……我们三个?”王结巴问。

    “嗯。”陈明仁肯定地点点头。

    “那那那……那不是送死?”王结巴又说。

    “不!只要我们上去了,站稳了,大部队就会来接应;只要我们压住敌人的火力,弟兄们就都冲过来了!来!我先上去,你们跟着来吧!”陈明仁边说边爬上了梯子。他一只手拿着旗子,一只手提着驳壳枪,腰间悬着两颗手榴弹,飞也似地冲了上去。

    这时,蒋介石、周恩来同何应钦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都在远处督阵,他们正在为梯队受阻而发急。忽然,发现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向城上移动。

    “谁?那是谁在爬城?”蒋介石又惊又喜地问。

    “不知道,我问问看。”何应钦忙向前沿摇电话。

    “我看,好像陈连长。”周恩来拿起望远镜观察了一阵后,颇有把握地说。

    “嗯,不错,不错。”蒋介石边用望远镜观察,边点头说。

    何应钦放下话筒,说:“对了!是陈明仁。”

    “好!”蒋介石怀着极大的兴趣和赞赏的心情,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陈明仁带领两士兵,攀梯而上,首先用手枪向敌人射击;到达墙顶后,接连抛出两颗手榴弹,敌人猝不及防,立即四散。陈明仁一边把旗子插上城头,一边夺过敌人的手榴弹连连拉响,守城敌人吓得连忙溃退下去了。

    这时,城下的攻城队伍,立即蜂拥而来,蜂拥而上,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北门城垣……

    惠州城终于攻克了!

    第二天,蒋介石在惠州城集合全体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发号令:“鸣号三番,全体举枪,向陈明仁致敬!”

    这时,周恩来、鲍罗廷也举起了枪……

    陈明仁扁着嘴巴庄严地立正还礼。这天,他被提升为第三营少校营长。

    惠州战役之后,陈明仁一举成名,又是庆功,又是提升,热闹得不亦乐乎。

    醴陵同乡邓文仪翘起大姆指,夸奖他说:“子良兄,你真成了我们新军的宠儿,黄埔的骄傲!”

    “哪里哪里,我侥幸没死就是万幸了,不敢想其他。”

    “嗨!你还不知道哩!现在广东革命政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夸你,不赞你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说:凡我黄埔学生,要是个个都像陈明仁这样英勇善战,何愁叛逆不除?军阀不灭?又何愁国家不统一?民众不复兴?”

    “真的?得到廖主席的褒扬,我真感到荣幸!”陈明仁想到上次为讲武堂与黄埔学校合并事去找廖仲恺的情景,想起廖仲恺当面称许自己有脑筋,并且让自己坐上他的专用轿车回校的情景,就觉得分外亲切和无限温暖。

    战场上的得意,加上陈明仁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年轻英俊,一表人才,有好事者想方设法给他牵线作媒,以巴结或是笼络这位前途无量的天之骄子。连宋美龄也在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后,欲把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儿介绍给他为妻。

    所以邓文仪接着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校长现在到处宣扬,说你是他一眼看中,一手栽培的苗子,好学生。是他这个独具慧眼的伯乐,才识辨出你这匹千里马!”邓文仪接着说。

    “千里马不敢当,不过,我的确感谢他的关心和栽培!”陈明仁心里也非常高兴。

    “他还准备派人为你保媒哩!”

    “什么?有这种事?”

    “对,听说女方就是廖仲恺党代表的千金小姐,是亲生小姐还是侄小姐我就没有打听清楚。”

    “这怎么行呢?我有老婆啦!”陈明仁可有些着急了。

    “有老婆怕什么?可以谈判脱离嘛!”

    “别胡来!我相信廖党代表绝不会强人所难!”

    “当然,你不能让他知道家里有糟糠;否则,你肯了,他还不一定肯哩!”

    “这……”陈明仁感到事情突兀不知所措起来。

    正说话间,宋美龄派来的人叫陈明仁去见“师母”。

    宋美龄在家里召见了陈明仁。她夸奖了一番陈明仁在东征中的功绩后委婉地说道:“你20多岁了,还没成家吧?”宋美龄用柔和的口吻关切地问。

    “成家了,已经9年多了,我13岁成家的。”陈明仁诚惶诚恐地回答。

    “真的?怎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宋美龄一听,满腔热情全凉了,一会儿就将他打发走了。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位姓缪的先生来登门造访了。这位气宇非凡的“特使”,坐着蒋介石专用的高级轿车,来到了陈明仁营部。下车之后不许卫兵通报,径直入内,他想给陈明仁来一个“突然袭击”,让他始而惊,继而喜,喜从天降,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这个大媒人。

    “陈营长,还好吗?”

