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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瑞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夏远生 |  浏览(354)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7-07 08:46:02 最后更新时间:2018-07-07 08: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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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里,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各根据地也利用军阀之间的混战,取得了多次反“围剿”的胜利。最让蒋介石感到震惊的是红军在1930年夏天竟然一举攻占了长沙这样的省会中心城市,使国民党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装备落后、占据着边界农村的红军部队。193010月,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而“围剿”的重点指向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010月至19319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和红一方面军,采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以弱势的兵力连续粉碎了强势的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不仅歼灭了进攻的国民党军75千多人,缴获各种武器近6万件,而且使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了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但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的到来,却对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予以一连串的责难和排斥。

19311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异于是个灾难。因为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奉行共产国际“左”倾教条主义的王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掌握了领导大权。王明等人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革命势力正在急速向前发展,反革命的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当首先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然后继续不停地进攻。

王明等人在军事上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奉为经典模式加以机械地照抄照搬。因此,轻视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作用,认为只要占领城市就可以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

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王明等人认为红军的力量已经强大了,不需要再实行战略防御,而应该主动进攻了。他们把红军原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说成是“游击主义”而予以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所谓的“新原则”和“正规战术”。

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上海临时党中央在苏区设立的代表机关,1931115在宁都小布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当时周恩来并未到达苏区,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初,机构并不完善,人员不能到位,一直随红军总部流动。几经辗转,19319月底迁到瑞金,谢氏私宅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固定的办公地点。

上海临时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团带来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提出把赣州作为红军首先要攻打的城市。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冒险路线。他认为红军虽然在反“围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与蒋介石上百万的军队相比,3万多人的主力红军部队还十分弱小。而且国民党占领着中国的各大城市和富裕的乡村,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红军只能在偏僻、落后的乡村生存。应该正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悬殊差距。他诚恳地向中央代表团指出,红军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连续作战,急需要休整和补充。当务之急是扫除苏区内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的土围子。而赣州城是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重镇,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既没有重炮,也没有攻城经验,盲目攻打,不会成功。为了增加说服力,毛泽东还用红军二打长沙没有成功的教训来说明不能打的理由。

缺乏实际经验的中央代表团怎么可能听得进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毛泽东是右倾保守,有碍于中央的进攻路线,有碍于红军去取得胜利。甚至有人还说:“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以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

毛泽东的主张与中央的进攻路线相左,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因此就难免被“集中火力”“斗争”。19311115日,中央代表团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被指责不重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总是从自已的经验出发,在三个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一是狭隘的经验论,二是军事上的“游击主义”,三是富农路线。

为了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核心领导圈之外,剥夺他在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无形中被撤销了,实际上丧失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19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基础上,朱德、毛泽东开始具体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决定定都瑞金。1931117,在叶坪的谢氏宗祠内隆重召开了“一苏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个方面的代表共610人。在此后十几天的时间里,代表以卓有成效的工作,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讨论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宪法大纲》、红军问题决议、经济政策等。当大会闭幕时,中国历史上很多个第一就在瑞金这片因中国共产党而神奇土地上诞生。大会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也改名为“瑞京”,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新型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大会还通过了各种法令、条例以及各方面问题的决案,发表了《对外宣言》,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刘少奇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鉴于毛泽东在红军的崇高威望和在国内外的声誉,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下,他被选举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表面上看来,毛泽东似乎在职务上得到了提高,实际上却是把毛泽东这样一位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战争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必不可少的红军统帅,从前线部队和军事指挥的领导岗位上换下来,调到后方来做政府工作。

不过,赣州之战却并没有如中央代表团想象的那样迅速取得胜利,相反还伤亡4000多人,打成了僵局。危急之中,中革军委派人请毛泽东奔赴前线,参与作战指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193288,毛泽东再次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重新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提出建议: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在这一作战方针的指导下,1932420,毛泽东“随军行动”的东路红军主力攻克了漳州城,歼敌一个师的大部,其中俘敌1600余人,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包括2架来不及逃走的飞机。

然而,就在毛泽东在前线取得胜利之时,党内却发起了对他批判的高潮。425,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5月下旬,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点名批判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属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责说,“泽东及其他纯属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巩固苏区”,是当前的“极大的危险”和“主要的危险”。

对于这些责难,毛泽东据理力争,坚持自已的观点。在打破蒋介石对苏区第四次“围剿”的问题上,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组成的“前方”又与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组成的“后方”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应该首先在赣江以东消灭防守力量薄弱的乐安、南丰、宜黄等地之敌,打通与赣东北的联系。而苏区中央局却要求红一方面军“迅速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乐安、宜黄作战计划得到批准。19328月,红一方面军出敌不意,突然发动进攻,在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敌5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震惊,急忙调整“围剿”部署。红一方面军此举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

由于战局的变化,为了避免与敌军形成打硬仗的僵局,红一方面军遂放弃攻打南城,撤回到东韶一带根据地休整,以再创有利战机。同时,对苏区中央局的遥控指挥给予一再的权宜处理。

对于红一方面军指挥员的正确意见,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表示极大的不满,认为要“给予无情的打击”。1932103,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开展“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毛泽东受到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执行者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攻打赣州是必要的,从政治上说是正确的,把受挫的原因归罪于毛泽东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对于攻克漳州,他们认为虽获胜利,但延缓了红军北上攻打大城市的任务。把毛泽东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的批评,说成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他们还把毛泽东提出的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指责是“守株待兔”,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并且在会上号召要对毛泽东进行“及时和无情的打击”。

面对这些指责,毛泽东难以接受,他进行了辩解和说明。而这在头脑里充满着“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看来,恰好成了毛泽东目无领导,一意孤行,没有组织观念,狂妄自大的表现。因此,参加宁都会议的人除了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希望毛泽东仍留在前线指挥作战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于是,毛泽东以“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的方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不久,在上海立不住脚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他们在反对“罗明路线”名义下,打倒了一大批赞成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包括了邓小平、古柏、毛泽覃等。这对于中央红军,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根据地,都无异于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从此,作为中央根据地的创始人、红一方面军的统帅、指挥红军连续三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毛泽东,直到遵义会议前,都没能再回到前线指挥作战。

执掌了红军指挥权的临时中央,脱离中国的实际,不顾客观条件,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作战中瞎指挥,最终尝到了恶果。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临时中央和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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