    “报告长官,一切正常。”

    “你获得这个大荣誉,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陈明仁略一思索,立即按实报告说,“我在想,胜利来之不易,是许多弟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成果。荣誉应该归于那些壮烈牺牲了的同志和弟兄,比如刘团长、李副连长等等。最近几天,我正忙着为他们报功造册,申请抚恤。李副连长家里只有一个年幼的孤儿,我想把他视同已出抚养成人……”

    “呵,好,你家中有些什么人?”

    “奶奶、父亲、继母、弟妹,还有妻儿。”

    “啊?你成家了?你这么年轻,不会吧?”

    “不瞒长官,还有两个犬子哩!”

    “这……肯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以不予承认的!”

    “我承认。”

    “老弟呀!你该为自己的前程着想呀!……”缪“特使”声音越说越小,“这是蒋校长的意思,是难得的机遇,受之虽有愧,却之亦不恭啊,还是认真想想,权衡得失,三天之后我再来等你的回话。”说完扬长而去。

    “这……”陈明仁送走客人之后,陷入茫然苦闷之中,勤务兵送来晚饭,他也无心去吃,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出神。

    陈明仁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东乡的洪源村。13岁那年,其父陈保廉根据祖母的意愿,以给祖母冲喜为由,给陈明仁完了婚。媳妇是个农家女子,名叫谢芳如,比陈明仁大一岁,长得美丽端庄,性格温柔贤惠,且聪明能干,勤劳朴实。婚后两口子感情深厚融洽,互相尊重体贴。

    然而,尽管小家庭温暖美好,但陈明仁毫不迷恋。1924年春,他得知程潜在湖南招收陆军讲武堂新生的消息,决心投笔从戎。当投笔从戎的要求被祖母断然拒绝后,陈明仁想到了一贯理解、支持自己的爱妻。此刻,他正以深沉的目光注视着谢芳如,似乎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奶奶,既然明仁决心已定,就让他去吧!”谢芳如也帮丈夫恳求着。

    “不行!你这个贱人,我为了你做恶人,你倒做好人!给我滚开!”祖母继续坚持着。至此,陈明仁破釜沉舟,决心出走。

    那年是1924年,陈明仁21岁,谢芳如22岁。

    离家出走后,陈明仁在同乡人李明灏(程潜的部下)的力荐下,考入了陆军讲武学堂,随后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此时,陈明仁的眼前似乎浮现出妻子谢芳如的身影:正在家中煮饭、浆衣、喂猪、浇菜;背上背着杨铨,脚边还站着杨钊。忽而,又仿佛看到她在深夜中、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地补衣袜,纳鞋帮,上袜底,织夏布;还在柴门边,在窗台上,倚门悬望,翘首盼郎归,轻轻叹息,悄悄垂泪……

    昨天,他寄去了全部奖赏,寄去了功勋证书;也寄去了一颗诚心,一封长信。

    今天,他又怎能忘情负义?怎么能背弃糟糠?怎能喜新厌旧呢?

    “不行!我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不能亡本!”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即使丢官、撤职、退伍、回籍,也决不昧此良心。

    他想,前不久跟着李良,酒醉后到了妓院,得了个奇怪的病,精神上,心灵上也蒙受极大的打击。尤其感到内疚的是,对不起妻儿,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今日的荣誉。从今以后,再不可做出使糟糠之妻伤心痛心的事……

    第三天,缪先生没有来,自己入伍后的第一位老师李明灏却从韶关前沿来了。这位先生一进门,就偏着脑壳仔细端详着阔别多日的门生。说:“陈家祖坟埋在什么好地方?怎么出了你这样一位有功、有德、有才的年轻将星呢?”

    陈明仁被老师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说:“我现在还不晓得这是福?是祸哩!”

    “是福星高照!今天我一回广州就听左权告诉我:廖党代表把缪某人狠狠地克了一顿,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媒?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尤其是得知人家已有家室,还要去强人所难,更是于法不合,于理难容。该打屁股!”

    “廖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后,连声夸奖:‘陈明仁得志不弃糟糠,难能可贵啊!’”

    “啊?真的?!”陈明仁高兴了。

    事实证明,这场婚姻未成,不但没有给陈明仁带来什么厄运,反而使他赢得更多的赞扬,更高的评价。廖仲恺、蒋介石,尤其是周恩来都对他这种优良的品德一再地称道,一时传为美谈。

    拒婚之后不久,陈明仁便将妻子谢芳如和次子扬铨接到军中,朝夕相处,相敬如宾。此后,尽管陈明仁青云直上,不到10年就由少尉排长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七十一军军长,但他对妻子一直是一往情深,备加恩爱。谢芳如在当了军长太太之后,仍然照样一针一线地帮助丈夫缝袜底、洗衣服……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评论列表
(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这里面有许多历史资料。

发布者 :张明华 (2018-06-10 21:31:02)  回复
1 篇, 1 « 1 »
  
昵称: (必填)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内容: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湘ICP证010023 版权所有: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精英博客联系电话 0731-8432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